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理发展了普希金、莱蒙托夫的现实主义倾向, 开创了俄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流派“自然派”, 真正确立了俄国的现实主义, 对此后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影响深远, 正因为如此, 别林斯基指出:“从出现果戈理起, 我们的文学就专门面向俄国生活和俄国现实了。也许因为这个缘故, 它变得更加片面, 甚至更加单调, 可是在另一方面, 也就变得更加独创, 独特, 从而更加纯真。”(《关于俄国文学的感想和意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宣称:“把讽刺的, 或者公正地叫作批判的方向牢固地引进俄国文学中来, 这应该绝对地归功于果戈理。”(《俄国文学的果戈理时期概观》)斯洛尼姆认为:“俄罗斯的散文到了果戈理才真正表现了它的独创力。”

一、超越死亡、追求永恒的一生

王尔德说过:“大作家们的生活是特别地没有趣味, 他们完全地蒸发在自己的书本子里, 一点什么都不留给生活。小作家们在这方面就趣味多了。”果戈理的一生就是如此, 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写作中去了, 因而他的传记、他的生活非常平淡无奇, 不过, 却显得有点怪诞, 是个怪诞的现实主义者, 纳博科夫认为:“果戈理是一个怪人”, 是“俄国所孕育的最奇特的散文诗人”。

果戈理(1809—1852), 1809年3月20日出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米尔戈罗德县索罗奇镇一个地主家庭, 从小体弱多病。祖先是乌克兰的小贵族, 具有波兰血统。父亲瓦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果戈理—亚诺夫斯基做过八品文官, 后辞去公职, 在乡下当地主, 爱好文学, 跟作家们有些来往, 家中有丰富的藏书, 订有杂志, 喜欢戏剧, 用俄文写过诗, 用乌克兰文写过剧本。这给幼年果戈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激发了他对戏剧乃至文学的爱好。母亲玛丽娅·伊凡诺芙娜·果戈理—亚诺夫斯卡娅, 是一名虔诚的东正教徒。斯捷潘诺夫指出:“宗教在果戈理家里占有重要地位。”母亲经常讲述的“末日审判”加深了他对死亡的恐怖情绪, 而10岁时弟弟伊凡的猝死, 以及几年后父亲的逝世, 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死亡的恐惧, 也使他更加热爱上帝。他的一生, 几乎就是恐惧死亡并且与死亡相抗争的一生。特罗亚谈到, 果戈理认为, 报效祖国, 并且扬名于世, 就是为上帝服务, 只有这样, 才能接近永恒, 才能超越死亡:“他想飞翔, 不断高升, 震惊世界, 总之要赢得上帝的微笑。……报效国家就是为上帝效劳, 为上帝效劳是为了防备不可预测的风险。‘无声无息’地死亡, 犹如一根锋利的铁针掉落在干草堆中:对尼古拉·果戈理来说, 这是最大的威胁。”体弱多病和死亡的恐惧, 再加上后来生活道路的坎坷, 形成了果戈理忧郁的气质。为了超脱死亡的恐惧和自己的忧郁, 他不仅学会了细致的观察, 形成了善于发现别人突出的特征尤其是可笑的特征的本领, 并且往往沉醉于想象之中, 形成了非同一般的想象力, 能把无意中听到的笑话、故事加工成艺术精品, 可谓怪才。

1821年至1828年果戈理就读于波尔塔瓦省涅仁高级科学中学。1825年4月11日, 父亲去世, 当时果戈理15岁。1828年果戈理中学毕业后满怀**和理想, 选择到彼得堡当法官, 这也是出人意料的怪诞想法(一个基本不熟悉法律的中学毕业生居然想当法官, 而且是到人才济济的首都去当法官)。然而, 严酷的现实粉碎了他这不切实际的浪漫怪诞幻想, 小公务员卑贱而贫寒的生活更是使他对严酷平庸的生活和社会特别是官场的弊端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于是他转向了创作, 并且逐渐成为职业作家。

1831年, 果戈理结识普希金, 普希金对他关爱有加, 《钦差大臣》《死魂灵》的题材, 都是普希金提供给他的。1834年至1835年, 在普希金等人的帮助下, 果戈理在彼得堡大学教世界史。1836年, 喜剧《钦差大臣》上演后, 引起了包括沙皇在内的官僚政府的猛烈攻击, 果戈理被迫出国, 长期居住在罗马。此后果戈理在意大利和德国生活了近5年时间, 在此期间他创作了《死魂灵》。他晚年多病, 长期居住国外, 深深浸入宗教中。1848年, 回国。1852年2月11日在病中烧毁了已大体写完的《死魂灵》第二部, 这既是对创作的认真, 也是一种怪诞行为。2月21日, 果戈理在莫斯科逝世。

从1829年自费出版长诗《汉斯·古谢加顿》到1852年去世, 20多年时间里, 果戈理出版了三部中短篇小说集、一部长篇小说、两部戏剧、一部书信体散文集, 此外还有一些论文和大量书信。具体来看, 果戈理的重要作品如下。

小说创作:数量不是太多, 主要有中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1831—1832), 包括《索罗奇集市》《伊万·库巴尔日的前夕》《五月之夜》《不翼而飞的信》《圣诞节前夜》《可怕的报复》《伊万·费多洛维奇·什蓬卡和他的姨妈》《中了邪的地方》八个短篇小说; 《米尔戈罗德》(一译《密尔格拉德》, 1835), 包括《旧式地主》《塔拉斯·布利巴》《维》《伊万·伊万诺维奇与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四个中短篇小说; 《彼得堡故事集》(1835—1842), 包括《涅瓦大街》《肖像》《狂人日记》《鼻子》《外套》)五个中篇小说; 以及长篇小说《死魂灵》(1842)。

戏剧创作:两部完整的戏剧《钦差大臣》(1836)、《婚事》(1842)。

散文创作:大量的书信和评论, 代表作是书信体散文《与友人书简选》(1847)。

果戈理试图用自己的作品来揭露陋习, 鞭挞丑恶, 启发、教育人们报效国家为上帝效劳, 进而超越死亡, 追求永恒。他的创作与其为国服务观念密切相关, 是其为上帝服务思想的体现:“服务的思想从未离开我。只有我感到在写作生涯上也能为国家服务, 那时我才安心于自己的写作。”因为写作可以改造社会生活与人性, 促进人的道德完善, 既是为国服务, 也是为上帝服务。早期创作中, 满怀理想与青春的朝气以及民间文学的影响, 使他更关注民族传统中美好的东西; 中期, 则全力揭露社会弊端; 晚期, 宗教思想十分浓郁, 布道说教, 试图塑造正面人物。这在其晚期的重要作品《与友人书简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部作品包括32篇书简, 内容颇为丰富。综其要者, 大约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出俄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和道德危机; 另一方面, 现身说法, 解剖自身, 教导他人, 匡正时弊, 疗救社会, 并且, 提出了自己的吏治思想和宗教观念。[1]以往因某些书简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思想而彻底否定, 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著名书简更是给了它致命一击。但现在看来, 这部书简选并非作家思想的蜕变, 而是作家为上帝服务、为国家服务一贯思想的表现, 而且也揭露了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 从吏治、宗教方面, 也确实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思考与见解, 应该重新深入研究。此外, 在晚年创作的《死魂灵》的第二部中, 果戈理试图塑造俄国社会的正面人物——性格深沉、内心丰富、蕴蓄着内在力量的俄国人, 塑造足以显示贵族门第的高尚气度的某些地主形象, 虽然因为不成功而被焚毁, 但同样充分表现了作家一贯的思想:为祖国服务, 为上帝服务。

二、怪诞现实主义

从1829年出版长诗《汉斯·古谢加顿》起, 直到1852年病逝, 果戈理的创作道路大致可为三个时期。

1.

早期创作(1829—1834):主要以家乡传说和乡村人民的生活为素材, 创作浪漫主义作品, 如成名作中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1831—1832), 以欢快幽默的笔调, 把生动有趣的民间故事、优美的自然景色、神奇的幻想与乡村人民质朴的生活有机地联结在一起, 描绘了乌克兰美丽的大自然和纯朴豪放的民风, 塑造了勇敢机智的农民、工匠和哥萨克群众形象, 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热爱劳动和自由, 勇敢机智的品质, 无情地鞭笞乡村封建势力、魔鬼、巫师的残忍、保守、贪婪和愚蠢, 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

2.

中期创作(1835—1841):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 写现实生活, 主要作品有:《米尔戈罗德》(1835)、以1835年《小品集》为基础出版的《彼得堡故事集》(1835—1842)、讽刺喜剧《钦差大臣》(1836)、《死魂灵》(1835—1841)。《米尔戈罗德》标志着果戈理正式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其中, 中篇小说《塔拉斯·布利巴》真实地描写了扎波洛什人及其古老的习俗、民主制度, 以及他们的掠夺和他们的爱国主义, 还带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哥萨克老队长塔拉斯·布利巴是一位热爱祖国, 热爱自由, 刚毅勇敢, 性格豪放的民族英雄。他亲手处死了叛国投敌的小儿子安得莱, 只身来到敌后, 鼓励被俘的长子奥斯塔普要坚强不屈地斗争, 无所畏惧地就义。他被俘吊在树上, 脚下的熊熊烈火烧到胸膛, 他毫无惧色, 只盼伙伴们快快脱险。他看到自己的队伍安全渡河, 便欣慰地喊道“明年春暖花开时, 再来这里吧, 玩个尽情”。小说塑造了哥萨克英雄塔拉斯·布利巴的形象, 歌颂了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旧式地主》、“两个伊万吵架的故事”则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写法了。

3.

晚期创作(1842—1852):主要作品有戏剧《婚事》(1842)、书信体散文《与友人书简选》(1847)以及长篇小说《死魂灵》第二部(1842—1852)。

果戈理是俄国“自然派”的领袖, 而“自然派”在文学史上就是俄国现实主义的别称, 因此果戈理一向被文学史家称为俄国现实主义的真正确立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很早就指出:“果戈理应当算是俄国散文文学之父, 正像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之父一样。”), 是俄国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

众所周知, 现实主义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 真实地描绘现实, 努力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现实主义作家不再像浪漫主义作家那样醉心于描写非凡的人物和离奇的事件, 而是强调冷静地观察和客观地描写现实生活, 揭露社会的种种弊端, 探索社会罪恶的根源; 第二, 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现实主义作家主张深入细致地观察生活, 分析生活, 力求选择最能揭示事物本质特征的环境、事件和细节加以典型化, 使之代表一定时代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及其发展趋势, 强调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 主张通过真实的细节, 从人与环境的联系中塑造典型人物; 第三, 对社会罪恶的强烈批判精神——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心理状态十分关注, 往往全神贯注地详细分析人类行为相互冲突的心理趋势, 揭示心理矛盾产生的社会原因, 同时, 又以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为理想, 关注各种社会问题, 对社会上的各种弊端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

果戈理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现实主义的一些本质特点。首先, 他的作品具有坚实的现实生活根基, 往往立足于现实, 力求拯救世界。由于宗教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 果戈理坚信, 他可以充当上帝启示的解释者和上帝意志的代言人, 可以建立足以流芳百世的伟大功勋。他宣称:“我生来绝不是为了在文学领域里创立一个时代……我所做的事情是心灵的事业!”果戈理的创作与其为国家服务的观念密切相关, 是其为上帝服务思想的体现:“服务的思想从未离开我。只有我感到在写作生涯上也能为国家服务, 那时我才安心于自己的写作。”因为写作可以改造社会生活与人性, 促进人的道德完善, 既是为国服务, 也是为上帝服务。作家立志为上帝为国家效劳, 因此希望疗救社会, 净化人心。

其次, 果戈理极力反映现实问题, 塑造典型人物, 对社会上的各种弊端和人性的缺陷、人的荒诞生存, 进行无情的揭露、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批判。

第一部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已包含一定的现实主义的成分, 苏联学者赫拉普钦科早已指出:“在《夜话》里, 民间传说和风俗习惯, 现实和理想, 历史和现实是以独一无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果戈理以富有诗意的传说为小说的基础, 使幻想同现实生活的鲜明形象交替出现。在描写日常生活的场面和画面的时候, 果戈理把大量民间故事穿插在叙述之中, 作为其不可分割的部分和主人公性格描写的重要方面。”此外, 更有两部作品表现出颇为明显的现实主义特色。

《索罗奇集市》一方面写了鬼寻找自己的财宝的浪漫传说, 另一方面通过索罗奇集市的商贸活动以及青年哥萨克冲破继母的阻拦获得自己的爱情的描写, 首次体现出现实主义色彩, 这一色彩在以后的情节中得到进一步发展:“装扮得很年轻的、肥胖的赫芙拉, 她的愚蠢的丈夫索洛比雅·契列维克, 爱吃甜饺子和馒头、拼命勾搭赫芙拉的、措辞矫饰的胆怯的神父儿子, ——所有这些都是赋有充分现实的、生活的特征的形象。关于市集, 它的喧嚷、人声、装面粉和小麦的货车、五色缤纷挂着布匹和饰品的货摊等的描写, 也说明现实主义描写的技巧已臻成熟, 这种技巧后来非常有力地表现在果戈理的作品中。”

《伊万·费多洛维奇·什蓬卡和他的姨妈》虽然是一个未完成的小说, 但它在果戈理的创作中具有重大的转折性的意义。小说一反《狄康卡近乡夜话》绝大多数作品中乌克兰乡间生活浓厚的浪漫气息或神异色彩, 而把笔墨完全转向平庸的日常生活:主人公伊万·费多洛维奇·什蓬卡在军队服役15年后, 回到自己的家乡, 见到了帮他经管家产和田庄的瓦西丽莎姨妈, 在姨妈的策划下, 为了收回被邻居地主戈里高利·戈里高利耶维奇霸占的一块地, 两次去他家里:第一次, 大吃大喝一顿回来, 一事无成; 第二次是去向那位地主的妹妹求婚, 然而, 当他和那位黄发小姐独处时, 两人却无话可说, 最终男主人公仅仅用颤抖的声音说了句:“夏天苍蝇太多了”, 女方则回答:“多得不得了!哥哥利用妈妈的旧布鞋, 特意做了一个苍蝇拍子。可还是很多很多。”两人便再也无话。回到家里, 男主人公得知姨妈准备让他娶那位黄发小姐, 不胜惊恐, 晚上噩梦连连, 梦见房子里有许多个妻子, 吓得赶忙逃到屋外, 然而, 当“他摘下帽子, 一看帽子里坐着一个妻子。脸上往外冒汗了, 伸手掏手帕, 口袋里有个妻子。从耳朵里取出棉团来, 那里面也藏着妻子……”这就是没有故事的故事, 也是真实的生活!真是可怕、沉闷的生活, 一切竟然如此猥琐、窒闷, 就连恋爱也是那样的畏畏缩缩、无聊至极!小说非常真实而生动地写出了男主人公的空虚、胆怯、俗不可耐, 也写出了整个日常生活的猥琐、无聊、沉闷、灰色。

这个作品是果戈理创作的一个重大转折, 也是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因为在此前的19世纪俄国文学中, 作家们都致力于讲述传奇故事。卡拉姆津的感伤主义小说、马尔林斯基的浪漫主义小说本身就浪漫主义色彩浓厚, 讲述传奇故事, 这不难理解。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则是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作家, 他们的现实主义作品, 尽管也开始转向普通人, 反映俄国时代发展的一些问题, 但还是颇为注重作品故事的传奇性, 带有较浓的浪漫色彩, 如普希金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品《青铜骑士》就以彼得堡大洪水为题材, 并以代表历史发展的彼得大帝与只有基本生活要求的普通人叶甫盖尼形成强烈对比, 其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虽然反映了俄国都市和乡村的生活, 情节也是充满传奇性的:好友决斗; 男女主人公反向行进, 形成强烈对照——先是奥涅金从都市来到乡村, 拒绝达吉雅娜的求爱, 接着达吉雅娜从乡村嫁到都市, 拒绝奥涅金的求爱。其他如《上尉的女儿》《黑桃皇后》《杜布罗夫斯基》莫不具有突出的传奇色彩。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传奇色彩更浓:高加索的奇异风光, 决斗, 杀死强盗, 抢走贝拉……而果戈理则对此进行了极大的推进和发展:没有任何传奇性的东西, 连一点吸引人的故事都没有, 只有客观、真实得令人窒息的平庸人物和平庸生活!果戈理此后的小说和戏剧, 包括长篇小说《死魂灵》, 继续着这篇小说对庸俗生活和庸俗人物的揭露和嘲讽, 并进一步加以深化。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未写完的短篇小说, 通过男主人公的梦, 还初步体现了果戈理现实主义的显著特点——荒诞, 尽管是梦, 但这个梦是荒诞的梦:帽子里、口袋里甚至耳朵里都藏着妻子!

《狄康卡近乡夜话》作为果戈理的成名作, 基本上形成了作家后来创作风格的主要特点:一方面富于幻想, 善于用荒诞的情节来表达思想和情绪; 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现实生活的细节, 甚至用一种细致得近乎夸张的细节来塑造人物, 表现主题。这一点对以后的俄国文学也有较大的影响, 马克·斯洛宁指出:“索洛古勃之写《小恶魔》(即《卑劣的小鬼》)是想恢复果戈理的现实细节与幻想凝和构成的传统。”此后, 果戈理相继推出中篇小说集《密尔格拉德》《彼得堡故事》, 长篇小说《死魂灵》, 戏剧《钦差大臣》《婚事》等, 其现实主义风格进一步发展, 并且逐步定型。

《旧式地主》首次比较完整地描写了平庸生活所造成的人的精神的平庸和猥琐。小说写的是俄国一对旧式地主夫妻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托夫斯托古布和他的妻子普利赫里娅·伊万诺夫娜·托夫斯托古比哈的生活, 而他们生活的内容就是保持旧式地主的传统习惯——吃喝和睡觉, 除此以外, “没有一种欲望能够越过地主小小庭院的栅栏”。他们的精神因此变得非常猥琐。最后他们就在这种自然状态的生活中死去了, 他们的财产被一个远房亲戚挥霍一空。斯坦凯维奇(1813—1840)读了这个作品后, 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它展示了“美好的人类感情是如何在空虚的、卑微的生活中被吞噬殆尽”!然而, 不仅如此, 这个作品还具有颇为复杂的内涵, 别林斯基指出:“果戈理君的诗在外表的朴素和琐屑中是多么有力和深刻啊!拿他的《旧式地主》来看吧:里面有些什么?两个不像人样的人, 接连几十年喝了吃, 吃了喝, 然后像自古已然那样地死掉。可是, 这迷人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你看到这动物性的、丑恶的、谑画的生活的全部庸俗和卑污, 但你又是这样关心着小说里的人物, 你嘲笑他们, 但是不怀恶意, 接着你跟腓利门一起痛哭她的巴甫基达, 分担他的深刻的非人间的哀伤, 对那把两个蠢物的财产挥霍殆尽的无赖承继人感到无限愤恨!”这位批评家独具慧眼, 看到了作品所体现的复杂内涵, 但没有深入探讨。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 这篇小说体现了作家颇为复杂的矛盾心态:一方面, 作为一个胸有大志的人, 他崇尚并宣扬人实现自己崇高天职为国服务扬名于世, 以超越那种卑贱的动物般的自满自足和无所作为, 所以在小说中他揭示了旧式地主夫妇几十年动物式生活的空虚、卑贱; 另一方面, 作为一个在旧式地主生活中长大的人(斯捷潘诺夫指出, 果戈理的父母在其领地瓦西里耶夫卡村“过着果戈理在其中篇小说《旧式地主》里怀着钟爱的心情所描绘的那种不免有点可笑的生活”), 果戈理对这种明朗、和谐、宁静、惬意的旧式地主生活又充满温情, 满怀眷恋, 充分写出了这种生活的诗意, 尤其是写出了这一生活中旧式地主的单纯、朴质、充满温情:夫妻俩淳朴厚道, 特别热情, 招待客人不遗余力, 夫妻之间几十年和谐恩爱, 相敬如宾, 温情脉脉。其实, 这也是文明人尤其是现当代文明人一种典型的矛盾心态:一方面由于过分文明, 竞争激烈, 渴望回归自然, 尤其羡慕那种和谐宁静的近乎自然的生活(中国的陶渊明在其《桃花源记》中非常生动、诗意盎然地描写和肯定了这种生活)和单纯和谐的人间温情; 另一方面作为文明人, 他又渴望建功立业, 扬名于世, 超越别人, 战胜死亡, 因此又否定这种真正无为、顺应自然的生活。由于这一颇为复杂的矛盾心态, 这个作品也初步形成了果戈理后来的典型风格——“含泪的笑”:一方面富有人道情怀, 对人充满同情与怜悯, 另一方面又对庸俗、丑恶的现实深深不满甚至愤怒, 因而大力揭露人间的庸俗, 讽刺现实的丑恶, 往往把崇高的和卑劣的、抒情的与滑稽的、悲哀的与喜剧性的东西结合起来, 从而形成了既有幽默、喜剧效果又具悲哀色彩、忧郁成分、怜悯情怀的“含泪的笑”。[2]

《伊万·伊万诺维奇与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的两位主人公都是米尔戈罗德非常出色的人, 尽管性格迥异——前者有非常出色的极富魅力的口才, 后者少言寡语, 但两人却是尽人皆知、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结果, 因为一支猎枪, 两人发生口角, 后者随口骂前者为“公鹅”, 从而导致两人绝交, 并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即使市长出面调解也无法解决问题, 哪怕倾家**产, 官司继续进行……这个作品, 再也没有现实主义地描写一对旧式地主夫妇宁静的乡村生活和单调地满足于吃喝般地过日子的《旧式地主》那种温情, 作家以日常生活中最平凡最微小的生动细节, 着力表现了极其庸俗的环境中这两个庸俗人物的猥琐、痞俗乃至疯癫, 入木三分地写出了庸俗生活对人性的扭曲乃至扼杀!米尔斯基认为, 这是果戈理最伟大的杰作之一, 其喜剧天赋(永远接近不可思议的漫画和不可思议的闹剧)体现得淋漓尽致。

小说发表后, 当即在俄国文坛引发争论。保守的批评家们一致对它进行围攻, 《读者文库》1835年第9期撰文称这个作品“肮脏不堪入目”, 《北方蜜蜂》同年第115期则认为:“尽管写得多么巧妙, 可究竟为什么要向我们展示这些破衣烂服, 这些脏兮兮的褴褛?为什么要描绘人类和生活的后院之令人不快的画面而毫无任何明显目的?”别林斯基挺身而出, 为之辩护, 并指出了这部作品乃至果戈理创作的显著特点是“含泪的笑”:“一篇引起读者注意的中篇小说, 内容越是平淡无奇, 就越显出作者才能过人。……的确, 使我们热烈地关心着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的吵架, 使我们对这两个人类活讽刺的愚蠢、卑琐和痴傻笑得流泪——这是很惊人的; 可是, 后来又使我们可怜这一对白痴, 真心真意地可怜他们, 使我们带着深深的惆怅和他们分手, 和作者一同喊道:‘诸位, 活在这世上真是沉闷啊!’——这才是足堪成为创作的、神化的艺术; 这才是一个艺术天才, 在他看来, 有生活, 也就有诗歌!你把果戈理君的几乎全部的中篇小说拿来看:它们的显著特点是什么?差不多每一篇都是些什么东西?都是以愚蠢开始, 接着是愚蠢, 最后以眼泪收场, 可以称之为生活的可笑的喜剧。他的全部中篇小说都是这样:开始可笑, 后来悲伤!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开始可笑, 后来悲伤!这里有着多少诗, 多少哲学, 多少真实!……”后期的戏剧《婚事》继续了这一主题。

《涅瓦大街》通过两个朋友的不同结局, 以对照的方法, 深刻地讽刺俄国庸人社会的可怕:青年画家皮斯卡廖夫很有才华, 沉醉于美的理想之中, 然而他只能在梦中实现自己的理想, 现实生活中的美神只是毫无羞耻、浅薄庸俗的妓女, 坚守理想的他只能自杀; 军官皮戈罗夫现实庸俗, 逢场作戏, 生活得自由自在, 关键在于他特别健忘, 容易满足, 即使追求鞋匠的妻子遭到痛打, 恨恨不平, 然而吃了几个小点心以后, 他就火气大消, 再在涅瓦大街溜达一会, 很快就心旷神怡了。值得一提的是, 《涅瓦大街》在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是:把帝俄第一街进而也把整个帝俄京都彼得堡置于文学主人公的地位, 升格为叙事文学的主题, 后来的俄国作家们, 不少人继承了这一手法, 其中最出色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和别雷(1880—1934)。纳博科夫指出:“以涅瓦大街为标题的小说生动而难忘地强调了它的陌生性, 以至于勃洛克的诗篇和别雷的长篇小说《彼得堡》——属于20世纪初叶——似乎是果戈理城镇的发展, 而非创造了新的神秘形象。”这部作品, 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

《狂人日记》以一个疯子“我”的眼光来看世界, 入木三分地写出了主人公波普里辛的疯子心理。作为沙俄政府机关的小职员, 生活于贫困之中, 波普里辛由于饱受官员们的欺凌、压抑, 没有人格尊严, 爱情也是镜花水月, 一厢情愿(爱上了司长的女儿), 因此疯了, 并且产生了最疯狂的念头——自己就是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八世, 在半清醒状态中, 他喊出了:“妈妈, 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以疯子的眼光看世界, 入木三分地写出了主人公波普里辛的疯子心理, 同时也赋予作品鲜明的怪诞色彩, 而通过疯子的遭遇及其发疯原因的深刻描写, 揭露了俄国社会的突出病症——以官衔权势为中心的社会中小人物饱受摧残的极其悲惨的命运, 又体现了突出的现实主义特色。

《外套》描写了小公务员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卑微的一生:薪水极低, 生活于穷困之中, 即使想置办一件体面点的外套, 也得节衣缩食、忍饥挨饿好几个月; 更可怕的是, 这种等级森严的艰难生存环境, 使他完全丧失了人的精神, 而变成一个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甚至兢兢业业的螺丝钉, 每天就满足于抄写公文。然而, 当他穿上新外套的那一天, 成为他“一生中最激动的一天”, “这一整天就像一个最盛大的节日”, “由于内心的喜悦, 有好几次他甚至笑出了声”。然而, 当天晚上, 他的外套就被抢走了。他失魂落魄, 去找当官的大人物。这位大人物“派头和风度庄重而又威严, 但单调乏味。他的章法的主要基础是严厉”。他非常严厉地对五十开外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高声训斥, 吓得他回家一病不起, 最终一命呜呼了。“一个任何人都不予以保护, 任何人都不珍视、任何人都不感兴趣的、甚至于连普通苍蝇都不放过、要把它按到大头针上、置于显微镜下仔细观察的自然科学研究者都不屑一顾的生物消失了, 无声无息地消逝了……”斯洛尼姆认为, 果戈理对失败者的怜悯, 对平凡“小人物”的关注, 对整个社会, 甚或全宇宙因承受了“屈辱与错误”的命运而引起的不公平现象的感慨, 以及他同情弱者的那份基督情操——这些都是俄罗斯文学最根本的主题, 全都表现在他这篇动人的古怪作品里了。的确, 在我们看来, 《外套》继承了普希金《驿站长》描写小人物的传统, 但又加以发展:以震撼人心的真实, 深刻有力地写出了小人物内心的痛苦以及新外套带来的微小的幸福, 表现了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 对此后俄国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以致陀思妥耶夫斯基宣称:“我们全都来自《外套》。”米尔斯基由此认为:“《外套》于是派生出整整一支以穷职员为描写对象的仁慈故事文学, 其中最具影响者当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与此同时, 小说也很现实主义地揭露了俄国社会小公务员生活的贫寒, 官场等级的森严, 以及“大人物”对下属的严厉和高压。

但纳博科夫对《外套》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 这是果戈理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但并非现实主义的, 而是描写荒诞梦魇的一部杰作:“伟大的文学盘桓在非理性的周围。《哈姆莱特》是一个神经质的学者狂野的梦。果戈理的《外套》是一个怪诞、森严的梦魇, 它在迷蒙的生活花样上留下了一些黑洞。肤浅的读者只是从故事中看到一个十分滑稽的人在不断地嬉闹; 一本正经的读者会理所当然地认为, 果戈理的主要意图是谴责俄国官僚制度的恐怖。但无论是想捧腹大笑的人, 还是渴望书籍‘令人思考’的人都理解不了《外套》的真正内容”, “普希金沉着冷静, 托尔斯泰实事求是, 契诃夫婉约节制, 不过他们都有非理性地透视的时候, 那时他们的句子就会变得朦胧, 透露出隐秘的意义, 值得突然变焦。但对果戈理来说, 这样的变焦恰恰是他艺术的基础。……当他在不朽的《外套》中真正随心所欲, 在他个人深渊的边缘惬意地信马由缰时, 他就成了俄国所能产生的最伟大的艺术家”, “在这超尘绝俗的艺术层面, 文学当然不关心同情弱者或谴责强者之类的事, 它诉诸人类灵魂的隐秘深处, 彼岸世界的影子仿佛无名又无声的航船的影子一样从那里驶过”, “荒诞是果戈理喜爱的缪斯……所谓‘荒诞’……如果是指哀怜, 指人的处境, 如果是指在不太古怪的世界里所有那些跟最崇高的志向、最彻骨的遭遇、最强烈的情感相连的东西——那么通过间接比较, 当然就会存在必然的裂口, 而某个迷失在果戈理噩梦般的、不负责任的世界中间的可怜人就是‘荒诞’的”, “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 《外套》的主人公, 之所以荒诞, 因为他可怜, 因为他是人, 因为他恰恰是由那些似乎与他对立的力量生成的”, “果戈理文体组织上的豁口与黑洞暗示了生活组织本身的裂缝。某些东西出了大错, 所有人都有点疯狂, 他们蝇营狗苟, 却以为性命攸关, 荒谬的逻辑力量迫使他们继续徒劳地挣扎下去——这就是这个故事的真正‘信息’。在这个徒然谦卑、徒然统治、一切都是徒然的世界, 热情、欲望、创造性冲动所能得到的最高地位就是一件新的大氅, 裁缝与顾客则都屈膝以求。……这就是果戈理的世界, 因此迥然不同于托尔斯泰的世界、普希金的世界、契诃夫的世界或我本人的世界。可是, 在阅读了果戈理之后, 我们的眼睛会果戈理化, 容易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他世界的一鳞半爪。我去过许多国家, 我碰巧认识的这个或那个熟人其热情的梦想就是某种类似于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的外套的东西, 而他从未听说过果戈理”。刘佳林进而指出, 纳博科夫对《外套》的解读突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 某种意义上说, 他更能确立作品的不朽。他认为《外套》是伟大的, 它的伟大建立在这种基础上:亚卡基只是偶然以俄国九等文官的面具出现而已, 他故事的深层意义超越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俄国生活。确实,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苦苦追求着自己的那件“外套”, 但是生活却常常让我们或者与它失之交臂, 或者只是拥有片刻, 果戈理对亚卡基的怜悯实际上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怜悯。

果戈理宣称:“在《钦差大臣》中, 我决心要把我当时所知道的俄国的一切恶习、发生在最需要公正的地方和场合的一切不公正行为全部汇集起来, 概括地加以嘲笑。”这部戏剧的故事发生在俄国一个偏僻的小城里, 官僚们得悉钦差大臣要来微服私访的消息后, 惊慌失措, 把一个偶然路过此地的彼得堡小官员赫列斯达可夫误认作钦差大臣, 争先恐后地巴结他, 向他行贿, 市长甚至把女儿许配给他。赫列斯达可夫起初莫名其妙, 后来就乐得以假作真, 捞了一大笔钱财, 扬长而去。官员们知道真相后, 懊悔不已, 哭笑不得, 正在这时, 传来真钦差大臣到达的消息, 喜剧以哑场告终。戏剧以现实主义的方法, 充分揭露了俄国官场的腐朽与黑暗:官吏们沆瀣一气, 狼狈为奸, 对人民漠不关心, 而只满足于用专横和暴力欺压人民, 恬不知耻地搜刮人民, 贪赃枉法, 盗窃国库, 作威作福, 为所欲为。市长安东老奸巨猾, 自夸骗过了三个省长, 他贪污成性, 从不放过所能捞到的一切。他认为官吏贪污理所当然, 但贪污的多少应该以官阶的高低为标准。他对他统治下的市民横加凌辱, 并巧立名目, 一年365天他有一半的日子过生日, 修一座桥花100卢布呈文却写2万。他对上级阿谀奉承, 一心想到彼得堡去当将军。喜剧还塑造了一系列小城官场的丑类, 如阴险残忍的慈善医院院长, 玩忽职守、收贿受贿的法官, 胆小、愚昧的督学, 偷看别人信件的邮政局长等。赫列斯达可夫是作者重点刻画的对象, 他是彼得堡的一个花花公子, 轻浮浅薄, 喜欢夸夸其谈, 自我吹嘘, 随意撒谎, 以寻欢作乐为生活目的, 撒谎和吹牛成了他的天性, 他的生活内容。他被当作钦差大臣, 一方面是由于小城官吏的惊慌失措, 另一方面也由于他的气质具有彼得堡官僚的特征。

一般认为, 喜剧深刻、集中地嘲笑了俄国官僚社会, 成为“最完备的俄国官吏病理解剖学”。因此, 赫尔岑指出:“果戈理离开他的小俄罗斯人和哥萨克走向俄罗斯人的时候, 就不再描写老百姓, 而集中注意他们的两个最可诅咒的敌人:官僚和地主。在他之前, 从来没有一个人把俄国官僚的病理解剖过程写得这样完整。他一面嘲笑, 一面穿透进这种卑鄙、可恶的灵魂的最隐秘的角落。”以至戏剧演出后, 震动了俄国尤其是沙皇宫廷, 作家受到迫害, 被迫出国休养。其实作家的本意只是希望充分发挥“笑”的威力, 通过讽刺的力量使俄国的官僚们改恶从善。米尔斯基认为:“此剧无疑是最伟大的俄语剧作。其超群之处不仅在于角色刻画和对话, 这是为数不多的俄语剧作之一, 它自始至终结构精准……对话, 则无与伦比。”但米川正夫有更全面、深刻也更具人类性和普遍意义的看法。

关于主人公赫列斯达可夫的性格, 米川正夫认为, 他和那些常在低级俗剧里面看到的类似的坏蛋完全不同, 他不过是个受了西欧文明影响的轻薄的浪子, 却享受着一种异常的自然之恩惠。这就是他那非凡的作伪的本能, 而且那作伪的特点, 正存在诗人式的感动性当中。当他撒谎的时候, 现实的利益和企图等, 全不摆在心上, 他只是陶醉在自己的虚伪里面, 张开空想的翅膀, 无限制地飞翔于梦幻的世界。在那里, 正潜藏着他的作伪的本领和魔力。赫列斯达可夫的另一主要特性, 就是那种毫不忌惮地去接触一切问题和一切思想, 而把它弄得平凡和浅薄的伎俩。古今大哲学家的悠远的思想之结晶, 以及天才的优秀的艺术, 一旦翻成他的话语, 都会立刻失去它的深邃和雄厚, 而变成褪了色的、平板的、轻易的东西。实际上, 赫列斯达可夫不仅是某种人物的典型, 而且还是现代生活的空虚和浅薄的一种象征。

米川正夫进而指出, 果戈理在《钦差大臣》里想要告诉读者的, 绝非限于暴露某一国家在某一时代的不健全的行政、政治状态的丑恶, 或是讥笑空虚而无意识的现代社会的缺陷, 而是进一步要和横亘在这一切当中的祸根, 即恶魔作斗争。他在一切的人们身上——尤其是在自己身上, 最为强烈地——感到卑劣庸俗的存在, 打算和它战斗, 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为止。米川正夫抓住了果戈理创作的本质, 俄国文学有一种描写庸俗卑劣对人性腐蚀的传统, 果戈理是奠定这一基础者之一, 其后契诃夫、高尔基、左琴科等都发展、推进了这一宝贵的传统。

对于这个作品, 纳博科夫也有不同看法。他认为, 头脑简单的人难免会在这个剧本中看到社会讽刺, 那是对乡村式的俄国腐朽的官僚制度的猛烈抨击; 因为果戈理的戏剧被关心公民利益的人误解为社会抗议, 从而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导致大批谴责腐败和其他社会问题的文学, 还有连篇累牍的文学批评, 如果作家不用自己的小说去控诉地方警察和鞭打农奴的地主, 他就不能算作家。纳博科夫认为, 《钦差大臣》是一部梦幻剧, 一部“钦差幽魂”剧, 完全出于果戈理自由灵动的非理性的幻想或梦幻:“果戈理的戏剧是行动的诗, 我所谓诗, 是指通过理性字句感觉到的非理性的神秘。”他进而指出, 赫列斯达可夫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天才的手笔, 他是一个温和的家伙, 沉浸在自己的梦幻中, 身上有某种假魅力, 花花公子的派头, 跟粗鲁的小城名流那种乡巴佬的样子截然不同, 因此给女人带来了文雅的快乐。他庸俗得彻底而有趣, 那些女人庸俗, 那些名流也庸俗——事实上, 整个剧本创作就是以特殊方式将不同形式的庸俗混在一起(某种程度上像《包法利夫人》), 以至最终结果的强大艺术价值不在于说什么, 而在于怎么说(所有杰作都如此)——在于对单调乏味的部分进行令人眼花缭乱的组合。

梅列日科夫斯基更具体地谈到, 赫列斯达可夫有着最寻常的头脑, 最寻常、人轻易就皆而有之的“世俗社会的良心”, 他身上有着流行的、结果沦为庸俗的一切。“打扮时髦”, 还有:说话、思考、感觉也都很入时。但他没有能力将自己的任何一种思想、任何一种情感集中起来, 并进行到底。所有具有三维的事物, 都让他归为两维或一维——归为完全的平面、平庸。这也正是时下流行的, 因此一切都被庸俗化了。他把各种思想都压缩到简单的极致, 简化到轻浮的极致, 抛弃它的首与尾, 只留下一个无限小的、最最中间的一个点——结果, 原是延绵的山峰, 现在变成了一粒尘埃, 被风吹到了大路上。经过这种赫列斯达可夫式的天才的压缩、简化, 泯灭它们, 风化它们之后, 没有什么高尚的情感、深刻的思想不变成平庸的尘埃的。他是所有始与终的否定的化身, 道德和智力的中间值, 平庸的化身。不过, 他的谎言与艺术家创造性的幻想有某种共同之处。他以幻想让自己陶醉得忘乎所以, 最少考虑现实的目的和好处。这是一种无私的谎言, 为谎言而谎言, 为艺术而艺术。他如此天真而没有心机地撒谎, 并且自己第一个相信, 自己欺骗自己——其迷惑力的秘密就在于此。难怪果戈理说:“任何人都至少做过一分钟(如果不是数分钟的话)的赫列斯达可夫。”

《婚事》一方面揭露了俄国社会以婚姻谋财产, 尤其是穷男子希望娶一个富有的女性而获得财产的庸俗社会现实和人生丑态, 而“它对商人生活习俗广阔而又独特的揭示, 对奥斯特洛夫斯基产生了重大影响”(米尔斯基); 另一方面更通过主人公波德科列辛渴望结婚又害怕失去自由的心态, 写尽了天下男子临婚前的矛盾与困惑。当然, 他的跳窗逃跑, 也写出了俄国这类男子的男子汉气尽失, 很有现代意义, 仿佛很早就在为卡夫卡在塑像了, 从而使这一作品不仅富有社会意义, 而且富有人类意义、现代意义。果戈理戏剧的这种现实主义的生活化、平庸化, 开启了通向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和契诃夫戏剧的大门。

然而, 仅仅说果戈理是现实主义的代表和领袖人物, 在某种程度上忽视甚至抹杀了其独特的个性或者说艺术风格的独创性, 因为他的作品还具有浓郁的荒诞色彩、突出的神秘氛围和变形的漫画人物, 而这正是其创作的独特性, 并且和前述现实主义特点一起, 共同形成了其创作总体独特的艺术风格——怪诞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