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的出生和当上清朝末代皇帝的经过
在谈我出生以前，我想先谈一谈我的出生地北京醇亲王府。
其地点是在北京的北城什刹后海北河沿。这个地方，是在北城最著名的一个风景区。从地安门鼓楼的西边起，一直到德胜门的西方，把什刹前海、什刹后海和积水潭三个湖泊连接起来，形成了一片风景宜人的水乡。在夏天真是绿柳荫浓，荷香扑鼻，执竿垂钓的人们，可以一边静听着树间的蝉吟，一边来钓那银鳞跳跃既新鲜又肥美的鲫鱼和鲤子，简直不知道什么是夏季的炎暑。每当夕阳渐渐藏到西山的层岚叠嶂的背后时，又可以在一天劳动之后沏上一壶香茶，拿着一把蒲扇，坐在那一带柳堤之上，听到一片此起彼伏的咯咯蛙鸣。再加上一轮明月，慢慢爬上了星空，把它那美丽的清辉冰影，映入到暮霭苍茫的水面的时候，真许会使人怀疑：这居然就是车马喧嚣的北京城内？而这个醇王府，就是在这样一个“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好地方，毫不客气地围上了城墙般的砖墙，硬把这劳动人民在当时的一个绝无仅有的休息游玩地给占去了一大半还多。
这在我们新社会中的人来说，尤其是生长在劳动人民已经当了家做了主的新中国后一代来说，也许不会把这块“后三海”的地方，看成是一个怎样了不起的地域。本来嘛，在现在的北京，既有中山公园，又有北海公园、景山公园和陶然亭等，说风景有风景，要设备有设备的无数可供游赏和休息的好地方，甚至连郊区的颐和园、碧云寺、香山和西山八大处等，也都可以坐上宽敞而舒适的郊区公共汽车或是出租的汽车，风驰电掣地游玩个够。可是在我出生的一九〇六年前后的情况，就和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现在的中山公园，在清朝封建统治尚未垮台之前，它乃是绝对不许一般人入门一步的“社稷坛”，又叫作“地坛”；北海公园则是专供帝王后妃等特权阶级游宴使用的“禁苑”；景山公园更是清朝皇帝祭祀祖先的地方；陶然亭呢，那时，还不过是一片浑塘芦苇，一块废洼遗址和有三间两厅房以及几株老树和一块“谜的墓碣”的一个所在而已。只由于在当时，所有的名园胜地，不是属于“宫苑禁地”，就是属于皇族大官的私有，这个并不出奇的陶然亭便在酸溜溜的文人墨客的诗歌的夸大形容下，自然而然地名满全国了。它怎能和现在的既有山又有水，并有奇花名木以及绿毯子一般的草地，富丽堂皇的牌楼和现代化的游泳池、儿童运动场、舞场、图书馆、文化厅等应有尽有的人民大众的陶然亭相提并论呢？所以在那个时代里，什刹后海就成为一个引人入胜的了不起的所在了。
还有这里所说的这个醇王府，并不是我祖父醇贤亲王奕譞从宫中分封出来就住的，那座老府坐落在北京西城的太平湖。因为太平湖老府中，生了光绪，所以就连光绪的生身之父奕譞，也不能在这生过皇帝的所谓“生龙圣地”内住下去了，而是按照当时的惯例就得把这个地方当作庙宇或是把它空闲起来。像是北京有名的雍和宫喇嘛庙，那就是清朝第三代皇帝雍正在他当皇帝以前住过的王府，在当时是把它叫作“潜邸”或是“潜龙邸”的。当然我出生之地的什刹后海醇王府也不例外。就是因为这个，又动员了无数劳动人民，新建了一座新的醇王府。这座比过去还广阔还穷奢极侈的新王府，在它将要落成的时候，就赶上了辛亥革命的成功，于是就成了中华民国的国务院。我真替它庆幸，没有被利用为王府而成为革命政府的机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封建时代，人们对于皇帝的看法和封建统治者怎样狂妄自大，以及怎样拿偶像崇拜来迷惑人民借以巩固他们自己的统治的卑鄙手段了。
过去的所谓“生龙圣地”既然不能再住，于是便由当时的王朝政府另在这富有野趣的什刹后海的北河沿，动员了无数人力财力重新建了一座拥有房屋数百间，更有山石林木池沼之胜的新“七爷府”。而我就是生在这个府中的。
一、我的祖父奕譞和我的祖母叶赫那拉氏
我生在一九〇六年，我的祖父名奕譞，是光绪的生身之父，生于一八四〇年（清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他的母亲是道光的妃（庄顺皇贵妃）乌雅氏。我祖父因为曾帮助过慈禧（西太后）杀过肃顺以及管理过“神机营”等被认为有功，后来就被晋封为“世袭罔替”的所谓“铁帽子王”，也就是世世代代永远承袭亲王爵位的醇亲王。他活到五十一岁，死于一八九一年（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在我出生十六年前死去的。他死后的谥法是“贤”，所以后来人都把他叫作醇贤亲王。
我的祖母叶赫那拉氏，是西太后的妹妹。据我揣测，她和祖父的结婚，也是和西太后的拉拢政策有关。因为我祖父既和恭亲王（我祖父的六兄）杀了肃顺等，造成了东太后慈安和西太后慈禧一同“垂帘听政”的局面，西太后当然也就要竭力拉拢他了，所以就使她的亲妹妹和我祖父结了婚。我对于我这个祖母是死在哪一年，现在已经记不得了，并且我觉得没有和她见过面。现在我只把关于她的传说介绍几行，我认为从这里面，也许可以看出一些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吧。
我小时曾听旁人说过，她和她姐姐西太后的脾气秉性完全相反，是一个极其拘谨固执的旧式家庭妇女。据说当时同治死后没多久，西太后就在宫中看戏，也叫我祖母进宫去看。我祖母虽然不能不去，但当坐到戏台前面时，却闭着眼睛不看。西太后问她为何闭眼不看时，她便直气噘嘴地说：“现在正在‘国丧’中，我不能看戏！”西太后听了她的话也无可奈何，竟至被她给顶得落下了眼泪，叹道：“你怎么这样地别扭！”还有，从前醇王府的老太监牛祥也曾说过：这位福晋[1]太太真是性情古板极了。自从“光绪爷”进宫以后，她心里真是如同吃黄连的哑巴一样，简直有苦也说不出来，没有法子，只能对她所生的三位“小爷”（少爷之意）特别疼爱了。她的所谓疼爱的方法，就是怕吃多了生病，永远给他们减食，因此把这三位小爷都饿成皮包骨。有时，“看妈”（保姆）实在看着不忍，就偷偷地给他们一些东西吃。这究竟不顶什么事，结果是这三位小爷都由于营养不良活活地饿死了。所以除了光绪不算，二爷三爷四爷都没有了。所以五爷（我父亲载沣）才当上了王爷的。诸位想一想，就连旧社会的母爱都是这样的可怕，简直是“爱之适所以害之”了。
还听到旁的太监说过，我这位祖母，在平时真是一个不苟言、不苟笑的所谓典型的“贤妻良母”。据他说，每当我父亲和我六叔（载洵）、七叔（载涛）在小时大声说笑时，我这位祖母便正颜厉色地申斥他们说：“笑什么！”还说她信佛甚笃，不杀生，以至在夏天的时候不敢到花园去散步，说什么怕踩死蚂蚁。
我的亲祖母刘佳氏（我祖父的次妻，她是生我父亲和我六叔、七叔的）曾对我弟弟妹妹们说过：“你们的那个祖母，她在平日是个忌讳很多的人，像是什么‘死’‘完了’一类的话，她是非常忌讳的，有一年，你玛父（满族称祖父为玛父，呼父亲为阿玛）因为西山的妙高峰‘园寝’（即坟地）刚修好，他就带着全家到那里去看，因为看到修得很称心，祖父便高兴起来，于是就叫人把饭拿到坑穴中来吃。那时你那位祖母因为觉得丧气，就不高兴已极，但又不能表示反对，就在那顿饭之间连筷箸也都没有动一下。在和你玛父的兴高采烈对比之下，越发显得她的垂头丧气的状态了。大家看了这种情形，真是既不敢说什么，又不敢笑，那顿饭吃得真难过极了。”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件既荒唐又滑稽的故事来。这是我母亲对人讲的。她说：西太后因为和光绪闹了母子不和的宫闱风波，于是就迁怒到我死去的祖父身上来。有一天她听到了一种无稽传说，说妙高峰的“风水好”，所以才从醇王府出了一个光绪皇帝。理由是在醇贤亲王坟茔附近有两棵大白果树，白果的“白”字和埋在地下的王爷的“王”字连在一起，不就是个“皇”字吗？不但出了一个光绪，还许出第二个皇帝呢？于是她就命人把那两棵白果树锯掉。现代的人听了此话，一定觉得做这样事的人，未免太荒诞不经。可是在那个时代里，却是觉得做那样事并不算什么稀奇哩！
再就是把那两棵白果树锯倒了的时候，曾从那两棵老树的树穴里，爬出了不少的蛇来，于是有人又以讹传讹地说：就是因为锯了那两棵树，所以后来才有了庚子的“义和团”事件[2]，就是说那些蛇来作祟的。在当时很多的人，都是很相信这种说法，并且是津津乐道的一件事。
我想在这里也把我亲祖母刘佳氏的事情表一表。她是我祖父的次妻，生了我父亲和我两个叔父，她也是一个吃斋念佛的老太太，她是最喜欢我的。我现在谈一谈她为什么喜欢我的缘故。
也许有人会这样想：“你是长孙嘛！在旧式封建家长制度的家庭里，当然是最宠爱承重长孙的呀！”
这种想法，我觉得也是一部分理由。但我认为还不能算是从全面来看这个问题。不过，这也难怪，因为我的那个家庭环境，太复杂离奇了。请不要性急，我还是得从头说起。
像是醇王府那样的旧家庭里，由于封建家长制的关系，由于“家规国法”都错综在一起的关系，种种不近人情的离奇现象，真是说不尽数不完的。先拿几项和我有关系的例子来说。在醇王府内，不论是男孩子、女孩子，都是一生下来，就分门立户地各自有一个小小势力圈子。普通的是每一个人都有附属于他或她的“看妈”（我们把“看妈”呼作“精奇”，她是三人中“职权”最高的一个）、“奶妈”（乳母，我们呼她作“嫫”，次于“精奇”的地位）和管杂务的“保姆”（我们呼她作“水上”或是“水妈”，专管劈柴、烧火、洗衣、做饭等杂事，挣钱最少，职位最下）各一名。不过在男孩子的“势力圈子”内有时还有一名太监被拨调过来，女孩子则是只有保姆三名的权利。所以在醇王府内是享受不到一般家庭的父母兄弟姊妹之间的温暖空气的。不但是每天吃饭，各个小集团要各起炉灶；就是玩具日用品之类，也都各有领域，不得互相侵犯。只是做衣服被褥等需要大笔经费的事项，才由各自所属的长辈来负责。
说到这里，我想也许有人对此或者又要产生一种疑问，因为“各自所属的长辈”这句话太难解了，说由父母或是祖母来负责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用这样绕弯子的艰涩难懂的名词呢？
这也难怪，本来那是封建专制家庭内的事情么，拿现在的合理常识去想是想不通的。请看我的这句话的注解。
为什么不说由父母等负责而偏偏要说“由各自所属的长辈负责”呢？因为在那醇王府内是不能简单地用父母两个字来包括一切的。说了半天话才归入到“为什么我祖母最喜欢我”的这个本题来，按照我家的规矩（说是我家的习惯也无不可）生下第一个孩子来，是要归我祖母扶育的。我的二弟溥杰则是归我母亲自己扶育（当然不是自己喂奶，因为各人都有各自的乳母）。至于我长妹韫英（现已死去）呢，则是又该由我祖母扶育了。但是也有例外，我的二妹韫和生下来后，本应由我母亲自己扶育，因为我离开了醇王府进宫去当皇帝，所以这种“扶育分配律”也就被弄乱，而让我二妹去补我的空缺了。我三妹韫颖呢，仍是按照新的“分配律”归我母亲自己扶育。此外我的四个妹妹和两个弟弟（三弟溥倛几岁时便死了）则是因为由庶母邓佳氏所生，便又把他们编在这一“分配律”之外而由其母亲自己负责扶育。
这就是我祖母最疼爱我的原因，也就是当我三岁奉命进宫时，我祖母为我急得患了时发时愈的精神病，而我母亲反倒没有急得怎样的又一个缘故。
不难由此想象得出来，我和我长妹、二妹对祖母是比对母亲还要亲，而我的二弟和三妹则是对母亲近而对祖母要远些。
不但如此，我们家庭中各个成分的“手下”的保姆、乳母、太监、丫鬟之类，也都是忠心耿耿地各为其主。于是就在这种口舌是非的旋涡中，就把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的亲爱情分扰得稀薄，因此，封建大家庭中的怪现象，也就层出不穷了，这就是我生身之处醇王府大家庭中的当时环境。至于我进宫后的宫廷环境，请各位往下看就会知道。不过我敢保证，它不但不会比醇王府好多少，并且可以说是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二、光绪和慈禧
光绪名载湉，是我祖父奕譞的长子，他生于一八七一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祖母叶赫那拉氏。她是慈禧的亲妹妹。同治死了之后，就应该过继一个“溥”字辈的人[3]，继承同治之后才对，为什么却要过继一个和同治同是“载”字辈的人为后嗣呢？如果说在当时“溥”字辈中——同治后一辈的侄子当中竟会没有一个适当的人，那是不切合实际的。像是“近支”中的溥伦等，都是在当时比较年长的人，为什么偏要立光绪呢？也许有人会认为因为我的祖母叶赫那拉氏是慈禧的胞妹的关系，所以才要立自己的亲外甥当皇帝，这种看法也确有一部分理由。不过拿西太后的平生政治野心来看，再从她一生中的惯用手段的种种事实来看，与其说是为了亲外甥的缘故，倒不如说是为了要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叫他去打着皇帝的招牌，而自己就好再尝一尝“垂帘听政”的味道。这样想，我觉得倒是确实些和全面些。
现在我想先谈一谈西太后的简单历史，然后再述说她和光绪的关系，我觉得这样做，或许对于那些宫闱中的复杂关系，容易了解一些。那么，就先从慈禧的入宫后谈起吧。
不过，在这里，我不能不先声明一下，因为凡是关于宫闱秘事，这一类的东西，在清朝统治者执政的时候，一般人是不易得知的。即使是从宫中漏出了一些，一般人也是不敢公然地笔之于书或是随便乱讲。至于拿我来说，我的家人，差不多都在为亲者讳的旧礼教束缚下，没有人敢随便谈论自己先人的那些不太漂亮的往事。所以我虽然生在王府，长在宫中，却对于自己先人的那些属于秘密的事例，反倒知道得很少很少。但是就在我所知道的范围之内，不管它是真实的历史也好，或是由传闻得来的街谈巷议也好，我打算本着有闻必录的精神，把它尽情地描述出来。我认为唯有这样，才能从多方面来说明旧社会制度的腐朽、堕落、罪恶本质，才能把反动的封建统治者为了个人权力，怎样钩心斗角、不择手段地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和他们的那些既卑鄙又狠毒的惯用手段等，都给全盘托了出来。不论是慈禧抑或是光绪，或是我自己，固然谁都有不同的政治环境与政治资本，但我相信，在自私自利这一点上，在为了向上爬而不顾一切的这一点上，则全是如同一个模型中铸出来的东西一样，就拿慈禧青年时代的例子来说。
据说西太后乍一入宫时，是个宫女，名叫兰儿，咸丰皇帝很喜欢她，便在暗中有了孕，咸丰的皇后钮祜禄氏[4]听到了她和咸丰的关系（但不知有孕的事情），便趁咸丰坐朝听政的时候，命人把兰儿抓了来，打算对她加以拷问毒打。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咸丰赶了过来，就拿“兰儿有孕”这一句话，消灭了这场风波。于是兰儿就被册封为兰贵人，跟着生了同治之后，由于母以子贵，而且因为皇后没有儿子，她就扶摇直上地俨然也成了皇后。当咸丰死于热河，她和钮祜禄氏便成为西、东两位太后了。
按旧社会的宿命论来说，也许曾有人认为是她的“命好”和“运气好”。不过，如果按照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做分析，她确实是有一些聪明和遇事有办法的人。并且她还有一种封建统治者所应具备的阶级本质，那就是心狠手辣、为了自己不顾一切的“才能”，不然怎么会把曾受过咸丰“顾命”的大臣和亲王，那样不费吹灰之力地给杀掉；把声望地位一切都在自己之上的东太后也给简简单单地收拾掉；害死了珍妃，幽禁了光绪。总之，在当时，她的确是有一种作恶的“才能”的。
在光绪年幼时，固然由东太后和西太后一同执掌了国家政权，可是在东太后死后，当时的那个政权，便由她一人执掌。不过是，等到光绪渐渐长大起来之后，“垂帘听政”惯了的西太后，却再也无法老坐在帘子后面了。在这种新情况面前，她当然不能不把国家政权交到光绪之手，而重回到深宫去过那养老生活。可是，她在那好几年的执掌大权中，早已经培养扶植了一帮心腹羽翼，那些人都是代表当时守旧势力的有名人物，如“亲贵”中已死去的恭忠亲王奕?和后来的庆亲王奕劻，大臣中则是死去的曾国藩和后来的李鸿章、荣禄等。他们都是以西太后为中心而窃权弄势的有力者。先不要说光绪只不过是慈禧的外甥，就拿她的亲生儿子同治来说，在他长大成人由他母亲手里把政治大权接过以后不久，不就把在当时大臣中居首要地位的恭亲王的世袭罔替亲王给一抹到底了吗？固然是在政界的表面上，我们只能看到在西太后的转圜之下——直爽地说也可以说是在西太后的矫正之下，立即恢复了恭亲王的爵位。我们能不能光就当时政界的表面动向来看这一“新”和“旧”之间的矛盾冲突问题，而认为是顽固守旧的母亲和年少气锐的儿子之间的尖锐矛盾表现，仅仅由西太后的婉言相劝，就能够把黜罚“亲贵中的亲贵”恭亲王的这件大事，简简单单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急旋回？真说不定他们曾经有过怎样的大吵大闹，才把这事给平复下去的呢。请在后面看一看西太后和光绪正面冲突的发火点的实例，就可以想象得出来，这次母子之间的矛盾出现，是带有怎样尖锐性质的了。
而光绪呢，则是因为自己逐渐长大成人，又由西太后手里接过了政权，特别是当时清朝政府的腐朽无能已达极点。国内是由于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清朝统治势力和威望日益减退。在国际间更是在当时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下，今天割一块地，明天赔一笔款，越发把满族统治者的纸老虎原形现了出来。更加上康有为等的改良主义思想，逐渐抬起头来，国内革命势力也在一天天高涨，所以光绪也就在这种内外压力之中，对于当时的顽固守旧势力不再感到有什么兴趣了。
不过是，改良主义的这种新势力，只是在守旧势力的圈子内，刚刚长出了萌芽，并且它又不是把根子扎到人民群众里面，而是要给清朝封建统治的这座眼看就要倒塌下来的大厦支上一两根支柱而已，所以它和守旧势力比起来，是脆弱而经不起旧势力的一击的。光绪和西太后的主要矛盾就在于此。
不过是，这是从政治全盘上来说的。当然，在人与人的感情之间，在宫廷中的日常实际摩擦之间，在西太后和光绪的个性之间，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实例，还有不少。我打算在后面的各个小题内因人就事地再加以具体说明，在这里不多去牵涉它。现在只把与西太后以及光绪的个人性格有关的几项实际生活琐事加以描述。我认为从这里可以认识到一些封建统治者的狰狞面目和其阶级、制度的本质。
我现在还是按着由母及子的顺序，先从西太后谈起吧！
甲、“老佛爷”和“老祖宗”
“老佛爷”和“老祖宗”这两个名词，都是当时在清宫中的太监和宫女们对于西太后的称呼。要是拿现在的心理来想象，当时的这两个词，如果说是一种“昵称”吧，可又在这个“老佛爷”三个字中，找不出一些亲昵的含义来。要说是“老祖宗”这三个字有些血缘的意味在内吧，可是我总觉得在所谓“亲昵”的成分之外，还含有很多的既尊严又阴森森的感觉。总之，这是在当时宫中的两顶最高的大帽子，既谈不到什么亲昵，更谈不到什么尊严，只能使人听了之后，感到有一种麻酥酥的滋味：既觉得喊人作“佛爷”“祖宗”的人，有一种奴颜婢膝的奴才口吻，同时也会使人觉得被人唤作“老佛爷”和“老祖宗”而居然居之不疑的人，也未免有些“那个”。
慈禧
更从被人呼作“老佛爷”“老祖宗”的那一方面来做进一步的分析，这也就是过去的封建统治者，为了要让她手下的人无条件地来服从她，绝对地去尊敬她的一套惯用老办法。因为人家称她作“佛爷”还嫌有些尊而不亲，于是就叫人家唤她作“祖宗”，也就是，在有形无形的人为条件下，好使别人对她永远做人身的依附，使别人要心甘情愿地任凭统治者的喜怒爱憎，生杀掠夺，而事事能够俯首帖耳地逆来顺受。请想，把一些活人都束缚到这样子，还能轻易地起什么反抗的心？这真是把人奴化到底的一种毒辣办法。不仅是要压制、剥削和**他们的肉体，还想进一步来麻痹他们的思想，征服他们的精神。像是“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的认命思想和“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奴才观点等，不都是从这种基本观念上生出来的吗？像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这种狂妄、毒辣的自私心情，并不止西太后一人如此，就拿我来说，自从我三岁进宫起，就有人称呼我为“万岁爷”或是“老爷子”。请想一想看，一群比我年岁大有八倍，甚至其中还有白发盈头的老人，都把一个三岁的孩子叫作“万岁爷”或者“老爷子”，这岂不是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大笑话吗？可是自从我懂事以来，便也习以为常地毫不觉得奇怪，一直到伪满完蛋，我所“使用”过的人，都曾是这样地称呼我。
为什么在当时不会觉得这种称呼是不合理的，而现在则感到肉麻呢？我认为这就是一个人的立场问题。
像是在前半生的四五十年中，一直是站在反人民立场的我，为什么现在会转变到人民这方面来呢？
这都是共产党马列主义从根本上洗涤了我的灵魂，给我除去了蒙眼的布、堵耳朵的塞子，才使我这冷酷贪婪非人的心，又恢复为柔软和知好歹的正常人的心。所以才使我能从“久而不知其臭”的“鲍鱼之肆”中脱身出来，开始懂得了什么是香，什么是臭！
乙、一个马要了一条命
有一天西太后和一个太监下棋，那个太监说：“奴才杀老祖宗一个马。”西太后听了“杀”字很觉刺耳，便生气道：“我杀你一家子！”于是这太监便被“立毙杖下”。
丙、自行车血案
我听说在同治小的时候，有一个太监买了一辆自行车，教同治骑着玩，被西太后听到，认为太监胆敢拿自行车教皇帝来骑，真是“罪无可赦”。于是这位想要讨同治“万岁爷”喜欢的“聪明”太监，也就在一顿竹板子下，献出了他的生命。
丁、今天天气冷不冷？
我听我的一位老家丁曾说过：“有一天太后由早晨一起来，就觉得心里不太痛快，就向一个太监问道：‘今天外边冷不冷？’太监回答道：‘今天生冷生冷的。’太后发了脾气说：‘什么叫生冷生冷的？’就打了他二十大板。”
戊、这是我坐的椅子！
我在德龄所著的《清宫二年记》中，看到有这样一项记载：有一些外国人要到宫中来参观，西太后便把德龄叫到跟前，吩咐她明天当外国人来参观时，“必须注意他们的行动。如果当外国人要往我坐的椅子上坐时，你虽然不必去拦阻，但须用别的话把外国人引导到别的地方去。上次就有外国人坐了我的椅子……”。事情固然仅是一个坐椅子的问题，但我认为，从这件事情中，是可以充分看出西太后的既自尊自大（太后的椅子别人不配坐）而又怕外国人的尴尬相来。我觉得这虽是她个人生活中的一段极微小的琐碎细节，但也可以从中看出反动封建统治者是怎样自以为是“既神且圣”，而在另一方面则是对外国人的又害怕又敢怒而不敢言的窘态。同时也可以看出“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潜在反动心理。这种精妙入微的反动统治者的心理分析，不是过来人便谁也体会不出的。
己、太后的三顿饭
说来很惭愧，我虽自幼即“生于深宫，长于阿保之手”，但是宫中的每天三顿饭，要丰盛到怎样的地步，我却没有明确数字，可以来做说明。这次我看到潘际坰先生所著的《末代皇帝传奇》一书中，写有一段使我看了也觉得吃惊的材料。因为他曾为了调查这种材料，费了不少的力气，好容易才在北京看到了一个曾在清宫做了二十五年工作的、现已八十多岁的老太监信修明所写的《宫廷琐记》手稿，恰有一则“两膳房（指太后和皇帝用的两个厨房）积弊”的材料，所以我就把这段转抄下来，以补我记忆的不足。内容是：
“……太后之份例：每日用盘肉（即猪肘子——原注）五十斤，猪一口，羊一只，鸡鸭各二只，新细米二升，黄老米（即紫米——原注）一升五合，江米三升，粳米面三斤，白面十五斤，荞麦面一斤，麦子粉一斤，豌豆折三合，芝麻一合五勺，白糖二斤一两五钱，盆糖八两，蜂蜜八两，核桃仁四两，松仁二两，鸡蛋二十八个，枸杞四两，晒干枣十两，香油三斤十两，面筋一斤八两，豆腐二斤，粉锅渣一斤，甜酱二斤十二两，青酱二两，醋五两，鲜菜十五斤，秋有茄子二十个，王瓜二十条。”潘先生对此也曾加注解道：“名义上，每天为西太后供应的膳食至少是如此，皇帝的享受还要优厚些。”潘先生还在该书中，又补充了曾在清末做过内务府大臣的金梁，曾根据内廷档案编辑的一部《清宫史略》。其中除做了类似的记载外，还在“王瓜二十条”之后，又给补充了照明费和燃料的开销，内容是：“白蜡七支，黄蜡二支，羊油蜡七支，羊油更蜡一支。红箩炭：夏二十斤，冬四十斤。黑炭：夏四十斤，冬八十斤。”我还可以另外补充说，这只是说太后的每日三顿饭的开销略数而已。此外，太后和皇帝、后、妃等还有厨房以外的“茶房”的每日开销呢。至于山珍海味如燕窝、鱼翅、银耳等，因为早从各地方的所谓贡献中，堆满了许多库房，根本用不着到市上去买。特别是那些“一食千金”的奢侈食品，不但是白在库房里堆积着，有时还把它用来做看而不吃的装饰品。如用燕窝堆成“万寿无疆”的字样等。这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还要厉害多少倍哩！说到这里，我还要附带着说明一下“茶房”的历史。
茶房是专门给太后、皇帝等准备两饭之间吃的零食的一个单位，在那里每天都有有专门技术的人，在制造糕点、蜜饯和奶制食品、水果、糖馅以及各种干果，等等。我虽然不知道每天需要多少开销，但据我过去享受过的经验来说，其开支虽然不能像厨房那样多，但也是相当可观的。
在潘先生的书中，还说了当时在宫中对比层层中饱、上下分肥的实例，我不想在这里再引用它，只把我所知道的一个实例来做层层中饱的证明就够了。
我曾听到一个绰号叫“胡吵子”的太监说，宫中例有“尝膳”（即在食前先由指定的太监到厨房遍尝每个菜之后，再把它端到太后、皇帝的面前来，意思预防有人下毒）的制度。可是太后宫里最有权势的总管李莲英，他的“尝”法却是与众不同的，他的“尝”法是把和太后所吃的差不多同等的饭菜都成桌成桌地摆到他的居室来，以准备他“尝”到肚饱为止。
我所举的只不过是层层中饱中的一个环节罢了。依此类推，便可以知道当时清宫中的奢侈与腐败到了什么程度。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宫中层层赚钱的一个实际例子。据说道光皇帝的日常生活，是比较俭朴的。有一天他曾问某大臣说：“在早晨上朝之前，你在家里都吃些什么东西？”大臣回答说：“很简单，只不过吃几个鸡子而已。”道光听了大吃一惊地说：“吃鸡子还说简单？”后来才知道，在宫中当时的公定价格一个鸡子是需要几两银子（大约是二两？我记不太清楚了），所以道光的吃惊，也不能算是“小气”的。
这样的琐事例子，是说也说不完的，暂且把它说到这里为止。接着我想谈一谈光绪的事情。
甲、爱情也没有自由
大家都知道光绪是很爱他的珍妃的，可是他的皇后，则是西太后的侄女。光绪是由于珍妃的关系而不爱她呢，抑或是由于太后的关系而不爱她呢？这是我无从知道的。简单一句话，反正他不爱她就是了。据曾经服侍过光绪的一个老太监说，光绪每当穿过他的皇后所住的地方时，常带着几只哈巴狗看它们往皇后所住的地方——宫殿的台阶或门帘上撒尿以为快，并令跟着他的那一群太监故意跺着脚一阵风似的走过去。事情只是如此而已。也许有人认为光绪的举动太幼稚太没有意思也未可知。不过，我却觉得光绪的这种举动，纯粹是为了发泄发泄他那郁藏已久不易发散出来的愤怒罢了。从这点小事上，是可以充分看出光绪在爱情上是怎样得不到自由，更是怎样在苦恼着的。
乙、“肩担日月”
这句话也是听老太监说的：光绪因为心情总是不好，身体是非常孱弱的。而肩上的骨头瘦得出了两个凸出的棱，那些工于谄谀的太监，便说“万岁爷不是瘦而是‘肩担日月’，这是当皇帝的‘福相’啊！”从这里固然可以说明太监们胡拍乱捧，竟到了怎样既可气又可笑的地步；同时也可以说明，光绪的这种“福相”，正是他的一副可怜相。
还听说光绪每当气愤到了不能自解的时候，便把一些高价的西洋“八音盒”一个一个地摔到地上；有时还故意在西太后每天派来监视他的特务太监面前，笞打服侍自己的小太监。但这是预先定好的圈套，暗中示意打人的“敬事房”[5]太监，不要用力笞打，只要做出形式上的责打就行，他事后还曾对自己的心腹太监说过：“这是为了给他们看而不是要打你们！”
丙、六亲不能认
“六亲不认”这句话，本是形容过去反动统治者的绝对利己主义的一种讽刺。可是在光绪来说倒还不是“六亲不认”，而实实在在是连六亲都不能认，都不敢认。就拿他从几岁起当皇帝时说起吧，在封建宫廷中，就没有皇帝把自己亲人随便接进宫来相会的规矩。尤其是在慈禧那样的太后当权下，再加上她们母子的不和，即使醇贤亲王的福晋叶赫那拉氏，是西太后的亲妹妹，也是没有丝毫的通融。因为“祖制”这两个字，是会压得人喘不上气来的，有时甚至是会压死人的。当然大权在握的西太后，她是有变更“祖制”的权力的，如“垂帘听政”就是一个破例的事。可是对于光绪，“祖制”二字，则是有着充分压服的力量的。据说她曾因为政治上的关系，把朝鲜国王的生身父亲大院君，关押在保定很多时候。一方面也就是为了向醇贤亲王示威，暗示他：皇帝的父亲是不准许多事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光绪根本不能随便见到他的父母，也就是这样才使他连六亲也不敢认的。
珍妃
还听我叔父说过：就是光绪的几个兄弟，也是不能随便见到光绪的面，只是在朝廷正式大宴会的时候，我的叔叔才能有向光绪跪献金杯（大宴会时皇帝使用的是纯金的器皿）的机会。就是在那样的时候，也只能是弟弟跪在地上把酒杯献上去，哥哥也只能像是一个木偶似的端坐不动地用手接过酒杯来。最大限度，不过偶然向弟弟微微露出一丝笑容而已。
丁、“打龙袍”和臭肉
据说自从西太后和光绪母子反目以后，她对于光绪真是用尽了精神上的虐待的方法。例如，在光绪的生日演剧时，慈禧就故意使演《打龙袍》或是《伐东吴》一类的戏。前者是讽刺打“不孝”的皇帝；后者是故意演全军挂孝的戏，借以表示诅咒之意。
又听说，自从光绪被幽禁以后，每天在他饭桌上所摆的菜肴，仍和过去一样，一点也没有被削减，不过是，菜里的鱼肉之类都是腐臭不堪吃的东西。一则为了表示对光绪并没有使他受委屈；一则是故意让他吃不饱。
三、慈安太后的死之谜
就像在上项中所介绍的那样，自从同治当了皇帝，杀了肃顺等之后，慈安和慈禧就以东西两太后的资格，“垂帘”听起政来。固然这时的慈安和慈禧，不论是在宫中的地位上，还是在当时政治的作用上，她们二人都是一样，并没有什么上下。但在当时社会习惯上，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总是觉得慈安比慈禧的资格和声望都高得多。这在从来就不甘久居人下的慈禧说来，当然是一种难堪的事情，所以，在当时的宫中日常生活里，她和慈安之间的摩擦矛盾，自然是免不了的。现在择其中最明显的几项感情冲动的实例来说说。
据说同治在小的时候，因为慈安待人和善，他对慈安的感情，有时比对自己的母亲慈禧还要亲密些，所以慈禧就感到很不满意。她不肯反省自己的一贯态度和作风不好，反倒暗恨起慈安来。后来光绪在小的时候，也是和同治小时一样，总是对慈安觉得更亲近些。这更加使慈禧对慈安不满了。
又听说在光绪六年，赴东陵致祭时，东西两个太后自然是要一同来致祭的，不过，慈安这时，在心中却对慈禧有了一种感想：平日在宫中倒还没有什么，今天是在祭祖先，她过去本是由“贵人”[6]一步一步升起来的人，怎能和自己一模一样地站在一起呢？于是就在这种不可遏止的冲动下，慈安小声告诉慈禧往后退一些，慈禧当然不肯答应的了。因此险些就发生了两个太后的争吵。但是慈禧毕竟是很乖巧的，虽然她非常恼怒，却还能冷静地抑制住自己，于是就在心里想，在皇陵旁边争吵，太不像话，或许还会招来王公大臣的非笑。想到这里，她遂强忍下这口怒气而向后退了一些。
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慈禧对慈安是让步了。可是她心中的怨气却没有消。她想来想去，又想起安德海被杀的事情来了。
在这里先得补叙一下太监安德海被杀的前后概略经过。
安德海是慈禧最得意的心腹太监。在慈禧等杀载垣、端华和肃顺的时候，安德海确实出过一些力气（详见下项）。所以在两个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形成之后，他在宫中的权力就一天大似一天。据说在当时宫中，除了两个太后，就没有一个人敢来违反他的意思，连同治还得遇事让他三分哩。所以在当时，不论在宫内或是宫外，人们都给他起了一个“爱称”——“小安子”。
小安子很善于揣摩、逢迎慈禧的意旨。例如，慈禧平素喜欢看戏，他就竭力替她网罗著名的演员充作“内廷供奉”，同时组织太监排戏，以讨西太后的欢心。从此，西太后就经常沉溺于观剧的光阴中。据说，当时有个叫贾铎的御史，因为听说小安子有擅权胡为、逢迎西太后看戏的癖好，每演一天戏，所费就达千金之多，于是就奏上了一本。但在这篇奏文中，他并没有敢直接说到慈禧，只是含沙射影地写了一些太监近日胆大妄为，应严加禁止等语。慈禧看到这篇奏章，也意识到他的言外之意，遂装模作样地下了一道“懿旨”说：责成总管太监认真查究，如果发现有不法情事，便应由该总管太监揭发，否则定将该总管太监革除治罪，等等。她的这道口是心非、假装好人的“懿旨”想不到居然赢得了当时王公大臣的称赞，并歌颂她能“从谏如流”。而慈禧呢，只不过拿这番话来作为沽名钓誉的工具而已。在宫中她每日仍然是照旧看戏。
后来在同治快要结婚的时候，安德海便怂恿慈禧派他赴江南一带督制新郎皇帝的“龙衣”。慈禧也知道在清代“祖制”中有不许太监无故出京四十里的惯例，但禁不住安德海的巧言**，尤其是他所说的“江南一带舶来珍物很多，趁此也可以多买些带回来”等话，终于打动了追求奢侈豪华的慈禧的心，于是便在口头上准许他去，但仍嘱他须要沿途谨慎，不要惹出事来。
谁知安德海从同治八年六月出京之后，便坐了两只大船，彩旗高悬，张灯结彩，并大吃大喝地闹得乌烟瘴气，还携带着戏班娼妓多人，笙管笛箫，深夜不绝。一路上真是说不尽的招摇和数不尽的勒索、纳贿，弄得人人侧目，敢怒而不敢言。出了当时的直隶省境以后，他的胆子就愈闹愈大，因之他的勒索骚扰也就越发厉害起来。当他走进山东境内之后，当时的山东巡抚丁宝桢，在忍无可忍之下，就把这种情形，写成奏章，命人送到北京奕?处，求其代为转告两个太后。慈禧还想以安德海是奉自己的口头命令出京，想为他解脱，但在慈安的“祖制”铁帽子之下，她也没有办法，只得狠着心，下令丁宝桢，允许他逮捕安德海就地“正法”。
据说，慈安还在“祖制”这一有力法宝下，得理不让人地申斥了慈禧，并说这个守正不阿的丁宝桢应该嘉奖。慈禧在这种境况下，只能是笑在脸上，恨在心里罢了。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当奕?把丁宝桢的奏章拿进宫中时，恰巧慈禧正在看戏，于是奕?就劝慈安不如趁慈禧未在眼前，迅速下令丁宝桢，命其就地捕杀安德海，以维祖制而振肃朝廷的纲纪，慈安对此颇有难色。但在奕?的“祖制”“纲纪”不绝于口的劝说下，并在奕?所说的“如果西太后有异议时，王公大臣当据理力争”的鼓舞下，慈安终于听从了不告慈禧而处理安德海的意见。
以上就是关于安德海被杀的两种传说。
当慈禧把近年来的千怨万恨，统统归结到慈安身上时，她又转念一想：慈安的一切，在政治上都比自己要优越得多。尤其是最使慈禧害怕的，就是她有一个最大的把柄，确确实实地掌握在慈安的手里。如果不先把这一危险的“武器”夺过来，对自己真是一个危险万状的事情。于是就在这样的深思熟虑之后，她便想起了一条又阴险又恶毒的计策来。
也许有人要问，慈禧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呢？并且那个“最大的把柄”又是什么呢？
提起这件事来，不用一段倒插笔是说不明白的。那么就回过头来，再从咸丰由于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火烧了圆明园，从北京逃到了热河，后来在热河得了重病的时候说起吧。
且说咸丰由于卧床不起，自知万无好转希望的时候，有一天，就秘密地把他的皇后钮祜禄氏叫到病床旁边，悲痛地向她说：“我这次的病，是好不了的了……连累了你也陪着我逃到了这个地方……”钮祜禄氏，就连忙阻止道：“不要想这个想那个的，请千万好好养病吧！一两天后一定会好的……”咸丰连忙摇手说：“你不用安慰我，自己的病自己还不知道吗？好是不容易的了！”钮祜禄氏正要用话安慰时，咸丰就有气无力地说：“我……我有要紧的话对你说，你不要拿……空话来安慰我。你……好好地听我说。”于是咸丰就把叶赫那拉氏（西太后）“母以子贵”的缘故说给皇后听，更说：“我知道你为人过于老实，而她（指西太后）又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我恐怕她将来会闹出大事，而你制不了她，所以我把我写成的遗言交给你。如果她能够安分守己便罢，如果不然你就可以把我这道谕旨向王公大臣发表出来，立即令她自尽，以除后患！”钮祜禄氏就哭着把这份遗言接了过来，秘密藏好。
鸟过尚且有影，又哪里有永远不透风的墙呢？当然这件事，结果是入到西太后的耳中。这次又由于在东陵的这条导火线，西太后便打定了主意，要来一个一劳永逸、斩草除根的办法。想那富于心机的西太后，是不肯鲁莽从事的。她就想：“不把那份可怕的东西（指咸丰的那道遗旨）先弄到手中，终究是不妥的。可是又怎能和她（指东太后）提到此事呢？有了，唯有如此如此，才能达到目的。”于是西太后从第二天起，便向东太后表示了亲热无比的态度。
有人说，慈禧为了要买得慈安的欢心，有一次慈安得了病，慈禧便演了一出“假割肉计”来欺骗她。但不知这种传说是否可靠。
我们可以先不必去研究它可靠或不可靠，反正慈禧确实是用了假亲热的诡计欺骗了老实的慈安。
据说慈安终于上了她的当，认为慈禧确实真正对自己有好心肠，于是有一次便情不自禁地把咸丰在临死时给她的遗言的事情，都一五一十地老老实实说了出来。慈禧虽认为目的已经达到，但她却不肯放过这个机会，遂又更进一步地做出了假惺惺的感激涕零的样子来。以忠厚出名的慈安，当然更架不住她这一套，索性做好人做到底罢，于是就把藏在箱底的咸丰遗言拿了出来，还说：“现在咱们这样的姊妹，还用得着这个？”于是就在慈禧面前，把这个唯一可以降得住慈禧的有力武器，用火焚化了。
这时，在慈禧说来，现在慈安太后已经自动解除了她自己的武装，是没有丝毫可怕的地方了。从此她对慈安的亲热，也就逐渐冷了下来。
不过是，慈禧的平素为人，却是不肯得罢手时便罢手的。如果不把慈安这个眼中钉除掉，她是不会甘心的。于是就又有了这样的传说。
有一天，慈安患了一点小病，慈禧就令人给她送了一服药去，于是慈安就死了。也有人说是放毒在糕点里毒死的。此外还有一个传说，就是在慈安暴死那一天早晨，她还坐朝听政，到了傍晚的时候，忽由宫中传出了慈安暴死的消息。王公大臣急忙进宫以后，慈安已经小殓完毕。按照惯例：当后、妃死时，须使其亲属入宫亲视小殓。而这次却未曾沿用旧例，所以人们就越发疑窦横生起来。于是一般人就传说慈安是被慈禧给毒死的。我虽对于此事，也只是从传说中听来的，但我可以引用另外一个事例，来作为对此的旁证。
同治在十七岁时，和比他大两岁的嘉顺皇后结了婚。他还娶了一个比他小三岁的慧妃，后来又娶了瑜嫔、珣嫔和瑨贵人。他在十九岁（一八七四年）时，因为患了“天花”，共病了二十五天就死了。还有一种传说，说他是私到宫外冶游，致染了梅毒而死。更有一种说法，说他患了天花之后，受到西太后的突然惊吓，致“痘内陷”而死。
至于他是由于天花丧了命，或是由于梅毒而死，抑或是在病中被他的母亲给吓死的，因为这与本问题无关，并且我的手中也没有什么可靠的材料，我认为现在可以不必去研究它。现在我想要做介绍的，就是那位二十一岁就当上了“寡妇皇后”的可怜女人，她不但是当了青年寡妇，就是当寡妇的时间也并没有多久，不久她“殉夫”了！
如果想知道她是怎样“殉夫”的，请听我再介绍介绍她的惨死情形。
当同治病死后，西太后便把痛悼儿子的心，化成为逼死儿媳的借口。她借口同治的病本来不至于死，就是因为受了嘉顺皇后的“引诱”，致使病情恶化，所以才丧了命的。于是就在她严厉吩咐之下，不得给嘉顺皇后送饭吃。这时嘉顺的父亲崇绮（也是当时一个在京官吏，职位不详）闻知此事，进宫去见他的女儿。在父女两人相向痛哭之下，最后崇绮不能不忍心地对他自己的亲生女儿说了一句：“请皇后‘尽节’升天吧！”说完就掩面而去。而这位不幸的同治皇后便终于活活饿死，这便是在当时被宣传为“同治皇后殉夫美谈”的一个内幕。
请想一想能够忍心把自己的儿媳活活给饿死的西太后，对于她的当前政敌慈安，谁敢保证说她不会下毒手呢？
四、肃顺
自从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了我国大沽口，逼近了北京，迫使咸丰带领着百余名宫眷于八月八日逃往热河承德起，一直到他得病和死为止，仅仅才有十个月的工夫。据说在咸丰十一年六月当他病势危笃时，曾把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并户部尚书肃顺和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五个“军机”叫到避暑山庄的离宫内受了“顾命”，立他的六岁儿子载淳为皇太子。过了一天咸丰就死去了。
在这里不能不表示一下，载垣和端华固是两个当时的亲王，他们八个人，虽然同时受到了咸丰的“托孤”，但是肃顺却成为他们之中的主宰和灵魂，还有一样，就是他们八个人在反对太后干预政治的这一点上，确是一致的，把这种情形交代明白之后，跟着再叙说一下咸丰死后当时的情况。
于是肃顺等三人就以“顾命王大臣”的身份，使皇太子载淳即位当了皇帝，拟定了新年号“祺祥”，并尊称咸丰的皇后钮祜禄氏和新皇帝的生身之母叶赫那拉氏皇贵妃同为皇太后，然后肃顺等更以“参赞政务王大臣”的名义，先颁布了新皇帝即位的所谓“喜诏”，跟着又颁布了咸丰死去的所谓“哀诏”。
这时在北京正负责与英法议和并从事留守的王公大臣，是以恭亲王奕?为首的。据说奕?在当时听到怡、郑二王和肃顺掌握了朝廷实际政权，心中便觉得老大不痛快，于是就在北京王公大臣的会议席上，对于当时的政界新局势，透露了一些不满之意。在这帮留守的王公大臣之中，有不少人是和肃顺素有意见的，也有一些人则是看穿奕?的心情，所以就一齐对奕?说出了不少带有挑拨性的言辞，而这些话就成了鼓舞奕?向肃顺等实行进攻的思想准备，这是在北京方面当时的情势。
而在热河这一方面呢？固然是以载垣、端华、肃顺为首的新政治机构已告成立，新皇帝也爬上了“宝座”，这一切一切在表面上似乎都是“风平浪静”，可是，在那避暑山庄的幽静离宫内，却正在酝酿着并生长着一股跃跃欲试的潜流和暗潮，那就是刚刚当了太后的慈禧的满怀政治野心。
慈禧虽然是由一个皇贵妃“母以子贵”地和慈安并肩当上了太后，但她却没有以此为满足，尤其是对肃顺等的独断专行，一切政事都不向太后请示，更是感到了愤懑。于是她就对慈安谈起了肃顺等的坏话。慈安那样的老实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垂帘听政”的念头，不过是在慈禧的这种危言耸听之下，也对肃顺等起了疑心，认为他们确实是要图谋不轨。
当然到了这样的时候，像慈安那样的忠厚老实的宫廷妇女，是不会有办法可想的。可是慈禧却崭露头角变成了当时离宫中的一个“诸葛亮”。她不但强调要把奕?找来，还拟定了宣召恭亲王的太后“懿旨”；并解决了利用咸丰的图章——“同道堂印”的图章，来代替太后尚没有制造出来的玉玺问题；同时还巧妙地套用了三国时代“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把她的心腹太监安德海痛打了一顿，并声言把他押回北京并关进“慎刑司”[7]监狱里去。于是安德海就在“押送”之下，脱出了热河，到了北京。
安德海到了北京，立即跑到恭王府和奕?密谈了半日，奕?就发出了请求要到热河奔丧的奏折。
肃顺等接到了奕?的奏折后，当然也知道奕?的来意不善，于是也就拿“京师重地”并且“留守责任重大，毋庸前来奔丧”等的大帽子来扣奕?。同时在热河也忽然有个叫董元醇的御史，提出了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8]的意见来。肃顺等最忌讳的事情，就是太后干政，于是也立即抬出了“祖制所无”四个字的回马枪，把董御史的意见给驳得体无完肤。末后他们又把“太后垂帘”的这道大门，给紧紧地关上说：“嗣后如再有这样胡说八道的人，当按律治以应得之罪！”当然不用说，使董御史敢放这第一炮的，是有其政治势力背景的。至于主使他的人是谁？我想谁也不会说是慈安，而一定要说是慈禧干的。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肃顺等才把董元醇的炸弹式的提议捂盖下去，跟着奕?就星夜兼程地来到了热河。他们见了面之后，当然会有一场针锋相对的“寒暄”了，结果是肃顺等人多口众，同时他们又把“叔嫂不通问”的儒家旧礼法的最后法宝祭了出来，迫使奕?只能是祭拜一下咸丰的灵柩，而不能去见两个太后。
但是那个曾经被“押送”到北京“治罪”的安德海，此时早在大家“求情”的转圜下，又得到了西太后的“赦宥”，而回到热河照旧供职了。于是就在他的传风报信下，奕?就装扮成了一个宫中的“萨满”（满族祭祖时的巫婆）模样，利用夜暗，就在当日的夜间，混进了避暑山庄的离宫，见到了东西两太后。第二天早晨八九点钟，他就跑到了灵前哭奠了一番，并到怡亲王等处辞了行，然后才悠然不迫地回到北京去了。
在奕?走了之后，慈安和慈禧的态度，就陡然强硬起来，传出了即日奉“梓宫”回京的命令，肃顺等三人就到离宫去陈述应稍从缓的意见，于是在太后和这帮参赞政务王大臣之间，就展开了一场不能妥协的争论。结果还是决定了在九月随同咸丰的灵柩一同返回北京。
慈禧等先灵柩一步回到北京（照例是送灵柩的人须先到一步以便在京迎接灵柩）之后，第一步便命恭亲王奕?和大学士桂良、周祖培等率人逮捕了护送着太后的载垣、端华等；更以新皇帝的名义，免去了他们八个人的职务；跟着就命令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去逮捕护送灵柩尚未到京的肃顺。结果是载垣和端华是“赐帛”自尽，肃顺被砍了头；景寿、穆荫、匡源、杜翰和焦佑瀛等都分别罚的罚，免的免。
还有一件事情，不能轻易看过的，就是肃顺等在热河所拟定的“祺祥”年号，在处死了肃顺以后，立即由两宫太后下令，使王公大臣另拟新的年号。这时，那帮惯于逢迎取宠的王公大臣，都揣摩着两个太后的意旨，共同拟定了“同治”两个字的新年号。这“同治”的意义就是意味着两个太后一同来治理国政的意思。当然这个应时而生的新年号，立即被采用了。
总之，从这种事情中，也可以清楚看到，封建统治者内部的钩心斗角争夺统治权的丑态。慈禧的政治野心自不用说了，就是肃顺等人，又何尝不是为了自己的权势而在组织着小集团；就是奕?等人又何尝不是由于嫉妒肃顺等的权位在自己之上，才和慈禧站在一条战线上去的。
所以从这里面，不但可以充分看出封建制度下的“君臣”关系，同时也可看出那种社会里的龌龊黑暗来。因此，我对此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在蓝靛缸中是找不出一块白布来的！
我小的时候曾听人家说：我祖父奕譞很以这次捉拿肃顺之“功”自豪，有一天在王府里演剧，当演《铡美案》的时候，我六叔载洵因为年岁很小，看到陈世美被包拯用席子卷起放入铡刀口下血淋淋地一铡时，便吓得他跌坐在地，放声大哭起来。我祖父看到这种情形，便声色俱厉地喝道：“太不像话，想我二十几岁时，就亲手拿过肃顺。像你这样，将来还能担当得起国家大事吗？”
我在这里，并不想来分析我祖父所说的这篇话的思想意识内容如何，只是想借他这篇话来证明他和杀肃顺的关系而已。
在这里，我还想把肃顺在当时是个什么角色，借一个旁敲侧击的例子，来旁证一下。
据我所知，那个曾国藩就曾在肃顺那里做过幕府，很得到肃顺的赏识。后来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在清廷那样信任下，彻底对太平天国起义做了血腥的镇压，都是由于有肃顺在北京替他做奥援的关系。从这里可以知道肃顺在当时也是一个曾经替清朝反动统治拼命镇压过人民起义的凶恶刽子手。咸丰向他托孤寄寡，我认为或许就是这个缘故。
五、戊戌政变中的袁世凯和荣禄
提起袁世凯[9]和荣禄的关系来，就像是上节中所说的曾国藩和肃顺的关系一个样。袁世凯是给荣禄做过幕客的，而荣禄和西太后的关系，那就是荣禄曾在清宫中当过“护军”（当时的皇宫警察），在咸丰逃往热河时，他曾担任警卫的任务。据说肃顺等打算在从热河回北京的途中杀害慈禧，赖荣禄警卫森严才幸免于难。又加上他善于逢迎拉拢，像是李莲英（事见后）和安德海之流，便都成为他献殷勤的对象。在那个旧社会里，这种善于钻营的人，又怎能不升官发财呢？荣禄就是这样当上了北京的九门提督并当上了直隶总督和军机大臣的。
而袁世凯的钻营拍马、投机取巧的能力，更是比荣禄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荣禄既是这样地官运亨通，袁世凯又怎能被他落下呢，当然也是“三级跳”似的大红大紫了起来。像是他在小站的练兵，不就是由于荣禄的力量吗？他后来能够成为北洋军阀的“开山祖师”，不也都是荣禄给他打下的基础吗？
在戊戌政变[10]中，正是十足表现了袁世凯和荣禄、荣禄和慈禧的“连锁关系”。同时也可以看出，这种改良主义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虽然在当时和那腐朽、反动透顶的守旧势力相比较，它是有着某种程度的革新气味，但因为它根本不能代表当时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仍然脱离不了替封建专制统治阶级服务，所以它根本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只不过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似的，在那黑暗的社会中，放出微弱的火花，结果仍是被那根深蒂固的守旧势力压倒而已。
袁世凯
即使这种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在那次政变中一时成了功，尽管它能比以前有些进步，充其量也不过是把当时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勉强给结合在一起，依然是脱离不了那反动统治的真面目，即使能让清朝在当时的摇摇欲坠的统治势力，稍能延命于一时，结果仍然必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车轮之下被轧得粉碎。
现在谈一谈戊戌政变的前因后果。
自从光绪到了十八岁结婚以后，慈禧自然不得不把掌握多年的政权交给光绪。在当时，这种政权的移交，叫作“撤帘归政”。不过是这种“归政”，也是一种形式，一切重要的政令，仍须报告慈禧认可后才能实行。特别是光绪的皇后，就是慈禧的侄女，并且在光绪身旁的太监之中也有不少人是经常给慈禧通风报信的。所以光绪虽然是亲了政，其实仍然是脱离不了慈禧的明中暗中种种的监督。
这时清朝的政治，腐败已达极点，像卖官鬻爵、贿赂公行、结党营私、上下争利等，已成为普遍现象。对外则是自从鸦片战争起到现在，真是办一回交涉就失去不少主权，打一回仗，就多一次割地赔款。最显著的例如台湾、澎湖列岛的归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帝俄霸占了旅顺、大连；德帝国主义侵占了胶州湾；英帝国主义强据了威海卫；法帝国主义夺去了广州湾……真是疆土日蹙，门户尽失。因之全国人民越发看穿了清朝封建统治的腐败无能。就是在当时的官吏之中，如曾经给光绪当过老师，后来又在军机处办事的翁同龢等，也渐渐觉得长此以往，真是不堪设想，非变法革新，就无路可走。于是，在这种情势之下，他们首先就参劾了同在军机处办事的孙毓汶等。因此，在当时的政府中央机构中无形中就形成了维新和守旧的两派对立。结果是维新派（以翁同龢为中心）就拥护光绪，而守旧派（以李鸿藻等为中心）就趋附着西太后。在当时的社会中，有着“李党”“翁党”的称呼。后来又把他们唤作“后党”和“帝党”，甚至有人把“后党”叫作“老母班”，而把“帝党”叫作“小孩班”。到了光绪二十三年，守旧派的李鸿藻死去，该党的党羽，因核心已失，遂去结交慈禧手下得意人物，如刚毅和荣禄等。于是守旧派的势力反而更加巩固起来了。一方面翁同龢等也不肯示弱，便把在当时以维新自命的康有为荐给光绪。这时康仅是工部里的一个主事，由于他献策积极主张施行新政变法图强，得到光绪的宠信，新党越发得了势。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光绪就下了一个决心变法的诏书，并把康有为所荐举的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都拔擢在军机处办事（当时名为“军机章京上行走”）。因此，在朝中守旧的人员都纷纷表示不平。再加上在当时所谓的“新政”，都是和清朝历代祖制不相符合的。所以每当改革一个政令，变更一个制度，都必须经过当时的礼部核议，才能施行。在礼部里有个当尚书的怀塔布，他是慈禧的一个表亲，还有一个许应骙，也是慈禧所信任的人物。自然他们是不满意新政的了。于是一切新政，一到了礼部衙门，就经常被搁置起来。宋伯鲁、杨深秀便上书光绪参劾许应骙阻挠新政。光绪本想严办许，因碍于慈禧的面子，只严命他“明白回奏”（即令他写检讨书）。许遂逐项做了辩解，并参劾康有为“妄逞横议，勾结朋党，摇惑人心，混淆国事”，并请把他“立即斥逐回籍”。光绪看到这个，越发不满，过了几天，有个叫文悌的御史，便参劾宋伯鲁、杨深秀二人，说他们“欺君罔上，若非立加罢斥，必启两宫嫌隙”。光绪大怒，立即革去了他的职务。文悌忙求怀塔布向慈禧求援，慈禧总佯做不理睬的样子，但却一针见血地迫令光绪罢斥翁同龢。光绪无奈只得忍痛照办，第二天，慈禧更特下命令，使光绪任荣禄为直隶总督，裕禄在军机处行走。光绪不得不从。但光绪也深知这纯粹是由于怀塔布，便下令把怀塔布、许应骙等六人免了职。于是守旧派大为恐慌，都希望慈禧重理朝政。正在这时，又有一个叫王照的人，连次上书，先是请求剪去辫发，后又请求光绪偕慈禧游历日本。这更如火上浇油一般触怒了守旧派，认为这乃是绝对岂有此理的奏章。特别是这些维新派所主张的“要行新政必须驱逐太监”的说法，更是触犯了慈禧的大忌讳。于是慈禧便和李莲英（慈禧的心腹太监）密议，授荣禄一条密计。荣禄随即上书请光绪偕慈禧赴天津阅兵。慈禧遂使光绪定于九月初五日启程赴津阅操。光绪虽然怵于威势，不得不答应，但也在事后犯了狐疑，遂召集康有为等计议此事。康认为此去恐怕凶多吉少，于是就定出了先把荣禄杀死在天津，然后调一万部队火速来京，在兵围颐和园之后，就把慈禧劫入城内幽禁在西苑到她老死为止的计划。光绪认为当时“京畿”一带的兵权，都操在荣禄的手里，非先物色一个有胆有识的人，使之夺去荣禄的兵权不可。恰好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来见，光绪因为素日听说他有才能，便在见他时，故意问他新政是否适宜于今日。袁遂极力赞扬新政。光绪更向他试问：“如果使你管理军队，你肯诚心为我尽忠吗？”袁的回答光绪很满意，于是第二天便下令擢升他为侍郎，并责成他专办练兵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