俄国学者公认, 勃洛克发展、完善了俄国象征主义, 并且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 是集大成的象征主义诗人, 也是20世纪的大诗人之一。

一、在爱的温情中勤奋创作的一生

勃洛克(1880—1921), 1880年11月28日出生于彼得堡一个贵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法学教授、哲学家, 但他对勃洛克几乎没什么影响。勃洛克一出生, 父母就离婚了, 父亲去华沙大学任教, 他们很少见面。勃洛克的童年是在外祖父安·尼·别凯托夫家度过的。对他日后有重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两个。

别凯托夫被称为“俄国植物学之父”, 曾任彼得堡大学校长, 学识渊博, 爱好文学, 他的家人个个在文学方面颇有造诣——勃洛克的外祖母、母亲、两个姨妈都是作家兼翻译家, 大姨妈则写小说和诗歌。与此同时, 别凯托夫作为文化名流, 青年时代就已结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与萨尔蒂科夫、屠格涅夫关系友好, 与契诃夫书信往来, 并与鲍特金、巴枯宁、丘特切夫、索洛维约夫的家庭保持着亲密的联系。这个科学、文化、文学气氛浓厚的家庭不仅开拓了小勃洛克的视野, 而且奠定了他良好的文化、文学基础。

勃洛克几乎是在女性的宠爱和爱的温情中长大的。图尔科夫指出, “他是全家的偶像和宠儿”, 外祖母、母亲、几位姨妈、奶妈, “人人都喜欢他”, 大家都围着他转, 给他看的《动物生活》准备相应的译文和注解, 为他讲故事, 朗诵茹科夫斯基、费特等人的诗歌, 念民谣。以至他在自传中写道, 从儿时起, 就有诗歌潮流在不断地冲击自己。尤其是母亲, “她的全部爱都集中到儿子身上。‘俯下身来的母亲的形象’, 勃洛克对童年的回忆总是充满感激之情。小时候他特别依恋母亲, 后来, 她不但成了他的老师, 还成了他可以信赖的朋友, 无话不说的知己, 他的诗第一个鉴赏家和第一个细腻和敏感的批评家”。在女性的宠爱与关怀中长大, 不仅培养了他女性般细腻、敏感的个性, 而且使他日后对索洛维约夫的“永恒女性”特别着迷, 更使他养成了女性般的生性腼腆, 沉默寡言。

勃洛克自幼聪慧, 五岁开始写诗, 并自办手抄杂志。当他于1903年在《新路》杂志上首次发表10首短诗时, 他已经写过600多首诗。1898年他考入彼得堡大学法律系。1901年, 由于对茹科夫斯基、柏拉图和弗·索洛维约夫等人的崇拜, 他转入文史系, 1906年毕业, 获副博士学位。

勃洛克早期的诗作与其情感经历密切相关。1877年夏, 不足17岁的勃洛克随母亲和姨妈出国, 在德国经历了一场爱的洗礼——与37岁的成年女性(几乎与勃洛克的母亲同龄, 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科·米·萨多芙斯卡娅热恋。据勃洛克的姨妈玛·安·别凯托娃回忆:“这是一个身材修长, 体态匀称, 容貌端庄, 有一双动人的蓝眼睛的女郎”, “她是小俄罗斯人, 她的风韵, 她的装束, 还有她的大胆而勾魂的逢场作戏, 很难不让年轻人想入非非”。这次恋爱, 既向他显示了高尚的爱情理想和爱的温情, 又揭示了这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及其在现实中的必然悲剧, 而这又成为此后他一生中对爱情悲剧的敏感、领悟与表现的基础。他写下不少诗表现这一段情感, 1922年辑为《少年的诗篇》出版。1909年, 讹传萨多芙斯卡娅已死, 勃洛克在感伤之中, 又写出了献给她的著名组诗《过了12年后》。1898年, 勃洛克热恋着美若天仙的少女——著名科学家、元素周期表的发现者门捷列夫之女柳鲍芙·德米特里耶芙娜·门捷列娃。他给她送丘特切夫、费特、梅列日科夫斯基、弗·索洛维约夫的诗及勃留索夫办的杂志, 为她写下了800多首诗。1902年11月, 他终于表白了自己的爱情, 1903年8月如愿以偿地和自己朝夕思慕的意中人门捷列娃结婚。

1903年是勃洛克春风得意的一年。春天, 他的处女作几乎同时在彼得堡的《新路》杂志和莫斯科的文选《北方之花》上发表。8月, 他与朝思暮想的意中人成婚, 沉浸在爱的温情中。与此同时, 他加入了象征派行列, 既与彼得堡的象征主义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 也与莫斯科的象征主义作家勃留索夫等建立了联系, 而他的诗在莫斯科建立的以别雷为代表的索洛维约夫青年崇拜者和追随者小组中受到热烈的欢迎。1904年底, 格利夫(狮身鹰头怪)出版社出版了勃洛克的处女诗集《美女诗草》。此后, 他对生活越来越关心。1906—1908年他的写作技巧趋于成熟, 著述甚丰, 已成为一位名闻遐迩的职业文学家, 为许多报纸杂志撰稿, 不仅作诗编剧, 而且也写评论文章和政论文章。

1909年, 勃洛克去意大利和德国旅行。1911年, 他再次漫游欧洲的巴黎、布列塔尼、比利时、荷兰、柏林等地。1913年, 第三次游历欧洲。到十月革命前夕, 他已成为俄国首屈一指的大诗人。1916年夏, 曾应征入伍, 在土木工程兵大队服役, 修筑野战工事, 得到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的消息后, 请假返回彼得堡。1917年5月, 进入为调查沙皇政府的部长和大臣的活动情况而设立的非常调查委员会工作。十月革命后, 他在国家经典作家作品出版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戏剧局、高尔基创建的世界文学出版社、大剧院、诗人协会(第一任主席)都担任过职务, 写了大量的论文、特写、书评以及历史、文化、文学和戏剧问题的札记, 也创作了一些诗歌。1921年8月7日因病去世。

在爱的温情中, 勃洛克一生创作相当勤奋, 著作颇丰。诗歌创作计有《美女诗草》(一译《美妇人诗集》)(1904)、《意外的喜悦》(1907)、《雪中大地》(1908)、《夜间集》(1911)、三卷集《诗歌集》(1911—1912)、《俄罗斯诗草》(1915)、四卷集《诗歌集》(1916)。陆嘉玉指出, 后来, “勃洛克将这些诗篇大体上按照写作年代编成了三部诗集。第一部诗集(1898—1904)包括组诗《黎明之前》《美女诗草》和《歧路》。第二部诗集(1904—1908)包括组诗《土地的泡沫》《城市》《白雪假面》《自由思想》以及长诗《紫罗兰》等。第三部诗集(1907—1916)包括组诗《可怖的世界》《报应》《抑扬格》《意大利组诗》《竖琴与小提琴》《祖国》以及长诗《夜莺花园》等。这三部诗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三部曲》, 每一集都标志着诗人生活和创作道路上的一定阶段”。他的两篇著名长诗《十二个》《斯基福》(一译《西徐亚人》)则写于十月革命后, 此后几乎停止了诗歌创作。他的创作集俄国象征主义之长, 因此被称为集大成的象征主义诗人。

勃洛克自小喜欢舞台艺术, 多次上台表演, 他正是在演《哈姆莱特》一剧时与门捷列娃熟识并相恋的。他一生写有多部戏剧, 主要有《抒情剧》(1908), 包括三部诗剧《滑稽草台戏》 《广场上的国王》和《陌生女人》, 《玫瑰花和十字架》(1912)等。

勃洛克在俄国诗歌史乃至文学史上拥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马克·斯洛宁指出:“他的名字是应与俄国五大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费特与邱采夫(即丘特切夫——引者)并列的……他不仅是个写出美妙诗句的人, 而且代表俄国文化。倘如我们说普希金奠定俄国文明之新阶段且表示出其未来的发展, 则继承普希金的勃洛克可以说是此阶段之最后一位人物。”

二、诗歌:先锋精神与公民意识的交织与融合

勃洛克的创作时间比较长。关于其创作与分期, 中俄学者有着不太统一的见解。

苏联学者科瓦廖夫等把他的创作分为早期诗作和摆脱象征主义影响之后两个时期。我国学者陆嘉玉的观点与此类似, 认为应该分为“早期的诗歌”和“成熟期的诗歌”两个时期。

孙美玲则认为应分为四个时期:“勃洛克的创作道路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1897—1901)以《美妇人诗集》为标志, 爱情为中心主题, 更多地表现了封闭的自我精神世界, 广泛而多样的人民生活尚未成为他的诗神所深切关注的对象。他的诗作意境平稳, 神韵和谐。第二阶段(1901—1908)以诗集《意外的喜悦》《白雪假面》、抒情剧《草台戏》等为代表, 他突破狭窄的生活圈子, 转向表现生活、社会、大自然、人的自发性力量, 他认为艺术是‘自发性声音和自发性力量’。第三阶段(1909—1917)诗人创作了《意大利诗集》、长诗《夜莺花园》《报复》, 以及剧本《玫瑰花和十字架》和大量文章。勃洛克的诗从表现自发性力量过渡到强调诗歌的倾向性和诗人的天职, 表现在俄罗斯实现美好生活理想的追求。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时期, 构成了诗人创作的第四阶段, 长诗《十二个》为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作, 长诗表现了诗人对革命的追求和赞颂。”

勃洛克在概括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 曾把诗歌探索分为三个阶段:神秘主义的“正题”阶段(1900—1904, 包括《黎明前》《美妇人集》《岔路口》三个组诗); 怀疑主义的“反题”阶段(1904—1907, 包括《大地的气泡》《城市》《白雪假面》《自由的思想》等组诗); 最后的“合题”(或“综合”)阶段(1908年以后, 包括《可怕的世界》《报应》《竖琴与小提琴》《卡门》等组诗), 而处于每一阶段中心的, 是关于俄罗斯的诗歌。他认为自己的全部创作好似一部完整、宏大的“抒情三部曲”, 他在其中描述抒情主人公“我”的道路:从最初的“和谐”走向“混乱”与“悲剧”, 再走向为“美”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 走向新生活与新俄罗斯的创造。阿格诺索夫等学者支持诗人自己划分的这种“人化的三部曲”(从瞬间耀眼的强光——穿越必经的沼泽林——奔向绝境、奔向诅咒、奔向《报应》——到“社会之人”的诞生、艺术家的诞生、直面世界的勇士的诞生……), 我国郑体武、李辉凡、张捷、李毓臻等学者也尊重诗人自己的这种划分。

我们认为, 前两种分期法过分注重社会现实政治内容, 而忽略了作为一个诗人对美的追求及其内蕴的复杂性(如科瓦廖夫等彻底否定象征主义, 认为勃洛克后期完全摆脱了象征主义, 而走上了现实主义道路), 而勃洛克自己的概括则比较准确。但我们认为, 任何一个诗人不可能生活于真空之中, 尤其是作为一个世纪之交的诗人, 作为一个置身于多次动**与革命时期中的诗人, 何况俄罗斯民族有很强的救世、公民意识, 勃洛克又从小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梅列日科夫斯基等救世主义及涅克拉索夫(他从小熟悉涅克拉索夫, 青年时曾一度熟读涅克拉索夫, 深受其影响)公民意识的影响, 因此, 他的诗歌创作是先锋精神与公民精神的融合, 只不过在早期先锋精神突出一些, 在后期公民意识浓厚一些而已。但他最好的诗往往是这两种成分的有机融合。

先锋精神主要指当时最前卫的哲学思想、文学思潮。勃洛克与索洛维约夫一家是亲戚关系, 往来颇多。他十分了解早逝的弗·索洛维约夫的哲学思想, 同时又受到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乌斯宗教救世观念的影响, 而弗·索洛维约夫的影响更大一些。弗·索洛维约夫的“两个世界”学说、“永恒女性”观念、道德纯洁理论对勃洛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勃洛克早期的诗歌几乎完全笼罩在弗·索洛维约夫的思想之下。如《美女诗草》本是写他对门捷列娃的爱恋之情, 但他以弗·索洛维约夫的理论为蓝本, 把门捷列娃神秘化、理想化, 变成“永恒女性”, 变成美与理想的化身, 从而使这一形象既实又虚, 达到了一种极其神圣纯洁的高度。与此同时, 他又接受弗·索洛维约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及勃留索夫等的影响, 大量采用象征主义的各种手法, 沉入自我心灵, 从而使哲学思想与象征主义有机融合, 体现了极为突出的先锋精神。

公民意识在俄国根深蒂固, 它具体体现为爱国热情、人道情怀、个性独立。《伊戈尔远征记》早已初步奠定了这方面的基础。而法国古典主义文学17、18世纪在俄国的盛行, 更是明确强化了这一点。古典主义文学要求热爱祖国、尽职尽责, 即使感情与爱国发生冲突, 也必须以理智克制感情, 克尽义务。19世纪普希金、“十二月党人”诗人、涅克拉索夫及“民粹派”在这方面一浪高过一浪, 终于使公民意识高扬到了极点。科瓦廖夫等指出, 勃洛克正是在这深厚的文学文化传统中培养了很强的公民意识, 并因此而深深影响了青年诗人叶赛宁:“勃洛克关于抒情诗的自我表白性, 关于抒情诗中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不可分割以及关于诗人的公民责任感等看法是叶赛宁所共有的。”

先锋精神与公民意识的交织与融合, 使勃洛克的诗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魅力, 较之纯象征主义的神秘、虚幻多了一份明朗、厚实, 而较之纯公民诗, 则又多了一份含蓄与韵外之致。

先锋精神与公民意识的交织与融合具体表现为:

第一, 向往彼岸与关注现实的并存与融合。应该说, 在早期, 由于受弗·索洛维约夫及象征主义诗人的影响, 勃洛克不少诗歌的形象、意境、情节乃至语言, 往往是离开现实、日常生活和此时此地的, 而属于精神、理想和“永恒”的范畴, 宗教色彩颇浓, 表达了诗人对彼岸世界的憧憬与向往。如《当城市隐入夜幕》一诗:

当城市隐入夜幕, /当忧虑进入梦乡, /啊, 天堂的神曲又响了, /尘世的喧嚣显得多么平常!//如果火红的玫瑰为我吐艳, /生活的风雨又算得了什么!/当胭红的晚霞缀满西天, /人类的眼泪又算得了什么!//越过鲜血、痛苦和灵柩, /万能的主啊, 请你接受, /我这不敬不肖的奴仆, /这杯**的烈酒!(王意强、李四海译)

这种对彼岸世界的向往, 主要以对“永恒女性”的憧憬表现出来, 《美女诗草》中的不少诗属于这一类型, 如《我们在圣像前祈祷》:

我们在圣像前祈祷, /肃穆的教堂静悄悄。/在神灯的光辉里, /浮现出女神的微笑。//烛光融融, 四壁浑然一体, /我们在内心祝愿, 默默无言, /在上面——在昏暗的圆顶上, /一缕阳光微微闪现。//从这古老的殿堂穹窿里, ——/从那朦胧的奥秘深处, /一位神灵在我面前降莅, /带着女性的温存笑意……(丁人译)

不过, 也并非如不少学者所言, 此时勃洛克完全沉浸于彼岸世界, 而不关注现实。事实上, 在此时期, 勃洛克也写了一些反映现实、关心人民的颇具人道情怀的诗。阿格诺索夫等指出:“正是在这一时期诗人从‘天上’降到了‘地上’, 开始关注起‘日常生活’, 关注起受到贫穷和无权状况压迫的痛苦的人们的世界。”在这方面, 勃留索夫对他有直接的影响。勃留索夫特别注重写城市生活, 写柏油马路和大理石建筑, 后来又转向“大地母亲”, 从喧闹的都市转向俄罗斯乡村大地——而这, 正是一种对现实的关心与反映。在其影响下, 勃洛克也创作起反映城市生活的诗来, 只不过, 他比勃留索夫更多了一份人道情怀——对下层人民的贫困无助生活的反映。不过此时, 他还未能把先锋精神与之结合起来, 如《工厂》:

隔壁房子的窗户泛着黄光, /暮色初降, 暮色初降, /沉思的门闩吱吱作响/一群人涌进工厂。//厂门又隆隆紧锁, /在墙头上, 在墙头上, /有个黑影, 一动不动, /暗地清点人数, 匆匆忙忙。//我居高临下, 耳熟能详:/他用那破锣般的怪嗓, /吆喝着院落里聚拢的人群, /再弯下疲惫的脊梁。//人群进厂后散向四方, /重物又压上苦力的肩膀。/昏黄的窗口里笑语声喧:/这一伙穷鬼又被欺诓。(王意强、李四海译)

这里, 我居的“高处”和院落的“下面”是不同的两个世界, 一个是诗人的较为富裕、轻松的世界, 一个是现实生活中充满汗水、血泪和欺诓的最底层世界, 但它们都不是彼岸世界, 而是世俗的现实世界、此岸世界, 尽管它们之间未能合成一体, 不能沟通、理解和交流。

但不久, 勃洛克便让“永恒女性”降临到世俗生活中间, 使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交织、融合起来, 如其名诗《陌生女郎》:

每到夜晚, 餐馆上空的热气, /便显得沉闷和野蛮。/春天腐朽发霉的气息/不时操纵醉汉的叫喊。//尘土飞扬的小巷深处, /高过寂寞的郊外别墅, /依稀可见面包店的招牌, /隐隐传来孩子的啼哭。//每天晚上, 在路棚那边, /在恶浊的排水沟之间, /油腔滑调的浪**鬼们/歪戴着帽子跟女人纠缠。//湖面上响起女人的尖叫, /还有吱吱哑哑的桨声, /看惯了这一切的满月/没精打采地悬挂在天空。//每天晚上我的杯中都映出/我唯一的朋友的身影, /像我一样, 神秘的苦酒/把他折磨得萎靡不振。//而邻桌旁边有几个侍者/直挺挺地站着, 睡眼惺忪。/眼睛喝得通红的醉鬼们/高声叫嚷:“真理在酒中!”//每天晚上, 在约好的时间/(也许我不过是在做梦) /一个裹着丝衣的少女的腰身/在朦胧的窗子里闪动。//她在醉鬼之间从容走过, /总是只身一人, 不须陪伴, /她一身香气, 云缠雾绕, /悄然落座在窗台的旁边。//她的富于弹性的丝衣/散发着古老的传说, /她的帽子上嵌着丧羽, /纤细的手指上指环闪烁。//我被奇怪的亲近感左右, /不由得把她注视。忽然, /透过黑色面纱我发现了/迷人的远方, 迷人的彼岸。//我悟到了一个奥秘, /还得到某个人的太阳, /我灵魂的每一次微动, /都浸透了辛酸的酒浆。//那低垂着的鸵鸟羽毛/在我的脑海中摇晃, /深邃的蓝色的眼睛/在遥远的彼岸闪亮。//我灵魂深处有个宝藏, /它的钥匙只归我一人!/你是对的, 酩酊的怪物!/我知道:真理在酒中。(郑体武译)

这首诗表明勃洛克已从《工厂》中的“高处”走入现实生活之中。不仅是“我”, 而且是作为理想之象征的“陌生女郎”也从彼岸世界走入乌烟瘴气的世俗生活之中。这样, 庸俗、龌龊、寻欢作乐、醉中逃避、贫困饥饿的现实生活与不知来自何方而又孤独奇幻、使“我”窥见“迷人的彼岸”“迷人的远方”的“陌生女郎”所代表的“理想”就交织、融合了, 我虽然陷身于污浊的现实生活之中, 但从此有了希望, 有了振奋, 有了追求。阿格诺索夫等指出:“诗人在这里似乎把对现实的两种观点放在一起。一方面, 这是放纵的鄙俗取得了胜利(整个第一部分)。另一方面, 在这一仿佛是贫瘠的土壤上有可能生长起真正的理想、崇高的美(第二部分)。”

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向前, 勃洛克在时代的推动下, 爱国热情和关心下层人民的人道情怀空前高涨。他认为:“天才, 首先是具有人民性的”, “克服孤独感的唯一可能是接近人民的心灵和从事社会活动”。在1905年至1917年两次革命之间, 他对祖国和人民的历史命运特别关注, 创作了著名的抒情诗《在库科利沃战场上》(1908)、《抑扬格组诗》(1907—1914)、《老鹰》(1916)等深为苏联文学史家津津乐道的作品。有时, 他甚至不惜放弃象征, 直抒胸臆。如《是的, 灵性这样说》:

是的, 灵性这样说, /我的自由的幻影, /总是在依恋地走向那/屈辱、污秽、黑暗和贫穷的地方。/在那里, /人们比较谦逊, 比较低微, /从那里看这个世界, /世界则是另一个样……/你看到过巴黎街头的孩子么?/或者, 在冬天, /你看到过桥洞里的叫花子么?/快睁开你的眼睛, /看看这可怕的漆黑的生活吧!/在你的祖国, /当伟大的暴风雨还没有清除这一切时, /让正义的愤怒成熟吧!/着手准备工作吧!……/不能, /不能让忧郁和烦闷/在你心中积聚和燃烧……/但是, 只要擦去/欺骗生活面目的油腻的胭脂, /胆小的田鼠, /就会从光明的地上钻到地下, /并在那儿栖息不动。/呵, 无情地憎恨这整个的生活吧!/蔑视这个世界吧!/即使看不到未来, /也要对今天否定地说一声:不!(丁人译)

人的探索是艰难的。勃诗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在探索中, 必然有困惑、迷惘, 由于当时现实的黑暗, 更会有痛苦和绝望, 这也在勃洛克的诗中体现出来。因此, 在1905年至1917年之间, 勃洛克的抒情诗中更多地鸣响着两个声音, 一个声音承续着早期, 揭示他称之为“可怕的世界”中人的孤独、痛苦与绝望, 渴望着拯救与解放; 另一个声音则向往未来, 向往革命, 透过绝望与痛苦、爱恨交织而表达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的希望, 坚信“世界上应该有的东西”定会到来。前者是象征主义的, 后者是公民的, 两者交织、融合, 构成了勃洛克诗歌独特的艺术魅力。十月革命后, 他在思想上更多地倾向公民意识, 但在手法上则运用象征主义及各种民间手法、现实主义技巧。他自己也认识到这种过度地转向社会, 对心灵、精神是有所丧失的, 早在1911年致别雷的信中他已指出:“我全部诗篇加在一起, 乃是‘人的形成过程的三部分’:从一瞬间极度灿烂的闪亮开始——通过必经的沼泽地带的森林——走向绝望、诅咒、‘报复’——到诞生一个‘社会的人’, 一个艺术家, 他勇敢地放眼世界, 他有权去研究诸多形式、去审视‘善与恶’的雏形——以丧失部分心灵作为代价。”

第二, 沉入自我心灵和思考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命运相互交织融合。应该承认, 在最初, 勃洛克较多地沉迷于个人世界, 他追求精神高洁, 渴望热烈、纯洁的爱情, 向往彼岸世界。因此, 其诗写自我追求较多, 如《我心中有个宏伟的愿望》:

我心中有个宏伟的愿望:/我要奔向美好的地方。/在那儿, 翠绿的原野净洁宽广, /就像神奇的梦境一样。//蓬松的三叶草, 朴素的矢车菊, /遍地鲜花开放, 争艳斗丽。/在这儿, 到处可听到悄声细语:/麦穗垂头……路接天际!//在这辽阔的绿色的海洋, /有朵花儿洁白如玉……/那是在云雾中啊, 你没有看见, /我看见了——我把它摘取!(丁人译)

而更多的是写爱情的苦恼与甜蜜, 或写这两种情感的交融, 如《“神秘透明的幻影……”》:

神秘透明的幻影在轻轻飘动, /飘向你, 随你一起在苍穹升腾。/呵, 你显圣了——/在不可知的蓝色的梦境。//瞧你面前:高山大海蔚蓝一片, /森林田野郁郁菁菁, /飞鸟在自由的天空欢唱, /紫雾弥漫, 彩霞艳盈。//在这儿, 在屈辱中, 一个卑微的凡人, /顷刻窥见你圣洁的芳影, /他曾充满灵感将你歌颂, /可是你并不知情。//卑奴瞻仰你不朽的圣颜, /在大庭广众前, 你没认出他, /也没投赏他以嫣然一笑, /令他心中怅然, 遗憾无限。(丁人译)

在此时, 诗人并非不关心人们的幸福。在献给演员达尔马托夫的一首诗中, 他就声称“我同情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 但一般来说, 他与生活距离太远, 因而关心的只是抽象的“人们”, 而非具体现实中具体的人们。在残酷的现实中, 他逐渐认识到了这一荒谬, 如《“在可鄙的偶像前……”》:

在可鄙的偶像前, /编造神圣的美梦, /在杀戮和战争的硝烟里, /颂扬庙堂的静谧; //凝视着寒夜的朦胧, /我恍然看到一颗火星, /满怀上帝慈悲心肠的诗人呵, /这就是你荒诞而残酷的命运。(丁人译)

由此, 他开始反思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命运。思考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命运问题, 在俄国有着优良而又悠久的传统。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所开创的“多余人”形象, 即是其源头, 此后, 屠格涅夫、赫尔岑等进一步深化了这一问题。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 “民粹派”运动把这一问题弘扬到至高点。民粹派的思想家拉甫罗夫(1823—1900)在其《历史信札》(1870)中认为, 受压迫的劳动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因此, 享受文明的少数人, 即知识分子, 应该承担起应负的责任, 向人民偿还欠债。他指出, 知识分子应该组织起来, 寻求真理, 争取建立公正的社会制度。他的思想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俄国掀起了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汹涌浪潮。列夫·托尔斯泰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与此相近, 他们都在思考着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命运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 勃洛克开始思索这一问题。起初, 他目睹人民的穷苦与屈辱, 不满自己不能融入人民之中, 如《“夏天, 禾苗在田里茁壮生长……”》:

夏天, 禾苗在田里茁壮生长, /有的在伸头, 有的在弯腰, /它们整夜在微风下低声说道:/现在是开花结实的时候了。//但是, 过着饥寒交迫的奴隶生活, /却是一天不如一天, 一年不如一年。/当田里的庄稼正在抽穗, /受屈辱的人民却为何在叹息?//呵, 人民, 人民是大地的花冠。/所有花的属性都是欢乐和美丽; /然而我却不能摆脱主人, /——在这美好的夏季。(丁人译)

他甚至深感到人民不会带他们一同前行:

生活的帆船/已经搁浅。/从远方就能听到, /工人们的呐喊。/空**的河水上, /回旋着歌声和不安, /走来一个彪形大汉, /厚呢大衣披在双肩。/他掌着木舵, /扬起了风帆, /撑起了船篙, /胸部紧压在上边。/红色的船尾, /悄悄地转弯, /斑驳陆离的房舍, /箭一般的倒向后边。/他们已离这里很远, /仍快活地划桨向前。/唯有你和我啊, /他们准不会带上帆船!(王意强、李四海译)

在长诗《报复》的序诗《人民和诗人》中他更是明确指出:“英雄也不能随意地得到赞美, 英雄的后盾是人民。”而“人民精神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 儿子是父亲的反映”。于是, 他毅然宣布“不图舒适”“不要安闲”, 宁可冻死在冰天雪地里, 也不愿再回世外桃源, 而愿投身于人民之中(《大地的心脏又冻得冰凉》)。他把希望寄托在他认为能改变丑恶现实, 带来美好前景的革命上。于是, 十月革命后, 他撰写了一系列论文, 探讨知识分子与革命的问题, 如《知识分子与革命》《艺术与革命》《现在该做什么?……》等。在长诗《斯基福人》中, 他把俄国当成一个知识分子与人民融合无间的整体, 它具有一种特殊的强大力量, 它“熟谙一切——法国的深邃思想, 德国悒郁天才的诗篇”, 它“记得一切——巴黎街头的苦难, 威尼斯的清爽沁人心田”, 它可以袖手旁观, 让象征东方的蒙古人与代表西方的欧洲人龙争虎斗, 两败俱伤, 也可以捏碎敌人的骨头, 使任性的烈马驯服就范, 给世界带来和平, 使大家“像兄弟一般”, 参加“劳动与和平的圣餐”和“愉快的兄弟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