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的含义

人类从动物开始，经历了血与火的磨难与锻造，终于告别了茹毛饮血的野蛮状态，进化为万类的灵长。在这一过程中，语言（language）一定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恩格斯才说，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与劳动一起，创造了人类。

那么，语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物呢？

也许人类从进入文化的自觉之后，就开始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可惜，时至今日，语言的本质依然是一个人言言殊的问题。瑞士著名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就这样说：“别的科学都是对预先确定的对象进行工作，接着就可以从不同的观点去加以考虑。在我们的领域里，情况却不是这样。”

揭示事物的本质，下定义是一个首选的方法。对于语言，学者们也下过许多定义，比如英国语言学家H.斯威特说：“语言是概念的表达，它通过语音组成词，再由词组成句子。这种组合与形成思想的诸概念的组合相适应。” 美国语言学家B.布洛克和G.L.特雷杰认为：“语言是使一个社会集团内部协调一致的信息的有声符号系统。”上述三位语言学家的定义，前者突出语言的内部因素，言说话语如何形成，后者突出语言的外部形态，强调语言的社会作用，但可惜还都失于片面。还是索绪尔“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当作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他拨云见日般地区分了语言和言语，进而指出：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给语言下的定义是：“语言是思想的符号。”他还进一步指出了语言与文字的关系：“等到有文字把语言写出来，文字就是语言的符号，语言就是文字的对象了。”

综合各家的观点，我们认为：

首先，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基于生活和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带有社会关系性的现象。

其次，对于语言的界定，必须首先定性，然后再揭示其特征与作用。依据这样的标准，我们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在人和客观事物的关系上，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在人与文化的关系上，它是文化与信息的载体。

这个界定表明：语言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与程度，基于客观的需要和人类长期进化积淀的自身潜质而形成的一种能力，它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符号系统。凭借这一系统内部某些要素富于规律的组合，表达思想与情感，认识自然与社会，传承经验与文化。

二、语言的产生

综上所述，语言在人类的发展中曾经发挥过而且还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在生活中的无处不在也让人们试图解开一个谜团：语言是从哪里来的？

这也是一个长期困扰人类的问题。对于语言的起源，猜想家们始终无法找到证据，更不用说确切的证据。但毕竟好奇引导了人类勤勉的求知和不息的探索。这里，我们简要梳理古今中外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来了解语言的产生。

对于语言的产生，最早的学说是“神创说”。初民社会时，人们普遍相信包括人在内的的世间万物都是神力所造，自然也包括语言。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断言：上帝给大地上的万物和众生赐予了名称，所以词是神圣之物，不仅能通神，而且富有魔力。中世纪时，西方世界信奉上帝，于是语言也自然归于上帝的创造。《圣经》说是上帝赋予亚当给万物起名的至高权力。直到18世纪，人们依然坚信语言是上帝的创造。苏斯米希说：人类语言具有异常复杂和精巧的组织，这样一种神奇的机制不可能出自凡人之手，唯有万能的上帝才能创造出来。

但是，工业文明不仅吹响了人类挑战上帝力量的号角，而且还要从根本上否定上帝的存在。尤其是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把人类的起始从人间回溯到了动物界，我们和猿甚至昆虫都有着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

成长中的人类，为了解决生存与发展中的问题，尝试运用语言。于是，“约定俗成说”应运而生。孔狄亚克和卢梭就持有这样的观点。孔狄亚克的语言起源理论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两个新生儿孤立地生活在沙漠里，他们会很自然地进行交往，在这样的一个交往过程中，由于类似情景的刺激，他们日积月累会形成一种习惯，把他们的喊叫、手势与思想联系起来，这样，人类的声音有了意义，进而意义与声音一一对应，语言体系也就约定俗成地构建起来了。

其实在东方，远在战国时代，我国著名思想家荀子也主张语言起源的“约定俗成说”。他在两千多年前的《正名篇》中曾经这样论述：“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大意是说：王者制定事物的名称，名称一旦确定，实际的事物就可以分辨了；制定事物名称的原则一旦确定，思想就可以交流了，这时就要审慎地让民众统一到这些统一的名称上来。可惜，偏重技术与实用的中国人对于语言起源这样不太实用的问题似乎缺少溯本求源的探索精神。

我们再把话题回到西方。18世纪中叶以后，语言的起源问题已经成为整个欧洲关注的焦点，柏林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甚至为此设立了专项奖励，以激发科学家在语言起源问题研究上的突破。三十篇竞逐的作品，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一骑绝尘：在否定苏斯米亚的语言神创论时，他没有釜底抽薪地否定无神以否定语言的神创，而是巧妙地揭示语言的各种漏洞与不足，委婉地说“万能的上帝不可能出手如此笨拙”。同时，赫尔德也顺带对孔狄亚克和卢梭的“约定俗成说”说“不”。赫尔德嘲笑他们这样的假设实在是异想天开。他庄重地指出：必须以人类自身为出发点，以日常生活为依据，探索语言的起源。他否认语言是先验之物，认为其一定是人类活动与经验的产物。他在论文的开头用了这样一句话：

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

这句话表达了三个基本的观点：一是人与动物有某种共同的东西；二是动物也可以有语言；三是人类的语言从动物的语言进化而来。

赫尔德还把人与动物共有的那种“语言”称为“自然的自发语言”，可见他是把语言的根源归于人的动物本性，即有感觉和依靠声音表达情感的天性。他认为语言的产生是一个自发的、自动的过程，而“悟性的这种活动是有意识的，它的初次表现就是词，而由于词的出现，人类语言就发明了”。

尽管赫尔德的结论来源于猜想，但现代科学家的实验却为他的观点提供了迟到的注脚，比如灵长目动物就能发出9种声音，而且这9种声音都跟生存有关，可见，灵长目动物在发音器官上已经初步具备了发出语音的条件，也许只是因为大脑的限制，或者因为懒惰不肯劳动，而最终与如同人类的系统语言失之交臂。

赫尔德似乎推开了关于语言起源的一面窗子，从此人类对于语言起源的视野就愈加豁然开朗。此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语言的认识也日渐深刻，劳动起源说成为最令人信服的解释。

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曾作过如下的论述：“在原始部落那里，每种劳动都有自己的歌，歌的拍子总是十分精确地适应这种劳动所特有的生产动作的节奏……在所有这些场合下，歌的节奏总是严格地由生产过程的节奏决定的。”恩格斯说：“首先是劳动，在劳动之后并和劳动一起的是语言，这两者乃是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推进下，猿的脑髓才逐渐变成虽然十分类似但是较大较完善的人类的脑髓。”“语言是在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解释。”

鲁迅先生在解释诗歌的起源时，有这样的论述：“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先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那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虽然鲁迅先生的直接目的是解释诗歌的形成，但他也间接说明了语言产生于劳动。

对于有史以来的语言，人类在这一点已经形成共识：人类先创造了口头语言，进而出现了书面语言，作为书面语言载体的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

但是，如前所述，包括语言学界和哲学界，人类对于语言还存在许多不同的理解：首先是对于语言的概念还缺乏统一的认识，往往是各家说各话；其次对于语言的产生还存在诸多的不同理解。与前者相对应的是：到底什么形态的符号系统才算是人类的语言，与后者相伴生的问题是动物有没有语言。而矛盾似乎可以聚焦到一点：态势语言到底算不算语言？

这一问题的出现，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对于语言概念的理解不同，概念的内涵不一致了，外延自然不同，就像投入水中的石块不同，漾起的涟漪自然有别一样。

我们知道，一个事物的成熟往往需要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语言也一定如此。我们对于态势语言持如下的态度：第一，态势语言客观存在，而且它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还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既然我们认为语言的根本特点是它的系统符号性，而态势语言在一定范围的人群中具有这样的性质，就应该承认它作为语言的本质。第三，不同类型的语言对应着不同形式的思维，我们承认动作性思维的存在，那么也就应该允许与之对应的态势语言的露面。

三、态势语言、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

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人类最早出现的语言到底是态势语言还是口头语言，今天没有任何证据。证据的留存与发现是需要许多条件的。人类的早期自然是生存第一，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条件和远见。如果做些大胆的揣测，也许二者的时间要差不多，因为早期的人类出现相互交流的需要，又是在那样一个手段相对贫乏的阶段，自然是有哪些手段都要派上用场。想一想蜜蜂在发现蜜源后的八字舞，想一想蚂蚁发现食物后的触须相触，大体可以推断人类早期的交流，态势和动作发挥过什么样的作用。何况，我们的表情、目光、手势和身姿又是如此丰富，哪怕是在口头和书面语言如此强势的今天，态势语言也和书面语言一起共同占据着视觉系统的“频道”，甚至在信息的获得上比书面语言更为直接。

虽然态势语言也零星地出现在动物身上，比如猴子的目光与表情，但在动物世界，它还远远没有系统化。态势语言必然是经历了一代代的发展演化，最后渐渐形成了人类所独有的符号系统。当然，生活在不同区域和不同环境中的人们均有自己独特的符号系统。于是，在美国表示满意的OK手势到了巴西却带有了不屑和污辱的意思。

同时，应该看到的是，态势语言虽然在生活交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更多是基于生物性的积淀而少了人性中性灵的基因，在表意与传情中也受到诸多的限制，它的作用更多地是由人的内心向外部世界的自然流露，一般没有经过思维的加工。可以说，态势语言是感觉阶段的语言，是语言的最初形态。

继而出现的语言形式是口头语言。口头语言简称口语。它的产生一方面是基于现实生活与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由于人的进化，尤其是直立行走解放了手，对于世界的丰富感知促进了大脑的进化，喉部也悄然地发生了变化。当有些事情单纯用手势等态势语言无法表达时，伴随喉部的耸动，来自呼吸器官的颤动而发出的声音逐渐固定下来，这些口头的声音形态又渐渐与一定的意义彼此对应，口头语言就逐渐完成了自己的定型。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怀特在《文化科学》一书里说：“全部人类的行为起源于符号的使用。正是语言符号才使我们的类人猿祖先转变为人，并成为人类。仅仅由于符号的使用，人类的全部文化才得以流传不绝。”哲学家笛卡尔则在《方法论》中这样表述：“人无论怎样愚鲁和笨拙，他总具有把不同词联系在一起的能力……另一方面，动物无论怎样完善，也总缺乏这种能力。”

语音形态的语言有着态势语言无法比拟的优势，在早期人类的狩猎等生产生活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声音随风而逝，人类文明的留存和记录还无从实现，文化与文明的承继还只是在人的生命机体自身缓慢地完成着。但总是有些重要的事情或者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着，而这些事情于人而言，又是不容忘记的。于是，结绳记事等方式便在生活中派上了用场，可是单一的绳结能够表达的记忆毕竟有限，于是随着手部精细动作的发展，绘画成了更为有效的方式。虽然，人人都有一双手，但不是每个人都是画家，画得像与不像就很成问题了，而画画似乎也来得太慢而且麻烦，因此就必然需要一种更为简洁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它还要与人充满节律的语音匹配，于是比图画更简易的文字后来就跃然纸上了。

四、语言丛林中的汉语世界

人类文明的历史灿若星河，从大约公元前3500年开始，世界上萌发了几个文明发祥地——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由于生活、生产环境的不同和种族类型的差异，几大文明一方面表现出同属于人类的共性，另一方面又各自充满了独特的个性。从历史看，其他几大文明虽然彼此之间都有过或长或短的相融历史，但都相继断裂，文明的种子淹没于历史的尘埃。只有古代中国文明繁衍于亚欧大陆的东部，绵延五千年，至今生生不息。

几大文明自然也都产生了语言，而且成为最重要的力量推进着人类智慧的进步。如今，人类还在使用的语言大约有5000种，不过这5000种语言中大多数语言使用的人数很少，其中使用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只有117种，使用人口在5000万以上的只有17种。

按照现代语言学的缔造者索绪尔的语言理论，所有的语言作为符号都包括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能指是能够被人们通过某种方式感知得到的外在形式，所指是符号形式所表示的意义或内容。能指和所指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能指和所指联系到一起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关系。而社会约定一旦形成，就不能随意改变。语言符号的能指是语音，而所指是语义，于是语言本质上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

整个20世纪系统论的思想影响至深，系统有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它必须由多个基本单位组成；二是这些基本单位之间必须相互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索绪尔认为任何人类的语言都按照聚合和组合关系构成层级分明、排列有序的人类语言总系统。人类语言总系统下的第一个层级是人类语言的基本类型。它要按照语言的基本单位——词的语音层面的结构形式进行划分。这样，人类的语言总系统可以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以汉语为代表的单音节、孤立型语言和以英语为代表的多音节、屈折型语言，它们处于现代人类语言根本对立的两极，而以日语为代表的粘着型语言则处于过渡地段。如果按照句子的结构给人类的语言分类，则可以分为四种类型，除了上述的三种类型外，还要加上北美某些印第安语为代表的编插型语言。

汉语在人类的语言丛林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它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当今世界使用汉语的人口超过11亿，以汉语为主要代表语言的汉藏语系是世界第二大语系；另一方面，汉语是人类三大基本语言类型之一——单音节、孤立型的代表，先与作为多音节、屈折型语言代表的梵语双峰对峙，后与其现代的语言代表英语齐头比肩。过去，曾有人认为单音节孤立型语言位于语言的初级阶段，是一种落后的语言。但是，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这一偏见正在不断地得到纠正。而且，从今天的实际地位和影响力看，汉语虽然还无法与英语并驾齐驱，但其潜力正随着国家的复兴而日益彰显。“国运强，则语言兴”，一种语言的世界影响和命运，经常是以这个国家的科技与文化进步程度为前提。

汉语是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活和创造结出的果实，是一代代华夏儿女智慧与心血的结晶。无论是从语言的产生角度，还是汉语具体的形态而言，她都是汉族人民生活的浓缩。可以这样说，正是华夏民族独特的山川、独特的生活方式以及奠基于其上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汉语的风格。

从语音、词汇和语法的三个角度分析语言，是语言认知的基本方法。以下我们也从这样三个方面简单介绍汉语的特点。

别有洞天的汉语之音

法国作家都德在他的著名小说《最后一课》中说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其实从纯客观的角度分析，汉语才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它轻灵时叮咚如泉，沉郁时坚定如岩，轻灵与深厚同在。是什么样的特点成就了汉语的音韵之美呢？

从语音上看，汉语有两个特点。

一是汉语是声调语言。在汉语的语音中，音高作用非常明显，它的高低、升降、曲直、长短的变化都起到了区别音节的作用。比如“妈”“麻”“马”“骂”四个音节声母都是［m］，四个韵母都是［a］，但是因为音高的不同而成为了四个音节。这种音高的变化还可以起到区别意义的作用。

语音学中，一般把音高分成五个高度，随着音高在一个音节中时间上表现出的高低升降的变化，我们就可以用五度标调法来表示音节的声调。依据这样的标准给普通话中的四百多个音节进行分类，则可以分出阴平、阳平、上（读降升调）声和去声四个调类，分别依次对应着高平调（55）、中升调（35）、降升调（214）和全降调（51）四种调值。四个声调大约各占了四分之一，同时还有轻声，这样就实现了汉语的抑扬顿挫、强弱相生。

汉语的每个音节都有声调，但在表达的语流中，由于邻近音节声调的相互影响，又会产生变调的现象，这样的动静情态下的姿态不一，变化婀娜，终于成就了汉语语音的灵动之美。

以下我们简单介绍上声变调和“一、不”的变调的规律。

上声变调的基本情形是：在双音节词语中，上声前面的非上声要变成半上（调值是21），如“北京”，上声前面的上声要读成阳平（调值是34或者35），如“展览”；在三音节词语中，则要先区分词语的单双格和双单格，双单格的三个音节调值分别为35+35+214，如“展览馆”，单双格的词语三个音节的调值则分别为21+35+214，如“纸老虎”。“一、不”的变调则可以大体分为四种情况：（1）单念或者在词尾时，读原调：“一”读阴平，如“唯一”，“不”读去声，如“不行”；（2）后接去声，二者均变为阳平，如“一定”和“不对”；（3）后接非去声，二者均要变为去声，如“一言为定”和“不约而同”；（4）二者夹在中间读轻声，如“走一走”和“好不好”。

二是汉语音节分明，构造方法简易并且规律性强。

汉语以音节作为基本的表意单位，每个音节都有一定的意义，音节又进一步或单独成词或组合成词。按照传统的音节分析法，汉语的音节除了声调外，分为声母和韵母两部分。声母是汉语音节开头的辅音，韵母是指汉语音节声母后面以元音开始的部分。例如“天”（tiān，［t'iān55］），其中的t［t'］是声母，ian［iān］是韵母。此外，汉语中还有少数音节是以元音开头的，比如“爱”（ài，［ai51］，我们假设它有一个声母而取数学中“零”的概念，称呼它为“零声母”，这个由零声母开头的音节就叫零声母音节。因此，任何一个汉语音节都可以分为声母、韵母和声调三部分。汉语音节中，情况相对复杂的是韵母，韵母按照构成可以分为单韵母、复韵母和鼻韵母。单韵母是由单个元音构成的韵母，复韵母是由两个或者三个元音构成的韵母，鼻韵母是由元音和两个鼻辅音［n］或［ng］构成的韵母。按照韵母中最响亮的元音出现的位置，则可以把一个韵母再分为韵头（又称为介母，因为介于声母和后面的韵母的主要成分之间）、韵腹、韵尾三部分。其中，发音最响亮的成分称为韵腹，韵腹前面的元音称为韵头，韵腹后面的元音或辅音称为韵尾。比如在uan中，u为韵头，a为韵腹，-n为韵尾。当然，一个韵母可以没有韵头，比如an，也可以没有韵尾ua，还可以既没有韵头，又没有韵尾，比如a，但离开了韵腹，韵母是根本不能存在的。

浩如烟海的词汇世界

词语是客观事物的对应物，这话大体不错，但是如果说“有多少事物，就会有多少词语”，却大错特错了，不仅一物多名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词语还要表现事物之间的关系。所以，千姿百态和千变万化的事物就需要成千上万的词语来反映了。可是，汉语世界到底有多少词语，却根本无从计算，实在可以用浩如烟海来形容。

汉语词汇的特点首先是多。

构成汉语词语的细胞是词素，词素又称为语素。词是由词素构成的，而词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的构词定型单位。词素按照在词语的作用又可以分为词根和词缀。词根是表示基本意义的语素，词缀是词语结构中的附加成分，往往没有具体的实义，只起到构词的作用，按照位置又可分为前缀、后缀和中缀，比如“阿婆”“桌子”就分别含有前缀、后缀。中缀在汉语中是否存在尚有争议。

汉语中的词语按照构成可以分为单纯词、合成词和复合词。由一个语素构成的词称为单纯词，这主要是从表意的角度而言。因此，单音节词都是单纯词，但一个单纯词并不一定就是单音节词，现代汉语中的单纯词除了单音节词外，还有连绵词、口语词和译音词。

连绵词是从古代汉语中流传下来，单个音节没有意义的双音节词。大多数连绵词的两个音节之间有双声、叠韵或叠音等关系。比如两个音节的声母相同的双声词：伶俐、忐忑、参差；两个音节韵母相同的叠韵词：逍遥、叮咛、玫瑰；两个音节读音相同的叠音词：猩猩、娓娓、潺潺。连绵词因为音节读音优美，还同时具有修辞上的作用。

合成词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语素构成的词。从构造上看，合成词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重叠词，由相同的语素重叠构成，比如：爸爸、妈妈、偏偏、刚刚、渐渐、形形色色、花花绿绿（与连绵词的不同是合成词的单个音节单独出现也可以表达意义）。

另外一类是派生词。派生词是指由词根和词缀组合而成的词。比如，前缀+词根构成的：阿姨、老师；词根+后缀构成的：胖子、石头。

复合词是指由词根和词根组合而成的词。主要有以下六种类型：

（1）联合式：两个意义相近、相关或相反的语素并列组合而成。如：思想、美丽、骨肉、质量。

（2）偏正式：前一个词根修饰、限制后一个词根，整个词义以后一个词根为主，前一个起修饰或限制的作用。如：火车、黑板、朗读、雪白。

（3）述宾式：前后词根之间的关系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前一语素表示动作、行为，后一语素表示动作、行为支配的对象。如：动员、顶针、知己、过瘾。

（4）述补式：后面一个词根作为一种结果状态补充说明前面一个动词性词根。如：扩大、揭露、说服、提高。

（5）主谓式：前后词根是陈述和被陈述的关系。如：雪崩、口红、年轻、霜降。

（6）量补式：后面一个词根作为计量单位补充说明前面一个名词性词根。这类构造的复合词都是名词，不能受数量词的修饰。如：书本、人口、花朵、米粒。

此外，汉语中的词汇除了词，还有许多“语”。“语”是由两个以上的词构成，但意义比较凝固，又经常作为一个整体单位使用的固定词组或熟语性语言片断。常见的“语”有专有名词、惯用语、谚语、成语、歇后语等，由于篇幅关系，不再赘述。

丰富而充分的汉语词汇为语言表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从词汇使用的频率上看，汉语词汇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占优势。根据对使用频率最高的现代汉语8000个常用词语的统计，其中双音节词语占71%，单音节词占26%，多音节词只占3%；如果从日常口语的词语使用频率看，单音节词语的使用频率为61%，双音节词语的使用频率为37%，多音节词语仅为2%。目前看，双音节词语还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简易灵活的语法规则

语法是组合造句的基本规则。它经常表现为直觉性的知识和约定的习惯，所以一个人的语法能力不一定从语法学习中获得，而是更多地来源于言语表达的实践。

与其他语言相比，汉语语法的最大特点就是尚简。《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汉民族善于从简易入手，驾驭各种复杂的事物，这样的民族心理特征在语言上表现得也十分充分。因为规则简洁，所以也就灵活而富于变化。具体而言，汉语语法的最重要特点是没有词形的变化，一是词类本身缺乏形态标志；二是名词、动词等进入句子也没有形态变化。

由于尚简，汉语的基本语言单位——词语就获得了足够的灵活性和弹性。所谓弹性，“是指词语分合伸缩的不确定性。这种分合伸缩既是出于语言节奏修辞协调性的要求，又是因为汉语是一种单音节占优势的语言，在复杂化的要求下，语词的‘块然’状与可拼合性自然就为分合伸缩提供了可能。于是单复相合，短长相配，于整齐中含铿锵，于参差中见自然，文辞便‘掷地作金石声’了”。这样的简易的块然组合还为虚词的运用提供了足够的气韵空间，于是一唱三叹、摇曳多姿的汉语为诗意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甚至无穷的手段。

因为尚简而缺少词形的变化，又进而产生了一系列的独有特点：如语序是汉语表达的重要的语法手段，如词类与句法成分的关系错综复杂等。

思考题

1.语言是如何产生的？它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2.汉语的特点是什么？试从语音、词汇和语法的角度简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