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前面出现了一家Shake Shack汉堡店。我虽然是个每次看镜子都会叹气的三十多岁的上班族，但还是下定决心准备总有一天要去一趟。

某天下班，我从公司出来后总觉得尾椎痒痒的，实在不想去健身房（虽然大部分的日子都是这样），于是我意识到就是今天，这天终于到来了。

我没有回家，而是向着Shake Shack汉堡店的方向前进。

市区的Shake Shack汉堡店（想当然是）人满为患。我点了基础的Shack汉堡、芝士薯条和奶昔，汉堡肉的熟度则是一分熟。收款机上面的价钱显示接近两万韩元（Shake Shack汉堡的其中一个特色就是没有套餐）。疯了吧，这是多少钱啊？虽然这么想，我却没马上取消。既然一整天工作了十三个小时，这点食物应该没关系吧？我这么想着，最后还是递出了信用卡。店里没有空位，我只好去占室外露台的位子。今天跟其他天一样，悬浮微粒浓度很高。

十分钟后，我拿到半生不熟的汉堡。虽然好像比我知道的Shake Shack汉堡要更小一点，但我想似乎也没什么办法，就走到放着我的包的位子坐下。我用两只手郑重地拿起昂贵的“汉堡大人”，咬了一口以这个价格来看多少有点寒酸的汉堡，嘴巴里顿时充满美国产肉饼的味道。肉食者的福气。我莫名想流眼泪。

我在二〇一九年的某天，一边细嚼着两万韩元的汉堡，一边决定冥想一下，为了吃这个浸透着肉汁的汉堡，我过去到底过了什么样的生活，经历过哪些事情。

二〇〇七年，我二十岁时，在钟路区明伦洞的半地下房间中，开始了大学新生的生活。当时父亲冲动进行了高风险的投资，导致家道中落。我没有余裕支付保证金，于是我负担得起的居住空间就只有一个月三十五万韩元，连吃饭也可以一起解决的半地下寄宿房。我对刚开始的大学生活并不满意，在同龄人间的社交生活也很不顺利。我常跟一些没什么交情的人熬夜喝酒导致经常缺课，却没办法跟任何人交心，甚至经常发生烂醉如泥昏睡时，听到蟑螂爬过的声音而醒来之类的事情。

独居生活不过两个月，我就明白了一件跟父母住时不知道的事实。

人类只是呼吸也在花钱。

父母从不宽裕的生活中挤出二十万韩元作为我的零用钱，一个月汇来一次，但这对于在首尔过大学生活的我来说完全不够。结果我很快就把从十几岁开始存的压岁钱和零用钱都花光了。然后开始（跟所有其他朋友一样）在兼职招聘网站上找适合的工作。当时时薪三千四百八十韩元的工作比比皆是，时薪五千韩元的兼职格外吸引人。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点开该招聘信息。

用人单位上传的招聘公告中写着，征求在五星级饭店负责早餐服务和客房服务的人。工作时间是从早上六点到下午三点。如果好好规划时间表，我还可以听下午的课，周末也可以休息或当家教，或是跟朋友喝酒去玩似乎也很不错。“是啊，我找到最适合我的工作了。”然而过了不久，我才发现一切都是错觉。

那是我在汝矣岛附近一家饭店的第一个上工日。我从大厅进入餐厅的入口，原本守着柜台、穿着正装的职员认出了我。

“兼职的？”

“是的。”

他生气地质问我怎么可以从客人的入口进来，并说工作人员一定要从停车场方向的工作人员通道过来。他把某个大概是他后辈之类的人叫来，那个职员急忙带我去地下。不同于重新改造后辉煌灿烂、布满大理石的外观，跟地下停车场连接的工作人员通道，依旧是数十年前的老旧模样。

我顺着工作人员通道出来，看到放有数台客房服务推车的空间，再过去则是放满巨大架子的食品仓库。这里所有的地方都很旧。像门又像墙壁之类的地方有小小的洞，我问前辈那是什么，结果他说是老鼠经过的洞穴。老鼠经常在面粉仓库出没。看起来废话很多的直属前辈（正职）是个大我八岁的男性，听说是从澳洲的酒店学校出来的。他也没问我的名字，直接给我写着“见习”二字的姓名牌，并教导我简单的规则和必须熟悉的用语。

“兼职生，你去外国人房间做客房服务的时候，只要记住两个短语就可以了。‘Thank you’‘Room Service’。”

他说进去和出来的时候，只要像鹦鹉一样重复那些话就可以了。我虽然（因为观看美剧多年）会简单的日常英语会话，却没有特别讲出来。因为感觉我的英语好不好、有没有读大学、住在哪里之类的，对他们来说一点也不重要。我至少看得出，装作什么都不会对社会生活是比较有利的。

从当时我住的明伦洞到汝矣岛坐公交车需要五十分钟。我每天在凌晨四点五十分起床，坐大约五点零七分的第一班车到饭店。尽管时间很早，有的时候还是没有位子。我很惊讶地意识到，在凌晨五点就有这么多人去上班。我经常在更衣室里换制服换到一半哭出来。那个时期，我觉得低亮度的照明和温暖的空气特别适合哭泣。

由于饭店位于汝矣岛附近，经常有演艺界的人会来这里用餐。我在大理石柱前面拿着水瓶，像家具一样戳着，一边工作，一边以听制作人跟记者们聊天为乐。一位有名的主播也是其中一名常客，他的声音大到在厨房都听得清清楚楚，让人印象深刻。跟在电视上看到的不同，他们说话没什么格调，也经常骂脏话。不过后来我也见怪不怪了。

早餐时间结束后，我到客房区四处转转，收拾客房服务的碗盘。我推的（给客人看的）清扫用车不是新式的电子车，而是老旧的木车。我推着填满二十多个碗盘的车，深感腰酸背痛。装在托盘里的食物全部是高价品，但回收碗盘的时候看起来就像完美的垃圾。我抓着推车的木把手，不自觉就会被木刺扎到，而放在更衣室储物柜的针正适合用来挑卡在手里的刺。

“Thank you. Room Sevice.”

就像平常一样，我拿着装有美式早点套餐的托盘喊出两个短语。很快就有一位介于青年和中年的白人男子穿着浴袍出来。他用清楚的美式口音的英语问我：

“Thanks. What's your name（谢谢。怎么称呼你）？”

“I am Young（我是映）.”

“Haha. Hi, Young. You look so young（哈哈，映，你看起来很年轻）.”(1)

“Cause I am Young（因为我是映）.”(2)

“Oh! Your English is so good（哇！你的英语真好）.”

那不然呢？他觉得韩国人普遍英语很差，所以问我怎么会说英语，我因为没什么话想说，就简短地回道因为受过教育。在那之后，他还一直跟我搭话，我用不怎么样的英语回了他几句。他点的是十八美元的美式早餐，给了我一张五十美元的纸钞，并让我把多找的钱拿走。他对低头道谢的我说：“Always be young（永葆年轻）．”

那是运气很好的一天。我将相当于日薪的三十二美元揣在口袋里，走在回家的路上。太阳浮在半空中。我在寄宿房洗澡时看到我那明显比实际年龄老成的脸庞。在半地下室暗淡的浴室照明下，我看起来也比同龄人疲累。下水道口缠绕着不知道是谁的毛发。

这瞬间我突然好想去美国。

前往可以花掉这三十二美元的地方吧！我这么想着并下定决心后，突然想起大学考试失败后逃到美国去留学的朋友，以及说要去美国传教的牧师表哥。当时美元兑韩元的汇率是1:930。我提交了休学申请，那时我正好因为第一学期的成绩太差被学校警告。我用在饭店工作六个月存的钱，瞒着妈妈拿走注册费，搭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我决定寄人篱下，住进（逃去留学的）朋友在纽约的住所。我在纽约度过了圣诞节。我穿越人潮，看到了洛克菲勒中心前的圣诞树。玩了一整夜后，我在麦迪逊广场花园斥巨资买了超过十美元的Shake Shack汉堡来吃。虽然这相当于我两天的生活费，但我把它合理化为送给自己的圣诞礼物。汉堡肉饼的肉汁滴答流下，我一边擦嘴一边吃着汉堡。

这是之前我从没体验过的令人着迷不已的味道。我下定决心，每当我的人生发生好事时，都要买Shake Shack汉堡来吃。

当然根本没什么好事发生。

那时华尔街爆发次贷危机，跟我一样住在出租屋、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哥哥说，这个世界就要变得乱七八糟了。会这样吗？我想，结果确实如此。汇率暴涨，我带去的钱全部贬值了。我那用五千韩元的时薪和零零碎碎的小费存起来的一点积蓄，当然不可能撑得久啊，我想。

我回到了韩国，也可以说有一半是出于自己的意志。我考了托业考试后申请了美国陆军附编韩军，但是在抽签中落选了。人们聚集在光化门，货柜被设置在那里挡住人潮(3)。回到韩国的我回归了大学生身份，变得对任何事情都无法产生积极正面的情绪。只要想到“劳动”或“最低时薪”之类的词语，我就常常会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

在全国传唱Brown Eyed Girls(4)的Abracadabra时，我去当兵了。

我退伍后，家里的状况变得稍微好一些，爸爸几乎快倒闭的公司重振了起来，我得以在相对宽裕的环境中上大学。

二〇一二年夏天，我通过了一个营销公司的实习生项目。实习生计划的竞争率是300:1，最后总共选拔了十名大学生。这些人大部分对营销和广告抱有憧憬。他们会选出我们之中较优秀的人，在公开招募时免去简历筛选。在那里，我做了所有实习生可做的各种杂事，主要是做人们觉得不值得花时间的搬运之类的工作。当时我一个月可以拿到八十多万韩元，换算下来连当时的最低时薪四千八百五十韩元都不到。尽管拿着这样的薪水，我跟其他同事还是用尽热情去做所有工作，即使那些工作其实不需要努力、热情、智慧或竞争。

二〇一三年，我初入职场。那是位于新沙洞附近的一家杂志社，我也是和数百名应征者竞争后被录用的。上班第一天，我就被冷到不行的办公室，还有比办公室更冷漠的前辈吓到。我跟同届的同事领着一个月不到一百万韩元的薪水工作（前辈说“我们试用期连交通费都没的拿”，并说“要知道感恩”）。我跟同届的同事不分昼夜地写报道和取材，也不停地（真的不停地）被骂。截稿时经常熬夜，有时周末也得加班。

我当然知道自己拿的钱连最低时薪的边都靠不上。实习时间却从当初约定的三个月渐渐延长到六个月、十个月。

“试用期长短会视你们的表现而定。”

像口头禅一样，总编辑经常对我们这么说。

不到六个月，我的同事得了斑秃，而我从公司辞职了。

在这之后我去过广告公司和咨询公司，这些职场有好有坏。接着，我就毫无留恋地进入文艺创作研究所就读。在研究所，我的劳动仍持续着。我申请了学贷才得以开启的读研生涯，不可能过得庸庸碌碌。我在校内的一个中心里，不意外地拿达不到最低薪资标准的时薪，担任的职务是助教，每次的工时是半天。我的工作是协助外国教员和学生沟通，虽然薪水少，但工作不怎么辛苦。

我对能待在可以稍微使用英语的环境里感到开心，没工作的时候还可以写小说，所以觉得挺满意。

就在某一天，对我经常混用半语的教职员叫了我的名字。他抓着写有自己姓名的卡片，一边说天气热，一边叫我去给办公室职员买冰激凌。我说，我觉得买冰激凌似乎不在我的工作范围内。叫我跑腿的教职员非常生气，隔天我就被中心的副部长叫过去。他说，我对助教这个职位似乎有些误会。根据副部长所说，助教只要照做被吩咐的事情就对了。我说，我没办法同意这句话。

隔天我就被叫到中心部长室了。中心部长问我：

“被叫去买冰激凌是让你这么不高兴的事吗？”

我说我并不是生气，只是认为那是我工作范围外的事情，所以才不愿意做。而他则说我服从上级命令的态度不够。我想起被选为助教的第一天，部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自负地说他从大学时期到成为教授的现在，一直都在为劳工运动贡献心力。

服从上级命令？

我认为，至少我似乎并不包含在他所认为的“劳动者”中。

好不容易完成研究所的学业，我却无法立刻踏入文坛。二〇一六年，我在光化门的一个公司拿稍微高于当时最低时薪六千零三十韩元的薪水，开始了约聘职员(5)的工作。虽然劳动环境比以前好不了多少，我却觉得比以前更容易忍受了。

那年夏天，我运气很好地踏入文坛。幸好持续获得邀约，我才得以不断写稿。虽然有按时收到约定的款项，但对于维持生活来说还远远不够，因此我也就继续过着约聘职员的生活。

二〇一九年，最低时薪是八千三百五十韩元。我的月薪仍然在最低薪资的边缘，我的体重却比二十岁时多了三十公斤。尽管每天运动，肉却好像没有能被减掉的意思。新闻连续几天播报提高薪资导致企业和餐厅快完蛋的报道。我重复着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在上班前花三四个小时写作，从上午九点开始工作到下午六点，回家之后倒头大睡的生活。

每当写作时、稿费汇进来时，我都会觉得我好像是空**宇宙中的一粒灰尘。但我总会安慰自己，幸好我还年轻，这时就会莫名想起二十岁时，那个穿着浴衣跟我说“Always be young”的美国人。

还有Shake Shack汉堡。

我把汉堡吃完后，将芝士薯条和奶昔灌进嘴巴里。就算把沾到盐的手指都吸吮过一遍，饥饿感还是没有消失。就是因为这样才减不了肥啊！我怎么想都觉得分量好像比以前少了，果然人生根本没什么好事。我一边从位子上站起来，一边想着还好我的性格已经变得不会那么轻易失望或被吓到了。

(1)　作者名字中的“映”写作“Young”，同英语“young（年轻）”。（编注）

(2)　这里一语双关，也可理解为“因为我很年轻”。（编注）

(3)　二〇〇八年，李明博政权向美国政府放宽牛肉进口限制一事引发韩国民众示威。（编注）

(4)　韩国女子偶像团体，Abracadabra为其代表曲目。（编注）

(5)　指公司（或组织）与员工之间建立的一种短期、灵活的非全职工作关系。（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