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现实主义的形成, 是当时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米尔斯基精当地指出, 俄国现实主义的谱系是混成的, 总体而言, 它是果戈理讽刺性自然主义和更早些的感伤现实主义这两者的混血儿, 后者主要由于法国作家乔治·桑当时的巨大影响而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得以复兴和呈现。果戈理和乔治·桑是俄国现实主义的父亲和母亲, 也是其初期推崇的两位大师。其他一些外国作家也产生了不小影响, 尤其是巴尔扎克。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经典现实主义统领各种不同元素, 《叶甫盖尼·奥涅金》和《当代英雄》对俄国现实主义小说产生了极大影响。最后, 19世纪三四十年代诸多莫斯科小组的发展, 以及其理想主义在之后十年间得以彰显的最终形式, 也构成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使俄国小说获得了理想主义色彩和公民特征, 别林斯基更是在其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
俄国现实主义是从普希金开始的, 从南方叙事诗开始, 他就逐渐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 后来更是创作了现实主义悲剧《鲍里斯·戈杜诺夫》和《叶甫盖尼·奥涅金》等现实主义代表作。19世纪30年代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开始兴盛, 40年代臻于成熟并形成了较大的影响, 并把锋芒直指俄国沙皇政权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和经济上的农奴制度, 突出代表是果戈理, 他的代表作《钦差大臣》和《死魂灵》, 对俄罗斯社会的丑恶进行了彻底、深刻的揭露和嘲笑, 塑造了俄罗斯乃至人类社会弊端的不朽的典型形象。
从现实主义文学揭露社会问题的角度而言, 一般认为19世纪的俄国文学是提问题的文学, 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即60年代前剖析俄罗斯社会要害的“谁之罪”文学, 60年代后探讨俄罗斯社会出路的“怎么办”文学(其具体内容又大约包括“怎么办”“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当然, 实际上除此扎根大地的内容以外, 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还有心系彼岸的更重要的内容, 那就是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从宗教、哲学高度探索人性、指明拯救之路的伟大作品。可以说, 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孕育于二三十年代, 40年代臻于成熟, 五六十年代形成了群星荟萃、杰作迭出的繁荣景象, 使俄国文学一跃而居于世界文学先列。19世纪前期俄国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是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柯尔卓夫, 还有以下几位作家值得一提。
克雷洛夫(1769—1844), 俄国寓言作家, 与古希腊的伊索、法国的拉封丹并称为欧洲三大寓言家, 创作了九卷诗体寓言, 共205篇。他继伊索、拉封丹之后, 力图以寓言反映现实, 针砭时弊, 进一步使寓言这种体裁成为具有概括意义的讽刺艺术。其寓言内容丰富, 或揭露沙皇专制统治, 讽刺嘲笑统治阶级的专横、贪腐、寄生、无知, 如《狼和小羊》《狮子分猎物》《大象当官》《农夫和绵羊》等; 或表达对下层人民的同情, 对人民优秀品质的赞美, 如《鹰和蜜蜂》《树叶和树根》《狼落狗舍》等; 或通过日常生活现象见出人生哲理, 这是其寓言中最多的, 如《狐狸和葡萄》《挑剔的待嫁姑娘》《主人和老鼠》《小树林与火》《狗的友谊》《狗鱼和猫》《鹰和鸡》《杰米扬的鱼汤》《天鹅、狗鱼和大虾》《橡树和芦苇》。克雷洛夫的作品富有生活气息, 戏剧性强, 角色的社会属性鲜明而又有个性特点, 篇幅短小, 故事生动, 语言简练, 诗句流畅, 为人民喜闻乐见。他大量采用谚语和俗语, 并自己创作格言警句, 在俄国文学史上第一次使书本语言和民间口语融合起来, 对后来的现实主义作家影响很大, 其不少句子成为格言警句。而且, 他极力反映现实生活, 也推进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 主要作品是喜剧《智慧的痛苦》(1824—1825, 一译《聪明误》, 不妥)。主人公恰茨基是一个家有三千农奴的贵族青年, 从国外游学三年后回到莫斯科, 此时他昔日的恋人索菲娅已钟情于法穆索夫的秘书莫尔恰林, 他也与整个上流社会格格不入。在父亲的好友——大贵族法穆索夫的家庭晚宴上, 他慷慨激昂地抨击时弊, 同顽劣的贵族们展开辩论, 却被他们看成“疯子”。于是, 他只好重新逃离莫斯科, “走遍天涯海角, 给被侮辱的心灵找个安宁的角落”。戏剧包含爱情和政治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恰茨基的儿时好友、恋人——法穆索夫的女儿索菲娅, 已移情别恋; 而法穆索夫则选中粗鄙的上校斯卡洛茹布作为准女婿, 对恰茨基也采取了排斥与敌视的态度。这样, 恰茨基的爱情追求遭到失败。戏剧主要表现两方面的主题。
第一, 揭露俄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通过由索菲娅串连起来的几个身份不同的登场人物, 塑造了几个典型人物形象:维护农奴主财产与特权的官僚法穆索夫; 头脑简单、视野狭窄的丘八斯卡洛茹布; 善于以虚伪的尽职和甜腻的媚态取悦上司的势利小人莫尔恰林。米川正夫指出, 这部戏剧的使命, 是嘲笑19世纪初叶的莫斯科社交界, 以及把这时代的特殊形象加以普遍化, 而讽刺虚伪、阿谀、傲慢、诽谤、贪欲、无知、懒惰等永远不变的人性共通的缺点、弱点。妄自尊大的官僚的保守主义者法穆索夫, 以自卑和阿谀为处世之唯一武器的无耻的僚属莫尔恰林, 除叙勋和升官以外就不晓得其他人生目的的愚昧而傲慢的武弁斯卡洛茹布, 以及其他浅薄而空虚的社交界的各种代表的典型, 都被集中于《智慧的痛苦》一剧之内, 而写实地给予正确的表现。
第二, 表现先觉者的智慧的痛苦。以恰茨基为一方, 以法穆索夫一家和其客人为另一方, 戏剧表现了守旧和觉醒两种力量的交锋与斗争。深受西欧影响、已经觉醒的恰茨基, 看到依旧落后、死水一潭的俄国社会, 深感痛心和愤慨, 面对众多顽劣守旧的贵族, 竭尽全力宣传进步、抨击时弊、舌战群丑、揭露专制和农奴制度、批判崇洋媚外的风气, 充分表现了其智慧、信念和热情, 却因单枪匹马而寡不敌众, 被迫愤然出国。西欧的启蒙主义思想给恰茨基以智慧, 而这智慧却只给他带来万般痛苦。作家通过恰茨基的遭遇, 说明了有智慧者、有良知者和先觉者在俄国遭受的痛苦, 因此标题应译为《智慧的痛苦》, 而不宜译为《聪明误》。
《智慧的痛苦》在结构上较早摆脱了古典主义“三一律”的束缚, 语言准确、生动、口语化, 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也为俄国戏剧带来了新的气象, 是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戏剧的奠基之作, 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赫尔岑(1812—1870), 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文艺理论家、作家。米尔斯基宣称, 赫尔岑在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中均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其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偷东西的喜鹊》(1848), 长篇小说《谁之罪》(1845—1847), 散文《法意书简》(1847—1850)、《彼岸书》(1847—1850), 7卷巨型散文《往事与随想》(1852—1868)。其中《谁之罪》《往事与随想》是其代表作。
《谁之罪》通过贵族青年别里托夫、平民知识分子克鲁齐费尔斯基和农奴出身的姑娘柳博尼卡之间复杂的爱情故事及其悲剧, 表现了爱情与当时社会道德之间的剧烈冲突。平民青年克鲁齐费尔斯基到退职的将军家里做家庭教师, 爱上了主人的私生女柳博尼卡, 结婚后迁居N城, 在一所中学任教。4年后, 年轻贵族别里托夫到该城参加贵族选举, 与柳博尼卡两情相悦产生热恋, 结果克鲁齐费尔斯基因此而颓废酗酒, 柳博尼卡重病即将死去, 别里托夫则永远出走国外, 酿成了人间惨剧, 由此尖锐地提出究竟是“谁之罪”的问题。小说通过三个青年的感情纠葛和人生悲剧, 形象地指出:正是专制农奴制度下的俄国社会生活, 造就了知识分子软弱无能的性格:克鲁齐费尔斯基因柔弱而颓废酗酒, 别里托夫虽有教养但无法适应现实生活, 从而借婚姻恋爱问题批判了当时的专制制度。其中, 别里托夫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又一个“多余人”, 是奥涅金、毕巧林到罗亭之间的中介。《谁之罪》作为赫尔岑40年代创作的著名“问题小说”, 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特殊的地位, 其深刻的分析精神、嘲讽的叙事风格, 对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有明显的影响。
《往事与随想》是一部包括日记、传记、书信、随笔、政论和杂感的长篇回忆录, 记述了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巴黎公社前夕半个世纪里俄国和西欧的社会文化生活, 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 把重大社会事件与作家个人的生活道路、思想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 内容相当丰富, 文笔生动活泼, 往往把感情化成文字, 把思想化为形象, 使用幽默辛辣、感情色彩极强的文字, 虽为自传性文学, 却能在塑造人物和描写环境方面做到典型化, 寓**于记叙之中, 从而集文学性、史料性、思想性于一身, 对后世的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有较大影响。
继1825年12月残酷地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 沙皇政府在1826年设立了第三厅, 对进步思想进行钳制, 随后又开始弘扬国粹主义, 鼓吹正教、专制制度和国民精神。19世纪40年代, 农奴制陷入了危机, 社会矛盾开始变得异常尖锐。面对严峻的社会形势, 富有责任感的俄国知识分子开始勇敢地担负起自己的职责。
恰达耶夫(1794—1856) 1836年9月底发表于《望远镜》杂志第15期上的《哲学书简(之一)》影响巨大而深远。在这封哲学书简中, 他彻底否定了俄罗斯的一切:“我们是世界上孤独的人们, 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 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 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 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 而我们由于这种进步所获得的所有东西, 都被我们所歪曲了。自我们社会生活最初的时刻起, 我们就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 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 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 我们的环境中, 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 我们不愿花费力气去亲自想出什么东西, 而在别人想出的东西中, 我们又只接受那欺骗的外表和无益的奢华。”
本来, 在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之后, 俄国的民族意识已空前觉醒, 民族的历史和未来的命运, 国家和民族的进一步发展, 这一类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思考和认识。恰达耶夫的这封哲学书简, 更是引发了知识分子对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深入思考乃至激烈争论。于是, 在此背景下, 俄国思想界出现了“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两大分歧的阵营。
西欧派主张全盘西化, 认为西欧的文明就是俄国和整个人类的未来, 因此俄国应该走西欧列强的发展道路, 废除农奴制, 发展资本主义, 给人们普遍的言论自由, 该派的代表人物有安年科夫、卡维林、别林斯基、赫尔岑等; 斯拉夫派则主张退回到宗法制去, 认为俄罗斯有着独特的历史道路和使命, 它具有丝毫不亚于西欧诸国的文明, 俄国不需要任何改革, 贵族与农民、君主政体和东正教会等之间的和谐将使俄国在欧洲和世界中保持自己的优势, 此派的代表人物有霍米亚科夫、阿克萨科夫兄弟、基列耶夫斯基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但两派都主张废除农奴制, 也全都呼吁废除农奴制。这在整个俄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在19世纪后期, 变革的呼声慢慢响彻俄国。
梁赞诺夫斯基等指出, 在思想观念方面, 19世纪中期“俄罗斯思潮的发展轨迹就是:从爱智协会对哲学的抽象探讨和对美学特征的强调开始, 经过斯拉夫派——在较次的程度上还有西方派——的制度建设, 达到对于当前的紧迫问题的关注, 这种关注在激进的西方派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那里最为典型, 虽然两者关注的意义有所不同。与此同时, 激进主义在有教养的俄国人中影响日增……另外, 通过如赫尔岑和他的终生战友尼古拉·奥加辽夫这样的个人的努力, 也通过新的皈依者组织即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活动, 社会主义进入了俄国的历史舞台。……最后, 概括说来, 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时期的俄罗斯思想, 尤其是著名的4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 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发展和俄罗斯历史的影响巨大, 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1917年, 甚至更远”。而“从农奴解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俄国社会、政治和哲学思想也经历了相当大的变革。……19世纪60年代的激进主义者, 那些屠格涅夫的子孙们, 首先在‘虚无主义’的思想中找到精神的家园, 这种虚无主义以对激进的变化的模糊之向往的名义来反对既存的政治和社会权威。作为他们的发言人, 年轻的天才文学评论家德米特里·皮萨列夫(1840—1868)说:‘什么可以被打破, 就应该被打破。’新的激进主义精神同时反映了时代的普遍唯物主义、现实主义特征和特殊的俄国情况, 例如, 知识分子对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令人窒息的生活的反抗、政府的专制和压迫、中产阶级的软弱、其他温和与妥协的因素以及知识分子的民主化趋势”。
19世纪中期, 俄国文学趋向哲学化, 致力于探索人的终极性问题, 代表是带有浪漫色彩的“爱智派”(一译“爱智协会”)。爱智派是莫斯科大学哲学—文学小组“爱智协会”的参加者, 其成员主要有波戈金(1800—1875)、奥多耶夫斯基(1803—1869)、韦涅维季诺夫(1805—1827)、霍米亚科夫(1804—1860)、马克西莫维奇(1804—1873)、舍维廖夫(1806—1864)、И.В.基列耶夫斯基(1806—1856)、科舍廖夫(1806—1883)等人, 他们团结在《俄罗斯通报》下, 研究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尤其是谢林的著作, 出版过文集《莫涅摩叙涅》(共4部, 1824—1825)。他们特别喜爱谢林, 深受谢林哲学的影响, 探讨哲学问题, 重视文学的美学特征, 对俄国唯心主义辩证法和艺术哲学的发展起过显著的作用。他们中一些人后来成为影响很广的著名人物, 如成为历史学家的波戈金, 成为思想家的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等, 丘特切夫是他们的好友, 深受其影响; 他们思想观念的广泛影响后来也波及丘特切夫以外的俄国其他唯美主义诗人。
19世纪后期, 俄罗斯上上下下都期盼变革、呼吁变革。这是时势使然。平民知识分子登上舞台, 摒弃了西欧派的全盘西化主张, 批判性地接受了斯拉夫派重视民族尤其是人民的思想, 号召深入民间为人民服务, 一些激进的平民知识分子更是成为革命民主派, 主张推翻沙皇统治。这些观念深深影响到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和理论, 进而又极大地影响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使现实主义作家们对社会的揭露、批判不断加深, 与此同时, 作家们在挖掘了阻碍俄国社会发展的“两大病害”(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和经济上的农奴制度)后, 对贵族和社会出路的探索越来越迫切, 对灵魂苦难的关注越来越执着, 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也越来越浓厚, 于是又将文学引向寻求正面人物的领域, 完成了塑造从贵族知识分子的“多余人”到平民知识分子“新人”形象和由贵族地主立场向平民立场转化的“忏悔的贵族”的任务。
19世纪后期俄国文学是西方后期文学的主要成就, 俄罗斯文学的思想和艺术都大大深化了, 达到了西方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 其突出的特点是:第一, 关注民族前途, 因此提出了“谁之罪”“怎么办”“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等一系列关于人民解放、批判沙皇专制和农奴制度的社会问题, 被称为“提问题的文学”(也有人概括为:文学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相连, 以批判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作为主要内容)。第二, 高扬道德旗帜、强调宗教救助, 深具悲悯情怀, 从宗教哲学的高度反映时代和人生的苦难, 表现复杂的人性, 从而把个人和民族的问题普泛化, 使之成为人类普遍的问题, 并通过对人物心理奥秘的揭示来进行艺术描写, 形成了独特的“心理现实主义”。第三, 独特的形象系列, 主要有多余人形象系列, 小人物形象系列, “新人”形象系列, 忏悔的贵族形象系列, 此外, 还有丑陋的地主形象系列以及贪婪的官僚形象系列。第四, 在艺术上有独特而执着的探索与追求, 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文学水平。第五, 创作与理论的良好双向互动, 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从理论高度总结、提升了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实践, 对俄国现实主义进行了阐释和捍卫, 指导并推进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德鲁日宁、鲍特金、安年科夫等从纯艺术派的诗歌创作中总结了经验, 提炼出相应的理论加以引导, 并在与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理论家的论战中捍卫和推进了纯艺术派的诗歌创作。
这个时期, 俄国文坛出现了把文学当作社会政治斗争的工具与武器和维护艺术本体“为艺术而艺术”的两大思潮的争鸣乃至斗争, 前者的流派主要有革命民主主义、民粹主义, 后者的流派则主要是唯美主义、象征主义, 此外还有一大批出色的现实主义大师。这种争鸣乃至斗争, 推进了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和思考, 使文学作品的思想和艺术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在文学批评和理论方面, 代表人物是三大文学理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
别林斯基(1811—1848), 是俄国现实主义美学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奠基人, 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先驱。曾主办《祖国纪事》《现代人》杂志。前期受黑格尔的思想影响较深, 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和作家的自觉性, 代表作有《文学的幻想》(1834)、《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的中篇小说》(1835)、《智慧的痛苦》(1840); 后期现实主义美学观已占绝对优势, 主张写“现实的诗”, 代表作有《艺术的概念》(1841)、《乞乞科夫的游历或死魂灵》(1842)、《论普希金》(1843—1846, 这实际上是一部包括11篇论文的专著, 是俄国最早的普希金研究之一)、《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1847)、《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1848)等, 提出了对俄国文学的系统看法, 系统论述了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和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形成过程及其特色, 强调和宣扬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社会意识的表现, 肯定了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 捍卫了现实主义原则, 维护并指导了俄国自然派的文学创作, 有力地推动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 是杰出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批评家, 在哲学、美学和文学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在哲学上, 他坚持人本主义与辩证法; 在思想上, 他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沙俄专制制度, 建立一个人人温饱、个个平等的社会; 在美学上, 他在《艺术和现实的审美关系》中提出了“美是生活”的唯物主义美学观; 在文学批评方面, 他继承了别林斯基的传统, 在《俄国文学的果戈理时期概观》一文中为文学批评功利主义的公民批评奠定基础, 重新树立别林斯基崇拜, 并运用历史的和美学的方法分析文学问题, 阐释托尔斯泰心理描写的特征, 并用“心灵辩证法”予以总结。主要论文有《艺术和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果戈理时期俄国文学概观》(1855—1856)。
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美是生活”和“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 号召作家为建立理想的美好生活而斗争。他认为生活不仅是死的自然界, 而且也是人的生活; 不仅是过去的生活, 而且也是未来的生活; 不仅是现实的生活, 而且也是“应当如此的生活”, 即理想的生活。他宣称艺术的对象不仅是美适应生活, 因此他给艺术规定的第一个使命就是“再现生活”; 第二个使命是“解释生活”“对生活现象下判断”, 也就是说要表明艺术家对生活的态度, 是肯定还是否定, 是加强它还是削弱它。由此, 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 号召作家为建立理想的美好生活而斗争。到此阶段, 他已只看重文学的社会功能, 从而把文学变成了社会政治斗争的工具。
1862年, 车尔尼雪夫斯基因为政治原因被逮捕, 囚禁于彼得堡的保罗要塞, 在狱中创作了充满革命信心的长篇小说《怎么办》, 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
“新人”是指19世纪五六十年代俄国社会上出现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民主主义者, 其基本特征是:从事劳动, 自食其力, 意志坚强, 道德高尚, 积极行动, 献身革命, 实事求是, 头脑清醒, 他们不仅有美好的理想, 而且有能力去实现它。他们彼此尊重, 平等相待, 在处理家庭和恋爱婚姻问题时, 遵循“合乎理性”的“合理利己主义”原则。
《怎么办》出色地描写了两种类型的“新人”。一类是普通的“新人”, 如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薇拉等; 另一类是“特殊”的“新人”, 有拉赫美托夫、穿丧服的太太等。拉赫美托夫的形象集中地体现了“新人”的特点与本质:他虽然出身贵族家庭, 但却同本阶级决裂, 与人民群众相结合, 投身革命队伍。他有意识地从两个方面锻炼自己:一是漫游俄罗斯, 广泛地了解社会, 并且有意识地抛弃舒适的生活, 甚至弃绝正常的生活享受, 自觉地过俭朴、艰苦的生活, 他说:“凡是老百姓吃的, 有机会时, 我不妨吃吃; 凡是老百姓吃不着的, 我就不应该吃。”他长期“不吃一块糖”“一只水果”。他走遍俄罗斯各地, 同农民一起砍柴、锯木、拉纤, 以加强与劳动人民的联系, 更好地向他们学习。二是不建立家庭, 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 具有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 注意自觉地锻炼革命意志, 准备迎接艰苦的斗争, 甚至睡钉着许多铁钉的床板, 以磨砺自己的意志和毅力, 以备他日经受敌人的严刑拷打。普列汉诺夫说:“在每一个出色的俄国革命家身上, 都有过许多拉赫美托夫气质。”拉赫美托夫被称为“优秀人物的精华”“原动力中的原动力”, 集中概括了职业革命家的典型特征, 是俄国文学中典型的新人形象。通过拉赫美托夫这一形象, 小说给“怎么办?”这一问题做出了完满的回答:为促进祖国的解放和发展, 应该有一种献身精神; 为解除人民的痛苦, 应该起来进行斗争。
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 是俄国文学中一位英年早逝的文学批评家。他捍卫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并表达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观。在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上, 他在《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一文中, 提出了人民性的原则。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 他提出了真实性与典型性两个问题。米尔斯基公正地指出:“杜勃罗留波夫对于文学价值具有一定判断力, 他对他打算用作其布道文本的文学作品之选择就整体而言亦很成功, 但是, 他却从未试图过多探讨这些作品的文学层面:他仅将它们当作当代俄国生活的地图或照片, 当作进行社会布道的借口。”其主要论文是评论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的三篇文章:《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1859)、《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1860)、《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1860)。他强调文学“表现人民的生活, 人民的愿望”, 认为文学应该“随着生活的趋向而改变”, 注重描写的真实性, 致力于塑造反对农奴制的英雄人物, 因此他“往往以文学作品为依据, 解释生活本身的现象”。他的观点较之前两位理论家更加激进, 把文学完全当成社会斗争的工具, 衡量作品几乎只关注社会政治内容, 而对艺术性关注较少, 甚至强作解人, 把一切都政治化, 因此引起了冈察洛夫、屠格涅夫等人的不满, 与之绝交。
此后, 又出现了政论家、文学评论家、民主革命者皮萨列夫(1840-1868), 这是继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之后的俄国批评家和社会活动家, 被称为19世纪60年代社会活动家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其主要论文有论托尔斯泰、谢德林、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作品的《幼稚想法的落空》(1864)、《千金小姐的爱情》(1865), 阐述自己观点的《普希金和别林斯基》(1865)、《美学的毁灭》, 评《罪与罚》的《为生活而斗争》(1867), 评《战争与和平》的《旧贵族》(1868)。他宣称要把“艺术的殿堂变成人类思想的作坊。作家、文学研究者、画家都要在这所作坊里依照自己的方式奔向一个伟大的目标——消灭贫困与愚昧”, 因而坚决反对纯艺术论的唯美追求, 更注重文学的实用性。
总体来看,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文学批评有如下共同的基本观点:一、重视文学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别林斯基认为艺术是“形象思维”, 哲学家用三段论, 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二、重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别林斯基认为, 一切艺术的内容都是现实, 但必须经过选择、加工, 是提高到普遍的、类型的、典型意义上的和谐整体。三、强调人民性:即除了民族性之外, 还要描写平民百姓的世界、情操高贵的平民百姓的典型, 描写普通人。四、注重文学的社会作用, 反对“纯艺术论”。别林斯基指出, 要想做一个诗人, 不需要炫耀自己琐屑的意愿, 不需要无所事事的幻想的梦, 陈腐的感情和华丽的忧郁, 需要的是与当代现实问题的强烈的共鸣;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文学应该说明生活, 对生活现象下判断, 通过描写生活所提出的主题, 表现一定的思想, 成为“人的生活的教科书”。在此背景下, 作家们致力于反映生活, 揭露社会问题, 更有些作家进而思索人生, 探索人性和心灵的奥秘, 出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
也有人把涅克拉索夫、谢德林的文学创作列入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中, 而不把他们列入现实主义文学中。那么, 此处就按照这个划分, 介绍一下这两位作家。
涅克拉索夫(1821—1878), 既是出色的编辑, 主编了《祖国纪事》等杂志, 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作家和诗人(米尔斯基称, 涅克拉索夫是一位天才的编辑, 他遴选最佳文学、促使合适人选诉诸当代题材的能力让人感觉不可思议); 又是出色的诗人, 创作了大量的抒情诗、叙事诗乃至长诗。其重要作品有:叙事诗《严寒, 通红的鼻子》(1863), 反映了贫苦农民的悲惨命运, 塑造了一个勤劳、勇敢、诚挚、谦虚、美丽的农村妇女达丽娅形象, 米尔斯基称这首诗“神奇壮美”, “其中有对俄国农妇神话般的理想化, 也给出一幅幅静谧冰封的森林之壮阔画面”; 《俄罗斯女人》(1872), 则描写了两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动人形象; 代表作是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3—1876), 写七个刚从农奴制下获得好日子的农民争论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 有的说是地主, 有的说是官僚、神甫、富商、沙皇等, 相持不下, 便决定一起漫游整个俄罗斯, 亲眼看看到底谁能过好日子, 是幸福的人。长诗借这一情节, 广泛地描写了改革前后俄国的社会生活, 特别是农奴制改革后农民的艰难生活, 揭露了农奴制改革的欺骗性, 表现了农民的觉醒和反抗, 指出农民要生活得快乐而自由, 只有走革命的道路。米尔斯基认为, 这部长诗充满活力、创新和杰出的语言表达方式, 是19世纪俄国诗歌最具独创性的作品之一, 是涅克拉索夫民歌风格创作的最高成就, 或许是其整个创作的最高成就。
涅克拉索夫诗歌的主题,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人民的苦难”。他紧密结合俄国的解放运动, 充满爱国精神和公民责任感, 许多诗篇忠实描绘了贫苦下层人民和俄罗斯农民的生活和情感, 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结合, 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战斗性, 充满爱国主义精神和公民责任感, 并且以平易口语化的语言表现社会底层生活和农民生活, 代表了千百万人民的呼声, 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和愿望, 开创了“平民百姓”的诗风(米尔斯基认为, 他最为出色、最为独特的诗作之意义, 恰在于他大胆创作出一种不受传统趣味标准之约束的新诗歌, 因此, 就其独创性和创造力而言, 他位居一流俄国诗人之列, 堪与杰尔查文媲美。在19世纪所有俄国诗人中, 只有他能够真正地、创造性地接近民歌风格), 因此, 他被称为“人民诗人”, 在当时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文学的主流, 对当时的诗歌以及20世纪俄罗斯的诗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他的诗冗长、呆板, 不注意技巧, 过于平铺直叙, 缺乏跳跃, 且往往千篇一律, 尽管语言上有民间语言活泼、风趣、生动、丰富的一面, 仍然缺乏弹性。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 俄国著名讽刺作家, 主要作品有特写集《外省散记》(1856)、长篇小说《一个城市的历史》(1869—1870)、《戈洛夫廖夫一家》(1880)。代表作是《戈洛夫廖夫一家》, 通过一个贵族地主家庭成员堕落和衰亡的历史, 揭示了俄国贵族地主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米尔斯基指出, 仅此一书, 便已使他位居俄国现实主义小说家之前排, 永远跻身俄国经典作家之列。这是一部社会小说, 是一个外省贵族家庭的自然史, 旨在展示农奴主阶级之文明的贫乏与兽性。兽性对人类生活的统治从未获得如此有力的描绘。戈洛夫廖夫一家人恶毒、贪婪、自私, 彼此间没有任何家庭感情, 他们愚蠢阴暗的心灵甚至丧失一切感受满足和幸福的能力, 他们是兽性人类的无望荒原。此书无疑是整个俄国文学中最阴郁之作, 更为阴郁的是, 这一印象凭借最简单的手法获得, 不带任何戏剧手法或氛围渲染。小说中最出众的人物是波尔费利·戈洛夫廖夫, 绰号“小犹大”, 这是一个空虚机械的伪君子, 油腔滑调, 废话连篇, 这并非出于内在需求或外在益处, 而是因为他的舌头需要不断运动, 这是一位作家所能想象出的关于人类最终的非人化之最恐怖景象之一。
民粹主义, 指的是1861年至189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斗争时期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和社会活动。民粹主义代表农民利益, 反对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 主张通过农民革命推翻专制制度。民粹主义是农民村社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变种。创始人是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 思想家是巴枯宁、拉甫罗夫、特卡乔夫。19世纪60年代初, 民粹主义分裂为两派:革命派和自由主义派。70年代初, 民粹主义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运动, 领袖人物是哲学家、社会学家拉甫罗夫(1823—1900)和巴枯宁(1814—1876)。
拉甫罗夫在其著作《历史信札》(1870)中认为, 受压迫的劳动人民为创造文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因此, 享受文明的少数人, 即知识分子, 应该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 向人民偿还欠债。在《前进, 我们的纲领》一文中他明确指出:“俄国大多数居民的前途赖以发展的特殊基础就是农民以及村社土地所有制。在村社共同耕作土地和村社共同享用土地的产品这个意义上发展我们的村社, 把米尔大会变成俄国社会制度的基本政治因素, 使农民懂得自己的社会需要……这一切就是俄国人的特殊目的, 一切希望祖国进步的俄国人都应该促使这些目的的实现。”也就是说, 他把社会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农民身上, 希望在俄国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
这一运动的另一领袖人物巴枯宁更是热情洋溢地向俄国青年发出号召:“赶快抛弃这个注定要灭亡的世界吧, 抛弃这些大学、学院和学校吧……到民间去吧!你们的战场, 你们的生活和你们的科学就在那里。在人民那里学习如何为他们服务, 如何最出色地进行人民的事业……知识青年不应当是人民的教师、慈善家和独裁的领导者, 而仅仅是人民自我解放的助产婆, 他们必须把人民的力量和努力团结起来。但是, 为了获得为人民事业服务的能力和权利, 他们必须把全部身心奉献给人民。”
这样, 1873—1874年, 俄国知识青年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运动。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 放弃舒适的城市生活, 成群结队地到农村去。他们在那里身穿农民的服装, 使用农民的语言, 过着农民的生活, 向农民传播知识, 教他们读书写字, 为他们解除病痛,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革命宣传, 号召农民起来斗争, 推翻沙皇政府, 建立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失败后, 1876年他们成立“土地与自由社”, 提出要把全部土地平均分给农民, 村社完全实行自治的主张。1879年, “土地与自由社”又分裂成两个独立的组织:“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 前者后来变成一个恐怖暗杀组织, 1881年3月, 他们刺杀了锐意改革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使得亚历山大三世上台后, 变本加厉地强化专制高压统治, 禁锢社会思想, 迫害进步力量。
随着“到民间去”运动的兴起, 俄国文坛出现了民粹派知识分子作家群, 宣传民粹主义思想的民粹主义文学也就应运而生。民粹派作家主要有:纳乌莫夫(1838—1901)、格·乌斯宾斯基(1843—1902)、扎索津斯基(1843—1912)、尼·费·巴任(1843—1908)、兹拉托夫拉茨基(1845—1911)、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1851—1895)、卡罗宁—彼特罗帕夫洛夫斯基(1853—1892)、奥西波维奇诺沃德沃尔斯基(1853—1882)等, 他们创作了大量的特写、中短篇小说。他们特别关心农村中出现的资本主义现象, 并把村社理想化, 竭力维护村社和劳动组合的原则, 认为这些原则能够使俄国避开资本主义; 侧重写农民的生活、农村的分化、淘金者和纺织工人的生活以及民粹派革命家的活动。
民粹派的代表作家是乌斯宾斯基,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遗失街风习》(1866), 反映了图拉城郊区工匠、小市民、小官吏等城市贫民的困苦和受压抑生活; 《破产》(1869), 描写一个工人的悲惨命运; 《土地的威力》(1882), 描写一个农民的破产史。米尔斯基指出, 他在作品中体现出无疑的幽默天赋和对人的同情, 同时也表达他对现实生活清醒公正的观察, 因此他的作品都以幽默的天赋、深刻的人性和清醒朴实的观察见长。乌斯宾斯基之有趣, 并不仅仅在于他是农民生活的探究者。他就总体而言, 是最佳类型的俄国知识分子之最具代表性、最为典型的人物之一。他具有高度发达的道德感, 十分强烈地体验到俄国激进主义思想的各种矛盾和悲剧。俄国知识分子与俄国人民的悲剧罗曼史在他灵魂的小宇宙中上演。但一般认为, 乌斯宾斯基的作品充满了民主主义和人民革命的思想, 他是一位出色的、独创一格的素描大师, 善于把形象与政论艺术地交织在一起。
尽管民粹派作家有限地发展了特写和短篇小说的体裁, 在某种程度上把艺术地展示现实生活与政论性相结合, 把数据和事实引进文艺作品, 以便确切地反映现实生活, 对开拓文学体裁做出了某些贡献, 但总的来说, 他们的作品艺术成就不是太高, 完全把文学当成了说教、宣传的工具。
以上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成为当时文学界的主流, 影响极大, 梁赞诺夫斯基等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现实主义批评家对费特破口大骂和极尽讥讽, 促使他作为一名作家不得不在19世纪60、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沉默。”正是由于当时社会现实的政治高压和唯物主义、崇拜金钱、现实主义的盛行, 以及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革命民主主义理论家过分重视文学的政治功用而使之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 涅克拉索夫、谢德林等现实主义作家和民粹派作家过分注重写实, 甚至完全把文学变成政治宣传的工具, 唯美主义文学作为一种反拨甚至矫枉过正的力量和思潮、流派出现在俄国19世纪中后期的文坛。
唯美主义(一译“艺术至上主义”“为艺术而艺术主义”)是19世纪中后期流行于欧美的一种文艺思潮, 它主张“为艺术而艺术”, 强调超现实、无功利的纯粹美, 否定文艺的道德意义和社会教育作用, 致力于追求艺术技巧和形式美。
事实上, 唯美主义对东西各国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影响极大(我国的田汉、郁达夫以及滕固、章克标乃至著名的“新月派”, 都受到了唯美主义的影响), 但我国一直对其重视不够, 甚至主要采取否定态度, 究其原因, 有着“文以载道”传统、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现代中国, 比较轻视为艺术而艺术, 而且, 往往过于重视内容而忽视艺术形式。诚然, 唯美主义过于重视艺术形式, 否定文艺的道德意义和社会教育作用, 这是其不足之处, 容易为人所知, 但我们学习文学史, 更重要的是, 要看它在当时有什么创新或开拓, 以后又有什么影响, 至少, 要考察一下它当时是在一种什么社会文化背景中产生的, 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也是治史、学史的人和真正做学问的人落在实处的工作。
唯美主义的发源地是法国。唯美主义作为一种明确的理论, 最先是由法国诗人戈蒂耶(1811—1872)确立的。他首先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 并在《〈阿贝杜斯〉序言》(1832)、《〈莫班小姐〉序言》(1834)等一系列文章中确定、深化了这一概念的内涵, 其中《〈莫班小姐〉序言》标志着唯美主义的诞生。戈蒂耶第一次明确地将艺术从道德附属品和社会工具的地位中分离出来, 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获得了自己独立的品格。他把创造形式美放在首位, 反对文学有任何功利和实用目的。他不仅是唯美主义理论的奠基者, 更是自己理论的实践者, 创作了唯美主义长篇小说《莫班小姐》(1834)和诗歌集《珐琅与雕玉》(1852)。他的理论和创作影响了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唯美主义者。
如前所述, 19世纪中后期, 俄国逐渐走向开放, 资本主义经济大力发展。这种经济走向的改变, 导致了人们观念的普遍改变——唯物主义、崇拜金钱、现实主义风行一时, 成为时代主流。而唯美主义思想和文学观念正是对这种时代主潮的一种反动。俄国唯美主义包括“纯艺术论”文学理论与“纯艺术派”诗歌创作两个方面, 在19世纪后期的俄国文坛曾经占有令人瞩目的地位, 也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文学成就, 并且对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的理论偏颇有一定的矫正; 在20世纪, 又对俄国诗歌尤其是现代派诗歌、“静派”(亦译“悄声细语派”)诗歌和形式主义理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俄国唯美主义的重要先驱是著名批评家格里戈里耶夫(1822—1864), 他写有大量剧评和各种评论文章, 著名的有《果戈理和他的最后一本书》(1847)、《1851年的俄罗斯文学》(1852)、《1852年的俄罗斯文学》(1853)、《艺术与真实》(1855)、《论奥斯特洛夫斯基喜剧及其在文学和舞台上的意义》(1855)、《论艺术中的真实与真诚——关于一个美学问题》(1856)、《对当代艺术批评原理、意义和手段的批评见解》(1858)、《普希金去世后的俄国文学概观——普希金、格里鲍耶陀夫、果戈理、莱蒙托夫》《普希金去世后的俄国文学概观——浪漫主义—批评意识对浪漫主义的态度—黑格尔主义》《屠格涅夫和他的创作活动——关于长篇小说〈贵族之家〉》(均1859)、《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之后——给屠格涅夫的信》(1860)、《艺术与道德——关于一个老问题的新争论》《文学中的西欧派》《别林斯基与文学中的否定观》《我们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均1861)、《论涅克拉索夫的诗歌》《为我们批评界所疏漏的当代文学现象——托尔斯泰伯爵和他的作品》(1862)、《俄罗斯戏剧——戏剧舞台领域的当代状况》(系列) (均1862)、《戏剧札记》《论文学和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均1863)等。米尔斯基指出, 作为批评家的格里戈里耶夫, 主要因“有机批评”理论而青史留名。这一理论强调, 艺术和文学应扎根于民族土壤(其追随者的“土壤派”之名便来源于此)的有机体。他在普希金作品中发现了这一有机品质, 他对于普希金崇拜之建立贡献很大, 还在同时代人奥斯特洛夫斯基身上看到了这一品质。
格里戈里耶夫对俄国唯美主义的影响有二:其一, 组成格里戈里耶夫小组, 并把艺术和美提高到与道德、上帝同等的地位。早在他的大学时代, 就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文学—美学小组——格里戈里耶夫小组, 主要成员有费特、波隆斯基、С.索洛维约夫(1820—1879, 后成为历史学家, 其子便是有名的新宗教哲学家、象征主义诗人B.索洛维约夫)、К.阿克萨科夫(1817—1860, 后成为斯拉夫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文艺批评家)等人。他们一般白天听课, 星期天或晚上就聚集在格里戈里耶夫家里饮酒、作诗、弹吉他, 广泛热烈地争论着美学和艺术问题。其二, 他强调艺术对生命永恒瞬间的捕捉:“艺术捕捉永恒流动着的, 永恒向前进发的生命, 将其生动的瞬间化作永恒的形式, 将那神秘的生命进程与共同的全人类灵魂的思想连接起来。”“一旦艺术最终抓住了永不停息的生命之流并把它的某个瞬间汇入永久的形式, 这个形式就会由于自己理想的美而拥有令人倾倒的魅力, 为自己博得近乎专横的同情, 以至于整个时代都生活在某些与时代的真、善、美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艺术作品的‘重压’之下。”
俄国唯美主义理论又称“纯艺术论”, 高举“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帜, 捍卫艺术的独立, 特别注重艺术形式的美。“纯艺术论”的三巨头是德鲁日宁(1824—1864)、鲍特金(1811—1869)、安年科夫(1813—1887), 三位理论家都有各自的贡献。
德鲁日宁的美学观点主要集中体现在其《普希金及其文集的最新版本》(1855)和《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的批评以及我们对它的态度》(1856)两篇文章中。他认为, 社会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 社会兴趣转瞬即逝, 不变的只有关于真、善、美的永恒理念。因此诗歌的任务不应涉及外在目的, 而是要表现这些永恒不易的理念。只有表现了超越时代局限的“永恒之美”, 并且不受时代的现实利害制约的文学作品才能流芳百世, 当教诲诗人及其应时之作早已被遗忘的时候, 纯艺术诗人及其作品却能永受后世崇敬。德鲁日宁的理论主张对于俄国文艺具有重大意义:其一, 在文学描写的对象方面, 与车尔尼雪夫斯基针锋相对, 认为文学作为一门艺术, 源于超凡脱俗的诗人艺术家的内在心灵, 而非现实生活; 其表现的对象应是“爱和欢乐”, 即某种普遍的永恒理念——真、善、美, 而非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目的和利益; 其二, 文学世界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它独立于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利益, 并且只应以自身为目的, 而不应为某些外在于文学的实际目的服务, 不应成为用于说教目的的政论或科学论文; 其三, 文学创作是一种非理性的产物, 纯艺术诗人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其天才中的非理性因素, 与现实世界中的实用目的和功利行为背道而驰; 其四, 在文学与时代要求的关系方面, 认为只有表现了超越时代局限的“永恒之美”, 并且不受时代中的现实利害制约的文学作品才能流芳百世。这四点体现了一种与俄国“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传统的“唯美主义式的断裂”, 已预示了现代主义新的文学创作走向的开端, 而这正是德鲁日宁纯艺术论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对于俄国文艺具有重大意义。
鲍特金的重要作品是《论费特的诗歌》(1856)等, 强调诗歌的无目的性、创作的无意识性、自由创作论, 认为诗歌(艺术)是无功利的道德理念的外在显现, 诗人的心灵中早就存在着某些不以自身意志为转移的神秘趋向, 诗人的所谓创作实际上就是将这些神秘的趋向表现出来, 是一种非理性的自由创作, 诗人只有在无意识的“不由自主”的状态下才能创作出真正具有诗性的作品。
安年科夫的《普希金传记资料》(1855)是奠定俄国普希金学术研究的基石, 开创了俄国的“普希金学”; 其重要论文《旧的与新的批评》《柔弱者的文学典型》等认为, 俄国的作家和艺术家无论多么热衷于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革事业, 都不应该转变为“导师和预言家”, 不应该激起深刻的道德判断和社会对抗, 更不应该致力于将社会力量引向改造既定生活的现实实践领域。他们的主要任务首先应该是促进社会和个体意识在精神方面, 即道德和审美方面的进步和发展。在俄国纯艺术论中存在着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范畴:果戈理倾向与普希金倾向、社会教诲论与自由创作论、教诲的原则(即功利主义文艺观)与优美的原则(即纯艺术论), 这种创作原则的对立乃是当时俄国社会中自由派与革命民主主义派文艺美学思想间的对立在俄国纯艺术论者思想中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