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是俄国19世纪文学史上最后一位大师, 与法国的莫泊桑(1850—1893)、美国的欧·亨利(1862—1910)并称为19世纪世界三大短篇圣手, 也是世界戏剧史上的大师, 对现代戏剧影响深远, 俄国当代学者波洛茨卡娅甚至认为:“世界上似乎没有一个伟大的导演不曾在契诃夫的戏剧中寻找创作的支撑。现在, 他日益增长的声誉甚至超过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其巨大的艺术成就, 契诃夫逝世100周年的2004年,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契诃夫年”。

一、默默奉献的一生

契诃夫1860年1月29日出生于俄国南部亚速海岸塔甘罗格城的一个小商人家庭, 祖父曾是农奴, 后赎回自己和家人。父亲是个小杂货商, 笃信宗教, 在家里专制成性。契诃夫在读书、练习枯燥无味的合唱与被迫在父亲的店铺值班中度过了没有欢乐的童年和少年生活, 因此, 他曾说过:“作为一个儿童, 我却没有过童年。”

契诃夫从小天资聪颖, 只在本地希腊学校经过短期练习就上中学。1876年, 父亲因生意破产, 还不起债, 就卖掉店铺, 逃往莫斯科, 让契诃夫一个人留下来继续念完中学。契诃夫一面求学, 一面当家庭教师来维持生计, 这使他很早就接触社会, 并从小养成注意观察周围生活和独立思考的习惯。

1879年他中学毕业, 1880年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学习, 同年以安托沙·契洪特的笔名在幽默杂志《蜻蜓》上发表了最早的两篇作品(第一篇是《顿河地主的信》, 1880), 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活动。

1884年大学毕业后, 契诃夫曾在莫斯科城外伏斯克列辛斯克城(现在的伊斯特拉)的地方医院和兹维尼高罗德医院做过医生。他一面行医, 一面继续在各种幽默杂志上发表小说。1890年, 他到库页岛考察苦役犯和当地居民的情况, 对俄国的黑暗现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895年出版特写集《萨哈林旅行记》)。此后, 他长期居住在乡村, 一边行医一边创作, 并和高尔基、列夫·托尔斯泰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04年7月2日英年病逝, 年仅44岁。

契诃夫的一生, 是他成功摆脱奴性努力奋斗的一生。他自己曾对自己的一位同道总结说:“那就写一个年青人的故事吧。他是一个农奴的孩子, 当过店铺里的伙计, 唱过诗, 念过诗, 也做过大学生, 从小就学会了尊重权势, 赞赏别人的主意、吻教士的手, 为每一小块面包向人道谢, 还时常挨打, 上学时连一件外套也没有, 也时常打架, 虐待动物, 也喜欢和阔亲戚一起吃饭, 并且对人、对上帝做出一些不必要的伪善, 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微贱。写他怎样逐渐从自己身上拔出了农奴的根性, 怎样有一个好日子, 他突然觉得在他静脉里流动着的已不再是农奴的血液, 而是一个真正的人的血液……”这几句话正是契诃夫自己一生历程的素描。

契诃夫的一生, 更是默默奉献的一生。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是对家人的默默奉献。契诃夫早在中学时期, 就不仅要在求学的同时自己养活自己, 还得适当给远在莫斯科的家人救急。大学时期, 他更是从此担负起靠写作挣钱接济家人(父母弟妹甚至哥哥)的责任。当了医生后, 也成为颇负盛名的作家, 虽然经济情况大大好转, 但他担负了更重的帮助家人的义务, 父母妹妹都住在他家里, 靠他养活。第二, 是对病人和社会的默默奉献。他除了行使医生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外, 还时常免费给贫穷的农民看病, 而且十分热心于公益事业, 对社会默默奉献。对此, 他有一个崇高信念:“为公共福利尽力的愿望应当不可或缺地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由于他的努力, 在塔列日、诺伏肖尔基和梅里霍沃三个村庄里造起三所相当好的学校, 他还不断给一些地方图书馆赠送书籍, 收到他的赠书的有萨哈林、彼尔姆、谢尔普霍夫和塔甘罗格等地的图书馆。第三, 更重要的是, 对文学的默默奉献。他本人曾以戏谑的口气说过, 医学是他的“发妻”, 文学是他的“情妇”。他更爱的是文学这个“情妇”, 把所有业余时间都花在文学创作上, 在其短暂的24年创作生涯中, 共创作了中、短篇小说470多篇, 还有十几部戏剧。契诃夫的创作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

第一时期(1880—1886), 从模仿、练笔、实验慢慢走向独创的时期。

1880—1882年, 是契诃夫模仿、练笔、实验的阶段, 他采用“安东沙·契洪特”、没有脾脏的人、卢佛等各种笔名, 写作了较多的滑稽作品, 内容肤浅, 叙述笔调不够含蓄, 语言也比较粗俗, 纯粹是为了赚钱养家和供自己上大学。当然, 在这三年时间里, 他也进行了多种实验, 甚至实验了各种文学类型。不过, 正如英国学者辛格雷所指出的那样:“大多数的作品都没有什么文学价值, 虽然能博得读者一笑, 深具娱乐成分。……契诃夫实验了各种文学类型, 但并没有任何严肃的意义。”

接着, 依然为了赚钱养家和供自己上大学, 依旧大量写作滑稽幽默作品, 而且作品不得不求速成, 1883年至1885年, 每年都要写小说一百篇以上, 仅1885年就完成了129篇, 他一生创作的470多篇作品中, 大部分(约四百篇)写于这一时期, 而且多是短篇。而19世纪80年代正是沙皇政府镇压民粹派, 为防范革命活动而公开实行高压政策的时候, 进步杂志被迫停刊, 能合法出版的都是“为笑而笑”的庸俗刊物, 契诃夫为了迎合刊物胃口, 逗人发笑, 某些作品不免流于粗俗, 后来, 他在出版文集时, 毫不可惜地舍弃了这些作品。

不过, 从1883年开始, 他也创作了一批优秀的作品, 如《在钉子上》《胜利者的胜利》《小公务员之死》, 并且慢慢走向独创, 创作了一些独具特色的作品, 如《变色龙》等。

契诃夫早期的优秀作品, 从题材和主题看, 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表面上写俄国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笑话, 实际上是嘲笑当时普遍存在的奴性心理, 暴露造成这种奴性心理的专制警察制度, 如《小公务员之死》(1883)、《变色龙》(1884)、《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等; 另一类反映下层人民的贫困和痛苦生活, 揭示现代人的孤独, 如《哀伤》(1885)、《苦恼》(1886)、《万卡》(1886)等。但其人道同情和高级幽默还只是隐隐现出, 因此, 米尔斯基指出, 契诃夫早期小说中的基调, 即对人之软弱和愚蠢的平庸嘲笑, 只有一位比灵猫的眼睛还要敏锐的批评家, 方能看出读者在成熟期契诃夫作品里感受到的人道同情和高级幽默。

第二时期(1886—1891), 稳固发展、形成自己风格的时期。

1886年3月25日, 关心契诃夫的老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给他:“您的毋庸置疑的天才的特性是不单调, 您进行内心分析的感觉是正确的, 您有高超的描写技巧, 您善于塑造形象, 寥寥数笔, 就有了丰满的画面——根据这一切我确信不疑, 您的天职就是要写出几部精美的真正的艺术作品。如果您辜负了这种期待, 您就会犯下巨大的道义上的过失……别再做那种赶时间的工作了……宁可饿肚子, 就像我们当初曾挨过饿一样, 您也得珍惜您的印象, 写出一部深思熟虑的作品……一部这样的著作的价值将比百余篇美好的在不同的时期散见于报端的短篇高出一百倍, 您会马上获奖, 您将在敏感的人们的心目中、而后又在整个读者层中占据显要的位置。”契诃夫读信后深受感动, 回信说:“您的信像闪电一样使我惊愕万分。我非常激动, 几乎哭了出来”, 并且坦率地告诉老作家:“如果说我有值得尊重的才能的话, 那么我要向您的纯洁的心灵忏悔:我迄今一直不尊重这个才能。我感觉到, 我是有才能的, 但是我已经习惯于把它看作微不足道的”, “从前我对待我的文学工作一向极其轻率、马虎、随便。我不记得, 哪一个作品是我花了一昼夜以上的时间写成的”, 并且表示此后“一定要做严肃的工作”。因此, 从1886年开始, 契诃夫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创作小说, 他用在文学创作上的时间没有减少, 但作品的数量却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1885年写了129篇, 1886年下降为112篇, 1887年锐减到66篇, 1888年仅仅写了12篇。不过, 在这个时期, 他从滑稽幽默作家契洪特一跃而成为第一流的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也就在1886年, 契诃夫开始放弃笔名“契洪特”而用真名发表作品(第一篇小说是《安灵祭》)。1887年, 契诃夫第三部作品《在昏暗中》出版, 引起俄国文学界的普遍关注, 从此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涯。

这个时期是契诃夫一个稳固发展时期, 形成了比较客观冷静的叙事方式。

1888年, 是契诃夫一生中颇为重要的一年。这年3月, 中篇小说《草原》出版, 引起巨大的反响, 堪称契诃夫19世纪80年代末创作中的一件大事。

1888年10月, 契诃夫因小说集《在昏暗中——特写和短篇小说》而获得科学院普希金奖。这使他深受鼓舞, 同时也在经济上获益, 能够安心、稳定地从事小说创作, 因此, 从此后他信心十足地朝着自己的方向不断前进, 终于形成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波洛茨卡娅认为:“就在这个时期, 契诃夫的艺术创作发生了转变, 其开端就是《草原》(1888), 《没意思的故事》(1889)和剧作《伊万诺夫》(1887—1889)。”米尔斯基指出, 发表于1889年的《没意思的故事》可视为契诃夫成熟期之起点, 人与人相互隔绝的主题以巨大的力量被展示出来, 成为契诃夫一系列成熟杰作的先声。

1890年4月契诃夫抱病去俄国远东库页岛考察囚犯的生活, 了解了罪犯们的真实生活, 深感震动, 后来写成长篇散文《萨哈林旅行记》。年底, 契诃夫途经香港、新加坡、科伦坡、塞得港回国。此时期的名篇佳作主要有:《幸福》《吻》(均1887)、《草原》《灯火》《命名日》《神经错乱》(均1888)、《没有意思的故事》(1889)、《决斗》(1891)等。

第三时期(1892—1904), 成熟、趋于乐观时期。

辛格雷认为, 1892年是契诃夫一生的转折点, 也是他在文学上的转折点, 因为这一年, 刚好是他写作生涯二十四年的中点, 他的短篇小说自此开始进入一个更稳定成熟的阶段。他放弃了不负责任的闹剧, 走向更成熟的文学领域。从1892年起, 一直到他逝世止, 这一阶段的小说应该当成一个完整的单元看待, 其中共有42篇短篇小说。他后期的短篇小说有一个主要特色, 不同于以往的俄国作家, 也不同于他自己早期的作品。这个特色也是契诃夫对后世的伟大成就之一。他放弃了比较客观的观察, 开始把故事处理得更生动, 符合许多批评家的要求, 即在小说里批评人生。社会问题的分量变得越来越重, 更公开地显露了他那份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会抗议, 常常激动地与他所不满的理论对抗, 因此, 最好把他后期的小说合成一个单元, 因为他提出了许多问题, 最能代表19世纪90年代契诃夫的观点。

契诃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欣赏的是那种高雅的情趣:“我认为最神圣的东西, 是人的身体、健康、智慧、才能、灵感、爱和绝对自由——不受暴力和谎言约束的自由。”而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现实是反动派飞扬跋扈, 势利小人阿谀逢迎, 自由主义者洋洋得意, 优秀知识分子备受摧残。严酷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思想, 尤其是1890年的库页岛之行, 使他的思想有了明显的变化, 创作也有了相应的发展。作品的题材更为广泛, 思想内容更为深刻, 艺术特色也更为成熟, 写出了不少出色的中篇小说。而凭着对俄国社会的长期观察, 他又意识到俄国非变革不可, 并朦胧感觉到, 变革后的俄国将是美好的, 他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界是欢迎的。因此, 这一时期的创作曲折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生活的某些本质特点, 民主主义、爱国主义、乐观主义明显增强, 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创作的特点是:取材范围广大, 思想挖掘加深, 跟社会联系更紧, 乐观情绪增强, 艺术上也更加成熟。波洛茨卡娅指出:“在他的作品中, 幽默与抒情, 忧郁与欢快, 怀疑与希望始终是并存的。些许的变化只是表现在他后期倾向于比较深刻和严肃的方向, 以及对于未来的思考”, “在较晚的作品中, 幽默与讽刺的交织被正剧与悲剧交织、抒情与哲理的交织所替代(叙述与事件发展的双线推进便是由此产生的, 并进而发展成著名的‘契诃夫潜台词’)”, “在契诃夫晚期作品中, 与那些‘永恒’的问题相对应的, 除了超越于人们生活的‘平庸’之上的‘神奇的’大自然, 还有这种‘平庸’本身的种种日常的表现”。这是他小说和剧本创作的繁荣时期。主要小说有:《第六病室》《跳来跳去的女人》(均1892)、《挂在脖子上的安娜》(1895)、《带阁楼的房子》(1896)、《农民》《醋票》《套中人》《姚尼奇》《出诊》(均1898), 《宝贝儿》《带小狗的太太》(均1899)、《在峡谷里》(1900), 《新娘》(1903)。

契诃夫也是一个著名的戏剧大师, 写了不少剧本, 在19世纪80年代, 写过一些独幕剧,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伊凡诺夫》(1887)写一个从热情奋发转变成苦闷颓唐的知识分子伊凡诺夫; 《海鸥》(1896)描写两个想创造一番事业的演员和作家的不同结局; 《万尼亚舅舅》(1897)写对“名教授”偶像盲目崇拜的绝望和一个想造福后代的乡村医生幻想的破灭; 《三姊妹》(1901)描写憧憬美好生活的三个姐妹, 都只有美丽的幻想而没有实际的行动。剧本写的这些人物大多数是不关心政治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反映了他们在变革前黑暗年代的苦闷、彷徨、挣扎和追求, 表现了他们正直、敏感并富于幻想的特点。

契诃夫最有名的剧本是《樱桃园》(1903)。朗涅夫斯卡娅几年前先后失去了丈夫和爱子, 她悲痛难忍, 便与情人双双去了法国。在国外期间, 她把钱财挥霍殆尽, 加之又被情人抛弃, 在万般无奈之下决定回国, 返回故乡的樱桃园。这时, 樱桃园已经危在旦夕——由于她在国外债台高筑, 债主们决定拍卖樱桃园抵债。商人拉伯兴建议她将樱桃园建成别墅出租, 但是她拒不接受, 她不想毁掉樱桃园。樱桃园最终还是拍卖了, 产权转到拉伯兴名下。失去樱桃园的朗涅夫斯卡娅并没有先前想象的那样痛不欲生, 她此时的心态十分平和, 决定再度出国寻找“爱情”。最后, 她与众人告别, 她与兄长都十分感伤, 然而, 年轻一代的大学生特罗菲莫夫和阿尼娅却含笑告别樱桃园, 他们高呼:“别了, 旧生活!”“新生活万岁!”

以上这些剧本在内容方面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体现着作家渴望光明的乐观主义精神, 曲折地反映了俄国现实变革的历程。契诃夫戏剧的特点是:第一, 戏剧的非情节性, 不注重情节, 而表现生活流; 第二, 戏剧的抒情性, 通过各类舞台手段、台词来表现, 不依靠情节发展来表现戏剧冲突, 揭示人物性格一般也不借助紧张的情节, 而是偏重于抒情; 第三, 戏剧的象征性。首先, 表现在作品的名称上, 《海鸥》象征着拼搏、自由、广阔空间, 《樱桃园》象征祖国和家园; 其次, 用具体舞台手段构成象征, 如砍伐樱桃树的声音象征一部历史的丧钟已经敲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契诃夫戏剧中的一些对话和行动, 从表象上看好像没有什么联系, 而在这类对话和行动背后却潜藏着深层的感情、情绪乃至哲理的联系, 人们称这种联系为“潜流”。如何理解这种“潜流”是契诃夫剧本演出成败的关键。同样, 注意到作家这一创作特征在小说中的表现也是理解作家有关小说的一个条件。

二、多元格局中现代人的迷茫与病症

契诃夫的作品, 是开放的、多元的, 并非现今大多数中俄学者尤其是我国的教材所认定的那样, 他只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最后一位大师, 其实早在20世纪初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说过:“契诃夫是擅长采用多种多样的、往往能在不知不觉中起影响作用的写法的, 在有些地方他是印象主义者, 在另一些地方他是象征主义者, 需要时, 他又是现实主义者, 有时甚至差不多成为自然主义者。”也就是说, 他的作品是把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等融为一体的, [2]甚至, 在某些方面还出现了现代主义的因素(如意识流的萌芽)。

契诃夫对时代和人有异常清醒的认识, 1892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现在科学和技术正经历着一个伟大的时代, 但对我们来说, 这个时代是疲沓的、抑郁和枯燥的。我们自己也是抑郁和枯燥的……我们没有最近的目标, 也没有遥远的目标, 我们心中一无所有。我们没有政治活动, 我们不相信革命, 我们没有上帝, 我们不怕幽灵, 而我个人呢, 我连死亡和双目失明也不怕。……这是不是一种病?……我不向自己隐瞒我的病, 不向自己撒谎, 不用诸如60年代思想这类别人的破烂来掩盖自己的空虚……我也不用对美好未来的希望迷惑自己。我患这种病不是我的过错, 也不是我能治好自己的毛病……”马卫红精当地指出:“他的这段话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中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状态, 而且远远超越了19世纪80年代俄国的社会范畴, 准确地揭示了当时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生存困境。上帝死了, 昔日的信仰和传统价值体系彻底崩溃, 随之而来的是虚无、毁坏、没落、颓废, 世界突然变得陌生, 模糊混乱, 不可认识。人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 理想幻灭, 信仰缺失, 精神萎靡, 无所依托, 失去了立足点和安全感。人突然被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 成为一个孤立的个体, 成为一个‘局外人’。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丧失了原有的和谐关系, 这种和谐关系的丧失投射在主体身上, 自然就产生一种荒诞心理。”正是这种对时代和人的病症的异常清醒和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 使他“以一种超越生活表层现象的情形和智慧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的个性本质, 不仅展现了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人与人的荒诞关系, 人的孤独和异化, 而且还揭示出人性中的种种阴暗面, 以及某些现代社会中所欠缺的宝贵品质, 如同情、理解、互助、关爱等”, 他尤其“清醒地看到日常生活是怎样将人的个性一点一点地啃噬, 乃至将人整个吞没。日常生活无处不在, 它是‘恼人的牢笼’, 是一只生了翅膀的‘笼子’, 追逐着无路可逃的人, 就像日后卡夫卡在其作品中所表述的那样:‘一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并且, “抒写孤独、亲近人们之间的互相不理解、人与人关系中永远难以消除的误会、人面对岁月飞逝的无助以及不明白自己生存的意义等。他比任何人都敢于讲述生活的无聊与空虚, 并把它视为人存在的悲剧的真相”。因此, 契诃夫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 就是在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等多元格局中着力表现现代人的迷茫与病症。由此, 具体而言, 契诃夫的作品主要包含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世界的不可认识。契诃夫认为, 尽管科学技术正在飞速发展, 但人无法认识世界, 世界依旧是不可知的, 这在他的许多作品中表现出来。

名作《草原》较早表现了这一现代性的主题。学者们以往一致认为, 这部小说和其他短篇小说不同, 不是通过描写个别人物的遭遇来反映社会, 而是通过主人公——九岁的叶果鲁希卡从乡村到城市的一次旅行, 广泛地描写了大自然的景色和人民的生活。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对俄国命运的关心和对幸福前途的憧憬。实际上, 这是受苏联学者影响的一种过度阐释。但时至今日, 我们的教材还只是强调这部作品的爱国爱人民性, 他们强调说:契诃夫是大自然的歌手, 善于借大自然的形象来抒发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感情。《草原》就是一首有浓厚抒情味的诗篇, 那广袤无垠的原野, 无边无际的草地, 空旷的地平线, 清凉的早晨和宁静的黄昏, 千变万化的色彩, 交织成绚丽多姿的奇异美景, 千百种声音, 汇合成雄壮的草原交响乐。草原仿佛是有生命的, 它懂人的感情, 给人以力量和信念, 草原的形象是祖国和人民的化身。

作品描写的是九岁的男孩叶果鲁希卡跟舅舅去外地求学途经草原的所见所闻。在他眼里, 草原是无精打采的, 青草是半死不活的, 歌声是悲凉古怪的, 一切是这样的郁闷、扫兴和乏味, 以致“他觉得自己是个最不幸的人, 恨不得哭一场才好”。“草原”获得了深刻的象征寓意:生活就像七月里的草原一样平静, 人在茫茫无际的草原上显得无比渺小和无助。他特别喜欢躺在货车上, 仰望星空, 然而, 像大多数人一样, 他只是感到世界的陌生、不可认识以及对人的巨大压力:“每逢不移开自己的眼睛, 久久地凝望着深邃的天空, 那么不知什么缘故, 思想和感情就会汇合成为一种孤独的感觉。人们开始感到一种无可补救的孤独, 凡是平素感到接近和亲切的东西都变得无限疏远, 没有价值了。那些千万年来一直在天空俯视大地的星星, 那本身使人无法理解、同时又对人的短促生涯漠不关心的天空和暗影, 当人跟它们面对面、极力想了解它们的意义的时候, 却用它们的沉默压迫人的灵魂。那种在坟墓里等着我们每个人的孤独, 就来到人的心头, 生活的实质就显得使人绝望, 显得可怕了。”

因此, 细读原作, 客观评析, 这部中篇名作的主题应该是:孤独的儿童心理, 神秘的外部世界。小说主要描写一个九岁的小男孩叶果鲁希卡, 远离寡母, 由舅舅带着穿越草原, 到一个小城去上学的经历, 因此小说的副标题叫做“一个旅行的故事”。小说通过叶果鲁希卡一路上的观感, 充分表现了孤独的儿童心理, 或者说小主人公的孤独感。在旅途上, 他不仅感到烦闷无聊, 而且倍感孤独, 觉得自己“离家很远, 无依无靠, 孤苦伶仃”。与此同时, 草原是神秘的, 草原的天气也是神秘的, 草原的夜景不仅神秘, 而且有点阴森可怕, 草原上的人, 也是神秘的。孤独与神秘相互叠加、影响, 由此小男孩产生了对前途的强烈迷茫感, 这样, 小说就带有相当浓郁的现代色彩:表现世界的神秘不可知, 以及人们对前途的迷茫。而这是20世纪和21世纪现当代文学最为流行也最为突出的主题之一。[3]

在《灯光》这篇小说中, 作家借助一个大学生对世界的理性思考明确地表达出“这个世界上的事谁也弄不明白”。小说展现的是一幅荒谬、怪诞的景象:模糊的灯光在夜空中闪烁, 黑暗给大地加上某种稀奇古怪的外貌, 夜晚显得更加荒凉、阴森和黑暗, 使人联想到开天辟地以前的洪荒时代。人的思想就像模糊的灯光一样, “在黑暗中顺着一条直线往一个什么目标伸展过去, 什么也没照亮, 更没照亮黑暗”。人力求理性地认识世界, 而理性的呼唤却得不到回答, 展现在人面前的世界是模糊混乱, 不可认识的, 人与世界、人与环境的关系始终是对立的, 人的存在本身就是痛苦。《决斗》更是宣称:“谁也不知道真正的真理!”

(二)人的精神痛苦、孤独与异化。世界的不可认识, 产生了人的隔膜、冷漠、互相不理解, 从而使人丧失理想、孤独、恐惧甚至异化。米尔斯基甚至宣称:“在表现人与人之间无法逾越的隔膜和难以相互理解这一点上, 无一位作家胜过契诃夫。”

《神经错乱》中的大学生瓦西里耶夫由于不理解周围的世界并与之敌对而感到孤独, 最后竟神经错乱。小说写法律系大学生瓦西里耶夫在两个朋友的陪同下到一个巷子里逛妓院的经历。瓦西里耶夫从来没有逛过妓院, 在他的想象中, 妓女是不幸的, 然而, 他亲眼看到的却完全是另一种情景:“这些女人没有一个觉得惭愧, 他在每张脸上看见的只有那种呆板的表情……愚蠢的笑容, 愚蠢刺耳的话语, 无耻的动作, 此外就没有别的了。”“这儿在干着坏事, 然而犯罪的感觉却没有, 求救的希望也没有, 人们卖她们, 买她们, 把她们泡在酒里, 叫她们染上种种恶习, 她们呢, 跟绵羊似的糊里糊涂, 满不在乎……”这一切使瓦西里耶夫感到震惊、恐惧和痛苦, 最终导致了突发性的神经错乱。

《恐惧》中的主人公的孤独则源于自己对于生活的种种不理解(详后)。

《万卡》写九岁的小工徒万卡, 被力不堪任的工作折磨得筋疲力尽, 还要受店主的打骂和凌辱, 但同样无处申诉, 他回忆起和祖父在一起度过的快乐美好的时光, 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给爷爷写信诉说, 然而这也只是小万卡的幻想, 穷苦的爷爷是不可能接到他的信的——信封上写的是“乡下爷爷收”——他连爷爷的地址都不知道怎么写, 小说充分写出了只身异地者的孤苦无依。

《苦恼》写的是老马车夫姚纳的儿子一周前死去了, 他很想找个人诉说一下自己失去儿子的悲哀, 多次尝试却总是不能如愿, 最后只好对自己的马倾诉自己的苦衷。小说写道:“姚纳的眼睛不安而痛苦地打量街道两旁川流不息的人群:在这成千上万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倾诉衷曲呢?人群匆匆地来去, 然而人群奔走不停, 谁都没有注意到他, 更没有注意到他的苦恼。”进而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人生的痛苦与无奈:“我的痛苦向谁去述说?”以往, 学者们只从社会政治方面解读, 认为小说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城市劳动人民的穷苦和孤独, 控诉了社会的冷漠无情。现在看来, 小说更具现代意义, 它生动刻画出了现代人的孤独:人的境遇是何等的悲哀, 他在自己的同类中竟然失去了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可能。对此, 俄国有学者指出:“20世纪文学的重要主题——人的隔膜、隔绝、孤独的主题在卡夫卡、加缪等的作品中, 将在多少较为有文化的人物身上得到体现, 他们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更为敏锐。契诃夫在下层人物的生活场景中捕捉到了这个涵盖一切的、具有全人类性的问题。姚纳的苦恼乃是全人类性的苦恼。”

童道明更有简要而精辟的论述:“《苦恼》写的是人的孤独与人与人的隔膜。契诃夫提醒读者:人生的最大苦恼与其说是在于人人皆有苦恼, 毋宁说是在于没有人理会别人的苦恼。契诃夫写作《苦恼》之后, ‘苦恼’的题旨——人与人的隔膜, 一直延伸在契诃夫的文学创作之中。”他还进而指出:“契诃夫在《苦恼》中揭示的人生困顿, 到了二十世纪成了更为普遍的社会病态。鲁迅先生不也在他的小说《祝福》中揭露了人世间的冷漠与隔膜吗?”他通过对比, 进行了具体分析, 指出了鲁迅的发展与推进:“乍一看来, 《祝福》中的祥林嫂要比《苦恼》中的姚纳的处境要好, 她毕竟能把儿子怎么悲剧地被野狼吞食的‘故事’一股脑儿地说出来, 而且起初还能在鲁镇的居民中间产生一些效果:‘男人听到这里, 往往敛起笑容, 没趣地走了开去’, 女人们‘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但如果以为祥林嫂讲的遭了狼灾的故事赢得了鲁镇人的同情, 那就错了。他们一开始耐着性子听祥林嫂讲那一段悲惨故事, 是出于好奇与猎奇的心理, 所以, ‘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 便特意寻来, 要听她这一段悲剧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 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 叹息一番, 满足的去了, 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祥林嫂的丧子之痛一时间成了鲁镇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一当鲁镇人听熟了这个‘悲惨的故事’, 人们便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冷漠, ‘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 眼里也不再有一点泪的痕迹。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 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他们对待讲述不幸故事的祥林嫂, 或是取笑犹恐不尖刻, 或是回避犹恐不及时。鲁迅最后用这样一段沉痛的文字结束了《祝福》中‘哀莫大于隔膜’的描写:‘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鉴赏了许多天, 早已成为渣滓, 只值得烦厌和唾弃; 但从人们的笑影上, 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 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她单是一瞥他们, 并不回答一句话。’实际上, 祥林嫂的遭遇比姚纳悲惨。《苦恼》只是写到人们没有理会姚纳的丧子的苦恼, 而《祝福》进一步写到了人们把祥林嫂的悲哀‘咀嚼鉴赏了’之后又加以‘烦厌和唾弃’。那真是‘又冷又尖’到令人颤栗的隔膜啊!”

人的苦恼, 人的隔膜, 根源在于:每个人都各自沉醉于各自的内心并且各有成见, 从而导致人的隔膜与冷漠, 造成人深刻的孤独。

《仇敌》(1887)写的是地方自治局医师基利洛夫的独生儿子刚刚害白喉死去, 这时贵族老爷阿包金来到医生家:他的妻子病得很重, 情况危急, 他来请医生尽快去家里为妻子看病。心情悲痛的医师起初拒绝了他的要求, 但在他的一再央求下, 同意和他一起去看病。当他们来到阿包金家里时, 却发现情况出人意料, 原来这是其妻设的骗局:佯装病重, 趁丈夫去请医生, 跟情人巴普钦斯基私奔了。突然的变故和愤怒之情, 使阿包金失去了理智, 他又哭又笑, 叫嚷着, 咒骂着, 接着便滔滔不绝地向医生倾诉自己家里的隐私。而医生则深感自己受骗上当, 愤怒得暴跳起来:“我不要听您那些庸俗的秘密, 叫它们见鬼去吧!”医生认为这是阿包金在嘲弄他的悲伤, 而阿包金则抱怨医生不体谅他的痛苦。两个不幸的人开始互相对骂, 互相羞辱, 像一对仇敌。

以前, 受苏联学者叶尔米洛夫的影响, 认为这个作品表现了贵族和平民的矛盾, 揭露了贵族老爷阿包金的做作; 叶尔米洛夫认为像基利洛夫这样被贫穷和工作搞得疲惫不堪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冷酷和无情, 只是表面上的冷酷和粗鲁, 实际上他们内心却隐藏着深刻的人性美, 而像阿包金这种人的优雅和高贵, 却只是外表上的光鲜。而实际上, 这个作品超前表现了现代人的隔膜、冷漠与极端孤独, 他们已经丧失了信念、同情与关爱, 道德处于瘫痪状态, 因此在冲突的紧张时刻都表现得有失体面, 谁也没有通过人性的考验。小说特意点明:“不幸的人是自私、凶恶、不公平、狠毒的, 他们比傻子还要不容易互相了解。不幸并不能把人们联合起来, 反而把它们拆开了。甚至有这样的情形:人们怀着同样的痛苦, 本来似乎应该联合起来, 不料他们彼此干出的不公平和残忍的事, 反而比那些较为满足的人之间所干的厉害得多。”

这种隔膜、冷漠与孤独, 使人对世界和人产生强烈的恐惧。在强大的世界和社会面前, 人是渺小的, 孤独的, 生活让人感到恐惧。《恐惧》的主人公西林患的是一种“害怕生活的病”, 他认为, 现实的生活和坟墓里的世界同样不可理解、离奇, 同样可怕。他整日生活在欺骗、虚伪和无聊之中, 自然界的一切、周围的环境、爱情、家庭生活都让他不可理解, 都让他感到恐惧。存在主义哲学流派的先驱克尔凯郭尔认为, 存在的最真实的表现是孤独的个体的存在状态, 而孤独个体的最基本存在状态则是恐怖。当一个人处在这种没有确定的对象, 且来自四面八方的恐怖状态时, 温暖友好的外界便消失, 代之而起的是一层怪异的帷幕隔在人和世界之间, 人无可依靠, 他孤独苦闷, 感到被异己的力量所包围和挤压, 这种“恐怖”的状态, 实际上也就是一种荒谬感。

这种恐惧、荒谬感使人不得不想方设法躲进各种各样的“套子”中, 躲进日常生活的种种平庸或庸俗之中(契诃夫是果戈理之后俄国作家中又一位深刻地揭示庸俗对人的扼杀的出色作家), 从而导致人性的异化。《姚尼奇》写精力充沛、充满活力、富于理想的青年斯达尔采夫刚到C城工作时, 迷上了当地会弹钢琴的女子考契克, 但她不愿待在这个平庸的小城市, 要追求自己崇高光辉的目标, 因此拒绝了他。马卫红指出:“这是契诃夫世界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情景:人们孤独地生活着, 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兴趣、愿望、感情和方式生活着。当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的理解和关爱时, 那个人此时却沉浸于自己的兴趣和计划之中。人们之间好像隔着一道看不见的、无法穿透的墙, 彼此之间的联系和理解变得异常艰难或不可能。”四年后, 考契克回到小城, 爱上了斯达尔采夫, 深悔自己当时没有理解他, 认为他:“做一个地方自治局医师, 帮助受苦的人, 为民众服务, 那是多么幸福!……您在我心目中显得多么完美, 那么崇高!”然而, 当年的斯达尔采夫早已躲进庸俗生活的套子, 变成又肥又胖、俗不可耐的姚尼奇了, “凡是可以赚钱的机会都抓住不放”, 他面对回心转意的考契克的爱情表白, 心里虽然也一度燃起火星, 但是一想到“每天晚上从衣袋里拿出钞票来, 津津有味地清点, 他心里那点火星就熄灭了”。而以往我们总把这个作品和《套中人》联系起来, 从社会政治角度解读, 认为在《套中人》《姚尼奇》等作品里, 作家揭露了知识分子灵魂的丑恶及社会原因, 表明沙皇专制统治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社会变革即将发生, 揭示了俄国社会变革的必然性和迫切性。《醋栗》的主人公尼古拉·伊凡内奇一辈子只有一个梦想, 就是拥有一个长满醋栗的小小庄园, 这是他的“套子”和唯一的生活目的。为了买庄园, 这个“善良温和的人”变成了一个守财奴。他节衣缩食, 过着叫花子一样的生活。为了钱, 他娶了一个年老而丑陋的寡妇, 不让她吃饱, 把她的钱存在自己的名下, 不出三年就把她送进了坟墓, 可是他从来没有想过妻子死亡的原因, 更没有想过要对她的死负责。终于, 他买下了庄园, 种下了醋栗, 成了一个幸福的人。最后他看着自己头一回收获的醋栗, 眼泪汪汪, 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通过这些作品, 契诃夫形象地指出, 可怕的不是生活中的悲剧, 而是生活中的安宁闲适; 可怕的不是人的命运中的突然剧变和转折, 而是不变的生活和麻木的人们。正是这种生活中的庸俗使人变成非人。因此, 马卫红认为, 契诃夫所描绘的“庸俗”, “可以广义地理解, 它不仅仅是指贪图物质享受和缺乏审美趣味, 也指一切危害人的健康肌体和健康精神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社会习俗等等; 除此之外, 它还包括丧失做人的独立性和尊严”。这方面更出色的是小说《套中人》(详后)。

(三)对“小人物”主题的深化。“小人物”这一主题在俄国文学中有着悠久的传统, 通常是指那些地位低微、生活贫困的小官吏。19世纪初, 普希金在《驿站长》中首开纪录, 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继续发展了这一主题。但从总体上看, 契诃夫以前的“小人物”形象具有某些共同的典型特征:外表平凡, 年龄在30~50岁之间, 资质平庸, 家境贫寒; 与他们敌对和发生冲突的对象是整个上流社会或者侮辱欺凌他们的强者, 专制制度的统治和官僚的欺压是造成他们不幸的根源; 他们的生活理想破灭, 命运多舛, 常常遭受天灾人祸, 最后落得悲惨的结局。可以说, 从环境到人都被限定在一个较固定的模式里。

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不仅概括了俄国传统文学中“小人物”的所有本质特征, 而且继续深化了这一主题, 赋予其新的含义。

首先, 他们不再是此前作家笔下生活在社会底层穷困潦倒的人, 而是与世界失去了联系, 沉溺于个人生活与个人安乐之中的人。他们大多默默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 对生活麻木, 对感情麻木, 没有互相的理解和关爱, 更谈不上具有牺牲精神, 有的只是自私、冷漠、平庸、粗俗, 是一些精神委顿、彷徨恐惧、具有人性的种种弱点的人。

其次, “小人物”的范围扩大了:这不只是在长官面前战战兢兢的小官吏, 还有荒疏学业的中学生, 墨守成规的知识分子, 一心想着出嫁的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