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交代】

2017年10月，台湾师范大学“全球华文写作中心”举办“第四届全球华文作家论坛”，我忝列其中，有幸与年轻学者杨佳娴、颜讷同台论艺。“论坛”听起来像藏有武器的军火库，一言不合立刻械斗。这是第一次在新锐学者“左右挟持”下公开自白，虽然气氛温暖但心情非常忐忑。本文根据事前写就《悠游在散文梦土上》一文及现场发言重新增补而成，放在这里，当作是一个资深学徒的江湖呓语。

1.我可能不太熟悉“简媜作品”

我是惊恐的，因为必须谈论“简媜作品”。这是个障碍，一般人很难理解，一个对各种艺文活动堪称娴熟的资深作家，演讲像扭开水龙头般容易的讲者，其实内在有一处芒草摇动、水鸟敛羽的区域，越是需要在正式场合谈论自己的“工作成果”（社交用语叫“成就”），越会引发一种复杂且麻烦的情绪梳理过程——将自己客观化，好像先把那个名叫“简媜”的人火化之后，萃取一些魔粉洒一洒，才能变成简媜的代言人。

即使如此，我可能不是最了解简媜作品的人。打个譬喻，如果文学是以现实人生为肉身烧出的“舍利子”，我了解的是每一颗舍利子来自哪一段路程哪一具肉身，至于鸟瞰而观之，那些珠子摆成什么阵式何种星图？则需评论者之眼方能洞察——坦白从宽，除了《我为你洒下月光》，其他书出版后我皆未重读，为什么？我可能需要躺在心理医师的长椅上才能捕捉那种“一书即是一生”、分段生死的幽微感受。创作是件让人惊奇的心智活动，作者在下笔前规划或想象一本书样貌，下笔时往往变了样，甚至改头换面到宛如灵异事件，完成后于读者眼中又生出许多作者无意间造成或是未曾想过的样子。一本书完成之前的事，作者知道，完成之后的事，作者往往也是“听说”。

2.我仍是惊恐的

然而，我仍是惊恐的。请容我先读一首鲍勃·迪伦（Bob Dylan）的诗《时代正在改变》[1]：

围聚过来吧，人们

无论你浪迹何方

承认你周遭的

水位已然高涨

并且接受你即将

被浸透的事实

如果你的时间还值得节省

最好开始游泳，

否则将像石头一样沉默

因为时代正在改变。

“时代正在改变”，这句话可作为任何一场示威抗议的口号，末段尤其惊悚，直接点名：

来吧，全国各地的

母亲和父亲

不要批评你们

不了解的事情

你们的儿女

已不受你们掌控

你们的旧路正迅速老朽

勿挡住新路，倘若无法伸出援手

因为时代正在改变

……

这首诗刺中我近年来的心情，时代正在改变，我何去何从？不独我，如我般的一代人或是某一类型的人，是否终将像石头一样沉没？我是不是文坛上应该被点名、挡路的旧派顽固分子？年轻时看不顺眼许多事，因为挡路的人太多，现在看不顺眼许多事，因为我变成挡路的人，若是如此，人生未免太不顺！接着，我提高警觉继续反省：近年来老是觉得小说变难看了，问题可能不在新生代、中生代小说家酷爱炫技，喜欢像中元普渡一样罗列知识、剔除人物与情节，而是我跟不上迅速改变的时代，变成挡路的石头竟不自知。

怎能不惊恐？现在这颗石头竟然要对头上长着尖角的年轻族群谈论自己的上古史，这是派一头老绵羊去叫猛虎起床，而且是到虎群里去。

3.我的启蒙

此时此刻回头看，自从高二在校刊发表第一篇文章至今四十年飞驰而过，正式出版第一本书已有三十二年。光凭这两个数字，可以心狠手辣地将一个人盖棺论定——当然，我会奋力挣扎。

我走上写作的路，证明“不可能”可以变成“可能”，其关键在于三个启蒙。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生长于每年闹水灾的宜兰农村，世代务农、家中无书仅有两历——日历与黄历，在三山一海包围的奇幻地景上度过童年、少年，也获取对我而言极为重要的第一个“自然启蒙”，从此在我身上有两股亲情，一是血缘之亲，一是土地之情。这种得之于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亲身耕作的自然启蒙，开发了我的感受强度与想象幅度，在学习使用文字之前，内在根须已悄然拓展。

第二个启蒙来自现实，我称之为“困境启蒙”，所有我们用来概述为了寻找生命出口而写作的情况都可以内含。奇特的，我在二十岁之前密集地遇到三个贵人：“死亡”“我是谁”“破灭”。他们教我读教科书以外的那一本“大书”——套句沈从文的话：“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得来，却不需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

这本致命的书非常难读。对我而言，这些来得太早的困境之所以有机会变成文学驱动力，得益于当时“岛内移民”“离乡潮”蔚为流行之故：出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日据末期的农村女性，在“国民政府”来台政局初定之后，无缘受教育或是念了几年小学即中辍（只有少数能念到毕业），纷然带着改善穷乡贫家的“女性任务”，投身唯一大城台北寻找工作机会。村中几乎每一家都有“女儿”在台北谋生，歌星陈芬兰所唱《孤女的愿望》：“请借问播田的田庄阿伯啊，人在讲繁华都市台北对叼去（哪里去）？阮就是无依偎可怜的女儿。”是这一群离乡女儿的命运进行曲，她们是被牺牲的一代，把青春换算成工钱寄回家。我家族中亦有亲人在行列中，她们走踏五十、六十年代台湾农村、漂流台北的故事，仍是我心中不忍掀开的感伤角落。这已然成熟的社会风潮，使我在少女时期遭逢困境时，能够勇敢地追随众多年轻的阿姑、阿姨、阿姐脚步，到台北寻求解答。殊不知，台北是一个会把“困境”放大的地方——不独原先的困境未除又添了城乡差距产生的新困局，然而正因如此，我才有机会在台北“发迹”，对写作而言，不怕困境太大，只怕困境不够大。

我是愧疚的，与这一群“女工潮”中年纪较小的相差仅十多岁的我，离乡为了“追寻自我”——这四个字奢侈到令人想哭，而她们何止没有“自我”概念，且视挣钱寄回家、挑家计是一桩天经地义的美德。我也不禁觉得惊险，如果我早生五年，站在1968年实施九年义务教育这条“教育普及线”之前的话，即使念完小学，即使成绩优异，以我的家境与当时乡下对待“长女”的根深柢固观念，不可能拿钱让我补习考初中。那么，坐火车过山洞到台北的我，看着太平洋边的龟山岛，唱的歌词绝对是：“阮想要来去都市，做着女工度日子。”或许沾染了这群被改朝换代的时代转轮碾过的女性悲情，潜藏在内心深处，以致我从不觉得自己是一般所说的“五年级生”，刻度往前拨，自我认同属于“四年级生”。

第三个是“文学启蒙”。

我想岔出来说一说，我这一代共有的小学学习国语经验。

如前所述，我生于战后十六年的清贫农村，那是个欠缺知识积蓄的地方，除了因庙会而搬演的布袋戏、歌仔戏，寻常生活只有泥水没有墨水。一个缺乏知识仓储、政经矿脉、乡绅贤达的贫村，无论放在哪一个时代、受哪一种统治，都是位在最低阶的，易言之，是政策推动得较彻底的地方。在我之上，家中受到最高教育的是我父亲——小学毕业，三年在日据时期三年在光复后，但我从未听过他讲日语，村中无任何被一个政权殖民过五十年应有的“遗迹”，这足以说明这些农人的心理评价，除了两三个日语发音的名字与专有名词，要不是老辈口中提及殖民时期所受之凶残对待，我完全无法相信日本人曾统治过这个农村。这部分的空白，使得我北上成年之后，与某些同辈或前辈有明显落差——他们身上留有日本元素或成分，而我没有。他们那么轻易地滑过种种政治或人道关卡，涌生对殖民岁月的缅怀，而我“继承”小农村的悲愤情绪，很难与他们站在一起。我是孤鸟。

早逝的父亲有一台唱机，数张闽南语“曲盘”（黑胶唱片），有一首刘福助唱的《安童哥买菜》，逗趣嬉闹，深入脑海。但没有日语、国语唱片。其中最特别的是一张只在除夕祭拜时放送的“北管曲盘”，锣鼓喧天、二胡与唢呐齐鸣，奏出节庆的庄严与隆重，令我非常震撼。这是颗种子，正如神案上祖先牌位“范阳”与墓碑上“南靖”是个线索一般，种子与线索潜伏在我的童年，等待萌发。生活在农村里，只要会讲闽南语即绰绰有余，在我六岁进小学之前，没听过日语，也没人讲“国语”——乡人称为“外省仔话”。进了小学，从“ㄅㄆㄇㄈ”（bpmf）学起，听说读写“国语”，本是天经地义之事，无须赘言。然而中年级开始，校方定然因当局下令推行国语文教育而采取严厉手法禁止学生在校讲“方言”（那时候没有“母语”概念），违者处罚，或挨打或罚钱。老师制作两块小木牌上书“不要讲方言”，交给干部管理，若听到某人讲“方言”即登记名字把牌子交给他，此人再去抓下一个违法者送出牌子，以此类推，放学前看牌子落在谁手上，此人需受重罚。这种抓“替死鬼”的儿童游戏本是逗趣的，但用在此处却引发反效果：其一，破坏孩子间的单纯情谊，人人变成支起耳朵“抓贼”的密探，抓人与被抓者立刻从朋友变成仇敌；其二，处罚方式过于严苛，尤其罚钱一节，对家境困窘的乡下学童而言徒增惊恐，岂不害他回家被父母揍一顿；其三，严重斫伤孩子对母语的自信心与自尊心：为什么不能讲在家中跟阿公阿嬷阿爸阿母讲的话？任何政策一旦以制造对立、仇敌为其推动之手段，必然遭到反扑，班上调皮男生在黑板上写“懒觉”（音同闽南语“男生性器官”）、“高塞”（音同闽南语“狗屎”），大声问：“这个怎么念啊？怎么念啊？”引发哄堂大笑，接着大声念出：“懒觉懒觉，高塞高塞。”挑衅地问：“我有讲方言吗？有吗？”这个运动后来下架了，因为有其他更重要譬如“保密防谍”运动必须推展。然而，伤害已然造成。我受命保管那两块木牌、登记违规者，变成受人讨厌的“间谍”遭到欺负，此事较小，伤害乡下孩童的母语自尊心兹事体大，它埋下的心理阴影与憎恶根须直接连到后来社会上的各种对立，继而开花结果。儿时这一段“类政治”事件，影响我至深，我憎恨在自家社会里制造对立借以获利的人。

生长在偏乡无书环境，文学阅读经验苍白得可怜，国文课本成为最重要的养分来源。1973年，九年义务教育施行第五年，我上初中。新学期一开始，拿到的国文课本为我打开一个无法言说却似曾相识的曼妙世界；后来从齐邦媛老师《巨流河》书中述及七十年代曾兼任编译馆教科书组主任而得知，“改革派”排除各方顽固势力之阻挠进行教科书改革，将过去充斥“党、政、军”思维的文章拔掉，于1973年推出新版本国文教科书，我躬逢其盛念到这本具文学性的课本。重点就在文学性，不论文言白话，纯真心灵受到文学启蒙的那种震撼只能用“天打雷劈”形容。严格说，我这一代受的仍是“党国教育”余绪，而且用的是抽除台湾成分的“超现实主义”养成法。我们为了考试熟背的各省山川、气候、物产，没有一样在生活中看得到，却对看得到的本地生活、台湾历史一无所知。我们被要求“继承”一个从未见过、庞大到必须动用所有背诵能力与想象力才能浮现脑海的“中国”，其地理、历史、文学、文化，甚至精细到矿产、铁路、河流……背得苦不堪言。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我的文学养成过程是一场“魔幻写实”：精神世界里一个形而上中国扎了根，与我父亲那张北管曲盘所隐埋的种子、家族祭祀所传递的线索，盘根且错节地决定了我的文化认同，而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子弟，土地泥性与语言情味决定了我的根柢。我曾经一度以为这两股力量不兼容必须二择一，然而，当我继《月娘照眠床》之后进阶探索“身世”课题、书写《天涯海角》一书，研读台湾历史、追探家族旅路时，赫然领悟四面环海的台湾不应该被海洋锁住，反而应该发扬包山包海的“海洋气魄”而非早年垦拓留下的“械斗脾气”才能开创新局。我永远难忘沉浸于台湾垦拓史、宛如与先贤先祖对话所引动的那份感谢与感动，我的土地根性触发我去想象“台湾人性格”应该包含什么？答案就在这块土地上，一座小岛竟然拥有高山、平原、河川、海洋，我因此想象台湾人的性格里必然包含：

一、高山精神。三万六千多平方公里的岛上竟拥有二百六十九座海拔三千公尺以上高山，密度惊人，庄严高山、巍峨入云，象征台湾人的精神世界。

二、平原体质。嘉南平原、兰阳平原、花东纵谷平原……平原必须宽且厚才能肥沃，宽厚的土地不会拒绝任何一棵渴望扎根的种子，肥沃的土壤让种子萌芽、开花结果。这意味着，族群包容与共荣。

三、河川思维。近一百三十条水系宛如血脉流淌，河川般的思维必须丰沛才能源远流长，暗示我们的创意与活力也必须保持高度活跃状态。

四、海洋气概。海是向外扩展的，代表拥有国际化格局与行动力。

海洋带我们的祖先来到这里成为开基祖，海洋也将带我们航向世界。

当我从地理特色去想象台湾人的性格内涵时，内心充满澎湃的感情。山川湖海岂是不言不语？我因此感悟也定调成为坚信的理念：在这块土地上，无论原住民、老住民、新住民，都是自己人，没有外人。

进了中文系，原本用尽气力背诵的那个“形上中国”迸裂粗壳，摆脱考卷桎梏，忽然间大放光明，释放灿烂色彩、明亮光泽、金石声音。至此，我满心欢喜“继承”这份祖产，吸取养分，茁壮创作。魔幻必须被写实改良其品种，写实必须被魔幻拓殖其版图。

若问我，进中文系对创作有何影响？这问题可以有两种答案，其一，毫无影响，多少优异作家并非中文系出身可为佐证；其二，影响深远、帮助极大，尤其对诗与散文作者。

作家驱策文字为载体，承载情感与思想，表面上看，我们使用的文字属白话文，口说语与书面语相近，“我手写我口”，何须跟古人古文打交道？然而，“文字”如布料，也有“材质”之分，即使同一材质，亦有质感之别。若有仓颉再世新创一套拼音文字，自应另当别论，若仍然使用这套形音义三合一的中国文字，“文言”与“白话”不可能决然对切，因为文字宛如庞大有机体，于时间长河、社会变迁中自成面目、体态、情韵，文白仅是使用上略分之词，从未、亦不可能押来一群学者将文言、白话划分清楚以兹立法推行，有文有白、忽文忽白、既文且白，皆是言说、书面常态。硬要用年代切割文白，乃抽刀断水之举，文字之演进、变化自有路数，岂会因改朝换代而一夕翻脸？文章优劣，更与文白无关。对我而言，浸**古典之中，有机会见习千年来无数大师如何使用这一套独特的文字系统创造伟大作品，如何像炼金术一般，将寻常文字锤炼至工艺境地，使之大放异彩。这套精工，延展了文字的美感，是以，通过时间之筛而藏诸名山的作品，读之，皆能观赏其字形排列而组成的体态之美，聆赏可朗诵的铿锵音韵，体会其张扬或隐喻的情味、意境与理趣。如此雄浑豪迈，如此繁复丰丽，如此隽永绵远，当我沉浸其中，焉能不醉心？这种学习的影响是直接且深刻的，提升品位、深化情思、拓展思维、活跃悟性，简言之，影响“鉴赏与开创”能力，最终影响的是，能否打造出“独特的我”——请恕我武断地说，不管是否从事创作，这个“独特的我”就是“文学我”，只有他有能力从人性中判读神性，有能力将庸碌人生升华到文学境界。

虽说如此，我也必须平心而论，在中文系读到的等同于故宫看到的都是“精致”瑰宝，若想解读、鉴赏皆需花工夫学习，社会主流意见与大部分学生看重实用面，语言文字，说清楚就好，文章，看懂就够，并未觉知他们需要到古典宝库追求那种“精致”。一个孩子，若从学龄开始蓄意阻断其接触古典的机会，我相信他仍会快乐地成长，也不会觉得失去什么——不认识那个世界，怎会觉得失去那个世界呢？如何选择，端看父母为他调配什么食谱了。

古典本科训练让我打下基底，嗜读西方经典小说戏剧则训练了体能。虽然阅读量不小，但我很早即意识到不能受大师影响而落入仿效之列，应建立自己的独特性。然我不能否认，古典教我锻炼文字、调理修辞、营造意境之功法，西洋作品则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我的创作习惯：以“一本书”为基本单位进行某个主题的完整思考。从大学开始，我就不认为一本散文集只是收拢在某段时间内所写的各种文章而已。但在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我看到的书大多如此。

4.为什么写散文？

散文，易写难工（也难攻）。既无法依附于西洋文学理论以壮军容，也难以摆脱长期以来与读者约定俗成的阅读默契——认定作品是作者的人生现场实录，“叙述者我”“作者我”“现实我”三合一。既如此，我为什么还留在这里？因为从现实经验收拢来的故事柴薪，得自古典文学熏陶对文字美感与音色的着迷，先天喜欢谛听与倾诉的情感体质，对生命意义与真理之思辨兴趣，拓广掘深加总在一起，最能开阖的文类就是散文。它满足我叙事、抒情、写景、造境、寓理的多重渴望，允许我保持学徒好奇心继续开垦思维矿产、提炼思想结晶、开发书写技艺。最重要是，散文作品里藏着一个“理想我”——从字里行间，仿佛可见其声音、形貌、姿态，进而贴近其情感、气质，聆赏其智识、慧性，追随其节操，陶醉在那种性情与性格共感、文采与思想互铸的独特情境里。这就是为什么一旦一个读者喜欢某位散文作家，几乎会跟随下去的原因：散文是同声相求、心心相印的。这种透过作品而产生的作者与读者宛如知交的情感共振，恐怕是别的文类不易有的。因此，当一个作家在现实上背叛他塑造的“理想我”，读者也会毫不回头地离开。

所有提笔人面对稿纸或键盘的第一个问题：“写什么？”其答案往往决定了未来耕种的粮草。选择什么题材，跟作者的内在特质与人生经历有关，只要写得精彩，本是各自茂盛之事，无须划分高下。但我们也必须坦承，在竞技场上、评论笔下，作品来自什么样的人生、选取何种题材，决定了在评审、评论者与读者心中不等值的第一印象：攀登山峰、航行海洋的作品绝对比耕种一块菜圃吸引人，攀崖受伤、海上风浪的经验也比在菜园里被虎头蜂蜇到更具故事性。不可讳言，题材上占优势的作品，较易受到肯定。

“好奇”是人的本能，易受“故事性”与“戏剧力”双重文学荷尔蒙吸引，这种潜在特性加上当代社会急速翻转、公共议题推陈出新的变化力道，使得题材选择产生了巨大变化；性别议题、社会运动、劳资冲突、城市新贫阶层等公共领域课题受到关注与赞扬，而抒情传统渐次褪去。散文，有三大分支，抒情传统、叙事路线、知识脉动，现今进入大叙事时代，相较之下，铺写人生凝结感悟、讲究书写技艺的抒情路径与饱含知识浓度的知性散文，退居非主流位置了。

但散文也具有先天陷阱，易于琐碎与自我重复，当生活经验受限、书写技巧娴熟、思想定型，“重复之轮”即启动。这是创作大忌，我保持警觉，坚持不重复。所以即使有些书获得市场肯定，也绝不再续。

我一向走在非主流、难以归类的路上，出版二十一本书，除了《跟阿嬷去卖扫帚》是童书，其余皆为散文。然而，“散文”是个大概念，用血缘譬喻，不同混血产生不同面貌。我尝试过小品、诗化短文、札记、散文极短篇、小说化散文。在主题写作的要求下，根据题材与主旨择定型式，架设全书结构，定位时空人事物，拟定情感基调、文字音色等叙述策略。这是我最钟情的写作方式，不管是十万字或二十多万字的一本书，它让我完整地悠游其中，享受数年写作期间那种独特的身心煎熬与形上欢愉，写完常有被彻底掏空之感，近似分段生死。重新归零的感觉即是自我突破的开始。终其一生，一个散文作者终究要被放在格局、书写艺术与思想三张台面上检视，我戒慎恐惧。

尼采《悲剧的诞生》论希腊悲剧源自希腊的两种艺术特质：太阳神阿波罗（Apollo）与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前者雍容肃穆，手持里拉琴与金球，犹如太阳光芒万丈照亮阴暗，展现知性与理智之美。而手握葡萄的酒神，象征生命源源不绝的活力，奔放沉醉其中，突破桎梏，展现风华奇美。若延伸其义用来理解人生奥义与创作活动亦能符合。前者是一种克制约束，后者是奔放畅流。借代此说，作品是作家体内太阳神与酒神二元对垒与调和的结晶。每一次寻觅新的写作计划，我总会陷入为时不短的酝酿期，面对稿纸生出渴慕之情：“我的心，你要带我去哪里？你要告诉我什么？”此心，是寻找最大震幅的共鸣之心。

人生是散文之母，我处理过的主题，当然跟个人经历相关，而散文作家相较于其他文类，更容易直接或间接地在作品中体现时代背景、社会变迁。1987年解严、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这十多年间的台湾社会是最蓬勃也是最复杂的，各种力量破闸而出。我正好在这段时期踏入人生另一个阶段，如果把婚育当作一条隐形换日线，婚后的我确实更警敏于历史源流之追探、社会变貌之观察。从“身世”二书《月娘照眠床》（1987年）、《天涯海角》（2002年），前者写于婚前、后者成于婚后，可见出自我认同、视野与终极关怀已然不同。此外，“诞生之书”《红婴仔》、“教育之书”《老师的十二样见面礼》、“饮宴之书”《吃朋友》、“死荫之书”《谁在银闪闪的地方，等你》、“爱情与伤逝之书”《我为你洒下月光》，皆是在不同阶段熔铸阅历、探勘社会之结果。

我乐于设想自己是埋伏在人生路口的一个猎人或是补梦者，冷静中怀着热情，仍然相信浪漫、追求美，从漫天烟尘里看见飘浮的微光，那是人类精神文明永恒的真善美圣，我幻想自己满载而归。

在散文梦土上，我仍是个学徒，继续寻觅自己的桃花源。我期盼抵达之时，等着我的是一阵芬芳的风。

我幻想着，有一天别人提起我，会说：“这个人是只孤鸟，除了文学，没有第二个江湖。”

我还活着，长途跋涉，独自一人。

【注释】

[1] 引自简体版《鲍勃·迪伦诗歌集：地下乡愁蓝调》，陈黎、张芬龄、胡桑、胡续冬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