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宫中除了“敬事房”这帮御用打手，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惩罚机关，就是在内务府大臣管辖之下的宫廷专用监狱——“慎刑司”，凡是被认为应从重严办的太监，便交到这个“慎刑司”里去加以审讯、监禁和行刑。“慎刑司”这三个字从表面上看来仿佛是个好字样，因为慎重用刑谁能说不好呢？不过这也如同在过去专制时代从那嗜杀成性专制魔王口中所喊出来的“刑期无刑”一个样，其表面的字句和内容是完全不相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就拿“慎刑司”来说吧，它并不是什么“慎刑”，而是专门看着主人的颜色，秉承主人的意旨，而专门**人权和草菅人命的机关。当然，在那清朝统治的二百余年之中，只由于专制君主的一喜一怒一爱一憎而在这“慎刑司”中受过**威滥刑的太监等，真可以说是不计其数的了。
（3）“灯火小心”
在那人间天上的“紫禁城”中，每当夕阳西下，暮色苍茫的时分，便可以在那静悄悄的“乾清宫”周围，听到一种神秘而带有凄厉的呼声，那就是从康熙时代起，每日无缺地一直狂喊了一百多年的一个同样声音。所喊的内容是“搭闩，下钱粮，灯火小——心——”九个字。“搭闩”就是说要在门上搭闩，“下钱粮”就是说要把门上了锁，“灯火小心”就是提醒注意火烛预防火灾的意思。因为按照清宫定例，每天到了天色黄昏的时候，除了各处的太监和在乾清宫东侧“日精门”值夜的侍卫并值夜“侍医”，其他一切男性工作人员，都须完全退出“乾清门”之外。到了这个时候，便有一名“敬事房”的太监绕着“乾清宫”的周围走廊一周，边走边喊上记的九个字。并把“小心”两个字的声音特别拖长，于是各处的太监（如“上书房”“南书房”“懋勤殿”“日精门”“月华门”……等处的太监之类），每处都有一名太监站在自己单位的门口，当“敬事房”太监走了过来喊到“心”的时候，他便也随声附和地喊出一个“超长音”的“心”字来。这便是他们一天最后的一次照例“差事”。
这种定例，据说是创始在康熙时代。
有一天康熙曾吩咐太监到了晚间关门时，必须各自点查一下门上好了闩和锁没有，并须加意预防火灾。于是便相沿成风，经过了一百多年，虽然是每天晚上都照例实行，从无一次间断，但却愈来愈形式化了。到了后来，简直变成为一种完全形式上的滑稽行动。只是随帮唱影地喊出一个“超长音”的“心”字来，便算是完成了“门禁”和“防火”的任务，至于什么“闩不闩”“锁不锁”的问题，反倒成为次要的东西了。
从这里不独可以看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家长制度的遗风来，同时也可以看出清朝统治阶级，不但是在政治生活上已经腐败得到了臭不可闻的程度，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是腐朽到了只剩下一个形式上的空壳的地步。从前对于推陈出新曾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赞词，但是这里却可以拿“变腐朽为滑稽”来作为结论了。
（4）受过我连累的可怜的太监们
在我小的时候，有一天在御花园和隆裕太后一同散步。那时当太后走路时，照例得有两名太监分为左右搀扶着她。不过是，我在这里非要附带加几句注解不可——太后既非老态龙钟也非腿上有毛病，而是由于以下两种原因：其一是清朝贵族中的一种惯性排场，其次是满族妇女都穿有奇厚的鞋底，没有人搀扶可能会有跌倒的危险。这时，我也在太后的身边走着，搀扶着太后前进中的两名太监中之一，名叫陈德的人，一个不小心踩了我的脚，我便哭了起来，于是这位“爱子心切”的太后，便唤来敬事房，即刻责打了他几十大板。
陈德固然是不幸，但由于他的粗心，踩了皇帝的脚，挨了几十板子，在那封建专制的清宫中，姑且可以算是尚属说得过的事情吧？可是还有比他尤其不幸的太监受过我的连累呢！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渐渐地懂得爱起时髦来。于是，我就经常令身边的两个姓李的太监，到街上店铺里给我买些洋袜子、皮鞋之类的东西。不料事被端康太妃知道，她认为皇帝穿洋袜子、皮鞋那还了得，于是把我叫了去，大声训斥了半天。这还不算，她更把给我买东西的两个人，每人重责了二百大板，直把他们打得皮开肉绽不能行动，并且还把他们从我身边撵走，罚在“地方”充打扫苦役。
（5）我曾收拾过太监的“残局”
我由于年岁的增长和所受的唯我独尊空气的“潜移默化”，我的脾气也就与日俱增起来。因之任凭自己的喜怒责打太监的事情，也一天天地多起来了。同时，历代专制君主所经常爱犯的“独夫疑心症”，我也未能例外，发完脾气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疑心生鬼，总害怕受到责罚的人会怀恨和图谋报复。于是，就在察言观色之下，我越发觉得自己是一个孤独者，真是除了自己，差不多到了别无可信之人的程度。
后来，在一九二三年夏初某夜晚，在清宫西北角方面发生了很大的火灾，就在几小时之内，便把“建福宫”附近的“静怡轩”“慧曜楼”“吉云楼”“碧琳馆”“妙莲华室”“延春阁”“积翠亭”“广生楼”“凝晖堂”“香云亭”等地方都烧成一片焦土。
虽然在当时只以“失慎”二字了事，甚至还有人认为是由于我在“建福宫”西花园内“敬胜斋”小戏台内看了电影，所以才使电线走的火。但是我已经多少年没有在那里看电影，而且平日又不开电灯怎么会有漏电之可能？所以，我总疑惑是有某些太监盗窃了其中的古物珍品之后，为了灭迹才放的火，所以尽管在当时并没能够究查出什么原因来，但我对于太监的疑团却愈积愈深。
不久，又在我所住的“养心殿”东套院的东厢房“无逸斋”的窗户上，有人在夜间塞上了一团棉花，点上了火，幸被另外的太监发现，立即把它扑灭，未致延烧成灾。这时越发使我认为这是太监因为怀恨而干出来的。
不料却又听到一种完全出我想象之外的怪话：有些太监竟在我背后偷偷传说这次的火，是我自己放的。我听了这样的话以后，已不是再生太监的气，而是害怕起太监来了。我想：太监既是把我恨到这种程度，谁敢说他们不能聚众谋乱或是对我施行暗害呢？我更想：既是如此，倒不如先发制人，把太监一齐驱逐掉。
在我想要决心驱逐太监的前两三天，我真是愈想愈怕、愈怕愈想，简直弄得我连睡觉也睡得不安稳。于是我便对我妻子婉容讲，叫她在夜间不要睡觉，要坐在屋中看守着我，并叫她注意听风，如有什么风吹草动，就要立时唤醒我。我还在我床边放有一件应变的武器——木棍以备万一，这时我的庸人自扰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
于是，我就在这两三天的“杯弓蛇影”之后，终于在某一天下定决心，就以看我父亲载沣为名，到当时的醇王府去搬救兵去了。当我把这一决意告诉了我父亲之后，这个胆小怕事的醇亲王，在一起初，大摇其头，只是拼命地劝我先回宫去，慢慢再做商量。于是在他那满头大汗、气急败坏的神情中，我看出了他的弱点，原来他所怕的，就是我赖着不走啊，我就以“如不答应即日驱逐太监，我便待在这里，决不回宫”来做要挟，结果，他屈服了，就由“内务府大臣”通知了当时的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和步军统领聂宪藩以及警察总监薛之珩。他们来了之后，我就请求他们帮助进行遣散太监的工作。他们便都应允了我的要求，表示准备在必要时帮助宫中护军维持秩序和协助办理遣散太监回家的工作。于是，就在当日一天之内，除了在三位太妃及我妻子处留有少数太监，把宫中几百名太监都遣散了。至于他们被遣散之后，如何还乡和维持目前的生活，我是连想也没有去想，只是把他们一概逐出宫门完事。我等到太监都已遣散完毕后，才如释重负，回到宫中。后来由于三位太妃对我说太监太少不够用，我遂把三位太妃处的太监，每处更多留下三十余名。
不料我这种神经质的疑神疑鬼病所引起的驱逐太监的这件事，却被当时各报纸当作一种引人入胜的好材料，竟自把它大加美化，做了好些不符实际的渲染和赞扬，差不多都刊出大字标题，写着“废除了几千年以来太监制度的英明举动”等的字样。真是天知道！我的内心深处所藏的东西，是和这些“英明”之类的字句无有任何相同之处的。可是在当时，我对于这种预料之外的不虞之誉，丝毫也未感到什么受之有愧，反而竟自我陶醉在这些赞扬词句之中。居然也竟自恬然无耻地大得其意，认为自己的这一手，干得很“漂亮”，自己确是一个了不起的“维新人物”。
五、我的结婚
在谈我的结婚以前，我想先从我订婚时的情形谈起。
在谈我的订婚情形以前，我认为还应该和光绪订婚时的情形做个对比才行。
光绪在订婚时，首先是由西太后从无数候选对象中，给选出几个人来，然后再让光绪自己从中挑选。挑选的方法是叫这些候选的对象都到宫中来，像是一批商品一样，一个一个摆在光绪的面前。这时光绪手中拿着一柄“如意”（玉饰物），看中了谁，便把这个订货票式的如意递到谁的手中，那么，这个被贴上订货票——被递给如意的女性，便算是中了选而成为皇后了。
在我订婚的时候，因为在那时，已经由“大朝廷”收缩成为“小朝廷”的局面，不可能再去摆像过去那样“大朝廷”的架子，不过是，在一些满蒙族的过去大官之中，就连退了任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先生也不能例外，他们都是衷心愿意使他们的女儿，也能尝一尝当皇后的滋味，哪怕是废帝的皇后也好，对于这一点，他们却是不以为意的。所以就得将就一些，委曲求全地稍微变通一下办法。因为，在那时已不可能把谁家的“千金闺秀”当作当面任凭挑选的“商品”来看，于是就“通权达变”地拿她们的相片来供我随意选择。这种“新式”的挑选方法，是把征集来的一些候选对象的相片一张一张地摆在我的面前，并把那种如意，也变成了一支普通的铅笔，只要我随心所欲地在那张相片的旁边或后面，记上一个随意的符号点，也可圈圈，那么，这个“订货”的符号，便可以等于亲手把如意递过去一样。这样便算是“良缘”已定，“佳偶”到手。
我就是在十六岁的时候，使用了这种新方式订的婚。我把这个符号，画在文绣的照片上了。可是我在当时所认为的这个“良缘”却被某一太妃的“母权”给冲散。她不满的理由是：文绣家既贫寒，相貌又不怎样。于是，这次的“贴票订货”便被宣告无效，还得重新把那些照片摊开再摆一次。于是，我也就得放弃成见，重新另挑一次。这次我的铅笔则是落在郭布罗·婉容的相片上了。论家底，论容貌，这位太妃满意了，可是却又有一位太妃提出了一个“公平合理”的折中新方案来。那就是：“文绣既是一度中选，岂能遗弃，可纳她为妃！”于是我就平白地有了“一妻二妾”，也就是婉容当上了皇后，文绣做了淑妃。
我的结婚是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那年我是十七岁。婉容和我同岁，文绣则是比我小两岁。
按照清朝的旧制，妃是要比皇后先一天入宫的。为什么我不知道。只能以“这是旧制”四个字来回答。
我的结婚仪式，不用说，全都是些封建和迷信相结合的无数繁文缛节，也就是几百年来相沿成风的所谓古礼。真是既麻烦死人，又没有什么意义，既虚靡浪费又惹是生非。总而言之，都是表现封建统治阶级奢侈腐败本质的一些“活广告”而已，我想也用不着糟蹋时间来描述那些，只把其中能够看出一些当日问题的事情择要加以叙述就够了。
（1）“小朝廷”的兴风作浪
自从辛亥革命以后，除了“张勋复辟”的几天“热闹”，就要算这次我的结婚为最“热闹”的了。
到了我结婚的那一天，多年散居在全国各地的所谓“大臣”“遗老”“遗少”之类，就如同惊蛰后的虫豸一样，都从冬眠中醒了过来，纷纷扰扰地来“上表称贺”，也有的把他们在过去所刮到的民脂民膏，也都“慷慨”地拿了出来，作为对我的“贺礼”，真是从图书古玩之类起一直到银圆金镑止，应有尽有，纷至沓来。其中还有从来未曾见过面的人，或未尝闻过名的人，也都从全国各地麇集到“小朝廷”中来，做了一次辛亥以来未曾有的大规模“朝贺”。
满族王公不用说，就是蒙古族王公等，也都不远千里而来参加了这次的“典礼”。
因为，这次前来“朝贺”的人数过多，所以，他们只能按照过去的官职等级依次排列起来，从“乾清宫”的所谓“丹陛”上一直排到“乾清门”外，在后半部的人，不用说看不到我的脸，就连“乾清宫”也看不见，只是在遥远的地方瞎磕一顿头而已。
就是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也曾为了我这一婚礼忙得不可开交，在结婚前既派专人把一份厚礼送到婉容的家，另外还派总统府大礼官黄开文为专使，在陆军中将王恩贵、韩泽暐以及陆军少将和上校各一名的随同下，向我做了照例对外国君主之礼的正式贺礼。
这时各外国驻我国的公使以及馆员等差不多也全来凑个热闹，纷纷以观礼和祝贺为名来看中华民国时代的这种不伦不类的怪现象。那几天真是把整个的北京城给闹得乌烟瘴气。虽然在当时，也有不少远见之士，认为在中华民国已经成立多年之后，这个“小朝廷”反倒一天天嚣张起来，竟致不安分到了这样的程度而表示了不满和忧虑，但是在当时这种满城风雨的情势下，也只能皱起眉头叹息一声道“这样岂不有些喧宾夺主，实在太不像话了，太不像事了”而已。
一方面在我结婚典礼中，也是铺张得到了过分的地步。那一天不但是在“神武门”上彩棚高扎，警卫森严，就是在“神武门”附近也是车水马龙拥挤不堪，就是在当时的“北上门”（现在景山公园正门）内也有很多武装军警排列待机。同时，还有临时派来的岗哨几步一岗地在马路上持枪警戒。无怪在当时的天津《大公报》上，会发出了“……这些站岗兵，仿佛是一种陈设品似的。或者因为苦人太多，怕闹事？故特地叫来弹压亦未可知。”的疑问来了。
结婚仪式的具体经过：
十一月三十日午时为“淑妃”妆奁入宫。
三十一日丑时“淑妃”入宫。
十二月一日午时为“皇后”妆奁入宫。
同时，寅时“皇后”入宫。然后行“皇后淑妃的册立礼”。
二日我和我妻子（淑妃在当时由于嫡庶的关系，她却无权参加）一同到景山内的“寿皇殿”向历代祖先行礼。
三日午时我在“乾清宫”受贺。
从我结婚的第二日起，接连在“重华宫”中“漱芳斋”演了三天戏，当时在京的有名演员，差不多都被邀参加。
这便是我结婚的全部经过。
（2）当时的几项琐记
皇帝的结婚在当时叫作“大婚”，定亲叫作“纳采”。在拜天地之后，尚有所谓“册立”之礼。皇后所坐的花轿叫作“凤舆”。娶亲的叫作“迎亲大使”——有正副二人，正大使为“庆亲王”，副大使为“郑亲王”。他们都穿着清代旧日礼装，手中执节，如画中苏武所执的一样，骑在马上，由宫中捧着所谓“圣旨”，在中华民国政府所派来的步军统领衙门马队、警察队马队、保安队马队的簇拥保卫下，向婉容的住宅进发。更有两班军乐队走在前面。后面是黄缎银顶轿一顶。其后还有无人乘坐的三顶黄缎银顶车。此外还有包括龙凤旗伞和鸾驾仪仗共七十二副，后面还有四架黄亭，其中装有印玺和“皇后”礼服之类，还有宫灯三十对。其中最鲜明而又滑稽的对照则是既有完全清代服饰的所谓“清室官员”，又有中华民国政府派去的穿戴着军警制服的人员，既“严肃”又“和谐”地在首都北京大马路上并肩走着，如果是在现在的人看来，除了做梦，是再也看不到这种离奇现象的了。
此外，像是我的岳父荣源和婉容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在所谓“迎亲正副大使”尚距其家门很远的时候，他们父子便都早已跪在胡同里的家门外，在人山人海看热闹的市民环睹之下，跪候着“圣旨”和“圣节”的到来。这种奴才心情，也是现代人所绝对不能了解的，只是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人们对于光荣和耻辱的看法，也完全相反了。从这里还可以认识到旧社会制度麻痹人的力量，实在是到了怎样可怕的程度，竟至把是非邪正好坏黑白都能给颠倒过来。尤其是像我这样从旧社会中漂流过来的人，抚今追昔，真使我不寒而栗。
六、宫中的皇帝生活琐记
辛亥革命以后，虽说是清朝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上的反动势力已被彻底推翻，但是在当时“紫禁城”的小圈子内，我仍旧算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封建专制大家长。因为，在那小朝廷内，依然是我说了算。我一直就是在那种唯唯诺诺的声浪中，在那人莫予违的日常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像是北京人所爱说的“纨袴习气”或是东北人所常说的什么“秧子脾气”之类，还都不足以拿来形容我过去的一切一切。如果想要形容得更确切一些，说我是个“纨袴之中的大纨袴”和“秧子之中的大秧子”，那倒还有些贴题。我现在想把我那过去的骄纵**的幼时生活，分期择尤地记述如下。因为，从这里不但可以找出我在那以后的病根所在，同时也可以看出封建制度的腐朽实质。这就是我不怕繁碎杂乱，特意要写出这项生活琐记的缘故。
（1）戏侮人的例子
在前面已经说过，在那专门给我看病的“太医院”中就有一百几十名的大夫。我对于其中的大夫们，差不多都没有见过面。因为每当我有病时，我总爱找“永和宫”端康太妃处的大夫给我看，因为那里的大夫都是过去曾在太后那里做过工作的人，比我这里的大夫要高明得多。
不过是，我虽不让我这里的大夫给我治病，但却时常把他们两个两个地叫来给我诊脉，既不是为了要考验一下他们的医道如何，也不是叫他们来给我检查一下身体的健康情况，我的目的只是要看一看他们长的都是什么样而已。
按照宫中的惯例，医生当给太后或皇帝等诊脉时，在病人面前要放一个小茶几，几上放置两个小枕头。病人就坐在炕上把自己的左右两手分放在两个枕头上。这时两个大夫便须分左右跪着各诊一脉。诊完一脉之后，这两个大夫便一同站了起来，彼此交换一下左右的位置，再跪在地上一同诊另一手上的脉，等到把左右两脉交替诊完之后，更须跪着不动，一同说明诊查出来的病状，然后才一同走出，共同开方。
我虽然根本没有病，但是这些大夫一来是看不出我究竟是否有病；二来他们都是“志在当差”，所以就不能不诌出一些不关痛痒的病情来，而且还得装模作样地共同开出服之无害的药方，这样才能算是差事完毕，一同退去。当然他们所开的方子，我是不能用的。这只是我在平日闲居无事，偶尔拿他们开开心罢了。我曾这样地叫过他们有十几次，每次都是两个大夫一起来，可是竟没有一次碰到过同样的大夫，足见在当时“太医院”内的赋闲医生是怎样多的了。
还有一次，我叫了两个大夫给我诊完脉以后，便命太监把这两位“御医”带到“养心殿”的“西暖阁”内，并从外面关上了门，因为，在“西暖阁”内有许多拐弯抹角的小房间，都是富有变化犹如“迷宫”一般的地方，于是，这两位大夫，便在东拐西转、左冲右突的屡次碰壁中，完全成了迷途的羔羊，最终在呼吁无门的情况下，忘却了自己的“太医”身份，其中一个竟致急得哭了起来。我听到哭声才觉得满了意，于是就让太监给他们开了门，把他们领了出去完事。
还有一天，我曾半开玩笑地对一个“毓庆宫”的太监绰号叫“和尚”的人说：“你不把这块干狗屎橛子吃下，我就打你！”乃没有想到他真的从地上捡了起来放在嘴上咬了一口。我不但没有同情他的心，反倒认为他太“埋汰”，就从此不屑理睬他了。
在我小时，曾买有很多的傀儡剧用的木偶，还有一个演傀儡戏的小舞台。这时有一个“殿上太监”会耍木偶，在他演完之后，我便“赏赐”他一盒子油糕，不过是在给他以前，我曾主张从我练习力气用的铁沙子口袋中，取出一些铁沙子来偷偷放入油糕里给他吃，为的是要看他崩牙的狼狈情况。但由于我那好心肠的乳母提出了“折中案”，才改在油糕里放些生绿豆进去。这样，才既达到了我取笑的目的，又免了铁沙子崩坏牙齿的危险。
我还做过这样的恶作剧：因为我听说当时在宫中曾任总领事的张德安，平生非常吝啬，我便有时带着一群太监到他住的地方去，故意嗾使大家狂喝他的茶，为的是叫他看着心痛，有苦说不出。这还不算，有一次我在茶壶中放入自己的小便，倒出来让他喝，他认为是茶，便不辨滋味地一饮而尽。
（2）无轨道的日常生活
在我小的时候，吃饭睡觉，还按定时，到我稍稍长大以后，便完全任意而行，想怎样便怎样，于是寝餐行止便没有一定的规律了。
那时，服侍我的“御前小太监”，照例分为东西两班隔日轮流交换。西班里的太监一般都比较拘泥老实些，我便不愿意和他们玩耍。因此每当他们上班时，那天我睡觉的时候必早。至于东班的太监们，因为他们比西班活泼有趣些，所以每当他们值班的那一天，我便尽兴地玩闹。例如，夜间带着他们在“养心殿”外，中央“抱厦”上，用绳子把许多毡毯之类扎成很多的小房间，并在其中摆上种种陈设和器具，然后让太监在“养心殿”内用火炉做菜和调制点心。有时还向端康太妃的厨房要菜来吃。直到深夜还带着他们狂嚼大饼和种种的炒菜，饱餐之后，有时还同他们化装游戏，如穿上买来的军装，手提棍棒和舞台上的刀枪之类，乱杀乱砍一气，有时则拿着玩具马枪，到各处乱跑乱闹，有时化装成妇女，有时带着他们“捉迷藏”……一直闹到凌晨三四点钟才肯睡去。第二天早晨还须早起赴“毓庆宫”读书。请想这样的生活中，还能安心读书吗？
在夏天大雨过后，我还有时带领着太监把院中各个沟眼全部堵死，并和他们轮流地用水龙带抽出井水，使院中积水达到半尺以上，我则穿上皮靴在院中蹚水为乐。
我在十二三岁时的日常生活，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固然是在当时的宫中，有四位太妃做我的母亲，可是真正的家庭温暖滋味，我却一点也没有尝受到。尽管每天我都要到四位太妃处去问安，但是在我们母子见面以后，身边的空气却总是冷冰冰的、空虚的和寂寞的。我耳中所能听到的，也只限于半固定性的什么“皇帝歇得好”（即睡得好）和“皇帝进得香”（即吃得好）以及“今天冷应当多穿点衣服”之类的寒暄语。至于我呢，则除了“嘛嘛，是是”，也只有问一问“皇额娘歇得好”和“皇额娘进得香”而已。除去这样的谈话材料之外，也实在找不出什么可谈的话题来。过了这样枯窘无味的几分钟之后，照例便会听到“皇帝玩去吧”的吩咐。于是我便告别了“慈母”而又回到自己说了算的小天地里来，也就是说回到自己所率领的那群太监堆中去。不但我如此，就是我那四位母亲又何尝不如是呢？还不都是各自带领着自己的一群太监宫女各自过着独立自足的生活！同在一个桌子上吃顿饭，是除了逢年过节和办正寿很难碰到的“家庭盛事”。
这就是宫中的所谓家庭生活，也就是我在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所以我从幼时起，就习于毫无纪律的放纵生活，所以我从幼时起就成为一个“小朝廷”内的“暴君”，所以我从幼时起就被培养扶植成为一个骄奢**逸、狂妄无知的加料大寄生者。还不是这个家庭这种制度给带来的。
前些日子，我看到了《李时珍》的影片。看到李时珍给一个王爷的儿子治病时，那位“王爵的世子殿下”虽然不过是一个十岁上下的孩子，却也居然旁若无人地坐在摆满山珍海味的食桌前面，许许多多的男仆女婢都争先恐后地在侍奉着他的情形，我愈看愈觉得和我小时候的情形差不多。总之，不管是明代王爷的府中也好，或是清朝皇帝的宫中也好，也不管他们之间的规模大小如何，反正是那种骄傲自大、徒食自享、颐指气使、愚昧狂妄的情形，就如同天下的乌鸦一般黑一个样，都说明该阶级的丑恶本质。我还在《宋景诗》的伟大历史影片中，看到了同治和东西两太后坐朝听政的一个场面，更是使我对于自己的过去，有了进一步的深刻认识。真觉得那种场面，等于儿戏，也是一场噩梦。同时也深自庆幸自己能够赶上了新中国的新时代而感到骄傲。
在我结婚以后一直到一九二四年，我十九岁为止的宫中生活，虽然在其本质上和我童年时代并无什么差别可言，在其外形上则是更染上了一些光怪陆离的新颜色，也可以说是随着年岁的增长，所沾染上的毒素也就与日俱增起来。本来么，在那种腐败愚昧的家庭环境中，是只有每况愈下，断不会有什么好转或是醒悟之可能的。
例如，当我把那些惯于欺上压下、逢迎谄媚的太监去掉之后，代替太监的却又是一帮普通的“男仆”，在我的**威之下被逼着来给我当奴才，所差的，仅仅是他们不是太监而已。
当然，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的心情是会有些改变。例如，我这时已对搭小房间和玩枪弄棒不感兴趣了，那时认为有兴趣的则是购买乐器、组织乐队和率领着这些仆从练习脚踏车和上房爬墙之类的“新消遣方法”。特别是对于脚踏车最为爱好。曾把当时在北京骑车有名的李学勤（小李三）邀入宫中，并求他加以指导，甚至为了使自行车可以在宫中畅行无阻，竟致把很多门槛都用锯锯掉。后来还在宫中的“东长街”附近，练习过开汽车哩！
还有时通过我那英文教师庄士敦，把英国美国公使馆的军乐队招到宫里去有三四次，每次都是使他们在院中吹奏。每次演完之后，便在院中拿酒肉点心之类慰劳他们。我虽不亲自出席招待，但也颇以此为乐。
庄士敦也曾把英国司令官带到宫里来参观并访问我，也曾把印度的诗人泰戈尔和当时被称为“诗圣”的徐志摩等带来见我。此外，如上海的犹太人大资本家哈同夫妇等，也曾在端康太妃的招待（因为哈同和端康太妃母家有来往）下和我见过面。曾给西太后画过像的美国老姑娘柯尔也到我这里来过好几次。
从上记的零星片段中，也可以看出在我当时的生活中，已渐渐有了一些变化。那就是在我那满脑袋的封建专制思想意识里，已经渐渐添入了一些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分了。
这时，我已渐渐对那种宫廷小圈子生活感到厌倦，总想看一看“紫禁城”外的新鲜景色。但由于陈规旧矩处处拘束着我，有一次我的老师陈宝琛病了，我便以正正堂堂地探问师病为理由，尝到坐汽车走大街的快乐滋味。于是我就一步一步地试探着扩大访问的范围，如探望我的父亲以及我的叔父等，最后则是把范围扩大到游颐和园和玉泉山了。当然我每次出门，都得编成一列几十辆的小汽车队，并且每一次的开支也是大得惊人。但是我不去管它，目的不是开开眼界么，达到了这种愿望，便心满意足了。最滑稽的是有一次我赴颐和园时，曾命司机把汽车加速开驶，在我屡次催促之下，竟达到每小时60—70公里的速度。这时可把随我出游的“内务府大臣”绍英老先生给吓坏了，据说吓得他在车中紧闭双目，双手合十，高声大念“南无阿弥陀佛”不止。
（3）我的“疑病”和“治病”
在宫中时，因为我身边既有很多古代医书，又有许多大夫和专供我用的现成药房，所以我就不知不觉地对“治病”这件事，感到有兴趣。对于那些艰涩难通的古医书之类，我只不过是在无事之时不求甚解地去阅览它，倒还没有给我以怎样的影响。后来因为得到了一部通俗易懂的《验方新篇》，不料它却坑害了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自从看到了那些骇人听闻的奇病异症之后，便引起了我想入非非，神经过敏，常疑心自己有病，愈疑心就愈害怕，愈害怕也就愈疑心，总觉得自己身上这里有病那里也不舒服，简直把我折腾得不亦乐乎。例如，有一次我手上长了一个小疮，我便自起矛盾地认为这确是“疔毒”无疑，于是便拿红线把手腕紧紧捆牢，一面就按照书上所载的专治疔毒症的“**饮”或是什么“护心散”之类，把药抓好煎服。也时常无缘无故地找大夫来看。我的汉文老师朱益藩颇通汉医医术，我更是尊他为“儒医”而经常找他给我诊治。有一次我觉得小腹有些痛，便认为这是“受了寒”，便在深夜用电话叫他快来，一方面更叫“内务府大臣”下紧急开“紫禁城门”的命令。像是这样一点小病便采用这种紧急求救的方式，也不止这一次，而是多少次地这样来做，既不论三九严寒，也不管三更半夜，只要是我的“疑心病”一发作，便总是这样迫不及待地去飞调他来。
我的那位朱老夫子，有一次竟给我开了一个“破釜沉舟”的猛方，叫我服用爆竹里的火药，并说这是专治受寒的。我虽然既怕病又衷心敬服我这位老师的高明医道，但是我怕死的心更强于怕病的心，因为我知道火药的厉害，所以这次没敢照方服用，更“福至心灵”地现出了“宁可牺牲别人，也要保全自己”的反动阶级本色来，就命两个太监本着“君药臣尝”的儒家古训精神，先替我尝一尝这火药的滋味。后来这两只“替罪羊”齐声来报告我说：“吃了以后，肚子里难过得很。”因此我也就在“惜命”的前提下，把我那块“疑心病”算是暂时给压下去了。
还有一次，我因为觉得有时候喉咙中有痰，便又害怕自己要得“紧痰绝”，遂赶紧找来“太医院”的大夫给我医治。这位大夫在“望闻问切”的诊断以后，也就毫不客气地给我使用了祛痰剂的王牌猛药“礞石滚痰丸”作为药引，还配合着使用了不少的汉药药材，另外还让我喝竹沥水。就是在这位医生的猛攻猛打的治疗方法下，连续医治了约一个半月。
后来听人说，幸亏我身体平素算是不错，所以才经得起这种猛治，否则非把身体弄坏不可。
像是这样的事情，尚不只我幼时在“清宫”中如此，就是到了天津以后，以及后来在伪满时代的十四年间，我一贯总是在疑心着自己有病和不断地在中西药杂进下，过着“斗病”的生活，至于注射等，还未把它包括在内哩！
总之，在我前半生，凡是所到之处，随时都贮存着不少的中西丸散膏丹之类，差不多用不着赴街上去买，都能自给自足。尤其荒唐的就是有时当我找来大夫看病之后，经常把大夫的处方，任凭自己的主观愿望随意予以增减。甚或有时不问大夫就一面翻着药书一面自行医治，直到伪满垮台为止，我一向都是如此。
七、我母亲为我自杀了
我从三岁起，就离开了我的母亲，一直到了我十一岁，我母亲才被允许一年进宫来看我两三次。虽然每次少则必住上四五天，多则八九天才回去，但是我对她的感情也不过普普通通，并没有对她感到什么特别亲热。因为我们母子二人之间的骨肉情分，早已被那冷如冰的封建专制制度给一刀两断了。即使说尚没到一刀两断程度，也是被这段难以逾越的“君臣关系”铁墙给两下完全隔绝了。我母亲是在一九二一年我十六岁的时候死去的。而她的死，则是与我和端康太妃的争吵有关。
在我十四五岁时，端康太妃由于我追逐时髦，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顿，并打了两个太监每人二百大板。自从发生了这件事之后，她便效仿了西太后对待光绪的老办法，每天派她宫中的六七名太监，轮流地来“服侍”我，其实就是派他们来做监视我的“特务”。我在当时的环境下，当然是敢怒而不敢言的了，我就这样地忍耐了不少的日子。有一天，我真觉得有些按捺不住，便抓一个题目和她派来的太监大闹起来，当然一个当太监的，尽管他有多硬的靠山，在这种情势下，是不能不向我磕头赔罪的了。而太妃呢，也知道我是对她的一种“取瑟而歌”的间接示威，便也知趣地把这个太监叫了回去，不久把那几个“特务太监”也都撤走了。
我想顺便在这里概略叙述一下我这四位母亲的各自的性格。
端康太妃不但是所使用的太监很多都是曾在太后宫里使用过的人，就连她那里的大夫以及厨房里的工作人员，也差不多都是太后所遗留下来的一些基干人员，而她的一举一动，也就在有意无意之中，模仿起西太后、隆裕太后来。因此，在她所住的那个“永和宫”的势力圈子内，是经常飘**着一种和那三位太妃迥然不同的浓厚专制气氛的。
敬懿太妃，因为我幼时曾住在和她的“太极殿”相衔接的“长春宫”的关系，所以我幼时对她的感情，总比和那三位太妃要亲近些，就是她对我也是在无言之中，似乎更关切些。她对端康的骄傲跋扈的平日行动，也颇为不满，只不过是面和心不和地过着表面平静的生活罢了。
荣惠和庄和两太妃，平日也是很老实和蔼的。不过她们二位都有着不少迷信和忌讳。例如，荣惠太妃最忌讳说“醋”字，在吃饭的时候，她那里的太监都不能说出“醋”字来，而只能给它起个代名词，把“醋”叫作“忌讳”。而庄和太妃那里的忌讳尤多。如不许人说“吃梨”，因为“梨”字和“离”字同音，须说吃“平安果”。还有“完了”二字，也是在忌讳之列的。如果问您吃完了吗的时候，须说您吃得了吗。其他尚有许多，举一以概其余吧。
这就是我那四位母亲的脾气、作风各自不同的地方，跟着我要说我和端康太妃翻脸的经过。
关于这次争吵的直接导火索，是因为有一天，端康下了一道命令，把太医院的御医范一梅开除了。我听到此事后感到非常气愤，当然这也和我平日对她的种种不平不满有关。我就想：过去隆裕太后在世的时候，我和太后坐在一起吃饭，她不是还拿一个“瑾妃”资格，站在地上吃的吗？……我于是就给她下了个结论：她本是一个妾的身份，而不是妻的身份，并不能算是我的母亲。现在她既这样对我毫不客气，我为什么要怕她呢？于是我愈想愈觉得可气。但是在那家长制度凛然不可侵犯的宫廷中，我还不敢下定决心，当面向她去做质问，便把此事告诉了陈宝琛，并和他做了一番商量，而他居然会赞成我这样做，同时在我身边的大总管张谦和也怂恿我这样做。于是，我就鼓足了勇气，到她那里质问她为什么开除了范一梅。当然她是不会向我让步的，于是我们母子便闹翻了脸争吵起来。我更粗暴地扬言不承认她是我的母亲。我表明了这种决裂态度之后，便愤愤地回去了。
端康太妃便在盛怒之下，急时抱佛脚地把我的祖母刘佳氏和我的生母瓜尔佳氏叫到宫里来，并迁怒于她们，对她们做了严厉的斥责。她们在这种情形下，也只得向太妃赔了礼，但太妃还不甘心，更把我父亲载沣和各王公大臣连我的老师们也在内，全都叫进宫来，大约也是想套用一下西太后降服光绪的老办法来压制我吧。于是她便把我如何对她无礼的情形，声泪俱下地宣布了出来，但是这些王公大臣已不再是当年的荣禄或是袁世凯，对于我们母子之间的家务争吵，又有什么解决的妙法，只能是对她做了一阵不关痛痒的安慰。而我呢，也不肯对她示弱，便也把这些“宗亲国戚”（除我父亲）等叫到我这里来，我也同样对他们哓哓不休地讲了一大篇我的道理。当然，他们对于我也是毫无办法的，也不过是唯唯诺诺地说出一些不解决问题的调停话而已。最后，我还是在我祖母和母亲的努力说服下，才勉勉强强地到端康面前下了一跪，并且认了错，这场风波才算是在我和端康之间平息下来。
可怜我的母亲在她临回家去的头一天，还来看我，并谆谆嘱咐我尔后千万不要再做这样鲁莽的事，我也对她表示了今后一定不再如此。
我却万万没想到。我的母亲在回家之后的第二天就吞服鸦片自杀了。此事发生以后，我父亲等并没有对我表示，我母亲的死是因为我而自杀，只说是得了一个“紧痰绝”的急病死了。我闻知这一噩耗之后，便连忙到我母亲家中去哭奠。这是我自从三岁入宫以来，头一次出“紫禁城”，也是头一次回到了生身父的家中，不过是这次的回家，却不是什么愉快的事，而是和我那生身母做了人生的永别。
我母亲的自杀，还是在她死后多少日子由我弟弟对我讲了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