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中谈到周有六个“大有”，其中第一个就是“大爱”。爱这个词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是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殊不知共产党和一切革命党都是从同情被压迫者出发，热爱他们，因而产生革命的动机和动力，最后获得他们的拥护而得势、得天下的。而除邪教外的一切宗教也都是以爱心来团结民众的。基督讲上帝之爱，无分彼此；佛教讲普渡众生，甚至爱一虫一草；儒家讲“仁、义、礼、智、信”，第一个就是“仁”。仁即是爱，强调“二人”，处世要为别人着想，不能自私。爱是人类的本性，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磁场。人人需要爱，也需要贡献出自己的爱，才能沟通交流，才能生活生存。爱，先从最近处的身边做起，进而普爱天下。有情爱而成婚姻，有血缘之爱而成家庭，有团体之爱而成宗教、党派，有一族一国之爱而成社会，有人类之爱而普世同归。古人设想过大同世界，马恩设想过共产主义，都是平等、博爱。爱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也是政治家团结民众、改造社会、创造世界的大旗。

爱是一粒善良的种子，佛教称之为“善根”，依其背景和条件的不同可以结出不同的果。现在常有企业招收员工时，先考查其人对父母孝不孝。理由是对家人都不爱何能对团体和工作尽职。这是看其根观其成，有一定的道理。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都是先对家人尽其爱心，然后又将这份爱扩张到社会。岳飞是孝子，也是民族英雄。明末抗清英雄夏完淳有一篇著名的《狱中上母书》，讲自己别母而去，不孝之罪；但为国而死，死得其所。辛亥革命义士林觉民很爱他的妻子，他在《与妻书》里说：“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这就是孟子讲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周恩来是有“善根”的，从小家庭教育、私塾教育就给了他善良的本性。周家的《家训》讲：“谦退和平、安分守己”；“以忍为第一要诀，以和为第一喜气。”到投身革命后周的这种爱心便扩充为对人民、对同志、对事业的爱，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非凡的大爱。

周恩来式的爱，有三种表现：

一是仁爱待人，即从人性出发的随时随处的爱。他对所遇之人，只要不是战场上的敌我相见，都有一种人道主义的慈悲，给予真诚地帮助。因此政治、外交、统战、党的生活在他那里都有了浓浓的人情味。周的一生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是在与敌对方谈判，与国民党谈，与美国谈，后来与苏联谈，这是一件很烦心的事，周说把人都谈老了，但他始终真诚待人。1949年国共胜负大局已定，国民党只是为争取时间才派张治中率团到北平与中共和谈，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最后连谈判代表都自愿留而不归了。但张治中说，别人可以不回，我作为团长应该回去复命。本来一场政治故事到此已经结束，周恩来也已完成使命，而且可以坐享胜利者的骄傲。但一场人性的故事才又刚刚开始，周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张学良为蒋所扣），现在再不能对不起另一位姓张的朋友。”他亲到六国饭店看望张治中，劝他认清蒋的为人，绝不可天真，并约好第二天到机场去接一个人。翌日，在西苑机场张怎么也不敢相信，走下飞机的竟是他的夫人。原来，周早已通过地下党把和谈代表们在国统区的家属安全转移，谈判一有结果就立即接到了北平。

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周常处于两难境地，但他尽量对被伤害者施以援手或保护。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中央曾有意让他重回党内，但由于当时的国际背景及王明、康生从中作梗，毛和陈又都个性很强互不让步，周就尽力斡旋，并登门慰问。陈说：“恩来昨日来蓉，……此人比其他妄人稍通情理。"1962年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案被整得不知所措，周上门安慰，又派人把习的妻子接回，叮嘱她日夜看顾勿生意外。文革中张闻天被发配广东肇庆，1972年周多方周旋促成恢复了张的组织生活，后又安排他到无锡养病。钱三强是我国研制原子弹的头号科学家，曾在欧洲居里实验室工作。他忠心报国，精于业务，但是对极左政治常有微词，不被领导喜欢，57年险些被打成右派，总理保他过了关。“文革”初又要整他，总理赶忙安排他参加下乡工作队。这就是为什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重要时刻，钱却不在现场。

二是善解人意，无论公私尽量为对方考虑。我一乐团要赴日访问，擅改日程、自定曲目，周批示：“我们完全不为对方设想，只一厢情愿地要人家接受我们的要求，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是什么？”“文革”中一些小国、穷国的共产党领导常来北京。一次一位友人在友谊商店看中一件牛仔裤，但无钱买，事后周即着人买了送去。他告诉工作人员，会议的中间要安排休息，房间里有水果，要给客人留出享用的时间。他对别人的关怀，几乎是一种本能。朝鲜战争乔冠华是中方的谈判代表，他是只带了一件衬衫去前线的，没想到一谈就是两年。1952年，周就派乔的妻子龚澎去参加赴朝慰问团，顺便探亲。1958年，周从报上看到广东新会县一农民育种家育出一高产稻，便到当地视察。满是泥水的田头只有一把小椅和一个小凳，周一到就把小椅推给农民专家，说：“你长年蹲地头辛苦了，坐这个。”至今那张总理与农民在田头泥水中的照片还悬挂在新会纪念馆里。

周的“六无”中有一无是“生而无后”。这是周恩来和邓颕超永远的痛。但是，痛吾痛以及人之痛，周更以一颗慈爱的心帮助着每一个可怜的人。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婚后无子，周就安排她到北京来看病，终于得子。毛泽东一家为革命献出六位亲人，特别是长子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二子岸青夫妇又长期无子。周就交给军方医院一个任务，一定要给他们治好病。毛泽东终于有了孙子，周十分高兴。毛却无所谓地说：“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到他辞世也没有见这七岁的小孙子一面。周就是这样按照他的爱心，他的逻辑，平平静静地办他认为该办的事。

人情这个饱含爱心的词，“文革”以前是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来批判的，而“人性化”是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残酷斗争之后，痛定思痛，才重新回归到我们的报纸上、文件中。周恩来却一直在默默地践行着，我行我素。该不该有人性？这实际上是到底该怎样做人，《三国演义》里曹操讲：“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曹只要功业，不要人情，所以后来追随他的陈宫心寒而去。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社会上有两种人：有的人像一个刺猬，总是觉得别人欠他什么，争斗，忌妒，抱怨，反社会，永不满意；有的人像一个手持净瓶的观音，总是急人之急，想着为别人做点什么，静静地遍洒雨露，普度众生。周是第二种人的典型，这可以追溯到中国哲学的仁和世界宗教的爱，无关政治，无关党派，是一种核心价值、普世情怀。

三是大爱为民，把这种基于人性的爱扩大到对人民的爱，而成为一种政治模式。政治家的爱毕竟不同于宗教家、慈善家的爱，他不是施舍而是施政，是从人性出发的政治，是基于仁心去为大多数的人谋福利。中国古代政治中一直有民本、仁政的思想。孟子讲：“政在得民”；范仲淹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郑板桥说：“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虽然历史上所有的进步力量都是打着为人民的旗帜，但将这个道理说得最透彻的是共产党，《共产党宣言》讲先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解放自己。中国共产党更把其宗旨概括为一句话：“为人民报务。”但是在众多的革命家中把对人民之爱落实得最彻底的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建国后在任最长的总理，是国家的的总管，第一要考虑的是民生。“民生”这个词最早是出现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里，共产党好像也忌讳它，长期将其打入资产阶级的词库。“民生”的重新回归是2007年中共十七大的文件，从辛亥革命算起已久违了近一个世纪。但出于对人民的爱周恩来却无一日不在关注民生。1946年他说：“人民的世纪到了，我们应该像牛一样地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解放后他常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文革”中毛泽东语录、像章泛滥，他胸前始终只佩戴一细条的“为人民服务”徽章。1972到1973年间，甘肃定西连续二十二个月无雨，百万人缺粮，数十万人缺水。又值“文革”大乱，病**的周恩来听了汇报后伤心地落泪。他说：“解放几十年了，甘肃老百姓还这么困难，我当总理的有责任，对不起百姓。”刚做过手术，他用颤抖的手连批了九个不够、又画了三个叹号：“口粮不够，救济款不够，种子留得不够，饲料饲草不够，衣服缺得最多，副业没有，农具不够，燃料不够，饮水不够，打井配套都不够，生产基金、农贷似乎没有按重点放，医疗队不够，医药卫生更差等，必须立即解决。否则外流更多，死人死畜，大大影响劳动力！！！”邢台地震，大地还没有停止颤抖，周就出现在灾区。一位失去儿子的老人泪流满面，痛不欲生，周握着他的手说：“我就是您的儿子。”他向聚拢来的群众讲话，却发现自己是站在背风一面群众在迎风一面，他就立即换了过来。“文革”前北京常有大型群众集会，一次散会时赶上下雨，他就让市长在广播里提醒各单位回去后熬一点姜汤给大家驱寒。他办公和居住的中南海西花厅墙外正好是14路公共汽车站，上下车很吵闹，有人建议把汽车站挪开。周说，我们办事要从人民方便着想，不同意挪。直到现在，14路汽车站还设在那里。他的这些举动纯出于爱心，毫无后来常见的政界领导人的作秀。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江青住庐山宾馆，嫌山涧流水的响声扰了她的睡觉，就下令将涧底全部铺一层草席。住广州，嫌珠江上汽笛声扰眠，就下令夜船停航。做人做官，如此大的差距。

同样是为人民服务，是以人民的名义干事业，仍可细分出几种类型，有的把这事业连同人民做了自己功业的道具，虽功成而劳民伤财；有的把自身全部溶化渗透到为人民的事业中，功成而身退名隐；而有的干脆就是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这要追溯到是否真的有仁爱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