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天津日本租界里的所谓寓公生活

我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在天津的这段生活中，真可以说是充满了腐朽、堕落、阴谋诡计和反动透顶的罪恶气息。生活的主要来源是靠着存在外国银行里的民脂民膏，靠着和当时的地方军阀对“清室庄园”土地的“坐地分肥”，靠着房阀吃房租的资本主义剥削方式，靠着把我从宫中盗窃出来的祖国人民宝贵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卖给外国人，另外一部分则是自从我到了日本公使馆之后，散居在国内各处的封建余孽——遗老等都曾纷纷给我寄来了不少的钱而补助我那不劳而食的坐吃寄生生活。

此外，在天津这一段的“寓公”生活中，也可以肯定地说，始终都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所谓“保护”和卵翼之下，数年如一日地一贯受着他们的衡量、考察、拉拢和培育。例如，我在天津的整个时期内，简直是没有一天不在受着由日本总领事馆派来的日本警察及其走狗——日本租界的“华捕”的周密“保护”。他们都住在我的院内，不论我每次见什么人，出门到哪里去，所有的一切行动，无一不被记录在他们的日记本子上，无一不是他们向日本总领事馆做汇报的材料。所以，每当我外出的时候，必定有一个便衣日本警察形影不离地跟着。因此，我平日的一举一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都知道得巨细无遗。

那时我在张园里的排场，还是相当不小。供我使唤的仆人仍有几十名之多，还有一个专门给我办事的“遗老荟萃”之处，叫作“清室办事处”的存在，还有北京的宗族人等轮流交替地赴天津我这里来“值班”；不论是日本官吏还是军官等在见我时，差不多还都是称我为“皇帝陛下”，在我身旁的那些所谓“逊清遗老”以及他们的“克绍箕裘”的所谓“遗少”，并那些所谓的“王公大臣”之类，更都是逢年按节地麇集到这个张园来给我排班叩拜的了。不但如此，这一大批大的、小的、老的、少的封建余孽，还经常把我的移居天津，叫作“天子蒙尘”，把张园呼作“行在”哩！就连到了一九三一年的时候，还是关起门来，在我的那个小小范围内，公然使用着“宣统二十三年”的私年号呢。而我呢，也就是在这块“别有天地”的迷茫幻境中，仍然自命为清朝的“第十代皇帝”。不过是，连我在内的这群封建残余分子，并不甘心于这种解嘲式的有名无实生活，为了要变虚为实，便和那些时代落伍者的其他封建余孽，以及那些已经丧失了政治生命的失意政客、下台军阀，并包藏祸心唯恐中国好起来的帝国主义分子，勾勾搭搭地结下了不解的冤缘。我就是在这种内外反动影响的复杂错综关系中，把我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和恢复祖业的迷梦以及仇视一切进步新事物的反动情绪，都紧密地结合到一起。结果是，我在那“只见饵来不见钩”的盲从与盲动的实际行动中，最终愈陷愈深地当上了甘心出卖自己祖国人民的“天字第一号”大汉奸。若不是幸而遇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新中国，我不但早就成了帝国主义的“殉葬刍狗”，还得把那张汉奸皮一直披到棺材里去呢！

现在我想记述一下，我在天津时代的一些骄奢腐朽生活的零星实例。

因为我从小就住在宫中，固然是服饰器具一切等类，都是奢华已极，但对商店内的种种新奇货色，则是平生素未开过眼界，所以，到了天津之后，看到外国商店中五光十色的舶来商品，真是目眩神迷，看什么都新奇可爱。又加上在当时的手中，“傥来”的金钱仍相当丰裕，于是我就见什么爱什么，爱什么买什么，而大买特买起来。如汽车、钢琴、留声机、广播无线电匣、宝石、钻石，等等，前后不知乱买了多少次。我的妻子婉容也是和我不肯相让地大买一气，如购买高级装饰品和大批做衣服，等等，所花的钱也到了惊人的程度。

一方面我也时常同我父亲、岳父和弟弟妹妹等，到外国饭店大吃大喝。不过是，对于自己本国同胞所开的中国饭馆，我则是连一次也没有主动去过。在天津的那几年中，只有一次，还是由于我父亲招待，我才在“福禄林饭店”内，破例地吃了一顿中国人做的西洋菜。

若问这是什么缘故？一言以蔽之，就是怕人认出了我是谁，所以只能在外国经营的饭铺内活动，而从来未敢在自己祖国同胞所开的店铺内露一露头。

还有一次，我在德国人经营的“起士林”点心铺内吃东西，看到店内坐满了中国人，便悄悄向店内的工作人员打听那些人都是谁。当听到那些人都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内的工作人员时，我便连忙从木椅中站起，仓皇出门登上汽车赶紧离去。

我为什么会这样？不用问，因为我所特别害怕的，就是被我认为是革命甚至与革命沾边的本国人民。这不是在我自己和人民之间，自己给挖了一条深深鸿沟是什么？总之，这就是我在当时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的缘故。

二、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

那个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果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不但能以“美酒佳肴”时常笼络我们夫妇二人以及在当时堪称为“主宰我灵魂”的陈宝琛、郑孝胥和罗振玉等，还善于从精神方面，来做阴谋的侵蚀。例如，有一次他曾特意招待我赴天津日侨小学校参观，对我所做的殷勤接待和恳切说明等，一切都不用说，因为那些在当时的我看来，都自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在这里所要特别提出的，就是下面这件事。

我在参观前后一往一返的沿途之上，都有日侨小学生，夹路手摇日本国旗，欢声雷动地对我做了热烈的迎送。我这个傻瓜，在当时竟为这种别具肺肠的行动所感动，不由得在心中暗想：“自己本国的人，竟自那样对待我，不但硬把我从宫中撵出来，甚至还要对我做更进一步的迫害，可是人家日本人，却对我这样好，不但是日本政府救了我的性命，就连一般的日侨小学生也都这样诚心诚意地尊重我和这样热心地欢迎欢送我……”越想就越发觉得自己本国人对自己的“冷酷无情”和日本人的“亲切可感”。

当这位吉田茂总领事夫妻离任回国时，我和我妻子都亲自到码头去送别。当临行握手时，我还恋恋不舍地对他们流下了惜别热泪呢！

以上所举的只是吉田茂的一个例子。至于在吉田走后，继承他的历任总领事之类，所谓日本的外交官，他们对我的拉拢手段，也都不比吉田茂差多少。因为他们都是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忠实服务的“一莲托生体”，所以对我的方法手段，并没有什么高下优劣之分。

不但日帝外交方面是这样，就是历任的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以下的军官等，也都是和他们的外交官一个样，也是时常地邀我和婉容以及我的那帮羽翼，吃饭喝酒地进行“联欢”。当然，当时的我，也有时要趋之唯恐不及地还请他们的了。

每当新年或是我的生日，那些外交官和军官之类，也都照例要来祝贺。在日本天皇的生日时，日本的驻津司令官还邀过我去参观他们的营房。

我记得有一个日本的过去华族（水野子爵？）有一年到中国天津来见我，把日本在“南北朝”时代的一个所谓“忠臣”，在樱花树刮掉了的皮上所写的两句暗示忠诚的诗“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写在一把日本扇子上送来给我。这岂不就是暗示我“你既然是能生在今天的世界里，就不是平平白白地生长出来的，况且在你的身旁和周围，也并不是没有能够对你拼出生命来‘尽忠’的‘忠臣’啊”的深远意思吗？这只是在我记忆之中的一个显著例子罢了。此外，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总而言之，不论是日本帝国主义当时的所谓外交官，抑或是当时的所谓军人和所谓政客，甚至是偶尔“慕名”来访的日本人，既然是到我这里来的，可以说是差不多都抱有一种什么所谓使命和目的，所以总免不了或多或少要以抬捧、挑拨、煽动等不稳的言辞，来对我做一些火上浇油的、精神不得安定的逗引我的行动。像是这样的随时的煽动和**、暗中腐蚀和浸润的外来的力量，对当时的我，确是起有很大坏作用的。

我在当时，也不知道怎么，不但没有丝毫感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事——对于“额外同情”的奇奇怪怪的事情，反倒在我的心眼里，生出了一种感激的心情。同时还使我对日本的所谓“天皇制”的反动制度，生出一种艳羡的心情，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君臣道义”的行动非常彻底，所以它才会在所谓明治维新的伟大事业以后，以一个区区东洋三岛的地方，做出了轰轰烈烈的事业来，一跃而变成为世界上“列强”之一，归根到底，都是它把所谓“尽忠报国”和“忠君亲上”的“道德精神”，一直始终地保持到现在的缘故，所以才一跃而成为“列强”，睥睨了世界……可是中国却是怎样呢？由于失去了帝制这一个中心，所以才群雄割据，各自争取地盘，才一天不如一天地成了群龙无首、军阀混战的局面。

这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则是在我左右的那些饱读孔孟之书的老古董，如郑孝胥等老古董就曾对我说过：“你要知道，要想复辟，必须先有实力，可是我们现在呢？没有一丝一毫的实力可言！得怎样办呢？那么，就先必须依靠外援，借它们的实力才行。而列强中的日本，既是我们的近邻，况且又是一个强大的君主制的国家，它的武装力量，又是强大异常，特别是它平素又对我们抱有相当的好感，这是绝好的外援，我们不依靠它还有谁能依靠呢……”像是这种和日本帝国主义首相田中义一那篇臭气冲天的所谓“上奏”有同样格调的议论，在当时听入我的耳中，却是觉得言之有理而点头称赞的。于是，在我那充满头脑的反动统治思想中，既从日本帝国主义方面，不时地送来别有用心的煽动言辞，更从我那些“左股右肱”之中，经常不断地在我耳旁，吹出这样的反动谬论，我于是一天一天地越发堕入到不可救药的病势当中了。

我还记得，在一九二八年日本帝国主义因为北伐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为要挽救北洋军阀面临崩溃的命运，遂浑水摸鱼地派出了侵略军白占了我国的山东济南。不久，驻天津的日本军司令官借着这个机会，特意使司令部的参谋，到我这里来，对我做了一阵胡吹乱嗙，如日本武装力量的如何强大，中国军队的如何不值得一击，等等。我在当时，并没有对日寇侵占了我国的领土，屠杀奴役了我国的人民而感到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愤怒，反倒使我对日寇越发生出一种崇敬和畏惧的心情，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确是了不起，而我中国军队确是脆弱无能。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想要借机进一步向我做夸大宣传，想要使我从思想上拜倒在“唯武器论”的压力下的用意所在。

再拿当时的我说，正是由于我所中的封建专制毒素过深，更由于在我身边的那帮老反动家伙经常在我耳边嘀嘀咕咕地煽风纵火，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见缝便下蛆，所以我就完全当上了“唯武器论”的俘虏。起初是由于百年以来的祖传民族自卑感，使我对帝国主义列强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恐怖心理，于是就由盲目的恐怖变成了漠然的艳羡，更由于羡慕变成了崇拜，崇拜又变成了想要勾结利用它的政治野心。这种野心和我那朝思暮想的清朝复辟结合起来，于是养成了我那卖身投靠在所不惜的罪恶思想。从此便给我想要勾结日本和它想利用我的“同恶相济”方面打开了道路。

总而言之，封建统治者，确是和帝国主义有着“亲戚”的关系，即使在封建末期和资本主义初期，曾有过尖锐的矛盾冲突，但是在封建势力垮台，人民力量起来后，它们在反对社会历史向前发展上，在这一点上是会联合起来向人民进攻的。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是在所谓“天皇制”的罪恶龙骨上，架起来的罪恶温床，所以对我这个封建余孽头子，更是有着易于互相吸引的地方，尤其是我在天津的这段时期，更是我加速往罪恶的泥沼里爬的一段捷径。

三、和军阀、政客的微妙关系

从前我国有一句“物以类聚，人以群居”的古话。就以我在天津时代，和那帮台上台下的军阀政客互相往来的勾搭一事来看，就可以知道这句古老谚语，确是有它的一番逻辑的。

我在当时，本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封建余孽大头目，自作自受的缘故，不敢再在自己生身故乡的北京住下去，而成为一个藏在日本帝国主义阴影下的隐蔽人物，长年过着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和自己祖国同胞公然见面的阴暗生活。照常理来想，前清的退位皇帝是应该和中华民国的军阀政客有着“冰炭不能相容”的严重矛盾才对。固然那些军阀和政客在其中也有的是已经被人打下擂台的“落魄好汉”，但其中也正有不少是在当时政治舞台上出名的角色，像是这样的人物，怎能又和我发生微妙的关系呢？结论就是反动阶级本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关系。

例如张作霖和我的“三角关系”。

在一天夜间，在我岳父荣源和张作霖的亲信——阎泽溥的介绍下，我曾到天津“曹家花园”去见张作霖。张当即走出房门来迎接我。当他走近我的时候，没承想他居然跪在地上向我大磕其头。对他的这种态度，在当时我还认为他是不肯忘旧，颇堪嘉许哩！进入屋内以后，我曾和他谈了半天话。他不但对我当时的生活很表示关心的样子，并且还对冯玉祥的令我出宫，表示了很不以为然。然后更用一种略带责怪的口气问我，在我出宫之后，他便带兵到了北京，在那时已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还要逃到日本公使馆去？还说，我如果愿意到“奉天”（沈阳）去住的话，他可以负责保护我，并且是异常欢迎的。他还说可以让我住在“奉天故宫”内，最后还赠给我数万元，说是为了补充我的生活费用。

张作霖

我在当时，也只能是点着头听他来说，并且也顺口搭音地对他做了一番恭维。当我告辞时，他又亲自送我出了大门。当我临上车的时候，他还义形于色地对我说：

“在日本租界内，如果日本鬼子对您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您只管告诉我，我自会去对付他们！”

当他说出了这样的话时，我更是只能含糊其词地唯唯答应而已，因为“保护”我前来的日本便衣警察就站在我的汽车门旁边，张所说的话，当然全都听到他的耳中。

当我回日本租界时，张还特意派出一些卫兵，分乘汽车护送我到了租界的边缘才回去。

后来，果然当时的日本驻津总领事有田八郎便饱含“醋意”地对我这次访问张作霖，提出了口头抗议。当然他不能从正面来责难我，只能是表示：我到“中国地”去见张作霖，他对此不能满意，并且还对准了我的弱点而威胁我说，如果今后再这样随随便便到“中国地”去，他将无法再尽“保护”之责。

我还能有什么话可说，只能是向他道歉了事。

从这里既可看出封建思想充满脑袋的张作霖，对过去的最高封建统治者的衷心崇敬心理，同时也可以看出他恨日本人和怕日本人利用我的焦灼心情。

另一方面，还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者怎样想拿我当作他们的备用“奇货”的野心，同时还可以从中看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平日居心来。他们当然不能让我还有一条能和张作霖接近的道路可走，当然不会让我有一分一秒能够回过头来看一下的空闲和机会。

至于我呢，一来是想要从当时的实力派张作霖身上，能够找出一些“奇迹”般的东西来；同时却又扭扭捏捏地害怕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嗔恚，所以只能是，以受到张作霖三个头，来作为“末代皇帝”的一种**资料而已。在当时，我的实际心情是：既想偷嘴吃，又怕烫了嘴。

再谈一下李景林、张宗昌、毕庶澄等奉系军阀和我的一些关系。

我到天津之后不久，当地的奉系军阀李景林——当时任直隶督办——便来访问我，除了对冯玉祥的让我出宫加以诋毁，并着重地把叫我离开紫禁城这桩事，特别冠以“逼宫”的字样，而表示对我的同情与支持。他还手拍胸膛对我说：到了天津，便可一切放心，他可以对我尽保护之责。我听了这番话，当然犹如久旱逢甘雨一样，对他很是感激。不独他在任时期内，我们曾做了多次来往，就在他下台以后，也还曾和他见过好几次面呢。

其次是张宗昌。不但我在天津曾和他见过多次面，就是当张作霖被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炸死，张宗昌率领“直鲁联军”残部和张学良军队开了火，在山海关附近受到了张学良和白崇禧军队的前后夹攻，张宗昌只身坐渔船逃往旅大的时候，他还使他的部下金卓（满族，“九一八”后曾任伪满中将）把给我的密信，用油纸包好藏在酱咸菜篓内，秘密送来天津交到我手。这固然是被称为“长腿将军”的张宗昌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忽然想到了我，而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一些什么援助，可是身为天津日本租界寓公的我，又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呢？但我又不愿失去他的欢心，便由胡嗣瑗写了一封“敕诏”式的空口慰问信，交金卓带回。我固然不是说，我的那封无补实际的空头信，在当时曾起了什么作用，只是想要借此来证明一下我在当时的不肯过安分生活的实际心情而已。

还有，曾在青岛一带显耀一时的“直鲁联军系”的毕庶澄和曾继李景林之后为直隶督办的褚玉璞并徐源泉等人，也都和我见过面。特别是毕和我更为熟悉。每当他到天津来的时候，差不多总要来看望我，我也有时约他一同吃饭，等等。有一次他还约我到他指挥下的军舰去参观……他和我的感情是相当不错的。后来当我听到他被张宗昌枪决的时候，我还为他难过了许多日子呢。

张宗昌

写到这里，使我又想起关于他的一个可笑传说来。这一传说是和“汉玉”有关的。

先说一说所谓的“汉玉”。汉玉并不是汉朝的玉，其实就是旧玉的一个总称，就是曾经被装入棺中，经过长年的土蚀、血浸以及其他的浸蚀作用，而成为红色或土色以及黑色的旧玉，在旧社会中，有钱的人差不多都喜欢用高价购买，当作古董来看。

就是因为我在当时，手中尚藏有不少块汉玉，并且我也很喜欢这类东西，所以我平日不论是穿中装或是西服，照例都要挂上几块汉玉。关于汉玉，过去还有一种迷信传说，说如果人在身上挂有真正汉玉，万一跌倒，或是碰到什么危险的事情，那么，在汉玉上便会出现一条裂痕，而人便可不致受伤。上面所说的那个毕庶澄就是很喜欢汉玉的，我也送过他几块。后来当他被枪毙之后，曾听到一种可笑的谣传：说他在中弹倒地之后，多时尚未断气。有人发现了他身上挂有汉玉，便悟到他没有立即断气的原因。等到把那块汉玉取下之后，他才瞑目而逝。

其次我想谈一谈下台军阀和失意的政客。

因为我在当时，曾始终不断做着妄想使封建清朝复辟的迷梦，就如同病急乱投医一样，所以对解甲军人和穷途政客，做了不少勾结拉拢，因为那些人，和正在台上的人物不同。他们既可以信口开河乱说不负责任的“好听”的话，并且还可以肆行一系列不负责任的行为。因此，我便可以多从他们口中，听到一些自己所想听的话。尽管他们的话，差不多都是靠不住的居多，但是，我在当时却可以从其中得到一些望梅止渴，也可以说是饮鸩止渴的自我安慰。

例如奉系的下台老军阀许兰洲（过去曾是张勋的部下），就曾和我有过往来。后来由于他的介绍，我认识了他的一个旧部下，叫作刘凤池的失意小军阀。因为许兰洲曾向我夸奖过他的才能，所以我就先入为主地和刘亲密地结识了。不但我们谈得很投机，他也表示愿为我尽力。

于是他就开始替我“尽起力”来了：他曾向我建议，叫我拿出一些古玩、玉器和金表之类交给他，他可以拿这些东西四处给我联络一些军界人物，以便使他们共同“襄赞复辟大业”。这样的“香饵”，我又怎能不吞？他既是拿这种悦耳的好话来打动我的心，我又怎能不把藏在我手中的一些人民血汗结晶，大大方方地拿出来，求他替我做这一本万利的“好买卖”？像是这样的“钓鱼妙法”，他对我并不仅仅这一次，而是照方抓药地做了好几次之多。每次当他对我声明要替我“尽力”时，我总是慷慨解囊，从无吝色的。

尔后，他更逐渐把他所要“尽力”之处扩大起来，不但要东西，并且有时还张口向我要替我“尽力”的旅费。后来，他索性开门见山地对我大哭其穷。他说他家境很是“清贫”，并且是“清贫如洗”，需要我予以接济，并且是需要经常的接济。在当时，因为我的政治野心，已经到了深入膏肓的程度，所以对他的这种贪而无厌的要求，没有一样不是在“心甘情愿”的心情下，对他进行尽我可能的接济的。即使在我手中金钱异常吃紧的时候，也总是想尽办法，甚至不惜用剜肉补疮的方式来讨他的欢心。

当然，他也并未白白接受我的物质援助，也曾给我介绍了一位他的“同行”——失意军官毕翰章。这位“毕老总”也是从一开始，便沿袭了刘凤池的平日工作作风，时常以赞助复辟的甘言，来向我换取物质上的好处。后来刘凤池又进一步给我出了“高招”，教我可以给一个素昧平生的“准中国军人”——张学良部下的日本人中国军官“黄慕”送一些礼品。理由是：为了拉拢他。我在当时固然觉得这种高见未免有些过高，但由于这是出于自己身旁谋士的献策，只好抱着不妨一试的心情，任他去做摆布。

不料那位黄慕先生居然也在收了我那份既唐突又冒昧的礼物之后，到我家中来了一次，不过他并没有和我谈到什么有关实际的问题，便寒暄而去。当然这一炮所放出的结果，又是以一颗不炸之弹而告终。

虽然，刘凤池一向并没能拿出什么实际成绩给我看过一次，而只是无止境地、再接再厉地光向我伸手既要东西又要钱；虽然我也渐渐觉得这个人似乎有些蹊跷，但仍是抱着放长线钓大鱼的耐心，并没有对他露出一丝什么颜色。可是这事却被陈宝琛听到，于是便紧皱双眉苦劝我不要再搭理这个骗子，我这才下定决心和刘断了来往。

后来听说，这个骗子由于不安分过了度，终于在当时的黑龙江，死于大军阀万福麟之手。

不久，我又认识了胡毓坤，也曾和马占山见过一面。不过他们对我，却从未谈过关于所谓复辟的事。

后来，帝俄败残军官——白匪头子谢苗诺夫也曾到天津见过我。郑孝胥很是器重他，于是对我又来献策，说他现仍有很大潜在势力，可以趁此机会好好加以联络，将来“有事”之际，当能获得他一臂之助也未可知。我当然对这种富有蛊惑性的“远见”，是不会不言听计从的了，就把存在银行生息的六万元慷慨取出，交郑转交于谢苗诺夫之手，作为接济他伺机招兵买马帮助清朝“反把”之用。那个老白匪，自然是对这种意外的收入无有拒绝之理，不过是，自从他这次歪打正着雀跃而归之后，结果却如同大石投海，以后消息全无。

还有一次，陕西发生了严重旱灾。为了救济受灾人民而四处奔走的朱庆澜曾到天津来见我。我除拿出一些珍珠和不少貂皮、狐皮外，还卖了一所坐落在日本租界里的小楼房，把钱交朱充作赈济之用。郑孝胥对我的这种做法，曾表示极端地赞同。这也难怪，本来我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对自己祖国的罹灾同胞，抱有任何真正同情，而是抱有一种不堪告人的卑鄙目的，那就是为了要沽名钓誉，而给自己将来的政治野心预先打下基础，所以才肯这样大破悭囊而毫无吝色的。要不然，我为什么在当时看到报纸上登载了称赞我的“乐善好施”记事，便扬扬自得地做着会心的微笑；为什么听到朱庆澜夸奖我比张学良捐助得还多的时候，我就会内心暗喜而欣然**呢？

还有一个“安福系”的小政客费玉楷，也是同刘凤池一类的人物。他也是经常拿“策动复辟”来作为混入“张园”的入门票的。我既然对于过去的刘曾做过一掷千金的所谓豪举，那么对于这次的费胖子，也当然会同样地慷慨大方，并且是予取予求，从无拒绝的了。费还时常去找我弟弟溥杰，并拉他下馆子，等等，也想利用他作为向我替他说好话的人。有一次也不知道他使用了什么法术，居然把“安福系”的大头子段祺瑞领到当时英国租界戈登路我父亲的寓所里去。我和我父亲、弟弟一同和段见了面。那时我和段倒没有什么话可说；我的父亲和弟弟更都是木然坐在那里；只有费一个人，就好像是旧社会中的媒婆似的大掉其天花乱坠的广长舌，替我和段口沫乱飞地撮合了一大阵。结果是段祺瑞倚老卖老地自吹自捧一顿，并以“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作为结论。于是这次的意外会见遂告终了。

又有一次，费玉楷忽然来对我说，他已和炸死张作霖的日本帝国主义刽子手河本大作大佐取得了联系，将对张学良的卫队进行阴谋策动，等到他们哗变以后，就可以把这一骚乱扩大起来，变成为实行复辟的武装政变等语。但这事又被陈宝琛、郑孝胥、胡嗣瑗等听到，纷纷对费的招谣生事加以非难，并劝我再不要见费的面。我也觉得这个胖子的随便胡搞对我不利，便一刀两断和他断绝了往来。

不料费玉楷却老羞成怒，对荣源进行威吓说：“我卖了这么大的力气，现在竟不再理睬我，我非到国民政府去控诉他——指我而言——阴谋颠覆中华民国的罪行不可！”

荣源也未肯示弱，向他反击道：“你又何必扯这套呢？我劝你算了吧！你要知道，你给‘张园’的那份自告奋勇的亲笔信，现正握在‘皇上’手里，你控告不也是白费么！”

在这以毒攻毒的一番反驳下，费也泄了气，从此便不再来纠缠我了。

四、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眉来眼去

在天津的那段时期内，我固然完全失身在日本帝国的魔掌之中，但也并未断绝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眉目传情的关系。同时它们对我也还是继续着不即不离的挑逗行为。例如美、英、法、意等各帝国主义国家的驻军司令官以及各国总领事、领事等，也都经常和我保持着频繁交际往来。特别是英国司令官，由于庄士敦的关系，和我的交往更比较多些。像是英国的历任司令官和一般军官等，都时常和我进行酒宴酬酢。每年当“第一次欧战胜利纪念日”那天，当举行公祭“无名战士纪念碑”和阅兵时，他们也曾约我前往参观。还有，当时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第三子，当访问我国，路过天津时，也曾特意访问过我，我也曾举行茶会招待了他，并一同摄影留念。后来，当他回国时，我还托他把我的照片带给他父亲——英国国王。不久他父亲也来信向我致谢，并经过英国驻天津领事馆把他的相片送给我。还有，每年当我生日时，英、美、法、日等各国司令官等，也都要到“张园”向我致贺。当英国国王生日时，英国司令官也曾邀我参加过他们的一次庆祝宴会。

不但英国人如此，美国司令官也曾在新年时，约我参加过他们的酒会，也曾约我参观过他们的飞机。

还有一年，当意大利驻天津军队司令官离任回国时，郑孝胥又见有机可乘，便劝我可钻这个空子给法西斯匪首墨索里尼写一块“举世无双”的匾额，交其带回表示一下同气相求的拉拢之忱。我遂欣然如法照办，并把我的两张照片也托其携回分送与意大利皇帝和那个墨索里尼呢。

为什么郑要这样劝我呢？

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一件事：因为郑在平日是异常钦仰墨索里尼的为人，并常常向我夸奖“墨首相”的“非凡”反动才能。认为像他那样的人，才的确够得上一个“世界上的英雄”人物。但同时他也没有忘掉自夸。他常说“他就是我的墨索里尼”。可是，我在当时也并没有对他的这种“自况”，表示过什么异议，因为我在当时，也曾把这个血腥的法西斯盗魁，看成是一个不世出的“杰物”哩。

后来，当继任的意大利司令官走马上任时，也把意大利国王和墨索里尼给我的相片带来，作为对我的回敬。这个新司令官还锦上添花地特意招待我在他们的司令部内检阅了军队的分列式，并设宴招待了我。

从这些实例中，我那一贯不肯老实安分，经常和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勾勾搭搭的主要概略轮廓，是充分可以看出来的。我为什么能和他们相处得来？他们又为什么能那样看重我？还不是在群分类聚的原则下，彼此都在同一反动阶级立场中，各怀心意地在做着尽在不言中的互相勾搭卑鄙打算。

同时，我也由于这些帝国主义分子，都经常异口同音地呼我为“前中国皇帝”或是呼我为“满洲皇帝”以及什么“陛下”之类，所以冲昏了头脑，所以越是常常听到这些别有用心的常识以外的恭维，便越发加深了我那俨然自居的阿Q心情，于是我那“再坐一次金龙宝座”的痴心妄想，也就越发炽烈起来。我的罪恶念头，和这些帝国主义分子的相辅而成的作用，确实有着密不可分的一脉联系。

还有，当我未赴天津之前，罗振玉虽然也曾主张将来我可赴日本留学，但我自从到了天津之后，因为已经尝到寓公之乐，便又产生了安土重迁的心情。同时我的家族人等也反对我出国留学，我遂不愿再离开天津远赴日本。后来我便又想出一个“我既可以安居天津来享‘清福’，同时又可以给我培植‘人才’的一举两得的新办法”来。特别是我的“难弟”溥杰也不肯老实安分地待在家里，非要尝一尝当军阀的滋味不可，于是就决定让他和我的内弟润麒一同投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专门学习军事技术。因此，我就替他们聘请了在天津日侨学校充当中国语教师的远山猛雄教他们日本语。当他们二人学习了约半年之后，便由我给他们拿出了旅费、学费，叫远山把他们领到日本去了。不料当时的日本士官学校方面，忽然板起脸来，以“无有地方实力者的保送”为理由，拒绝了他们投考；同时他们三人在日本东京大吃大喝了几个月，把旅费和预定的学费全部花光，最后则是由远山四处奔走，终于钻上了日本财阀大仓喜七郎的门子。在大仓“慷慨”负责了他们的全部学费和生活费的新情况下，他们就放弃了想当军阀的初衷，改入了当时日本东京的所谓“贵族学校”——“学习院”高等文科。一直到“九一八”以后，我当上了伪执政为止，他们都是在和我素昧平生的大仓财阀的帮助下，毕了业的。

我呢，不用问，当然是想把他们二人培育成能帮助我在搞不堪告人的野心工作时的股肱心膂，而他们二人呢，也都是和我一样，野心勃勃地想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阀育成所”——日本士官学校中，抓弄一些作恶的本领回来。我们就是在这种卑鄙的罪恶企图下，做出了这段事来的。

于是溥杰便改名为“金秉藩”，润麒也更名为“郭继英”。这都是我给想出来的。若问“秉藩”二字的意义？那就是暗示在将来想要秉承着清朝末季曾国藩的遗志，而中兴清朝的意思。“继英”二字的意义则是意味着将继承明朝开国元勋沐英之后，而致力于“复我山河”的意思。

至于他们二人考入日本士官学校，则是在我当上了伪满执政以后的事情，在此不再多叙。

总之，就拿这件事来看，也可以充分看出我想要设法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和大力给自己制造背叛自己祖国人民的罪恶工具的野心的。

五、“遗老”的包围

在北京清宫时，在我身旁所谓的“遗老”，主要还只是我的几位师父，并且在那时，还有自我父亲载沣以次的“王公大臣”等，分掌着小朝廷中的所谓一些权势，所以在那时，“遗老”对我的包围阵势，还未完成“合围”的局势。等我到了天津之后，我那里不但形成了“遗老清一色”的天下，并且“遗老”们也完成了对我的包围圈。这时，他们对我的影响，真可以说是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

固然说，在天津时代，那些“遗老”之流确曾包围了我，然而在那所谓的清一色局面中，他们相互间也并不是没有彼此的意见冲突和思想矛盾，并且他们之间的摩擦，也是极其深刻的。因此在他们那仅仅几个人之中，不但发生了严重宗派之别，甚至还经常发生互相诋毁和彼此倾轧的事情呢。

陈宝琛、朱益藩、胡嗣瑗和景方昶，是当时在津“遗老”之中的所谓“保守派”。他们的政见是：不可轻举妄动，应以注意自身安全为第一要务。也就是要“伺机观变，静以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