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士瓦本大规模农民战争的爆发
从1521年起，士瓦本的农民已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法再继续容忍下去了。这些年，士瓦本、巴伐利亚和奥地利一带鼠疫猖獗，仅阿尔郜的肯普滕城就有1600人病死。另外，气候反常，该冷不冷，该热不热，暴风雨成灾，地震时有发生，于是粮价飞涨，人民群众陷入真正的困境。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谁要是在1523年没有病死，1524年没有溺死，1525年没有被打死，谁就能讲述奇迹。”[1]
1524年夏，士瓦本南方阿尔佩郜施蒂林根伯爵领地上的农民，因为不满伯爵夫人的压迫，如强迫他们在节假日和收获季节去采撷草莓、野梅、樱桃和绕线用的蜗牛壳，晴天必须为领主劳动，雨天才能为自己干活等[2]，首先举起义旗。接着，附近的数百名农民揭竿而起，宣布废除徭役、死亡税和其他义务，并推举布尔根巴赫的汉斯·米勒为首领。米勒是个军人，机敏而有经验，参加过反对弗朗西斯一世的战争。8月24日是巴托洛缪节，米勒以参加教堂集市节为名，率领1000多农民前往瓦尔茨胡特。
瓦尔茨胡特位于莱茵河北岸，它与对岸的劳芬堡、塞金根和莱茵费尔登被称为四森林城市，同属奥地利政府管辖。农民军进入瓦尔茨胡特以后，便与当地的市民联合成立“新教兄弟会”[3]，主张除皇帝一人外不承认任何其他君主，要捣毁所有的宫城、寺院，以解救农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还按照帝国国旗的颜色做成黑、红、黄三色旗为盟旗，象征德国的统一。接着，农民的密使便出现在士瓦本各地以及法兰克尼亚、图林根和亚尔萨斯，打算联合各地农民成立全德兄弟会，为推翻现存制度而斗争。一般认为这是大规模农民战争的真正开始。
原来，瓦尔茨胡特与奥地利边区政府的关系十分紧张。1524年夏，该城传教士、神学博士胡布迈尔，先是路德的追随者，后来成为慈温利的朋友，受到瓦尔茨胡特人的热烈欢迎。设在上亚尔萨斯恩吉斯海姆城的奥地利边区政府，认为当时的暴动与胡布迈尔有关，以蛊惑人心、叛逆和异端罪，要杀害或抓住他。瓦尔茨胡特派一个代表团去说情，被斥为背信弃义和犯上作乱。接着，政府调动军队和大炮，要惩罚瓦尔茨胡特。8月17日，胡布迈尔逃往沙夫豪森。正当此时，汉斯·米勒率领的农民军开来，胡布迈尔也回到瓦尔茨胡特，市民们敲锣打鼓，热烈欢迎。
9月底，汉斯·米勒率领农民军穿过黑森林向富特万根推进，进入布雷格河谷。10月中旬，米勒指挥的农民军已达3500人（另说5000人），据守离施蒂林根不远的埃瓦廷根。当时适逢德皇和法王在意大利的战争重新爆发，德国绝大部分精锐部队陷在意大利，国内十分空虚。费迪南德可以调动的军队不过1700人，而且还没有集中起来，远不是农民军的对手。所以，他们只好借谈判为名争取时间，等准备妥当后再打农民一个措手不及。恩格斯写道：“从此时起，那种周密策划的反复行为，那种背信食言，阴谋诡计，就已开始了。贵族和诸侯在整个农民战争期间都是以玩弄这些手法而著称的，而这些手法也是他们对付散漫而难于组织起来的农民的最厉害的武器。”[4]
于是，费迪南德大公发布命令，要农民保持平静，要他们向一个新成立的、由士瓦本联盟和边区政府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申诉他们的疾苦。农民们不理会大公的命令。一计不成又施一计，接着由康斯坦茨主教的宫内大臣汉斯·冯·弗里丁根等人出面前往埃瓦廷根与农民谈判，结果达成停战协议，由施托卡赫地方法院负责审理农民的申诉。领主的军队撤走后，农民军也解散了。
11月，郝郜、克莱特郜和黑森林一带的农民提出他们的16条要求。16条要求非常温和，它仅仅要求不再为领主狩猎、捕鱼（第1条）、服劳役（第5、6、10条）和其他与农奴有关的义务（第11、12条），取消苛捐杂税（第9、14条），禁止法庭随意逮捕和处罚被告（第3、16条），废除沉重的市场税和手工业税（第7条），允许各家自由出售啤酒（第15条）等。[5]
领主根本无意执行这些非常温和的要求。农民刚一回家，领主就照旧要他们服劳役、纳租税和履行一切有争议的负担。农民重新集合起来进行斗争。与此同时，符腾堡地方的农民也起事了。
就在这时（1524年10月底），闵采尔离开纽伦堡来到士瓦本南方，一直到第二年2月方才离开。他经常住在沙夫豪森的格里森村，再从这里去赫郜、克列特郜和施蒂林根，还到过巴塞尔、亚尔萨斯和苏黎世一带。他一方面进行革命的宣传，撰写反对领主暴行的传单，宣传千年王国即将建立；另一方面又吸收志同道合的人加入他的秘密革命组织，如瓦尔茨胡特的胡布迈尔。恩格斯认为：“闵采尔的宣传旅行，显然对人民党派的形成，对人民党的要求能够获得明确的提法，对起义终于在1525年4月全面爆发，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6]
在严冬季节，农军和领主双方都没有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费迪南德大公向奥格斯堡富商威尔泽家借得一笔贷款，以重整军备和招募新兵。士瓦本同盟积极备战，并向其成员发出动员令，要求在1525年2月底在斯图加特和乌尔姆集中第一批武装部队，约3000多名步兵和骑兵，准备向农军杀来。
然而，在士瓦本同盟的军队集中起来以前，各地又爆发了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2月9日，乌尔姆附近有1万多农民成立兄弟会，宣誓把自己从劳役、地租和农奴制度的重重压迫下解放出来，并成立巴尔特林根农军，又称红旗军。比贝腊赫的市民倾向农民，甚至有一部分参加了农军。2月25日，上阿尔郜农军组成，还受到门明根和考夫博伊伦两城的有条件支持。2月底，伯马廷根的湖军和乌尔察赫的下阿尔郜农军先后建立。3月初，在莱普海姆附近集结了来自伊勒河、罗特河和比伯尔河谷地的近5000农民；成立莱普海姆农军。这样，到3月初，士瓦本各地一共出现六支农军，三四万人。这些农军活跃在莱茵河、多瑙河和莱希河之间广大地区，形成一片燎原大火。
二、“书简”纲领
士瓦本各地的农军提出各式各样的要求，“书简”纲领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个。
“书简”是1524年年末或1525年年初由黑森林的农军提出的。它没有提具体要求，从文中提到有“下列条款”看应是具体要求前面的总纲，是阐述基本原则的，适应于农民的各项具体要求。“书简”开宗明义地指出：教会和世俗领主以及教会和世俗官厅，是“城乡穷苦百姓”受苦受难的根源，为了“基督教共同利益”（书简中四次使用这个提法），“本基督教同盟有计划、有决心”“和兄弟同盟一道”，“依靠上帝保佑摆脱这些东西”。[7]
“基督教共同利益”指什么？从上下文看，书简的作者的意思是指城乡贫苦百姓摆脱官厅和领主的统治，换句话说是打倒现存统治阶级，是革命。把一切官厅（当然包括皇帝的官厅）、一切领主都视为应当打倒的对象，绝不是胡登或慈温利的思想，也不是有拥护好皇帝思想的农民的主张。它只能是闵采尔的思想，因为闵采尔主张立刻建立普通人掌权的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还有，戚美尔曼证明，1525年年初当闵采尔从士瓦本南方返回图林根途中，发表过一个措词极为激烈的小册子《应该如何统治》，恩格斯称之为“坚决革命的文告”[8]，其基本精神也与书简相同。闵采尔在小册子里鼓吹，真正的基督徒不应服从人间的官厅，因为“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强盗，是当地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推翻这些莫阿普、阿加克、阿哈布、法拉里斯和尼禄，才是上帝最大的快慰”。[9]
“兄弟同盟”指什么？当然指农民的其他革命组织，如“新教兄弟会”等。基督教同盟明确提出，必须团结“兄弟同盟”和一切愿意革命的人，才能实现革命的目标。这个思想非常可贵。任何人，包括贵族、僧侣和修士，如果“自动离开”宫城、修道院，“迁往普通房屋”，都可以加入基督教同盟，否则便对他们实行“世俗斥革”，向敌人提供食宿和援助者，也应照此办理。所谓“世俗斥革”，指与他们断绝一切关系，使之虽生犹死。团结“兄弟同盟”和一切愿意革命的人，对敌人实行世俗斥革，实际上是基督教同盟的政治和组织原则。
“书简”对暴力革命的态度也很有策略，只讲了“尽可能不动干戈，避免流血”，下半句没讲的话应是如果实在办不到只好使用暴力。这是闵采尔暴力革命思想的灵活运用。
关于“书简”的作者是谁有多种说法：一种认为是胡布迈尔；另一种说法是慈温利；还有一种说法是闵采尔。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不论它是否出自闵采尔的手笔，无疑是在闵采尔的思想影响下制定的。
三、“十二条款”
1525年2月，当士瓦本各地燃遍农民起义的烈火时，统治阶级惊恐万状。不仅士瓦本的一些中小城市纷纷与农民联合，而且连维尔茨堡主教和美因茨选侯也忙着与农民拉关系。士瓦本联盟内部信仰新教的城市，如纽伦堡，表示反对镇压农民军。那时，意大利战争还在进行，胜负未决，德军主力无法调回。符腾堡公爵乌尔利希正在积极进行复国活动，他的雇佣军已向斯图加特方向推进。农民军如能乘此千载难逢的良机主动进攻，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士瓦本同盟就有可能完蛋。可惜他们没有这样做，妥协情绪帮了敌人大忙。原来在农民军中，闵采尔派固然是核心和骨干，但人数少；温和派还占优势，他们总幻想和敌人谈判，达成某种谅解或协议。
统治阶级正在策划一项阴谋。2月26日，士瓦本同盟的顾问、总务大臣埃克说：“明天我们必须再派人到农民那里去，好歹要跟他们达成一项停战协定，以便我们能以全部兵力迎击符腾堡公爵。”第二天，他又说：“这次我们置农民于不顾，就是说丢到一边，首先去迎击公爵；得手后，再回师痛击农民，定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10]农民上当了。巴尔特林根农军、上阿尔郜农军和湖军的代表竟在乌尔姆与士瓦本同盟达成停战协议，并定于鸠迪加礼拜日（4月2日）再举行进一步的谈判。与此同时，士瓦本同盟的司令官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一面派兵尾追乌尔利希公爵，同时又另派部队抢先占领斯图加特。2月24日，法王弗朗西斯一世在帕维亚战败被俘，瑞士各邦见风转舵立即召回追随乌尔利希的瑞士人。失去瑞士支援又得不到农民支持的乌尔利希公爵，被迫于3月17日撤离符腾堡。接着，士瓦本同盟置正在进行的与农民的谈判于不顾，命令特鲁赫泽斯立刻回师多瑙河方向去讨伐农民军。
农民严格遵守停战协议，并为4月2日的谈判做了认真的准备。3月中旬，上述三支农军的代表多次在门明根开会，拟订他们的“十二条款”要求，即著名的“门明根十二条款”。“十二条款”的草稿，大概在1525年2月中旬以前已经拟就。2月15日，士瓦本同盟的总务大臣埃克在一封信里就提到过：“农民的要求列成了许多条款。”而且，从埃克所列条款的内容来看，许多与后来的“十二条款”相同，如“他们希望不从属于人，只从属于基督”；“取消一切徭役……和小什一税”；“自由用水、渔猎和伐木”等。[11]
“十二条款”明显地不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也不是一气呵成的。它分为两个极不相同的部分：一部分是农民的具体要求；另一部分是前言和结论。农民的具体要求主要有：废除小什一税（第2条），限制过重的劳役（第6条）和地租（第8条），农民应有使用草地（第10条）、捕捉野禽野兽、捕鱼（第4条）和在林中伐木（第5条）的权利，应当根据旧日成文惩罚条例和事实办事（第9条），取消继承税（第11条）和农奴制（第3条），有权任免牧师（第1条）等。这些要求许多是农民长期以来一再提出的，有些则是新的。据戚美尔曼研究，农民的上述要求最初没有引证《圣经》作根据，只有一个标题“全体集会农民本着基督精神的申诉和友好要求”。
后来，有人为农民的要求写了前言和结论，把以《圣经》作根据和不反对任何官厅的思想塞了进去，强调《圣经》是“农民全部条款的基础”，如有违反“愿意立即取消”。另外，许多条款的内容和语气都变得更加温和，如愿意缴纳谷物什一税和“公平合理的地租”，“甘愿并且优先”给领主服劳役，强调“友爱、和平、忍耐与和谐”，强调协商解决。还应当注意，“十二条款”根本没有像书简那样提到“城乡穷苦百姓”一词。戚美尔曼说得好：十二条款“无意实行暴力革命，也没有实现完全平等的自由的要求，而只是想从《圣经》中抽出一个准绳，交到领主和臣民的手中，并由他们能够稳妥而公平地据以遵循”[12]。恩格斯也认为：它“在牵涉到武装农民对贵族和政府的态度的各点上，也表现得显然缺乏果断”，反映“温和妥协派还大占优势”。
关于“十二条款”的作者是谁，历来说法不一：有闵采尔说，有胡布迈尔说，有普法伊费尔说，有沙佩勒尔和魏甘德说，也有富克斯泰因说。从内容上分析，条款的具体要求部分可能是在农民要求的基础上经某位农军领导人加工整理而成，而前言、结论和新塞进来的思想则另有来历。戚美尔曼只是说，后一部分是“最近时期争取宗教和世俗自由的传教士对人民运动起了影响才产生的”。这话讲得对，但没有进一步说明受了哪些传教士的哪些思想影响，有待研究。看来，肯定不是闵采尔派的思想影响，因为它的基本精神是强调友爱、忍耐、和谐与协商解决，反对暴力革命，根本与闵采尔的思想背道而驰。不仅如此，它一开始就不点名地批判闵采尔的打倒一切官厅的主张。闵采尔牺牲前也说过，他不是“十二条款”的作者。美国学者霍尔本认为，它受到路德思想的强烈影响。看来只说对一半。“十二条款”无疑有路德的思想影响，但也不尽然，因为路德反对把改革扩大到社会政治方面，显然与“十二条款”的精神不符。稍晚（4月），路德曾公开说：“十二条款”中有些要求是正确的，但有些要求“过高”，没有按照法律和基督徒的方式办事。最后，也不可能是胡登那样的骑士派的影响。
“十二条款”中第1、3条的规定，可以帮助我们走出迷宫。第1条说：“我们只有通过真正的信仰才能到上帝那里去。”这是我们大家熟知的、路德首先提出的新教原则唯信称义，第1条又要求每个村区有权选择和罢免牧师。路德提出过类似主张，但没实行，后来放弃了。从1523年起，慈温利在苏黎世雷厉风行实行改革，也主张村区有权选择和罢免牧师，建立民主的教会。1524年秋，深受慈温利思想影响的瑞士苏黎世、土尔郜、圣加伦等地的农民发动起义，提出包括自由选择牧师在内的类似“十二条款”那样的纲领，并于次年提交苏黎世议会讨论。士瓦本的起义农民与瑞士的起义关系密切，又有一些慈温利的追随者，我们有理由认为“十二条款”受到慈温利的思想影响。
“十二条款”第3条的规定，证实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这一条要求说：
我们应当自由，我们也希望得到自由（《箴言》第6章第1节，《彼得书》第2章）。并不是说，我们希望绝对自由，不要任何官厅；上帝并没有这样教导我们。……我们应该按照上帝的诫令生活。这个诫令并没有指示和教导我们不服从官厅。我们不仅对官厅，而且对任何人都应谦恭（《罗马人书》第13章）。既然我们也愿意在一切正当的和合乎基督教义的事情上服从我们所选举的和主指派给我们的官厅（《使徒行传》第5章），那么，我们也毫不怀疑，你们作为真正的基督徒将把我们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或者从福音中找出我们应该是农奴的根据。[13]
这毫无疑问是慈温利的思想。路德要求诸侯贵族限制奢侈、紧缩开支，给穷人留下点什么，但从来没有要求废除农奴制度。在慈温利影响下的苏黎世当局，却接受了农民废除农奴制的要求。不过，慈温利认为：群众不能自己起来纠正暴政，只能在服从主的官厅的帮助下纠正。他说：一切政权应当按照耶稣的言行办事，否则就是暴政；臣民不应服从暴政，但也不能起义，只能在主的帮助下反对暴政。[14]第3条中正是宣传这个思想。所以，“十二条款”是农民的具体要求与慈温利的宗教改革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是比路德激进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企图把农民战争纳入自己政治轨道的表现。
慈温利是力主瑞士统一的，我们相信慈温利的德国追随者也会为德国的统一努力奋斗的，而且这种包含农民迫切要求的统一将更有利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四、魏因加滕协定和农军被各个击破
士瓦本同盟的背信弃义行径，引起农民的极大愤怒。阿尔郜、巴尔特林根和湖军在盖斯博伊伦召开大会，决定没收教产，焚毁庄园，主动向敌人进攻。巴尔特林根农军首先出动，攻击特鲁赫泽斯的宫城，拿走全部家具、粮食和酒，然后放火烧掉房屋。莱普海姆农军开进魏森霍恩城郊的一个修道院，捣毁神龛和大风琴，撕掉记载地租和债务的文契，把祭服和旗帜撕开当裤带，并大吃大喝那里的鱼、肉和美酒。阿尔郜农军攻占肯普滕修道院，也打翻圣像和神龛，捣毁契约和文件。
3月底，特鲁赫泽斯的部队渡过多瑙河，首先进攻巴尔特林根农军。这支农军转移到密林深谷地带，敌人的骑兵和大炮难以施展，烧杀抢掠一番离去。
4月初，特鲁赫泽斯率部攻击莱普海姆农军。这支农军分别驻在多瑙河两岸的莱普海姆、朗格瑙、伊勒蒂森和明德尔河谷，超过1.5万人。特鲁赫泽斯不理会农军的谈判要求，将其击溃，处死多名被俘的农军领导人。
4月11日和12日，特鲁赫泽斯的部队转向南方，分别击溃依上士瓦本活动的巴尔特林根各支农军。这支农军残部向西面湖军方向退却，到达盖斯博伊伦。
4月13日，湖军得到特鲁赫泽斯来犯的消息后，立即动员起来增援盖斯博伊伦，与阿尔郜人一起利用有利地形迎击敌人。特鲁赫泽斯人困马乏，而且探知有8000阿尔郜人和4000赫郜人正在来援，决定再次玩弄和谈伎俩。他知道，无论如何不能对付联合起来的农军，那样太危险了，一旦吃了败仗，士瓦本同盟再也拿不出来一支部队投入战场，贵族的一切就可能完蛋。4月17日，在人数上占优势，又据有有利地形的湖军和巴尔特林根农军，竟与特鲁赫泽斯缔结魏因加滕协定。协定规定：各村区农民对地主的控诉应由六个中立城市裁决，各方必须服从；各支农军不得与其他农军结盟。这是一个背叛性的协定，在农军只需一击即可胜利结束战斗的时候，却把特鲁赫泽斯从不可避免的灭亡中挽救出来。狡猾的特鲁赫泽斯，还说服来援的阿尔郜人接受魏因加滕协定，进一步破坏农军之间的团结。这时，由于被赫郜和黑森林农军包围在拉多夫策尔的贵族的求救，特鲁赫泽斯的军队遂摆脱困境向赫郜方向推进。
4月25日，特鲁赫泽斯进抵施托卡赫附近，并且也想与赫郜和黑森林农军达成一项类似魏因加滕协定那样的协定。谈判还没有成功，他一连接到士瓦本同盟的三道命令，要他火速班师救援符腾堡。那时，符腾堡农军也向赫郜和黑森林农军求援，说形势迫切要求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然而，这个要求遭到拒绝，理由是不久前对方曾经拒绝赫郜农军的类似要求。赫郜农军哪里知道，支援友军抗击共同的敌人，实际上就是对自己斗争的援助，不然的话大家将分别被狡猾的敌人各个击破。恩格斯尖锐地指出：赫郜农民虽然没有与敌人缔结魏因加滕那样的协定，“可是却做了一件具有极端的地方狭隘性和顽固的褊狭性的事，把整个农民战争都断送了”。[15]
[1]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6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 ［德］兰克：《德国宗教改革史》，237页。
[3] 有些德国学者认为，这时只是提出成立“新教兄弟会”的主张，该组织并未正式成立。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4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5]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7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4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7] “书简”纲领有几种中译本，这里引自［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408—4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4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9]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4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莫阿普等是历史上的暴君。
[10]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3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4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2] “十二条款”全文，见［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40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3]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400—40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4] ［俄］涅克拉索夫：《十六世纪德国编年史家的社会政治观》，见苏联科学院编：《德国史年鉴》，193—194页，1977。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4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