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戈尔远征记》(1185—1187), 是俄国古代文学最高的成就之一, 也是欧洲中古四大英雄史诗之一, 其巨大的艺术成就已得到广泛的承认。它在结构上包括三个部分:序诗、正诗、结尾。序诗提出两种写作方法:一种是“遵循这个时代的真实”(亦译“今天的真情实况”), 即要严格符合事件的实际历程, 像历史那样记述事件; 一种是按照11世纪下半叶到12世纪初著名的俄罗斯武士兼歌者鲍扬的方法, 这是一种自由地、创造性地加工材料的方法, 史诗采用的是第一种方法。正诗是史诗的主要部分, 也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描写伊戈尔率军征讨波洛夫人(又译波洛伏齐人、波洛威茨人或波洛韦茨人)——第一天初战告捷, 第二天惨败被俘以及战败的可悲后果:波洛夫人乘胜侵入罗斯国土, 大肆烧杀抢掠; 第二部分描写基辅大公预言性的梦、他的忧伤, 他“含泪的金言”——沉痛谴责伊戈尔的个人英雄行为, 庄严号召全罗斯各王公团结对敌; 第三部分先写伊戈尔的妻子雅罗斯拉夫娜在普季夫尔城头的“哭诉”, 然后写在她哭诉的感召下, 伊戈尔逃出敌人的魔爪, 重返祖国。结尾, 作者宣布荣誉属于往昔和现在的王公和武士(包括伊戈尔), 因为他们“卫护基督教徒、反对邪恶的军队”。

史诗的情节比较简单, 但关于史诗的主题, 至今尚未有统一意见。以往大多数俄中学者都一致认为, 史诗表现了爱国思想或讴歌了爱国主义精神, 其依据主要有:一、“号召诸侯团结起来共同防御外侮, ——这就是远征记的基本思想”(季莫菲耶夫等人)。二、“首次通过诗的形式以惊人的力量热情洋溢地描绘了罗斯大地一个爱国者的形象……当时整个罗斯都为因战败而献身的军人们哀悼, 后来又为伊戈尔获救、从波洛维茨人战俘营中脱险而感到庆幸。祖国大地的自然界也与人民休戚相关, 甘苦与共; 风雨、雷电、乌云、太阳、阴霾、晨雾、黄昏、河流、海洋、山脉和草原以及岗丘构成了一幅宏伟的背景, 《远征记》就在这幅背景上开始演出。而这些自然景象又使每场演出情绪不断激化, 而且往往直接参与事件, 帮助主人公同敌人斗争”(苏联科学院历史所列宁格勒分所学者), “《远征记》的中心形象乃是为人民所热爱的祖国的形象。正是在这个形象中, 在广阔无垠的俄罗斯大地的生动形象中, 作者极其清楚地表达出这个思想:祖国的土地必须统一, 必须消灭祖国土地上的政治割据现象”(季莫菲耶夫等人)。三、马克思曾谈到这个问题。“这部作品是对当时社会生活里一些最迫切、最尖锐的问题与事件的生动反映。事情涉及了保卫俄罗斯国土和抵御外国侵略者与压迫者。事情涉及了俄罗斯人同草原游牧民族的连绵不断的斗争”, “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的著名的‘金言’在作品里占据着一席中心地位。用利箭堵住敌人进攻罗斯的道路, 踏上金的马镫, ‘为今天的耻辱, 为俄罗斯国家, 为勇猛的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的失败’复仇, ——《远征记》作者在斯维亚托斯拉夫的演说中插进了这样一段热烈的号召”, “这个联合俄罗斯一切有生力量来同外敌斗争的号召里面, 也就包含着《远征记》的基本爱国思想。马克思在1856年给恩格斯的信上用下面的话概括了这个思想:这‘史诗的意义, 便是号召俄罗斯诸侯正好在蒙古人入侵前也团结起来’。”(布罗茨基等人)

这种爱国主义主题的观点影响深远,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俄中不少学者依然强调史诗表现的是这一主题:《伊戈尔远征记》“号召罗斯——人民的罗斯——国家统一, 国家的统一”, “对祖国的爱使它超越了自己的时代, 将它变成不朽的和全人类的作品”(利哈乔夫)。“《伊戈尔远征记》是一部全俄罗斯性的作品, 其中没有地域特征。它表明其作者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 善于超越其公国利益的狭隘性, 达到全俄罗斯利益的高度。《远征记》中的中心形象是俄罗斯国家的形象。作者热切地呼吁王公们停止内讧, 在外来危险面前团结起来, 以便‘为原野设岗’, 捍卫‘罗斯国家’, 守住罗斯的南部边疆。”(泽齐娜等人)“全诗洋溢着豪迈的英雄主义气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杨蓉)

不过, 近些年来, 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

我国的刘文孝坚决反对这一长期以来相沿成习的说法, 认为伊戈尔发动的战争并非保家卫国而是侵略扩张, 并反驳了“爱国主义说”。他指出, 其一, 尽管史诗描绘了俄罗斯辽阔的国土、娇美的江山, 并对俄罗斯盛衰的历史进行了回顾, 有热爱祖国河山、热爱祖国历史的思想, 但不能说这就是爱国主义。“爱自己的山河, 难道就该侵略异族的土地?爱自己的历史, 难道就该**异族, 特别是弱小种族?我的就是我的, 你的也是我的, 这叫什么‘爱国主义’呢?”其二, 史诗号召团结对敌, 这是好事, 但主张“团结对敌”不一定就是爱国主义。“‘团结’的目的是什么?是团结起来反对别人的侵略呢, 还是团结起来去侵略人家?”“被侵略者需要‘团结’, 侵略者也需要‘团结’。而且,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侵略必须以内部‘团结’为前提……《远征记》的作者鼓吹‘团结’, 不就是要‘团结’起来去征服异族吗?这叫哪一门的爱国主义呢?”其三, 马克思对史诗的评说, 不能当作史诗“爱国主义”思想的论据, 因为马克思从来没有用过“爱国主义”这样的字眼。至于马克思说的“这部史诗的要点是号召俄罗斯王公们在一大帮真正的蒙古军的进犯面前团结起来”这句话, “是马克思对《远征记》的中心思想的分析和概括, 至多也只能说马克思指出这在客观上能给俄罗斯王公们提供一条教训”。所以, 从马克思这句话里引出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 是没有说服力的。至于马克思说“全诗具有英雄主义和基督教的性质”, 同样不能证明作品的爱国主义思想。马克思所说的“英雄主义”和“基督教”不是两个词, 中译文应该是“基督教—英雄主义性质”, 这说明, 这种英雄主义是从属于基督教的, 是实行基督教扩张的“英雄主义”, 而并非今天人们理解的爱国主义。

青年学者朱洪文则认为, 《伊戈尔远征记》的主题, 既非单纯的“爱国主义”, 也非单一的“扩张主义”, 而是“爱国主义与扩张主义的二重奏”:“纵观整个作品, 其内容的核心关键词应该是‘内讧’, 没有内讧, 就不会有远征的失败, 波洛夫人的侵入(与之相对应的是, 基辅大公号召王公们团结起来抗击波洛夫人)以及民生凋敝的惨况。‘扩张主义’说的持论者往往只注意到了‘远征’这一事实, 而无视后两个事实(即团结起来抗击波洛夫人和作者对民生凋敝的惨况所怀抱的同情), 因而由远征的非正义性而认定‘《伊》是扩张主义的’。‘爱国主义’说的持论者则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后两个事实, 并且因着这种‘关注’的执著而产生了同化前者的愿望且付诸实践, 因而将作品定性为‘是爱国主义的’。”他指出, 所谓消除内讧(团结)具有双重功能指向, “也就是说, 作者呼吁王公们团结, 不仅仅是为了卫国, 同时还指向扩张。只有这样, 才能合理解释作品中这种二律背反现象:作者一方面呼吁王公们团结起来保卫国家, 另一方面却对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大加礼赞, 而对他的责备只不过是因为他没有与其他王公团结起来以致招致失败。鉴于团结的双重功能指向在作品中同时得到了体现, 我们认为《伊》的主题应该是‘爱国主义与扩张主义的二重奏’”。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俄国学者对《伊戈尔远征记》产生的背景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 学者们提出各种假说, 其中影响最大的观点就是认为伊戈尔不是去远征波洛夫人, 而是去为儿子娶妻。A.Л.尼基京认为, 伊戈尔是一位地道的中世纪封建主, 他首先关心的是自身的利益、公国边界的安全和巩固家族的势力。按照尼基京的意见, 伊戈尔行动的目的是到他的亲家, 以前的忠实盟友康恰克那里去作客, 遵守业已签订的协议为自己成年的儿子与康恰克的女儿操办婚事。戈格什维利认为, 把伊戈尔远征认定为操办婚事, 可以解答把“伊戈尔远征”解释为“爱国—英雄主义”时所产生的难题。按照尼基京的说法, 毫无疑义, 伊戈尔终究要走向康恰克的游牧部落联合所控制的领土。伊戈尔的行军路线大概是通过康恰克与戈扎克所控地盘的边界。1184年, 伊戈尔和符塞伏洛德在第聂伯河左岸强盗式的袭击使戈扎克蒙受屈辱。那么, 从封建道德观点出发, 戈扎克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在俘虏伊戈尔后进攻其控制的领土。伊戈尔自行其是的政策引起基辅方面的极大震惊, 伊戈尔同康恰克结盟后其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加强是对基辅王公们和贵族利益的现实威胁。许多研究者推测, 戈扎克及时收到了基辅方面关于伊戈尔行动目的的密告。尼基京将这种推测变为无可争议的事实:戈扎克收到来自基辅的关于伊戈尔带着大量彩礼为儿子操办婚事的密信。这一说法源自一份特殊的文献资料, 其中很简单地提到伊戈尔把“俄罗斯黄金”沉入卡雅拉河底, 戈扎克做好充分准备迎战欺侮过自己的人。还有人对尼基京的假说作了补充, 认为符拉季米尔与康恰科夫娜结婚可以使伊戈尔家族“夺取特穆托罗康城”的打算变为现实, 因为伊戈尔可以提出继承祖宗遗产的要求, 这样特穆托罗康城可能会作为康恰科夫娜的陪嫁而得以收复。再则伊戈尔与康恰克联合起来后, 会大大改变俄罗斯军事政治舞台上的力量配置, 有效地保障车尔尼科夫斯基和诺夫戈罗德—塞威尔斯基公国在第聂伯河上的商业利益。

雷巴科夫的考证与以上的假说完全吻合。他认为, 伊戈尔不是侵犯康恰克, 康恰克没有组织围攻伊戈尔; 康恰克是最后来到卡雅拉河边的, 当时俄罗斯军营已被围攻; 在战场上康恰克为被俘的伊戈尔(自己的亲家、康恰科夫娜未婚夫的父亲)担保; 战胜塞威尔斯基的军队后, 康恰克拒绝参加消灭已缴械的塞威尔斯基公国的战斗; 康恰克让伊戈尔过着自由舒适的俘虏生活; 最后在伊戈尔逃跑后, 康恰克拒绝杀死作为人质的伊戈尔的儿子; 符拉季米尔与康恰科夫娜结了婚, 1187年, 伊戈尔与康恰克有了共同的孙子。相信“婚礼说”的人还用下列事实来证明其说的可靠性:1.伊戈尔远去草原带上了自己所有的儿子, 其中包括年幼的奥列格和斯维亚托斯拉夫, 同时带了很多的礼品和黄金给儿子的未婚妻和自己的亲家。从逻辑上判断, 这些财物会落入戈扎克之手。因为戈扎克知道伊戈尔的行程时间和目的。2.史诗中记述伊戈尔的宫廷歌手(其中有熟知《尼伯龙根之歌》的歌手)责备伊戈尔“把财帛沉溺在波洛夫人的卡雅拉河底, 向河里倾倒了俄罗斯的黄金”(《远征记》中的诗句)。向河里沉溺黄金这个情节与德国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因娶亲受阻而将黄金沉溺河里的情节相似。我国学者王人法赞成这一观点, 并且进而提出:《伊戈尔远征记》中译本书名与俄文原文不对应。书名的俄文是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而полк(古俄语拼写为пълку)并无“远征”之意。1957年莫斯科国家外语和民族语出版社出版的《俄语词典》和198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俄汉词典》的释义为“团”“团队”或“军队”。史诗中也多次用到полк这个词, 也无“远征”之意。可见中译本的译名是错误的。从полк的本意及以上介绍的最新的考证看来, 书名应译为《伊戈尔团队记》。这个译名一是表明不是“远征”; 二是表明伊戈尔是去迎亲, 只带了少量的军队, 是“婚礼车马队”。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外国文学作品选》说史诗“歌颂了为祖国而战的伊戈尔”, 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因为史诗的作者知道伊戈尔远行的真正目的, 知道激烈的战斗替代了亲家们原先准备的喜宴; 刘文孝先生咬定这场战争是由伊戈尔挑起的, 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因为这场战争是由基辅大公暗中策划挑起的; 鲍良俊先生说伊戈尔的出征多少带有自卫还击的性质, 也同样不符合历史事实, 因为伊戈尔是带队迎亲, 不是出征, 是在遇到复仇者戈扎克攻击时才展开自卫还击的。[1]

俄国当代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授、哲学博士格奥尔吉耶娃认为:“《伊戈尔远征记》的中心思想就是:当罗斯面临外来侵略的威胁时, 所有的罗斯王公必须采取统一行动, 即采取‘一致对外’的政策。而影响这种统一行动的主要障碍就是王公之间的纠葛和内讧, 而且《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也不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支持者, 他认为, 罗斯就应该分成若干个公国, 各公国均应有自己的主权。因此, 本书作者的倡导并不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团结, 而是追求内部的和平和行动的统一和谐。”

上述几种观点, 大都有理有据。只是“婚礼说”或“迎亲说”论据不足, 可以存疑。对此, 俄国学者已有论述。如有些俄国研究家指出, 尼基京把《远征记》中描写的第一场冲突解释为抢婚风俗的表现是错误的。因为从1185年“远征”的领导人组成看, 抢婚并未列入伊戈尔的行动计划。另外, 从俄罗斯的编年史上看, 常常记载俄罗斯王公与波洛夫公主结婚的事, 但只字未提抢夺未婚妻的风俗。[2]更重要的是, 我们研究文学作品固然必须知人论世, 但首先得一切从文本出发。综观《远征记》的整个文本, 根本没有提到伊戈尔是带儿子去“迎亲”或举行“婚礼”。因此, 即使历史上实有其事, 也不能由此推理出某种想当然的结论, 文学作品毕竟是一种艺术创造, 它表现的是作者对历史、世界和人的思考, 对历史事实必然精心挑选, 有一定的加工改造甚至虚构或背离。

《伊戈尔远征记》这部俄国中古最杰出的作品, 的确是根据历史史实加工而成, 我们只有深入考察当时的历史, 并且紧扣住这部英雄史诗, 才能做出实事求是的评判。

据历史记载, 1184年, 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率领俄罗斯各诸侯对虎视眈眈的南方草原游牧民族波洛夫人进行了征讨, 大获全胜, 并俘虏了他们的柯比雅克汗, 诺夫哥罗德—塞威尔斯基大公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未能参加这次征讨。1185年, 伊戈尔大公背着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 擅自率领三个大公——兄弟符塞伏洛德·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儿子符拉基米尔、侄子斯维亚托斯拉夫·奥列戈维奇, 贸然远征波洛夫人, 最初获胜, 接着惨败, 整个军队只有15人生还, 所有大公包括伊戈尔全都被波洛夫人俘虏。后来, 伊戈尔虽然侥幸逃回, 但波洛夫人乘胜追击, 把战火几乎燃遍了俄罗斯大地。这就是史诗据以描写的历史事实。单纯地从上述这段历史记载和史诗的情节来看, 的确是伊戈尔率军侵入波洛夫人的地盘。然而, 我们可以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 看看这个故事前前后后几百年的历史情况。

根据俄罗斯人记载的历史事实来看, 从915年到1036年, 罗斯各王公与波洛夫人之间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战争共16次, 从1061年到1210年, 波洛夫人对罗斯进犯46次, 并且, 波洛夫人的进犯, 是基辅衰落的主要原因。当然, 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部史诗表现了一定的抵御外敌侵略的爱国思想。然而, 作为一个旁观者, 尤其是作为当今“地球村”的一个村民, 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完全站在俄罗斯人的立场上, 而应该采用全球性的眼光或人类历史的视野来看待这一问题。因为客观公正地说, 罗斯从小到大最终发展成庞大的俄罗斯帝国, 罗斯人的侵略扩张也是有目共睹的。这样, 罗斯人与波洛夫人之间在这两三百年间的战争,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 只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在历史上为争夺生存空间和物质、财富而进行的长期斗争, 今天你打我, 明天我征你, 正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春秋无义战”, 无所谓正义不正义。当然, 史诗的作者作为俄罗斯人, 自然会有自己强烈的情感性和鲜明的倾向性, 尽管他在序诗中提出创作这部史诗要“遵循这个时代的真实”, 即要严格符合事件的实际历程像历史那样记述事件, 而不采用鲍扬的方法——一种自由地、创造性地加工材料的方法。然而, 史诗中基辅大公“含泪的金言”——沉痛谴责伊戈尔的个人英雄行为, 庄严号召全罗斯各王公团结对敌, 以及结尾作者公开站出来现身说法, 宣布荣誉属于往昔和现在的王公和武士(包括伊戈尔), 因为他们“卫护基督教徒、反对邪恶的军队”, 却表现了对罗斯的深挚感情, 从而使这部史诗充分表现出只有俄罗斯人的历史真实而绝无波洛夫人的历史真实(假如这是波洛夫人写的史诗, 那么, 它一定竭力宣扬自己是保家卫国、自卫还击)。由上可见, 史诗主题的爱国主义说依据不够充分, 而且带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成分。而且, 综观整部史诗, 这部史诗的主题不是单一的, 而是比较丰富的。我们认为, 这部史诗的真正主题应该包括紧密相连的三个部分, 这就是:反对个人英雄, 宣扬统一行动, 表现爱的力量。

季莫菲耶夫等指出:“追求个人光荣是伊戈尔的基本动力。”史诗首先就写道, 伊戈尔是“为无比的刚勇激起了自己的雄心”, “王公的理智在热望面前屈服了”, 想要“用自己的头盔掬饮顿河的水”, 打进波洛夫人的领地, 为自己建功立业, 赢得不朽名声。作者后来又再次强调:“俄罗斯人以红色的盾牌遮断了辽阔的原野, 为自己寻求荣誉, 为王公寻求光荣。”这说明伊戈尔的行动完全是个人英雄主义行为。这一行为的后果是虽然初战告捷, 但接着便远征惨败, 并让波洛夫人把战火燃遍罗斯大地。因此, 基辅大公在“含泪的金言”中一再沉痛地谴责这一点, 先是说道:“你们过早地用宝剑把烦恼加给/波洛夫的土地, /去为自己找寻荣誉”, 后来再次说道:“但你们说道:‘让我们自己一逞刚勇, /让我们自己窃取过去的光荣, /让我们分享未来的光荣!’”两者都强调伊戈尔是为了自己的荣誉而擅自采取作战行动。这既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反映, 也从更深的层面折射出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俄罗斯人的群体观念。当时的罗斯, 并非后来大一统的俄罗斯帝国, 而是诸侯林立, 有着许多各自独立的小公国, 因此, 一方面, 这些诸侯之间因为利益互有矛盾; 另一方面, 面对非我族类而且总是虎视眈眈的波洛夫人, 他们团结起来则力量强大, 不同心同德统一行动, 则容易被波洛夫人各个击破。与此同时, 作为东方色彩浓厚的民族, 俄罗斯人像东方所有民族一样, 特别重视群体, 强调个人对群体的责任感, 强调个人的利益应该服从于群体的利益, 特别反对置群体于不顾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泽齐娜等早已指出:“作者认为, 与游牧人作战失败的原因, 罗斯蒙受灾难的原因……在于奢望个人荣光的王公们的个人主义策略。”史诗通过伊戈尔征战的失败和基辅大公“含泪的金言”, 鲜明地表现了反对个人主义或把个人置于群体或集体之上的主题, 而这一主题后来成为俄罗斯文学一个重要的基本主题, 在普希金、丘特切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中得到继承与深化, 在20世纪的苏联文学中更是得到大力张扬。

面对波洛夫人把战火燃遍罗斯大地, 基辅大公一方面沉痛谴责伊戈尔的个人英雄式的行动; 另一方面回顾历史, 指出以前之所以取得胜利, 是由于各王公们团结一心, 统一行动:“与车尔尼戈夫的贵族们在一起, /与军司令们在一起, /与达拉特人在一起, /与谢尔比尔人在一起, /与托普恰克人在一起, /与列武加人在一起, /与奥尔别尔人在一起。/而这些人发扬着祖上的光荣, /不带盾牌、只配靴刀/光凭呐喊便能战胜敌军。”而今, 每位王公各有主张, 相互内讧, “他们自己给自己制造了叛乱, 而那邪恶的人便节节胜利地从四面八方侵入俄罗斯国土”, 基辅大公严正地指出:“正是由于你们的内讧, 暴力/才从波洛夫人的国土袭来。”因此, 他庄严号召各王公统一行动, 一致对敌:“请用你们的利箭/堵塞边野的大门吧, /为了俄罗斯的国土。”从而宣扬了各独立自主的罗斯王公应该结束内讧, 团结起来, 统一行动, 一致对敌的主题。因此, 我们赞成格奥尔吉耶娃的观点, 史诗并非为了维护国家的团结, 而是强调一致对外。这样, 这部史诗的又一主题便是顺接上一反对个人英雄主义行为而来的号召统一行动, 一致对敌。

但我们还要看到, 这部史诗还有一个重要的主题, 那就是表现爱的力量。这种爱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 是雅罗斯拉夫娜对丈夫的爱(详后)。其次, 是雅罗斯拉夫娜对出征士兵的关爱, 她哭诉道:

“哦, 风啊, 大风啊!/神啊, 你为什么不顺着我的意志来吹拂?/你为什么让可汗们的利箭/乘起你轻盈的翅膀/射到我丈夫的战士们身上?……/光明的、三倍光明的太阳啊!/你对什么人都是温暖而美丽的/神啊, 你为什么要把你那炎热的光芒/射到我丈夫的战士们身上?/为什么在那无水的草原里, /你用干渴扭弯了他们的弓, /用忧愁塞住了他们的箭囊?”

季莫菲耶夫等进而指出:“在雅罗斯拉夫娜的哭诉中, 听得出来这不仅是一个贤惠妻子的悲伤, 而且是一个爱国者的悲伤, 她为全体人民的苦难而痛心, 并且悼念着在波洛威茨草原上阵亡的俄罗斯军队。她不仅为自己丈夫伊戈尔公的负伤伤心, 还为与波洛威茨人作战而尸横沙场的俄罗斯兵士而哭泣。”然而, 关于史诗的这一爱的主题尤其是爱的力量的主题, 以往中俄学者很少专门谈到, 尽管大家都意识到, 伊戈尔能够逃脱, 是由于其妻子的哭诉, 如布罗茨基等指出:“在第三篇里, 作者重又说到伊戈尔公, 叙述他怎样从波洛威茨人的囚禁中逃回祖国。这次脱逃据说应该归功于伊戈尔的妻子雅罗斯拉夫娜的哭诉和祈祷。她祈求自然界的力量——风、第聂伯河与太阳——把她丈夫伊戈尔‘送来’给她, 使她不再向远处的海洋挥洒眼泪。这祈求生了效, 伊戈尔终于逃出囚禁了。”刘文飞、陈方也强调:“在雅罗斯拉夫娜之哭诉的感召下, 伊戈尔终于逃出敌营, 回到了罗斯。”可是, 从没有人把它上升到主题的高度, 因为大家都过分关注爱国主义这一主题。我们认为, 雅罗斯拉夫娜是俄国文学中最早一个完美而动人的妇女形象, 她的忠贞不贰和情深似海, 尤其是她的人道主义情怀, 赋予这一形象一种特别的深度和艺术魅力。其实, 细读原作就会发现, 雅罗斯拉夫娜的哭诉不仅是全诗最精彩的部分也是全诗的**, 而且, 它决定了伊戈尔能从敌营逃出, 并且和伊戈尔的出逃在史诗中占据了五分之一强的篇幅, 所以, 雅罗斯拉夫娜的哭诉是史诗表现的又一主题:表现爱的力量。作为一个东方色彩浓厚的民族, 俄罗斯人像东方一样重视家庭、重视亲人间的感情, 爱护和心疼出征的战士, 因此表现爱的力量是很自然的。

由上可见, 这部史诗的含蕴丰富, 其主题的确包含了紧密相连的三个部分:反对个人英雄主义, 宣扬统一行动, 表现爱的力量。

顺便谈谈这部史诗的艺术特色。史诗的艺术特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抒情色彩浓厚。史诗本是叙事诗歌, 但《伊戈尔远征记》却具有强烈的抒情性, 整部史诗浸透着深厚的感情, 几乎从头到尾都是抒情的。布罗茨基等指出, “这并非一篇平静而循序地记述事件进程的故事, 却是一首似乎自发地从作者激动的心灵中一涌而出的抒情兼叙事的史诗”, 这种抒情性或浓厚抒情色彩的形成, 主要在于整部史诗“都采用生动的演说形式, 这演说是直接对那些被歌者称为‘兄弟们’的听众而发的。不仅作者, 连登场人物符赛伏洛德、雅罗斯拉夫娜、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也发表了生动热情的演说。他们对于进行中的事件各有各的感受, 但他们全都深深地受到震撼, 于是就用抒情的、动人的演说去表达自己的感情”。此外, 作家对罗斯大地和自然的热爱, 并且把它拟人化, 参与各种行动, 也使史诗具有抒情性。

史诗中最精彩的抒情片断是雅罗斯拉夫娜的哭诉:

这是雅罗斯拉夫娜的声音, /这声音能传到多瑙河畔, /就像一只无名的杜鹃, /在呻吟般地发出呼唤://“我愿清早就飞去, /在多瑙河畔飞翔, /我要在卡雅拉河水里/蘸湿我白色的丝袖, /给王公擦一擦/他负伤的身体上/那一处处滚烫的伤口!”//雅罗斯拉夫娜清早就在呻吟, /在普季夫尔的城墙上哭诉://“哦, 风儿, 大风啊!/你为何迎面吹向我们的武士?/你为何让异教徒的利箭/插上了轻盈的翅膀?/难道你不曾多次吹来, /在白云下的山巅吹拂, /把蓝色大海上的船儿爱抚?/神啊, 你为何要把/我的欢乐都吹进草丛?”//雅罗斯拉夫娜清早就在呻吟, /在普季夫尔的城墙上痛苦地哭诉://“哦, 光荣的第聂伯河啊!/在波洛夫的土地上, /你打穿了一座座石山!/你一直流到科比雅克营地, /背负着斯维亚托斯拉夫的战船!/神啊, 请把我的夫君/送到我的身边来啊, /好让我别在一清早/就把眼泪洒进你的波涛, /奔着夫君向大海流去!”//雅罗斯拉夫娜清早就在呻吟, /在普季夫尔的城墙上哭诉://“光明的、闪亮的太阳啊!/你在爱抚所有的人, /可你为何要把那滚烫的光芒/投射在我夫君的武士们身上?/要在那干涸的原野里, /用干渴扭弯他们的弓, /用忧伤塞满他们的箭囊?”(刘文飞译)

她向着辽远的海洋、向着伊戈尔被囚禁的地方挥洒自己的眼泪, 向风、向第聂伯河、向太阳祈求把丈夫从敌营释放出来。

二是人物形象鲜明。史诗塑造了好些形象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最突出的是伊戈尔大公的形象。首先, 他是一个热爱荣誉、奋不顾身的王公, 具有昂扬的斗志, 军人的勇敢和**。他主动出击, 既是为了荣誉, 也是为了罗斯, 即使出征前目睹了日食的凶兆—— 《往年纪事》(Пл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记载了这次日食, 而且据史家考证, 这次日食在俄国历史上确有其事, 它发生在1185年5月1日下午3点25分, 时间在伊戈尔4月23日率兵出征之后, 作者有意把它提前, 是为了突出伊戈尔意志的坚强和荣誉心之强, 并且也有加强史诗悲剧意味的作用——也毫不动摇。被俘后他一直怀念祖国, 伺机逃走, 最后终于逃回国土。其次, 也谴责了他贪图功名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 写出他为了追求个人的荣誉, 不联合其他王公就采取单独行动, 不仅损兵折将, 使自己身陷敌狱, 而且给罗斯大地带来了巨大灾难。在基辅罗斯的历史上, 斯维亚托斯拉夫并非一个很有作为的大公, 但史诗却把他塑造成一位威名远震的王公, 他曾像暴风雨一样击溃波洛夫人, 活捉了柯比雅克汗; 同时他又是一位目光远大的英明的国务活动家, 号召全体罗斯王公统一行动, 一致对外。由此也可见史诗对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雅罗斯拉夫娜的形象也很成功。在她的哭诉里, 我们发现她不仅是一个贤惠深情的妻子, 而且是一个难得的在俄国文学史上较早出现的人道主义者, 她不仅为自己的丈夫挂怀、伤心, 而且为尸横疆场的罗斯士兵担忧、哭泣。

三是民间特色突出。布罗茨基等指出, 这部史诗“广泛运用了民间创作所爱用的手法, 例如否定性的比拟(‘先知鲍扬不是放出十只苍鹰去捕捉一群天鹅, 而是把他那灵巧的手指按在活的琴弦上’), 常用的形容词(‘快捷的战马’‘快刀’‘广阔无边的原野’‘灰狼’‘深蓝的鹰’), 哀哭的形式(雅罗斯拉夫娜的哭诉), 描写符塞伏洛德的武功时的民间英雄歌手法(‘你的金盔闪着亮光, 你这野牛跑到哪里, 哪里就有波洛维茨人的邪恶的头颅落下’)”。季莫菲耶夫等也谈道:“《远征记》与民间诗歌的内在联系, 还表现在对自然界的描写上。自然界在《远征记》中, 也像在民间口头诗歌作品中一样, 与人物的感情相通, 同情人物的悲哀, 与人物同欢乐, 预告危险。当伊戈尔准备就绪, 催兵出征波洛维茨时, 太阳以阴影阻住他的道路, 黑夜以风暴呻吟等——整个大自然都在警告伊戈尔。而当他从敌营中逃跑出来时, 太阳光芒万丈地在天空中照耀, 啄木鸟以啄木声向他指示到河边的道路。顿尼茨河以自己的波浪爱抚他, 夜莺用欢乐的歌声通知着黎明的来临。”

参考文献

[俄]布罗茨基主编:《俄国文学史》, 上卷, 蒋路、孙玮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57。

[俄]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 焦东建、董茉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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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上俄国学者观点等, 均见王人法:《关于〈伊戈尔远征记〉的主题问题》, 载《安康师专学报》, 1999 (2)。

[2]王人法:《关于〈伊戈尔远征记〉的主题问题》, 载《安康师专学报》, 1999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