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局势的紧张

1486年，当腓特烈三世还健在时，他的儿子马克西米连就当选为德王（1493年正式即位），称马克西米连一世，实际参与德国政治事务。

马克西米连一世上台时期，德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是严峻的。

在东方，1458年匈牙利贵族选举反土耳其名将雅诺什·洪雅迪之子、15岁的马赛厄斯·科维努斯为国王，腓特烈三世被迫承认，结束了哈布斯堡家族对匈牙利的统治。匈牙利在科维努斯统治时期，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中欧国家。1468年，科维努斯侵入捷克，于第二年加冕为捷克国王。1485年，科维努斯攻占维也纳，抄了哈布斯堡的老家，构成了对德国的严重威胁。条顿骑士团自1410年被波兰和立陶宛联军击败后，势力衰落。根据1466年的托伦和约，波兰收复但泽、托伦、马林堡和波美拉尼亚东部，得到波罗的海出海口；骑士团虽仍然保有普鲁士，但成了波兰的附庸。1471年，波兰又从匈牙利手里夺走波希米亚，匈牙利则仍然拥有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鲁沙提亚。

在西方，勃艮第公国达到强盛的顶点。勃艮第原是法国的一个公爵区（法国还有一个以贝藏松城为中心的勃艮第伯爵区，即法兰斯庚德），在百年战争后期实际变成独立的国家。在公爵好人腓力普和大胆查理统治时期，先后兼并尼德兰、洛林，从西吉斯蒙手里买到上亚尔萨斯，甚至企图占领赫赫有名的德国选侯区科隆。大胆查理还夸口说，天地之间只有三位君主，即天上的上帝、地狱里的撒旦和地上的他本人，因而他要建立一个从北海到地中海之间的强大国家：法国虽然与德国同样受到勃艮第公国的威胁，但在百年战争后期国力渐渐恢复，已经露出要向东扩张的意图。从1439年到1445年，法军一再出现在洛林和亚尔萨斯，并对梅斯和斯特拉斯堡提出领土要求。西南隅的瑞士，利用哈布斯堡家族各支之间的矛盾，夺得莱茵河南岸一块又一块土地，在西吉斯蒙时期实际取得内部自治权。西北方的荷尔斯泰因，慢慢被丹麦人夺走。

二、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15世纪，在德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有所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劳役制加强的趋势，特别是在西南德意志。至于易北河以东的德国，如普鲁士、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等地，虽然也有封建主违背契约压榨和剥削农民的事，但其规模远没有西南德意志那样大。易北河以东，人口稀少，荒地甚多，封建主可以更多地利用垦荒发财致富。德国的西南部情况则不同：随着城市的迅速勃兴，“城市贵族的豪华生活，使粗食粗衣、陈设简陋的土容克不能安眠”。于是，他们“就对农民开始了新的压迫，增加代役租和徭役，越来越热衷于再度将自由农民变成依附农民，将依附农民变成农奴，把公有的马尔克土地变成地主的土地”。[1]斯米林根据《马尔克章程》和农民的申诉书等原始资料，详细地研究了发生在德国西南部的这种趋势。他认为：那里的封建主不仅剥夺农民使用公有森林和牧场的权利，而且竭力扩大劳役制；农民除为地主耕田、收割外，还得割草、送运肥料和禾草等，剩下来由自己支配的时间十分有限。斯米林认为：日益繁重的劳役和名目繁多的实物、货币缴纳同时并存，是农民战争以前西南德意志农民状况的特点。[2]15世纪时流行于德国的一首名叫《魔网》的民歌，形象地描述了农民的这种惨状：

上帝高居九重天，可怜农民苦无边。

若非地主剥净皮，苦干许能混人间。

耕田、播种、收割忙，惊看来了地方官。

宣布老爷一道令：一切工作扔一边。

立即套马上堡寨，那里有活要你干。

运柴运草运粪便，一车接着一车装。

农活未停犁在田，这和老爷何相干？

农民如果有怨言，皮鞭猛抽脊骨断。[3]

斯米林还指出：继承税是当时农民的又一项沉重负担，往往使农民倾家**产。继承税有时是一头好牲畜，有的是动产的1／3，有的要缴一笔可观的货币。图林根甚至发生这样的事——一个农民竟交三次继承税：第一次封建主牵走一头好牲畜，第二次拿去好衣服，第三欲取去死者的武器。纳继承税的期限也有严格规定，有的地方限继承人两周内付清，否则丧失使用土地的权利。[4]正如恩格斯所说：“农民若不向主人送钱，非但不能娶妻，连死也不行。”告状是没有用的，“法庭上坐着的都是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律师，他们深知拿了钱就该办什么事。”[5]

15世纪初，位于博登湖周围的阿尔郜、阿彭策尔（1411年并入瑞士）等西南德意志和瑞士边境农民的反抗斗争日趋加强，从小规模的零星斗争逐渐发展到联合行动，并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奥格斯堡主教和圣加伦修道院院长，迫使奥地利公爵、符腾堡伯爵和活跃在那一带的圣乔治之剑骑士团出面干预，以维护那里的封建统治。[6]接着，捷克发生的胡司运动给德国以深刻的影响。1431年，沃姆斯地区发生农民起义，统治阶级惊恐万状，害怕它与市民运动汇合，可能造成比胡司运动更加危险的结局。果然，1440年沃姆斯发生了“普通人”暴动，参加斗争的除农民外还有城市平民。

西南德意志的诸侯和封建主，慑于人民革命斗争的扩大，开始勾结法国的阿曼涅克匪帮[7]，共同镇压革命运动，这就是德国史上所说的“阿曼涅克战争”。

1439年2月，1万多人的阿曼涅克匪帮从洛林开进斯特拉斯堡附近的察伯尔，与那里的农民发生冲突，接着攻入斯特拉斯堡，大肆烧杀抢掠。斯特拉斯堡人坚持斗争，有“六百多名和平居民躲进山里，他们举着绘有圣母十字架和农民鞋的旗帜，全都集合在这面旗帜之下。”[8]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到群众以农民鞋为旗帜进行斗争的文字记载。1443年，布莱斯郜施林根地方农民掀起反抗巴塞尔主教征收新税的斗争，又一次使用农民鞋为旗帜。

腓特烈三世上台不久，也与法王谈判派遣阿曼涅克来德国的问题，以便与德国封建主和圣乔治之剑骑士团等一起镇压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夺回被瑞士人占去的原哈布斯堡领地。这件事说明问题的严重性，竟需要皇帝亲自出面向法国求援。在谈判过程中，法王乘机提出对梅斯、土尔、凡尔登和斯特拉斯堡等地的领土要求，扬言把法国的边疆向东扩展到天然疆界。1444年8月，一支5万人之众的阿曼涅克侵入上亚尔萨斯、宗德郜，甚至莱茵河东岸布莱斯郜的瓦尔茨胡特，遇到人民的顽强抵抗。在斗争过程中，各地群众协同作战，阿尔萨斯和布莱斯郜的人民成立一个约4000人之众的“鞋会”组织，活跃在莱茵河上游两岸，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9]这是我们知道的德国历史上第一个鞋会组织，其成员除农民外还有平民、市民等。在人民的坚决抵抗下，1445年秋，阿曼涅克被迫撤走。

1460年，赫郜几十个村庄的农民，乘奥地利公爵与瑞士发生战争之机，又打出农民鞋旗举行起义，反对强加给他们的新压迫。赫郜一带18名豪绅显贵，慌忙上书奥格斯堡主教求援，其中就有后来镇压农民战争的元凶特鲁赫泽斯的先辈。[10]

在人民运动的推动下，德国反对罗马教会的斗争也在发展。德国的神秘主义者，早就创立了以改革宗教、教育青年为目的的“共同生活兄弟会”，用他们的话来说“给上帝的神殿树立精神支柱”。为此，他们主张直接研究《圣经》寻找得救之道，于是在德国各地兴办学校，教授拉丁文、希腊文，培养青年一代。“兄弟会”在代芬特尔、明斯特、埃梅里希和施莱特施塔德特办的学校十分著名，许多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如伊拉斯谟、罗伊希林以及著名的宗教改革运动领导人路德，都曾在这种学校里上过学。德国的“兄弟会”与法国的华尔多派、捷克的兄弟联盟（又名波希米亚兄弟会，摩拉维亚兄弟会）有着密切的联系。

就连德国的诸侯，也不满罗马教会势力的猖獗。1446年，萨克森公爵威廉发布命令禁止萨克森的宗教法庭干预俗界事务，禁止萨克森人向罗马法庭上诉，还规定官方有权视察、改革辖区内的修道院。[11]1446年和1447年，勃兰登堡和奥地利都相继得到支配辖区教产、监督神职人员任命的权力。就连不大的诸侯克勒弗，也利用教廷内部的矛盾取得了很大的宗教权力，以致人们称“克勒弗公爵是他自己辖区的教皇”[12]。

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本人也惊呼：教皇在德国的收入比皇帝多100倍[13]，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三、勃艮第联姻和士瓦本同盟的建立

横亘在法国与德国中间的勃艮第公国，不仅是德国的一大威胁，而且还是法国的心腹之患。大胆查理毫不隐讳地说：“我是这样爱着法兰西，愿它有六位国君，而不是一位国君。”[14]然而，法国自百年战争结束后，经济得到恢复发展，王权更加强大。以圆滑、老练著称的路易十一上台后，决心解决勃艮第问题。他佯装满足勃艮第公爵的一切蛮横要求，同时用重金收买英国和瑞士，与瑞士缔结“永久同盟”（1474年），使英国保持中立，而瑞士又与亚尔萨斯的城市如斯特拉斯堡有同盟关系。准备妥当以后，伯尔尼便向勃艮第宣战。1477年1月的南锡一仗，瑞士步兵大获全胜，击毙大胆查理。法国乘机据有勃艮第公国大部分地区（勃艮第公爵区、皮卡迪等），基本完成领土统一。

与此同时，德国的哈布斯堡皇室与勃艮第接近，大胆查理的独生女玛丽嫁给未来的德皇马克西米连。1482年玛丽去世，尼德兰等地正式并入德国。这件事对德国和哈布斯堡家族影响重大。哈布斯堡家族自被科维努斯抄了老家以后，一直没有牢固的根据地，势力衰落。马克西米连不但据有富庶的尼德兰，而且又乘科维努斯逝世之机收复了维也纳，[15]使哈布斯堡中兴并一跃而成德国最强大的势力，也使东西方局势暂时稳定了下来，此其一。通过这次联姻，德国也得到了部分所谓勃艮第遗产，而法国认为这些遗产应属法国并决心予以收回，两国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了。不久，马克西米连之子菲利普又与西班牙公主胡安娜联姻，其孙查理成了西班牙国王，形成三面包围法国的局势。从此德、法两国长期冲突，都卷入旷日持久的意大利战争，使双方筋疲力尽，损失惨重。17世纪初终于酿成三十年战争，法国终于夺得欧洲霸权，德国被肢解，此其二。

显而易见，仅仅靠与勃艮第联姻不能解决德国内政，外交所面临的全部重大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不改变诸侯的割据局面，不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德国便没有出路。马克西米连皇帝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他一再呼吁改革政治、司法和税收，驱逐罗马教会势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抵御外敌的入侵和镇压日益强大的人民运动。所以，马克西米连执政不久，便着手建立士瓦本同盟。

士瓦本同盟成立于1488年2月，最初的成员有圣乔治之剑骑士团以及西南德意志的诸侯和城市，目的是互相支持共同反对把非士瓦本的法律强加给他们，或者反对攻击他们的所有异邦人，以保障士瓦本地区的秩序。为调解盟员之间的分歧，同盟设仲裁人和每个盟员权利平等的同盟大会。[16]所以，士瓦本同盟建立之初，与德国各地经常出现的同盟没有什么两样，可是一年以后，参加同盟的竟有许多德国著名的大诸侯，如符腾堡公爵、奥格斯堡主教、勃兰登堡侯爵、巴登侯爵、奥地利公爵、美因茨大主教和巴伐利亚公爵，甚至还有马克西米连皇帝本人。这样，同盟的作用就不限于原来规定的士瓦本地区，实际上扩展到了整个帝国，同盟的性质也随着发生了变化。

许多德国史学家认为，士瓦本同盟是哈布斯堡皇家建立的，目的是建立一支集中的打击力量，作为推行自己政策的有效工具。问题是哈布斯堡皇家未能如愿以偿，随着盟员的增多，同盟内的矛盾日益复杂。在同盟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以马克西米连皇帝、勃兰登堡侯爵和美因茨大主教分别为首领的三个集团，它们之间互相倾轧并展开争夺同盟领导权的斗争，而在斗争中马克西米连皇帝并没有占据上风。1488年9月，当美因茨大主教贝特霍尔德申请加入士瓦本同盟时，马克西米连就表示这位大主教的入盟是“不合适的”，担心他“带给同盟的弊多于利”。[17]果然，美因茨大主教等大诸侯加入以后，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实际把持了士瓦本同盟的领导权，把它变为诸侯割据服务的又一个工具。1489年2月，美因茨大主教一伙提出，今后接受新盟员不仅要考虑皇帝意见，还要考虑其他成员的意见，如果皇帝违反同盟宗旨接纳一些人入盟，盟员有权拒绝。[18]

士瓦本同盟内部虽然有矛盾，但在镇压农民反抗、维护封建统治这一点上是一致的。1488年4月15日，在同盟的罗伊特林根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要“保护乡下人和孤寡”，“确立永恒的秩序。”然而，怎样“保护”乡下人和孤寡？“确立”什么样的秩序呢？士瓦本同盟的纲领上明文规定，在同盟存在期间，任何人不得收留盟员的逃亡农奴、罪犯和负债人，更不能给他们以市民权。原来，维护早已过时的农奴制和封建统治就是他们所说的“秩序”。

士瓦本同盟维持的所谓“秩序”，在它对待肯普滕修道院农民的态度上暴露得淋漓尽致。肯普滕修道院位于博登湖东面的阿尔郜，那里的农民遭到修道院院长残酷的剥削压迫。1489年发生大灾荒，粮价飞涨，修道院院长却要增加新捐税。1491年年底，不堪压迫的农民选出代表向士瓦本同盟上诉。可是，同盟“无视正义的呼声”，做出有利于修道院院长的判决。农民不服，派代表来向皇帝上诉，并集结起来拿起武器。修道院院长见势不妙，急忙向同盟求援。正在埃斯林根开会的士瓦本同盟，“决定用暴力强迫农民服从，首先要把暴乱的首领缉拿治罪，因为继续宽容下去，一切显贵和官厅都要遭到危险；倘若此后农民仍不安分服从，就用战争手段镇压他们。”1492年9月，士瓦本同盟的司令官弗劳恩贝格调集军队，突然对农民发动袭击。结果，许多农民的“家产遭劫，住宅被焚”；“起事的首领被缉拿归案，投入监狱；数百名农民逃亡瑞士”。[19]

30多年以后，在1525年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时期，士瓦本同盟同样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而有些资产阶级学者，却把染满革命人民鲜血的士瓦本同盟说成是“保障公共秩序和理想帝国体制的突出代表”[20]。

四、意大利战争的爆发和马克西米连改革帝国的破产

1494年1月，那不勒斯王费迪南德去世，法王查理八世宣称有权继承其领地，出兵占领那不勒斯，于是意大利战争爆发。法国的胜利使意大利各邦感到恐慌，也使德国不安。于是，威尼斯、米兰、教皇、西班牙和德国结成“神圣同盟”（又称“威尼斯同盟”）进行干涉，于1495年7月大败法军于福尔诺沃，迫使其撤军。

法王路易十二上台以后，采用外交途径把威尼斯拉到自己方面来，拆散“神圣同盟”，甚至拉拢马克西米连的儿子、统治尼德兰的菲利普公爵，双方暗中达成协议：在路易十二在位期间，菲利普不对勃艮第提出领土要求。准备妥当以后，法军再占领米兰和那不勒斯。1503年，西班牙出兵占领那不勒斯，把法军赶回意大利北部。这就是意大利战争的第一阶段。

为改变德国的分裂局面和进行意大利战争，马克西米连先后召开一系列帝国议会，比较重要的是1495年3月26日开幕的沃姆斯会议和1500年4月10日开幕的奥格斯堡会议。他在沃姆斯帝国议会上大声疾呼：“如果我们继续消极地对待法国人的行动，将毁掉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任何人无法保障他的荣誉、尊严或权利”，号召帝国全力以赴地投入这场斗争。接着，马克西米连提出一系列改革建议，史称“帝国改革方案”。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包括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10—12年内建立一支常备军，迎击不论来自何方的对德国的入侵；[21]

2.成立帝国法院，作为帝国最高法院；

3.征收普通税。[22]

这些改革是必要的，却遭到以美因茨大主教为首的诸侯们的抵制。例如，在1495年的沃姆斯会议上，他们承认有必要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但提出最好先讨论税收问题。他们说，普通税不应由皇帝征收，应当由帝国议会委托各邦和城市代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负责征收，而这个委员会的权力很大，有权执行法律，镇压叛乱，收复从帝国分离出去的领土，甚至指导反对土耳其和帝国其他敌人的斗争。[23]这哪里是讨论税收问题，分明是在夺取中央政府的全部权力，推行诸侯的寡头政治。

关于帝国法院的问题也是如此。马克西米连原想成立一个有实权的法院，它可以皇帝的名义发布剥夺政权令，任何人无权任意解除。可是诸侯们坚持院长可由皇帝任命，但权力很大的法官需由帝国议会决定，实际上也把帝国法院变成诸侯控制的工具。

在奥格斯堡会议上，马克西米连做出让步，同意成立他一直拒绝成立的帝国枢密院。枢密院由17人组成：主席1人，由皇帝或其代表担任；6位选侯；8个地区（法兰克尼亚、巴伐利亚、士瓦本、上莱茵、威斯特发里亚、下萨克森、奥地利和尼德兰）的诸侯代表；2位城市代表（由莱茵的科隆和斯特拉斯堡、士瓦本的奥格斯堡和乌尔姆、法兰克尼亚的纽伦堡和法兰克福以及萨克森的吕贝克和戈斯拉尔8个城市的代表轮流担任）。6位选侯中有1人轮流常驻会议，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促进基督教和帝国的荣誉和利益”，并在皇帝不在时担任委员会的主席。帝国枢密院的权力很大，有权“提出、讨论和决定”有关内政（司法、公安、财政）、外交（反对异教徒和敌人）的一切大事。例如，枢密院主席、选侯的代表和其他10名委员的代表1名，分别掌管国库的三把钥匙。[24]所以，无论从帝国枢密院的组成，或是从它的权限来看，它都是帝国议会的缩影，是帝国议会的常设机关。选侯在帝国枢密院里与帝国议会里一样举足轻重，不经他们同意不能做出任何决定。

帝国枢密院的成立是对《黄金诏书》的发展和补充，是德国皇权更加衰落的象征，同时表明马克西米连帝国改革方案的彻底破产。马克西米连感慨地说：“如果他是奥地利公爵，群众会在有些事上忘不了他。而作为罗马人的国王，除受辱外什么也得不到。”稍晚，1505年，与法国的战争告一段落，选侯内部发生争吵，马克西米连在科隆召开帝国议会，打算彻底改组帝国枢密院，甩掉这个包袱，但没有成功。

1502年6月，选候们在盖尔恩豪森开会，反对皇帝的任何改革措施，并决定他们一年4次开会商讨国家大事，而且不与皇帝商量决定召开新的帝国议会，完全把皇帝甩在一边。[25]

由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统一的德国做后盾，马克西米连对与罗马教廷的斗争一筹莫展。虽然废除什一税，取消首年捐和其他沉重负担的呼声到处都是，虽然马克西米连本人也打算在德国实行像法国那样的“布尔日国事诏书”[26]，但都没有什么效果。在他统治时期，教廷在德国的势力有增无减。据说，当时每年有300万古尔登从德国流入罗马。德国被称为“教皇的奶牛”不是没有道理的。

正如恩格斯所说：“帝国当局企图像路易十一那样实行中央集权化，尽管用尽一切计谋和强力手段，除了维系住当时的奥地利世袭土地外一无成就”。[27]

1509年春，意大利战争第二阶段开始。与法国矛盾很深的马克西米连皇帝，慑于威尼斯的强大，竟与法国缔结反对威尼斯的堪布累同盟。他在给萨克森选侯的信里说：“威尼斯人活像一头狮子，两只爪子在海里，一只在平原上，第四只在山上。我们差不多要抓住它在阿尔卑斯山的那只爪子了。靠上帝的帮助，我们定会在一周内斩断它那只爪子，然后捉住它在平原上的那只爪子。”[28]不久，果然威尼斯的爪子被斩断了（1509年5月，法军在米兰附近的安杰洛大败威尼斯人），法国又重新占领意大利北部。1511年年底，马克西米连不得不与威尼斯重修旧好，再订“神圣同盟”，以便从法国人手里“解放”意大利。

马克西米连的意大利政策是失败的，他时而联合威尼斯反对法国，时而又联合法国反对威尼斯，反复无常，最终一事无成。他的宠臣卢卡神父谈到他时说：这位“皇帝从不咨询任何人的意见，而且又认为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他很轻易地就改弦易辙。结果，他今日所做的事情，到了第二天就推翻了；谁也不理解他想的是什么或者打算做什么事情，并且不能够信赖他的决定”[29]。结合意大利战争来看，这个分析是中肯的。

五、人文主义运动的发展

16世纪初，马克西米连皇帝的帝国改革方案虽然没能实现，但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运动与农民运动却出现了新的高涨，给德国问题的解决开辟了又一条道路。

德国是意大利的近邻，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历来密切。在意大利首先刮起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春风，很快吹到德国。奥格斯堡、纽伦堡和斯特拉斯堡，都有人文主义团体活动。爱尔福特大学是最著名的人文主义中心。由于德国与罗马教廷的矛盾异常突出，所以德国的许多人文主义者，除研究文化艺术和教育外，很注重研究宗教问题，特别是研究《圣经》和古典著作，如爱尔福特大学人文主义团体的负责人、激进的人文主义者康拉德·穆蒂，便公开批判传统的经院神学，宣传一种有“异端”倾向的柏拉图哲学，影响很大。不过，德国最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是罗伊希林、胡登和伊拉斯谟。

约翰内斯·罗伊希林，曾就学于共同生活兄弟会办的学校，去巴黎研究过神学，后又学习法律。他精通希腊文、希伯来文，为研究《圣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509年，一个名叫普菲费尔科恩的犹太人，为使所有的犹太人都皈依基督教，上书马克西米连皇帝要烧掉除《圣经》以外的所有犹太人书籍。马克西米连就此事分别征求罗伊希林和科隆宗教法庭庭长霍赫斯特拉登的意见。1510年11月，罗伊希林公开表示，对犹太人的书籍要具体分析，对有害的书籍经过鉴定和一定的法律手续后可以烧掉，而对有价值的书籍如《犹太教法典》、《犹太：神秘哲学》等则不能烧；对待犹太人的上策不是烧他们的书，而是说理和耐心地讨论。罗伊希林的正确主张，受到了霍赫斯特拉登的攻击，被诬为异端，从此双方争论多年，引起广泛注意，影响很大。1514年，罗伊希林公开出版他的支持者的来信，题名《名人书翰》。一些人文主义者在他的启发下，先后出版两册《鄙人书翰》，对经院哲学和罗马教会进行冷嘲热讽。第一册1515年出版，收集41封信，主要出自克劳图斯·鲁比安努斯（即耶格尔）的手笔。第二册1517年出版，收集62封信，大多由胡登执笔。[30]胡登是德国人文主义者的优秀代表，他进一步反对教皇和诸侯，坚持德国统一，积极投身于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运动。

德西迪里乌斯·伊拉斯谟，生于鹿特丹，曾任神甫、堪布累主教秘书，后长期定居巴塞尔。1500年，他出版的著作，被译成各国文字，一再重版。1503年，发表《基督战士手册》，强**徒要内心虔诚，反对只注意仪式（如斋戒、朝圣、赎罪券）和口传教义，实际否定教士的中介作用，接近后来新教提出的观点。1516年，出版他新译的希腊文《新约》，并附有拉丁文译文和注释，后来路德译《圣经》为德文时曾参考他的译本。同时，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愚颂》，体现对罗马教会的严厉抨击。在他的笔下，教皇和教士的最大虔诚是不读书、不识字，他们朗诵圣诗像驴叫，斋戒日吃得几乎胀破肚皮，做过的宗教仪式可以装满7艘船，可他们那又脏又油的僧帽丢了也没有人捡；神学家随意解释毫无意义的事情，愚蠢透顶。1517年，即教皇朱利叶斯二世死后不久，伊拉斯谟出版了他的小册子《朱利叶斯二世没有进入天国》，把这位好斗的教皇说成被圣彼得拦阻于天国大门之外，不许进入。[31]

罗伊希林、胡登、伊拉斯谟等人文主义者的活动，为即将来临的宗教改革运动做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

六、农民运动的高涨

有人认为从1476年起，德国出现了一股朝圣风和朝拜圣母玛丽亚风，并称之为宗教复兴。[32]毋庸讳言，德国那时确有朝圣和朝拜圣母之风，但它主要是在宗教外衣掩盖下日趋高涨的农民反封建斗争。

1476年，在法兰克尼亚的尼克拉斯豪森，群众在吹鼓手汉斯·贝海姆的领导下准备起义。贝海姆说圣母显圣要他烧掉小鼓，不再跳舞和穿戴华丽的服饰，到尼克拉斯豪森去朝拜圣母，那里的小礼拜堂远比罗马神圣。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尼克拉斯豪森，称贝海姆是上帝派来的天使，争相拔取他帽子上的绒毛作为圣物。正如恩格斯所说：“事实上，只有猛烈的振臂一呼，只有突然一下抛弃了全部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才能把毫无联系、散居四方，并且从小就惯于盲目服从的农民发动起来。”[33]贝海姆向人们传达圣母的话说：今后不应再有皇帝、教皇、诸侯和官厅，要全部废除；人人亲如兄弟，靠自己的双手劳动谋生，不应比别人多占；永远废除一切租税劳役，森林、水源、泉井和牧场均应自由使用。他对人们说，下次只要男子来，带上全副武装，把妇幼留在家里，并预定由两名骑士担任起义的领袖。不幸事泄，贝海姆被捕烧死，两名骑士逃亡，朝圣被禁止。

1493年，由于连年欠收，粮价飞涨，亚尔萨斯又出现了农民平民的秘密革命组织“鞋会”，并得到部分市民、骑士的同情和支持。此后20年间，农民的密谋往往打起“鞋会”的旗帜。

1502年，又因天灾欠收，饿殍遍野，有些饿死的农民嘴里还含着没有咽下去的青草。[34]这一年，斯拜伊尔主教辖区7000农民宣誓加入“鞋会”，其活动范围波及莱茵河上、中、下游和美因河、内卡河等广大地区。这次鞋会密谋提出有重大意义的要求，即除不向诸侯、贵族、僧侣缴纳各种租税外，还要求没收教产分给人民和除罗马皇帝外不承认任何其他君主。只承认皇帝的权力，那就必须消灭诸侯割据，统一国家。这是德国农民第一次提出消灭诸侯割据。建立以皇帝为首的君主国的要求，可以认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准备阶段从这时开始。值得注意的是，农民以为统一后的德国应当消灭封建剥削，而且幻想皇帝能够保护农民的利益。可是，皇帝马克西米连却残酷迫害参加“鞋会”的农民：本人处死，首领四马分尸，财产没收。尽管如此，农民的上述要求还是一再被提出。

1503年春，雷姆斯河谷出现了另一个农民平民秘密组织“穷康拉德”。“康拉德”是普通人名，与南德意志“毫无办法”的发音相近，于是人们便用“穷康拉德”称呼这个组织。这个组织的旗帜上画有一个跪在耶稣面前的农民，四周写着“穷康拉德”字样。“穷康拉德”的成员除本地农民外，还有逃散到这里的“鞋会”成员。

经过一段表面上的平静以后，到1513年、1514年，“鞋会”和“穷康拉德”在巴登、符腾堡密谋发动新的起义。巴登的“鞋会”提出14条纲领，其中也有除皇帝和教皇（后者是几个人的意见）外不承认任何君主。符腾堡一带连年饥馑，乌尔利希公爵乘机加征新税，“穷康拉德”决定发难。他们派代表参加在斯图加特召开的邦议会，迫使议会作出革命的决议，从农民、市民、贵族中派出4名代表与公爵一起执政。乌尔利希公爵在巴拉丁伯爵和康斯坦茨主教军队的支援下，最终镇压了起义。[35]

当“鞋会”和“穷康拉德”的密谋一再遭到镇压的时候，路德在维登堡发出了席卷一切等级和震撼整个帝国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 ［苏联］斯米林：《宗教改革前德国政治斗争史纲》（莫斯科版），85页，1952。

[3] ［苏联］普里舍夫：《十五至十七世纪德国文学概论》（莫斯科版），147页，1955。

[4] ［苏联］斯米林：《宗教改革前德国政治斗争史纲》，60、7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3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6] ［苏联］斯米林：《宗教改革前德国政治斗争史纲》，167—169页。圣乔治之剑骑士团成立于14世纪末，主要成员是赫郜和博登湖周围的骑士，后来成为士瓦本同盟的核心。

[7] 15世纪初，法国发生了以奥尔良公爵和勃艮第公爵为首的两大贵族集团争夺王位的斗争，混战不已。奥尔良派的重要同党有图卢兹一带的阿曼涅克伯爵，故该派又称阿曼涅克派。1435年，阿曼涅克支持法王查理七世与勃艮第派达成和解，结束两派斗争。不久，查理七世派兵参与镇压德国的人民运动，他们也被称为阿曼涅克。

[8] ［苏联］斯米林：《宗教改革前德国政治斗争史纲》，177—178页。

[9] ［苏联］斯米林：《宗教改革前德国政治斗争史纲》，201页。

[10] ［苏联］斯米林：《宗教改革前德国政治斗争史纲》，226页。

[11] ［英］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140页。

[12] ［英］巴勒克拉夫：《现代德国的起源》，343页。

[13] ［美］威廉斯：《历史家的世界史》，第14卷，231页。

[14] ［俄］波将金等：《外交史》（中译本），第1卷，246—247页。

[15] 马克西米连认为收复维也纳是他最高兴的事情，他一生曾四次大书自己的名字，表达满意的心情。

[16] ［德］兰克：《德国宗教改革史》，49—50页。

[17] ［苏联］斯米林：《德国宗教改革前政治斗争史纲》，236—237页。

[18] ［苏联］斯米林：《德国宗教改革前政治斗争史纲》，239页。

[19]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0] ［德］兰克：《德国宗教改革史》，51页。

[21] 早在1422年的纽伦堡帝国议会和1427年的法兰克福帝国议会上，由于土耳其的威胁和胡司运动的关系，有人提出建立帝国武装的建议，见［俄］普罗可彼也夫：《十至二十世纪德国史上的军队和国家》（俄文版），38页，1982。

[22] 从1422年起，在多次帝国议会里一再提出这种建议。

[23] ［德］兰克：《德国宗教改革史》，53—54页。

[24] ［德］兰克：《德国宗教改革史》，69—71页。

[25] ［德］兰克：《德国宗教改革史》，73页。

[26] 1438年，法王查理七世颁布“布尔日国事诏书”，宣布宗教会议的权力高于教皇，有权任命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不向罗马缴纳首年捐；除宗教事务外，不承认罗马教廷的其他权利。1510年，马克西米连皇帝打算在德国实行类似的决定。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3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28] ［德］兰克：《德国宗教改革史》，88页。

[29] 转引自［意］马基雅维里：《君主论》，1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30] ［英］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68—74页。

[31] ［美］格里姆：《宗教改革时代，1500—1650年》，81页。

[32] ［英］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127页。在人们的思想里，耶稣是一位严厉的审判官，慈悲的圣母可代为向耶稣求情，所以出现崇拜圣母风。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4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34] ［英］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111页。

[35]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中译本），上册，58、9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