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博物馆教育作用方面有着优良的传统，事实上，许多有关“动手运动”——从直接接触展品与科学现象中学习——的概念都源自英国的传统。由大卫·安德森（David Anderson）主导的调研项目——“共同财富”（A Common Wealth）调查了英国各类大小和类型的博物馆教育，调研报告称，毋庸置疑博物馆在教育领域，尤其是非正式教育领域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14]但是，尽管引用了许多博物馆教育的杰出案例，但这份报告还是发现，在传统型博物馆里实施教育活动总是不那么相宜。这份报告是英国在博物馆的教育方面最全面的调研，1996年发出的首批调查问卷收回566份，第二批调查问卷对210家表示开展了3项或以上的教育活动（给出了23项的教育活动范围）的博物馆进行调研，第二批调查问卷收回88份。调查发现，其中只有37%的博物馆说自己提供了三项或以上的教育活动，总共也只有51%的博物馆开展了任一类型的教育活动。只有23%的博物馆制定了教育政策，同时在注册过的博物馆中，只有24%的员工配备了专门的教育专家。

英国有375家博物馆共提供了755个有关教育的就业岗位，这仅占到注册博物馆数量的22%。教育专家的职位只占到博物馆就业职位的3%。只有25%的博物馆认为他们的教育职位的员工需要有教育学学位，而且事实上仅有15%的人有教育学相关资质。在40%以上的博物馆中，教育类职位的薪水比策展人员要低，而且大多数教育职位的地位也显得低人一等。只有33%的博物馆对教育职位的员工进行展览策划或其他活动方面的学习有结构化的投入。

尽管64%的受访者反馈说他们的上层领导认为教育是一项重要的服务内容，但是事实上博物馆管理层却将教育的地位排在藏品管理和展示之后。事实上28%的博物馆认为教育是增值部分而不是博物馆的本质部分，还有2%的博物馆认为教育没什么价值。很多博物馆是因为声称自己有教育方面的服务才拿到慈善资助的，他们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在侵犯有关慈善的法律规定。

博物馆提供的教育服务一般有：给学校的信息服务，给小学学龄儿童的服务，为成人提供的讲座和出版物等。而给学生和学龄前儿童的服务则在次要的考虑范围内，此外对少数民族、残疾人和失业人员的关照在议事日程中垫底。仅有15%的博物馆有针对残疾人的政策，只有7%的博物馆有多元文化政策。就算某项服务对少数群体也是开放的，但是也很少被这部分人群使用到。

总的来说，虽然博物馆在教育方面有许多优秀实践，但是，报告也指出其也难免面临很多困境。不同类型和大小的博物馆之间也不具有一致性。例如，两家有着相同类型展品的博物馆却提供完全不同类型的服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英国有关博物馆产品供给的规定无法可依。同时，许多博物馆起源于19世纪，是作为公共教育政策的实践工具存在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博物馆作为公众学习场所的概念被弱化了。渐渐地，博物馆被视为为正式教育服务的特殊机构，通常被限制在给学校提供服务，而且也很少再进行收藏、保管和文档编制工作。[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