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便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发现：在这两个病人身上，压抑的动机力量出于对阉割的恐惧。包含在他们的焦虑中的观念——被马咬和被狼吞食——是对其父亲阉割这一观念的歪曲替代。这是一种受到了压抑的观念。在俄罗斯小男孩身上，这个观念表达了一种面对其男性反抗时不继续存在的愿望；在“小汉斯”身上则表达了他的一种使其攻击性转变成其对立面的反应。但是，作为恐怖症实质的焦虑情感不是来自压抑过程，亦不是来自被压抑冲动的力比多贯注，而是来自行使压抑的机构本身。属于动物恐怖症的焦虑是一种未经转换的对阉割的恐惧。所以，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恐惧[284]，是对实际上即将发生的或者被判断为真实的危险的恐惧。它是产生压抑的焦虑，而不是像我以前所相信的那样是产生焦虑的压抑。
我已在许多情况下主张，在压抑中，本能的代表是被歪曲的、被移置的等等，而属于本能冲动的力比多则被转换成焦虑。[285]对于这个事实，否认是没有用的，尽管回忆这个事实并不令人愉快。但是现在对恐怖症的考察，本来应该最好地提供肯定的证据，结果却未能证实我的主张，反而与之直接相矛盾。在动物恐怖症中所感受到的焦虑是自我对阉割的恐惧；而在广场恐怖症（agoraphobia）中所感觉到的焦虑（这是一个未曾彻底研究过的主题）似乎是对性**的恐惧——这种恐惧必定在其根源上与阉割的恐惧联系着。就目前所见，大多数恐怖症都可追忆到这种焦虑，这是自我在涉及力比多的要求时所感受到的焦虑。最主要的事情，也是使压抑得以实施的总是自我对焦虑的态度。焦虑绝不是产生于被压抑的力比多。如果我早先满足于认为，在出现了压抑之后，会出现一定数量的焦虑，以取代预料之中的力比多的表现，那么，我今天仍然这样主张。这种描述是正确的；在不得不受到压抑的冲动的力量和作为结果而发生的焦虑的强度之间，毫无疑问地表现出存在着这种一致性。但是，我必须承认，我认为我正在进行的不仅仅是一种描述。我相信我已经把手指向了将力比多直接转变成焦虑的心理玄学过程。现在我却不能坚持这种观点了。的确，我发现目前还无法解释这种转换是怎样施行的。
人们可能会问，我最初是怎样获得这个转换的观念的？那是在我研究“现实性神经症”的时候，当时精神分析还远未能区分自我中的过程和本我中的过程。[286]我发现，焦虑的发作和焦虑的一般准备状态是由一定的性活动产生的，例如**中断（coitus interruptus），未释放出来的性兴奋或强制性的禁欲——就是说，每当性兴奋在朝向满足的过程中受到抑制、阻止或发生转向时。既然性兴奋是力比多本能冲动的表现，那么，我们便可设想，力比多在通过这些障碍时转变成了焦虑。这样的设想似乎不算太轻率。我当时所做的观察仍然适用。再者，不可否认，属于本我过程的力比多是启动压抑的障碍。所以，在压抑中焦虑是由本能冲动的力比多贯注产生的，这仍然是真实的。然而，我们怎样才能使这个结论和我们的其他结论一致呢？其他结论认为，在恐怖症中所感觉到的焦虑是一种自我焦虑，而且是在自我中产生的，焦虑不是由压抑产生的，而是相反，焦虑促使压抑启动。这里似乎有一个矛盾，这绝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简单问题。把焦虑的这两个根源还原为一个根源也并不容易。我们可以竭力这样做，只要如此设想一下就行：当**受到阻碍或性兴奋发生中断，或者禁欲被强制实施时，自我觉察到某些危险，便以焦虑的形式对此做出反应。但是这却使我们无处容身了。另一方面，我们对恐怖症的分析似乎并不允许改正。一切都有待证明（Non liquet）。[287]
第五章
我们开始研究症状形成和由自我所发动的针对症状的第二次斗争。然而，在基于这一目的而选择恐怖症时，我们显然做了一次不幸运的选择。在这些失常现象的描述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焦虑，现在看来是一种使情境变得模糊不清的复杂情况。有许多神经症根本就没有表现出焦虑。真正的转换性癔症就属此例，即便在其最严重的症状中也找不到焦虑的影子。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告诫我们，不要把焦虑和症状形成过分紧密地联系起来。恐怖症和转换性癔症在所有其他方面都如此紧密地联系着，因而我觉得把他们划入“焦虑性癔症”的名下是完全有道理的。但是，迄今为止谁也不能说，是什么决定着某一种病例究竟采取转换性癔症的形式还是恐怖症的形式——就是说，怎样才能确定是什么决定着癔症中焦虑的产生。
转换性癔症最常见的症状——运动性瘫痪、挛缩、不随意动作或释放、疼痛和幻觉——是宣泄过程，这些过程要么是永久保持的，要么是间歇性的。但这却造成了新的困难。实际上，我们对这些症状还没有多少了解。分析能够说明，症状所取代的受到阻碍的兴奋过程是什么。通常的结果是，这些症状本身也存在于该过程中。仿佛该过程的全部能量都集中在它的这一方面。例如，人们将发现，病人所遭受的痛苦表现在压抑出现的情境中；或者他的幻觉在当时曾是一种知觉；或者他的运动性瘫痪是对某种行动的防御，这种行动应该在此情境下施行但却受到了抑制；或者他的挛缩通常是对其身体的某一其他方面的肌肉有意图的神经支配的取代；或者他的惊厥表现的是从自我的正常控制下撤出来的情感的爆发。伴随着症状出现的不快感惊人地变化着。在已被移置到动作上去的长期的症状，如瘫痪和挛缩中，这种不快感几乎完全不存在，从自我对症状所采取的行动表现来看，仿佛自我和症状毫无关系；而在间歇性症状中以及在与感觉有关的症状中，一般地说，不快感可以明确地感觉到，在疼痛的症状中不快感则达到了极端程度。我们提供的这种描述是如此多方面的，以至于难以发现一种能包容所有这些变化但又能对它们做出一致解释的因素。另外，在症状形成后发生的自我同症状作斗争的转换性癔症中，几乎找不到这个因素。只有当一个人对身体某一部位疼痛的敏感性构成了症状之时，这种症状才能发挥双重作用。当从外部触摸到身体有关部位时，疼痛的症状就会出现；当它所代表的致病情境从内部被联想激活时，疼痛的症状也会经常出现。自我将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止症状通过外部知觉而被唤起。我无法回答，在转换性癔症中，为什么症状形成会是这样一种特别模糊的东西。但是，这个事实却使我们完全有理由毫不迟疑地放弃这个毫无收益的研究领域。
我们不妨转向强迫性神经症，希望由此能获得对症状形成的更多的了解。这种神经症的症状一般可分成两组，每一组都有一种对立的倾向。一方面，它们既是禁律、预防措施和赎罪——就是说，在性质上是消极的；另一方面，它们也是经常以象征的伪装出现的替代满足。消极的、防御的那一组症状是两者中较古老的。但是，随着病情的延长，藐视所有防御措施的满足便占了上风。如果症状形成成功地把禁律与满足结合起来，进而使最初仅作为一种防御命令或禁律的东西也获得了满足的意义，那么，症状形成便取得了胜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将常常利用最有独创性的联想道路。这种成就证明自我有一种综合的倾向，对此我们已经观察到了［第98页］。在极端情况下病人设法赋予他的大多数症状以（除了其原始意义之外）一个直接相反的意义。这样做，乃是对那个矛盾心理的力量的一种赞颂，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这种矛盾心理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起着这样大的作用。在最原始的例子中，症状是二相的（diphasic）[288]：紧接着那种执行某种禁令的行动之后的，即便不是执行与先前对立的行动，也是先前行动的停止或取消。
从对强迫性症状的这个简单的考察中，我们立刻就会产生两种印象。第一印象是，一场针对被压抑者的斗争正在不停息地进行着，在这场斗争中行使压抑的力量不断地失去阵地；第二种印象是，自我和超我在症状的形成中起特别大的作用。
强迫性神经症无疑是分析研究中最有趣、最有报偿性的主题。但同时也是一个还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必须承认，如果试图更深入地探讨其实质，我们将不得不依赖那些充满疑问的假设和尚未得到肯定的设想。毫无疑问，强迫性神经症起源于和癔症同样的情境，即阻止俄狄浦斯情结的力比多要求的必要性。确实，每一种强迫性神经症似乎都有一个在非常早期的阶段所形成的癔症症状的基质。[289]然而，它后来的形成却由于某种素质因素的作用走着大不相同的路线。力比多的**组织最后却成了虚弱无力和没有抵抗力的，以至于，当自我开始其防御性努力时，它随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使（性器期的）**组织全部地或部分地回归到更早期的施虐水平。这个退行的事实对此后所发生的一切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们必须考虑另一种可能性。或许退行不是一种素质因素，而是一种时间因素所造成的结果。也有可能不是因为力比多的**组织太虚弱，而是因为自我的对立面发生得太早（尽管施虐阶段才是它的最高峰时期），才使退行成为可能。虽然我不准备对这种观点表达一种明确的意见，但我却可以说，精神分析的观察并不支持这种假设。相反，观察表明，到强迫性神经症开始出现时，性器欲阶段早已经达到了。另外，这种神经症的发作开始于一个比癔症的生活时期更晚的时期——即开始于童年期的第二阶段，在潜伏期到来之后。在我所能研究的一个女病人的病例中，她是在很久以后才患上这种病的。这个病例清楚地表明，她的退行及其强迫性神经症出现的决定性原因是其疾病的一次真正的出现，她那直到那时一直没有过的性器欲生活，通过这种病的出现而失去了其全部价值。[290]
至于退行的心理玄学解释，我倾向于从“本能解脱”（defusion of instinct）状态和爱欲成分的分离状态中去寻找。在后一种状态中，随着性器欲阶段的出现，爱欲成分参加了属于施虐阶段的破坏性贯注。[291]
在强制退行时，自我在针对力比多要求的防御斗争中取得了第一次成功（在这一方面，把更一般的“防御”观念同“压抑”区分开来是有好处的。[292]压抑只不过是防御所利用的机制之一）。或许正是在强迫性病例中，而不是在正常情况或癔症病例中，我们才能最清楚地认识到，防御的动机力量是阉割情结，而被阻挡住的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倾向。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是潜伏期的开始，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除、超我的创造或加强，以及本我中的道德障碍和审美障碍的建立。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这些过程较正常情况下尤有过之。除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破坏之外，还发生了力比多的退行衰减，超我亦变得格外严肃和不仁慈，自我则在服从超我时，以良心、怜悯和洁癖的形式产生了强烈的反向作用。尽管对继续幼儿时期**的**进行谴责，虽然并非总能成功，却表现出极其严肃的样子。而现在，**行为已经和退行的（施虐肛欲）观念联系起来了，然而却代表**组织的不可克制的方面。这种事态存在着一个先天固有的矛盾。在这一事态中，一方面正是为了男子气的利益（就是说，对阉割的恐惧），每一种属于男子气的活动便被中止；但在这里，强迫性神经症却只过分使用排除俄狄浦斯情结的正常方法。我们再次发现这里昭示出一个真理，即每一次夸张都包含着将它自己毁灭的种子。因为在强迫性活动伪装的表面下，被压制的**比以往更加接近于满足。
我认为，应该把强迫性神经症在自我中的反向作用（我们认为这是对正常的性格形成的夸张）看作是另一种防御机制，将它和退行与压抑放在一起。反向作用似乎在癔症中并不存在或者非常微弱。回溯过去，对于癔症中的独特防御过程究竟是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得出一种看法。看起来这个过程在癔症中仅限于压抑。自我从不合意的本能冲动离开了，让它去遵循潜意识中的过程，而不再参与其命运。这一观点可能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我们都非常熟悉，在有一种病例中，癔症症状同时也是超我施加的一种惩罚的满足，但是，它却可以描述癔症中自我的一般行为特点。
我们可以要么简单地接受这个事实，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出现了严厉的超我，要么我们也可以把力比多的退行看作是情感的基本特点，并试图把超我的严厉性与此联系起来。确实，在作用于本我的过程中产生的超我，不可能解除已在那里发生的与退行和本能的联系。如果它变得比正常发展时更加严厉、更不仁慈和更使人痛苦，我们也不会感到惊讶。
潜伏期的主要任务似乎是阻挡住**的**。这场斗争产生了一系列症状。这些症状以某种典型的方式出现在大不相同的个体身上，一般都具有仪式的特点。非常遗憾的是，迄今还没有人收集这些症状，并予以系统的分析。作为神经症的最早期产物，这些症状应该能够最出色地阐明在其症状形成中所使用的机制。它们已经展示出在发生严重疾病的条件下将会以灾难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那些特点。它们倾向于和诸如睡觉、洗浴、穿衣和走路之类的方式进行的活动联系起来（这些活动在后来几乎是自动进行的），倾向于重复和浪费时间。目前还不清楚这种情形发生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肛欲成分的升华在其中起着明确的作用。
青春期的到来在强迫性神经症的历史中翻开了决定性的篇章。在童年期被阻断的**组织又开始了充满活力。但是，我们知道，童年期的性发展决定着青春期的这个新开端所走的方向。不仅早期的攻击性冲动将被重新唤醒，而且大小比例不同的新的力比多冲动——在不好的情况下其全部冲动——将不得不遵循压抑为它们所规定的过程，并将作为攻击性的和破坏性的倾向而表现出来。由于爱欲的倾向是以这种方式伪装起来的，以及由于自我中强大的反向作用，此后针对性欲的斗争便在道德原则的旗帜下进行了。自我将在由本我而进入意识中来的残酷与暴力的刺激下吃惊地后退，它并不知道它这是在同爱欲的愿望，包括那些无疑应作为例外的愿望作斗争。过分严厉的超我更加强烈地坚持对性欲的压制。因为它已经预先假设会发生诸如此类的反抗。于是，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冲突在两个方面被夸大了：防御力量变得更加不容异说，被阻挡住的力量则变得更不能容忍。这两种作用都归因于一个因素，即对力比多的压抑。
在这种认为令人不快的强迫性观念本身就是相当有意识的背景下，已经说过的许多观点可能会受到否定。但毫无疑问，在成为有意识的之前，这些强迫性观念都经过了压抑过程。在大多数强迫观念中，攻击性本能冲动实际上的言语表达是自我完全不知道的，需要进行大量的分析工作才能使它成为有意识的。渗透到意识中去的通常只是一种歪曲的替代，这种替代要么具有一种模糊的、像梦一般的、不明确的性质，要么歪曲得如此厉害以至于认不出来。即使在压抑尚未侵占攻击冲动的内容的地方，它也肯定去除了相伴随的情感性质。结果，在自我看来攻击性似乎并不是一种冲动，而是像病人自己所说，只是一种唤不起感情的“思想”。[293]但是，值得注意的情况并非如此。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当强迫性观念被觉察到时，遗漏下来的情感便在一个不同的地方出现了。超我在行为中表现出一幅仿佛压抑并没有出现、好像它知道攻击性冲动的真实表达和全部情感特性的样子。对待自我，它亦如此。自我一方面知道它是无辜的，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有一种罪疚感（sense of guilt），同时又要去承担一种无法言表的责任。但是，这种事态并不像初看上去那么令人困惑。超我的行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我中的矛盾也只不过表明，它借助于压抑阻挡住本我，同时又完全接受超我的影响。[294]如果有人问，自我为什么不尝试从超我那折磨人的批评中撤出来，那么，答案便是，在大量的实例中它确实是在设法这样做。在有些强迫性神经症中并没有表现出罪疚感。就我们所见，在这类神经症中，自我通过形成一套新的症状，形成一种自我惩罚的苦行或限制而避免觉知到罪疚感。但是，这些症状同时代表着受虐癖冲动的满足，这些冲动也受到了退行的强化。
强迫性神经症在现象上表现出如此的多样性，而我们却还没有进行任何努力，去把它的所有变化情况进行明确一致的综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辨别出某些典型的相关；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总面临着一种危险，我们可能会忽略其他不太重要的一致性。
我已经描述了强迫性神经症中症状形成的一般倾向。还要为受挫折情况下的替代性满足留出更多的篇幅。由于自我的综合性倾向的作用，一度代表自我的限制的症状后来也开始代表满足，显而易见，这第二种含义逐渐成为两者之中更重要的。这一过程的结果与最初的防御目的的全面失败越来越类似，因而产生了一个极其受限制的自我，它被还原为在症状中寻求满足。支持满足的力量分布的移置可能会产生导致自我意志瘫痪的可怕后果。因为，在自我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中，它从一个方面受到的推动和从另一个方面受到的推动几乎同样强烈。从一开始便支配着疾病的、发生在自我与超我之间的过分尖锐的冲突，其调和范围可以是如此广泛，以致自我无法履行其调停者的职责，更无力处理没有被卷入到那场冲突之中的任何其他的事情。
第六章
在这些斗争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自我的两种活动。它们形成了症状并且应该受到特别注意，因为它们显然是压抑的代理者，因而完全可以对它们进行推测以说明其目的和技术。这种辅助的和替代性的技术的出现是一个事实，它有助于我们说明真正的压抑在其功能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自我在强迫性神经症中症状形成的活动场景较之在癔症中的多寡，探讨一下自我以什么样的韧性来坚持它与现实和与意识的关系，并为了这个目的而使用其所有的理智官能——以及思维这个过程是怎样变得过度贯注和爱欲化的——那么，我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压抑的这些变化形式。
我提出的两种技术是抵消（undoing）已经做过的事和隔离作用（isolating）。[295]其中，第一种具有广泛的含义，并可追溯到非常久远。可以说，它是一种消极的巫术。其做法是力图借助于运动象征作用，不仅“消除掉”某些事件（或经验或印象）的后果，而且“消除掉”事件本身。我是在经过考虑之后才选择“消除掉”这个术语的，为的是提醒读者，这种技术不仅在神经症中，而且在巫术活动、民众风俗和宗教仪式中也发挥着作用。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抵消所做过的事情首先是在“二相的”（diphasic）症状［第113页］中遇到的，在这种症状中一种活动被第二种活动抵消了，这样就好像哪一种活动都没有发生过，而事实上两种活动都发生了。抵消作用的这个目的是强迫性仪式的第二个潜在动机，第一个动机是采取预防措施以便防止出现或重复出现某一特殊事件。两者之间的差异很容易发现：采取预防措施是理性的，而试图通过“使某件事情未曾发生过”而消除这件事则是非理性的，并带有巫术性质。人们当然会猜想后者是两者之中更早的动机，是从人们对环境的泛灵论态度开始的。在一个人决定把某一件事视为未发生过的[296]情况下，这种抵消的努力就逐渐变成了正常行为。但是，既然他将不对这一事件采取直接措施，不打算进一步注意它或它的后果，那么，神经症患者便力图使过去的事件本身成为不存在的。他将力图用动作手段来压抑它。同一种目的或许可以说明在这种神经症中经常遇到的强迫性重复，这种重复可服务于许多相矛盾的意图。当事情不是以所要求的方式发生时，它便被一种不同方式的重复所抵消了，因此，为了进行这种重复而存在的所有动机也开始起作用了。随着神经症的进行，我们常常发现，为了抵消某种创伤体验而做出的努力是症状形成中第一重要的动机。这样，我们便出乎预料地发现了一种新的、动作式的防御技术，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说并非不准确）压抑技术。
我们首次着手描述的这些技术中的第二种，即隔离作用，是强迫性神经症所特有的。它也在运动领域发生过。当病人发生了某种令人不快的事情，或者当他自己做了某件对他的神经症有某种意义的事情时，他便插入一段间歇时期，在此期间没有更多的事情必定发生——在此期间他必须什么也不去感知，什么事情也不做。[297]这种初看起来似乎很奇怪的行为，我们不久便发现它和压抑有关。我们知道，在癔症中有可能使某种创伤性的经验被遗忘症所制服。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这种情况却往往不会发生：经验并没有被遗忘，而是被剥夺了其情感，它的联想性联系受到压制或阻碍，这样一来它好像是被隔离开来，不能在通常的思想过程中再现。这种隔离作用的效果和遗忘症的压抑作用的效果是一样的。于是，这种技术在强迫性神经症的隔离作用中得到了重现；而且在此同时它还得到了基于巫术目的的动作强化。以这种方式分离开来的成分正是那些通过联想而结合在一起的成分。动作隔离作用意味着保证思想联系的中断。正常的集中现象为这种神经症程序提供了一个借口：在我们看来在一种印象或一件工作中似乎非常重要的东西，一定不要被任何其他心理过程或活动同时提出的要求所阻断。但是，即使是一位正常人，使用集中所隔离开的也不只是那些不相关的或者不重要的东西，而首先是那些不适用的东西。因为，这些不适用的东西是很矛盾的。使他受到最大干扰的那些曾经聚集在一块、但在其发展过程中被分离开来的那些成分——例如，在他与上帝的关系中他的父亲情结的矛盾心理的表现，或者在他的爱的情绪中与其排泄器官有联系的冲动。因此，在事物的正常过程中自我要做大量的隔离工作，以发挥其导引思想流的作用。并且，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在实施我们的分析技术时，我们被迫训练它暂时放弃那种作用，使之看上去明显地像平常那样。
我们都凭借经验发现，让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实施精神分析的基本规则是尤为困难的。他的自我会更加警惕，并且做出更明显的隔离作用，这很可能是由于他的超我和本我之间的冲突导致了高度的紧张。当他在进行思维时，他的自我却不得不把大量——潜意识幻想的侵入和矛盾倾向的表现——隔离在外。一定不要放松，而是要不断地为斗争做准备。它借助于隔离作用的巫术般的活动来加强这种集中和隔离的强迫性。对病人来说，这些巫术般的活动以症状的形式，变得如此值得注意，具有这样多的实际重要性，但其本身当然是没有用的，且具有仪式的性质。
但是，在这样尽力避免思想的联想与联系时，自我服从的是强迫性神经症的最古老而又最基本的要求，即触摸的禁忌。如果我们自问，当什么避免触摸、联系和传染病会在这种神经症中起如此大的作用？为什么它会成为复杂体系的主题？答案是，触摸和身体接触是攻击性的爱的对象贯注的直接目的。[298]爱欲渴望着接触，因为它力求使自我和被爱的对象成为一体，消除它们之间所有的空间障碍。但是，（在常规性武器发明之前）只能在短兵相接中发挥作用的破坏性必须以身体接触为先决条件，进行殊死搏斗。“接触”一个女人已成为把她用作性对象的一个委婉语。不要“触摸”人的**是用来禁止自体性欲满足（auto-erotic satisfaction）的一种用语。由于强迫性神经症是从阻挠爱欲接触开始的，然后，在退行发生之后，继续以攻击性为伪装阻挠接触，因此，在这种疾病中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像接触那样强硬规定的了，也没有任何事物如此适合于成为禁忌系统的中心点了。但是，隔离作用却要去除接触的可能性。这是一种把事物从任何方式的接触中撤出来的方法。当神经症患者通过插入一段间歇期而把某种印象或某种活动隔离出来时，他是想使隔离作用在象征上得到理解，他不允许他对那种印象或活动的想法与其他思想建立联想性联系。
这就是我们对症状形成进行研究而得到的认识。我们几乎用不着去对它们进行总结，因为它们所产生的结果是贫乏且不完全的，对于我们还不知道的东西也几乎没有提供多少情况。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除了恐怖症、转换性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之外的其他心理紊乱中的症状形成是不会有收获的，因为我们对它们了解得太少了。但是，在把这三种神经症合并在一起考察时，便引发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已经刻不容缓。这三种神经症都把俄狄浦斯情结的破坏性作为它们的结果，而且我们相信，在这三种神经症中与自我相对立的动机力量都是对阉割的恐惧。然而，唯有恐怖症中这种恐惧才能浮到表面上来并得到承认。那么，在其他两种神经症中情况是怎样的呢？自我是怎样使自己不产生这种恐惧的呢？我们在回忆这种可能性时已经强调这个问题，并指出，焦虑是通过一种激动（fermentation）而直接从其过程已受到阻碍的那种力比多贯注中产生的。再者，我们能绝对肯定阉割的恐惧是压抑作用（或防御）的唯一动机力量吗？如果我们考虑一个女性的神经症，我们一定会对此表示怀疑。因为，虽然在她们身上可以明确地肯定一种阉割情结的存在，但我们却很难在已经发生了阉割的地方恰当地谈论阉割焦虑。
第七章
下面我们回过头来再对幼儿的动物恐怖症（infantile phobias of animals）加以考察，因为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对这种障碍比对其他任何障碍都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因此，在对动物的恐怖症中，自我必须对一种来自本我的力比多对象贯注（libidinal object-cathexis）加以抵抗——这种贯注要么属于正性俄狄浦斯情结，要么属于负性俄狄浦斯情结——因为它相信，放过这种力比多对象贯注就等于造成阉割的危险。虽然这个问题已被讨论过，但仍有一个疑点尚需澄清。在“小汉斯”的个案——那是一个正性俄狄浦斯情结案例——中，究竟是他对母亲的喜爱还是他对父亲的攻击性才引起自我的防御呢？就治疗实践而言，这似乎是一个无所谓的问题，特别是因为，这两种情感是彼此相容的；但这个问题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只有对母亲的柔情感才算是一种纯粹的**情感。攻击冲动主要产生于破坏本能，而且我们总是相信，在神经症中自我防御针对的是力比多的要求，而不是其他任何本能的要求。事实上，我们知道“汉斯”对他母亲的温情依恋在他的恐怖症形成之后就似乎消失了，完全被压抑处理掉了，而症状的形成（替代性形成）却在与攻击冲动的联系中产生了。在“狼人”的个案中，情况更为简单，被压抑的冲动——即他对父亲的女性态度——才是真正的性欲冲动，他的症状正是因这一冲动而形成的。
说来惭愧，经过如此的长篇大论之后，我们还未能理解最基本的事实。但我们已下定决心，对任何事实，我们既不简化，也不隐瞒。即使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事实，我们也将至少能够看清不明白的地方是什么。这里我们所碰到的困难，显然是我们有关本能的理论发展中的某些障碍。起初，我们追溯了力比多在其连续发展阶段上的组织结构，即从口欲期经施虐肛欲期至性器欲期，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性本能的全部成分奠定在同一基础之上。后来我们发现，施虐癖实乃与**本能相对立的另一本能之代表，这一新的观点将本能划分为两种，它似乎是要使我们关于力比多组织（libidinal organization）的连续发展阶段的早期理论建构化为乌有。但要摆脱这一困境，我们并不需要确立一个新的基础。解决的方案早已唾手可得，它就在于以下事实，即我们所关注的从来不是纯粹的本能冲动，而是两种本能的各种不同比例的结合体。既然这样，我们就无须修改我们关于力比多组织的观点。对某一对象的施虐性贯注完全可以被当成是一种力比多贯注；同时，和对母亲的温情冲动一样，对父亲的攻击冲动完全也可以被压抑。当然，为下文着想，我们需切记如下可能性，即压抑是一个与力比多的生殖组织（genital organization of the libido）具有特殊关系的过程，而且，当自我需要在力比多的其他组织水平上进行自我保护时，它会采用其他一些防御方法。但是，对于像“小汉斯”之类的病例，我们依然不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在他的身上，攻击冲动确实是被压抑了，但这一压抑却发生在达到力比多的生殖组织水平之后。
这里我们不能不考察焦虑所起的作用。我们已指出，自我一旦认识到阉割的危险就会发出焦虑信号，并通过快乐-痛苦动因（pleasure-unpleasure agency）（其作用方式我们尚一无所知）抑制自我中迫在眉睫的贯注过程。恐怖症就在这同一时刻形成，此时，阉割焦虑被引向另一个对象，并以一种歪曲的方式加以表达，所以，患者害怕的就不是被父亲阉割，而是被马咬伤或是被狼吃掉。这种替代形成具有两个明显的优点：首先，它避免了因矛盾情感引起的冲突（因为父亲也是爱的对象之一）；其次，它能使自我终止产生焦虑。属于恐怖的焦虑是有条件的；它只有在它的对象被知觉到之后才能产生——而且确实如此，因为只有在这时才出现危险情境。害怕被父亲阉割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父亲根本就不在场。另一方面，谁也不能摆脱父亲，只要他愿意，他随时都会出现。但如果父亲被一只动物所取代，此时为了避免危险和焦虑，一个人只需回避看到它即可。所以，“小汉斯”，实际上是给他的自我设定了一个限制，他产生了不离开家的抑制，以便不要看到任何马。那个俄国小狼人的情况更为简单，因为对他来说，不再看一本特殊的画册根本不算什么损失。如果不是他那淘气的妹妹总是让他看那本画册，让他看到站在画册中的狼的图画，那么，他本来完全可以对他的恐怖物感到安全。[299]
前面我曾说过，恐怖症具有一个投射特征，因为它们把内部的本能危险代之为外部的可以知觉的危险。这一特征的优点在于使患者能够通过逃离而避免外部危险，或不对它加以感知而进行自我保护，而逃离来自内部的危险只能是无用之举。[300]我的这一陈述并非不正确，只是不够深刻而已。因为一项本能的要求并非本身就是危险的，只有当它引起某一真实的外部危险即阉割时，它本身才会变成是危险的。所以对恐怖症而言，它只是用一个外部危险来代替另一个外部危险。认为在恐怖症中，自我能够通过回避或抑制性症状等手段来逃避焦虑，这种观点完全符合下述的理论，即焦虑只是一种情感信号（affective signal），在经济学的情境中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由此可见，在动物恐怖症中所体验到的焦虑乃是自我方面对危险所做出的一种情感反应，而以这种方式被指明的危险乃是阉割的危险。与自我的危险情境中正常感觉到的现实性焦虑（realistic anxiety）相比，这种焦虑并无什么不同，只是其内容依然是潜意识的，而表达只能以某种歪曲的方式才会变为意识的。
我想，成年人的恐怖症亦会如此，虽然他们的神经症所使用的材料要丰富得多，但在他们的症状形成中尚有其他一些因素。广场恐怖症患者为他的自我施以某种限制，以逃避某种本能危险——即引起他的性欲的危险。因为，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就会再一次想起童年期的被阉割的危险以及其他某些类似危险。
我很清楚，大量病例表现出更为复杂的结构，而且，许多其他被压抑的本能冲动也能进入恐怖症。然而，它们只是在某一后期阶段汇入神经症主流之中的支流而已。广场恐怖症的症状学因下列事实而更趋复杂化，即自我决不限于克制自己。为了解除危险情境，它必须做出更多的事情：它通常要暂时退行[301]到童年期（在极端情况下，退行到病人在其母亲的子宫里，受到保护，免遭现在威胁他的那些危险）。这种退行现在变成一个条件，满足这种退行导致自我不能做出克制。例如，一个广场恐怖症患者只有在别人的陪同下才能走入街市；或者，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自己外出时，只能走到他很熟悉的近处，而不会走到人们都不熟悉或不认识他的远处。这些规定是什么，则依赖于每一病例中的婴儿型因素的作用，正是这些因素在神经症中支配了他。不管对何种婴儿型退行而言，独处恐怖症的意义都是明确的：从终极意义上讲，这都是力图回避孤独的**（solitary masturbation）的**。当然，婴儿型退行只能当患者不再是婴儿时才发生。
恐怖症通常都是在体验到某一特殊情境中的第一次焦虑发作后才产生，如在街市、火车中或在独处时。其后，焦虑即因恐怖症而终止，但假若保护条件得不到满足，它会重新出现。恐怖症机制（mechanism of phobia）很好地构成一种防御手段，并趋向于稳定。持续的防御性斗争，以和症状相斗争的方式频繁出现，但却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关于恐怖症中的焦虑的理解，同样适合于强迫性神经症。在这一方面，我们不难使强迫性神经症完全等于同恐怖症。对前者而言，后期所有的症状形成都显然出自自我对超我的恐惧。自我必须逃避的危险情境是超我的敌意。这里没有任何投影的迹象，危险是完全内化的。但如果我们问，自我害怕的是超我的什么，那么我们只能认为，有可能来自超我的惩罚，实际上是阉割惩罚的一种扩展。正如父亲在超我中变成非人格化一样，对阉割的恐惧亦由父亲转向某种不确定的社会焦虑或道德焦虑。但这种焦虑是隐而不现的。自我是通过顺从地执行其所发布的命令、预防和苦修而得以逃避这种焦虑。如果自我在这一过程中受阻，它会立即体验到一种极端不安的感受，这种感受可以与焦虑相等，而患者自己正以为它就是焦虑。
因此，我们的结论就在于，焦虑是对危险情境的一种反应，它通过自我做某件事情来回避该情境或撤离该情境而被排除。我们也许可以说，症状的形成正是避免焦虑的产生。但这样说似乎不够深刻。如果说，症状的形成是为了避免某种危险情境，通过焦虑的产生而发出其存在的信号，就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情况而言，有关的危险就是阉割的危险，或某些可以追溯到阉割的事情。
如果焦虑是自我对危险的一种反应，那么，对于那些与死亡仅失之交臂的创伤性神经症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是对死亡感到恐惧的直接结果，并倾向于放弃阉割问题以及对自我的依赖关系的问题。大多数观察过因上一次大战[302]而造成的创伤性神经症的人都持这一观点，而且成功地断言，有证据表明，对自我保护本能的威胁本身就可以产生神经症，而不必掺以性的因素，也不需要精神分析的复杂假设。然而遗憾的是，任何对这种有价值的创伤性神经症的分析都未曾有过。[303]之所以遗憾，并不是因为这种分析会与性的病源学意义相冲突——因为任何这类矛盾早就通过引进自恋这个概念而安排好了，自恋使自我的力比多贯注与对象的贯注相一致，并强调自我保护本能的力比多特点——而在于，没有这种分析，我们就失去了宝贵的机会，以对焦虑和症状形成之间的关系做出决定性的结论。根据我们对日常生活中相对较简单的神经症结构的理解，我们很难得出结论，认为神经症可以仅仅产生于危险的客观存在，不需要心理结构的更深水平的参与。但是，关于生命毁灭的概念，潜意识似乎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内容。阉割可以在以下基础上加以理解，即粪便排出体外和断乳时失去母亲**的日常生活经验。[304]但任何与死亡相类似的经验都尚未被体验过；或即使有过，也未留下任何可观察的痕迹。因此，我倾向于支持如下观点，即死亡恐惧应被理解为与阉割恐惧相类似，而且，自我予以反应的情况是被起保护作用的自我-超我所遗弃的情况——此即命运的力量——以至于它从此再也没有对周围所有的危险进行保护的措施了。[305]此外，我们必须记住，在导致创伤性神经症的经验中，针对外部刺激的保护层被打破了，并因而造成过量的兴奋作用于心灵结构，以致产生我们这里所说的第二种可能性——即焦虑不仅作为一种情感而发出信号，并且也从情境的经济条件中重新产生出来。
我上面所做的论断，即自我通过反复经历对象丧失而做好预备发生阉割的准备，使焦虑问题获得一种新的理解。至此，我们把焦虑看成是对危险的一种情感信号。但现在，因为危险经常是阉割的危险，焦虑似乎就表现为对丧失、对分离的反应。虽然这一观点立即会引起大量反对性的思考，我们却不能不被一个明显相关的事实所震惊。个体最初经历的焦虑体验（对人而言）是出生。客观地讲，分娩就是与母亲的分离。这也可以比喻为对母亲的一次阉割（将婴儿等同于阴茎）。现在，如果焦虑是分离的一个象征，并在随后每一次分离场合都产生，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不幸的是，我们因下面这个事实而不能使用这个相关，即出生并不在主观上被体验为一次与母亲的分离，因为胎儿作为一种完全自恋的存在，它根本意识不到母亲作为对象的存在。另一个反对的论证是，我们知道，对分离的情感反应是痛苦和悲伤，而不是焦虑。顺便提一句，人们可能记得，在讨论有关悲伤问题时，我们也未能发现，为什么悲伤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306]
第八章
现在我们可以停下来做些思考。我们所明确需要的，是去发现某些能够告知我们焦虑究竟是什么的指标，以及使我们能够判明有关焦虑的陈述正确与否的标准。但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焦虑并不是如此简单的一个论题。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获得的无非是发掘出一些关于焦虑的相互矛盾的观点，而且在一个公正的人看来，这些观点很难分出孰优孰劣。所以，我建议我们应采纳一种不同的步骤。下面我想不偏不倚地收集我们所了解到的焦虑的全部事实，而不奢望达到一个新的综合。
首先，焦虑是我们感受到的某种东西，我们把它称为一种情感状态（affective state），虽然，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情感。作为一种感觉，焦虑的一个尤为明显的特征是不快乐（unpleasure），但这还不是其全部性质。并不是所有的不快乐都可称为焦虑，因为具有不快乐特征的还有其他许多感受，如紧张、痛苦或悲伤。所以，除不快乐这一性质外，焦虑必然还有其他一些明显的特征。关于这些不同的不快乐情感之间的区别，我们能够成功地加以理解吗？
就焦虑这种感受而言，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指出若干事项。它的不快乐特征本身似乎也拥有它自身的一个特征——它不是一件非常清楚明白的事，它的存在很难加以证实，却又明白无误地存在着。但是，除了拥有这一难以分离出来的特殊特征而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焦虑伴有相当明确的生理感觉（physical sensations），这些生理感觉可能指的是身体的某些特殊器官。因为我们在这里并不关心焦虑的生理学，所以我们只能满足于提到其中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感觉。在这些感觉中，最明显、最经常发生的是与呼吸系统和心脏有关的感觉。[307]它们提供的证据表明，运动神经支配（motor innervation）——即释放过程——在一般焦虑现象中起着作用。
因此，焦虑状态的分析揭示了下列事实的存在：（1）不快乐这一特殊的性质；（2）释放活动；（3）对这些活动的知觉。后两点同时表明在焦虑与其他类似状态如悲伤、痛苦之间的差异。悲伤和痛苦状态并不具有任何动作表现，或即使有这些动作表现也不是全部状态的内在组成部分，而是与它大不相同，是它的一个结果或对它的一种反应。所以，焦虑是一种特殊的不快乐状态，它伴有特殊神经通路上的运动释放。为保持与我们的一般观点相一致[308]，我们应该倾向于认为，焦虑以某种兴奋的增强为基础，这种兴奋一方面产生了不快乐这一特征，另一方面又通过上述运动释放过程而得到缓解。但是，这种纯生理学的说明很难令我们满意。我们想要假定一个历史因素的存在，正是这个历史因素把焦虑的感觉和它的神经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我们假定，焦虑状态是某些经验的再现，而上述兴奋的增强以及沿着某些特殊通路的释放过程又构成这些经验的必要条件，并且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焦虑之不快乐才获得其特殊的性质。就人类而言，出生提供了这种原型经验（prototypic experience）之一，因此我们可以把焦虑状态看成是出生创伤（trauma of birth）的一种再现［参见上文第93页以下］。
这并不意味着在各种情感状态中，焦虑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在我看来，其他各种情感也是非常早期的、甚至可能是出生前的重大个人经验的再现；而且，我倾向于把这些经验看成是普遍、典型和先天的癔症发作，可以与后来通过个体化途径获得的癔症发作相比拟。后者主要发生于癔症神经症（hysterical neuroses），我们已通过分析揭示了它们的起源及其作为记忆象征的意义。当然，如果能通过一系列这种类型的情感来证明这种观点的正确性就好了，但目前似乎还很难做到这一点。[309]
认为焦虑回溯到出生事件这一观点立即引起了各种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我们必须给以答复。可能有人会认为，焦虑极有可能是各种高等物种的一种普遍反应，而出生却只是哺乳类物种的经验。如果认为在所有这些哺乳类物种中，出生有创伤意义，那是很可怀疑的。所以完全有可能存在那种不具有出生原型的焦虑。然而，这种反对却使我们跨越了心理学与生物学之间的界限。也许恰恰因为焦虑有一种不可避免地要完成的生物学功能，以作为对危险状态的一种反应，所以它对不同有机体具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我们并不知道，和人类相比，在那些远离人类的物种中，焦虑是否也包含着同样的感觉和神经兴奋。所以，这种反对意见并未能提供充足的论证以反驳我们的观点：在人类而言，焦虑是以出生过程为模型的。
如果焦虑的结构和起源确如上述，那么紧接着产生的问题是：焦虑的功能是什么？它在什么情况下再现？答案似乎是明显而令人信服的：焦虑最初是作为对一种危险状态（a state of danger）的反应而产生的，而后，每当这种状态重现时，焦虑便得以复生。
然而，这一答案却引起了若干进一步的思考。在焦虑的原初状态中的神经兴奋，可能具有某种目的和意义，就像在首次癔症发作中所伴随的肌肉运动具有某种目的和意义一样。要理解癔症发作，我们只需考察这些运动如何构成癔症适当而方便的动作的情境即可。因此很可能，在出生时的神经兴奋通过转向呼吸器官，通过为肺的活动做好准备，并通过提高心率，实际上是在帮助血液免受有毒物质的侵害。自然，当焦虑状态后来作为一种情感再现时，它将失去这种方便性，正和癔症发作的反复出现一样。当个体被置于一种新的危险情境时，若他以焦虑状态（焦虑状态是对某一早期危险的反应）作为反应，而不是引发出一种适合于新危险的适当反应，那是相当不适当的。然而，如果危险情境在接近的过程中被识别出来，并且因焦虑的发作而作为一种信号表现出来，那么他的行为反应可能再次成为适当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通过求助于更适当的措施而立即摆脱焦虑。因此我们发现，焦虑的呈现可以有两种方式：即当一个新的危险情境出现时的不适当的方式；或对一个危险情境发出信号并加以防备时的适当的方式。
但“危险”究竟是什么呢？在出生活动中存在着一个对生命的真实的危险。我们知道这种危险在客观上意味着什么，但从心理学意义上讲，它什么也说明不了。出生的危险也没有任何心理的内容。我们很难假设说胎儿具有什么知识，能认识到在出生过程中它的生命有被毁灭的可能。它只能意识到在它的自恋力比多结构中存在着某些广泛的扰动。在它的自恋力比多结构中聚集着大量的兴奋，从而使它产生各种新的不愉快情感，而且有某些器官获得更强烈的贯注，从而预示了即将发生的对象贯注。那么在所有这些成分中，有哪些成分将会被用做“危险情境”的信号呢？
遗憾的是，我们对新生婴儿的心理构成所知甚少，不足以对此做出一个直接的回答。我甚至不敢确保我刚才所做说明的合理性。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结论说，在各种使他回忆起出生事件的情境中，婴儿都会重复他的焦虑情感，关键在于知道，究竟是什么使婴儿回忆起这个事件，以及他忆起的究竟又是什么。
对此，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观察，在什么条件下，处于襁褓之中的或稍大一点的婴儿能够自然地表现出焦虑。兰克（1924）在他那本论出生创伤的著作中，曾试图努力地在婴儿最早表现出的恐怖症与出生事件对他所产生的影响这二者之间建立起某种关系，但我不认为他的这一努力是成功的。他的理论尤其在两个方面易于遭到反驳。第一，他假定，在出生时，婴儿已经接受了某些感觉印象，特别是视觉印象，而当这些印象在后来复现时便使婴儿忆起出生创伤并因而激起焦虑反应。这种假定不仅缺乏根据，而且是极其不可能的。除了与出生过程有关的触觉和一般感觉外，要说婴儿在出生时还能获得其他什么感觉，那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根据兰克的看法，如果婴儿在日后因看到小动物进出各种孔洞而恐惧，那么这种恐惧反应的原因乃在于婴儿从其中感知到了某种类比关系。然而，这种类比关系是婴儿所不能意识到的。第二，兰克在思考这些日后的焦虑情境时，他总是一会儿强调婴儿对其幸福的宫内存在（intrauterine existence）的回忆，一会儿又强调婴儿对那个终止这种宫内存在的创伤性干扰事件的回忆，这就为解释的任意性留有广阔的余地。不仅如此，而且还有某些儿童期焦虑（childhood anxiety）的实例直接反对他的理论。例如，当一个婴儿单独被留在黑暗中时，依兰克的观点，我们应该可以预想，他应该乐于宫内生活情境的这种重构（reestablishment）；然而，恰恰是在这种条件下，婴儿会做出焦虑反应。如果对此解释说，这种条件使婴儿想起了出生事件对其幸福的宫内生活的中断，那么，对这种解释的牵强附会的性质，我们再也不能视而不见了。[310]
我由此得出如下结论，即婴儿最早表现出的恐怖症不可能直接追溯到出生活动的印象，相反，到目前为止，这些恐怖症还没有得到解释。对处于襁褓之中的婴儿来说，无疑具有某种焦虑的准备性（preparedness for anxiety）。但这种焦虑准备性并不是在刚出生时立即处于最大值而后逐步减弱；相反，它是随着心理发展的进程在后来方呈现出来的，而且在婴儿期持续相当长的一个阶段。如果这些早期恐怖症持续的时间超过了这一阶段，则人们倾向于怀疑其出现了神经症障碍，虽然完全不清楚这些恐怖症与童年后期阶段出现的肯定无疑的神经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在儿童焦虑中，只有很少一些表现是我们所能理解的，我们也只能将注意力集中于这些少数的表现，如当一个婴儿独处、或处于黑暗中[311]、或和一个陌生人而不是他所熟悉的人如母亲在一起时所具有的焦虑表现。这三种情况可以还原为一个条件，即与某个被爱或被想念的人的别离。但是我想，在这里我们拥有一把理解焦虑并澄清有关焦虑的各种矛盾的钥匙。
为儿童所想念的人的记忆意象无疑被强烈地贯注了，起初可能是以幻觉的方式被贯注。但这并不产生什么影响；似乎想念转化成了焦虑。从其全部表现特征来看，这种焦虑就是婴儿智穷计尽的表现，好像对于尚未充分发展的婴儿来说，他还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好的策略来应对他的想念贯注（cathexis of longing）。这里，焦虑表现为对感受到失去对象（felt loss of the object）的一种反应，这同时又使我们想起一个事实，即阉割焦虑也是一种对于与某一极有价值的对象相分离的恐惧，而且，在所有焦虑中最早的一种焦虑——即原发性出生焦虑——是在与母亲的分离时产生的。
但是，短暂的反思就使我们超越对象失却这一问题。处于襁褓之中的婴儿之所以想知觉到母亲的存在，原因就在于他已经由经验知道，母亲总是及时满足他的所有需求。因此，婴儿视之为“危险”并想寻求保护的情境，就是那种非满足（non-satisfaction）情境，是那种因需求而不断紧张的情境。对于这种情境，婴儿是完全无助的。我想，如果我们接受这一观点，那么所有的事实都能得到解释。在非满足情境中，兴奋总量逐步增加到不快乐的程度，使它们无法在精神上加以控制或释放。对婴儿来说，这种情境必然与被生出的经验相类似——它必然是对出生的危险情境的一种重复。这两种情境的共同特征是由需要加以释放的结构刺激总量的累积而引起的结构的紊乱（economic disturbance）。所以，正是这个因素方构成“危险”的真实本质，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引起焦虑反应。（对于幼小的婴儿来说，这种反应依然是一种适当的措施，因为它的释放指向呼吸器官和发音器官，能够将母亲呼叫起来，正如它激活新生婴儿的肺的活动以摆脱内部刺激一样。）我们没有必要假定，从其降生时起，除了这种标志危险的存在的方式以外，婴儿还拥有其他什么。
当婴儿通过经验发现某一外部的可知觉到的对象能够终止危险情境（它易使人回想起出生）时，他所恐惧的危险在内容上就由结构情境移置到决定这种情境的条件之上，即对象的失却。现在，构成危险的是母亲在跟前，而且，一旦这一危险产生，在令人恐惧的结构情境确立之前，婴儿就会给出焦虑的信号。这一变化构成了婴儿自己产生的自我保护措施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同时也代表了这样一个转变，即由焦虑最初的自动而不随意的表现向焦虑作为一种危险信号的有目的再现的过渡。
就作为自动现象和作为求援信号这两个方面来说，焦虑被看成是婴儿心理无助（mental helplessness）的产物，心理无助乃是其生理无助（biological helplessness）的一个自然的对应物。新生婴儿的焦虑和幼儿的焦虑都是因与母亲的分离而条件化地形成的。这一令人吃惊的巧合不需要做出心理学的解释，而可以做出生物学的简单解释。因为，正如母亲用她自己的身体结构满足胎儿的各种需要一样，当胎儿降生以后，她也满足着新生儿的各种需要，虽然部分地通过其他途径。在宫内生活和早期婴儿阶段之间具有的连续性，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其间所发生的，只是胎儿的生理条件被代之以针对母亲的心理的对象关系（psychical object-relation）。但我们切不可忘记，在宫内生活阶段，母亲并不构成胎儿的对象，而且在这一阶段，根本不存在任何对象。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的创伤无法得到宣泄。除了作为回避危险情境的信号以外，我们发现不了焦虑还有其他什么功能。
对象失却作为焦虑的决定因素之一，其意义远不限于此。焦虑的下一步转换，即属于性器期的阉割焦虑，也是对分离的恐惧，因而也从属于同样的决定因素。这种情况下的危险就是与自己**的分离。我认为，在这种恐惧与早期危险情境所包含的恐惧之间，费伦茨（1925）曾相当准确地理清了一条脉络。阴茎所拥有的高度的自恋价值可以用下列事实加以解释，即这种器官是保证它的拥有者再度与母亲相结合的条件——也就是说，与母亲的替代者发生**。阴茎被剥夺也就是又一次与母亲的分离，而这反过来又意味着无助地暴露于因本能需要而产生的不愉快的紧张（tension）之中，恰与出生时的情况相同。但现在，由这种需要的增强所引起的恐惧，是一种属于生殖力比多（genital libido）的特殊恐惧，而不再像婴儿期那样是模糊不明的恐惧。我们或许还可以补充说，对一个性无能的男人（即他因害怕阉割而遭受抑制）来说，作为**之替代的，是幻想回归母亲的子宫内。依费伦茨的思路，我们可以说，这种人过去曾试图用自己的**代表自己而回归母亲的子宫，现在却［在这种幻想中］退行地以自己整个一个人来代替他的**。[312]
儿童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进步——如不断增加的独立性、他的心理功能明确分化成几个机构、新需要的产生等——不可能不对危险情境的内容产生影响。关于危险情境的内容，我们已经考察了由作为对象的母亲的失去到阉割的变化过程。下一个变化过程是由超我的力量引起的。随着父母动因（parental agency）的非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危险就变得不那么清晰可辨了。随后，阉割焦虑发展为道德焦虑——亦即社会焦虑——而且，现在很难知道焦虑的究竟是什么。“从部落中分离和驱逐”这句话只适用于超我中后来以社会原型（social prototypes）为基础而形成的部分，而不适用于超我的核心部分，它与心力内投的父母动因相对应。更一般化地说，凡超我对之愤怒、惩罚或不再爱之的事物，自我便视之为危险，并以某一焦虑信号做出反应。
在我看来，对超我的恐惧所经历的最后一种变换形态，是死亡恐惧（fear of death）（或者说是因生命而产生的恐惧），它实质上是对投射到命运力量（powers of destiny）中去的超我部分的恐惧。[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