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读解

作为中国首档大型励志音乐评论节目，《中国好声音》开播伊始就吸引了大量受众的眼球。形式新颖、环节多样、主题向上，除此之外，知名导师、实力主持与优秀选手的相互配合撑起了整档节目，让不同层面的受众群体都能在《中国好声音》里找到兴趣点和认同感。

一、节目概述

中文名称：中国好声音

外文名称：The Voice of China

节目类型：大型励志专业音乐评论、音乐选秀

主持人：华少

节目导演：金磊

播出频道：浙江卫视

在线播放平台：搜狐、腾讯视频等

制作单位：灿星制作、浙江卫视

开播日期：2012年7月13日

播出时间：每周五21：10

作为中国首档大型励志音乐评论节目，《中国好声音》从2012年7月13日登陆浙江卫视后就吸引了大量受众的眼球。形式新颖、环节多样、主题向上，除此之外，知名导师、实力主持与优秀选手的相互配合撑起了整档节目，让不同层面的受众群体都能在《中国好声音》里找到兴趣点和认同感。正因如此，《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的第二期节目就以2.8%的收视率，拔得当晚收视头筹，重播又以1.3%的收视率超越了同年所有音乐类节目的首播收视。之后的十几期节目一直稳居收视榜首，一路走高，再无旁落，巅峰之夜的决赛更是创下了破六的纪录，堪称中国综艺节目史上的奇迹。

《中国好声音》的一夜爆红并非偶然，前期的辛苦筹备与悉心制作让受众感受到了节目组的决心与诚意。具体而言，我们认为可以将该节目的成功归因于以下四个方面。

1.环节设定推陈出新

尽管海外版的《好声音》（The Voice）环节设定已然成熟，但将其成功引进并搬上中国电视荧幕实属不易。《中国好声音》秉承了以声音评判选手的宗旨，转椅子的“盲选”模式吸引了大批受众的追捧。网民发布的坐在自制转椅上观看节目的视频层出不穷，也从另一层面印证了《中国好声音》创新环节的成功。

首季《中国好声音》的制作及播出历时近三个半月，总计十四期节目，大体分为“导师盲选”“导师抉择”“导师对决”“年度盛典”四大阶段。“导师盲选”即节目的第一阶段——海选阶段，历时最长，分六期播出。海选阶段的规则相当简单，明星导师背对学员，若听到喜欢的声音便可在学员演唱时按下选择按钮。当有多位导师同时选择同一学员时，选择权便落在了学员手中，此时导师间的“你争我夺”将是非常有趣的看点，而最终一对一的选择确认后标志着该学员被相应导师纳入旗下。这种仅以声音为选择依据而不受其他任何因素干扰的方式，在保证比赛客观公正的同时也增添了节目的刺激感和趣味性。当全部导师分别确定了14名晋级选手后，节目随即进入第二阶段即“导师抉择”。经过四位明星导师培训后的学员进行两两对决的音乐才艺展示，每组最后仅有四人晋级。这种残酷的淘汰机制，激发了选手的表演热情，也使他们的音乐潜力得到充分挖掘。第三阶段的“导师对战”是对四位明星导师教学能力的考验。比赛的残酷性在此阶段愈发彰显，谁去谁留亦牵动着每位受众的神经。而最终的“年度盛典”，更像是《中国好声音》节目组为所有导师和学员举办的一场大型演唱会。在这个人才云集的舞台上，冠军之名花落谁家已然不再重要，这样一场音乐盛典无疑是呈献给受众的完美答卷，为首季《中国好声音》画上了圆满句号。

2.音乐导师尽职尽责

与以往的音乐选秀节目不同，《中国好声音》里没有评委，取而代之的是导师。他们根据声音选择自己的队员进行指导，同组间优胜劣汰后，再与其他导师的得意门生进行对决，最终决出冠军。没有“炒作”，拒绝“毒舌”，秉承着海外版《好声音》系列的一贯标准，所有学员听到的是真诚的建议和悉心的指导，唯一的判断标准就是自身的声音与演唱能力。刘欢、那英、杨坤、庾澄庆，四位家喻户晓的歌手构成了首季《中国好声音》的音乐导师团队。在三个多月的节目历程中，人们记住了“杨三十二郎”的演唱会；记住了那英为队员的摇旗呐喊；记住了庾澄庆独特的音乐品位；记住了刘欢语重心长的“I want you”（我想选你）；记住了导师们面临抉择时的纠结痛苦与潸然泪下。可以说，四位明星导师在对学员的培训指导上可谓尽职尽责，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好声音》高收视的功臣。

3.参赛选手实力雄厚

《中国好声音》将自身定位为中国首档大型励志音乐评论节目，实则逃脱不了真人选秀节目的本质，而作为支撑选秀节目成型的关键，参赛选手至关重要。就这一层面而言，《中国好声音》节目组可谓煞费心力。避开对选手背景资料的争议不谈，选手的音乐实力还是可圈可点的。从摇滚到爵士，从美声到民俗，从个人到组合，每位选手的开嗓都使人眼前一亮，也让受众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看到了华语乐坛的未来。

4.主持人风格独树一帜

《好声音》系列自诞生之初便在主持阵容上颇具考究，专业素养高、现场把控强的主持历来是节目组所追寻的。《中国好声音》落户浙江卫视，使其在选择主持一角时面临不小的压力。一来浙江卫视鲜有何炅、汪涵、孟非这样的综艺大腕，也缺乏董卿、朱军式的学院派主持人；二来选秀节目的看点主要是参赛选手，主持人的发挥空间较少，如何控制赛程节奏便显得至关重要。重压之下，浙江卫视冒险启用《我爱记歌词》的当家男主持华少，而华少亦不负众望，以快速口播广告的方式给了质疑者爆发式的回应。通常而言，普通人说话一般在每分钟140字以内，播音员的专业考核标准也仅为一分钟200字；而华少则保持着47秒说350字的纪录，不愧为“中国好舌头”，也为《中国好声音》节目带来了新的亮点。

二、传播源流与路径

风靡全球的《好声音》系列，起源于2010年的荷兰。《荷兰好声音》（The Voice of Holland）一经推出就在荷兰本土创下了收视奇迹，然而当初它的诞生却可谓波折不断。《好声音》之父荷兰传媒大亨约翰·徳莫尔早在2009年秋就决定制作一档真正的音乐选秀节目，唯一的评判标准就是选手的声音，没有类别限制，不造假，也不要评委的冷嘲热讽，试图寻找真正有才能的歌手，故将节目命名为《荷兰好声音》。没有人相信这个节目能够凭借几把转动的椅子，从《荷兰达人秀》《荷兰偶像》等同类选秀节目中抢下收视，取得成功。不屈的德莫尔带领他的公司塔帕花费一年时间完成了《荷兰好声音》的创意、设计直至推上荧屏，使该节目成为一匹不折不扣的收视黑马征服全世界。自此以后，《好声音》先后被世界上46个国家购买了节目版权，最为声名鹊起的非《美国之声》莫属。《美国之声》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推出的《好声音》系列节目的美国版，于2011年4月26日首播，经过两个月的蓄势之后终于超越《美国达人》，夺取收视冠军。

《中国好声音》是浙江卫视联合星空传媒旗下的灿星制作，以约300万元的重金购买《美国之声》节目的中国版权后制作完成的。节目主旨和环节的设置与国外大体相同，依旧延续了《好声音》系列的最大创意——“盲眼听音”，这也是现在国内很多音乐节目标榜的“盲听”创意真正的来源。在“盲眼听音”阶段，四位音乐导师必须背对初次登台的演唱者，通过转动座椅的方式决定选手的去留。排除了长相、身高、穿着等外在因素的干扰，选拔变得纯粹，也让观众和亲友团看得揪心。每期节目里既能看到导师们为“好声音”不约而同**挥掌转椅的瞬间，也能看到选手因自己的声音没能打动导师而最终黯然离场的遗憾，十分吸引受众眼球。

与国外版本不同的是，《中国好声音》从比赛的第三阶段即“导师对决”环节开始，增添了媒体评审团部分，导师不再是决定选手命运的唯一判官，媒体以专业局外人的角度审视选手的表演，左右选手的去留。在我们看来，媒体评审的参与为《中国好声音》节目本身带来了大量的宣传机会，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广大受众的观点，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节目的宗旨尽管只聚焦于声音，但不专业的媒体评审团很可能会由于种种舆论因素而忽略对选手声音的评判，转而更倾向于主观印象的抉择。这就有违节目的初衷，好声音学员徐海星、丁丁的惨淡收场就是有力的证明。

除此之外，已经进入第三季的《美国之声》新增加了一个环节，即被原导师淘汰的学员若得到其他导师的青睐，便可进入其他导师的队伍进行再学习，有看点有噱头。相信《中国好声音》在今后会引进更多创新的环节，带来更多本土化的改革。

三、主要社会影响

《中国好声音》的迅速蹿红，不仅使许多音乐达人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使许多耳熟能详的歌曲得到了重新诠释，而且引发了受众对当下电视节目模式创新的分析和思考，以及对媒体运作前景的构想和展望。

1.亮点频发受追捧，制播分离有新意

与《超级女声》《中国达人秀》等传统选秀节目相比，《中国好声音》虽同是“舶来”的真人秀电视节目，但在节目制作的细节上却颇有亮点可循。转座椅、同唱一首歌对决、导师考核，这些受众耳熟能详的比赛环节都是《中国好声音》特色所在。除此之外，《中国好声音》开创了制播分离的综艺节目制作模式，这是中国电视史上真正意义的首次制播分离。这档由星空传媒打造的《中国好声音》节目，在制作初期与《荷兰好声音》一样，并非一帆风顺。星空传媒买断国外版权后试图与上星卫视合作，寻找播出平台，不料却多番遭遇国内一线卫视的拒绝，包括合作过《中国达人秀》的东方卫视。经过星空传媒不懈的努力，这档节目最终花落浙江卫视。浙江卫视的掌门人夏陈安毫不避讳地表示，当初台里对是否“接纳”这个高昂的节目存在着很大分歧，但是他还是以极大的魄力将之纳入旗下，因为《中国好声音》的理念与浙江卫视致力打造的“第一梦想频道”不谋而合，又与当家节目《中国梦想秀》在精神上血脉相连，秉持着“以精英实力打造大众文化”的宗旨，突破高额制作与推广费的障碍，最终收入麾下。事实证明，尽管最初的启动资金高达8000万元，但自2012年7月节目开播以来，仅用了两周时间便已收回成本，可见此次制播分离模式的成功。

2.迎合受众需求，打造大众文化

《中国好声音》之所以获得成功，与受众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歌声与梦想，情感与展示，受众在节目的主旨精髓中实现了情感的满足和自我的认知，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喜爱。具体而言，《中国好声音》在迎合受众需求，打造大众文化上，有以下三方面值得同类型节目学习和借鉴。

第一，找准节目定位。综艺节目创办的最重要目的就是休闲娱乐，即满足受众休闲娱乐的需求。从弗洛伊德心理学角度来说就是“本我”，一种追求快乐的本能体现。与此同时，当今社会高压的生活节奏使得受众需要一档精彩休闲的节目舒缓压力释放心情，而《中国好声音》的适时出现满足了受众的心理诉求。《中国好声音》作为一档定位准确、制作精良的音乐节目，所蕴含的娱乐元素毋庸置疑。无论是成熟的节目形态还是本土的创新改良，都得到了受众的认可和喜爱。节目组精心挑选的导师和选手，既拥有精湛歌艺也具有综艺娱乐精神，是专业性、严肃性、综艺性与娱乐性的完美结合。除此之外，豪华的舞台现场、优秀的幕后团队都保证了节目的高品质，因此受众可以在《中国好声音》的熏陶下放松身心娱乐自我。

第二，实现自我认知。每位参赛选手带着自己的故事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追求梦想，即使不排除夸张和炒作的嫌疑，受众也能在其中找到自我人生经历的共同点。面对快节奏、高压力、自由开放的现代社会，思想和价值观的自由表达显得尤为重要。受众在收看《中国好声音》的同时本能地找寻自我认同的价值平台，找寻与自我思想相印证的声音。《中国好声音》秉承着坚持音乐梦想的原则，不论年龄不论外貌不论社会地位等，只要有好声音爱唱歌就可以在这里寻觅梦想的栖息地。这与当今社会人们现实压力过大，梦想常常受到否定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让受众在选手们不放弃的表现中反观自身的倔强。可以说，《中国好声音》为有梦想、有故事的音乐爱好者提供了一个获得自我确认的参考平台，也为受众提供了一个自我评价的参考标准。这种有助于实现个体自我认知的出发点，既突出了重点对象，又吸引了广大受众，值得同类节目借鉴。

第三，增添热议话题。《中国好声音》作为一档热播的电视节目理所当然地成为大众关注焦点，从节目的收视数据和网络点击率不难看出，褒赞和质疑伴随着《中国好声音》从开播到收官，首季的关注度和讨论热情有增无减。这种本质上的关注，形成强大的化学反应给未关注的人带来落伍的危机感，滚雪球似的谈论促进了人际交往，也提高了节目的收视率。

3.开创良性循环的品牌营销策略

《中国好声音》的品牌营销与传统节目不同的是开创了良性循环的品牌全产业链运营模式。一方面，针对节目中的明星音乐导师，采用了不同于以往选秀节目对明星嘉宾采取的按期付费方式。《中国好声音》节目组联合明星音乐导师共同打造长期共同投入的产业链模式，将明星效应更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具体来说，传统综艺节目邀请嘉宾的方式较为简单，节目组打包报价或是按照场次计算嘉宾每做一期节目的报酬。然而，星空传媒旗下的灿星制作则把选手签约以及签约之后的商业演出等项目都收归己有，包括音乐学院、演唱会、音乐剧、线下演出等在内的全产业链。这其中，明星导师们也共同投入，利用自己的资源帮助全产业链的打造，并在其中获得相应的回报。此外，制作方也参与节目广告的分成。星空传媒在与浙江卫视合作之初便达成协议，如果节目收视率在一定的标准之上，则由双方共同参与广告的分成。这种不封顶、空间巨大的利润机会，无疑能够促使星空传媒不惜成本与投入制作出最好的产品。相关负责人介绍，传统的电视节目会控制投入成本，进而影响节目质量，直接导致收视率的下降，带来广告收益降低的恶性循环。这种参与电视台广告分成的新模式避免了过去的恶性循环，为了要赢取更多的利润，制作单位会竭尽全力制作出最好的节目来确保收视率，进而使良性机制得以形成。据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好声音》自开播以来引发了各界人士的热议和追捧，浙江卫视周五黄金时段每条15秒广告的价格，早已从13.6万元涨到了30万元以上，《中国好声音》的冠名费在8000万元到9000万元之间，如此可观的广告收益足以证明《中国好声音》营销模式的成功。

四、阐述与评价

2012年9月30日的决赛巅峰之夜，《中国好声音》以绝对的收视份额和天价的广告收入圆满完成了首季的收官之作。尽管如此，网络吐槽和媒体诟病却如洪水猛兽般袭来，让受众在不舍“好声音”结束的同时也遗憾《中国好声音》难逃“虎头蛇尾”的综艺节目桎梏。更甚者，有媒体用“神一样的开头，神经病一样的结尾”来形容《中国好声音》。诚然，任何媒体任何受众都无法否定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带来的“好声音”效应，无法抹杀它难以取代的成功。但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选手身份造假、评分淘汰不公、炒作成分过多等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公正、公平的节目宗旨和初衷难觅踪迹，让受众对《中国好声音》的未来乃至中国综艺节目的发展深感焦虑和忧患。

1.从社会舆论到公正度的评判

若论《中国好声音》颇具争议的选手，首先让人想到的无疑是刘欢组的徐海星。首期节目中，徐海星以一首李玟的《自己》打动了各位导师，在之后的反选导师环节，她说自己的父亲在三个月前因病去世，此行来的目的就是为父亲唱歌，因此选择父亲钟爱的音乐导师刘欢。感人的告白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也引发了姚晨、李玟、冯小刚等名人在微博上为其加油呐喊。然而，时隔不久就有网友爆料，选手徐海星参加过《快乐女声》《花儿朵朵》等多场选秀节目，并也曾用过类似的“爷爷病逝奶奶病危”等理由大打亲情牌。一时间舆论哗然，在第三轮淘汰赛中，科班出身的徐海星无可挑剔地完成了曲目的演唱，然而，令人咋舌的是，99位大众媒体评审却给出了28票的低分，连其音乐导师刘欢都为其叫屈，为社会舆论影响选手成绩忽略节目宗旨的做法感到不满。可见，社会舆论左右节目公正度的现象值得拷问。

无独有偶，好声音学员北京美甲店老板黄勇被曝是专业歌手，曾签约齐秦名下公司；来自东北农村的邹宏宇被曝是家境殷实的富二代；自闭症女孩郑虹的病症造假等负面炒作不断被网络流传，社会舆论对节目选手造成的压力也愈发明显。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节目制作者常错误地认为八卦噱头会博取受众眼球，真人秀的参与者也错误地认为身世越悲惨越能得到受众的怜悯和感动，两者都忽略了真实带来的纯粹与感动，正如音乐导师那英说的那样——“有时候故事太美也不一定美”。

当然，受众在批评选手或者节目组造假的同时，不应该忽略选秀本身客观公正性的存在。社会舆论要从正面的方向引导造假行为的即时修正，但若就此否定选手本身的实力与努力，就适得其反了。针对这一问题，《中国好声音》节目组应该在未来的节目制作中，从节目的政策层面开始，反对选手造假，要求真实纯粹。与此同时，节目组也应对自身提出高标准、严要求，制作出精良、真实、多元、积极向上的电视节目。

2.电视节目的正面价值观传播

任何电视节目都或多或少传播着价值观，从大众传播的视角来看，当下的消费文化有增无减，大众媒介泛娱乐化色彩愈发浓厚。由于大众媒介对受众的巨大影响力，媒介在价值观的传播上要以正面形象为主兼具娱乐化色彩，这就要求电视节目制作者充分了解受众需求，掌握主动权，再通过对受众心理的揣摩和社会调查，用更高层面的主题和内容引导受众选择和观看，引导受众正确价值观的树立。

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的适时出现，打破了当今社会“实用主义”“金钱至上”的观念桎梏，填补了受众的精神空虚，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承担社会责任，传达人生观、社会观的作用，传递了受众内心渴望的正能量。国家广电总局就曾公开点名表扬《中国好声音》的“观照现实和注重品质”，使日渐疲软的中国电视节目市场看到了新的、好的发展趋势。换言之，正面价值观的传播是《中国好声音》口碑收视俱佳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电视节目制作和未来发展的重要参照。

五、阅读延伸

[1]周莉.《中国好声音》对受众的需求满足[J].新闻世界，2012（9）.

[2]陈蓉，丁丽琼.消费文化视野下大众传媒的娱乐化——以《中国好声音》为例[J].新闻世界，2012（9）.

[3]孙崧.浅析音乐综艺节目的价值观传播——《中国好声音》热播引发的几点思考[J].当代电视，2012（9）.

[4]胡婷.《中国好声音》与新媒介运营策略浅析[J].新闻传播，2013（11）.

[5]邓秋实.《中国好声音》的节目模式研究[J].传播与版权，2014（1）.

[6]吴丹萍.“盲选”为何如此吸引人？——《中国好声音》的成功要素分析[J].新闻世界，2013（5）.

[7]党蔚，同海怡.由《中国好声音》看中国电视音乐选秀类节目的末路突围[J].东南传播，2013（3）.

[8]万美容，彭红艳.青春镜像：《中国好声音》的文化意义解读[J].中国青年研究，2013（4）.

[9]许继锋.《中国好声音》爆发性传播效应的模式要素[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2（10）.

[10]张轶婷.“泛真人秀”时代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内容与传播创新——以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为研究样本[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

（韩飞，孙宜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