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群狗争食的未定政权
在“九一八”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炮弹在我国东北炸裂以来，一直到完全把日寇操纵下的伪政权组织起来为止，在这一段龌龊混沌的乌烟瘴气时间中，在当时的整个东北土地上的各个反动阶层中间，真可以说是随时随地都能看得到群狗争食的幻灭情景。因为这群狗都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政策下，在奴化培植的罪恶温**，先期育成备用的各种品质不同、药效各异的东西，为的是要在需要之时使其能够既收到互相制约又能收到互为表里之用的“药笼中物”，这里我想先从当时的概略轮廓说起。
以我为首的封建反动余孽为一派，以张景惠为首的过去地方封建军阀又是一派，以于冲汉为首的老牌亲日旧官僚又是一派，以熙洽为首的过去曾为地方军阀现又在“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下打着圈子的阴谋复辟的封建分子又是一派，以袁金铠为首的“文治派”官僚又是一派，以臧式毅为首的慑于日寇的实力而不敢不唯唯听命的旧东北政权中有力者又是一派，还有以赵欣伯为首的彻头彻尾亲日分子，以及以凌升为首的蒙古族旧王公，并以溥伟为首的“宗社党”人，又是各成一派，固然还有许多可以另成派别的汉奸人物，但总体来说，以上几项便可以把当时的反动派别约略加以概括的。
不过是，如果再把那几个反动大派别更进一步地加以分析时，还可以分出更细致的宗派来的。例如我和郑孝胥、罗振玉，以及郑和罗之间等，从表面上看来，固然同样是以阴谋复辟为目的而聚在一起狼狈为奸的，但是我们之间却不是一个始终无间的整体，而是有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和心理的。更如张景惠和马占山等，固然同是过去的地方军阀，又有着历史上的关系，并且在当时的情况下还需要狼狈为奸和互相利用的地方不少。可是在他们之间有着各自不同的当前利害左右着他们。又如于冲汉、赵欣伯、张海鹏、袁金铠等汉奸的相互关系，总括地说：也都是各人拨弄着各自的如意算盘，各人依靠着各自的日本人靠山。
而这种分崩离析、散沙一盘的状态，也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欢迎的地方，同时这也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曾费尽苦心和气力，对这些民族败类进行制造和利用的一种局面。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收到以华制华的最后效果，才能够实现其分而治之的殖民地统治的建立，而这些汉奸走狗，有的是受日寇的长期培植，有的则是在日寇的临时垂青下中了选，总之都是在日寇的耍弄下，各自本着自己的历史背景来合演这出异曲同工的卖国丑剧。
伪满这些傀儡丑角，既是由多方面聚起来的零碎货色，因之在当时的群狗争食场面中，确是把旧社会反动各阶层的丑恶面目发挥无遗。
仍是先从我说起。
我在当时当然是和郑氏父子以及罗振玉之辈一个鼻孔出气的。但是自从后来郑孝胥力图包办我的一切，想拿我作为他的招牌而和日本军部以及日本浪人等打成一片，甚至排斥异己，也就是排斥在当时为我所信任的陈宝琛和胡嗣瑗以后，我对他便在不知不觉中，采取了近而不亲的态度。对罗振玉则是一方面由于他迎合我的心理，常常用“复辟清朝”的话来**我，因此我信任他。但是另一方面，罗振玉又是陈宝琛、胡嗣瑗、郑孝胥攻击的对象，陈、胡等常对我说：罗说话是不可靠的，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而不是为你。因而我也就怀疑了他。我对罗就有了既不能不用，又不能不疑的矛盾心理与感情，所以只能采取疑信参半、敬远相兼的态度。至于郑和罗之间的关系，则更是远从我在天津时期一直到了这时为止，都在过着互相妒忌、彼此对立的深刻矛盾生活，特别是在这红了眼睛争权夺利的情况下，更是把二者之间的利害关系弄得越发尖锐起来。
至于张景惠和我，更是没有什么关系可言，只不过由于日寇的强力撮合才勉勉强强做了同床异梦的伴侣。我不过是在卖国政治资本的来头上比他大了一些，所以我也就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衡量尺度上被衡量大了一点，我也就比他爬得高了一些。而他呢，也只是看在日本主子的面上，才大材小用地向我委曲低下了头。在一九三二年前后，他和我的关系也就是“只此而已”，至于他和熙洽、马占山以及臧式毅等人，同样也是在脸上服心不服的内在盛情下，做着互不相下的钩心斗角。张是念念不忘于自己在东北的所谓老资格和旧地位；熙洽则是始终要把我抬出来企图复活爱新觉罗一家一姓的反动统治；马则脚踩两只船，既想跟在张的身后，从日本帝国主义者方面捞得较大的便宜，同时对于日寇的心狠手辣，又确实有些害怕，特别是生怕自己好容易因事变而得到的新地盘发生了动摇，所以总是满怀戒心地做着暧暧昧昧的试探工作。
在“九一八”事变时，由于张景惠和日寇的相互勾结利用，日寇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曾给了张景惠三千支枪和一些弹药，让他编成一支警察队，替日寇对东北的侵略和对人民的镇压做帮凶。后来在日寇多门二郎师团侵占齐齐哈尔之后，这支叛国助敌的伪警察队便替日寇守备齐齐哈尔，使日寇腾出兵力来扩大侵略，进一步镇压人民。因此日寇关东军就以黑龙江的省主席的钓饵，使他做出更有利于日寇的罪恶活动，当马占山投降了日寇后，又把他任命为伪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而把黑龙江主席的地位给了马，这就是张景惠在伪满政权成立之前和日寇关东军互相勾搭的概略情况，也就是张之后出席所谓“四巨头”卖国会议的一个基点。
另一个卖国贼就是曾有长期亲日历史，专靠亲日起家的于冲汉，他是想靠亲日老牌子，利用当时的混乱局势，企图独树一帜，对于我既是表现着不即不离的态度，对于地方实力者以及土豪劣绅兼而有之的“文治派”，也是想以老交情作为暗送秋波的一点灵犀，来维持一个他们所谓的老朋友的势力圈子。同时，对于日寇的亲信走狗如赵欣伯等，他也同样表示了虚怀包容的器量，好借此拉拢他们。
在“九一八”事变后，这个大汉奸于冲汉首先便自告奋勇地成立了伪奉天省“地方自治指导部”和省内各县开始了正式联系，派专人到各县做所谓宣抚工作，拼命替日寇的侵略行为做辩护，甚至说成是仗义援助，旨在铲除张家父子的军阀统治势力。并扬言日寇毫无领土野心，让人民安心生产，不要乱动，借此安抚当时惶惑不知所措的一般人民的心。还催促各县也都成立所谓地方自治机构，在县长没有走开的地区，就使县长担任该会的委员长；对于县长已离去的地方，则扶助当地的土豪劣绅，来担当维持局面（“治安”）的责任。因此对于缺乏镇压人民武器的地方，还负责向日寇交涉，拨给相当的枪支弹药；对于缺乏经费的地方，则负责交涉使官银号通融以需要的金钱。于是很快就对省内纷纷起来要抗日的人民群众，给以严重的打击，因而更大大地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本来在“九一八”当时，日寇拿出来实行侵略我东北的武装力量，只有不满两个师团的兵力，所以日寇所焦虑的就是各地方——特别是“奉天省”内的治安。如果是治安不能维持的话，那么，不但吉林、黑龙江的局面会因此而受到大影响，并且日寇的侵略兵力有限，也无法对各个地方进行全面的镇压。尤其是眼看国际联盟又将有所谓调查团到东北来，如果是各地治安无法维持，那么，日寇的这次甘冒大不韪制成的全盘侵略计划便有彻底破产之虞，所以日寇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奉天”弄成个小康局面，然后对于国际舆论，便能有施展的余地。而这个自治指导部在如此情况下，就是这样地替日寇侵略帮了大忙，替日寇的逐步侵略我们整个东北铺平了道路，因此，说这个指导部就是后来伪满政权的一个母体也并未过言。
又如臧式毅等，既消极又热衷的那群汉奸，则是既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刺刀威力下丧失了魂魄，成了甘凭摆布的行尸走肉，同时对于网开一面的日寇，又抱有一种“识时务”的态度，结果是只要能保住性命、巩固汉奸政治地位，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主子对其他的汉奸则采取了不肯得罪人的八面光的态度，所以不管是帝制也好，临时政务委员会制也好，执政制度也好，五色旗也好，甚至黄龙旗也好，是一概不把它们放在心上的。
至于为了向上爬奔走了半辈子最后当上汉奸大官的张燕卿、谢介石，以及在当时以“大和民族宠儿”自居的赵欣伯，还有在“九一八”日寇侵占东北，以伪交通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替日寇大卖力气，得到日寇宠信的丁鉴修，想要借助日寇势力去从事蒙古“独立”活动的凌升或是想要借着和日寇有所谓老交情又有前清封建余孽、贵胄本钱而来个浑水摸鱼，尝尝“中兴皇帝”滋味的溥伟等，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不抓住了他们各自的日本朋友的大腿不放，想要在这个群狗争食的场面上，大显一下自己的身手，而向着各不相同的方向，力竭声嘶地叫吠着奔走着。
从这些卑鄙丑恶得使人不忍卒睹的种种怪现象中，一方面固然清楚地反映了这帮毫无民族气节的民族败类的罪恶本质来，同时更可以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毒辣的丑恶面目和手段。这些叛国投敌分子之所以能够形成了这种百鬼昼行的黑暗局面，归根结底，是日寇以华制华、一贯侵略政策的具体表现。
还是先拿我来说，为什么日寇欢迎我到日本公使馆去住，为什么又把我弄到天津日本租界去做寓公，为什么用尽了阴谋诡计又把我从天津运到东北来？这不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在多少年前，就安下了侵略我国的祸根和给我埋下罪恶伏线吗？
对于张景惠也是如此，为什么在“九一八”事变后要交给他三千支枪，使他组织伪警察队，为什么要把他架弄到“四巨头”的首位上，为什么要拿金钱职位来钓取他，这些罪恶活动，也都不是偶然的事。
对于于冲汉也是如此，不也是远从张作霖军阀地方政权时代起就和他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地盗取了我国鞍山的地下资源，到了“九一八”以后更以巨额金钱和高官作为换取他出卖民族的饵食？真是在数十年的一贯方针下，在喂养着他和拉拢着他，早就拿他当作了侵略野心布局上的一个有用基石。
对于熙洽也是既用武装的威力先夺去他的胆子，又利用我来勾引他的心，最后则是用手枪的直接威吓和利用过去在日本士官学校的所谓“师生之谊”来做整套的“驯兽”工具，终于把他制得服服帖帖，使他在伪满十四年中起了极其重要的罪恶作用。
又如对于袁金铠和臧式毅等也都是尽量地利用了他们的过去地位和名声玩弄他们于股掌之上，有的则是用利禄来羁縻、引诱，有的则是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先把他抬出来，然后再使他的最亲信的分子去分化他的势力，或是使用下马威的恫吓老办法先挫一下他的旧日威风，然后更利用“饥则附人”的养鹰原理给他开个鸡肋式的方便之门，叫他既不失原来地位，又不能抓住实际的权力……诸如此类，就是日寇一贯利用操纵汉奸的所谓有效的驾驭方法。
因此，伪满傀儡政权的大大小小汉奸们并不能成为一个有团结力的汉奸团体，只能是各自在日本主子的策御驰驱下，各人抱着各自的野心幻想各人奔向各自的前程。所以这帮人虽然在当时都被日本帝国主义给罩在伪满洲国的大轮廓内，但是在这个大圈圈之中，仍然是各自保有一个小圈子，并且还都是不约而同地各自有着一条引线，完全操纵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手里。因此，他们只能是在日寇的操纵之下，做着“各如其分”的汉奸傀儡动作，一直这样当了十四年的日寇忠实走狗，直到一九四五年为止。并且这帮汉奸从其各自的过去历史来说已经早是些个“冰炭水火”般的存在，至于到了伪政权成立以后，更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无孔不入支配下，整个形成了殖民地统治。在我们这帮汉奸说来，更是非靠着各自的向日寇邀宠献媚，是不可能去分取卖国求荣的一杯羹的。所以这帮人都在拼命地争妍竞媚，犹恐来不及，即使其中的某些人由于个人的欲望还有时不能满足，而对于日寇的所作所为有些个人的不平不满，也不敢公然见于辞色。因为在每一个的身后，除了负责监视的眼睛，还有不少想要取而代之的候缺人在等着。因此直到日寇垮台为止，这帮高级汉奸差不多都是在甘心情愿的表情下，扮演着义仆殉主的无耻奴才角色。
日寇的罪恶是滔天的，是擢发难数的。
这些丧尽民族气节的汉奸更是罪无可逭的。
如果站在人民立场来看待这一问题，就从这帮认贼作父、自绝于祖国人民的民族叛徒的一点来说，我们这些人的可恨可杀实在比原来就是强盗的日寇还更可恨可诛。
群狗争食的丑剧，这还只是个开端，直到“八一五”为止，这样的丑剧不但是一直没有停过一次锣，并且还是演得愈来愈火炽呢！
六、日寇的狰狞面目
当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在开始想要拉谁上圈套的时候，总是一贯地先要满脸堆下笑来和他做亲热的招呼，等到这个被拉拢的对象也居然报以一笑的时候，他便会愈装出一副既慷慨又义气的面孔来，真仿佛是恨不得把他身上穿着的衣服也脱下来给这个人披在身上，恨不得把他正在吃着的东西，也塞到这个人的嘴里来。
等到这个对象，真正拿他当了好朋友以后，他便又会装出一副又亲热又不见外的面孔来，时而向着这个人套近乎，时而又大拍老腔。
等到这个人完全上了套，整个当上了他的俘虏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副要支配一切的主子的架子来，毫不客气地下命令，毫不留情地做呵斥，甚至推翻过去的一切诺言，以至什么手段都做得出来。正如日寇战犯前关东军铁道守备队参谋长河本大作（河本大作是杀害张作霖的凶手之一）自己暴露的话：日本帝国主义看你有用，便利用你，如果不能利用，便消灭你。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汉奸惯用的手段。
固然，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对待不同的对象时，是各有一套不同的办法，并不是千篇一律的死套子，不过是，总体来看，最基本的手段，是绝对离不开帝国主义凶狠毒辣的本质的。
同时，也可以看看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牢笼里培养汉奸，掌握和使用汉奸的惯用老办法。我现在想就日寇在我国当时的东北，把他们的浸满东北人民鲜血的双脚暂时站稳了以后，对这些汉奸在开始进行驱使时，所表现出来的神色——即狰狞面孔的几个例子进行说明。
对于我的实际例子，已经在我到了东北，特别是到了旅顺以后的介绍中，做了记述，现在我想在这里再择出几项比较突出的实例来证明一下日寇在当时的狰狞面目，是怎样显露出来的。
多门二郎和熙洽。“九一八”事变一爆发，在第二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第二师团便在长春袭击了南岭的“南大营”和宽城子的兵营，并乘势即将进一步侵犯吉林。熙洽这时就以该省的所谓最高负责人的资格，召集了地方法团和军政首脑等人在吉林开了一个应付时局的紧急会议。熙洽在会上说明了张作相不在省，张学良又奉蒋介石命令不许进行抵抗，那么在这种情势下，吉林省城的军队，就得全部撤出才行。地方法团代表们听到这个消息大为惊慌，结果是决定派人去迎接多门，把地方上一切权力完全交到他手，认为这样，地方治安便可以不致受影响。于是就在这军人怕死、绅商爱财的卖国决议下，由熙洽派遣安玉珍和张燕卿赴长春向多门去送降表。这时，多门的军用列车，已经由长春开向吉林。安玉珍等走到半路就和日寇第二师团的兵车相遇，于是他们便上车见了多门，传达了熙洽投降的决意。多门听了以后，便严厉地命安和他坐在一起，并威吓说：“如果沿途之上有了一声抵抗的枪声，便立时枪毙你！”于是这两位替熙洽投敌的代表，便初次尝到了当汉奸的真正滋味！
这一满载侵略军队的列车，果然没有碰到一粒子弹的接待，便安安稳稳地到了吉林。熙洽闻讯，便拉了日本侨民的商务会长三桥当作人身的保险证到车站去欢迎多门的大驾光临，但是因为日寇的武装戒备极严，没有能达到“降将军”所期的目的。
后来，熙洽又一度带着翻译刘燏芬到市内名古屋旅馆去见多门。多门端坐在楼上一室内，参谋军官列坐两旁，就仿佛是要举行什么受降典礼似的把熙洽领了进来。这时候，日寇的士兵便持枪把住了屋门，多门装模作样地摆出十足的征服者的大架子，厉声地问吉林的部队一共有多少，现在都住在什么地方；同时，还命他把所有的枪械都缴纳出来，最后还命熙洽负责组织伪临时政府。因为熙洽在当时曾表示了把交代的事务办好以后，便离开吉林它去的意思，多门立刻变了脸，站了起来，气势汹汹地给熙洽以二十分钟为限的考虑时间。说罢，多门就带领着那帮狐假虎威的参谋等愤愤而去。这时，只把熙洽和那个刘翻译剩在这间空屋子内，同时更有一名日寇侵略军的下级军官，仿佛是怕这两位“客人”闷坐，以至感到寂寞似的，便一脚跨进屋门，手持手枪对准了熙洽做了瞄准，还另有一名手持步枪的士兵，也像是前来“凑趣”似的对准了熙洽做着“立射预备——放”的姿势。
据说熙洽在这时候，只剩下木坐不动、狂吸雪茄的自由了。不料那位刘翻译却比熙洽还沉不住气，他害怕自己也要遭受池鱼之殃，便向熙洽行了一个羊羔跪乳礼，同时还涕泗滂沱地对熙洽痛陈利害，劝他不如姑且答应下多门的要求，然后徐为后图也并不晚。于是，这一双膝落地，这一顿鼻涕眼泪，这一番呕心呕肝的掬诚苦劝，特别是他所说的那句堪作遮羞下台之用的徐为后图四个字，便是一字一字地钻入在熙洽的心灵深处。
正在这时，和熙洽在平日时有来往的日本驻吉林某领事，便和多门狼狈为奸地扮演了一个装好人的尴尬角色，于是就满面堆欢地走了进来，拿出了对熙洽既同情又热诚的语调，并用他的手拍着木坐不动的熙洽的肩头，做了一番花言巧语的游说。就在这所谓有台阶可下的绝处逢生的情况下，熙洽也就松了口气，表示应允了那些卖国投敌的罪恶要求。那位以介绍人自居的日本领事，见他们的奸计得手，便用手拍着胸脯对熙洽说：“事情好办，只要能够把地方治安维持住就行。这些事我可以向多门师团长去说。”于是这个狡诈多端的多门二郎便立时换了另一副面孔，嘻嘻哈哈地走了进来，热情地向熙洽握了手，并且把熙洽过去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时的师生关系也搬了出来，同时还摆上了点心和洋酒之类，表示了老师欢迎学生的诚意。这时，这个在软硬双管齐下的战术中弃甲投降了的熙洽便和他面前的敌人——多门等载笑载言地磋商起卖国的具体方案和步骤来了。在这里，我们也不要忘记那位曾经在几分钟前，尚在跪地痛哭的刘翻译，现在早已破涕为笑地翻弄其如簧之舌，在丧权辱国的会谈中，也相应地发挥了他的桥梁作用。
多门更做出老师处处照顾学生的样子，关怀地嘱咐说：“你组织临时政府的时候务须把过去厅长以上的职员全部排除在外，只要是认为可靠的人，你就可以随意委派，来充实这一机构。”并告诉熙洽应当把国民党组织一律剔除罄尽。最后则是用金钱关系来作为攻心的最后一着说道：在动用吉林省官银号的公款时，只要有熙洽的盖章和多门的认可盖印就行。
于是，熙洽便在这威逼利诱的两面夹攻下，向日寇低了头，开始以化险为夷的庆幸心情去组织伪政权了。他在重新坐在吉林省“最高首脑”的椅子上召集了又一次所谓地方法团军政首脑的会议之后，便做出了伪临时政府的组织大纲，在三十日就成立了这个伪政权组织，并通电宣告了吉林的所谓独立，即日正式和当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脱离关系，同时更以伪吉林省长官的名义发出了投敌的布告。
这时熙洽便又在“孔家店”的封建思想毒素发作之下，在那潜在于心的“狭隘民族思想”的支配之下，竟异想天开地主张起拥护我的意见来。于是他就把这种意见告知了他过去的老师——多门。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白川义则大将曾到吉林来“视察”，因为熙洽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免胄投敌的民族败类，所以就叫他组织“东北联军政府”，目的是要利用熙洽的地位和实力，来实行“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毒政策。熙洽表示自己的资望不够，非把我请出来不可。在之前第二篇内所介绍的罗振玉带熙洽的信到天津的那件事就是熙洽在这以后干出来的勾当。
罗振玉更把他的亲信谢介石介绍给熙洽，熙就重用了谢，立即派他充当伪交涉署长。这就是熙和罗开始正式合流的初步。
从此这个熙洽便完全成了日寇的走狗和利用的工具，一直到日伪垮台时为止。
（1）伪治安维持会的小风波
在“九一八”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我东北沈阳以后，便将当时的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拘押在日本宪兵队内。日本帝国主义的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便当上了沦陷后的伪奉天市长。在当时，人心惶惶，银行都关上了门，商店也停了业，省和各县的联系完全陷于被割断的状态。人们大有朝不保夕不可终日的情势。
但是，这时在当地商务会内的一些所谓“有头有脸”的资产阶级分子，便和当地的旧军阀残余以及在野官僚们勾结到一起，更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操持下，组织了伪“地方治安维持会”，推选高毓衡、阚朝玺、李友兰、张成箕等为“委员”，更推举“文治派”的大头子袁金铠当“委员长”，更改名为“奉天治安维持会”，帮助日本侵略者，企图麻痹祖国东北人民的抗日意识，努力于沦陷下的所谓治安的恢复。
首先就把实业厅恢复起来，跟着又复活了官银号，这就使形如死街的当时“奉天市”，在经济上生出了一缕活气。接着又遣散了“奉天兵工厂”一万余名工人，因为日寇怕他们进行反抗。同时逐渐地和省内管辖下的各县恢复了联系，这就给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省了大量兵力，使日寇越发巩固他们的侵略统治势力。并且把公安局也复活起来，还从日寇手中领来了一批枪械，成立了帮助日寇镇压自己同胞的反动武装力量。他们就是这样地帮助日寇统治者干了三个多月的卖国助敌的工作。
这帮汉奸无条件地甘心给民族敌人去忠实服务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是有自己的目的的。他们是想浑水摸鱼，在这群龙无首的局势之中创造出自己一派的势力来。他们是想假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势力，假借着这个所谓治安维持会的名义，更假借着他们在过去军阀时代中的声望地位来达到他们的政治野心。所以于冲汉也另集结了一部分人，成立了“地方自治指导部”，并且还别有用心地劝袁金铠，不如把这个临时性的东西扩大为全省范围的“省公署”，以便把旧的省组织包括在新的伪省组织内。正在袁沉吟不决之际，臧式毅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之下做了屈服而被释放出来，当上了伪奉天省长。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匪首本庄繁的大红人赵欣伯也继土肥原贤二之后被任为伪奉天市长，于是，在这群汉奸之中，又起了一场你抢我夺的可耻风波。当这个赵欣伯在当上了伪市长以后，便倚仗着他背后的“硬靠山”去行使他的职权，想要把这个临时性汉奸机构——伪奉天治安维持会所占用的房舍收回，但是又怕声望在己之上的袁金铠等拒不交出，便带了一群武装的接收队伍去做硬性的逼交工作。那个圆滑得已经到了老奸巨猾地步的袁金铠，当然是善于观看风色，一看到风头不顺，他便丢下了一贯的热衷和野望，另戴上了一副所谓清高旷达与人无争的老汉学家的假面具来做欲取姑与的暂时退却。可是曾以清乡名义滥杀人民出名的“阚大刀”——阚朝玺，却不会见风使舵的妙诀，仍是搁不下旧军阀的架子，向着气势汹汹前来收房的赵“新市长”毫不留情地破口大骂。赵当然是并没有把这个“阚大刀”看到他的眼里，于是便也愤愤而去，去找他的撑腰者本庄繁来给他做主，并且还把这种狗咬狗的汉奸之间的争权夺利丑事扩大成为阚的“敌意抗拒日本军部命令”。于是，本庄繁便拿出殖民地统治者的威风来，立即使这个曾经威震东北当时的阚将军尝了两个月在日本宪兵队里“做客”的妙味。于是，就在这种“医治”汉奸百医百效的方法下，最终使这位阚将军放弃了多少年来的八面威风。他在得到恩释之后，便在无可发泄之中，把自己的名字朝玺二字，改为潮洗。据推测，这区区两个字的后面，也仿佛是含有无限意义似的。一来可以拿潮洗二字向殖民地主人——日寇来表示一下洗心革面的“悔悟之忱”；另一方面则是可以借这潮洗二字，来发泄一下向上爬反跌跤的汉奸伤心情绪，也就是想以这种含蓄极深的两个字，表示一番当汉奸的满腹抑郁牢骚而已。这不是等于说“付诸东流吧”是一个样的么！于是，这个伪治安维持会便算是寿终正寝，而袁金铠则是当上了伪省公署的高等顾问。
从这个当时小镜头里不但可以看到这些汉奸的彼此钩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丑态，还可以看出汉奸在当时，确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做了不少的帮凶工作；同时还可以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汉奸的驾驭手法。话归本题，这也就是日寇在当时横行无忌、狰狞面目的小小一斑。
（2）“吃人嘴短，拿人手短”
在伪满政权初成立以后，所谓第一次伪阁议，当然还是得按照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所传达的关东军司令官的计划行事。在当时日本人的伪总务厅长驹井德三的主持下，在伪阁僚——“总长”的面前桌上，预先放好一份一份的牛皮纸口袋，袋内装有早由关东军给立好了的，更由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给起草并印就的所谓议案。在当天的这些议案中，最主要的是：伪政权各部、各省的机构中的日本人官吏的配备比例数表。熙洽看了这样的议案，便“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地发了脾气，怒声怒气地向驹井德三质问说：“这个比例表是从哪里来的？新政府刚成立，这样的东西，是由谁给做出来的？”并且还继续追问道：“日本军部也没有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于是，这个伪总务厅长便拿出了殖民统治者的态度，对他的名义上所谓上级的总长把脸一翻，拍着桌子厉声制止熙洽的发言，并且还念起专门制伏汉奸的紧箍咒大声说：“这是日本关东军的命令。”“满洲国”政府对于这样的事情，是没有发言余地的！然后对准了汉奸的致命穴道扎了一针说道：“在成立新政府的时候，哪一个人没有伸手去接关东军给的‘机密费’（郑孝胥得了一百万元，各伪部总长也都各得了二三十万元不等）？等到把钱拿到手里之后，现在又想出来捣乱，你们要知道，这个‘满洲国’是日本人拿鲜血换来的！”
熙洽在这当场出彩的大栽跟头下，大憋其气，不过是谚语说得好，“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既是拿了人家的钱，还充得了什么好汉，只好是忍下这口窝囊气。可是驹井德三却是因为制压汉奸有功，立时把伪总务厅长的职位，升格为伪国务院总务厅长。从此他更可以高高坐在各伪部总长之上，颐指气使地来支配一切。而这位熙先生呢，则只能是在悻悻回家之后，把那笔形同卖身费的三十万元罪恶钱，交到他的那两名心腹喽啰张燕卿和谢介石之手，而硬充好汉地严声吩咐道：“我们满洲国建国，用不着日本关东军的‘机密费’，把它给退回到关东军去。”这两个头目便唯唯连声地把钱接到手里走出去了。据说这两位“识时务的俊杰”，并没有让他们的长官去吃失欢于日本主子的大亏，而是在为熙洽着想的情意下，把这笔奉命退回的赃款，平分为两份，每人往自己的腰包里揣入了十五万元，然后向熙报告说是完成了退回的使命便算了事。
据说，熙洽直到伪满临垮台时为止，方知道这三十万元的究竟去向。不过是，熙洽在伪满的十四年之间，总算是始终尚未失去日寇的欢心，因而也就使他成了从贼到底的汉奸。这也正是因为他既是出卖吉林首先叛国投敌的叛徒，又成为日寇所最信得过的汉奸。
（3）古版今刻的“王孙泣路隅”图
在一九三一年十月的时候，那曾以前清贵胄的政治资本，想要借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刺刀势力，来尝一尝中兴君王滋味的恭亲王溥伟，便仗着他“宗社党”的老牌子而在日本浪人、中华民族叛徒等的架弄下，戴上了从柜顶上找出来的宝石顶和三眼花翎的清朝礼帽，穿上了从箱底下翻出来的过去所谓清代礼服——行装，在腰间更把尘封锈涩的绿鲨鱼皮鞘腰刀挂了起来，还在脚上穿好了除了在舞台上，平日不能轻易看到的乌缎官靴。在装扮停当以后，他便以一个所谓嫡系皇孙的资格，带了一群专门捧臭脚和架秧子的所谓临时仆从，大吹大擂地前往新宾（即清代的“兴京”）清朝远祖坟墓和沈阳的东陵、北陵大祭其祖。
不过这并不是说，他对多年以来从没有祭扫过的祖坟，忽然间又生出了一种孔家店借以迷惑人的什么慎终追远或是什么孺慕不改的旧礼教的观念来，实际上则是想要拿这种消灭多年的汉家官仪来卜察一下当时一般人心对于帝制的——也可以说是对于他的向背如何而已。就拿他自己对于这次大出政治风头后的感想来看，就自供出这次之所以要来一个所谓人心测验的动机是在哪一边的了。
他在这次堂而皇之地祭完了祖墓以后，曾对人发表了这样的感想：“真没有想到在我这次祭祖的影响下竟聚集了这样多的人……”他并不知道，所谓那么多的人，只是对他的奇形怪状，凑聚起来看一看热闹而已，并不是什么人心所向的表现。而他却在野心迷梦的昏头昏脑下，竟自发出对自己影响力的盲目估价来，足见他对于这次所谓意料之外的收获是曾感到怎样望外之喜的了。因为他从这次的招摇行动中得到了“信心”，所以就更加“东套头、西拉拢”起来，乌烟瘴气地闹得不亦乐乎。
尽管这位饱尝寓公风味已久而“起蛰思蠢”的“王爷”，在他的名望地位上，自以为是得到了锦上添花的好成绩，尽管在他身旁，有一些日本浪人在四处替他兴风作浪，尽管有一批封建残余的官僚迷和野心家都想借着这位“王爷”的“威光”享受一下攀龙附凤的重过官瘾滋味，但是“强中更有强中手”，那些杂牌的地头蛇之类，终究是敌不过我这名牌老货——清末皇帝。
有一天，驻朝鲜日本侵略军高级参谋金子定一中佐，在沈阳的满铁医院内借了一个房间，使用肃亲王善耆的儿子宪立，把那位风云中的王孙——溥伟请了来，于是就在宪立的翻译之下，对这位正在兴高采烈往上爬着的龙子龙孙下了一个军令如山的逐客令。据说内容大致是：
“你的这种政治活动，和关东军的现行政策大有抵触，希望你赶快断了这种念头，立即老老实实地回大连做寓公去！”
溥伟听到了这种晴天霹雳般的口头最后通牒后，真不亚于冷水浇头一般，立时便把他那满腹的望外之喜变成为意外之惊。因此，就在这瞬间由沸点变成零点以下的急剧心情变化下，终于逼得他暂时放下了自己的王爷架子，而显露出他的“弱者”本能来，声泪俱下地对这位作为命运支配者的日寇做了招人怜悯的哭诉。
他这番痛哭陈情的大致内容是：
“现在已经把事情发展到了这样地步，投资帮忙的人也有了，愿为羽翼的人也有了，名声也闹出去了，而忽然叫我偃旗息鼓抱被褥回家，在这种势同骑虎的情势下，可叫我怎么办？这些人怎能容我抽身便走？并且这次的出山打擂本是买空卖空式的一种没有实际本钱的买卖行为，我不但对这群众星拱月的谋臣策士无法遣散，就是住店多日的房饭钱我也无力支付，现在叫我立时撒手回大连去，我就是想走，他们也是不会放我走的。”
像是这样的事，对于这位路隅的王孙，固然成为无法摆脱无从解决的致命难关，可是在那赫耀一时的日寇关东军说来，这样的事简直是一些提不到话下的鸡毛蒜皮小事。本来么，连人家的国土都能随便侵占，邻国的人民都能随便屠杀的法西斯强盗，对于替“王爷”偿付一些店里的房钱、饭费之类的小事情和驱散一群逐臭的蝇子那又算得了什么。于是，金子定一便把适才的威风煞气收了回去，立时换出了颇含笑意的另一副面孔，同时也把打雷般的声音缩小到慈父训儿那样的程度说道：
“没有关系，一切都好办，都不成问题，这些都可以由我们军部负责给你解决，只要你能撒手撂下一走即行。”
于是金子便命宪立给这位“铩羽归去”的恭亲王买了回到大连去的车票，并且还体贴入微地给了他路上所需的一些路费，而迫使他登上了意冷心灰的回家之途。
至于对他所欠下的店钱之类的偿还以及那帮梦想攀龙附凤的人，当然都会由日寇的金子参谋给负责处理。不过是，从这王孙泣路隅的画面中，是能够更看出以下的种种实际问题的。
一向专门驻在朝鲜担任镇压朝鲜人民的日寇军，一大部分为什么会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同时，就能够立时窜过鸭绿江开到我国东北来和当时的日寇关东军并肩从事于罪恶的侵略战？如果不是在日寇侵略军的参谋本部早就有了统一的罪恶的计划，是绝对不会做出这样迅速的扩大侵略行动来。这不是对于日寇法西斯强盗的处心积虑罪恶企图又一个明显的实际证明吗？
同时，还可以由此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于组织伪满政权的阴谋毒策，也是早有既定的方针，从以下的事实经过中，可以明显地说明：尽管那些日本浪人乘机四处纵火，尽管那些汉奸都各有各的仗恃与神通，但是操纵整个局势支配一切的仍然是日寇侵略军。这就是溥伟之所以被撵下了擂台而我之所以被抱上了伪执政椅子的一些内幕。
还可以从这一段事例中，看出日寇对于汉奸是如何分批培植，如何因时适地地利用了他们，就如同晋代陶侃把竹头木屑都不肯丢弃，而把它们分类储存起来，等到后来急需造船时，便物尽其材地做了有效的利用一个样。例如，为什么偏偏要用朝鲜军的参谋和溥伟做交涉，而不用板垣、石垣之类的人？还不是因为这个金子定一曾在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华民国留学生队中当过中队长，因而和善耆的儿子宪原、宪基、宪开、宪方等都有过师生之谊，所以才使金子对溥伟去下逐客令，同时利用宪原等的弟弟宪立来做翻译，并使他去担当强迫登程的解差，这也是有着周至的用意在内的。
请想一想，日寇对于汉奸的使用，是不是早就胸有成竹而早就从多年以前就预先替自己的侵略行为筹措得完完备备？而这些也就正说明日寇为了实行它的侵略野心政策，而预先埋伏好的种种线索之一端。
王孙泣路隅的事例，暂且介绍到这里为止。
七、我是这样当上了伪执政的
自从我对板垣征四郎无条件地答应了愿去当伪执政之后不久，日本帝国主义者便操纵着伪最高政务委员会，嗾使那些所谓代表各地方实力派的“巨头”，冒充了代表当时三千万东北人民的代表，第一次到旅顺来见我。他们就好像是一排传声筒和扩音器似的，异口同声地说着虽不愿意说，但又不能不那样说的口是心非的“好话”。例如说什么“衷心”邀请我，“衷心”拥护我出来担任“执政”等。而我这个准备停当，待聘下山的人物呢，更是和做戏一样，不但是在事前就已经知道将有这批人要到这里来演一顾茅庐的连台戏，并且也就早由郑、罗两位左辅右弼的谋士，和操纵我当时整个命运的全能主宰——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预先给准备好，并已经排练纯熟了怎样对于这“第一顾”去做照例推辞的“台词”。于是，这两方面的汉奸角色，便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综合导演下，既使那帮不远千里而来的代表把劝进的台词背得又烂又熟，同时也使我这个高卧房中的待聘者按照总导演的预定排演计划，装腔作势地做了第一次的“固辞”。于是这出“第一顾”的“打炮戏”，就算是扮演完了。
这出“第一顾”中的演员们在回去之后不久，于同年二月左右，又来到旅顺做了第二次的所谓请愿。在这次冒充代表民意的所谓代表，在人数上又比上次多了不少，如张燕卿、谢介石、冯涵清、林鹤皋、凌升和赵仲仁等之类的种种角色，当然，这次是要再接再厉地来请求我答应担任伪执政的了。于是，我就在预定的计划下，便点了头表示了应允。
跟着就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底赴长春就任，当火车经过汤岗子时，又在对翠阁做了一次旧地重游，并在那里住了一夜。我到了这个地方之后，那张景惠和赵欣伯又代表着赝造的所谓民意来欢迎我到长春去当伪执政。
次日，就在这戏剧性的过场逐幕排演的同时，我也就更进一步地沉陷到更深更深的罪恶泥沼中去。
我到了长春车站之后，就看到有许多日本鬼子和汉奸等都整列在那里迎接我。此外，还有被敌伪宪兵警察给逼出来的所谓代表民意的代表以及一群从吉林被架弄来的封建残余分子之类，也都手里拿着黄龙旗来凑热闹。
可是当时的我，却在这种戏中戏的人为空气中，被感动得落下了感极而泣的无耻眼泪。
我在当时，并不是不知道日寇在垄断着当时的所有一切，更不是已经满足于执政（没能当上皇帝）的当时处境，同时也清清楚楚地知道这帮鬼子和汉奸都是各怀鬼胎。可是为什么我却对于这种制造出来的欢迎，竟会感动得流出了泪？如果我在当时不是被“领袖欲”“皇帝迷”冲昏了我的头脑，又怎能够表现出这种“悲喜交集”的丑态来呢？特别是当我一眼看到那帮封建余孽——满洲旗人，手里拿着前清的黄龙旗向我欢呼的时候，更是生出了“不图重见汉宫仪”的感情，觉得自己仿佛是又重新回到老家一样。足见这种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阶级本质，真是除了看得见自己当前的一些鼠目寸光的私利，连最起码的一般理智和最小限度的民族良心都没有了。这也就是和“鱼只见饵而不见钩”的原理一样。
我到了长春的次日，便在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以及石原莞尔参谋等的参列之下，举行了人人唾骂的伪执政就职典礼。
当郑孝胥代我宣读了伪“执政就任宣言”后，我就在日寇汉奸的层层围绕下，当上了万恶不赦的伪满傀儡头子，更在院中升起了遗臭万年的伪国旗。
而后更在院中举行了一个敌伪正式合流的庆祝酒会，并且这帮毒蛇怪兽又合摄了一张纪念像，把这一滔天罪行的铁一般的历史丑态完完全全地留了下来。
郑孝胥对我讲，他已接到了本庄司令官的正式授意，说要他来坐这把伪国务总理的椅子。自然我也就立即点头答应了。于是他就把早就拟定好了的各部编制和伪总长的名单拿来交我过目之后，便以我的名义予以发表。同时还决定令谢介石以伪外交总长的名义对各国发出了要求承认伪满洲国的所谓通告。
从此，这个专门帮助日本法西斯强盗残害自己同胞的伪满汉奸政权，便在日寇的卵翼下，正式建立起来了。这就是说，以我为首的这批毫无民族气节，卖国求荣的汉奸集团，从这天起，便开始了从实际行动中去助纣为虐，而对我东北人民进行统治、镇压、奴役、掠夺等的罪恶活动，并且还以此为基础，更进一步去助长日寇的凶焰，致使它的侵略势力更扩展到我们的大半个中国。不但是我祖国人民所受到一切灾祸，我应当负完全罪恶责任，就是亚洲各国人民所受到的日寇侵略祸害，也都是由于日寇在东北占有了这一重要军事基地，所以我对此也必须负罪恶完全责任。
总之，拔本塞源，这都是由于我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思想——绝对利己主义的思想，完全支配了我的头脑，所以才不论碰到什么事情，总是首先把自己的个人利害，放在第一位上。不但是对于自己的盲目向上爬，是一向不择手段，就是对于为要保存自己的既得地位或是为了苟全自己的性命，也是不择手段的。例如，为了想要复辟清朝的一姓统治势力，便不惜勾结外敌来践踏自己祖国的神圣领土和屠杀自己的祖国人民，为了害怕日寇的翻脸无情，便事事屈从，不敢稍有违抗，哪怕屈辱到不能忍受的地步，仍然还要忍了又忍，去做那“唾面自干”式的谄媚逢迎。我在祖国东北沦陷期中，就是这样十四年如一日地当着日本法西斯强盗饲养下的最驯顺的忠实走狗。不但丧心病狂地忠实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东北人民所进行的屠杀、镇压、奴役、掠夺、欺骗、侮辱等殖民地统治政策，并且还“变本加厉”地支持了它的法西斯血腥侵略战争。把整个东北变成为它的主要军事基地，大大增强了它的侵略自己祖国，并侵略亚洲各国的狂暴势力，给自己的祖国人民以及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更具体地说，例如在我这罪恶行为的十四年间，由于我一手所签订的卖国密约和种种卖国协定，以及由我签名盖章颁布的伪诏书和经过我的所谓裁可、签名盖章而实施的各种伪敕令、伪法令，并随之而来的各种残害人民的政策等等，哪一样没有给我东北以及全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估计的灾祸？所有这一切严重罪恶的后果，完全是我一手所给造成。所以，我过去所犯下的罪恶真是擢发难数，万死也不足以蔽其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