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用人的一生》是一部揭露沙皇专制警察机构的某些黑幕的作品, 以1905年革命前后的彼得堡为背景, 描写了专制警察和密探的监视、跟踪、逮捕、煽动、镇压等一系列罪恶活动的策划与实施, 包括“流血星期日”和全俄政治罢工期间沙皇鹰犬的蠢动。主人公“没用的人”克林科夫面对周围无所不在的恶, 从胆怯、恐惧到屈服、顺从, 最终变成了警察的密探。小说透过卑顺者走向反动的生活史, 首次描绘了在1905年革命中堕落为绞杀革命的帮凶的小市民形象, 触及了民族劣根性阻碍历史前进的重要课题。

《忏悔》的主人公马特维, 是一个弃子, 善良而纯洁, 被教堂里的助祭拉里翁收养。在他十岁时, 善良的拉里翁因落水而死, 马特维又被无比贪婪的地主管家季托夫收养。自此, 他的人生开始遭遇一系列的打击。为了娶到季托夫的女儿, 他开始昧着良心在农场敛钱。结婚几年之后, 他的妻子在一次难产中去世, 不久他三岁的儿子又因为把砒霜误当作白糖食用也死了。马特维此时开始怀疑上帝的存在:“我不是怀疑你的存在, 只是怀疑你的慈悲心肠。因为我觉得, 你抛弃了所有的人, 使他们得不到拯救, 走投无路。”然而, 对于纯洁善良的马特维来说, 没有上帝, 人又该怎么办呢?他只好自杀。自杀未遂之后, 他明白了“死也是个谜, 而我一直寻找的却是对人生的答案”, 于是, 他外出四处寻找“人生的答案”, 却在教会人士那里一再受骗受挫, 最后在人民群众中找到了自己的上帝:人民是“大地的主宰和奇迹的创造者”, 民众就是“我的上帝, 诸神的创造者”。

以往学术界由于列宁对于造神论的批判, 认为《忏悔》是一部宣扬造神论的作品, 因而是一部失败之作, 汪介之对此进行了很有见地的反驳。[3]汪介之指出, 在高尔基看来, 造神论是反对个人主义、宣扬集体主义崇拜人民的学说, 因此, 《忏悔》所张扬的造神论思想的中心内容是:神(上帝)是人民精神的产物, 人民群众是上帝(神)的创造者; 当人民的全部意志汇合在一起, 就会从中产生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 这就是真正的、无所不能的上帝。它不是任何英雄或圣人, 而是民众自身的统一力量:个人只有在整体中才能找到永生。作家认为, 通过这种思想的宣扬, 可以树立集体主义的道德伦理观, 破除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念。其实, 对此高尔基本人早有解释:“我是无神论者, 在《忏悔》中我要表现一个人怎样才能够从个人主义达到对世界的集体主义的理解……《忏悔》中的主人公马特维所理解的‘造神’就是以集体主义精神, 为使人摆脱内在的和外界的奴役这个一致的目标而团结一切人的精神去建设人民的生活。”

汪介之进而指出, 从艺术上看, 《忏悔》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 作品浓郁的生活气息, 它以生动鲜明的形象对教会的黑暗和虚伪所作的入木三分的揭露, 随着主人公马特维足迹所到之处而呈现于读者面前的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 都表明成型的作品早已突破“宣扬造神论”的框架, 成为一部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小说以第一人称角度展开叙述, 无论人物刻画、场面铺排、景色描写、情节交代, 都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 并始终伴有“我”的忧郁与思索, 开始显露出自传体三部曲那种优美的风格。因此, 无论是就作家的思想在作品中的渗透程度而言, 还是就这部作品在高尔基所有小说中的传承作用而言, 《忏悔》都应该被视为高尔基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夏天》描写1905年革命后, 职业革命家叶戈尔从城市来到农村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在他的影响下, 农民群众开始觉醒, 农民中的先进分子组织了革命小组, 进行反对沙皇和地主富农的斗争, 堪称《母亲》的续篇。

“奥库罗夫三部曲”包括中篇小说《奥库罗夫镇》(1909—1910)、长篇小说《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1910—1911)和《崇高的爱》(1912)。其中, 《奥库罗夫镇》以1905年革命事件为背景, 通过小镇居民在革命的消息传来时的种种反应, 勾画出参加“闹事”和反对“闹事”的两部分人所共有的昏聩、愚昧和凶残, 从而提供了俄国小市民生活和精神心理特点的一个横剖面。《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则以同名主人公一生的经历为主线, 在自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上, 致力于对奥库罗夫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心态作一番历史的追寻, 完成了对于俄国小市民阶层的纵向剖析, 像《奥库罗夫镇》一样, 批判了顽固、落后、保守、自私的小市民习气, 揭露了小市民反对革命、阻碍社会进步的本质, 挖掘民族历史发展滞缓的原因, 深入揭示俄罗斯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心理的基本特征及其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

《意大利童话》是一部以童话形式反映现实的短篇故事集, 由27篇美丽的故事组成, 在美妙的自然景色、风土人情的背景上描述意大利人民的多方面生活, 题材新颖, 内容丰富, 受到俄国和意大利作家的一致好评。

《俄罗斯童话》(1911—1917), 则为国民劣根性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的显现提供了一组绝妙的讽刺性写照。鲁迅指出:“虽说童话, 其实是从各方面描写俄罗斯国民性的种种相”, “短短的16篇, 用漫画的笔法, 写出了老俄国人的生态与病情”。

《罗斯记游》(1912—1917)包含29个短篇。作品的主人公有小市民、手工业者、小铺老板、教堂执事、退役军官、破产商人、外省知识分子、破落贵族、菜园主各色人等, 涉及社会各阶层。高尔基曾谈道:“我想用它们勾画出我所理解的俄罗斯心理的若干特征和俄罗斯人的某些最典型的情绪。”

创作于十月革命后的《日记片断》(1924)和《1922至1924年短篇小说集》(1925), 或取材于革命年代的现实生活, 或向记忆、向不堪回首的往事汲取诗情, 均成为对民族生活和文化心态的“直接的研究”和“如实的写生”。

汪介之对此时期的总结是:第一次俄国革命(1905—1907)失败后, 当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忙于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力图从政治上、组织上鼓舞人民再度奋起时, 高尔基却以对革命失败的痛苦思考为起点, 转入对俄罗斯民族文化心态的剖析, 提出重铸民族灵魂的重大课题。他着意以一种历史、土地和人民相统一的文化观念来考察他所挚爱着的俄罗斯民族, 力图发现民族性格中的强弱两个方面及其与民族历史发展之间的有机联系, 探测未来历史的动向。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胜利, 并没有中断高尔基的追寻, 反而又把革命与文化的关系这一敏感而重要的问题加入他的思考中。这一探索过程一直延续到1924年。前一阶段创作中改造社会环境的呐喊, 已开始被改造“人”自身的呼唤所替代。经由揭示民族灵魂的面貌, 促进一种新的民族精神的诞生, 成为贯穿这个时期作家全部创作的鲜明意向。如果说, 《没用人的一生》和《夏天》还只是第一次革命的独特回音, 《忏悔》还表明作家试图通过高扬人民群众的巨大创造性给他们以充分的自信心; 那么, 从《奥库罗夫镇》开始, 高尔基便以“奥库罗夫三部曲”“自传体三部曲”、《罗斯记游》《俄罗斯童话》《日记片断》《1922—1924年短篇小说集》等一系列作品, 绘制了一长幅俄罗斯民族风情画、民族心理解剖图。这些作品的中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俄罗斯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何以如此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它们共同记录了高尔基在民族文化心态批判这一总体方向上艰难跋涉的足印。这个时期是高尔基一生创作中最辉煌的时期。清醒的现实主义笔法, 纯熟洗练的描写艺术, 行云流水般优美自如的叙述语调, 体现着作家忧患意识的沉郁的风格, 一起显示着作家新的美学追求与杰出的艺术才华。

高尔基中期作品记录了作家在民族文化心态研究这一总体方向上艰难跋涉的足印, 是高尔基一生创作中最辉煌的时期。清醒的现实主义笔法, 作品故事性的弱化, 情节结构上的开放性、剪辑性特点, 洗练、平易、恬淡、冷峻的语言风格, 显示着作家新的美学追求与杰出的艺术才华。

晚期创作(1925—1936):高尔基在国外期间, 一直关注着国内的文学与社会生活。1924年列宁的逝世, 曾给他以强烈的思想震动。1928年5月, 他曾回到阔别七年的国内小住, 10月返意大利, 以后每年(除1930年未回国外)几乎都在相同的时间内往返一次, 直至1933年最后回国定居。面对国内的现实, 他既为经济建设的某些成就而高兴, 又为极左思潮的泛滥成灾而忧虑和痛心。为保护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知识分子和干部, 伸张正义, 为了文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他同极左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终于力不从心。晚年除写了许多热情洋溢的特写、政论、评论文章外, 还著有长篇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1924—1925)和史诗型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5—1936)。因此, 这个时期主要作品就是两部长篇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是一部俄国资本主义的兴亡史, 在从19世纪中叶俄国农奴制改革到十月革命这五十多年的广阔历史背景上, 描写一个家庭三代人的变迁, 从心理和道德角度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必然衰落。

阿尔塔莫诺夫家族的第一代老伊里亚出身农奴, 利用农奴改革时得到的一笔酬金, 买土地, 开工厂, 发财致富, 成为纺织界的暴发户。老伊里亚精力充沛, 野心勃勃, 残暴贪婪, 他挤垮了封建贵族, 残酷压榨工人, 充分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特点。他死后, 长子彼得继承父业, 但他思想保守, 贪图安逸, 缺乏父亲的魄力和能力。对他来说, 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是个沉重负担,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精神苦闷, 道德堕落, 沉溺于**的生活之中, 无所作为。次子尼基达身患残疾, 心理变态, 对彼得的妻子怀有异常的感情, 失恋后自杀未遂, 从此失去生活的勇气, 逃进了修道院。到了阿尔塔莫诺夫家的第三代, 更是每况愈下。彼得的次子雅科夫贪吃贪睡, 满身肥肉, 百无聊赖, 一事无成, 在十月革命后仓皇出逃。半路上被人像废物一样从前进的火车上扔了出去, 成了一堆历史的垃圾。

小说以农奴出身的麻纺厂主阿尔塔莫诺夫一家三代人对待“事业”的态度和心理的变化为基本线索, 以及这一家族一代不如一代的演变过程, 指出空虚、无聊、平庸是阿尔塔莫诺夫家族后两代乃至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基本特征, 揭示了俄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发育不全而且精神品质日益蜕化的特点, 勾画出俄国资本主义经历了短暂的兴盛时期后很快就走向衰落甚至灭亡的命运。作品同时还使人们注意到:这一切既是俄罗斯的独特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 又从一个特定角度昭示着这个民族未来的历史行程。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是高尔基花了十多年心血创作的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巨著。其中心人物萨姆金出身于外省某城市的一个“中等”家庭, 在家乡读完中学后, 先后到彼得堡和莫斯科大学法律专业学习, 毕业后给一名律师当助手, 但却渐渐地几乎断绝了自己同法律的一切职业联系。1905年革命中, 他起初对革命运动持旁观态度, 站在超党派的立场, 继而为革命潮流所裹挟, 一度“被推进”起义行列, 后来“无意中”当过告密者。革命失败后, 他来往于外省与首都之间, 并短期旅居德国、瑞士、法国, 似乎主要是作为一个“观察者”存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月革命时期, 在1917年4月列宁返回彼得堡时, 他被密集的人群挤倒, 活活踩死, 并像一袋骨头那样被抛弃在路旁。

主人公萨姆金是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不自愿的革命者”, 他追求的是“最独立不羁的位置, 而这种位置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却对他最相宜”。他在革命浪潮高涨时加入了革命阵营; 而在低潮时, 即表现出敌视革命的面孔。他是个人主义者, 崇拜“个人英雄”, 轻视人民; 对待爱情, 也是为我所用, 和许多女人同居, 而无爱情可言; 他的政治立场多变, 十分善于伪装, 他参加了革命, 却又与宪兵、暗探等反动分子混在一起。1905年12月起义时, 他逃到外省, 离开革命。起义失败后, 他在十字路口徘徊。当革命再次高涨起来时, 他公然阻拦迎接列宁的群众, “像一个充满了卑贱拙劣物品的脏口袋一样”被历史抛弃了。萨姆金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典型, 他的毁灭是历史的必然。

小说的另一主人公库图佐夫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真诚坦率, 大公无私, 具有大无畏的献身精神。

关于这一作品, 至今仍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是彻底否定。俄国的高尔基专家巴拉诺夫认为, 这部小说实际上是一本相当枯燥无味的书, 是作家精神危机的反映, 是作家痛苦、自相矛盾的反映, 也是作家试图解决其困惑的尝试。尤利娅·丹扎斯更具体地谈道:“高尔基想创作出一部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巨著, 打算用这部巨著来结束他的创作生涯。这部巨著他写了好几年, 写得很艰辛, 然而徒劳无益。《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一部语言冗长、结构松散、枯燥乏味的作品。高尔基深感自己在创作上无能无力。”

我国的汪介之则认为萨姆金绝不只是一个生活的观察者。40年间变动着的俄国现实既是他的观察对象, 又是他的性格和心理赖以生成的环境。他在各方面都是中等水平, 却要竭力表明自己的不平凡; 他希望得到人们的尊重与崇拜, 却不愿受任何拘束, 不愿尽任何义务; 他对什么都不相信、不入迷, 总是给自己披上一件超越于一切思想之上的“怀疑论者”的服装, 他本身的思想其实有着明显的破碎性、庞杂性; 他缺乏对人的信任、尊重和爱, 对人冷漠, 常隐含敌意。他曾标榜自己对革命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 其实他始终是从能否显得与众不同、保持自己的“独立自由”的角度来看待革命的。他始终没有任何坚定的信仰和明确的社会理想, 更不会为任何一种革命而奋斗或献身。萨姆金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和命运归宿, 在很大程度上对认识俄罗斯、了解俄罗斯人的灵魂有意义。他的精神文化性格, 既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的某些消极特征, 又是这一民族文化环境的必然产物。他的空虚无为的一生, 既表现出横跨两个世纪的俄国部分知识分子的沉浮起落, 又显示了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无可回避的命运轨迹。借助萨姆金这一形象, 高尔基艺术地揭示了部分俄国知识分子市侩化的历史真实, 对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心理弱点进行了痛切的批判。此外, 从作品中还可品味出作家关于提高民族文化心理素质、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发挥等几个方面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思考, 聆听到一代忧国忧民的真诚知识分子的心声。因此, 这部作品既是一部思考俄罗斯民族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史诗性巨著, 又是作家长期进行民族文化心态研究的总结性成果。小说沿着主人公萨姆金的生活轨迹, 生动地记录了十月革命前40年间俄罗斯生活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表现了各种思潮、学说、流派之间的纠葛与冲突, 塑造了几乎无所不包的社会各阶层人物众生相, 描绘了从城市到乡村、从首都到外省、从国内到国外的五光十色的生活图画, 多方位、多层次地表现出俄罗斯人的人生态度、思维模式、情感方式和价值观念。

总之,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主要表现的是:经由主人公的眼光所观察到的、由他所感受到的社会精神生活史以及主人公的“灵魂史”, 即他的性格、心理、精神特点的形成、变化与发展过程。小说生动地再现了革命前40年间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和一系列重大事件, 塑造了几乎无所不包的社会众生相, 并且表现了各种思潮、学说、流派之间的纠葛与冲突, 所以被称为那一时代“俄罗斯精神生活的编年史”。主人公萨姆金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和命运归宿, 具有可据以认识俄罗斯、了解俄罗斯民族心态的意义。通过这一形象, 作家力求在性格与环境的辩证关系中探索俄罗斯历史、文化与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命运之间复杂的有机联系, 揭示俄罗斯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的基本特征, 促进民族精神文化的革命性转换。小说具有较大的思想容量、鲜明的理性色彩和波澜壮阔的史诗风范。在艺术技巧方面, 作家广泛吸收了现代派的某些成功经验, 如描写人物的梦境、幻境、联想、潜意识, 以象征、隐喻、荒诞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内心状态和意识流程, 显示出20世纪现实主义的新动向。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高尔基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具有双重的总结性:一是作者对自己创作的全面总结; 一是对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艺术总结。小说的情节从1877年开始, 直到1917年, 历时40年。小说对这期间的风云变幻、历史事件囊括无遗。小说中活动着的“所有阶级的代表人物”总共约有800个之多。小说的主人公是克里姆·萨姆金, 他40年的生活历程构成小说的主线, 小说的副题是《一个灵魂空虚的人的故事》。

韦建国认为, 高尔基晚期的两部长篇小说的基本特色, 是开阔的艺术视野结合着深邃的哲理思考, 强烈的历史感伴随着缜密的心理分析, 叙述风格上则显示出一种史诗般的宏阔与稳健。在人物形象刻画上, 作家还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心理描写方面的某些新鲜经验, 如通过人物的梦境、幻觉、联想、潜意识, 或以象征、隐喻、荒诞的手法来描写人物的内心分裂、精神危机和意识流程。这既表明高尔基在创作方法的运用上是不拘一格的, 又显示出20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新特色。但其作品也有明显的缺点, 丘科夫斯基指出:“高尔基笔下的所有主人公都喜欢高谈阔论。每个人都是刚一出场, 就开始阐述自己的哲学。每个人都是满口箴言; 没有人独立自主地生活, 而只是为了箴言。人们活着、动着, 不是为了行进, 不是为了生命, 而是为了高谈阔论。”

关于高尔基晚期创作, 汪介之也有颇为全面、精彩的总结:导致此时期艺术道路又一次发生重大转折的直接原因是列宁的逝世。高尔基在受到强烈的精神震**之余, 觉得有必要认真回溯一下自己的思想历程。十月革命以后八年来的现实所给予他的各种印象, 又触发了他早就打算给俄国资产阶级和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以艺术性总结的念头; 对于俄罗斯人的灵魂的关注, 对于俄罗斯民族命运的思考, 更成为作家晚年的思维热点。于是, 就有长篇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回忆录《列宁》和史诗性的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等著作的问世。它们既是对于近代俄国历史特别是社会精神生活史的艺术概括, 也是作家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思和清理的精神成果。更为重要的是, 在高尔基以艺术家兼史家之笔绘制的俄国生活动态全景图中, 可以窥见他对整个俄罗斯文化、俄罗斯民族命运与未来的忧虑和思索。作家对自己与列宁的交往史的回顾, 伴有一种沉重的自省意识。他对俄国资产阶级的独特面貌和历史命运的形象勾勒, 蕴含着对于俄国历史发展独特性的沉思, 对于俄罗斯民族文化心态的批判。他对十月革命前40年间俄国社会精神生活的演变特别是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艺术展示, 则交会着对自己关于俄国知识分子问题的长期思考所做的一次全面梳理, 对于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特征的再考察, 对于国家和民族未来命运的探测。所有他的这些作品都围绕着“认识俄罗斯, 认识俄罗斯人的灵魂”这一中心而展开。透过这一时期的创作, 不难发现作家既在总结和反思历史, 又有意让历史对自我(作为知识者)作一番审视:既欲唤起全民族的自我反省意识, 又希望人们都能更多地关注民族的未来。高尔基留给我们的这最后一部分文学遗产, 共同显示出回眸历史、探测未来的基本思想指向。和这种丰厚深刻的内容相适应, 呈现于作家晚期作品中的基本特色, 是开阔的艺术视野结合着深邃的哲理思考, 强烈的历史感伴随着缜密的心理分析, 叙述风格上则显示出一种史诗般的宏阔和稳健。

值得一提的是, 高尔基一生写过30多篇回忆录, 大部分写于20年代, 其中最著名的有:《回忆列夫·托尔斯泰》(1919—1923)、《列宁》(1924—1931)、《回忆契诃夫》(1930)。

三、自传体三部曲:借自传揭露国民性表达理想

《童年》(1913)、《在人间》(1916)和《我的大学》(1923)三部中篇小说, 是高尔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自传体三部曲, 贯穿于三部曲始终的是自传主人公阿辽沙, 这是高尔基的一个自传性形象。自三部曲陆续问世以来, 已将近百年, 岁月悠悠, 风云变幻, 沧海桑田, 大浪淘沙, 而这三部曲却始终保持着艺术魅力, 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成为高尔基创作中最受欢迎的作品。

《童年》主要描写“我”(阿辽沙) 1871年3岁时父亲去世跟随母亲离开阿斯特拉罕去下诺夫哥罗德投奔外祖父, 到1879年11岁时母亲去世外祖父叫“我”去“人间”混饭吃这8年间的童年生活, 包括他短暂的学校生活和1878年秋辍学后“到街头去找生活”的情景, 生动地再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罗斯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小说尤其突出地描写了在下诺夫哥罗德市外祖父家的生活, 一方面在这总体来说自私、贪婪、市侩、腐朽、没落的家庭中, 阿辽沙寄人篱下, 饱受欺凌, 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外祖母的疼爱和呵护, 他体会到了人性的美好和善良, 这成为他出淤泥而不染、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力量来源。小说也刻画了外祖父一家人(外祖父、外祖母、两个舅舅及其孩子), 这个家庭染坊的工人、房客、邻居等众多的人物形象。

《在人间》以阿辽沙1879年秋11岁至1884年夏16岁这5年间在社会上独自谋生的坎坷经历为线索, 描写他做过各种工役, 先后在下诺夫哥罗德鞋店、绘图师家和圣像作坊当学徒, 在伏尔加河上的“善良号”“彼尔姆号”轮船上当洗碗工, 备受生活煎熬, 受尽欺凌、侮辱、愚弄甚至毒打和陷害。小说描写了阿辽沙走向社会外出谋生的所见所闻, 提供了俄罗斯外省市民下层生活的广泛而生动的图景, 他体验了社会生活底层的艰辛, 认识到人性的丑恶。在这样的社会中, 被欺凌者作为一个整体, 并不比欺凌者更加高尚。他们按照欺凌者的意愿堕落着, 愚蠢、无知、伪善、市侩、**、自私。不过, 外婆的善良、厨师的正直、玛戈尔皇后的博学, 又使他看到生活的光明面, 同文物鉴定人、司炉工、木匠等人的交往更使他感到人性的多面与复杂。

《我的大学》则是阿辽沙1884年秋16岁至1888年20岁这四年间在喀山时期的生活印象与感受的艺术记录, 其中展示了伏尔加河的码头、“马鲁索夫卡”大杂院、捷林科夫面包店、谢苗诺夫面包作坊、民粹派革命家罗马斯在附近村庄上开的小杂货铺及村民的生活图景, 最后以主人公漂泊到里海岸边卡尔梅克人一个肮脏的渔场结束全篇, 描写了各阶层人物的众生相。小说主要描写阿辽沙在喀山时期的活动与成长经历。16岁时, 他抱着上大学的愿望, 告别年迈的外祖母, 来到伏尔加河畔的另一座城市——喀山, 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理想无法实现, 喀山的贫民窟与码头成了他的社会大学。他无处栖身, 与印刷厂校对员古里共用一张床板, 两人轮流各自在白天和夜晚睡觉。他到码头找工作、劈木柴、搬运货物, 什么都干。后来到面包房当帮工, 在阴湿的地窖里, 窗户给铁网钉死, 像座监狱。每天工作14小时, 还要受冷酷无情的老板的虐待。生活的压迫使他痛不欲生, 曾一度想要开枪自杀。后来, 因接触大、中学生、秘密团体的成员及西伯利亚流放回来的革命者, 思想发生变化。他阅读革命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著作, 并且参加革命活动。在革命者的引导之下, 摆脱了自杀的精神危机。喀山的4年使他在思想、学识、社会经验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 喀山的贫民窟和码头成了他的“大学”。巴辛斯基指出:“高尔基的这篇小说似乎在提醒千百万渴望得到教育的青年们:这才是真正的‘大学’!没有围墙, 没有讲台, 也没有教授。在生活中接受教育, 再加上如饥似渴的阅读, 就可以把自己从芸芸众生中炼就成一个‘大写的人’。”

因此, 总体来看, 高尔基的学校应该包括书本智慧和生活阅历两个方面, 对此巴辛斯基有精彩的论述:“彼什科夫从书本所汲取的智慧, 并不亚于他从下城街道上的尘土、伏尔加河绵延辽阔的沿岸、雅科夫舅舅的歌声、米哈伊尔舅舅的骂人话、外祖母的童话和外祖父的故事中所获得的。从垃圾坑里捡到的第一块牛骨头, 到他读过的第一本哲学书——所有这些汇总在一起, 称为‘高尔基的学校’。”

三部曲中外祖父和外祖母的形象都塑造得颇为成功。外祖父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卡西林(1807—1887)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物。他矮小、干瘦, 只有外婆的肩膀高, 走起路来步子快而细。起初, 他不乏同情之心和对家人的爱, 尽管恨女儿不曾按父亲的意志找一个贵族, 而私自找了一个没有家产的平民, 一度断绝往来, 但在女婿死后, 还是收留了女儿和外孙, 并且在大风雪呼啸的夜晚, 担心女儿的生活; 女儿再嫁时, 他甚至愿意卖掉房子给她置办嫁妆, 只是这种美好的情感并未对女儿表露出来。他精明、能干、勤劳, 但又吝啬、野蛮、粗暴、凶狠、俗气、自私、残忍, 唯利是图, 寡情薄义, 斤斤计较, 动辄就打人骂人, 哪怕遇上一点不如意的事情也要歇斯底里地发作。破产后更是变得贪婪吝啬, 极其自私, 品格低下, 不仅在物质上破了产, 精神上也完全垮掉了:与老伴一起煮茶时, 茶叶也要放在手心里细细数过, 生怕自己吃了亏, 甚至把老伴与外孙赶出家门, 让他们自谋生路。有人认为, 作为染坊主的他吝啬又勤劳, 作为外祖父的他凶残又和蔼, 身为父亲的他则是可怜又可悲的, 这样就使这一形象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立体感和复杂性。外祖母阿库林娜·伊凡诺夫娜·卡西林娜(1817—1887)则勤劳乐观, 心地善良, 感情细腻, 性格温柔, 聪明能干, 慈祥仁爱——爱亲人、爱邻居、爱所有的人, 乐于助人, 坚强勇敢, 且富于诗意, 是一个充满生活气息与诗意的劳动妇女, 她能歌善舞, 懂得许多民间传说和民歌, 善于讲形形色色的传说、童话、民间故事, 她讲述的动听童话故事和民间歌谣使阿辽沙从小就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她心甘情愿把生活中的一切压力都肩负起来而毫无怨言。生活的困苦、丈夫的殴打、儿子的忤逆……都不能熄灭她内心深处的仁爱之光。她还是一个勇敢的人, 作坊起火时, 所有的人都惊慌失措, 只有她冲进火海, 抢出水桶大小的一桶硫酸盐。她是小阿辽沙的保护神, 是千千万万俄罗斯女性的优秀代表。她出身贫贱, 是一个女仆的女儿, 童年时靠乞讨为生。9岁时, 为了帮助母亲养家糊口, 学会了织花边, 并且技艺精湛, 誉满全城, 以此养活自己和母亲。她把劳动看作本分, 在家中终日像陀螺一样忙碌着。当外祖父宣布不再养活她时, 她重操旧业, 自食其力, 并且供养着外孙。对阿辽沙, 对弃儿茨冈, 对穷人和弱者, 她都以仁慈博大的胸怀帮助庇佑。高尔基用充满诗意的美好语言描写了外祖母的肖像和人品, 塑造了一个光彩照人的平凡而伟大的人物形象。巴辛斯基指出:“在小说《童年》的所有人物中, 她最具柔情和诗意, 在高尔基的文学创作中, 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人物形象。”

巴辛斯基认为, “高尔基文学创作中的《童年》和他生活中的童年并不是一码事儿”, 它“如同自传三部曲的另外两部(《在人间》和《我的大学》)一样, 都是文学作品。其中的事实自然是经过创作加工的”, 如外祖母在生活中的真实形象是一个酒鬼, 一个心地善良、滑稽可笑、放浪形骸的酒鬼, 一个轻佻的、鼻子因酗酒而红肿变大的女人, 但在小说中却对此大加淡化, 更突出她善良、柔情、诗意的特征; 又如1884—1888年间的喀山这座城市, “不仅是地处欧亚大陆的俄罗斯最美丽的老城之一, 而且还是其科学和文化中心之一, 工商业繁盛, 各种传统习俗——包括神职人员、商贾和大学生的传统习俗, 以及俄罗斯、鞑靼的民族传统——丰富有趣”, 但《我的大学》为突出主人公是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学习人间知识生活知识, 对此几乎一字不提; 而《在人间》中关爱小彼什科夫、引导帮助支持他读书的厨师斯穆雷, 更是查无此人。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作家对生活的艺术加工, 以此表达作家对生活、对社会、对民族乃至对人类诸多问题的感受与思考, 因此即便是自传体作品也不例外。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尽管是以作家从童年到青年的生活经历为素材, 所描述的内容在时间上也彼此衔接, 但它们不只是作家本人早年生活的形象化录影, 更主要的是作家试图通过它们表现丰富复杂的对俄国社会与俄罗斯民族问题的思考, 进而表达自己的某种理想, 因此, 它们不仅是俄罗斯民族风情的艺术长卷, 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史价值和美学价值, 而且具有相当丰富复杂的思想内涵, 具有深刻的思想价值, 如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 《童年》不仅从艺术角度看是俄罗斯最优秀的永恒书籍之一, “而且从宗教角度看也是最重要的书籍之一, 关于普通俄罗斯人如何寻找上帝这个问题, 高尔基的《童年》做出了包括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内的所有俄罗斯书籍都未曾做出的回答”, 因为高尔基自己说过:“在那些(童年)时光里, 关于上帝的想法和感情曾是我主要的心灵养料……上帝是我身边最美好、最光明的事物。”高尔基的上帝就是“外祖母的上帝”, 而“外祖母就是具有最深厚的人民宗教本质的俄罗斯本身”, “‘对人世的爱’是外祖母的宗教, 也是高尔基的宗教……外祖母爱人世也爱上帝……既爱大地, 又爱天空……正是‘对大地的爱’、大地的秘密将他(高尔基——引者)和外祖母及其人民本质联系在一起, 因为人民的秘密就是大地的秘密”。他进而指出, 高尔基也洞察到俄罗斯有两个灵魂, 一个是亚洲的、东方的, 另一个是欧洲的、西方的, 在东方占主导地位的是宗教, 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是科学。《童年》中俄罗斯的一个灵魂是外祖母, 另一个灵魂是外祖父。“外祖母是美好的, 外祖父是丑陋的。外祖母的上帝是善良的, ‘是一切生灵的如此亲爱的朋友’; 外祖父的上帝是凶恶的……外祖母广袤无边、个性模糊。外祖父界限逼仄, 却有自己的面目。尽管是半兽性的面目, 但终究是面目, 个性的萌芽。外祖母身上呈现的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特征’, 外祖父身上是‘太阳神阿波罗的特征’。外祖母是醉着的, 外祖父是清醒的。外祖母使俄罗斯大不可测; 外祖父却计算着俄罗斯, 将其积累、收敛到也许是可怕的拳头里; 但是没有这个拳头, 俄罗斯就会像发面桶里的发面一样散溢、流散。外祖母是古老的、面向东方的俄罗斯; 外祖父是新的、面向西方的俄罗斯。外祖母的‘神圣罗斯’的真理容易理解, 它闪耀着光芒, 光芒四射; 而外祖父的‘并非神圣罗斯’的真理不易理解, 因为它透过野兽的形象发出微光。”巴辛斯基进而指出:“外祖母给他哺育爱的种子, 教他以宽阔的视野来看待世界。外祖父则教他学宗教常识, 狠狠地鞭打他, 让他养成忍受疼痛的习惯, 教他不要羞于把痛苦带给别人。如果说外祖母是诗, 那么外祖父则是科学。”

除了上述内容外, 自传体三部曲的深刻思想内容还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系统、深入地揭露和批判俄罗斯人的国民性, 其具体表现有二。

第一, 下层社会的普遍的愚昧。在三部曲中, 整个下层社会都笼罩在愚昧之中。愚昧的突出表现有二。

其一是对知识的不尊重, 对文化的否定和对理性的排斥。《在人间》里的那个圣像作坊掌柜, 常常故意把阿辽沙读过的一些优秀作品中的故事改头换面, 变成猥亵的东西, 告诉圣像鉴定家老头; 后者又从中提出些无聊的问题, 帮他添油加醋, “把一些不要脸的东西, 跟垃圾一样, 扔到欧也妮·葛朗台、柳德米拉、亨利四世身上”, 在他们对美的事物的这种恣意玷污背后, 不难发现一种反文化的心理特征。《我的大学》中的一位“政治上的老油子”, 断言知识分子是“害群之马”; 农民们仇恨给他们带来诸多改善和利益、向他们宣传革命的革命者, 放火烧掉他们的房屋, 甚至杀死他们的同伴。

其二是道德观念淡薄, 习惯于彼此仇恨, 暴力相向。鄙陋的文化状态和低水平的精神境界, 决定了人们在情感方式和相互关系方面互相仇恨、彼此敌对。三部曲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幅幅彼此连缀的动态风俗画, 作品凸现了充斥着愚陋、污秽、仇恨和无耻的旧时代俄罗斯生活的特点。整个童年生活在阿辽沙的记忆中, 仿佛是一个阴冷、悲惨的童话, 家庭内部、邻里之间、街头巷尾出现的尽是各种**行为、“强者”恬不知耻的夸耀和各种各样幸灾乐祸的下流议论。而阿辽沙所寄身的外祖父家庭, “弥漫着人与人之间的炽热的仇恨之雾, 大人都中了仇恨的毒, 连小孩也热烈地参加一份”。他的两个舅母先后被两个舅舅毒打摧残致死; 他的继父也经常毒打她的母亲, 就连母亲跪在地上请求继父不要在外面鬼混, 继父都用他穿着靴子的脚狠狠地踢她的胸部; 即便年迈的受人尊敬的外祖母毫无过失也难逃祖父的拳打脚踢; 孩子们自然更不能幸免。两个舅舅更是粗野不堪, 贪得无厌, 自私至极, 也狠毒至极。他们不断要求分家, 为了得到家产, 甚至不惜父子、兄弟吵架斗殴, 动辄大打出手, 打得头破血流。他们还在寒冷的冬天居心不良地把阿辽沙的父亲推进冰窟窿里, 戕害年轻的茨冈学徒伊凡。巴辛斯基指出:“家庭纠纷导致父子分家。由于他们分割了‘家业’, 彼此都成了各自的竞争对手, 最后惨遭破产, 沦落到赤贫的境地。”在这个典型的俄罗斯小市民家庭中, 层出不穷的暴行和丑事压得幼小的阿辽沙喘不过气来。彼此仇恨, 暴力相向, 恃强凌弱, 尔虞我诈, 为争夺财产而争吵打架是生活的常态。《在人间》中那个毫无人性地折磨着一个不幸妇女的妓院看门人, 更是恶毒凶残地欺侮女性的代表。以上这一切, 生动形象、入木三分地将由愚昧生活培养的“人对人的无法理解的仇恨”以及下层人民的反人道生活展现在读者面前。《我的大学》中的农民们更是“最爱记仇, 除了仇恨, 什么都不懂”, 他们经常“突然露出一股野狼似的凶劲儿, 背毛直竖, 咬牙切齿, 粗暴地互相叫骂, 为了一点小事就准备厮打, 或者真的打了起来”。

下层人们的日常关系也是很不正常的, 人们之间习惯于互相折磨, 尤其是精心炮制各种各样无聊透顶、可恶至极的恶作剧、“娱乐”和“消遣”乃至残酷行为, 以别人的痛苦为乐, 如一群肥胖的买卖人打赌叫一个店伙在两个小时内吃掉10磅火腿, 一直让他吃得脸色发青, 他们却在一旁围观哄笑; 又如米哈伊尔舅舅为了寻开心, 用烧红的顶针捉弄老匠人格里戈里; 还有, 拼死也要把自己的富裕亲戚搞得倾家**产的无赖汉, 等等。

第二, 消极的人生态度。与愚昧的生活内容形影相随、互为因果的, 是消极的人生态度。高尔基在三部曲中以饱含忧虑的笔触, 描写了“铅样沉重的生活”怎样在俄罗斯民族中造就了无数听天由命的人, 浑浑噩噩、无所事事的人, 不幸沦落的人, 以及一些曾经有过些许热情, 不久即心灰意懒的颓废的人。在《我的大学》中作家写道:甚至在工人中间, 也滋长着一种顺从和忍辱精神, 一种顽强的耐性, “他们甘心受着醉汉老板狂暴的凌辱”; 有人将生活的全部意义归结为一块面包和一个女人, 而这种观念却获得了相当广泛的认同。作家慨叹道:“世界上还没有谁能像我们俄国人这样彻底否定生活的意义。”《在人间》中的司炉工雅科夫·舒莫夫, 精力旺盛, 性格开朗, 从不怨天尤人, 然而他也同样否定生活的意义, 认为“活着就是活着”, 对一切都很冷漠。高尔基通过描绘这些众生相, 表明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特征之一的消极无为的生活态度怎样有力地影响着、制约着俄罗斯人, 包括某些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人们。

阿辽沙每天看到的都是这类令人作呕的丑事:争夺财产、打架斗殴、愚弄毒打儿童、**下流以及种种消极的人等。其实, 表现人们的彼此仇恨或者说生活的恶, 是高尔基创作的一贯主题。巴辛斯基甚至宣称:“在波米亚洛夫斯基(1835—1863)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 俄国作家再没有一个人像高尔基那样展示过如此广阔的恶的全景图。在他的作品文本的单位篇幅中恶的密度是如此之高, 以至于这恶似乎已经物质化了, 并取得了‘具象的’性质, 例如面包房(在《科诺瓦诺夫》与《二十六个和一个》中)、夜店(在《过气的人们》与《底层》中)、妓院(在《红色的瓦西卡》中)、监狱(在《监狱》《布科耶莫夫, 卡尔普·伊凡诺维奇》中)、商人会议(在《福马·高尔杰耶夫》中)、整个村庄(在《结论》《阿尔希普爷爷和连卡》中)、整个城市(在《黄色恶魔的城市》中), 甚至整个国家(在《美好的法兰西》中)等。”这和高尔基自身的经历有关, 更是他借此揭露、反思俄罗斯人的国民性的突出表现。因此, 三部曲通过主人公阿辽沙的所见所闻, 揭露和批判了当时俄国小市民落后的生活方式及精神特征, 鞭挞了小市民的卑鄙灵魂, 全面、深入地揭露了几乎覆盖俄罗斯社会各阶层的全民性的国民愚昧。作家多次指出这是一种“俄罗斯式的愚昧”, 也就是说这是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特点之一。

高尔基为何要向读者讲述这么多“俄罗斯式的愚昧”和“极其讨厌的故事”?他曾做出过说明:“我很爱人们, 不愿使谁痛苦。但我们……不能把严峻的现实掩蔽在美丽的谎话中去生活”, 而要让人们知道, “我们大家都在过着一种卑鄙龌龊的生活”。他在《童年》中也声明道:“每当我回忆起俄国令人压抑的龌龊野蛮的生活时, 我常常问自己:这种丑陋的行为有必要去写吗?我每次都怀着充分的信心回答自己:有必要!因为这就是活生生的丑陋的生活现实, 这种现实目前还存在着。要改变这种现实, 要从人们的记忆和心灵中, 从我们沉重龌龊的生活中清除它的影响, 就必须透彻地了解这种现实。”正因为如此, 作家才不得不怀着一种切肤之痛, 严峻地剖析了民族性格中层层叠叠的积垢, 表明了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灵魂的鲜明意向。

二是表达自己的理想。这也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 表现俄罗斯人民身上的美好品质、健全理性及蕴藏的生命活力。高尔基在三部曲中反复强调:“我描写现实生活中的这种丑恶行为, 还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原因:虽然这些丑行令人恶心, 使我们感到压抑; 虽然它们扼杀了无数美好的灵魂, 但俄罗斯人的心灵仍旧是那样健康、年轻, 正在克服并且最终能够克服这种丑恶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是非常奇妙的。在我们的生活中, 虽然有滋生各种无耻的败类的肥沃的土壤, 但这种土壤终究会生长出卓越的、健康而且富有创造性的力量, 生长出善良和人道的东西, 它们不断激发我们建设光明的人道的新生活的不灭的希望。”他后来更是谈道:“当我批评我们的人民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不热爱劳动以及各式各样的野蛮无知的时候, 我没有忘记:他们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他们在其中生活的种种条件, 既不可能在他们身上培养起对个性的尊重, 也不可能培养起公民权利意识和正义感——这是些充满着无权、对人的压迫、最无耻的诺言和野兽般残酷的条件。应当惊奇的倒是, 在所有这些条件下, 人民仍然在自己身上保留着不少人类感情和一部分健全理性。”因此, 巴辛斯基指出:“高尔基对俄国人民一直持双重态度。一方面, 他认为俄国人民具有‘令人惊奇的’、‘幻想般的’天才; 另一方面, 他不能接受他们在生活面前表现出来的恭顺, 不能接受他们的社会消极态度。”

这样, 表现俄罗斯人民身上保存的美好品质、健全理性及蕴藏的生命活力, 就贯穿于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的始终。高尔基真实地表现了俄罗斯人的心理、情趣、追求、生活方式诸方面的复杂矛盾性, 特别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多样性, 在各种文化心理因素的交叉、纠葛与冲突中, 着力发掘人们心灵中的美好感情和他们对文明的向往及蕴藏的生命活力, 从而显示出民族精神复兴的内在心理基础, 或者说表达出作家本人对于提高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一种深深的期望。

三部曲生动形象地写到, 不幸而愚昧的生活并没有泯灭俄罗斯人的美好天性。如阿辽沙的外祖母阿库琳娜这位慈祥的老人, 以深切的爱心领着阿辽沙走进了艰难而有趣的生活, 培养了他许多优良的品格。除了最慈祥、最有人性的外祖母之外, 在阿辽沙的身边还有一些善良正直的人, 他们都是一些优秀的普通人物:老长工格里戈里, 善良、乐观、富于同情心的“小茨冈”。房客“好事情”更是祖国无数优秀人物中的一个, 对生活有透彻的了解与感悟, 见识远大, 教阿辽沙用心观察生活、发现生活, 教他做任何事都要讲究技巧。“善良号”轮船上的厨师斯穆雷生活在孤独之中, 却有力地培养起阿辽沙对书籍的热爱。“玛尔戈皇后”把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提供给阿辽沙阅读, 使他懂得了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些思想和感情”。还有, 独立不羁、富于同情心的洗衣女工娜达丽雅给阿辽沙以温暖与关心, 民粹派革命者捷林柯夫和罗马斯培养了他的公民意识和献身精神。正是以上这些普通的俄罗斯人给了阿辽沙信心和力量, 使他在苦难中感到快乐, 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和希望, 并相信黑暗终将过去, 未来是属于光明的, 使他没有被这些黑暗的力量所吞噬, 反而锻炼成了一个意志刚强、有理想、正直、坚强的人。高尔基在《童年》中写道:“在童年, 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蜂窝, 一些普通、平凡的人们像蜜蜂一样, 把自己的知识和关于生活的想法的蜜送到那里, 每个人尽自己的力量慷慨大方地充实着我的心灵, 这种蜜往往是肮脏而苦涩的, 但这一切知识仍然是蜜。”实际上, 少年、青年时期也是如此。

与此同时, 三部曲还写到, 俄罗斯民众中也还有着对知识和文化的热爱与追求。从执拗地进行着化学试验的房客“好事情”身上(《童年》), 从单纯爽直、热情好学的农民伊佐特身上(《我的大学》), 我们都可以看到普通俄罗斯人对知识的肯定与崇尚, 对文化的渴望与追求。《在人间》中有一个场面:莱蒙托夫的长诗《恶魔》有力地感染了圣像作坊中的人们, 使得“整个作坊似乎都沉痛地沸腾起来”。作家显然是要表明:人们向往着可以使心灵变得美好的东西; 他们心灵深处存留的文明的因子, 正是民族精神觉醒和文化复兴的基石。善于“在每个现象里探求它的肯定的品质, 在每个人身上寻求他的美德”, 即使在对民族文化心理进行批判性考察时, 也没有忘却显示出人们灵魂中的美点和亮色, 这是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的一个重要特点, 也是其作品历来深受人们喜爱的原因之一。

三部曲还写到俄罗斯人民中蕴藏的生命活力。高尔基自己宣称:“促使我提笔描写这些丑事的还有另一个较为正面的原因……俄罗斯人依旧表现出朝气蓬勃的青春活力, 足以抗拒并战胜它们。”巴辛斯基指出, 高尔基在三部曲中, 一方面把俄罗斯愚昧、落后的现状归咎于俄罗斯人的“奴性”, “另一方面也对民族的蓬勃朝气及其未来寄予了希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 集体劳动展示了人的生命活力与人的身体的美丽, 创造一种团结、友爱、和谐的气氛, 因而是一种能够真正创造奇迹的力量, 这突出地表现在《我的大学》暴风雨夜集体搬运驳船货物的一大段描写中。

第二, 肯定人的勤奋努力, 特别是热爱学习、在书籍的帮助下, 可以自学成才。这主要表现为小说的主人公阿辽沙的勤奋自学、热爱读书与慢慢成长。

卢梭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忏悔录》(1782—1789)宣称:“人生来是善的, 但罪恶的社会制度把人变坏。”他从人性论出发, 认为人性本善, 但是罪恶的社会环境却使人变坏。他讲述了自己的“善良本性”:家庭环境充满柔情, 古代历史人物给了他崇高的思想, “若能继续下去, 当然会决定我一生的性格”。然而, 由于社会环境的污浊,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 使他受到了腐蚀:他撒过谎, 偷过东西, 诬陷过好人, 调戏过妇女。卢梭通过一生的坎坷遭遇, 无情地控诉了专制社会对人的腐蚀和迫害。但后来通过许多人的帮助和自己的勤奋努力, 他终于改正了缺点, 并且成了大思想家、大文学家。从而, 向世人表明:只要一心向上, 热爱学习, 刻苦学习, 不断追求, 人终究能提升自己, 并且获得成功。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与此一脉相承, 以更为具体、生动的情节证明了这一点。

阿辽沙性格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对知识的渴望, 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对自由的生活追求, 特别是他那锲而不舍的热爱书籍、追求知识的精神得到了最鲜明的表现, 这也是高尔基本人的真实写照, 列米佐夫指出:“高尔基从来都手不释卷”, 布宁宣称:“他尊崇文化和文学, 讨论这些问题成为他的真正时尚。”阿辽沙那极其强烈的读书热情, 曾经给他带来了无数的难堪、屈辱甚至毒打和陷害, 但这一切从未压抑住阿辽沙读书、追求知识的热情。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学习机会, 如饥似渴地读书。优秀的书籍不仅使阿辽沙“变成不易为种种病毒传染的人”, 而且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自由和真善美的大门, 在污浊不堪的现实生活中发现了一扇通往美好精神世界的大门, 他开始渴望新的生活, 厌弃这个污浊的世界。好的书籍促进了阿辽沙的精神自觉, 使他得以彻底摆脱愚昧和庸俗的泥潭而迅速成长起来, 改变他的是知识、是书籍。因此, 他后来说出了至今仍经常被引用的名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阿辽沙在艰苦的环境中有着不断奋进的自我意识, 绝不向恶势力低头的高贵人格, 以及刻苦好学的品格, 喜欢思考的习惯, 不断积累知识的欲望, 积极从周围大量平凡的人物事件中发现美与价值、汲取精神养分的努力, 等等, 使之成为从苦难中崛起的“出淤泥而不染”的自强不息者形象, 给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特别是生活道路坎坷的青年读者以极大的精神鼓舞, 至今仍有其独到的吸引力与启示意义。列米佐夫认为:“高尔基的魅力实质正是在于, 他在骗子、无人性和伪人性的包围下, 大声地、用新的形象述说了人生最不可或缺的人的尊严。”

作为相当成功的作品, 三部曲在艺术上也有突出特点。有人指出, 自传体三部曲的魅力不仅来自作品的丰厚生动的内容和富于启迪意义的形象, 也来自作品的艺术成就, 来自深刻的思想、真挚的情感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有机统一。纯熟洗练的描写艺术, 行云流水般优美自如的语调, 常常带有抒情色彩和思索性质的叙述文字, 体现着作家忧患意识的沉郁的风格, 因以日常生活为素材而决定的浓郁的生活气息, 都使读者获得了极大的审美享受。特别是作品中的那些情、景、意浑然一体的篇幅, 那些由作者直接倾吐心曲、抒**怀的段落, 更是美不胜收, 令人百读不厌。那些精彩的文字, 与其说是散文, 毋宁说是诗行, 令人想起屠格涅夫笔下的一些充满魅力的篇章。具体而言, 三部曲的艺术特点有三。

一是真实的社会揭露。三部曲以最真实的、朴素的手法描述了革命前夕俄国社会的黑暗、腐朽, 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过的非人的生活, 他们从精神到肉体受到的无情的摧残。尤其是揭露了俄罗斯民族的小市民习气, 以及俄罗斯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愚昧落后, 自私野蛮, 目光短浅, 因循守旧, 人性泯灭, 乖戾贪婪。对此, 前面已有较多分析, 兹不赘述。

二是出色的风景描写。俄罗斯文学有描绘自然风景的优良传统, 诗人中著名的有丘特切夫、费特等人, 小说家中有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乃至契诃夫。高尔基曾在林中长期捕鸟, 后来又漫游俄罗斯大地, 对俄国自然风景有较之一般人更深入、细致的观察与了解, 这样风景描写必然在其创作中占据一个不容忽视的地位。在三部曲中, 他的风景描写不少, 而且颇为出色, 往往情景交融。

例如:“花园里小草已经钻出鲜嫩的绿针, 苹果树发出嫩芽, 花骨朵咧开了嘴, 彼得罗芙娜小屋子顶盖上青苔愉快地发着绿光, 到处都是很多的鸟, 快乐的响声, 清新芬芳的空气, 令人感到一种挺舒服的晕眩。”(《童年》)这是小阿辽沙因出天花在**躺了好长一段时间后走进春日的花园的感觉, 病后的阿辽沙恢复了健康, 恢复了生命活力, 这时他眼中的大自然也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美丽而富于活力的大自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心情的外化, “挺舒服的晕眩”尤为出色:既说明这春天的自然景致对自己的冲击之大, 又解释了久病卧床后面对自然活力的冲击必然会产生晕眩。

又如:“渐渐的, 从远处草场尽头的树林后边, 忽然升起了白洋洋的太阳; 黑色马鬃毛般的林子上面, 闪烁着光波, 展开了一种奇异的, 动人心魄的场面:雾从草地上渐渐升腾起来, 愈升愈快, 被阳光映成银色。接着, 地面上显出了灌木丛、树木、干草堆。草场好像融化在阳光中, 变成一种赤金色, 向四面八方洒开来。现在, 太阳已照到河边静寂的流水上, 好像整条大河, 都已经向太阳沐浴的地方涌过来了。太阳笑嘻嘻的, 渐渐升高, 祝福着, 温暖着这**的寒颤的大地。地上散溢着秋天的浓香。天空一碧无瑕, 地面显得更加辽阔无边。一切东西统统向远方流去, 好像有人在**着:‘到那青青的地平线去吧。’”(《在人间》)这是少年阿辽沙黎明时期在靠近草场的林中捕鸟时, 所见到的自然美景:太阳从初升到升入高空, 草场、河流等在阳光映照下的种种变化, 以及这种新奇的美景所带来的新奇的**, 写得细致、生动、优美, 同时也借此形象地写出了少年阿辽沙爱美、爱新奇、对神奇的远方(未来的象征)充满向往的心理。

再如:“苹果树开花了, 全村充满了粉红色的云雾和苦涩的香气, 到处都闻到花香, 它把油烟和大粪的气味也冲淡了。成百成千的苹果树像过节日似的穿着花瓣织成的粉红锦衣, 行列整齐地从村里一直排到田野。每当月明之夜, 春风**漾, 花枝摇曳着, 微微发出簌簌声, 金蓝色的巨浪仿佛把村庄淹没了。夜莺不知疲倦地尽情歌唱, 一到白天, 椋鸟狂热地啾叫, 隐没在高空里的云雀不断向大地送出婉转嘹亮的歌声。”(《我的大学》)这是青年阿辽沙跟随革命者罗马斯来到伏尔加河畔的红景村, 尽管生活依然还很贫困, 但由于罗马斯理解他, 并让他大量读书, 他感到较之以前简直是进入了自由自在、幸福美好的天地, 因此终于摆脱了自杀的阴影, 对大自然的美和生命力有了一种更加深刻的感受。

三是成功地运用了三部曲的形式。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高尔基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 是以传记形式写成的自传体连续作品, 它既是作者童年至青年时期的生活自述, 也是举世惊叹的文学艺术珍品, 它们独自成篇, 又前后相连, 艺术性地再现了主人公阿辽沙坎坷成长的三个历程, 真实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民众生活, 刻画了小市民阶层庸俗自私的心理表现和空虚无聊的精神状态, 揭露了沙俄专制的黑暗与罪恶, 被视为俄苏自传体小说的里程碑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小说的一大特点是成功地运用了三部曲的艺术形式。

三部曲源自古希腊, 原指情节连贯的三部悲剧, 又称三联剧, 现存最早的三部曲是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 包括《阿伽门农》《奠酒人》和《报仇神》。现指三部内容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的作品, 它们或讲述一段绵长的故事, 或是用相同的人物并表现其成长来连接。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主要通过自传性形象阿辽沙的童年、少年、青年的经历及其成长过程把三部曲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童年》因为主人公年龄幼小, 再加上外祖父尚未完全破产, 此时还有家庭的温馨, 所以主要描写了家庭生活, 以及儿童眼中的三类人:一类是以两个舅舅等为代表的贪婪残忍、六亲不认的极其自私自利之徒; 一类是以外祖母为代表的善良慈祥、富于爱心、关爱别人、乐于助人的好人; 还有一类就是外祖父这样表面凶狠实际并不可怕、既自私也不乏温情的中间人物。因此, 尽管阿辽沙体会得更多的是生活的苦涩, 但还有人间慈爱和童年的某些欢乐(包括外祖父细心教他读书)。《在人间》则因为已进入少年, 同时被迫走向社会, 因而更多看到的是社会底层方方面面的黑暗、愚昧以及人性之恶。《我的大学》则进入青年, 且来到城市喀山, 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接触的人层次也更高, 所以不仅有导致自杀的精神危机, 而且有各种知识青年和革命者的教育和影响, 最终走出了精神危机。

此外, 三部曲还有一些超越现实主义之外的艺术手法, 如象征手法等的运用, 巴辛斯基指出:“《童年》是一部充满了林林总总的‘符号’、暗示和象征的小说, 其中几乎不存在随意的偶发现象。”这也显示了高尔基作为两个世纪之交、处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等多种流派竞争而又互渗的文学气氛中的一个作家, 善于吸收现代主义之长而用之于自己的创作。

自传体三部曲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其中《童年》的成就更高, 好评如潮, 丘科夫斯基宣称, 《童年》“不仅是一部艺术珍品, 而且是高尔基的传记, 是他全部创作的注解, 对于我们来说是极为珍贵的”; 德国女革命家卢森堡说:“只有读过高尔基的《童年》的人, 才能正确地评价高尔基惊人的历程——他从社会的底层上升到具备相当文化修养、天才的创作艺术和科学的世界观这样一个阳光普照的顶峰。”罗曼·罗兰致信高尔基:“在俄国文学中, 我们(指罗曼·罗兰和茨威格——引者)从来没有读过比您的《童年》……更美的作品, 您还从来没有如此成功地显示您的写作才能。”特罗亚更是认为, 《童年》无疑是高尔基“最完美、最独特、最感动人的作品”, 进而认为, “三部曲真实而震撼人心, 作者单凭它, 就能流芳后世”。

参考文献

[俄]巴拉诺夫:《高尔基传》, 张金长等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8。

[俄]巴辛斯基:《另一个高尔基》, 余一中、王加兴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陈寿鹏:《高尔基美学思想论稿》,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

《高尔基短篇小说选》, 李辉凡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俄]高尔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刘辽逸、楼适夷、陆风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俄]格鲁兹杰夫:《高尔基》, 力冈、济凯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俄]阿·米·列米佐夫:《尼采和高尔基——俄国知识界关于高尔基批评文集》, 林精华等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0。

[法]特罗亚:《普罗作家高尔基》, 单飞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

汪介之:《高尔基研究》,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5。

汪介之:《伏尔加河的呻吟——高尔基的最后二十年》,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韦建国:《高尔基再认识论》,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1]一译卡碧岛、卡布利岛, 在那不勒斯湾南部入海口附近, 面积10平方千米, 海水湛蓝, 岩石银白, 阳光灿烂, 空气清新, 森林密布, 别墅成群, 是著名的蜜月之乡。

[2]参见[俄]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 余一中、董晓译,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0。

[3]参见汪介之:《高尔基研究——作家的思想探索与艺术成就》, 57~60页,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