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是一种自愿的付出，有爱才有牺牲。有各种各样的牺牲，如为情、为亲、为友、为理想、为主义、为事业的牺牲；有各种程度的牺牲，如时间、精力、健康，直至生命。又有不同性质的牺牲，有的是激于一时的义愤或个人的争强好胜，如汪精卫刺杀清摄政王，中世纪的决斗，情人的殉情等；有的是出于对理想、事业的忠诚，冷静从容地牺牲，如文天祥的殉国、诸葛亮的殉职、谭嗣同的就义等。但是有一条，凡敢牺牲者都是激于义，源于爱，自私者不能牺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牺牲属于义的范畴，大公无私，勇于牺牲是一种美德。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也宏扬这种精神，更又给予了新的含义。马克思的早期作品《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说：“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毛泽东更是从司马迁说到八路军，“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就是说无论古今中外，无论中国的儒学还是外国的宗教，无论是马克思学说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都是把为社会的牺牲看做是一种高尚。这是基于人类的本性。

大公无私，为别人牺牲自己，这是周的本性，一种生来具有的基因。陆定一在回忆录中讲了一件他一生难忘的事。当年陆随周在重庆工作，常乘飞机往返于重庆和延安。一次遇坏天气，飞机表面结冰下沉。飞行员着急，让大家把行李全部抛出舱外，并准备跳伞。这时叶挺11岁的小女儿因座位上无伞急得大哭。周就将自己的伞让给她。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命比一个孩子还重要。周当了总理，在一般人看来已显贵之极、荣耀之极，而他则真正开始了生命的磨难、消耗与牺牲。我们任选一天工作日记，看看他的工作量。1974年3月26日——

下午三时：起床；

下午四时：与尼雷尔会谈（五楼）；

晚七时：陪餐；

晚十时：政治局会议；

晨二时半：约民航同志开会；

晨七时：在七号楼办公；

中午十二时：去东郊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和王后；

下午二时：休息。

这就是他的工作节奏，一个不给自己留一点缓冲的节奏。周恩来规定凡有重要事情，无论他是在盥洗室、办公室、会议上，还是在睡眠，都要随时报告。他经常坐在马桶上批阅要件，因为无时间吃饭，服务员只好把面糊冲在茶杯里送进会议室。已重病在身还要接见外宾、谈判、到外地向毛汇报工作。他不只是为中国人服务，许多外国人也来吃他的唐僧肉。1975年，越南总理到中国来要援助，不给不走，谈判从夜里两点谈到天亮。周浑身虚汗，每十分钟要一次热毛巾。一次阿尔巴尼亚领导来要援助，又是狮子大开口。在北京谈不下去，周就安排他们去参观大寨，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自力更生。他绞尽脑汁地工作，砍光青山烧尽材，一生都在毫无保留地消耗自己。人们都记得他晚年坐在沙发上的那张著名的照片，枯瘦、憔悴，手上、脸上满是老年斑，唯留一缕安详的目光，真正已油灯耗尽，春蚕到死，蜡炬成灰，鞠躬尽瘁。

除了身累之外还有心累，即精神上的牺牲。中国政治长期形成了一个格局，毛是决策者周是执行者。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一方面要考虑亿万人的生计问题，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一方面又要顾及毛泽东一人的态度与情绪。民以食为天，老百姓的事办不好，国家要翻船；决策者翻了脸，国家也要翻船。我们知道周是很喜爱戏剧的，有一次工作人员发现他在纸上无奈地抄录下两句戏文：“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田哥哥要落雨，养蚕娘子要晴干。”其实历代，做官最难是宰相，君要折腾民要安。屈居一人屋檐下，却忧万民吃与穿。建国后周就一直处在“相”位，常处于二难境地。要么牺牲大局，要么牺牲毛的权威，这两样党和国家都承受不了。那么，就只有他自己一次次地作出牺牲。“文革”中有一次服务员送水进会议室，竟发现周恩来低头不语，江青等正轮流发言，开他的批判会。但是，走出会议室后周又照样连轴转地工作，尽力解放干部，恢复秩序。邓小平说：“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文革”中周说过一句让人揪心的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是把一切都置之度外的牺牲。

牺牲是讲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社会上做事和与人相处总要舍得吃一点亏，这样人与人之间才能留出距离，才能合作。著名的“六尺巷”的故事就是讲这个道理。社会是一个互利共同体，一般人虽然作不到像周恩来那样彻底，但总要舍出一点，牺牲一点；作为官员，因为是人民用税收养着你，你就得全部舍出。而作为一种精神，无论古今中外无私牺牲都是高尚的追求，儒家所谓舍身成仁，佛家更是舍身饲虎。

周恩来的牺牲精神还有一个更严酷之处，我把它称之为“超牺牲”。他有“十条家规”，除了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样要求家属、部下和身边的人。这和现在的官场上为家属谋利、提拔重用亲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中国古代最忌讳但又最难根治的就是外戚政治与朋党政治。周深知这一点，他矫枉过正，勿使有一点灰尘，不留下一点把柄。这样，亲属部下也要跟着做出了牺牲，超常规的牺牲。就如我们常说要建一座抗百年一遇洪水的大坝，那九十九年也就跟着作陪了。夫荣妻贵是千百年来官场的铁定律。但是在周恩来这里有另一条定律：只要他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进国务院。邓在党内绝对的老资格，1925年入党，出席莫斯科六大的代表，瑞金时期的中央机要局长（相当于秘书长，后因病转由邓小平接任），长征干部，二次国共合作时的六位中共参政代表之一。论资格建国初组阁任一个正部长绰绰有余。周提名民主人士傅作义当了水利部长，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当了卫生部长，知名度不大的李书诚当了农业部长，邓却无缘一职。张治中看不过，说：“你这个周公不‘周’（周到）啊，邓颖超不安排人不服。”周笑答：“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事，先生就不必多操心了。”党内老同志看不过，来说情。周说：“她当部长，我当总理。国事家事搅在一起不利事业。只要我当一天总理她就不能到政府任职”。邓不但不能进内阁，工资还要让。当时正部工资是三级，邓任妇联副主席，资格老，完全够三级。但他们夫妇主动报告降两级，拿五级。批下来后，周说你身体不好上班少，又降一级，拿六级。国庆10周年上天安门的名单本有邓，周审核时划掉。1974年12月周抱病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毛同意邓任副委员长，可能是考虑到周的性格，又亲自写了一个手令：“政治局：我同意在四届人大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周回来传达时却将此事扣下。到他去世后清理办公室，才在抽屉里发现这个“最高指示”。直到1980年华国锋才根据毛生前意见提议增补邓为副委员长。我曾有缘与周的两代后人相熟，他们也都未脱此例而摊上了这种奉献。侄女周秉建文革中带头到内蒙古草原插队，数年后应征参军。她很兴奋地穿着军装来看伯父，周说让你去插队就要在那里札根。结果又脱了军装重回牧区，嫁给一个蒙族青年。国家恢复高考，周的侄孙女周晓瑾从外地考到北京广播学院。这时总理已经去世，侄孙女很兴奋地给邓颖超奶奶打电话，要去看她。邓说不急，先让秘书到学院去查档案，看她是否真是靠成绩入学的。查过无事后才允许见面。周对身边人员的要求亦近苛刻，建国初老秘书何谦定为十二级，周问何，毛的警卫李银桥多少级，答，十三级。但何比李资格老两年，周还是将何降为十三级。周住的西花厅年久失修，特别是地板潮湿，对他的身体很不利。一次乘他外出，何主持将房间简单装修了一下。他回来后大怒，这个可怜的秘书被调出西花厅，到最后也没有提拨。如果是现在，正好相反，当时不提也是以后必提。现在官场腐败，有一个词叫“利益集团”，而周的身边却有一个甘为国事牺牲的“牺牲集团”。当然，当年这样严格的不只是周恩来一人，这在中共第一代领袖中很普遍，毛泽东就主动不拿最高的一级工资，否则共产党也不可能得天下。不过周做得更彻底一些。

对比现在官风日下，公权私用，不贪不官，周这种残酷的牺牲精神叫后人一想起就心中隐隐作痛。人心是肉长的，谁无感恩之心？当年总理去世时我正在外地一城市，从郊外入城忽见广场悬空垂下一黑色条幅上书“悼念人民的好总理”，满城黑纱，万人恸哭。而在北京，泪水洗面万巷空，十里长街送总理成了共和国史上最悲壮的一页。人们恨不能宁以我身换总理，80高龄的胡厥文老人写诗道：“庸才我不死，俊杰尔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为国伤。”火化之日，火化工为使总理能平静入炉，竟以身试尸，躺在尸**几次进出焚化炉，仔细体会进炉的感觉，调试尸床的速度和节奏。“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这绝不是简单的领袖与公民的关系，而是人心与人性的共鸣，已成历史的绝响。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到那一步，“亲爱”二字总叫不出口，“人民的总理人民爱”这样的句式自周恩来之后人民就很难再说出口。

仁爱是讲人心的主观出发点，是“善根”；牺牲是讲处理个人与外部世界关系时的态度，是一种无私的境界；包容则是对爱心和牺牲精神的实践检验，是具体行动。当仁爱之心和牺牲精神变成一种宽大包容时自然就感化万物，用兵则不战而屈人之兵，施政则无为而治，为人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不肯宽容别人，无法共事；不能包容不同意见、不同派别就不能成大事。包容精神既是政治素质也是人品素养，是普世价值。儒家讲仁，老子讲以德报怨；佛家讲戒嗔、讲放下；西方宗教讲忏悔、讲宽恕。周恩来以惊人的肚量和个人的魅力为中国共产党团结了不知多少朋友、多少团体、多少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在他去世后普天同悼，连曾经的敌人也唏嘘不已。李先念说：“中国共产党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光荣，中国人民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自豪感。”一位党外人士说，长期以来，一提起共产党，脑子里就浮现出周恩来的形象。美国《时代周刊》40年代驻华记者白修德说，一见到周恩来，自己的“怀疑和不信任几乎**然无存。”解放初各国工人代表团应邀来中国参加工会大会，毛、周等领导人出现时会场喊“毛主席万岁”，一澳洲代表不解，问为何不喊周万岁，到周过来与他握手时就喊“周恩来万岁”，周忙示意不要翻译。这是周的谨慎，但实际上就像人之间有一种暗恋一样，不知道有多少国内外的人早把周看做心中的偶像而向他敬礼。

周恩来的包容集中体现在如何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甚至是曾经的敌人。20世纪30年代初，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合作失败后斗得你死我活。周是中共“特科”的负责人专门对付国民党特务，张冲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两人曾经是死对头。张成功策划了“伍豪事件”，在报上造谣周已叛变，给周的工作造成极大被动。西安事变后，为了民族存亡国共二次合作，周、张各为双方谈判代表，周竭诚相待，两人遂成好友。抗战还未成功张病逝，周提议为张的追悼会捐3万元，亲自前往哀悼并致送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并发表讲演，语不成声，满座为之动容。他在报上撰文说：“先生与我并非无党无见，唯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先生与我各以此为信，亦以此互信。”这事在国民党上层的影响如同爆了一颗炸弹。后来他对张的两个子女又尽心关照。当时的重庆特务如林，周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中，随时有生命危险。而周恩来却以一颗真诚的心平静地广交朋友，编织了一张正义的大网，反过来弥盖整个重庆，戴笠也无可奈何。周代表共产党在重庆协调各方组织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他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各方人士灵魂深处的良知，终形成团结互爱的统战大局。一次中共一位工作人员住院急需输血，医院里自动排起献血长队，排在最前面的是美国代表处的一位武官。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武器是统一战线，不管多少派别，在政治上找共同点；周恩来的一个重要武器是尊重别人，在人心深处找共同点，不管什么人真诚相待。三十年后，为中美建交尼克松来访，在参观十三陵时，当地官员找了一些孩子穿着漂亮的衣服在现场点缀，美国记者认为造假。周对尼说：“你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我们不愿文过饰非，已批评了当事人。”尼后来评价说：“他待人很谦虚，但沉着坚定。他优雅的举止，直率而从容的姿态，都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泰然自若的风度。在个人交往和政治关系中，他忠实地遵循着中国人古老的信条：绝不伤人情面。”此时，周手中的武器并不是党纲、政见、共产主义学说等，而是传统道德和个人魅力，是与人为善的赤诚之心这些普世认同的价值观。

但是，最能体现周恩来包容精神的还是他处理党内的高层关系。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又经历了漫长的艰苦历程，党内高层人员文化背景复杂，有工人、中小知识分子、教授学者、留洋人员、旧军人，出身不同、性格各异。半个多世纪以来能将这样一个党团结在一起，一靠毛泽东思想，二靠周恩来的人格，实际上也可称之为周恩来思想，只不过历史上没有这么叫，但它实际存在着。特别是建国后毛屡犯错误，更靠周来补台。从陈独秀始，经过瞿、李、向、博、张直到毛泽东，周是唯一与六任书记全部合作过的人，又是唯一与毛合作始终的人。靠什么，靠坦诚、谦虚、忍让、包容。“宰相肚里能撑船”，无论建国前后，无论在党在政，无论在哪一朝书记任内，周都是处在“相位”，不是一把手胜是一把手，关系全局。长征中周说服博古请毛出来工作，又把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保住红军和党不分裂。转战陕北时中央机关组成昆仑纵队被敌包围，任弼时是司令，周是政委，毛要向西，任要向东。任说我是司令听我的，毛说我是主席先撤了你这个司令，吵得不可开交。周协调，先北再西，化解了危机。解放后因经济思想产生分岐，毛很任性，甚至威胁要重上井冈山，周主动让步，逢会就检讨并愿意辞职，又避免了一次分裂。“文革”中周更是碍着毛的面子，受尽林彪和江青的气，但仍出来独撑危局。对外，他勇于承担责任，一次次地出面作红卫兵及各派的工作。周还亲自出面请被冲击、迫害的外国专家、家属吃饭，并赔礼道歉。一知名人士说如果不是因为有周恩来，我们实在没法原谅共产党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我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中讲过：“他硬是让各方面的压力，各种矛盾将自己压成了粉，挤成了油，润滑着党和共和国这架机器，维持着它的正常运行。”一部党史很有意思，毛泽东用了周恩来的才干；周恩来包容了毛泽东的缺陷。党史上周是领导过毛的，当他认识到毛的才能后，遵义会议就请毛出山，以后一直辅佐他。但一有意见不合毛就对周兴师问罪。1956年后他与毛的经济思想不合，1958年毛在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等会上多次点名批评周是“促退派”，甚至挖苦奚落，说他离右派只差50米了，直至暗示要他辞职。他违心地检讨，主动辞职，但未通过，国家离不开他，毛也离不开他。“文革”中他与毛继续革命的思想不合，总是明里暗里保护老干部、抓生产、恢复秩序，毛掀起了一场“批林批孔周公”。在毛与周的关系中，毛是强者，周是弱者，但回头来看周又是强者，他以柔克刚，赢得了人心，“赢得生前身后名”。毛的霸气、江青的骄横，放在任何人身上都难以忍受（邓小平就是不能忍受而被二次打倒），但是周以他非凡的肚量和才能应付过来子。这种胜利不是政治派别的胜利，是人心深处真、善、美的胜利，是人格完善的胜利。他一袭斗蓬收裹了时代的风雨，静静地驾驭着共和国这条大船。

包容是一种博大的胸怀，清澈见底，容纳万物，它使仇者和，错者悔，嗔者平，忌者静，使任何人都不可能有不接受的理由。《三国演义》是中国人熟悉的名著，以权术计谋闻名，有谚语“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可就是在这样一部计谋书中人性的诚实、坦白、宽容亦然在隐隐地流动。其开篇第一回就是桃园三结义，中间诸葛亮鞠躬尽瘁更是一条红线。而在最后一回，全书73万字，叙述了绵延六十年的血腥仇杀、阴谋算计之后，作者平静地地讲述了晋、吴边境敌我主帅相互释疑，真诚为友的故事。两军在边境打猎后各自回营，晋帅羊祜命将对方先射中之猎物送归吴营。吴帅陆抗将私藏之酒回赠羊，部下说怕有毒，羊笑曰勿疑，倾壶而饮。陆卧病，羊赠药，部下说怕非良药，陆曰彼非毒人之人，服之，立愈。陆召集部下说：人家以德，我怎能以暴？边境遂平安无事。现实生活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南非总统曼德拉，他年轻时推崇暴力，但二十七年的坐牢让他悟到必须超越一已一族之仇去追求人性之光，终于实现了民族和解。他出狱时说：“当我走出囚室，若不能把悲伤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其实我仍在狱中。”他就职总统时请的嘉宾是曾看守过他的三位狱警。这么看来周恩来并不孤独，在历史的星空中他们同属于那些让人们一仰望就灵魂澄净的星辰。

人类历史并不只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还是文化史、道德史、人格史。阶级斗争只是文化史中的一小部分，而无论怎样的历史也逃不出人的思想和道德。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的事业是默默的，但她将永恒地存在，并发挥作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也应了康德的那句话：有两种东西值得我们敬畏，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我们怀念周恩来，年复一年为他洒下热泪，默默地体悟着他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