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听到“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这样一句古诗。我常想，为什么在我的头脑中会有了这种严重的反动罪恶思想，为什么这种坏思想会支配了我整个的前半生，会让我犹如飞蛾投火一样，偏偏往死路上走？

归根结底是有一个根源的。

这个罪恶的根源是什么？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

自然是，自己在过去所犯下的种种严重罪恶，自己绝对应该完全负起责任来。不过是要想真正认清自己过去的一切丑恶罪行的由来，并真正从心里认清自己的过去的罪恶，不把这一来源的总源头和在中途汇集过来的一些暗脉潜流，分门别类地辨别清楚，是绝对不行的。所以，我想在挖掘这一罪恶的根源的同时，更想把它的支流别派也一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不独给自己能来一个彻底大消毒，还可以更进一步对自己的过去罪行能有一个比较有系统的认识。

固然凡是一种坏思想的形成，都不是一朝一夕之故，更不是简简单单拿反动阶级本质几个字所能包括一切。不过是，尽管它的形成曾经经过了日积月累的熏陶感染，需要经过萌芽、成长、繁茂和成熟的几个必经阶段，并且也是有着千条万缕的复杂错综关系，但是从大处去看，并从全体来做分析，仍然是会有一个极其鲜明的总轮廓和互相交织着的来龙去脉可以寻求的。因此，我认为我那罪恶思想的构成，是由下列的四项基本毒素互相结合而成的。

1.封建统治思想为主，尊孔崇儒思想为辅。

2.极端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和上记两种思想的互相结合。

3.迷信和“敬天法祖”思想的互相作用。

4.帝国主义思想和封建统治思想的彼此吸引作用。

总之，彻底毁掉了我前半生的，就是上记的四项主要毒素。我现在想逐个地把它们加以引例分析。

一、我的老师和封建尊孔思想

从我六岁的时候起，便由隆裕太后给我物色好毒化我灵魂的工程师——启蒙的老师。最初是在清末当过状元之后做过大学士的陆润庠和曾被称为是福建才子、二十岁点了翰林、三十岁就当上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陈宝琛，以及曾中过满汉双榜进士的满文老师伊克坦三个人。后来陆润庠死了，又陆续加上了在当时颇有文名的徐坊和在少年时代就入了翰林的朱益藩，以及在清末曾被称为闻名的辞章学家梁鼎芬三人，当了我的汉文老师。

而我呢，自幼就是在这种食人而肥的帝王家庭中成长、壮大和教育、培植起来的，所以我对这种“德不孤，必有邻”的孔孟学说，很容易就“声入心通”地无条件加以推崇，并五体投地生出了无条件的信仰，认为这才是人世中永恒不易的唯一真理。因此，就把我培育成为一个极端愚昧落后、自大自私、专门想开倒车的典型人物，终于江河日下地在最后成为一个甘心背叛祖国人民的民族大罪人。

总之，这个儒教思想，不但是给我潜在于心的专制封建毒素追了肥而使其出了土，发了芽，并且还给我青年时代的“恢复祖业”的狂妄政治野心，奠定了强固的基础。这也就是使我一步一步堕入罪恶泥沼的出发点。

另一方面，由于我对孔孟的学说的盲目崇拜，由于我习惯于唯心的主观论点，所以我对人类历史，一向都抱有错误看法。例如，我曾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全是由少数的英雄伟人所一手推动。认为只有这些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天才和智慧，才会创造出新的历史。同时还在其中又掺入了不少迷信的因果报应成分，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能够有了这样的聪明睿智，都是由于他们在前世自己种下了善因，所以在今世才能获得这种种冥冥之中的善果。所以我认为，每一个朝代的毁灭都是由于出现了昏庸无道或是懦弱孱幼的帝王和腐朽无能的王侯将相，或是由于奸臣的篡夺。每一个朝代的兴起，则是“奉天承运”的帝王、能臣、良将的力量所造成。后来，由于几年来不断地学习改造，我才清楚地认识到，这种错误想法，都是由那些封建统治者以及他们所豢养的“耍笔杆奴才”所硬造出来的谎话。他们是为了要掩盖人类历史车轮向前发展的真相，更为了企图隐蔽人民群众的伟大智慧和力量，才拿这种迷信的唯心说法来故意夸大帝王将相的个人作用。像是附有“乾隆御批”的《通鉴辑览》，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专门夸耀清朝威武的《大清开国方略》和《圣武记》等，都曾深深地影响了我，使我越发对“圣君贤臣”的作用有了铭肝镂骨的盲信。现在，我才如梦初醒地认识到，所有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绝不是什么“天与人归”，而是由于当时的广大人民实在忍受不了统治者愈来愈凶的残酷统治，为了要活下去，才大家站起来从事革命斗争。这就是促使某一朝代的兴起和促使某一旧朝代倾覆的直接推动力量。后来，由于那些野心家利用并篡夺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跟着他们自己也就摘下了为人民着想的假面具，变成为以暴易暴的新统治者，于是改朝换代的局面，便在历史中再三反复着。所以整个的人类历史，也就是由劳动人民群众一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向前发展的各个过程，也就是劳动创造人类历史，创造人类社会的科学真理所在。

二、毓庆宫读书

我每天读书的时间，是从早晨八时起至正午止。每天到毓庆宫之后，到了法定的时间，便由我口中说出一个“叫”字来，于是就一个挨一个连续不断地像是空谷回声一般，由我身边的太监把这个“叫”字传到懋勤殿太监的耳中，更由他们的嘴传到我老师的耳中和陪我读书的伴读者（最初只有毓崇一个人伴我读书，后来又加上了溥杰陪我读汉文，我叔伯弟弟溥信陪我读英文）耳中，于是他们便应声而至，这一天的功课就开始了。

在老师和伴读者进来之后，老师这时是拿老师的资格来见我，所以只对我挺直一下身子，愣一愣神，就算是做完了见面礼。至于伴读者，他们却不能拿同学的资格来见我，所以他们得跪地向我请安，作为见面的礼节。做完了这套形式之后，便由侍立一旁的太监接过老师等的“官帽”，放在面窗长几上的帽筒上，然后他们鱼贯退出室外，我们的授课便开始了。

至于授课的方法，则是采取了读几遍和讲一遍便算完事的办法。当日的生书由老师带头先念，我们也都放开了喉咙，就像和尚念经似的随读一遍，然后再由老师默听我们朗诵个七八遍，便算是把当日的生书课业做完。跟着就是对读过的陈书的复习，也只是我和伴读者齐声温习一遍的程度。然后就是对对子——老师出上联，我们对下联，或是老师出题，我们作一首七言绝句，但这是很少作的。然后就是由老师讲几页《御批通鉴辑览》或是《大学衍义》等等的书，最后写一篇“仿”——也是由“照描”“跳格”而“临帖”的次序，逐步加以提高，于是就到了下课的时候了。

在上午的时间内，大约由两个老师分别负责上记的课程。在中间的休息时间内，照例给老师和伴读者准备一些糕点果品，到了正午下课后，便给他们准备一顿午饭。

我现在想就各位老师在授课中的突出事例，介绍其中的两三项。我觉得从这里，也可能从中找出一些当时的真实迹象来的。

先从陈宝琛说起吧。

他从我六岁起直到我十七岁为止，无间断地给我授业。不但我对他要比对其他老师亲昵些，就是那四位太妃，以及我父亲以次的所谓“王公大臣”，也都是对他表示着相当的尊敬和信赖。就是在反动报纸杂志上，居然也把他说成是“帝师”中的首位和把他列在A级“遗老”之列的。

他的性情是和蔼的，为人处世也很圆满，并且富于忍耐性。虽然在我小时，他也曾经常皱着眉头，拿“君子不重则不威”来批评我的顽皮，但我并不怕他的皱眉和批评，总是接着他的“君子不重则不威”的话尾，拿“学则不固”来抹稀泥。

他不但是我的启蒙老师，教会了我读书识字，同时也曾毫无愧色地完成了污染我灵魂的“地道工程师”的工作。他曾把封建统治者所必备的本领，成本大套地传授给我，使我在日常的言语行动中，一天天地把它逐渐具体地表现出来。他时常从老近视眼镜中双眼眯成两道缝向我赞叹道：“有王虽小元子哉！”来表示他对我的爱和期许。因之我就越发以“天之元子”自居起来，认为除了天地祖宗就得算我为大。

陈宝琛

他还善于把他在清朝时代当一品大员的事，铺张渲染成为一幅太平天下的景象，同时，更把辛亥革命以后的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归咎于共和制度的不好。他就是经常这样拿这种带有歪曲性的新旧对比，来作为守旧排新的泄愤工具的。例如，他拿当时某遗老所作的谩骂中华民国的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即暗射“民国总统不是东西”之意），当作一种美谈资料来说，并称赞这是一个绝妙好辞的讽刺。同时他还画龙点睛地拿“旁观者清”的四个字横批，做出挑拨性的结论来。请想一想，像是这种富有煽惑性的日常讲话等，又怎能不把我满肚子的狭隘民族主义，犹如火上浇油一般地给煽动起来？他还特别强调书中所写的“忠孝节义”等，这类带有麻醉性的事迹和意义，使我认为这就是“亘万古而不磨”的“天经地义”，和人人必须遵奉的“金科玉律”。这还不算，他还善于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之类的铁帽子，高高祭在空中，作为排斥“邪说”，随便用以扣人的唯一法宝。他还把“敬天崇祖”思想和“尊君亲上”思想，巧妙地配合起来，例如，经常拿歌颂清朝历代皇帝——尤其是康熙和乾隆二代如何“勤政爱民”和怎样的“丰功伟绩”并“龙种自与常人殊”一类的话，结合到我的身上，而使我在不知不觉之间，就产生出一种居之不疑和舍我其谁的错觉来。

对于袁世凯，当然是被他经常当作谩骂材料的，就连对于孙中山先生，在他也是毫无例外地加以冷嘲热讽。可以说是，从既当中华民国大总统，又兼清室太保的徐世昌起，直到在当时文坛上、政界上颇负盛名的樊增祥、易顺鼎以及临死还没有忘记请求“清室赐谥”的赵尔巽等人为止，在他的眼中，都认为不是“伯夷叔齐”，而是“遗老”中的变节分子。因为他们之中有的做了民国的官，有的拿了民国的钱，所以他们都是应该被列入《贰臣传》中的人物，不能和自己的“遗老”身份相提并论。就以我结婚时的一个事例和其他的二三事例为证，就可以看出这种见解在当时对我的影响如何了。

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天津《大公报》上，就曾以“大婚汇闻”为标题在其中并有这样一行的小题目：“徐太保礼单干犯宸禁”，其下原文为“……前大总统徐世昌，曾为前清太保。至今清室犹有太保徐世昌名（并未辞职，或云尚领太保之俸）。因清帝大婚，徐送礼四色：一为如意，二为紫榆八合圆桌，三为采缎尺头，四为屏风。礼单具名徐世昌谨赠五个字，清帝颇不谓然，说徐世昌还有太保之职，如何用‘徐世昌谨赠’五个字？他如果是现任总统，我们应该尊敬他，他既不是民国职员，又系皇室太保，未免不合规矩！”其实这并不是我的不满，实际上就是这些“遗老”对他的挑眼，不过是，这种看法的影响，对我却是相当大的。又例如，在奕劻死后，曾请我给个谥法，我父亲认为应给他以一个美谥，我认为他曾勾通袁世凯，加速了清朝统治势力的崩溃，是不能给予他以什么忠、贤、良、康之类的好字眼的。于是就在折中的办法下，把密字作为赐予他的谥法。至于这个密字究竟作何解释？我现在久已忘掉，反正不是一个“美谥”就是了。我的老师们对我的这种青出于蓝的学究式见解，还称赞过我“圣明”呢。还有当赵尔巽托人请求我赐谥时，我也曾认为他是属于贰臣一流的人，最终拒绝了他的请求。像是这种既反动又愚蠢的事例，还多得很。总之，这些都足以证明我灵魂深处的反动本质都是从哪里来的。还有，在张勋背叛民国，干出复辟的罪恶勾当时，这位陈宝琛老师，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忽然来了一股勇气，竟会把好好先生的面具揭了下来，露出了反动学究的本来面目，居然不惜落井下石地提出了应把黎元洪赐死的高见来。这时我虽然只十二岁，也听得大吃一惊，就是满脑袋糨子的张勋，也没敢采纳这种冒失献策。我现在再谈一谈他的家庭情况。

当然，在他那样老守旧的家庭里，事无大小，都得在他那老家长的绝对支配下来处理。其实并不尽然，在他家中青年一代要从封建专制桎梏下挣脱出来的新的气氛，经常要和他那死守旧阵地的顽固保守思想发生着不断的摩擦。并且这种新的萌芽还在暗中一天天增长着。尽管他曾因为他的一个小儿子不肯去做古书中的蠹鱼，而拿出了家长的权威，进行过“家法管教”，但是他的那种外强中干的腐朽保守力量，已经在他的儿女面前也只能是吓唬不了人的纸老虎。例如，每当他下朝回家之际，当他的马车快要进胡同的时候，给他赶车的人，必定要把脚下的车铃踩得山响，为的是预先暗示家人，表示老头子就快要到家的意思。于是他的这些儿女，在听到了这一照例的警告之后，便把开放着的家门紧闭起来，把放在院中的桌椅和糖果、汽水之类，连忙藏入屋中，大家都把这种快活嬉笑的场面，立即变成为一种死气沉沉“端庄中正”的空气，然后才迎接老头子走进家门。当然，他看了这种严肃家风，是会感到满足而自诩为治家有道的了。固然像是这样的家庭中难念的经卷，绝不止于陈家一家，因此，我想凡是封建专制家庭，谁家也是会各有一本这样东西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任凭顽固守旧的反动力量怎样想要摧毁寻求幸福、自由的新生力量，其结果，不是新生力量被摧毁而是旧的力量渐次被削弱，最后则以统治势力的全部崩溃而告终。小而一家，大而一国，或是整个社会，所有一切守旧势力失败的过程，差不多都是如此。

我的这位老师，大约在平素也是在遵守着人生一世洗三次澡的原则（就是说生下来洗一次，结婚时洗一次，死后沐尸一次）的吧？每一到了夏季暑气蒸烘的时候，从他身上就会发散出一种既酸又咸，莫可名状的臭味来。因此他的一个得意门生——佟济煦就曾委屈宛转地对他做了忠告说：“老师！还是常常洗澡好，因为洗澡对于个人的身体健康会有些好处。老师不是常患有一种皮肤病吗？我想能常常洗个澡，一定很快就会好的。”这位陈老夫子，听了这一娓娓动听但不入耳的门下弟子的忠告后，便满心地不受用，但他究竟不愧是个饱读孔孟之书的人，动心忍性的涵养功夫确是有了相当程度，并未拿出使弟子难堪的颜色来做回敬，只是正颜肃目地反问道：“你说的这番话，也有些道理。不过是老朽余年虽未经常洗澡，却也健饭如恒，可是你呢，却不断地洗澡，为什么还不免于时常闹病呢？”当然，老师既然绷着脸说出了这样不厉而严的歪理来，他的这位高足因话不投机，便也只好一揖而退了。

我在这里还想就便介绍一下我这位老师“桑梓情殷”的旧社会中所谓的美德：

因为他是福建人，所以对于福建的同乡总是抱有一种带有宗派性的同乡爱。他的交游，他的来往，总是福建省人居大多数，每当他会客之际，总是在客厅之中会流露出一种压倒的乡音来。像是从清宫时代起一直到伪满时期止，一向在我身旁的佟济煦和那臭名不可向迩的大汉奸郑孝胥等，都是因为和他有同乡关系，才在他的所谓荐贤下，给弄到我身旁来的。固然是这种狭隘乡土观念成为他个人身上的一种毛病，但是受到他的影响，也遗给我，带来不少的罪恶后果。

还有，在我十五岁时，由于爱时髦的关系，以及西洋老师曾嘲笑过辫发的关系，我也渐渐对辫子失去了兴趣。不过，像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这句古训，我是知道的，发辫乃是清朝祖制，这种道理我也是认识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就想如果要公开地把辫子剪掉，不用说一定会遭到麻烦，倒不如拿起剪子来自己剪去了事，于是就用剪子把它剪下去了。果然对这种不比寻常的宫中“大事”，有的太妃曾为此而流涕，也有的为此而深加惋惜。就连我的这位老师，也同样是对此觉得满怀不快。但是他对我却又无可奈何。劝阻吧，已成为无的可放之矢，默认吧，又觉得实在憋气。于是他就在我的面前，对步我后尘的毓崇，意味深长地挖苦道：“你把剪下来的辫子卖给西洋妇人做假发，倒是可以得一笔钱的。”这就是这位老先生本着古代儒臣事君之道，推陈出新地发挥了“成王有过，则挞伯禽”这儒意的。

其次，是我的陆润庠老师。他是苏州人，因为他擅写一笔所谓馆阁体的楷书字，所以，在当时的清宫中，随处都可以看到他的笔迹。他的性格虽不似陈的随和，但对于我，却是严守着“虽师，臣也。虽徒，君也”的严格礼教，未敢越过鸿沟一步，并且也曾不遗余力地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名教理论来灌输我，培育我。不过是，在他给我授课的几年中，也曾有过一次例外的感情爆发。这一次是由于我过于顽皮淘气，才把这位老师给惹得暂时忘却了“君为臣纲”而恼火起来的。原因是：有一天我总不肯规规矩矩地读书，不断地把身子摇来晃去，左扭右转地闹着，并且还想离开读书的席位走下椅子。他在最初还是下气怡声地拿着所谓君臣的礼貌，含含蓄蓄地用话来打动我。当时的我是绝不会体会到老师这种取瑟而歌的弦外余音的，所以仍然是不以为意地仍要下地。这时他见此法不灵，便又稍稍加重了语气，来做进一步的谏诤，但是仍嫌轻描淡写无济于事，我的闹法反倒加剧起来。这时，他有些忍耐不住了，便摘下了他那恭而有礼的斯斯文文的面具来，暂时忘却了尊卑上下之分，大喝一声道：“不许动！”我在这种素来未听到过的晴天霹雳之下，立时老实起来了，身子也不敢乱动了，也按部就班地读起圣贤的书来了。

从这段事实中，也可以证明，我在幼时之所以那样放纵任性，都是由于在我身边，上自老师下及保姆太监，都只知道把我捧得愈高愈好，而不知道捧得愈高跌得愈重的真谛。如果当时能多有一些真正爱人以德的人，或者我还不会狂妄自大得到了那种要疯的程度。嘻，徒然“计算死去儿子的年龄”是没有用处的。只有拿过去当作一面自戒现在和自警将来的镜子，才会有些用处。我只有抱定这种心情来回溯过去，谈述过去，才能对我的学习改造有些裨益。这就是我在抚今追昔中的现在心情。

最后，我想再谈一件陆老师和我幼年的趣事，作为对他介绍的收场吧。有一天我在念书时，曾把袜子和鞋一齐甩掉，老师这时就过来为我捡鞋和袜，我便趁势把脚往上一抬。恰巧我的足趾就挂住了他的胡须，结果是他臭臭之声不止，我哈哈笑声不绝。

现在再谈一谈我那徐坊老师，我对他的印象较浅，因为他在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我只记得他的眉毛很长，我常夸奖说：“老师的眉毛长得真好哇！”他听了也就大得其意，眉飞色舞起来。我就趁他得意之际，一面夸着，一面用手摸他的长眉，于是就出其不意地把其中最长的拔了下来。这固然只是顽皮学生淘气的一种琐事，但是在那迷信成性的太监们口中，则是把徐老师的死，牵强附会到我的身上来。他们曾活灵活现地说：“他的寿眉（当时把长眉叫作寿眉，说是长寿之征）被万岁爷拔掉，他怎能不死？”

从这段无知的谈话中，不独可以看出太监迷信的心理，同时，还可以看出他们对于皇帝的看法。比如他们常爱说：皇帝说的话是“金口玉言”，最灵验不过。所以他们认为被皇帝拔去了寿眉，也就是我那徐老师致命的主要原因了。

再次，是我那梁鼎芬老师。他是广东番禺人。据说光绪死后，他曾自告奋勇地到光绪墓茔上去种树，一直在梁格庄住了很多的日子。他曾在茔地那里照了一张身穿清代官服，头戴官帽，手把锄头种树的相片。他死后，他家里人就请陈宝琛在他那张相片上题上一首七绝的诗。我记得那首诗的内容是：

补天回日手何如？冠带临风自把锄。

不见松青心不死，固应藏魄傍山庐。

这首诗的前两句是在赞叹着他那两只能够恢复清朝祖业的手，在今天却在光绪的陵墓上拿着锄头来种树。后两句是说他为了要求永远守护着陵内的松树，但没能看到树木长成便死了。所以他愿意埋骨陵旁乃是当然的。

不用说，从这二十八个字中，不独可以看出梁鼎芬的愚忠透顶，同时也可以看出陈宝琛的反动透顶本质来。因为他那惋惜清朝灭亡的牢骚不平心情，在字里行间，已经彻底流露无遗了。还有当梁鼎芬给我当上了老师的时候，还对我替他自己的“耿耿忠心”做了当面的大言吹嘘。他得意扬扬地说：当他正在光绪陵墓植树的时候，有一天夜里忽然来了一名刺客，把短刀搁在他的脖上要杀他，他便从容不迫地对刺客说：“要杀就杀好了，我在陵上被杀，实为于愿已足。”该刺客因为看到他这种视死如归的忠义不屈气魄，便被感动得把刀子收了起来，并开诚布公地把受了袁世凯之命来暗杀他的始末经过，全盘托了出来，最后劝他务须速离此地，免得再遭毒手。他当即拒绝了刺客的好意劝告，并慷慨地告诉刺客，说他决不能怕死而离开此地，一定要看到松树长大之后才走。

梁鼎芬

从这件事情看来，便可以清楚看出这位梁鼎芬曾是怎样冥顽不化甘心去当一姓家奴的奴才嘴脸，同时，也可以看出他那自吹自擂的丑表功式的奴才心情。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封建反动统治者用政治上有形无形的压力，怎样来束缚人民，麻醉人民的无孔不入的阴毒手段。而这个梁鼎芬，他自幼就饱受了封建社会中所谓忠和孝的毒素，更加上他的家庭成分、仕宦的经历等，于是就把他这个甘心做奴才的典型人物给制造成功。而我呢，也是在这种封建统治阶级的教育培养下，恰恰成为他所依附的对象，也成为赏识他的知音者。像是在他死后，给他以“文忠”的谥法，就充分说明了我在当时的封建社会末期的头子地位既曾影响了他，他的反动透顶思想和行动同时也曾影响了我。不然就是这样，就是陈宝琛等所谓的遗老，也都是我既影响了他们，他们也影响了我的。不过是，拿我来说，我所受的这种影响比他们要更大和更深刻罢了。像是“一姓尊荣”的“家天下”思想，就是由此而来，更由此而逐步加深的。

还有我的梁老师，因为他平日最喜欢吃一些大油大肉的东西，特别是最爱用荤油拌热饭来吃，并且是食量又大，所以他时常拉稀跑肚。他时常在走进了紫禁城之后，忽然在二人肩舆中大泄其肚，有时进了毓庆宫大门以后，忽然稀屎淋漓顺腿而下，弄得臭不可近。每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搀扶他的宫中侍役劝他中途回家，就是他同寅的老师们劝他免课一日。再每当到了这种时候，他总是一面在口中不住地嘟囔着狼狈已极或是狼狈得很，而一面意兴阑珊地登车归去。

有一次他竟在给我授课之中，忽然忍不住，要腹泄，于是就气急败坏地对我说：“臣要告外！”“臣要告外！”我因为不懂得“告外”这两个字的意思，便睁大了眼睛，连声追问他：“什么是告外？”他愈急不可耐，我也就愈加逼问不已，最终在这外既未告成，内实忍不住的紧急情况下，便犹如开了闸门一般，稀屎满裤，臭得使人不可向迩，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不再追问，他也只得踉跄退下，临时停课回家。

就连我那位平日道貌岸然不苟言笑的朱老师，也曾为了他的同寅经常坏肚子，作了一个宝塔铭式的小品嘲弄之词，附带着把它抄录于下：

梁

节士

吃鱼翅

一箸两匙

吃饱就拉屎

端便盆无停止

臭气熏人皆笑之

最后，我还想叙述一下我那满文老师伊克坦。他是个满族，虽然也曾教过我好几年的满文和满文习字，但由于他后来多病，时常不能前来授课，同时，也因为我在平时生活中，无一不是使用着汉语——北京话，那种一曝十寒式的满文教育，终究是没能起什么作用，现在不但满语单字差不多都已忘个干净，就连那些最基本的字母也都记不全了。

这位老师的脾气和陈、朱各位老师不同，是非常急躁的。后来更因为多病，他的神经便越发尖锐起来。他时常以陈宝琛为对象，在毓庆宫的前院的老师休息室中，为一些不相干的事而拍桌子大吵。就连在我的读书房子里，也有时能够听到他尖嗓的怒声，不过是，却始终听不到陈宝琛的恶声回击。不久他便死了，我的满文也就干脆不再学了。

三、宫中的迷信和信仰

同时那些狡猾的统治者，还把儒家所倡导的什么“奉天承运”“天与人归”等一类的鬼话，巧妙地和迷信论中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结合起来。为的是好拿这些看不见的绳索桎梏，和有形的法律、牢狱等暴力机关联合起来，一同来向广大人民进攻。因为这种善报恶报之类的东西，会对人民的愤恨不平起釜底抽薪的作用。所以这种暗箭式的武器，要比那些明枪明刀，还不易防。

封建统治者既被认为是“天命攸归”的“真龙天子”，那么，他当然是一个非凡的人了。所以他的这种成功，也就是早在他前生就被预先注定了的。而那些挨饿受冻、呻吟于皮鞭木棍之下，过着牛马不如生活的被统治者，不用说，也都是些早就命中注定应该吃苦遭罪的人。换言之，也就是在“地狱轮回”中，早就注定今生应受的“前世恶报”。既然如此，那么对统治者的反抗，便是根本没有意义的，穷苦人民的翻身，也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了。所以说，这种强迫人们低头认命的阴毒方法，就如同素称杀人不见血的鸦片一样，让人中了它的毒而不自觉，甚至还让人把它当作是祛病延年的灵药，时时刻刻地离不开它。像是旧社会中的童养媳认为受到婆母和丈夫的打骂，这都是自己的命苦，换句话说，就是她的受折磨虐待，乃是命中注定，理所当然，无可避免的事。又如旧社会的店铺中的学徒，妓院中的娼妓，阔人家中的使女等，他们也都是在由命不由人的认命观念下，忍受着痛苦生活。这不就是让受压迫者永远以不修今生修来世的低头认命想法来俯首帖耳甘受摧残的吗？在旧社会中所谓的安分好人以及忠仆义婢，其实就是被这种宿命论给征服了的可怜牺牲者。这些，不都足以说明这种麻痹人心的药剂——迷信思想害人作用的吗？

那些万恶的专制吃人魔王，就是利用这种精神、思想上的枷锁，妄想要来维持他们万年统治的帝王基业的。

同时，这种腐蚀人的毒害作用，也同样殃及他们的子子孙孙身上，致使他们后代的孝子贤孙们，也在这种自欺欺人的政策下，逐渐忘却了他们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资格，而错误地认为自己确是一个非凡的人，认为自己确是一个“奉天承运”的天造地设的统治者，于是更拿这种祖传的毒素，想要继续维持他们以国为家的所谓祖业。而最为鲜明不过的实际例子，就是《大清开国方略》等自欺欺人的书籍。在其中除了反复地做着“口不应心”的“勤政爱民”和“待中守正”之类的虚言假语，更不惜费尽多少笔墨，把“爱新觉罗氏”子子孙孙的非凡性特别做了大力渲染，更不惜厚着脸皮赝造出一连串的荒唐幼稚鬼话。例如说“爱新觉罗氏”最初的起源是在长白山顶的天池上，有三个所谓仙女，当她们正在天池中洗澡时，忽然有只神鹊把衔在口中的朱果丢了下来，恰恰坠入一个叫佛库伦的仙女的口中，她在吞下了这颗朱果之后，便有孕而生下了男孩子，就是爱新觉罗氏的始祖——布库里雍顺。这就是说，这位始祖乃是“天生的圣人”——奉天承运的唯一“圣人”，因此，他的子子孙孙，全都是天女的后代，也就是注定世世代代统治人民的最高统治者。我在过去，就是这样地完全相信自己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帝王之资。在我前半生中曾经支配过我的一切极端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和那唯我独尊的自私自利封建统治阶级思想，都是曾在这迷信和信仰的温**发过芽并成长起来的。然后更在那专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孔家店反动学说中，得到了更富有政治性的所谓根据。然后崇拜帝国主义思想的火上加油，于是，就把我的前半生完全毁灭掉了。

现在先拿当时宫中的几项迷信实例来做说明。

（1）“殿神”

宫中的太监，对于“殿神”是一贯异常信仰的。要问“殿神”是什么？按照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四大家”——长虫、狐狸、黄鼠狼和刺猬，并说这四种动物——“殿神”，都是曾受过皇帝封为二品顶戴的仙家。太监们还活灵活现地互做警告说：夜间千万不可到乾清宫的丹陛上去走，否则就会被“殿神爷”给扔到丹陛之下。他们也惯于引经据典地宣传说：过去曾有两个太监因在街上吃了牛肉（他们认为牛肉是大五荤，不应吃），回来之后，果然受到了“殿神爷”的责怪，罚他们在天一门（御花园内供真武大帝的庙门）外树皮上擦嘴，直擦得皮烂血流才算完事。事后问他们为什么要在树皮上蹭嘴？他们回答说：当时心里一迷糊，就在树皮上蹭开了……还有在养心殿专门负责洒扫的所谓殿上太监，他们向例也是分两组轮流上班工作。各组在接班前，照例都得先向养心殿中央给“殿神”磕头之后，才敢开始接班。据说是为了祈求“殿神”保佑他们在值班中不要犯什么过错。此外，逢年遇节，他们还在养心殿中庭，摆上整猪、整羊和其他的供品祭供“殿神”。在每月初一、十五两日，他们也照例要以烧酒、鸡蛋、豆腐干和“二五眼”（一种干点心）给“殿神”上供。还有每当太监们要开锁进入久无人居的房屋和库房时，照例先要大喊一声“开殿！”或是“开库！”之后，才敢推门入室。据说，是为了预先知会“殿神”一声，以免无意碰到或致使冲犯。诸如此类的活见鬼事情，在当时的宫中，是随处都有的。我从幼时，就是在这种迷信旋涡里的宫廷生活中，相信了“殿神”之说。不过是，我的相信和太监们的相信不同。太监是害怕“殿神”，而我则不但不怕它，反倒对它抱有一种亲密和信赖之感。因为太监们都说“殿神”是受过皇帝封赠的仙家而专门保护着宫殿仓库，尤其是专门保护着皇帝的。所以在当时，我也就觉得这些“殿神”——长虫、狐狸、黄鼠狼、刺猬之类，还都是专门替我服务的忠实部下哩！

像是这种荒诞不经的胡说八道，固然都是些不值一笑的迷信，不过是，也可以从其中看出那些宫中奴隶的可怜相来的。

那些被专制**威给吓破了胆、麻木了手足的宫中太监，为什么每当上班当差之前，必须先要至至诚诚地给“殿神”叩头，求其保佑在值班中平安无事呢？这还不是和过去的海员们，每在航海之先，必先向海神龙王磕头烧香的心理是一个样的吗？可见那些可怜的宫廷奴隶在伴君如伴虎的提心吊胆情况下，是怎样对于惯以喜怒杀人的君主，抱有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的危惧心情啊！

同时，也可从其中看出那些惯用神道愚民的狡猾统治者，居然亏得他们竟会想出一个可补卫士刀剑之所不及的无形警察——“殿神”来，既可以利用它来保护自己的珍宝财货不致为太监所盗，还可以更进一步，利用它来保证自己头颅的安全。本来么，太监既认为“殿神”是守库的专家，当然他们不敢轻易去动库房的锁；既认为夜间到乾清宫丹陛上去，都会遭到殿神的嗔怪，当然不敢偷偷进入君王的寝室；既认为“殿神”是受有皇封而专门保护皇帝的仙家，当然更不敢稍萌对皇帝有什么不利的想法了。总而言之，这不都是那些狡猾阴险的独夫所平空捏造出来的以神道自卫的种种方法吗？

从这里还可以知道，太监对于一般的人民，固然是一种替皇帝捧臭脚的特权阶级，但他们在专制暴君的面前，则是又成为一小撮任凭宰割的可怜人。

迷信并不能专怪太监的愚昧无知，而是应该恨那假神欺众的狡猾统治者。

（2）我怕雷的故事

我在小的时候最怕打雷。每当闪电耀眼、疾雷震耳的时候，我便会想起那长着尖尖的鸟嘴、双手分拿一锤一凿、背生双翅的“雷公”和那手执双镜闪闪发光的“电母”来。再加上每当雷电交加的时候，那些不知趣的太监，照例总是要说出那套“红闪照妖精，白闪照人心”的煞风景的成语来。他们哪里知道，在他们这样言之无心的照例谈话材料中，是蕴藏有对我吓唬的成分在内，使我不由得就会联想到那幅坏人遭雷殛的画面来，立刻就会在我面前浮映出一个直挺挺跪在大雨滂沱的地面上，从浓云中射出一道白色光，直指向他或她的头顶的画面。同时在他们身上，还照例要现出几个大字，如不孝逆子或是不孝翁姑之类。尽管在当时，我并没有认为自己就是应遭雷劈的坏人，但我却是害着怕。害怕到了极点的结果就是，每逢雷轰电闪到了相当厉害的时候，我便会出于本能钻入床帐之内，蜷伏避雷。我也曾听到太监说，光绪在小的时候，也是和我有相怜的同病。不过是每逢打雷的时候，他倒是比我勇敢些。因为他不是消极地钻到床幔中去躲避，而是积极地率领着一帮太监，一齐敲锣打鼓来遮混这种“可怕”的雷声。

这固然仅是我孩童时代的一件个人小事，不过，若从我那继父也曾怕雷的这件事来看，也可以说专制君主大抵胆小，并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为什么和我差不多同年岁的一般小孩子，却都不这样怕雷？我认为这也是颇耐人寻味的一个问题。因为一般家庭中的父母，既不会在他们孩子的提议之下，全家都一齐来敲锣打鼓，也不会看到自己的孩子钻到被窝内避雷而不加以说服和制止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那些封建统治者，他们是怎样没有普通人的一般常识。同时还可以看出，我的迷信思想，确是从儿童时代就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所以才会在我的整个前半生中，曾起了不少恨煞人的作用和笑死人的滑稽丑态。

（3）几段不成其为神话的神话

在我妻子婉容曾住过的储秀宫庭院中，陈列有一排铜制的鹤鹿之类。在左边一只铜鹿的后脚上，有一块不是很深的凹形击痕，并在凹痕之中积有略带赤红色的锈。而宫中的太监也许是只知道铜锈是绿色的，而不知道合金的铜（当时呼作风磨铜）偶尔会产生含铁性红锈的道理吧，所以就少见多怪地望风捕影说：在乾隆下江南的时候，这只铜鹿也随着跑到江南去保驾，不料却被乾隆给射了一箭，正中后腿，于是这只自讨无趣的铜鹿，便又无精打采地跑回储秀宫原处来了。不用问，它那后肢上的凹痕，当然会被说成是箭创，而那红锈也当然就是所谓的血迹的了。

其次，是又一个所谓的神话，那就是在御花园西鱼池附近靠墙处，有一棵古松，在松树附近壁上有乾隆亲笔题的《咏盖松》的诗。不料那些文盲的太监便又以讹传讹地编出神话来了。当然他们一提起乾隆来，除了下江南，就没有别的话题了，于是仍以下江南为题，借题发挥道：在乾隆爷下江南的时候，这棵伞松也去保驾，它就在一路之上，跟在后面拿着伞一般的阴影给乾隆爷遮着太阳。所以乾隆爷在回来之后，便把这段神松保驾的事写到墙上了。这就是神松也在讨封哪！

其实只要是个识字的人，一看到墙上的诗句，便会知道这并不是什么神松在讨封，更不是这株老松曾到过江南去溜须拍马，只是它长得亭亭如盖，颇为古秀，致引起乾隆的诗兴而已。

还有，我在幼时所住的长春宫西厢房台阶左边，有一块长方形的石枕。据太监说：该宫西南墙外中正殿房檐有四条金光耀眼的金属制的龙，其中的一条时常在夜间到长春宫院中的大铜缸内喝水。也不知道是在哪代皇帝的时候，人们用铁钉把那条龙钉在房檐上，并制造了一个石枕以为镇妖之用。从此这条龙便再也不能下来喝水了。并把那个石枕叫作“龙枕”。

更有一段关于皇帝帽子上的珍珠的神话。据说，这颗珍珠，是乾隆曾在圆明园一条小河旁夜间散步，忽见河内发出火光，便用鸟枪向发光处打去，不料打中了一个大蛤蜊，把它剖开一看，发现了这颗大珠，于是就把它当作自己帽子上的顶珠。据说，这颗珠子时常不翼而飞，更时常回到原处。后来经过高明人的指点，说这乃是一颗通灵的宝珠，所以才能这样地来去自如。并建议如果在珠下部钻一个细孔，它便不能随意忽隐忽现了。照法施行之后，果然这颗珍珠便老老实实地做了皇帝帽子上的顶珠，一直传到我在伪满垮台时，逃到大栗子沟把它失落为止。

其次，是在宫中御花园内供有真武大帝的钦安殿后西北角台阶上，经常放有一块砖，如果是把它揭开一看，便可以看到该处阶石上有一个几寸深的脚印。太监们对此又有了一种传说：说是在乾隆某年，乾清宫曾失过一次火，这时，这位真武大帝便显圣了。只见他从殿中走出来，就站在这个地方，向着失火的方向用手一指，立时那猛烈的火焰便消灭了。这个足迹就是在他救火的时候，留下来的遗迹。在当时，我对于这件事，当然不用说，是完全相信的。

现在我再谈一谈我在幼时的所谓孝心。

我在八九岁的时候，有一天忽觉身体不舒服。我那里的总管太监张谦和，便拿来了一颗紫红色的药锭让我吃。我问他这是什么药？他说这是在他睡觉的时候，梦见一个白须白发的老神仙给他的仙药，叫作长生不老丹。我听了大喜，不觉在我脑子里又把那二十四孝的幻影浮现出来，于是就把那药拿到四太妃处，请她们也分尝一些仙药，便都可以长生不老。现在想起来，一定是那个制造美谈的张谦和，利用他走在前面给我开路的机会，预先把这仙药的来历告诉她们，所以当我以仙药奉母时，她们都对我这个孝心，表示了异常高兴。当然，我更是心满意足的了。

不料过了一些时候，我手上偶然长了一个小疮，便由御药房取来一种药研来涂抹。我定睛一看，原来就是那个所谓的长生不老仙药，而现在则是以一种普通的紫金锭的姿态出现在我的眼前。尽管这出仙药的幻术，已经当众泄露了其中的秘密，尽管我对于仙药变为普通紫金锭的这一事实，也曾多多少少地感到了一些幻灭的悲哀，但是这并未能减少我对神仙的迷信，依然是看破虽然看破，迷信我自迷之。

在这里，我还想叙述我对上记各项回忆的一些感想。

从以上各项中，就可以知道我从幼时起，就是在这样充满迷信空气的宫廷中成长起来的。还可以由此看出，宫中的迷信性质，还和当时社会上的一般迷信不同。因为在宫中的迷信中，总是含有一种反动统治者所固有的罪恶性。像是所谓的殿神、所谓的铜鹿和伞松的保驾以及什么皇帝帽子上的珍珠或是“真武显圣”之类，哪一样不是为了要把皇帝给绝对神圣化起来，哪一样不是要把专制帝王渲染美化成为一个有“百灵相助的圣天子”？要不然为什么在当时的宫中，不以太监们为造谣生事或妖言惑众而居然容许这种拍捧式的神话流传到多少年代，最终竟达到畅言无忌的程度呢？足见这类的迷信，对于统治者是有益处的。也就和反动统治者禁止进步性的字刊而提倡培养奴化思想的《施公案》《彭公案》等奴化小说一个样，是别有一种用心之处的。

我就是从幼年便相信了这种带有毒素的一连串鬼话，才使我把这迷信思想和“敬天法祖”思想以及政治上的自私野心等都结合到一起，所以久而久之这些便都汇集成为一种引我走上了无穷罪恶道路的综合推动力。

就是由于我在幼时，便把迷信的根基巩固起来，所以在我长大以后，便对于看相、算命、求签、卜卦等迷信的事情，无不盲信到令人失笑的地步。不过是，在我说来，则是一出“笑不得的悲剧”。因为，其中是含有毁灭性的成分和罪恶性的因素的。

例如，在宫中时，我就曾到真武大帝神案前，求过卜询自己前途休咎的神签。我那陈老师也常到北京的关帝庙，替我的前途命运摇卦。当然求签也罢，问卜也罢，所求所问的，都是些有关政治前途的妄想痴念，都是些不可告人的反动野心。这还不是饱含罪恶毒素心理的表现是什么？

不但陈宝琛一人如此，就是那位梁老师，他也是一个扶乩的迷信者；我的岳父荣源更是一个扶乩和“推背图”的专家；就连我那朱老师也是迷信“天眼通”的知名之士……不但在北京时，我的周围环境是这样，就是到了天津之后，也是时常有“卍字会”会中的基干分子，如下野的军阀许兰洲、苏锡麟辈都曾向我鼓吹过老祖的灵验和乩坛的神妙。此外，还有自称把《大悲咒》念到“八神”的时候，自己的眉毛便会发光的前清旧军官赵月修，也曾和我有过往来。此外，还听到许兰洲所讲的，人向空中和狐仙讲话的鬼话，等等。就是从天津到了东北之后，这种迷信的空气，还是依然笼罩在我的身边。例如，当那位眉能放光的赵月修，在到了长春，经过我的实际考验（方法是熄灭电灯使其念《大悲咒》，最终眉毛未能放光）后，看破了他的“道行”。但我在当时仍认为他是体弱年老，并未敢立即诽经谤道。还有在伪宫内府当过处长的商衍瀛和当过伪侍从武官长的张海鹏等，也是经常把红卍字会的事向我介绍。并说老祖还赐给我一个法名叫作“一人”；并且加我以“九锡”之礼；且命令我须“奉行天道”。当然，我对这种神宠是恭敬而欣喜地接受了。他们还把老祖的乩语拿来给我看。反正在当时，在我手中有不少由叛国投敌得来的人民膏血，我便拿出一些来作为布施……我就是这样在迷信的**之中，度过了我的前半生。就是当苏联军进兵解放东北，敌伪纷纷逃窜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忘掉我那本《未来预知术》小书。到了通化大栗子沟之后，我还曾在六神无主的时光里，经常以“未来预知术”来卜问不可预知的未来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