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德的堕落

前面已经介绍过，早在农民战争爆发前的1524年夏季，路德就发表过《为反对叛逆的妖精致萨克森诸侯书》，并且向米尔豪森市当局告密，请求他们把闵采尔驱逐出境。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爆发以后，路德把对罗马的仇恨忘得干干净净，恣意美化诸侯，公然号召市民、贵族、诸侯和教皇统统团结起来，反对“杀人越货”的起义农民。这个转变是路德终生洗刷不掉的一个污点，不仅他的亲密朋友感到惊讶和十分难过，而且连有些诸侯也对他进行指责。

1525年3月，士瓦本三支农民军制定了著名的“十二条款纲领”。4月，路德发表《忠告和平》的小册子。他在小册子里写道：

不论是世上任何人，你们诸侯和领主也好，尤其你们瞎了眼的主教、蛮横无理的教皇和僧侣也好，同样都是目前混乱和暴动的根源……剑已经刺向喉咙，你们还稳坐马鞍，仿佛谁也不能把你们拉下马似的。这种信念与顽固不化把你们引向自杀，这一点你们已经看到。要知道，是你们激怒了上帝，因而用不着怀疑，倘若你们还不改邪归正，他会对付你们的。天征地兆同你们领主有关；它不是你们的什么吉兆，你们也不会发生什么喜事。须知，上帝使人民不能和不愿再受你们的欺凌。你们应当回头和听从上帝的道，倘若不这样做，那只能把自己毁掉……领主们，反对你们的不是暴动的农民，而是想惩罚你们残暴行径的上帝本人。

他接着说，“十二条款”中有许多要求是正确的，如第一条要求选举牧师和读福音书，还有“其他要求改善物质状况诸条也是公平的，因为建立政权的目的是为臣民谋福利。可是现在压迫不堪忍受。假如农民的田地里能像长庄稼那样长出金钱来，难道还需要帮助吗？为了给穷人留下点什么，就应当限制奢侈和缩减开支……”然而，他认为第三条要求废除农奴制度是“严重违反福音”的，因为如果大家都一律平等，世俗王国便无法存在。

因此，我善意地提议：从贵族中间选出几个伯爵或领主。从城市里选几个顾问，和平磋商，调解争端。你们领主应当去掉妄自尊大；不管愿不愿意，你们都应该去掉它。你们也应当多少收敛自己的暴虐与压榨，使穷人也能安身立命。另一方面，农民总得协商，放弃一些要求过高的条款，事情只有按不曾做过的基督徒方式办，但归根结底要照法律办事。总之，我问心无愧，因为我向你们提出了基督徒式的和兄弟般的忠告。[1]

路德正确地指出，诸侯、领主和教皇的残暴行径是农民暴动的根源，他们的政权不为臣民谋福利反而压迫他们，不堪忍受压迫的农民自然要起来把他们拉下马。然而，他又以“公允”的面目出现，指责农民的有些要求“过高”，没有按“基督徒方式办”，没有“照法律办事”，要求双方“和平磋商，调解争端”。当时农民起义已经爆发，路德鼓吹这一套东西实质上是反对起义的农民，归根结底有利于诸侯的反动统治。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路德发表《忠告和平》以后，立刻动身走遍埃斯列本、施托尔堡（4月21日）、诺德豪森、爱尔福特（4月28日）、沃尔豪森（5月1日）和魏玛（5月3日）等地，到处讲道号召农民安静，千万不能起义，到5月6日才返回维登堡。

1525年5月，农民战争进入**。路德回到维登堡后，有的说在他巡回讲道途中，又发表《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与《忠告和平》一起广为散发。

在《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里，路德完全撕掉公允的伪装，攻击农民忘掉他们提出的建议而“诉诸暴力，像疯狗一样大肆抢掠。”人们从此不难看出他们多么不老实，他们打着福音旗号制定的那个“十二条款”是虚伪的，不过是个骗局。“他们干的，尤其是统治着米尔豪森的那个大恶魔干的，是魔鬼的勾当，不过是煽动抢劫、屠杀和大流血”。他说什么起义农民犯了三重骇人听闻的大罪，死有余辜：一是破坏忠于领主的誓言，恣意使用暴力反对他们的上司；二是举行叛乱，抢劫掠夺并非属于他们的修道院和城堡；三是给他们的恐怖罪行披上福音的外衣，竟自称什么“基督徒兄弟”。

路德杀气腾腾地说：“任何反对确系叛乱分子的人，可以不受上帝法律和帝国法律的约束，所以，首先杀死叛乱分子的人是在做公正的好事。因为，人人都是公开反叛者的审判官和执法官，就像失火时先去救火者是最好的人一样。因为，叛乱不仅要杀人，而且像一场要烧毁全世界的大火。所以，叛乱带来遍地屠杀，血流成河，制造孤寡，并且像一场大灾那样把万事折腾得乱七八糟。因此，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无论是暗地还是公开，都应该把他们戳碎、扼死、刺杀，牢记叛乱是罪恶大、危害深或穷凶极恶的勾当。就像必须打死疯狗一样，你不打他，他就要咬你和你所在的整个世界。”他甚至叫嚷为农民而死的人要永远下地狱，与魔鬼为伍，为统治者战死的人在上帝看来才是一位真正的殉道者。

最后，路德说：“所以，亲爱的先生们，想想办法吧，救救局势吧。救救这些可怜的人（农民强迫他们参加起义）吧。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都来刺杀他们，击毙他们，扼死他们吧。如果你因此而死，那是死得其所”。[2]

路德还反复唠叨不能对农民发善心，说什么“谁怜悯那些不为上帝所怜悯而为上帝所要惩罚和毁灭的人，谁就是置身于叛逆者之列……诸侯们将要从造反事件中学会认识贱民头脑里想的是什么，对于这些贱民是只有用强力来进行统治”，他又说：“有人想怜悯农民，说其中有无罪的人，上帝将要像拯救和保护洛特和耶利米那样拯救和保护他们：上帝没有这样做，可见他们肯定不是无罪的……圣人说：驴儿只晓得吃草、负重和挨鞭，农民只有满腹糟糠，他们既不听话，又很愚蠢，所以他们必须听鞭声和枪声，这样对他们才正合适。我们应当要求他们的就是：他们乖乖地过日子，要不然的话，那就没有多少可客气的了。就让他们尝尝枪林弹雨的滋味吧，否则他们还会干出千百倍的坏事来。”[3]

5月15日，当路德知道诸侯的军队大举进攻米尔豪森时，曾写信给他的亲戚——律师约翰·吕厄尔说：

阁下，我感谢你，你带来我喜欢听的有关闵采尔的最新消息。我希望知道怎样捉住他，他是怎样表演的，这样可以彻底弄清这个家伙的傲慢无礼。这个可怜的畜生落到这个下场可怜又可悲，然而我们有什么办法？这是上帝的意旨，要使老百姓懂得惧怕，否则魔鬼会更加肆虐。这种不幸比较可取。这是上帝的判决。凡动刀者必死于刀下。可以安慰的是，这种精神必将发扬，使农民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多么可恶，或许他们能改恶从善。

与此同时，路德极力为诸侯涂脂抹粉。我们发现他在1529年做过这样一个颠倒黑白的讲道，他说：

君主有宏伟豪华的城堡，君主身着宝石、金项链和丝绒——这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傻子对君主的看法，并把这些同自己的贫困、自己的小茅屋相比较。傻子深信，诸侯的（生活）比他优越。……倘若他们听到这个项链倾诉其忙碌、危险和劳苦，他会说：“我为什么要用金项链！不，我在自己的小茅屋里更舒服些……主啊，保佑我不要金项链和珍宝”……（的确），管理是件难事，聪明人不愿意干……但是，庄稼汉看不到这一切，他们闭起眼睛不看管理之苦……却瞎想什么管理就是戴貂皮帽子。所以，他们暴动时还说：“我们也想要貂皮帽子和金项链，我们也想吃山珍海味。”

其实，世界上已确立最大的平等。

请告诉我，同市民或者农民相比，谁生活得更好些、更宁静些、更安全些？不久前故去的我们的选侯弗里德里克公爵这样说过：“市民和农民的生活比较好，因为国王和贵族虚有闪光的外表，而臣民才有真正的黄金。”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诸侯的貂皮帽子下面藏有思虑和忧愁之多，宛如这顶帽子上之毛；一切不善之事同它纠缠不休。

……我对那些不认识自己的巨大幸福，不珍惜自己安定生活（这些都是诸侯的恩赐和操心的问题），企图擅自行动的农民，极为愤怒。软弱、粗野而愚蠢的人啊……要再想一想，最后你们将畅饮葡萄美酒，而诸侯只能得些皮或核啊。[4]

路德的这些话令人作呕，不可卒读。在资产阶级宗教改革家当中，如此仇视起义农民及其领袖、如此奴颜婢膝地美化诸侯贵族，路德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路德堕落了。戚美尔曼称他从采取中间路线“一变而为极右派，思想和言论甚至比暴君还暴虐”[5]。路德群众观的转变，还有下面将要讲的他在建立民主教会和政教分离方面的转变，究竟是不是说明他一变而为极右派，可以进一步研究，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是敌我关系的颠倒。他大骂起义群众是“疯狗”，号召“无论谁”，当然包括诸侯和教皇，只要力所能及，都应该像打死疯狗那样杀死起义的农民。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革命的面前，一切旧仇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和农民暴徒相形之下，罗马罪恶城的奴仆们都成了无罪的羔羊，上帝的驯良儿女；市民和诸侯，贵族和僧侣，路德和教皇都团结起来‘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6]

罗马教皇是德国革命的对象，是妨碍德国独立统一的敌人，这一点可能没有异议。路德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动摇转向，不能不说是敌我关系的颠倒。至于他后来没有同教皇完全同流合污，[7]并不能抹掉他在这个原则问题上的一度颠倒敌我的错误。

德国的诸侯是个复杂的问题。有时，诸侯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族意识。1521年，在德国民族情绪高涨之际，皇帝查理五世违背当选时的庄严保证，勾结教皇召开沃姆斯帝国议会，共同迫害路德及其倡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帝国议会里的诸侯，特别是萨克森选侯，对这种倒行逆施进行了抵制。诸侯在自己辖区实行集权也确有某些可取之处，并不是彻头彻尾的坏事。德国的统一最终是通过王朝战争而不是革命的道路完成的。这些都是事实。然而，我们能举出更多诸侯奉行反民族政策的例子。三十年战争时期，新旧教两派诸侯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竞相勾结外国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地把战火烧到德国，最终闹得国家被肢解，就是最好的说明。德国通过王朝战争实现统一，并不能反证那里的诸侯割据同法国的民族统一是同等的进步现象而没有原则的区别。如果是那样的话，西欧的历史还有什么规律可循？！实际并非如此。恩格斯早就指出：“在研究德国历史（它完全是一篇苦难史）时，我始终认为，只有拿法国的相应的时代来做比较，才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标准，因为那里发生的一切正好和我们这里发生的相反。那里是封建国家的各个分散的成员组成的一个国家，我们这里恰好是处于最严重的衰落时期。那里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是罕见的客观逻辑，我们这里是一天比一天不可救药的紊乱。”恩格斯的论断是我们研究德国史和西欧史的一把金钥匙。

还有，我们讲德国分裂割据是指诸侯的分裂割据，因为诸侯是封建统治阶级中最有实力的集团，是分裂割据的祸首，实现统一就必须消灭诸侯割据。德国的不幸是皇权太弱，皇帝实际上是与诸侯相似，有时其力量还不如大诸侯。但是，要统一必须有一个核心，在当时条件下这个核心只能是皇权，即恩格斯讲的那时无王权便不可能出现的民族统一。

马丁·路德为什么会在敌我关系上出现这样大的反复呢？

有人说，路德犯错误的原因是，农民没有听从他停止暴动的劝告；卡尔施塔特和闵采尔同他分庭抗礼以及农民战争中的某些激烈事件招致一些人的责难，等等。这种只从表面现象观察问题是远远不够的，不可能击中要害。我们必须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考察这个问题。

德国的封建主阶级，特别是选侯和诸侯，势力强大。德国的资产阶级刚刚形成，很不成熟，他们与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丁·路德是市民资产阶级的宗教改革家，他的思想不可能不受不成熟的资产阶级关系的制约，自然有许多矛盾和落后的地方，实际上是又一个像但丁那样的过渡性人物，前面已经讲过不少。他在关键时刻倒向教会和诸侯不是偶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路德的错误带有时代的特点。

另外，路德在主观上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气量狭窄，不能容人。前面讲过，1521年年底他对卡尔施塔特激进的宗教改革的粗暴态度，就是一例。本章很快就要提到的，他对慈温利派的僵硬态度，使联合德国新教徒的努力遭到失败，也是明证。另一个是害怕群众，终于走向群众的对立面，倒向教皇和诸侯。这些弱点，归根到底是他资产阶级本性的反映。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时，“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这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一般规律”。恩格斯指出：“1848年和1849年到处叛变的那些阶级和那些阶级中的某些集团，其实早在1525年就已经是叛徒了，不过当时是在较低的发展阶段而已。”[8]

二、路德教会的确立

路德堕落以后，他的主张势必发生重大改变。他虽然没有放弃唯信称义说，但更加强调上帝的决定作用，否定人的自由意志的作用，从他曾经鼓吹的“信仰自由”、“勇敢和自由地”解释《圣经》向后退缩。他公然抛弃曾经主张过的政教分离，把决定宗教信仰的大权拱手交给诸侯，建立诸侯控制的路德教会。

1524年9月，伊拉斯谟发表《论自由意志》，强调人不是一架毫无意义的机械，人的得救除靠信仰外还需要自己的自由意志。梅兰希通支持这种看法。1525年12月，路德发表《奴隶的意志》攻击伊拉斯谟，宣扬人的意志受上帝驾驭便走上帝的路，受魔鬼驾驭便走魔鬼的路，完全不能自主，而魔鬼驾驭的意志只能引起凶杀、说谎、欺骗、偷窃，十恶不赦。

路德后来说得更清楚：“我承认人有自由意志，但这自由意志只能在挤牛奶、盖房子等事上有效，不能做比此稍大的事。”然而，人一旦遇到困难便不知所措，自由意志哪里去了？所以，信是一切的一切，它绝不同于自由意志。[9]

与此同时，路德对理性的看法也继续在变化。他甚至说：“理性是信仰的死敌，永远不会对属灵的事有助益”，反而对上帝之道持轻慢态度。[10]他强调：“信心不是人为的，也不是人力所及的，它是神的化工。”[11]

路德否定自由意志对信仰的作用，不同于卡尔文后来所宣扬的为资产阶级发财致富辩护的前定论。它是给信仰设置的藩篱，是德国资产阶级软弱性在宗教上的反映。正如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路德战胜了信神的奴役制，只是因为他用信仰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前面已经介绍过，路德在他1520年所写的五篇宗教改革名著里已对新教组织及其圣礼做了原则性阐述，1521年明确提出政教分离主张，1523年支持建立莱斯尼格宗教公社。但是，随着德国政局的演变，特别是伟大农民战争的爆发，路德越来越敌视下层群众，逐渐抛弃他的政教分离和建立民主教会的正确主张，把宗教大权一股脑交给诸侯。

早在1524年，德国已有分成新旧教两大诸侯集团的征象。那一年，教皇派老练的外交家洛伦佐·卡姆帕吉奥去德国，怂恿奥地利大公、巴伐利亚公爵、萨克森公爵和一些南德主教等铁杆教皇派，在雷根斯堡成立南德天主教联盟，并答应每邦可留取该邦教会收入的1／5，[12]这时，萨克森选侯、黑森伯爵和一些南德城市则宗路德教。

农民战争爆发以后，天主教诸侯变本加厉地迫害路德派。1525年7月，他们实行联防，并推举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亨利向皇帝报告：他们已经成立联盟“以对付路德派，必要时他们将采取武力或者使用计策争取他们改变信仰”[13]。这时，新教诸侯虽未正式结盟，但已达成谅解互相支持以阻止对其信仰的攻击。1526年5月4日，萨克森选侯和黑森伯爵正式结盟，不久又有一些新教诸侯参加。6月，德国北方的天主教诸侯在德绍成立联盟。

1525年10月31日，路德写信给即位不久的萨克森选侯约翰，请他视察和监督路德派教会和牧师的活动，还建议诸侯没收教产并把得来的钱用于开办学校和支付牧师薪俸。这是路德堕落以后向把宗教大权献给诸侯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就连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对路德转向的原因也看得很清楚，如林赛就写道：“农民战争使路德对‘普通人’产生一种永远不能磨灭的怀疑，这种怀疑在他生涯的早期阶段是全然没有的，因此使他不会去做任何有助于新教教会成为民主教会组织的事情，并促使他把他的宗教改革交给俗界控制。”[14]

1526年六七月，斯拜伊尔帝国议会开幕。当时，普遍认为教会的敲诈勒索引起农民战争爆发，因而人们的反教会情绪进一步高涨。再加上法王弗朗西斯一世获释后不承认马德里和约，并在教皇支持下成立科尼亚克同盟（1526年5月22日）反对查理五世皇帝，许多教会诸侯自然不敢出席这次帝国议会。于是，出现路德派代表在议会中占多数的局面。议会不仅否决奥地利大公费迪南德代表查理皇帝提出的继续贯彻沃姆斯敕令及其他禁止宗教改革决议的要求，而且通过一系列支持宗教改革的决议。主要内容有：在新宗教大会召开之前，每邦有权按照它对上帝和皇帝陛下的保证生活、治理和行事，宣讲上帝的道不受干扰，宽赦反对沃姆斯敕令的人；僧侣可以结婚，俗人可以使用圣杯，可以用拉丁语也可以用德语做礼拜，大大减少宗教节日等。

有人说斯拜伊尔帝国议会的决议是路德派宗教改革的胜利，其实应当说，胜利者已不是最初意义上的宗教改革，而是为诸侯利益和封建割据效劳的宗教改革，是已经蜕化变质了的路德宗教改革。正忙于同教皇打仗的查理皇帝，在部分匈牙利贵族支持下，想问鼎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奥地利大公费迪南德，都只好默认。于是，在不长的时间里，几乎所有德国北方诸侯，除萨克森公爵和勃兰登堡选侯等不多的几个诸侯以外，都成了路德派，纷纷建立自己的教会组织。很明显，诸侯改宗路德教以后，不仅可以掌握宗教大权，而且不再向罗马纳税，夺取了教产，何乐而不为呢！

由于路德派诸侯互不统属，德国没有全国性统一的路德教会。在各邦里，诸侯是最高教会首脑，下设宗教法庭代表诸侯处理辖区里的宗教案件。为了解和解决各地教会存在的问题，路德曾多次进行视察，几乎走遍全国各地。1528年10月起，路德用两个月时间对萨克森选侯区的视察，是许多视察中的典型，德国新教各邦纷纷效法。参加这次视察的神学家（除路德外，还有尤斯图斯·约那斯）和法学家（有汉斯·梅奇，贝内迪克特·保利和约翰·冯·陶本海姆），受萨克森选侯的委托，到各地去指导讲道，进行教义教育，调查牧师的情况并解决法律上的疑难。视察完毕以后，视察员们拟定一个详细指示，下面必须照办。所以，这些视察员实际上就是最初的宗教法庭成员（维登堡的宗教法庭成立于1542年）。

路德视察回来以后，着手编写《小教理问答》（1529年9月出版），逐句解释使徒信经的含义，供牧师和信徒阅读。从路德写的《小教理问答》序言里，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群众宗教生活的状况：

不久前，我在视察中发现的种种令人沮丧痛心的事情，驱使我不得不编写这样一本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教义问答或基督教教义。仁慈的上帝，我发现了何等不幸的事，普通百姓，特别在农村，竟然完全不懂基督教教义！更不幸的是，许多牧师几乎不善于讲道，甚至根本不会讲道；虽然他们都被称为基督教徒和都参加圣礼，但却既不懂主祷文，又不懂使徒信经，也不懂十诫，只是像一群可怜的牲口和蠢猪那样过活，尽管因为福音已经来到，他们非常清楚他们会怎样滥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啊！你们这些当监督的，你们将如何向基督交代你们这样可耻地不顾百姓和完全放弃你们的职责？愿你们免受一切灾祸！你们不许实行一种形式的圣礼，坚持你们的规矩，却不去了解一下他们是否懂得主祷文、使徒信经或任何一段圣经。啊，将永远降祸于你们！

黑森伯爵区的路德教会，是一个少有的例外。[15]1526年的施佩耶尔帝国议会闭幕以后不久，10月20日，黑森伯爵菲利普便在霍姆贝格召开有神学家、法学家、贵族和城市代表参加的会议，通过由原方济各会士弗朗西斯·兰贝特（后任马尔堡大学教授）起草的成立教会机构的新方案。这个方案规定：上帝助道是指导和管理教会的最高原则；监督、长老和执事由全体信徒选举产生，并按使徒时代的方式分别授职。这是一个比较民主的教会，但遭到路德的强烈反对，最后被迫取消。

三、人民宗教改革的发展

德国农民战争失败以后，德国的人民大众，特别是再洗礼派为代表的下层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斗争，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1528年，爱尔福特的再洗礼派扬言要放火烧城。同年，埃斯林根的再洗礼派要发动一场反对僧侣的新进军。

1529年，奥格斯堡有人预言即将爆发两年半之久的总起义，然后建立千年王国。同年，施佩耶尔帝国议会做出决议，再洗礼派成员被捕可以不经审判立即处死。于是，许多再洗礼派成员惨遭拷打、监禁、被砍头、吊死、烧死或丢进水里淹死，更多的人被迫到处流浪。路德也叫嚷，必须用刀剑对付他们。有人估计，到1530年为止，约有3000再洗礼派成员被害。

尽管如此，到1533年、1534年，再洗礼派在摩拉维亚、吕贝克和斯特拉斯堡一带仍有相当的发展。一位名叫梅尔希奥·霍夫曼的士瓦本毛皮匠，预言耶稣将于1533年降世，斯特拉斯堡将成为新耶路撒冷，即千年王国的首都，并派人去尼德兰传播这个消息。霍夫曼被捕后，哈勒姆的面包师扬·马笃斯和裁缝扬·博伊克松（俗称莱顿的约翰）是最著名的领导人。博伊克松到过英、法和葡萄牙，深受闵采尔的思想影响。马笃斯认为，千年王国不会因耶稣的再度降世而自然到来，必须用革命的办法去争取。

1534年元月中旬，马笃斯和博伊克松来到明斯特。明斯特位于莱茵河下游，盛产呢绒，有人口约1.5万。1532年，该城主教被逐，改奉新教。在这个斗争中，再洗礼派势力日益壮大。马笃斯和博伊克松来到以后，宣称明斯特将取代斯特拉斯堡成为新的耶路撒冷。1534年2月，以马笃斯和博伊克松为首的再洗礼派控制该城政权，成立明斯特公社。

明斯特公社是在被包围的孤城执政的。争取外援的努力没有成功，3月底，从阿姆斯特丹开来50多艘满载物资的支援船，被荷兰驱散。公社宣布：所有非再洗礼派信徒必须重新接受洗礼，否则就得离开该城；没收金、银，禁止高利贷和投机经营，甚至取消货币，以物易物；粮食、肉、衣服等生活必需品实行平均分配，由执事掌握，并举办公共食堂。实行财产公有并非大家一致的意见：由于手工业者在公社里的影响很大，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仍归私有。1535年4月，沃姆斯帝国议会下令征收新税，以支援对明斯特的围攻。1535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数千雇佣兵蜂拥而入，明斯特城陷落。博伊克松被活活烧死（马笃斯于1534年4月战死），数百名公社成员惨遭屠杀。

明斯特公社失败以后，再洗礼派衰落。一些人逃往北德意志的罗斯托克，继续坚持斗争到1541年。另外，一些人转向和平变革，期待救世主出来建立千年王国。后来，温和派团结在荷兰人门诺·西门斯的周围，称“门诺派”。不久，许多再洗礼派成员涌进英国、摩拉维亚，有些人到了美洲，并渐渐与其他新教教派合流。

[1] ［苏联］斯卡兹金编：《中世纪史文献》，第3卷，133—134页。

[2]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下册，77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下册，774—77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洛特是亚伯拉罕的侄子，耶利米是先知。

[4] ［苏联］斯卡兹金编：《中世纪史文献》，第3卷，135—136页，中文译文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编：《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58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5]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下册，77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4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7] 1538年，路德对教皇感到失望，自喻为被教皇戏弄的狗，教皇抛出面包，狗来吃时用刀柄打，狗挨打又吃不到面包，见《路德选集》，下册，14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3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9] 《路德选集》，下册，315页。

[10] 《路德选集》，下册，319页。

[11]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编：《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587—59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12] ［英］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325页。

[13] ［英］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341页。

[14] ［英］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337页。

[15] ［英］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416—4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