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伪协和会的一篇历史罪恶缩影，也是日寇种种侵略阴谋中一个重要罪恶环节。唯其是有了这个“蝎虎会”，才给敌伪做了不少有力掩护，才给我东北人民越发增多了家贼难防的超额损害。今日回想起来，使我不能不更进一步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阴险狠毒，真是到了何等程度。同时，汉奸的罪恶——我的挑头作恶的罪恶，也真是达到怎样的地步。因此，我对此的结论是：
日寇的罪恶，就是汉奸伪组织的罪恶。
汉奸的罪恶，也就是伪协和会的罪恶。
伪协和会的罪恶，也就是我的罪恶。
因为我曾是万恶的创始人，哪样罪恶没有我，便不会发展扩大。真是百身莫赎的滔天大罪。我越回想过去，便越发认清了过去的自己，便越发认清了自己的反动阶级本质所在。这就是我对此所下的结论。
乙、得寸进尺
日本帝国主义对于我东北十四年的血腥侵略和殖民地罪恶统治，可以说没有一样不由于它的得寸进尺的由“蚕食”到“鲸吞”的一贯惯用手段而来。我在这里所要特意说明的，固然仅仅局限在我耳目所能及的小小范围内，但如果从这条线索去找其根源所在，也可以看出没有一件事不出于日本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大本营”和当时伪满汉奸政权之手。因此，我敢断言：凡是吉冈安直对我所干出来的种种得寸进尺、一步紧似一步的办法，无一不是由于日寇关东军的魔掌所操纵；而在关东军后面，更是有着日本法西斯匪首的操持。以下我想举出几项比较突出而且是使我终身难忘的实际事例，来作为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所一贯采用的得寸进尺政策的一些旁证。
爬得越高范围越窄。
在伪满政权乍一成立时，像是臧式毅、袁金铠、赵欣伯、张燕卿之类，尚有时到我这里来，随便和我谈谈话，或是在我这里吃顿便饭。由北京远来的宗族人等，也都可以随随便便在新年，或我生日时单独来和我谈谈话。可是自从我当上了伪“皇帝”，吉冈安直也当上了我的“全权直接监督人”——所谓“帝室御用挂”之后，对我接见人的事情，便一步紧似一步，一天紧似一天，逐步地把我挤到爬得越高，范围越窄的小圈子里。从此伪满的大小官吏，便除了在所谓正式的“谒见”，完全不能像过去那样随随便便来见我了。就连在北京的我的宗族人等，也都是除了被特别许可的极少数人，谁也不能随便单独地来见我。
不过是，这种越来越紧的局面之所以形成，并不是没有直接的近因。例如当我在一九三五年所谓第一次访日之后，我因为在当时已被受宠若惊的奴才心情冲昏了头脑，所以当我从日本回到长春之后，便抱着异常兴奋的心情，觉得自己好像是怪不错似的，召集了长春伪政权下的大小伪官吏，做了一次满怀信心的吹嗙讲话。当然在那次讲话之中，并没敢遗漏掉那些“日满亲善”之类的惯用护身咒文。也并没敢省略那些汉奸常用的谀词赞语，但是那些奸猾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是不会陶醉于我的拍捧言辞的，也不会被我所认为的华藻丽句迷惑，他们是善于从谀赞之中，去寻找不能合乎他们口味的言外含义的。特别是，我曾慷慨激昂所强调的“不利于伪满洲国的日本人，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的那套滥调，更是使那些口是心非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感到了老大的不受用，于是，从那次最初而且成为最后的“自由发表意志”以后，便收缩了我对任何人随便发表自己意见的范围。“非正式不得见一般伪官吏”的“禁令”也高揭出来了，照条宣读的“新制度”也制定出来了，吉冈安直陪坐见人的新规章也设置起来了。结果是拍既未成，反倒挨了马踢。
但是那帮帝国主义分子，对于利用汉奸，也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没有一套操纵之术。固然是从此以后，曾限制了我自由见人的范围，也限制了我向人自由发表意见的范围，然而当他们在需要我带头出嘴的时候，却又会把他们的紧绷绷的面孔一变，临时放松了我的“衔辔鞍勒”而让我做例外的自由发言。例如当需要我对伪国务总理或是伪总务厅长官等发表一些“积极”意见的时候，吉冈也会对我讲，可以拿“皇帝”的身份，积极地鼓动鼓动他们。并且还说“怎样说都可以，他们是能在皇帝的动员之下而去积极干的”。所以每当到了这样的时候，甚至连照条宣读的发言范本都不必用，而只把应说的大意告诉我，就叫我去做带头发言人。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紧中有松，松中又有紧”的操纵我的一种秘诀。
一方面，固然是我爬得越高而自己的自由活动范围越狭窄；同时也是我爬得越高，自由所受到日帝的侮辱也就越大；同时也是我爬得越高，就越患得患失地无耻屈从起来。
特别是由于这几年的学习改造，才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才逐渐认清了自己过去的本来面目，同时还使我痛切感觉到：上记的两项，不仅是次要又次要的末梢问题，也是尚未能脱出以自己为中心的旧立场观点的范围。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我爬得越高，自己的罪恶就越为严重。因为是如果从人民的立场观点上来看待自己的过去，便不会专从自己个人的得失荣辱去看，而是要着重于自己的罪恶方面去看。
所以，在最近我对这件事所得出的结论是：日寇欺侮，愚弄汉奸，并不可恨，因为这是汉奸应有的后果。日寇的祸害我国人民，才是我们和它的不共戴天之仇。这段介绍，只是为要说明日帝的步步加紧政策，而不要认为这是汉奸的向人诉苦才好。
丙、我弟弟溥杰的结婚
溥杰自从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于一九三五年冬正式参加了伪军之后，便在长春伪“禁卫队步兵团”当伪排长。当时的那些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便别有用心地一心要使他和日本女性结婚。我和他也曾暗暗感到了他们这种阴谋企图。于是有一天我便和他谈到了这一问题。我对他讲：你如果和日本女子结了婚，往后可不好办了。我并说，我可以负责从北京给你找个适当的对象。我遂把婉容的一家亲戚请到长春来，打算撮合我弟弟和她的女儿结婚。经过几番磋商之后，双方都同了意。不料吉冈安直听到了这件事之后，便把我弟弟找去，竟自拿出公然干涉个人家庭私事的岂有此理态度来，对他干脆地说出：“现在关东军方面，很希望你能和日本女性结婚，因为这是有关日满亲善的重大问题。所以你得做一个关于此事的模范才行。并且这是军方的意旨，最好现在你先不要忙于和中国女子订婚。至于替你张罗日本人对象的事，由我来负完全责任，你只管放心好了。”
溥杰与郭布罗润麒夫妻
于是溥杰就屈服在吉冈的压力下，而使已经有了相当眉目的结婚问题，归于泡影。
果然，这个吉冈安直便自告奋勇地跑到北京去找早在三年前就和我弟弟离异，但在法律上尚未做正式解决的他他拉怡莹（珍妃的侄女），打算借着关东军的那张狗皮去吓唬她，好迫使她放弃要求巨额赡养费的一贯主张，而宣布正式和我弟弟断绝关系。同时，也想逼她写出“自愿离异”的甘结来，好使我弟弟和日本女性的结婚问题容易进行。不料那时怡莹并未在北京，吉冈由于扑空，情急之下，便发挥出他的法西斯强盗本来面目，进了怡莹家门之后，便先来了一个下马威，使他的随身喽啰——日本宪兵把住该家大门，禁止人们出入，然后就闯进内院，找到了她的两名弟弟，逼问怡莹的去向。因为他们说怡莹早赴上海，并且他们姊弟之间，也因为她和溥杰的离异，已早和她断绝了姊弟的关系。吉冈便蛮不讲理地厉声说：“你们断绝姊弟关系与否，我全不管，你们既是她的弟弟，就得负责给我写一张代表姊姊承认和溥杰正式脱离夫妻关系的字据！”不但在他这种强暴威迫之下，使这两个魂不附体的弟弟，替姊姊立了非由情愿的甘结，更荒唐的是，还把该地区的警察署长找来，也逼他在这张契约上签上了固辞不获的自己的姓名。于是吉冈便拿着这张“情愿离婚，情愿不要赡养费”的所谓证据，亲自跑回日本去找那九一八事变中的罪魁本庄繁和在九一八事变中身任日帝陆军大臣，后来又在朝鲜当上了殖民地总督的南次郎，托他们负责给我弟弟溥杰物色结婚的对象，结果是从若干“候补对象”之中，溥杰和当时的日本华族——公、侯、伯、子、男在日本被叫作华族——嵯峨实胜侯爵的女儿嵯峨浩结了婚。
不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充分利用了这一国际结婚，当作鼓吹“日满亲善”的宣传材料；另外，还有一种最主要的毒恶阴谋，那就是，想要利用偷梁换柱的办法，预备在溥杰和嵯峨浩之间，如果生了儿子之后，便可以利用这个未来的混血儿去继承伪“皇帝”的地位。以便在将来，能从这个未来的混血儿伪皇帝的身上，去捞取更多的便宜。
因此，就在一九三七年四月，我弟弟结婚后不久，便由伪傀儡政府制定出一个伪“帝位继承法”。其中主要的地方是：
大意说“……皇帝死后，由其子继之。无子时，以其孙继之。无子和孙时，以其弟继之。无弟则以其弟之子继之……”
总之一句话，不论是以弟继也罢，或是以弟之子继也好，还不是他们的最后目标就在于此？
为什么我其他的弟弟和妹妹等在结婚后，谁都没有从伪宫内府经费预算中，得到过任何物质上的补助？而单独在溥杰结婚以后，特别从伪帝室财产中，拨给五十万元的公债券以其利息作为他们夫妇生活之用？不但如此，就是他们二人结婚时的一切费用，也都是由伪宫内府给拿出，并且还派伪宫内府次长日本人入江贯一和伪宫内府日本人高级职员加藤某前往日本东京，去操办他们婚礼的一切呢！
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的又一明确罪证。
自从我弟弟溥杰和嵯峨浩结婚之后，他便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亲日家，致使我对于他也不能不加以警惕，不敢再像过去那样尽情无隐地向他去吐露对于日寇的不平不满了。固然也有时在某种限度内，曾对他谈过一些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憎愤言辞，但每当说完之后，便谆谆嘱咐他在回家后不要向妻子讲。也曾警告过他：“日本人的反动教育，是比较彻底的。她虽然是你的妻子，但是她对于自己的国家，是会比对你要密切得多，说不定她就是日本政府的女间谍……”尽管我对他这样谆嘱，他总是不以为然。甚至在“八一五”苏联进兵解放东北以后，我弟弟几乎用手枪替日寇做了殉葬品。足见日本帝国主义的毒谋辣手，是怎样无孔不入和无所不至的了。
我记得大约是在一九四二年或是一九四五年的时候，日寇当时的首相东条英机曾到伪满做过一次所谓闪电式的访问——即突然来访之意，在当时的报纸上，曾谀称为“闪电访问”，那时曾秘密地送给我弟弟一万元日币。这是为了什么？还不是别有一种不可告人的用心？并且在当时，我弟弟为何也不对我讲，到了苏联之后，才对我明言此事？足见我弟弟在当时，早已当上了所谓“美人计”的俘虏，完全无条件地当上了“日满亲善”的唯一实行者了！
丁、我未来儿子的问题
关于我未来儿子的问题，那更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日夜念念不忘的所谓一件重要大事情。就如同在前项中所述说过的那样，它们是一方面想要利用我如果没有儿子的时候，便可以采取李代桃僵的方法，让溥杰未来的混血儿子，来当将来的伪满“皇帝”，那么，它们便可以更进一步地使伪满成为“日满混血关系”的更为“亲密”的关系。但同时，它们也并没有忘掉，如果我有了儿子的话，它们也可以从中得到稳抓稳拿的办法。那就是在植田谦吉当关东军司令官的时候，他曾使那个吉冈安直对我讲，如果我在将来有了儿子，那么当他长到六七岁的时候，就必须使之赴日本去留学。绝对不能让他继续留在我的身旁，受我的抚养与教育。并且还煞费苦心地编出“美词丽句”打着掩护说：日本天皇的儿子（所谓的“东宫太子”）也是从幼时便不在他父母身边教养，而是派定专人担任他的教育，以及生活起居的一切工作。并说，唯其是这样，才会得到特别的教养而能够成为将来继承天皇的适任者。因此，“满洲国”也必须效法日本皇室的办法才行。
这些异想天开、专门想要坑害人的恶魔，竟自无中生有地对于尚在未知之数的我的未来的儿子，也给盘算在它们的如意算盘之内了！它们不但是把我将来的所有道路，都预先结结实实地逐条堵死，并且还怕口说无凭，更要让我对于渺茫难期的未来，也要事先签订下事前承认的字据，来作为永世不能翻悔的确实凭证。于是，我也就只能是对于我那完全尚在未知之数的儿子，在他有无尚未可知的那张未来卖身契上，老老实实地签了名。
请想一想看！日本鬼子的坑人到底的坏办法，可想得有多么周到！并且是有多么远的远见！
不过，幸亏是，伪满垮台垮得早，并且我也没有儿子。否则我一人当上了大汉奸还不够，还得搭上我的儿子。还要把我的儿子，在他尚未出世以前，就由他的父亲，事先预定好，也要把他拖到万劫不复的罪恶泥坑中去！这种残忍到了家的阴谋毒计，做得够多么彻底！因此，现在我很庆幸我幸而没能再做出连自己儿子也都对不起的罪恶行为来！
不过是，日寇的这种想入非非的恶辣手段，也并不是由于植田或是吉冈的作恶“天才”，而是早在他们的老老前辈——伊藤博文等老牌帝国主义分子的时代，就曾经做过，并且是已经发生过相当罪恶效用的老办法。例如，他们对于前朝鲜国王的儿子李垠，就曾经使用过这套办法——并且是总括了上记的双重办法的：首先是拿日本皇族“梨本宫”的女儿，当作了钓取朝鲜国王的饵食，利用她当作了移花接木嫁接幼芽，终于使李垠的儿子成为一个半朝半日的混血儿。另一方面，则是使李垠从小就远远离开他自己的生身祖国——朝鲜，日日夜夜在不怀善意的教育环境下，受着坚固确实的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同时，还使他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彻底变成为一个只知日本、不知朝鲜的既不朝又不日的浮游寄生动物，迫使他在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祖国朝鲜翻了身之后，成为一个有国难奔只能老死异乡的终身朝奸！
植田等对于我，就是想套用这套坑人到底的老阴谋办法，并且还“活用”了这套老办法，才一方面让我给自己的未来儿子预先就填写好卖身契；一方面更想利用我弟弟溥杰来补填我的不足之处。固然是他们的这个法子是和对朝鲜李家的那套老法子，根本是同出一源，但是他的“活用之处”，也同样是不能轻轻看过的。
从这里，更可以清清楚楚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作恶“天才”，确是入骨三分而有余。固属是社会上的一切恶事，都有被它一概做尽之观，然而他们的那些如意算盘，究竟是在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严正科学论断下、在世界人民的正义愤怒声讨下，始终是不会把算盘子拨得准确，而且结果也是“无一如意”而告终的。
戊、日本宪兵的“保护”
我自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堕入北京日本公使馆的帝国主义魔窟以后，便开始有日本使馆的警察对我负起“保护”之责；到了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移到天津前日本租界之后，更由日本驻津领事馆的警察，对我做更进一步的所谓“周至的保护”；到了一九三一年我从天津到了“九一八”以后的东北后，便由日本帝国主义的宪兵，代替了日本警察而对我做更前进一大步的所谓“保护”。例如，在旅顺时，我就是曾在这种水泄不通的严密“保护”下，不独和当时的社会离开，而且把我那所余无几的民族联系也给完全割断。就连我和我妻子之间的夫妻关系、和我妹妹的兄妹关系，以及和随我多年的所谓“遗老”之间的长年关系，也统统被刀割断了。就是后来，当我到了长春，爬上了伪执政的椅子，以及后来又爬上了伪皇帝的“宝座”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爪牙——宪兵，不但没有丝毫放松对于我的“保护”，而且反倒愈益加强起来。例如，在伪宫内府我所住的“缉熙楼”庭院外边，就有几名关东军派来的宪兵，日夜不离地住在“勤民楼”旁的厢房内，脱下了他们的所谓虎皮——日本宪兵的正式军装，改穿上特制的一种制服，成立了一个伪“宫内府宪兵室”。凡是来见我的人，除了他有神话中的隐身法，是谁也逃不脱他们的监视双眼。而他们的最高头子，就是那位死盯住我决不松口的大特务头子吉冈安直！
这些以吉冈为首的特务，不但是有谁来见我，他们都能一目了然，并且每个宪兵都抱定了一本“阎王账”，而夜以继日地从事于“有闻必录”和“有见必报”的监视工作。
他们为了要做好对我更进一步的“保护”，有一天便在关东军的指示、吉冈的传达和这帮特务的炯炯目光下，不独公然限制了我的自由接见伪满的大小官吏——除伪宫内府的伪职员外——之权，就连对于我的宗族人等，吉冈也竟自拟出了一张严格限见的人名单。除了在伪满的家族人员不在此例，譬如对于由北京到东北来的宗族本家，也限于我的叔父载涛和我的族兄溥忻、溥侗等极少数几个人。至于其他的宗族人等，则是不分亲疏远近，一律限定只能在向我公开祝寿等等的时候，排列在一般祝贺人员之中，遥遥向我行礼，而不许可他们随便单独来见我。吉冈在拟定了这一极端局限的人名单之后，便把它交到伪宫内府大臣熙洽之手，令他照单进行限制，并配合着伪宫内府日本宪兵的几只眼睛，对我做了得寸进尺的严密“保护”，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敌伪一齐垮台为止。不，就连当我从长春逃往通化大栗子沟更由大栗子沟逃往沈阳飞机场，以及在该处被苏联军逮捕以后，我还是在吉冈和他手下的一名喽啰——日本宪兵的四只眼睛监视下，受着最后的“保护”。直到坐上苏联飞机，由沈阳飞到了通辽之后，由于苏联军的伟大力量，才把我那块犹如附骨之疽一般的吉冈等给分开了。从那时起，我才算是由历时二十二年有余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所谓“保护”下，得到了真正的解放。从那时起，我才长舒了一口气，才脱离了恶魔的毒掌。
己、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
在伪满当时，所谓我在政治上的地位，真可以说是孤高在上，毫无根底可言，只能是仗着在反动封建末期社会中的空头地位，利用这一点作为我在当时的唯一政治资本。也就是纯粹靠着这一笔空虚的本钱，当上了专门供日本帝国主义尽情利用的罪恶工具的。
正如以前各项中所说的那样，我在伪满当时的一举一动，甚至在个人家庭中的一颦一笑，也都是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所派来的中将参谋吉冈安直的“杜渐防微”眈眈虎视下，受着周而且密的监视，以及其他种种有形的限制和无形的防范。
曾在我身旁多年，给我做过一贯帮凶工作的所谓“前清遗老”们，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是死的死，变的变，离的离，散的散。即或如胡嗣瑗、商衍瀛之辈，尚始终留在我的身边，但是处在当时那种“时不利兮”的环境下，并且日寇的压力更是有增无减地笼罩住当时的整个空间，所以那些久已过时的“老古董”，不但都成了强弩之末，并且是为了苟延残喘，真是连一篇聊泄不平的文章都不敢写，聊表寸心的诗句都不敢题，只能是蜷集在我那有限阴影之下，过着委曲求全的失意生活。
郑孝胥被关东军给撵下伪国务总理的椅子，连回北京西城自己的故宅去住，也竟自遭到关东军的多方刁难，终致悒悒而死。罗振玉也是在关东军的“敬远政策”下，了却他的亲日一生。胡嗣瑗则是因为当本庄繁恶事做尽被调归国，武藤信义新来继任之际，向我建议，叫我可趁武藤新官上任的机会，向其提出缩减伪总务厅长官政治上权限，而使各部伪大臣得以负责办理各自部务的要求。我遂把这种意见写出概要对武藤讲了一遍，武藤对此并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只是不动声色地把这份意见节要拿了回去。我和胡还认为庶几有望而做着殷切期待呢，可是一天天地过去了，这位“汉奸司令”的新主人，却一直保持着缄默，既无任何征兆可见，又没有什么反响可闻，就如石沉大海一般，消息全无。结果是，这帮帝国主义分子，探知这一提议，是由胡的建议而来，于是胡便不能继续在我身边当那伪宫内府的秘书处长，而被明升暗降为伪参议府的参议了。但是这一伪参议的席位，也并没有使他占据多久，便把他一抹到底而使他退出了伪满的所谓政治界。还有，按照伪满当时的惯例，凡是属于高级的伪官吏，当去职以后，差不多总是在一些所谓的“会社”（公司）里，给他们找一些不工作光拿钱的相当地位，让他们享几年变相资本家之福。可是对于胡却不然了：在他去职以后，便立即失了业，以致专门靠我出钱来养他的余生以及他的一家大小，直到伪满垮台为止，才算完事。这说明了什么？这就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从一开始就不满意胡的行为，所以才这样对待他的。
至于在伪军中的，我的那些家属、宗族、亲戚以及亲信之类，也都是在日本人、伪军官、日本军事顾问和关东军司令部的层层严密控制下，犹如大海漂豆一般，星星点点地分散在伪军的各机关、各部队里。和我既不能有所联系，他们彼此之间，也都处于互无联络的状态。所以在当时的我，已经是除了在伪宫“内廷”的一亩三分地中，尚有我自由回翔之余地，其他各方面，完全是条条道路都走不通的了。
自从我到了长春以后，因为我和我的妻子婉容之间的感情已达到完全破裂的地步，于是便托我在北京的亲戚，给介绍了谭玉龄，我们便结了婚。结婚以后，我们二人之间的感情尚不错，过了几年之后，她便患了重病。经中医诊治，认为是患伤寒，但屡次服药总未见效。后来又使日本医生给她治疗，据日本医生说，她是患着粒粒结核症。不料第二天她就死了。但我总疑心她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因为当日本大夫乍一来诊时，还对她相当地热心，并且还有护士给她输了血，医生也是频繁地给她做了注射。可是当吉冈安直闻知此事亲自赶来之后，便把这个大夫找去，和他谈了很长时间的话。于是在这个大夫和吉冈谈话回来之后，我便觉得医生对于病人的诊治便不像以前那样的热心，也不那样频频给她注射了。同时这个吉冈安直还为了她的病，特意搬进伪宫内府来住，并命他手下的虾兵蟹将——住在伪宫内府的日寇宪兵，时常给担任看护病人的日本护士打电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过了一夜之后，到了第二天早晨她死去的。
综合上记的各种情况来看，尽管我对于她的被谋害，并没有什么十分的证据，但在我的当时主观判断上，我总认为她的死，可能是日本人下的毒手！
在谭玉龄死后不多的日子，吉冈便屡次督促我非再找一个第四次结婚对象不可。我因谭才死去未久，心中悲痛异常，便不愿再做第四次的新郎。但是，那个完全支配我的吉冈，却死皮赖脸地拿来许多日本女子的照片，就像是硬按不想喝水的马脖子，非让它喝水不可一样，非叫我从其中选择出一个对象不可。那时我就在心中暗想：
我如果是和日本妇女结了婚，岂不等于给吉冈添上了一双从内部来监视我的又一特务眼睛。
于是我就借口说：我必须选择一个我认为最理想的对象才行。并推脱说：这些相片都使我不能感到满意。
因为我在当时，不敢公然说出不愿要日本妇女的那样话来，所以只能对吉冈委曲婉转地找寻着一个借口说：
“结婚这个问题，乃是有关自己终身幸福的大事。唯一的条件，就是得完全适合我自己的理想条件。至于什么民族，我是概不介意的。”
吉冈听了，也没有相当的话来反驳我，便又看风使舵地拿来一张饱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旅大某中学女生的照片给我看，我遂把这张相片留下，说等我仔细看看之后再做决定。但这时，在我心中已看中了她。但我的二妹韫和却不赞成，认为选中了这个人，又和选中了日本人有什么区别？于是我也就托言没有看中而做了拒绝。
过了些时候，吉冈又带来一个在学校教书的中国女教师来，结果我又没有看中她。
我看到吉冈这种不辞劳瘁而再接再厉的情形，于是我又在心中暗想：
“看情形是非让我再结一次婚不可了，否则吉冈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与其叫他纠缠不休地和我捣乱，夜长梦多，真说不定他更会弄出什么可怕的新花样来，倒不如一了百了地赶快找一个年岁小的中国女性作为我的结婚对象吧。这样的人既不会受吉冈的什么影响，并且还可以由于年岁小而能够听我的话，服从我的约束，任凭我怎样‘教育’，她都有接受的可能，岂不比自动地给吉冈安上一条里应外合的内线强得多。”当我打定了这样的主意以后，便对吉冈说：
“不妨把小学生的照片，也给我拿来看看。”
过了一些日子，便在吉冈的魔力之下，果然给我拿来了六十多张伪满当时的所谓“国民高等学校”——约等于现在的初级中学程度——的女学生照片供我恣意挑选。结果我选中了李玉琴。据说由于吉冈的这一大卖力气，还曾逼哭了一位伪满学校的校长哩。从这里也可以知道，敌伪合流下的**威凶焰，曾是让人怎样不能活下去的啊！
这时，我遂对吉冈说：我希望先和她本人见面谈谈话，等征取她的同意之后再做决定。而这个外国媒人也就立即把李玉琴带到了伪宫和我见了面，谈了话，结果是以她的同意而结合。
但是这种抢亲式的结婚，根本既不是根据着双方的爱情，更不是基于什么其他巩固的条件，只不过是由于为要应付吉冈对我的过分热心，所以才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演出这幕等于抢亲的丑剧。
先从我这方面的理由说起。我只是由于吉冈的不住纠缠，特别是为要躲避和日本妇女结婚的严重后果，所以才选中了在当时仅仅十五岁的李玉琴，来做我的第四个妻子的。并且在其中还掺杂有不少我的利己主义，那就是：打算把这个少不更事的天真烂漫少女，制造成为一个让她方就方，让她圆就圆的婉婉服顺、任我摆布的家庭玩物。所以在当时，我只是把她当作一个小孩子来看，并没有什么深厚的爱情可言；而在李玉琴这一方面，则是在当时，她的年龄既那样小，任何人情世故社会经验也没有，并且在那敌伪的残酷无情压力下，她又怎敢拒绝我的要求，怎能逃出这样的魔爪？
这就是在当时我们二人之间的所谓结合的唯一基础。
根据上述情况来看，当然我们二人之间的结婚必要基础根本就不是巩固的，不但谈不到什么巩固，并且也是违反社会常态和极不人道的一种强迫胶合。因为我曾假借敌伪合流的罪恶政治压力，来压迫奴役并**一个天真纯洁的女孩子。现在深深觉得我真是一百个对不住她，因为我曾毒害了她宝贵青春的前半生！
在我和她结婚以后，我不但经常拿她当作一个“不识不知”的小孩子来看待，并且我对于她，也曾经极端地发挥了封建专制透顶的家长威风和夫权高于一切的蛮横恶劣作风。例如，当我高兴的时候，就去搭理她，不高兴时，就把她完全不放到眼内，甚至有时候，她还会受到我的严厉呵斥。不但如此，后来我索性不和她同居在一起，因此，在我们二人之间，根本就谈不到一般夫妻之间的情爱。换句话说，她和我的关系，也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是用压力给凑合到一起的。
在伪满的十四年罪恶生活中，不独我在当时的政治上，是一个独夫，就是在家庭环境之中，也如同有千年不化积雪的高峰一样，永远矗立在冰冷的大气中，连丝毫的温暖气息也感觉不到。
我说这些话，并不是我想要向谁来诉苦，尤其不是我自认为过去的处境堪怜。因为我自己深深知道，我会受到这样冷清凄凉的家庭风味，一切都是由我自己给亲手造成，也可以说是完全由于我的自作自受！
我所以这样不怕絮烦地来罗列这些个人家庭琐事，就是想借着这些在现今新社会中已绝对不能再遇到的旧社会中的一些丑恶残酷实际事例，来暴露一下封建腐朽制度的罪恶，以及我既曾坑了人，也更害了自己前半生的“前因后果”而已。
庚、历任的日寇关东军司令官和我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于当时的全东北人民，既曾拼命地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奴役和压榨，同时也进行了与此相辅而行，并且是无孔不入的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就是对于当时的所有大小伪官吏、伪军人等，也同样是用威压与利诱双管齐下的办法，做出了彻头彻尾的实际奴化训练，以及志在“攻心”的种种毒素灌输。那么，对于我这个头号大汉奸——伪“皇帝”，当然更不能例外了。岂但不能例外而已，简直是费尽苦心地非把我的身心都完全掌握到它的魔掌之中不可的。就以当时的日本关东军历任司令官对我的种种“异常关心”和周而且至的“培育、**”来看，就可以充分看出：他们对于我，曾是怎样大费苦心的了。
除了那个“皇室御用挂”的吉冈安直参谋中将，是十年如一日地如影随形一般死盯住我不放，就是那些身居伪满“太上统治者”实际地位的历任关东军司令官，也都是曾以彻底掌握我、完全支配我和确实奴化我为己任的。所以他们都给我定出了一个定期输毒的正式计划来。那就是在每月的一日、十一日和二十一日的三个逢一的日子里，他们都必须在所谓百忙之中，分出身子到我那里去，和我做风雨无阻的定期会晤。
固然是历任的傀儡戏操线人——关东军司令官们的态度、作风、心理和论点，犹如他们彼此之间相貌各自不同一样，而各有一套所谓神通；并且他们的方针、政策等等也都是经常会随着时局的推移变化，也曾有轻重、软硬、松紧和缓急的临时不同，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贯传统侵略政策，特别是对于我的既防范，又利用，既限制，也抬捧的根本方针，却是始终无有丝毫变化的。所以我想：如果是撮其要而记其事地把他们在十四年间，对我所做过的“训育培植”工作，加以轮廓概貌的记述，也并不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我就择尤括总地来做叙述。
（1）风花雪月的寒暄与口是心非、别具肺肠的谈笑酬对。
（2）强调日伪的“亲善”和“日满一体不可分”的所谓“辅车唇齿”关系。
（3）宣传日寇的侵略行为是百分之百的“正义”，引经据典地强调日本军的强大无敌，并援引在侵略战争中的暂时优势，来做扩大宣传的唯一材料。
（4）宣传日本法西斯强盗所狂妄叫嚣的“大东亚圣战”的意义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意义。特别是对于以日本为中心的所谓“日、满、华同心协力”以及“共存共荣”之类的必要性，加以生拉硬凑的注解，与矛盾百出的结合。
（5）对于这个身为汉奸头子的我，加以别有用心的揄扬称赞。例如夸奖我对于“日满亲善”，对于所谓“神道”的努力带头以及事事“率先垂范”等。同时也没有忘掉勉励我和“鼓舞”我，还须更进一步去忠实执行日寇的侵略政策。越是到了末期拼命挣扎阶段，便越发故意对于我的“以全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它们从事毫无希望的罪恶的侵略战争”所做的种种努力，表示了嘉勉感谢之意。
（6）本着“防微杜渐”的贼心，经常对我来强调：伪满的政治，乃是采取了“总理负责”的制度。特别强调着伪皇帝只能是高高在上，垂拱无为，绝对不应该以“察察为明”去干涉或是驳改伪国务院、参议府所决定和通过了的议案或法令等。并说，这样，正是所以“培养君德”的地方。就以菱刈隆为例：
有一次他曾这样对我讲过，越是“身为人上”的人，便越发应该保持有装聋作哑的“雅量”才行。能够这样，才能做到“无为而治”的地步。他说到这里时，并做了实际表演：以他的双手做蔽目、掩耳的姿势。更说，他现为三军司令的关东军司令官，就是一贯采取了这种不闻不问、听之任之的态度，所以才能使他的部下，都能展开放手去干和负责去干的“积极”工作作风。然后更把话归入本题，以教训的口吻强调说：
“皇帝更是应该采取这种‘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的态度作风，才能够把国家大事搞好。”并同时自做结语道：
“这就是‘为君之德’，也就是身为皇帝所必须具有的最高政治道德和品质。”
（7）对于我家庭之内的个人私事，也做了露骨的干涉。如菱刈隆反对我的离婚。当谭玉龄由北京来到长春和我见了面，彼此都同意了结婚之后，也遭到了植田谦吉的干涉——干涉的理由是：必须由他先派吉冈安直赴北京到谭家做详细调查，认为“合格”之后，经过植田的正式许可才行。结果是在令出如山倒的情势下，经吉冈赴北京调查认为“合格”，并和植田见了一面之后，才允许我们结婚的。
后来我和李玉琴的结婚也是如此。尽管李玉琴是由吉冈的直接介绍，还是先在所谓的“正式手续”上，经过了梅津美治郎的点头，并和梅津见了一面之后，我才和李结了婚。
这也就是吉冈安直所说的“……关东军是代表日本天皇的，所以你得事事听从它的话”。
（8）日本侵略者在制造出所谓的“张鼓峰”和“诺门坎”事件当时和事后，曾极力吹嘘日本侵略军的武装威力，同时也大力诋毁苏联军的“脆弱无能”。等到日寇在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正义反击下，被揍得头破血流之后，还不惜对我打肿了脸来充胖子，反复解释日本军的力量“强大”。
现在就以曾经吹炸了猪尿泡的植田大将为例，介绍一下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自欺欺人、丢人现事的丑态吧：
在“诺门坎”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军不但把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和伪治安部大臣于琛徵等，都给架弄到第一线阵地，使他们饱尝了几天苏联军飞机大炮毫不客气的“欢迎”，就是对于我，也没有忘记进行所谓的实际教育。有一次，植田谦吉便特意邀我到他们的军用飞机场去参观，并把“掠获”的一架苏联飞机摆在那里。于是植田的幻术表演便开始了：他使日本制的一架军用飞机和这架苏联制的飞机一起飞上天空，对我说，是要比较一下这两架飞机的速度性能如何。当然是在这种别具深心的“比赛”下，他们是绝对不会让苏联制飞机尽量发挥它的固有能力的了。于是这“大有问题”的“比赛”，结果是以苏联制飞机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我在当时，却对于这场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结果，尚未能悟到是日寇故意弄出来的骗人鬼把戏，居然也就信以为真，认为日本的科学技术成就，确比苏联“高明”得多，而老老实实地向这位志在骗人的“幻术大师”贡献了入耳不烦的谀词。
不管植田谦吉以次的法西斯盗魁们，怎样能欺骗、愚弄像我这样昏天黑地的“傻瓜”，怎样擅长于内心空虚而表面炫耀的欺人幻术，但毫不留情、铁一般的现实，却不是靠空口大话所能混淆和掩盖得住的。果然过此不久，那位大言壮语不可一世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阁下，便在“诺门坎”事件刚刚以日寇的求饶而告一段落的瞬间，立即遭到撤职而匆匆回国了。据说，按照日本帝国主义政府每次接待战罢归来将领的惯例，只要不是弃甲曳兵而回的高级军官，总要以“凯旋将军”之礼相待，除了裕仁特派专使和使一般高官显宦都到东京车站排列欢迎，还得替他们准备一辆皇宫专用的敞篷仪仗马车，用金饰满身的御者，把那位所谓“凯旋将军”载到裕仁所住的皇宫里，最小限度也得请他大吃一顿“御厨”的西餐。如果是这位刽子手身上沾染的他国人民的鲜血越多，那么，还得赏给他一笔钱，名之为“赐金”。甚至还有的会得到高级勋章或是公、侯、伯、子、男之类的爵位封赠。可是这位能吹善嗙的植田将军，却没能得到这种照例的“光荣恩礼”，只是悄悄地在东京车站下了火车，更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便算是解甲归田无声无臭了。
不但是曾经在由他所给制造出来的“诺门坎”事件初起时，也曾叱咤风云、剑拔弩张地闹了一大气的植田关东军司令官，是以虎头蛇尾而告终，就连曾在当时辅佐着植田而运筹帷幄的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也同样是没有受到“凯旋”的迎接，而陪伴着植田，从日本陆军省的现役名簿中，被勾去了他自己的尊姓大名，而冷冷清清地去尝闭门思过的滋味去了。
除了上记的“司令官教育课程”，还有关东军历任参谋长的“加班临时教育”。这虽然没有定期可言，但也是对我的一种“辅助教育”。内容是：
在“军事介绍”的名目下，以吹嘘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军队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所谓“威力”，做主要项目，更配合一些夸大和赝造的自我陶醉的所谓“战绩”，以及日本的“总动员体制”等，来吓唬并奴化我。
还有，当日寇正在大力推广它的思想侵略——宗教奴化政策时，更特意替我从日本聘来以专门给日本神道捧臭脚为职业的——专门给裕仁母亲讲授神道的笕克彦，给我灌输自欺欺人的“唯神之道”。固然是他那迷信唯心达到疯狂程度的梦呓，会使人听着忍俊不禁，但在当时的我，是不敢不强忍笑容而始终正襟危坐去敬听的。本来那些“神道专门权威者”，只是一些指佛穿衣，靠佛吃饭之流，所以从他们口中说出来的东西，简直是离奇荒诞得出乎古代神话以外，只要不是一个真正疯子或是傻子，我认为是绝不会信以为真的。
可是当时的我，在实质上却成为这种罪恶的“唯神之道”在我东北的创始者和推广者。真是叫我每一想到这里，就觉得我对于祖国人民没有任何话可说，没有抬起头来开口的余地。
以上所列举的，仅只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等，对我所进行的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的一斑而已，至于我所引用的菱刈隆与植田谦吉的例子，也只不过是在他们的自我暴露军阀政治的腐朽性和他们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中一些比较清楚的实例和比较清脆而响亮的一巴掌罢了。像是在日寇面临完蛋时的末代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也曾在日寇无条件投降的前夕——在我已经登上了遁往通化大栗子沟的途中，还老着脸皮在梅河口车站，外强中干地登上了我的列车，向我做最后一次欺骗说：
“日本关东军的空军部队，已对于苏联军的大机械化部队，予以溃灭性的彻底大打击。”
其实，这时日寇早已把东北的全部制空权，乖乖地交到苏联空军手里。诸如此类不攻自破的谎言，在我说来，也早不是一件新鲜事体，因为我已经在这十四年的罪恶岁月中，在我的耳中，不知听有过多少次，把耳朵都听得长了茧子了！
这就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长年以来和我的腐臭关系。同时，也是他们在十四年间，始终如一、从未间断过的奴化教育与欺骗宣传概略经过情形。
六、吉冈安直
一提起这个吉冈来，便不由得把我的牙根恨得发痒。他不但是在伪满时代，从中佐一直升到中将，一连十年多，总是缠在我的身边，就是我在天津的时候，就开始认识了他，但总是越来越厉害地纠缠着我，影响着我，还不住地把我往罪恶深渊中推。就在他一贯和我狼狈为奸的情况下，真不知祸害了多少祖国东北人民！一直到了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以后，才在苏联军队的伟大降魔宝剑下，把我和他的这种难解的怨缘给痛快地一刀两断了。
关于天津时代的事情，由于已在第二章中说过一些，现在不再赘述。此外，还因为他的魔影，已经是十数年如一日地不住贴上了我，特别是在伪满的那段时期，他更和我成为每当有我时，必定少不了他的情形，真如同形影相随一般，所以关于他的可恨的回忆——在我则成为可耻的回忆、可怖的回忆——多得犹如一部廿四史不知当从何处说起。因此，我想只就较为突出和比较严重的实例举出若干来，作为我对他的没齿难忘的纪念吧！
（1）从日本鹿儿岛来的“好消息”
他由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被调回日本之后，便在日本鹿儿岛某联队内任大队长。那时我弟弟溥杰正在日本东京的“学习院”读书。大约是一九三一年夏季的事情吧，当他正打算利用暑假回国时，吉冈便去信邀他借回国之便，可先绕道到鹿儿岛盘桓几日。当住在吉冈家中玩了几天之后，临行的时候，吉冈便神秘已极地对我弟弟说：“你回到天津之后，请对令兄说：现在张学良搞得实在太不像话了，也许就会发生什么事情也未可知。请令兄多加保重罢！他不是没有前途的！”我弟弟听了这种颇富含蓄的弦外余音之后，因为这种话，也正合乎他平素的口胃，他就认为这确是一个“好消息”，于是便兴致勃勃地把这几句充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阴谋的自供状，谨记在心。到天津之后，便立即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有这样的难弟一定也有这样的难兄，我听了这番话后，也认为这确是“好机会”即将到来，而不觉喜出望外。
请想一想吉冈所说的这番话是什么意思？
这岂不是等于说，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就要对我东北来进行什么阴谋活动？并且，这岂不是意在言外地说，日寇已经准备好要利用我的吗？只要是稍有一些起码的民族气节和起码人心的话，谁还能不满怀愤怒地立即向祖国人民大声疾呼而尽力揭发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这一卑鄙阴谋！而我则是由于有了甘愿供敌人利用的不良居心，所以不但是丝毫没有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义愤，反倒别有会心地认为良机即将到来，真是越回想此事，越觉得日本帝国主义的万恶，吉冈的万恶和我以及我弟弟的万恶！
他是这样来到我身旁的：
在伪汉奸政权成立后，也正是我弟弟溥杰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法西斯军事教育的时候。偏偏冤家路窄，这个吉冈安直也被调到该校，当上了教授战史的教官。吉冈为了要从我的身上去找他自己的立身出世道路，便拼命地对我弟弟进行了一系列的套头、拉拢。例如每到星期日或是学校放假的时候，他总是死乞白赖地非把溥杰拉到他家去玩不可。当然不用说，每次都是好酒好菜地殷勤招待的了。有一天他忽然对我弟弟说：“我不久或许能到满洲国令兄那里去工作也未可知。不过是，在那里工作也不很容易。如果没有关东军军部的力量来做后盾的话，简直是一步也行不通。如果日本陆军省方面一定非要我去不可，那么，我就非得先和他们约法三章不可。否则我宁可不去，也不能到那里去找罪受！我的主要要求是：得让我兼上关东军司令部参谋的名义才行。”他说到这里，深深地吁了一口气，感慨无量地继续说：“像是中岛比多吉、石丸志都麿等，就是因为在关东军里没有根子可扎，所以他们才都一个一个地失了脚……”
过了些日子，他又对我弟弟说：“现在日本陆军当局，已经决定要派我到新京——长春——去了。请你先给令兄写封信，就说吉冈要到他那里去工作。只要有我在那里工作的话，拿咱们的关系来说，还有什么不好办的事情？！不过得求令兄先给我准备一间办公的房子。你可以告诉令兄：我是不能和他们（指伪宫内府的伪官吏而言）成天际在一起鬼混的！”
于是，我弟弟就忠实地替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替他做了“先容”。
事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吉冈是为了要用两面讨好、两面取巧的所谓两面光的办法，来制造并巩固他自己的地位。
他为什么非要兼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不可？
那就是为要在日本法西斯军队的狗皮之上，再挂上一副金黄黄的参谋带，好来吓唬我以及伪满当时的所谓大官们，好使这些走狗在那明晃晃刺刀的背景下，服服帖帖地听凭他的任意摆弄。
为什么要通过溥杰之手，要求我事先替他准备好一间办公房间呢？
那就是为要使日本陆军省以及关东军看一看，他确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也可以说是“好朋友”，好使日本军方认为除了他，便不会再有这样“胜任的”、能够操纵我的“适当人才”。他就是使用了这样的手段，因而得到并巩固了他在当时的重要地位。所以，他才能从一九三四年前后，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伪双双垮台为止，总在担任着支配我一切的特务——也就是操线工作。凡是日寇有什么阴谋企图，需要我去做开路先锋的时候，便由他口头命令，或是用什么纸条子台词的办法，让我去做传声筒，或是带头人。
总而言之，他在一起初，就是用这种两面取巧、两面挟以自重的方法，混到我的身边，并由于他能随时随地执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于是就把他的声望和地位，逐渐抬高和巩固起来了。
溥杰是在他的完全利用之下，替他忠实地铺平了十几年的为非作歹的道路。
我则是在他的整个操纵下，做出了无数祸国殃民的罪恶行为。
以上所列举的，只不过是他的魔爪才伸出来时的概略情景，至于以后，他更是变本加厉地逐渐发展到肆无忌惮的地步，看到后面就可明白。
他是这样替自己增加骗人“政治资本”的。
吉冈安直很喜欢绘画。如果从严格的艺术眼光来看，他的所谓“绘画天才”也只是曾把他过去在小学时代所学到的技能，更在几十年后的脑海深处，重新捞取上来的程度而已。他不但是拿他这种自以为了不起的“特技”，曾唬住了那帮满脑袋大和魂与满肚子法西斯精神的日寇军官，他也曾把他的所谓“文彩风流”的“写生画笔”，当作他向上爬的阶梯呢！
他就是这样地自己把自己吹捧起来的。
有一次他画了一幅墨竹。他认为即使自己花多少钱把这张画装裱得多么富丽堂皇，依然不会唤起一般人的惊奇赞赏，所以就拿这幅画去求在伪满当时既有“大书家”之名，又有伪国务总理之位的郑孝胥，给题上一首诗。当然郑孝胥是不能而且不敢吝啬自己的笔墨了。于是他又把这张既画且诗的画拿到我这里来，要求我也在上面给他题几个字。当然我也不能例外，只有点头遵命的“自由”，而不敢摇首拒绝的。于是他又把这幅既有伪“皇帝”题字，更有伪国务总理题诗的画，拿回日本，献给裕仁的母亲——“日本皇太后”。
因此在当时日本的社会中，就喧腾起“彩笔军人”的“国际佳话”来了。
他的“画名”，一瞬间被抬高了。同时他在敌伪间的所谓国际个人地位，也抬高起来了。
（2）敌伪双方上层人物之间的一座桥梁
这个吉冈安直，虽在我和日本帝国主义军部之间，巩固了他个人的所谓初步地盘基础，但他又怎能以此为满足？仍是时常找个题目回日本到陆军省等方面，去做“事务上”的联络。不过，他哪次也不肯空手来去，总是绞尽了脑汁想一些可以显示一下自己才能的方法，作为他衣锦还乡的装饰。
例如他经常在临行时，动辄来教导我说：“可以做些点心，或是找些东西，交我给日本皇太后送去！”等到他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就把一些日本点心和礼品等带回来，说是裕仁母亲亲自交他送给我的。
还有一次，在他临赴日本之先，又来启发我说：“你这里，不是有唱片录音的机械么，我教给你几句日本话，你可以把它灌入唱片中，交我给日本天皇带去！”我现在还约略记得他所教给我的那几句日本话，就是：“我谨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
不过，这次他却没有把裕仁祝我健康的“回礼唱片”带回来，因为裕仁是不会像我那样低三下四地问候的。
他是专门往我脸上涂泥的。
有一次，吉冈又画了一面山水屏风，拿来给我看，说这是为庆祝日本侵略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侵占了新加坡，而画出的精心殚力之作。并要求我在屏风上题上几句歌颂“皇军”战胜的诗。因为像是这样的事情，都是他在平日最擅长的本领，也用不着怎样去多分析它，我在这里所要说的，就是他怎样经常往我脸上涂泥的事情。
既然对我这样地吩咐下来，我当然也就不能珍惜自己的脑力与时间——尤其是丧尽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起码应有的良心，而必须呕心呕肝地给他题上几句赞颂“皇军赫赫战果”的昧心诗了。
不用问，这张有画有诗的屏风，不但可以满足了吉冈“阁下”的“画以诗重”的——向他上官献媚基本目的，同时也可以在无形中煽起这个法西斯匪首的凶心杀气，并且也可使我进一步完成当汉奸的卑鄙无耻差事，于是我这久已沾满了泥污的脸，又被他给厚厚地再涂上一层新污泥。
还有，每当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它所制造出来的侵略战争中，偶尔获得了一次暂时的所谓胜利的时候，这个万恶的吉冈安直，哪一次也未曾忘掉往我脸上一层一层地来涂泥。他总是一方面叫我给裕仁拍电报去祝贺“皇军的大捷”；一方面更是定而不可移地叫我到伪“建国神庙”那里，向所谓“天照大神”致祭，用来表示一下对“神佑”的“由衷感谢”和默祷日寇的“连战连胜”。
像是这样地蓄意往我脸上涂泥，并不只是一次或两次，而是接二连三，并且是涂得越来越不像话。特别是后来当日本帝国主义败色越来越浓的时候——也就是当敌伪报纸上，也不得不越发频繁地登载“皇军”大批“玉碎”消息的时候，吉冈让我赴所谓“神庙”去哀求“皇军战捷”的次数，也就日益增加起来。像是这种不是人干的丑事，这种不堪寓目的汉奸丑态，一直到“八一五”敌伪一齐垮台，才算是给画上了一个终止符号。
（3）不同时期的不同态度
吉冈在刚来到长春时，尚不似后来那样嚣张，还懂得什么叫作客气。那时他曾对人吹嗙过他和我的关系是怎样的“密切”。他曾说溥杰和我是手足的关系，他和我虽还不够手足一般，但也可以算是“脚指头”的关系吧，等等。
等到他逐渐把自己的地位巩固起来的时候，也就是他在关东军中的阶级地位又高了一些，对于自己权势的自信又大了一些的时候，他的言语、态度也就如同水涨船高一般，跟着就有了变化。他曾对我说：“日本天皇陛下就是你的父亲。关东军是代表日本天皇的，所以你得事事听从它的话！”像是这种论理学“三段论法”式的不科学言辞，真是使人听了比刀扎还难过。但是，既然当上了汉奸，只能是虽然不爱听，也得听下去。听了难过，又当得了什么？
再过些时候，由于他的势力又加大了些，于是对人便不再自居于我的脚指头的地位了，并且还飞跃一步超过了我的手足的地位，居然说出我像是他的孩子一类的话来了。
等到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我这个汉奸“皇帝”也奉命退了位的时候，他在通化大栗子沟，当要“携”我起程时，对我的态度，更是有了显著的变化，连对于普通一般人起码应有的礼貌也不见了，简直是变成了一副凶手的形象。当我正在那惶惑不定的时候，他曾声色俱厉地对我说：
“挺起腰板来！挺起了腰板走！”
七、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和汪逆精卫
这个曾经勾结日寇祸害祖国人民的蒙奸元凶巨魁德穆楚克栋鲁普和我的关系，并不是在伪满时代才开始，而是远在一九二二年前后在北京开始的。乍一起初，他是和我弟弟溥杰有了相当的来往。那时每当他从西苏尼特旗到北京去的时候，必定先要到“醇王府”找我弟弟玩，有一次还特地从蒙旗亲自带来一匹好马送给我弟弟。在我结婚的时候，也曾特派专人给我送过厚礼。当我到了天津以后，他还在溥杰的写信介绍下，到天津见过我，并送了我一万元。而后虽然一度断绝了联系，但到了一九二七年，因为他勾结了日寇在西苏尼特扬起甘心卖国的叛旗，致被傅作义军队给打得落花流水，致把他的巢穴——百灵庙也丢掉了的时候，他曾向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发出了乞怜哀鸣：
“如果日本再不来帮助”，他便“将到满洲国来逃命”！后来他更配合着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的向察绥地区扩张，他才又回到百灵庙老巢，成立了人人唾骂的伪蒙疆政权。后来，他有一次到伪满来见我，我就在当时我所住的“缉熙楼”寝室外的小客厅里接待了他。他和我谈话的时候，因为并无旁人在座，便对我发出了对日寇在内蒙古的种种骄横跋扈行为的牢骚不平。不料第二天，吉冈安直便来问我：
“昨天你和德王曾谈了些什么话？”
“仅仅是些闲谈而已。”我不安地回答说。
他更追问我：“你们在昨天的谈话中，曾谈到对于日本人的不平不满问题没有？”
我没敢承认这一点。只能是对他施展出封建统治阶级一贯使用的自保其身的秘招，推个干净说：
“那一定是德王故意歪曲事实。编造出来的假话！”
虽然吉冈安直并没有拿出宪兵问案的神气，向我赶尽杀绝地穷究，但是从此以后，德穆楚克栋鲁普便不能再单独地来见我了。只能是在所谓正式见面或是在公式宴会上和我做一些仪式上的酬酢交谈，并且就连在这种所谓公式场面上，也总有吉冈紧紧贴在我的身边，做着毫不放松的监视，还美其名曰“侍立”或“陪宴”呢。
自从这一“侍立”之风兴开以后，无论我见任何外国人，就连见日本人也不例外——当然不用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和与关东军有关方面的军官以及在伪满的日本人伪官吏等，是不在此限的了——便都有这个吉冈，以伪“宫内府御用挂”的名义，寸步不离地在我身旁，做着“侍立”或“陪宴”的差事。
现在再谈谈关于汪逆精卫的事情。
在一九四一年，当汉奸汪精卫登了伪南京政府的“大宝”，访问了他的日本主子之后，也曾以后辈汉奸的资格和“睦邻”的名义，访问了伪满。当他决定要到长春来的时候，吉冈安直便来告诉我，并说我应该亲到“新京”车站去迎接他。理由是：他也是“一国的元首”。我为了献媚取悦日寇起见，便厚颜无耻地对吉冈说：
“日本天皇所派来的秩父宫（雍仁）殿下到满洲国来的时候，这当然我根本应该亲自到车站去恭迎，但不愿意同样去迎接汪精卫。我怎能把汪精卫和日本天皇陛下的‘御名代’——即代表之意——同样看待？”
说实在话，我所以要表示这种态度和发表这样谈话，除了为要取得日本鬼子的欢心而产生的卑鄙谄谀念头，当时在我内心深处，还有一个不甘亲到车站去迎汪的另一原因。那就是汪过去在辛亥革命当时曾一度潜入北京，悄悄在北城银淀桥畔埋下了炸弹，想要暗杀我父亲载沣。这也就是我在这反动阶级本质的本能作用下，对于汪一贯心怀仇恨的唯一原因。
如果是对于我上述的两种心理——谄媚日寇和仇视汪的双重心情加以细密分析的话，那就可以立时清楚看出：
前者是我身为汉奸的本色；后者则是我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家天下”一贯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