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种的豆子，如果把已经种好了的一行一行地加起来，总有七英里长了吧。它们亟待锄草松土，虽然最后一批还没播种下去，但最早种下去的一批已经长得很不错了；豆苗是容不得拖延的。这一桩赫拉克勒斯的小小劳役，我干得这样卖力，这样有自己的尊严，到底意义何在呢，我还不知道。我终于爱上了我的一行行豆田，也爱我的豆子，虽然它们的数量已经大大超出了我的需要。它们使我和我的土地亲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我得到了地神之子安泰所拥有的力量。可是我为什么非要种豆呢？只有天晓得了。整个夏天，我都在干这一桩奇妙的劳动——整理大地的这一块表皮，这块地以前只长委陵菜、狗尾草和黑莓，以及甜蜜的野果子和好看的花朵，而现在却让这块地里生长起豆子来了。我从豆子那儿能懂得什么，豆子又能从我身上懂得点什么呢？我爱护它们，我为它们松土、锄草，从早到晚照看着它们，这就是我一天的工作。宽阔的豆苗叶子真好看。我的得力助手是滋润这干燥土地的露水和雨滴，以及泥土本身所含有的肥料，虽说这块地的大部分是贫瘠和枯竭的。我的敌人则是害虫、寒冷的天气，尤其土拨鼠。土拨鼠吃光了四分之一英亩地的豆苗，另一方面，我又有什么权利拔除狗尾草之类的植物，毁坏它们这片自古以来的百草园呢？不过，剩下的豆子很快就会长得十分茁壮，不怕野草，而且可以前进去对付一些新的敌人了。
我记得很清楚，我四岁的时候，从波士顿被带到我这个家乡来，就曾经途经这片森林和这块土地，还到过湖畔。这是铭刻在我记忆中最早的情景之一。今夜，我的笛声又唤起了这同一片湖水的回想。松树依然站在那里，比我年长；或者，有的松树已被砍伐了，我用它们的根来煮饭，新的松树则在四周生长，给新一代人的眼睛以新的景象。就在这片牧场上，几乎是同样的狗尾草从多年生的老根上又长出来了，我甚至给我童年时梦境中奇妙的风景添上了一袭新衣，要想知道我重返这里之后所发生的影响，那就请看这些豆苗的叶子、玉米叶子以及土豆的藤蔓。我大约种了两英亩半的坡地。这片地大约是十五年前才开垦出来的，我自己挖出了两三“考得”的树根，我没有施肥；夏天，我锄地翻土时还挖出一些箭头来，看来在白人来开垦之前，就有一个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民族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还种过玉米和豆子，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把地力耗尽了。
在还没有任何土拨鼠或松鼠窜过大路或在太阳升上矮橡树林之前，这时一切都披着露珠，我就开始拔豆田里那些横生的杂草，并且把泥土盖到它们上面——我奉劝你们尽可能趁有露水时做一切工作，虽然有些农民不同意我这样做，一大清早，我便打着赤脚劳动，像一个造型艺术家，轻踏着露水浸湿的粉碎的沙土，稍迟一点，日上中天，太阳就要晒得我的脚上起泡。太阳照射着我锄豆，我慢慢地在那黄沙的坡地上，在那长达十五杆的一行行的绿叶之间来回走动，它一端延伸到一片矮橡树林，我常常在它的树荫下休息；另一端延伸到一块黑莓田边，我每走一个来回，总能看到那里的青色浆果颜色又加深了一层。我除去杂草，又在豆茎四周培上一些新土，以协助我所种植的这一种作物的滋长，让这片黄土不是以苦艾、芦管、狗尾草，而是以豆叶与豆花来表达它夏日的思想——这就是我每天的工作。因为我没有牛马、雇工或小孩的帮助，也没有获得经过改良的农具，所以我的工作进展得特别慢，我也因此跟我的豆子更加亲密。用手工作，即使到了做苦工的程度，总不能算作虚度光阴的一种最差劲的形式吧。这中间便有一个永恒的、不可磨灭的真理，对于学者来说，它是带有某种古典哲学的意味。在那些向西经过林肯和韦兰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的旅行家看来，我就成了一个agricola laboriosus（辛苦的农夫）了；他们自在悠闲地坐在双轮轻便马车上，手肘放在膝盖上，缰绳松散地垂挂成花彩装饰；我却是不出远门的辛劳耕作的农夫。可是，我的屋子和田地很快就落在他们的视线和思绪之外了。因为大路两侧很长一段路上，只有我这块土地是耕作了的，自然会引起他们特别的注意；有时候在这块地里工作的我，还听到他们的批评。那原本是不打算让我听见的，“豆子种得这样晚！豌豆也种这么晚！”——因为别人已经开始除草松土了，我却还在播种——我这不专业的农夫却从没想到过这些。“这些作物，我的孩子，只能给家畜吃的；给家畜做饲料的玉米！”“他住在这里吗？”那穿灰色上衣戴黑色帽子的人问道；于是那口音严厉的农夫勒住他那匹感激的老马询问我在这里干什么、犁沟中怎么没有施肥，他还建议我，应该撒些细碎的垃圾，或者任何其他废料都可以，又或者是灰烬，或者灰泥。可是，这里只有两英亩半耕地，只有一把代替马的锄头，或者说是用两只手拖的马车——我不喜欢马车和马，而细碎的垃圾也只有很远的地方才有。驾着车轮辚辚作响的马车经过的那些旅行者大声地把我这块地同他们一路上所看见的做比较，这就使我清楚了我在农业世界中所占的地位。这一块田地是没有列入柯尔门先生的农业调查报告中的。顺便说一下，大自然在更荒凉的、未经人们改进的土地上所生产的农作物，谁又会去估算它们的价值呢？英格兰干草的收成给小心地称过，还测算了它们的湿度和所含的硅酸盐、碳酸钾；但是在一切的山谷、林地、洼地、牧场和沼泽地都生长着丰富多样的谷物，只是人们没有去收割罢了。至于我的这块地，正好是介乎荒凉的土地和开垦的土地两者之间；正如有些国家是文明国家，有些是半文明国家，还有一些则是野蛮的、未开化的，我的田地可以称为半开化的田地，虽然这并没有坏的意义。我培育的那些豆子很快乐地回到了它们野生的原始状态，而我的锄头则给它们唱起了牧歌。
就在附近，一棵白桦树的树梢上，有一只棕色的嘲鸫——有人管它叫红画眉鸟——唱了一整个早晨的歌，它很愿意跟你做伴。如果你的田地不在这里，它就会飞到另一个农夫的田地里去。当你播种的时候，它就唱起来，“撒，撒，撒下去——盖，盖，盖起来——播，播，播起来。”不过我这里种的不是玉米，也就不会有像它那样的天敌来吃庄稼。你也许会觉得奇怪：它唠唠叨叨，像用一根琴弦或二十根琴弦进行的业余帕格尼式的演奏跟你的播种又有什么关系。可是你却宁愿听歌而不去准备过滤的灰烬或灰泥了。可能它的歌唱正是我最信赖的、最便宜的一种上等肥料。
当我用锄头在一行行豆苗周围翻出新土时，我也把史籍上没有记载的古代民族的历史遗存翻起来了，这个民族曾经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那些作战狩猎用的小工具也就暴露在现代的阳光下。它们和另外一些天然石块混杂在一起，其中一些石块还留着印第安人用火烧过的痕迹，有些则被太阳晒过，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陶器和玻璃，这应当是近代的耕种者带到这里来的。当我的锄头碰到石头发出叮当的声音，音乐之声回响在树林里、天空中，我的劳役有了这样的伴奏，立刻就生产出了无法计算的收获。我所锄的不是豆子，也不是我在锄豆子；当下我就怜悯又自豪地记起了——如果我确实还会记起来的话——那些我认识的特地去到城里听清唱剧的人。而在这阳光充足的下午（我有时整天整天地工作），夜鹰在我头顶的上空高高地盘旋，它好像我眼睛里的一粒微尘，或者说它是落在天空的眼睛里的一粒微尘。这夜鹰不时俯冲下降，大叫着，天空好像给这叫声划破了，最后似乎给这叫声撕裂成破布条一样，但最后，苍穹依然是天衣无缝。空中飞着不少小小的精灵，它们把蛋产在沙地上或者山顶的岩石上，很少有人发现这些蛋；它们美丽又细长，像湖水卷起的涟漪，又像给风卷起的树叶在空中轻轻飘动——在大自然里存在着许多这样亲切的关系。苍鹰是波浪的空中兄弟，它在波浪之上飞行俯瞰，在空中鼓动完美的鹰翅，像在回应海洋那没有羽毛的强大翅膀。有时我注视着一对鹞鹰在高空中盘旋，一上一下，一近一远，好像它们是我自己的思绪。或者我给一群野鸽吸引了，看它们从这一片树林飞到那一片树林，带着轻微的振动翅翼的声音急切地飞过；有时我的锄头从烂树桩下挖出一条懒洋洋的、奇怪又丑陋的、长满斑点的蝾螈，它仿佛还带着埃及和尼罗河的残迹，却又来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当我停下来，靠着我的锄头休息，我站在犁沟中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听到看到这些声音和景象，这是乡间生活所提供的无穷乐趣之一。
在节庆的日子，城里放了礼炮，回声传到森林中听来很像气枪，有时还飘来几声军乐。我远在城外的豆田之中，对我来说，大炮的声音好像菌类在爆裂；如果有军队出动，而我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就整天恍恍惚惚地感到地平线似乎在发痒发麻，好像快要出疹子了，也许是猩红热，也许是马蹄疫，直到最后一阵好风疾疾地吹过田野，吹上韦兰公路，带给了我训练者的消息。远方传来嗡嗡之声，好像谁家养的蜜蜂飞出窝，因此邻居们按照维吉尔的办法，轻轻敲击声音最响的锅壶之类，来呼唤蜜蜂们回到蜂房去。等到那声音没有了，嗡嗡之声也便停止了，最遂人意的微风也不讲故事了，我就知道人们已经把最后一只工蜂也安然引回了米德尔塞克斯的蜂房，现在他们正在用心考虑那涂满蜂房的蜂蜜。
获知马萨诸塞州和我们的祖国的自由是这样安全，我感到自豪。当我重新致力于耕种的时候，我心头就充满了难以言说的自信，对未来满怀希望，平静而愉快地继续我的劳动。
要是有几个乐队在演奏，整个村子就好像变成一只大风箱了，一切建筑物就在喧嚣之中一会儿扩张，一会儿压缩。但有时传到林中来的是真正崇高而振奋人心的旋律，喇叭高唱着荣誉，我觉得自己可以痛痛快快地用刀去杀一个墨西哥人——我们为什么常要容忍一些琐事呢？于是我在四周寻找土拨鼠和臭鼬，来施展我的骑士精神。这些军乐的旋律像巴勒斯坦一样遥远，使我想起十字军在地平线上行进，而垂在村子上空的榆树树梢则在微微摇曳和颤动。这是伟大岁月的一天啊，虽然我从林中空地仰望天空，天空还是那个每天都一样的永恒的苍穹，我看不出有何不同。
由于种豆，我就总是和豆子打交道，久而久之，我获得了不少专门的经验，关于种植、锄地、收割、打场、挑拣乃至出售——最后这件事尤其困难，我还得再加上吃，因为我的确吃了豆子，品尝了豆子的味道。
我下定决心要了解豆子。在它们生长的时节，我常常从早晨五点锄到正午，其余时间则通常用来对付别的事情。想想看，一个人跟各种杂草还可以交往到很亲热又很奇异的程度——这些说起来是很重复、劳累的，锄地的时候这些杂草也让人够劳累的了。毫不留情地把一种草盘根错节的组织全部捣毁，而且锄头还要仔细地区别它们，把一种草捣毁，又把另一种草来培养。这是罗马苦艾——那是苋草——那是酢浆草——那是芦苇草——揪住它，拔起来，把它的根翻起来，让太阳暴晒，别让它在阴凉之处留下哪怕一根纤维阴影，要不然，它就从另一侧长出新芽，不过两天时间，它们就会又长得像韭菜一样郁郁葱葱。这是一场长期战争，不是与鹤作战，而是与杂草作战，与这一群有太阳和雨露帮忙的特洛伊人作战。豆子每天都看到我带着锄头来援助，把它们的敌人歼灭，战壕里填满了杂草的尸体。杂草中有好些盔饰飘扬、强壮结实的英雄赫克托耳，比它们成群的同伴要高出一英尺的，也都在我的武器之下倒毙，滚落于尘埃之中。
在这炎热的夏季，与我同年龄的人有的在波士顿或罗马，沉迷于美术，有的在印度静心思索，还有的在伦敦或纽约做生意，我却跟新英格兰的其他农夫们一样，献身于农事。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吃上豆子，我生性是个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他们认为豆类不够纯净而不吃豆类），就豆子来说，不管它是为了吃，还是为了换取选票，我用它换取大米。也许，就算只是为了给将来的寓言家创造一个比喻或是反讽，也总得有人在地里劳动。而且总的来说，这是一种少有的娱乐，然而如果持续得太久了，这也会是虚度光阴。虽然我没有给它们施肥，也没有给它们全部都锄一遍草、松一遍土，但我常常尽我的能力做到最好，结果还是有了较好的收获。“这是千真万确的，”正像伊夫林所说过的，“任何混合肥料或粪肥都比不上不断地挥舞锄头、用铲子翻土。”“土壤，”他还在另一个地方写道，“特别是新鲜的土壤，其中含有很强的磁力，可以吸引盐、力量或者美德（这二者随便你选用）来强化土地的生命，土地也是劳动的对象，我们在土地上的所有活动养活了我们，一切粪肥和其他恶臭的东西只不过是这方面改进的代用品而已。”况且，这块地只是一片“地力耗尽、被弃置的休耕地”，也许像狄格贝爵士想过的那样，已经从空气中吸取了“有生的力量”。到最后，我收获了十二蒲式耳的豆子。
为了更严谨起见，也因为柯尔门先生的调查报告所写的主要是有身份的农夫所做的不计成本的试验，曾有人对此表示不满，现在，我就将我的收入和支出罗列如下：
一把锄 0.54美元
耕、耙、犁 7.50美元（太多了）
豆种 3.125美元
土豆种 1.33美元
豌豆种 0.40美元
萝卜种 0.06美元
篱笆白线 0.02美元
耕马及三小时的雇工 1.00美元
收获时用的马和车 0.75美元
共计 14.725美元
我的收入（patremfamilias vendacem, non emacem esse oportet），来自：
卖出9蒲式耳l2夸脱豆子 16.94美元
5蒲式耳大土豆 2.50美元
9蒲式耳小土豆 2.25美元
草 1.00美元
茎 0.75美元
共计 23.44美元
盈余（正如我在别处提到过）8.715美元
这就是我得到的种豆经验：大约在六月一日，种下那种小小的白色的豆种，垄长三英尺，垄宽十八英寸，所挑选的应当是那新鲜的、圆的、没有掺杂的种子。首先要注意害虫，并在没有出苗的位置上重新补种。接着要提防土拨鼠，如果栽种的那片田地没有遮拦它们的东西，它们会把刚刚生长出来的嫩叶子一口气啃个精光；还有，在嫩卷须延展生长出来之后，土拨鼠就已注意到了，它们会像松鼠一样直坐着，把豆芽和初生的豆荚全都啃掉。尤其重要的是，如果你想避免霜冻，并且能让豆子更容易卖掉，那你就尽可能要早点收获。
我还获得了以下更丰富的经验：我嘱咐自己，下一个夏天，我不用花那么多的人工来种豆子和玉米了，我将选择这样一些种子，比如诚实、真理、朴素、信心、单纯等，如果这些种子还没有绝迹的话。我要看看这些种子能否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能否花较少劳力和肥料，就能维持我的生活，因为，地力一定还没有贫瘠到不能种这些东西。唉！我对自己说过这些话，但是现在，又一个夏季过去了，而且一个又一个夏季也都过去了，我不得不告诉你们，读者啊，我所种下的种子，如果确实是这些美德的种子，那它们就都给虫子吃掉了，或者是已失去了生命的活性，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长出苗来呢。人们的勇敢或怯懦通常都来自他们的祖先。这一代人每一年所种的玉米和豆子，一定和印第安人在几个世纪之前所教给最初到来的移民做的完全一样，仿佛命该如此，难以改变。几天前我还看见过一个老头子，令我惊奇的是，他用一把锄头挖一个又一个洞，至少挖了七十个，但他却不是为了自己躺进里面。为什么新英格兰人不应该尝试尝试新的事业，不过分地看重他的玉米，他的土豆、草料和他的果园，而是种植一些别的东西呢？为什么偏要这样关心豆种而一点也不关心人类新的一代呢？我前面说到的那些美德，我们认为它们高于其他产物，如果我们遇到一个人，看到他具有我说到过的那些美德，那些早已消失的美德已经在他身上扎根生长，那时我们的确会感到满足和高兴。一种微妙的、不可言喻的美德，例如真理或正义，虽然量极少甚至还是一个新的品种，但它还是沿着大路来了。我们的大使应该接到一些指示，去选择这些品种，寄回国内来，然后再由我们的国会把它们分发到全国各地去种植。我们不应该客客气气地对待真诚。如果有价值的事物和友情的精华已为我们所有，我们就绝对不应该再用卑鄙的态度来互相欺骗、互相侮辱、互相排斥。因此，我们碰面时不应该匆匆忙忙。大多数人我根本没有见过面，因为他们似乎都没有时间，他们都忙于他们的豆子的事情。我们不要跟这样的人来往，他们老是没空，即使在工作间歇时也倚身在锄头或铲子上，仿佛倚身在手杖上，不像一只香菌，而是有一部分是从土地中长出来的，不只是笔直的，像燕子停落下来，在大地上行走——
他说话时，一对翅膀不时张开，
像要飞，却又垂下了。
这样，我们以为我们似乎是在跟一个天使谈话。面包可能并不总是滋养我们，却总对我们有益，能把我们关节中的固执消除，使我们柔软而活泼，甚至在我们不知道患了疑难病症的时候，也使我们从大自然及人间都认识到宽宏大量的好处，享受到任何单纯而强烈的欢乐。
古代的诗歌和神话至少启示我们：农事曾经是一种神圣的艺术，但我们追求目标时带着急迫和不真诚的态度，我们的目标只是大农场和大丰收而已。我们没有节日，没有游行，也没有典礼，连耕牛大会及感恩节也不例外，农民本来是用这种形式来表示他这职业的神圣意义，或者是用来追溯农事的神圣起源。现在则是酬金和一顿盛宴在给他们动力。现在，他的奉献不是献给谷物女神刻瑞斯，也不是献给主神朱庇特，而是献给普路托斯这位财神爷。由于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摆脱掉贪婪、自私和一个卑辱的习惯，把土地看作财产或者获得财产的主要手段，这样，风景给破坏了，农事跟我们一样变得卑贱，而农民也过着卑贱的生活。他所了解的大自然，如同一个强盗所了解的那样。加图说，农业的利益是特别虔诚而公正的（maximeque pius quaestus），根据瓦罗所说，“古罗马人把土地母亲和谷物女神刻瑞斯取同一个名字，他们认为耕作土地的人过的是一种虔诚而有益的生活，只有他们才是农神萨图恩王的遗民”。
我们常常忘记，太阳照在我们耕作过的田地上，也照在草原和森林上，这两者是没多少区别的。它们全都一样是反射并吸收了太阳的光线，前者只是太阳每天普照的美景中的一小部分。在太阳看来，大地的每一处都给耕作得像一片花园。因此，我们受益于太阳的光和热，同时也接受了它相应的信任与大度。即使我看重这些豆种子，而且在秋天有了收获，那又怎么样呢？我长久地观察这片广阔的田地，广阔的田地却并不把我当作主要的耕种者，而是把我抛到一边，去追寻那些能给它洒水，使它变绿的更亲切的影响力。这些豆子结出的成果并不由我来收获。它们中有一部分难道不是为土拨鼠生长的吗？麦穗（拉丁文spica，古文作speca，源自spe，意思是“希望”）不应当是农夫们唯一的希望；它的颗粒或者说谷物（granum，源自gerendo，意思是“生产”）也并非它的产出的全部。那么，我们怎么会歉收呢？我们难道不应该为杂草的茂盛而高兴吗？因为这些杂草的种子是鸟雀们的口粮？这样来说，大地的产出是否堆满了农夫们的仓库就是小事一桩了。真正的农夫应当不担忧收成，就像那些松鼠根本不关心今年的树林会不会生产出栗子；真正的农夫整天劳动，并不要求土地的产出是否属于他，在他的心里，他不仅奉献出了他的第一个果实，而且还奉献出了他的最后一个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