癔症研究002(1 / 1)

据我们所知,严重癔症的典型过程如下:最初,在类催眠状态下形成一种观念性内容;当这种观念内容增加到充分的程度后,在“急性癔症”时期,就取得对患者躯体神经支配以及整个生命的控制,并产生了慢性症状和反复发作;此后除了某些遗迹外,这种观念内容就不再出现了。如果正常人格能再取得控制作用,则在癔症发作时,遗留下来的类催眠样的观念内容复又出现,并不时使患者回到类似的状态中,而这种状态本身再次使患者受其影响,而且对创伤敏感。此后,在同一个人身上结合起来的两个心理群之间建立起一种平衡状态,癔症发作和正常生活,两者并举,互不干扰。一次发作犹如正常人的记忆那样,可自发出现;然而,也可像联想法则会激起任一记忆那样激起发作。它既可以通过刺激癔症区,也可以通过类似于病态性经历的一个新的经历而激起发作。我们希望能够证明,这两类的决定因素尽管看起来如此不同,但根本上,它们没有差别,即两者都带有感觉过敏的记忆。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种平衡很不稳定。癔症发作使其呈现类催眠意识残余的特征,这是在正常人格处于衰竭、无能的状态下出现的。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发作可能会失去其原发性的意义,可能会是没有任何内容的运动反应的重现。

一个癔症人格,无论表现在发作中或慢性症状中,还是表现在这两种混合情况下,[151]要发现其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现在我们会理解在这几页中所描述的心理治疗程序有怎样的疗效。它使最初没有发泄的那种观念的作用力,通过言语途径而发泄受压的情感,使其不产生作用。它借助于(在轻度催眠下),把这种作用力引入到正常意识,使其受到联想性的矫正,或在伴有记忆缺失的梦游状态下,通过医生的暗示而消除。

我们认为这种程序的治疗好处是值得考虑的。当然我们不能根治癔症的先天倾向性,我们无力阻止类催眠状态的再现。而且在急性癔症的活动阶段,我们的治疗程序并不能阻止好不容易才消除的现象立即为新的现象所取代。但是一旦急性阶段已过,任何以慢性症状或发作形式所表现的遗留症状,常常可因我们的方法而消除,而且是永久性的消除,因为我们的方法是根治性的。从这方面来说,我们觉得这种方法比目前心理治疗师所用的直接暗示来消除症状的方法有效得多。

首先是沙可对癔症创伤性瘫痪的解释和人工模拟成功地探索出一条道路。如果说由于我们对癔症现象的心理机制的发现而使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前进了一步,则我们必须承认,这只是使我们对癔症症状的机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不是对癔症内因的了解。我们的工作只不过是接触到了癔症的病因学(aetiology),而且事实上只是对其所获得的形式,一些偶然因素对神经症(neurosis)的影响有所说明而已。

维也纳,1892年12月

第二章 病 例

病例一 安娜·O小姐(布洛伊尔)

安娜·O小姐患病那年(1880)正是21岁。由于她的一些远亲患有精神病(psychosis),故考虑安娜有中度神经病的遗传倾向。她的父母在神经方面是正常的,因此在她成长中一直是健康的,没有显示出神经症的体征。她非常聪明,能令人惊奇地很快地掌握事物,并有敏锐的直觉。她具有很强的理智,这使她能领会较难的理性知识,尽管在她离校后无须接受一些知识,但仍需要这种能力。她有大诗人富有想象的天赋,但受到严厉的和带有批判性的抑制,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她完全不受暗示的影响;她从不受哪怕一丁点儿的断言的影响,而只是受争论的影响。她的意志力是旺盛的、顽强的和持久的,有时甚至达到固执的程度,使人感到失去善性和不考虑别人。

她的一个基本性格特质是有同情心。即使在她本人患病期间,她也一直努力坚持照顾许多穷苦的病人,因为这样她能使一种强有力的本能得到满足。她的情感总是处于有点极端的状态,或高兴或悲伤;因此她有时受心境的支配。令人惊讶的是她的性欲未予发展。[152]这个我开始熟悉的病人的生活鲜为他人所知,她从未谈过恋爱;在她生病期间所发生的许许多多的幻觉中,从未出现精神生活的这个因素。

这个智力上明显出众的女孩却在她清教徒思想的家庭中过着极为单调的生活。她在叙述自己的生活时,沉湎于整天白日梦(day-dreaming),她称这是她的“私人剧场”,而这可能在她的疾病中是起决定作用的。然而每个人都认为她是专注的,她生活在想象的神话故事中;但是她总是处于这样一个境地,即别人和她谈话时,无人能懂得她在说什么。当她在做家务活时,她几乎连续不断地纠缠所做的事情,这是她平时的发泄。我将在此描述这种习惯化的“白日梦”,当时她完全不知不觉地在这种持续的情况下患了这种病。

该病的过程可明确分为下列几个阶段:

1.潜伏期。从1880年7月中旬到12月10日。这个阶段的疾病通常对我们来说是隐匿的。但这个病例,由于其有奇怪的特性,所以表现得很明显。这阶段病史使人觉得无任何微小的病理现象,我现在就要描述这个阶段的病史。

2.明显疾病期。一种奇特方式的精神病。语言错乱、内斜视、视觉严重紊乱、瘫痪(形成挛缩),其发生在右上肢和左右下肢,部分左上肢、颈肌麻痹、右上肢挛缩逐渐减轻。但某些症状的改善因4月份的一次严重的心理创伤(病人的父亲去世)而受干扰,此后便出现了。

3.持久梦游症期,其后变成较为正常的状态。有许多慢性症状持续至1881年12月。

4.病理状态和症状至1882年6月逐渐停止。

1880年7月,安娜十分喜爱的父亲患胸膜周围的脓肿,因脓液不能清除而于1881年4月去世。在父亲患病的第一个月,安娜竭尽全力照顾父亲,没有一个人为她健康的急剧损害而感到太多惊讶,甚至没有一个人,就连安娜自己也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但最终她出现了虚弱、贫血、厌食,身体状况差得使她很沮丧,以致不能再照顾父亲。紧接着出现非常严重的咳嗽,为此,我第一次给她做了检查,这是个典型的神经症。不久她开始表现出下午特别需要休息,在傍晚出现类睡眠样状态,接着便处于高度兴奋状态。

在12月初,安娜出现了内斜视。眼外科医生(错误地)把这解释为眼外肌的麻痹。在12月11日,安娜卧床不起,直至次年4月1日。

该病迅速恶化,出现一系列明显的严重紊乱,如头左侧枕部疼痛;内斜视(复视)由于兴奋的作用而明显加重;抱怨房间的墙似乎要倒下来(异常感觉);难以分析的视觉紊乱;颈前肌麻痹,最后导致病人只能依靠在背后紧扶着她,强迫性地抬起其肩和移动整个背部而使头向后运动;右上肢挛缩和麻木,后来右下肢也是如此。但它能完全伸展、内收和内旋。接着同样的症状发生在左下肢,最后是左臂,然而其手指一定程度上仍保持运动力量。同样,肩关节也不是完全僵直。上臂肌肉挛缩最严重。两个肘部的麻木也变得十分明显,在以后的阶段,我们能对此做较仔细的测试。而在疾病开始时,由于病人有焦虑感而抵制检查,故不能有效地测试其麻木情况。

我是在病人处于这样的情况下负责治疗的,我立即认识到我必须处理的是严重的心理障碍(psychical disturbance)。在疾病过程中有两种截然分明的意识状态,其十分频繁地交替着,而且没有预兆,但却变得愈来愈易鉴别。其中一个意识状态是她认识其周围环境,虽然有忧郁和焦虑,但相对正常。另一个意识状态是她有幻觉和“淘气”——就是说,她带有侮辱性的举动,如常向人扔靠垫,因挛缩对手指没有影响,她也常用可移动的手指解开睡衣和内衣扣等。在她患病的这个阶段,如果移动房间内的某些东西或某人进出房间(在她的另一意识状态中),她就会抱怨,茫然若失,并在她意识思维的轨道上出现断裂。当她抱怨她会变得疯狂时,为了试图抵制它,并抚慰自己,她就乱扔枕头,诅咒为她做事的人和离开她的人倒霉。

这些“失神”(absences)在她卧床不起前就已被注意到了。当时,她常常在一个句子的中间出现停顿,重复她最后几个词语,在短暂的停顿后继续说下去。这种中断现象逐渐增多,直至达到刚才所描述的那些病状;在疾病高峰期间,当挛缩波及身体左侧时,白天她只有短时间地保持某种正常状态。而这种紊乱甚至侵入到她相对清醒意识的片刻之中。她的情绪变得相当迅速,这使她出现过度而又十分高昂的情绪,但在其他一些时候却严重地焦虑,顽固地反抗所有治疗性的努力。她把所见的自己头发上的绸带和类似物幻想成可怕的黑蛇。同时她又始终对自己说不要这么傻:她见到的实际上只是自己的头发等。她在思想很清醒的时刻抱怨自己头脑中一片漆黑,不能思维,变得看不见、听不着,判若两人,即一个真实的她和另一个迫使其表现得异常坏的她,如此等等。

在下午的时候,她陷于困倦状态,持续约至日落时分后一小时左右。然后她清醒过来,抱怨一些折磨她的事,或以无人称句的形式重复说“折磨,折磨”。与她挛缩发展并行的是在她的言语中出现深度的功能紊乱问题。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她说话中一时找不到用词,这种困难逐渐增多。其后她失去语法和句法的支配,不会动词的变化形式,最后发展到只会用不定式,在有规则变化的过去分词中出现大部分都是错误的形式;而且她省略了定冠词和不定冠词。随着时间的发展,她几乎完全不会使用词语了。她费力地用四五种语言罗列起来,而且逐渐让人难以理解。当她(在她的挛缩尚不致完全不能写之前)想写字时,她使用同样的怪僻词语。两周后她变得完全不能说话,尽管她尽力想要说话,但不能发出一个音节。也就是在此时是第一次出现此病的心理机制变得清楚起来。就我所知,她因某事而感到十分恼怒时,就会决定不再说起此事。当我猜测到是这样,并催促她说出来时,这种同样也会使其他言语表达都不能做到的抑制便消失了。

1881年3月,这种变化同时伴随着她身体左侧肢体运动力量的恢复。言语错乱也消失了;但从那以后,她只能说英语——但是,显然她并不知道自己是在用英语说话。她与她的护士争论,当然护士不能理解她的话。而我只是在几个月后才使她相信自己是在用英语说话。然而,她仍能理解她周围那些说德语的人。只有在极度焦虑时,她的言语能力才保持完好,而在其他时候则混合使用各种语言。在她处于最佳状态而又很自在时,她说法语和意大利语。在上述这些时候到说英语的时候,她表现出完全的记忆缺失。也同样在这个时候,她的斜视开始消失,只是在非常兴奋时又显示出来。而且她又能够支撑起自己的头部。于4月1日,她第一次起了床。

在4月5日,她非常喜爱的父亲去世。在她生病期间,她很少见到父亲,而且每次见他的时间很短,这一事件可能是她经历的最严重的心理创伤。她爆发出异乎寻常的兴奋,在这之后,持续两天的深度昏迷,接着她出现很大的变化。开始时她显得比过去安静得多,她的焦虑情绪消失许多。她的右臂和右腿的挛缩继续存在,并伴有麻木,但程度并不重。视野高度受限,当给她一束令她非常快乐的花时,一时间她只能看到一朵花。她抱怨自己不能认人。她说通常她能毫不费力地认出人的脸,但现在感到“识别工作”非常费劲,而且必须自言自语道:“此人的鼻子是如此如此,头发是如此如此,因此他必然是某某人。”她所见的所有人似乎都像蜡像,与她没有任何关系。她发现她对非常亲近的一些亲戚的出现感到非常痛苦,而且这种消极态度愈益强烈。如果某一个她过去十分喜欢的亲戚来到她的房内,她能认出来,在短时间内能知道眼前的事,但很快就会陷入她自己的沮丧中,而且对来者感到模糊起来。我是唯一进入她房内她总是能认识的人,只要我与她说话,她总是能切入正题,并且谈得栩栩如生,除了因她的幻觉性的“失神”所致的突然中断之外。

那时,她只讲英语,不懂别人对她讲的德语。她周围的那些人都被迫使用英语与她说话;即使她的护士也要使自己能用此方式去理解她。然而,她能用法语和意大利语朗读,如果她必须用其中一种语言大声朗读时,她的语言非常流利,而且令人赞赏的是她能当即翻译成英语。

她开始恢复写字,但方式奇特。她用那不太僵直的左手写字,她习惯于罗马印刷体,抄写莎士比亚版本中的字母。

她以前吃得非常少,而现在完全拒绝营养食品。但容许我喂她,这样她不久便开始能吃较多的食物,但从不肯吃面包。在饭后,她总要清洁口腔,即使在没吃任何东西时,她也会以任何理由要这样做,这显示她对这样一些事是如此的心不在焉。

她的午后困倦和傍晚的深睡眠状态继续着。如果在这以后,她大声自言自语(我将在后面解释其意思),她就变得思想清晰、平静、快活。

这个相比较能过得去的状态持续的时间不长。她父亲死后的几十天,有一个会诊医生访视了她,像所有的陌生人一样,她全然不予理会,而我则向会诊医生说明她的所有怪癖,当我让她用英语大声读法语课文时,她说:“那像是一个检查。”并大笑。另一个医生用会话进行干预,试图吸引她的注意,但徒劳无益。这是一种真正的“负性幻觉”(negative hallucination),以后常常像做实验一样地发生。最后,会诊医生向她脸上吹烟雾来突破她的状况。突然间,她看到面前站着一个陌生人,她冲到房门口,拿掉钥匙,跌倒在地面不省人事。接着出现一阵短时的发怒,然后出现焦虑的严重发作,我费了很大劲才使她平静下来。所憾的是那晚我必须离开维也纳,几天后,当我回来时发现病人情况更糟。她整天完全拒食,十分焦虑,她的幻觉性的“失神”中充满了可怕的形象,死人头和骷髅。由于她呈现这些事宛如她过去曾经历过的,而且有一部分是用言语表达出来,因此她周围的人逐渐意识到这些幻觉的许多内容。

每天工作通常的顺序是:让她下午处于困倦状态,接着,在日落时分对她采用深度的催眠,对此,她发明一个技术性的名称“云雾”。如果在这个状态下,她就能讲述白天发生的幻觉,思想清醒起来,显得平静而又快活,她会坐下来非常理智地工作、写字或画画直至夜晚。约清晨4时,她上床睡觉。次日又开始重复这样的顺序。这是一个非常颠倒的现象:白天,这个无责任感的病人被幻觉纠缠着,而晚上,这个女孩的思想却完全清醒。

尽管晚上她异常欢快,她的心理状况却一直恶化着。因为她有强烈的自杀冲动,所以让她继续住在三楼似乎不妥当。于是违背她的意愿,把她转移到维也纳近郊的乡村房子中住下(1881年6月7日)。我从来没有威胁过她要迁居,她认为迁居是件可怕的事,但她不说什么,期待着,并感到害怕。从迁居这一事情上,再一次清楚表明焦虑的情感在她的心理障碍中占有很大的优势。正像她父亲去世后出现较平静的情况一样,当她感到害怕的事真正发生时,她就再次变得比较平静起来。但接着出现了三天三夜完全不睡不吃,多次想自杀(但只要她在花园里,就没有自杀的危险),敲碎窗户等,在幻觉状态中并未伴有“失神”——她能很容易地把它与其他的幻觉识别开来,在这以后她变得比较安静,让护士喂她吃饭,甚至晚上服下氯醛药。

在我继续说明这个病例前,我必须再回到描述她的怪癖方面,对此,我曾经仅仅提到过一次。我已说到此病至此,患者每天下午陷入困倦状态,日落时分后从前述阶段进入一较深的睡眠——“云雾状”(如果把这种规则的顺序归因于只是她照顾父亲数月的经历,似乎是有道理的。晚上她必须在父亲床边守候着,或焦虑地警觉任何动静,直至早晨;下午她躺下休息一会儿,这就像护士的通常习惯。这种晚上醒、下午睡的方式似乎继续保留在她患病的过程中,而且这种方式持续较长时间,其后被催眠状态所取代)。在深睡眠持续约一小时后,她变得烦躁起来,来回扔东西,总是闭着眼反复地说“痛苦,痛苦”。我们也注意到白天在她“失神”时,她如何明显地产生某些情境或情节,她用几个轻声低语的词汇显示其思路。接着先是偶然地,后是有意地发生这样的情况——当她在抱怨“痛苦”的同时,某一近在她身旁的人重复她的这些话中的一句时,她立即参与进来,开始描述某些情景或讲个故事,起始是迟疑的语无伦次的乱语,但时间愈长,则她的表达愈流利,以至于最终能很正确地用德语讲(这仅在她开始讲英语之前的早期)。她的故事总是悲伤的,其中有些还非常吸引人,在风格上犹如安徒生的没有图画的故事书,实际上它们可能按这种模式构成了故事。一般来说,其出发点或主要情节是一个女孩焦虑地坐在病床边。但她也编造与此很不相同的其他题材故事——在她完成叙述后不久便清醒过来,明显的平静或者如她所说“很舒适”。在晚上,她又变得烦躁,早晨,她在睡了两三个小时后,显而易见又纠缠到其他一系列观念中。——如果在傍晚催眠状态下,她因为某个理由不能告诉我她自己的故事,在这之后她就不能平静下来,而在次日,她必须为此向我讲两个故事。

这个现象的基本特征是:傍晚她的“失神”开始增长和加强,使她进入自动的催眠状态,她的想象所产生的作用如同心理刺激一样,在她被催眠状态下,当她向别人低语时,则能减轻或消除这种刺激状态,在观察她患病期间,这种情况持续了整整18个月。

在她父亲死后,她的情形自然更悲惨。然而,直至她的心理状态更加恶化时,她接着出现如前所述的催眠的梦游症(somnambulism)状态,而她傍晚的叙述中不再有那种多少带有随意产生的诗意,转而成为一串可怕和惊恐的幻觉(可能患者白天的行为使她处于这样的情况)。我已描述过,她在害怕和恐怖的激动中重现这些可怕的形象并用言语叙述出来后,她的心理是何等完全地轻松起来。

当她住在乡村,我不能每天访视她时,她的进展情况如下:通常我在傍晚去看她,这时我知道我能发现处于催眠状态下的她,而且我能把她从我上次访视后她所积累下来的所有想象的产物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倘使在这之后有良好的结果,这基本上是完全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她变得完全平静下来,次日她会很令人愉快,并容易相处,勤奋而且快活;但第三天她的情绪多变,对抗和不愉快,第四天这些情形变得更明显。此时,就不太容易与她交谈,即使在她被催眠状态下也不易交谈。她聪明地描述这个程序,并严肃地说这好像是“谈疗法”(talking cure),又开玩笑地称此为“扫烟囱”(chimney-sweeping)。她知道她在低语其幻觉后,她的所有的固执会消失——她称固执是她的“能量”(energy);而在间隔较长的时间后,她会发脾气,拒绝说话,而我则用催促和取悦于她的方式,诸如重复她习惯向别人讲故事的样子帮助克服她的不悦。但即使这样,她也不说话,直到她仔细地感觉到我的双手,满意地证实是我时,她才开始说话。那些晚上,她因言语陈述而没有平静下来,于是必须对她用一用氯醛。我曾偶尔试着把药用得早一些,但我只给她5克,在她入睡前她就进入陶醉状态,而且持续数小时。我在时,她呈欣快状态;我不在时,她就非常不舒服,表现出焦虑和兴奋(顺便说及这种陶醉的严重状态与她的挛缩无差别)。由于她在幻觉时的低语能使其平静,尽管不可能造成睡眠现象,因而我能避免使用麻醉剂;而她在乡村住时,尽管具备每种条件,在她不能达到催眠作用的那些夜晚是这样的不堪忍受,于是只得借助氯醛。但可以逐渐减少其剂量。

持续症状的梦游症不复出现。但另一方面,两种意识状态却交替持续着。在交谈当中她常产生幻觉,跑开去,开始爬树等。如果某人捉住她,她会很快地继续讲她中断的句子而不知在这间断中所发生的任何事。然而在催眠中,她所有这些幻觉都会浮现,并由她说出来。

她的病情总的来说有改善。她能吃食物而无困难,允许护士喂她;只是当她要面包,面包碰到她嘴唇时,她拒绝吃。腿的麻痹性挛缩消减许多。她的判断力也改善了,她逐渐地很依恋我的一位朋友,一位访视她的B医生。她从别人赠给她的一条纽芬兰犬中受益很大,而且她很喜爱这条犬,虽然她的爱犬偶尔会攻击一只猫,这时会明显看到这个脆弱的女孩左手拿着鞭子去赶走犬,拯救受害者。后来,她照顾一些穷人、病人,这对她有很大帮助。

在我从连续几周的假期旅游回来后,我收集到了致病原因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在她“失神”或“第二意识状态”期间所产生的观念情结发生令人兴奋的效果,证据的事实是在催眠期间的言语表达处置了这些情结。在这段间隔期间,我们没有对她运用“谈疗法”,因为不可能说服她对除我以外的任何人说出她的事,即使是她在其他方面很尊重的B医生也不行。我发现她处于深受困扰的精神状态,无活力、不顺从、脾气坏,甚至怀有恶意。从她傍晚叙述的事中逐渐清楚的是她的想象的诗意的心情已干涸,她叙述的内容愈来愈多地体现了她的幻觉。例如在她过去的日子里被激惹的事。这些事被披上想象的外衣,但只不过是一种刻板式的想象,而不是精工细作的诗一样的作品。但是在我安排把病人带回维也纳一周的时间里,每晚我让她对我说3至5个故事后,她的情况则变得好一些。当我结束这一做法后,我数周不在所积累下来的每一件事都处置好了。只是在这时,以前的节律重新建立起来;在她用言语陈述幻觉后的这一天,她顺从和快乐起来;第二天较多暴躁,较少顺从;第三天明显“脾气不好”。从她最后的陈述起,她的精神状态与时间消逝有密切关系。这是因为她的每一个想象中的自发内容以及与她病态心理中所吸收的每一事件都是一种精神刺激,一直持续到她处于催眠状态下能叙述出来,在这以后,这种心理刺激全无作用。

当病人秋季回到维也纳(虽然不是患病时住的房子)时,她的病情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可使人承受;只有少数经历,事实上是她有较深刻印象的经历,造成病理性的心理刺激。倘使她新受刺激的心理造成的持续负担能够经常用言语陈述加以预防的话,我满以为她会继续有更大的改善。但开始出现令我失望的情况。12月,她的心理状况明显变糟,她再次变得兴奋、沮丧和暴躁,她甚至没有“真正好的日子”,那时,甚至都不能察觉任何牵系她内心的事情。及至12月底,在圣诞节的日子里,她特别烦躁,整整一周,在傍晚时分,她不说什么新的内容,老是对我说那些在1880年(一年前)圣诞时,她在非常焦虑和紧张的情绪中所编织的想象性作品,当说完这个情景时,她就缓解了许多。

此时离她父亲去世及她卧床不起已有一年的光景。从这时起,她的健康情况变得更清楚了,并以非常奇怪的方式有条有理。她的意识交替状态具有这样的特点:从早晨开始,她的“失神”(即出现第二意识状态)总是在白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得更频繁;傍晚时分,她完全处于失神状态——这交替状态各不相同,这是因为第一个状态是正常的,而第二个状态是精神错乱的。然而,现在这两种状态的差别更大,因为在第一种状态下,她像我们正常人一样地生活着,这是在1881年到1882年的冬天,而在第二种状态下的生活是1880到1881年的冬天——那时她全忘了所有后来发生的事。而有一件事似乎大部分时间仍保留在她的意识中,即她父亲的去世。她是如此强化地被带回到过去的年代,在新房子里,她幻觉这是她的老房子,所以当她要走向房门口时,她敲打着火炉,因为在老房子里,门与窗的位置与新房子里门与火炉的位置是一样的。这种从一个状态转向另一个状态的变化是自发的,但也可通过任何鲜明的回忆过去年代的感觉印象而发生。只有当某人在她眼前拿着一个橘子时(橘子是她在生病初期主要的赖以生存的食物),才能使她从1882年回到1881年。但这种转回到过去年代的情况一般不会发生或方式不明显。她日复一日犹如生活在前一个冬天里。我只能怀疑其发生的情形,即在每天傍晚催眠期间,她所说的那些令她兴奋的事是否发生在1881年的同一天,她母亲保存的私人日记中证实了其1881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这种对前一年事情的再现持续至1882年6月为止。

这里,同样有趣的是观察到了这些属于她的第二状态的、回忆起来的心理刺激的情形,被移至较正常的第一状态中。例如,一天早晨,病人笑着对我说,她不知为什么对我很生气。幸亏有了日记,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确信这无疑是她又进入傍晚时分的催眠状态中:在1881年的同一天傍晚,我很惹病人生气。另有一次,她告诉我她眼睛有些问题,说是看到的颜色不一样。她知道自己穿的是褐色衣服,但她说看到衣服的颜色是蓝色。我们不久便发现她能正确而又清楚地区分视觉测试纸上所有的颜色,而只有在衣料颜色区分上有紊乱。理由是在1881年的同一时期内,她穿着睡袍忙于服侍父亲,而睡袍与现在衣料是同样的质地,但不是褐色,而是蓝色。还要附带说一下,经常看到的是这些经常出现的记忆显示了其先导的作用,她的正常状态的这种紊乱发生在第二状态前一些时间,而她的回忆则在她的第二状态中才逐渐地被唤起。[153]

她傍晚的催眠因此而成为沉重的负担,因为我们的交谈,要她不仅说出她当前想象的事,也要说出1881年的那些事和烦恼(所幸的是我当时就缓解了她那些当年想象的事情)。但是除此之外,急需病人及其医生要做的是以同样的方式处置其急剧增加的第三组单独的紊乱。1880年7月至12月,病人处于疾病的潜伏期,在这时出现的一些心理事件产生了完全的癔症现象,当她用言语陈述出来后,癔症症状便消失了。

在傍晚催眠中,当这种偶然和自发的言语陈述第一次发生时,持续相当长时间的紊乱即消失——我为此大惊。夏天在特别热的日子里,病人口渴异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发现她不能喝水。她原来本会喝下所要的一杯水,但当她的嘴唇碰到杯子时,立即推开杯子,就像患了恐水症一样。当她这样做时,她明显地有数秒钟的“失神”。她仅仅依靠如西瓜之类的水果为生,这减轻了她痛苦的口渴。这种情况持续了约6周。有一天,当她被催眠时,她抱怨过去未曾关心的那个讲英语、患同病的女士,并且以厌恶的神情不停地描述有一次她如何进入那个女士的房间,她的小狗——如此讨厌的家畜——在房里喝光了杯子中的水。那个女病人因出于礼貌,对此没说什么。当她在生气中进一步消耗了精力后,她停止了抱怨,要求喝水,毫无困难地喝完许多水,当杯子接触到她的口唇边时,她从催眠中醒来;从此这个紊乱的现象就消失了,不再重现。许多极端顽固的怪念头在她描绘其所引起的经历后,以同样的方式消失了。当她的第一个慢性症状以同样的方式消失时,她向前迈了一大步——她右腿的挛缩确实减弱了许多。这些发现即该病人的癔症症状方面,当病人处于催眠状态下,重现引起癔症的事件后,则症状消失,使这种方法可能达到治疗性的技术程序,而这种方法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系统应用上没有什么要求。在这个复杂的病例中,采取了分别针对每一个症状的方法;病人所出现的症状都以倒叙的方式描述,从病人出现睡眠问题开始,回到引起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的意外事件。经过这样的叙述之后,睡眠问题的症状就永久消失了。

用同样的方法,她的瘫痪性挛缩和麻木、视觉和听觉的各种障碍、神经痛、咳嗽、动作震颤等,以至最后她的言语障碍均“在谈话中治疗”。在视觉障碍中,我们是以下述方式分别处理的:例如内斜伴复视;两眼右偏,故当她伸出右手够东西时,总是指向东西的左侧;视野受限;中枢性弱视;视物显大症,看她父亲似看到死人的头;不能阅读。只有少数个别的现象(如左侧身体的瘫痪性挛缩)是由于卧床不起而引发的,在分析过程中,我们未予提及。事实上这些现象可能没有直接的心理原因。

我们明白在引出她的记忆中,要立即去除产生症状的诱因,这样一种简单的工作方式是非常不符合实际的。她不能发现症状的诱因,而且变得糊涂起来,则比起她能够安静和稳定地追溯她的记忆线索时,事情却进行得更慢一些。因为后一种方法,即傍晚催眠,由于她在述说其他两个经历时过度紧张和激动而花费时间太长,也由于回忆往事时需要时间才能使其达到栩栩如生,因此,我们发展了如下的程序。我通常在早晨访视她,对她用催眠术(在我的经验中使用的是非常简单的方法)。然后要求她把思想集中在我当时要治疗的症状上,并让她在思想出现时告诉我。患者则可能较快地进行叙述,并用简单的主题反映有关外界的意外事件,这些,我会均速记下来。在其后的傍晚催眠中,我用所记录的内容提示她,她会把这些情形向我做相当详细的解释。

下述实例将表明她完成这样的任务中的详尽方式。这是我们常规的经验,即当与患者说话时,她并没听见。可从下述的情形中得知患者听不见的习惯。

①当她的思想分散时,听不到某人进来。有108个标明日期、提及人和情景的详细例子反映这样的情况。第一个例子是听不到她父亲进来。

②当几个人在交谈时,她不理解。27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她的父亲,再就是她熟识的一个人。

③当她独自一人,并直接称呼她时,她没听见。50个例子。最初是她父亲徒劳地向她要些酒喝。

④因(在四轮马车内)被摇晃而听不见。15个例子。最初一例是她弟弟有一天晚上留神看病房门口动静抓住她时,生气地摇晃她。

⑤在嘈杂声中因惊吓而没有听见。37个例子。最初是因父亲不适当的吞咽而致一时噎塞。

⑥在深度的“失神”情况下没听见。12个例子。

⑦长时间十分注意地听着,以致当别人与她说话时,她完全听不见。54个例子。

当然,所有这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都可在她分心、“失神”或惊恐时而追溯以往的情况。但是在患者的记忆中,这些事件是如此清楚地区别开来,倘使在顺序上有错误,患者会亲自纠正,变为正确的顺序;倘使不能纠正,则其述说中会出现停顿。她所叙述的事情是那样的缺乏趣味和意义,却又是那么的详尽,以致使人毫不怀疑这些是编出来的。其中许多事情包含了真正内心的体验,所以无从查实;其余的(或伴随的情况)则是回忆在她周围环境中的人。

这个例子也展示了当一个症状被“谈话治疗”(talked away)时,总能观察到这样一个特征:当她讨论这个特殊症状时,该症状便强烈地出现。因此,在分析她听不见这个症状期间,她表现出是那样的耳聋,以致有时我不得不用书写的方式与她沟通。[154]首当其冲的诱发因素惯常是属于惊恐一类的经历,例如当她照顾父亲时,她所承担的细心照料。

回忆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患者会非常费力。时而,我们整个进展会停顿一些时间,这是因为回忆不能出现。这问题出在一种特别可怕的幻觉中。当她护理父亲时,她看父亲有一个死人的头。她和她周围的人记得曾经有一次,那时她外表看上去健康,她去看她的一个亲戚。她开了门后立即跌倒在地,不省人事。为了越过这个障碍使治疗获得进展,又让她再次访问同一个地方,在进屋时,她又一次跌倒在地不省人事。第二天傍晚的催眠中,这个障碍就逾越了。当她进入房内后,她看到挂在门对面镜子中她苍白的脸;不过她看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她父亲——有一个死人的头。我们经常注意到她抑制着可怕的记忆的出现,而这需要患者和医生强有力的克制。

在其他事情中,下述情况说明她的状态有高度的逻辑一致性。在这期间,正如已解释过的,患者晚上总是处于她的第二意识状态,即宛如处在1881年。有一次,她在晚上醒来,声称她又一次被带出家门,她变得非常兴奋,以致整个房子里的人都被吵醒。其中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在前一个傍晚,谈疗法消除了她的视觉障碍,而这也适用于她的第二意识状态。因此,当她在晚上醒来时,她发现自己在一个奇怪的屋子里,因为她的家已在1881年春季迁居。我想办法避免这类不愉快的事情,总是在傍晚(她要求时)蒙住她的眼睛,并提醒她不能打开遮物,直至第二天早晨,我亲自解开遮物。这种紊乱只重复了一次,当时患者在梦中哭,哭醒后睁开了双眼。

由于对她的症状的费力的分析是在1880年夏季的几个月中,这时正是她疾病即将开始的时期,所以我完全洞察了这个癔症病例的潜伏因素和症状的发生,在此我将简短叙述如下。

在1880年7月,当时她在乡村,她父亲患严重的胸膜下脓肿。安娜和她的母亲共同分担着护理父亲的责任。一天晚上,她醒来后极端焦虑病中的父亲,因父亲高热;她紧张地期待着从维也纳来的外科手术医生。她的母亲暂时走开一会儿,安娜坐在床边,右手搁在椅背上。她好似做了一个活灵活现的梦,看见一条黑蛇从墙上下来,朝向父亲,并咬着他(很可能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房后的田野里有几条蛇,以前曾惊吓过安娜,因此这给她的幻觉提供了素材)。她试图赶走蛇,但她好似瘫痪一样。她睡着时搁在椅背上的右臂发麻和轻瘫;当她看着自己的右手指时,就好像右手的手指变成了小蛇,指甲就如死蛇头(可能是她试图用局部麻痹的右臂驱赶蛇,而右臂的麻痹和轻瘫随后便与蛇的幻觉联系起来)。当蛇消失时,恐怖中的她试着祷告。但找不到语言:她舌头不能说话,最后她想到某些儿童用的英语祷词,[155]于是她发现能用这样的语言去想和祷告。火车的鸣笛意味着她所期待的医生的到来,于是发作停止。

次日,在一个游戏过程中,她把铁圈扔进灌木丛中。当她从灌木丛中取铁圈时,弯曲的树枝使她再现了她见到蛇的幻觉,当即她的右臂呈现僵直的伸展。自此以后,当她看到多少有点像蛇的物体后,就会发生同上述一样的情况。然而这种幻觉和挛缩只是在短暂的“失神”时出现,但从那晚以后,发生得愈来愈频繁(直至12月,病人完全衰弱至卧床不起,挛缩便持续存在)。由于某一特殊的事件,此事我在笔记中没有记录,也回忆不起来,病人右臂挛缩又波及右腿的挛缩。

从那时起,她逐步地形成自我催眠的“失神”状态。在我所描述的那晚后的第二天早晨,她正等着外科医生的到来,她陷入一阵“失神”的状态中,以致最后外科医生已进来了,她都察觉不到。她长期的焦虑干扰了她的进食,逐渐导致强烈的恶心感觉。此外,她的每一个癔症症状的引起实际上都是处于一种情感期。不能十分肯定是否每一个病人在那时都处于“失神”状态,但有可能是在她清醒状态下,她全然不知所发生的事。

然而,她的某些症状在她处于“失神”时似乎没有出现,而只是在清醒生活中以一种情感的方式出现;而如果是这样的话,则这些症状以同样的方式再发生。因此,我们能追溯所有不同的视觉紊乱,较清楚地区分各种致病原因。例如,有一次,当她坐在父亲床边含着眼泪时,父亲突然问她什么时间了。她不能看清楚,费了好大的劲把手表贴近眼前才看清。这时手表的表面似乎显得很大——由此说明引起她的视物显大症(macropsia)和内斜的原因,或进一步说,她尽力克服流泪,以使生病的父亲看不到这情景。

在一次争论过程中,她克制着不反驳而引起会厌**,以后在每一类似的情景中,该现象便反复发生。

她失去说话的能力是在(a)晚上出现的第一次幻觉后害怕的结果;(b)另一次,因(主动抑制)克制说话;(c)因某事而受到不公平的责备;(d)在(当她克制时)任何相似的情况下。有一次,她坐在父亲的床边,听到从邻居家传来的跳舞音乐声,突然觉得想去参加,通过自我责备,克制住这个念头,于是她出现第一次的咳嗽症状。从此,在她疾病的全过程中,她对任何明显节奏性的音乐的反应都是神经性咳嗽(tussis nervosa)。

我不禁后悔因我记录的不完整,我不能列举出所有的情景下她所出现的各种癔症症状。她亲自告诉我在每一个情景下所出现的症状,只有一例我在前述已提到的除外。我已说过,在她叙述每一个症状的第一次发生的情况下,该症状便消失。

她整个疾病也同样以这种方式近于尾声。病人自己做出坚决决定:在她迁居到乡村(6月7日)一周年的那一天,结束全部治疗。因此,在6月初,她用最大的精力投入“谈疗法”治疗中。在最后一天,通过有意的安排,即类似于她父亲的病房,她再次产生恐怖的幻觉——这已在前叙述过了,这也是形成她全部疾病的根由。在原始发生的情景下,她只能想,并用英语祷告,但在复制情景之后,她能够讲德语了。更有甚者,许多过去呈现的紊乱便都消失了。[156]在这以后她离开维也纳,做了短期的旅游;但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她才恢复完全的心理平衡,从这以后,她享有完全的健康。

虽然我省略了大量非常有趣的细节,但安娜·O的病史比需要诊断的癔症病史要庞大一些,而这些病史本身反映的是一种不寻常的特征。然而在描写病史时,不可能不进入其细节,而对我来说,其特征尤为重要,这也许就是这份较长的病史报告的一个借口。就如同棘皮动物的卵在胚胎学上是重要的,不是因为海胆是一种特别有趣的动物,而是因为它的卵的原生质是透明的,因为我们对它们的研究,明白了可使其卵的原生质变为不透明的[157]可能的程序。我对这个病例的兴趣完全在于非常清楚和可理解的病因方面。

当病人仍处于完全健康状态时,有两个心理特征是她以后患癔症的诱发因素:

(1)她单调的家庭生活和职业缺乏适当的知识性。这使她有过多的未被用的心理活力和能量,而她不断的想象活动是这种发泄的一个方法。

(2)这导致了一种“白日梦”的习惯(她的私人剧院),成为她心理人格分离的基础。然而,这种程度的分离仍在正常范围内。在多少带有机械式的职业中所出现的幻想和想法并不意味着病理性的意识分裂,因为若这些幻想和想法能被阻断,当他人对其说话时,则可回到正常的意识的统一,而且也不可能存在意识的缺失。然而,在安娜·O的病史中,这一习性是我所描述的焦虑和害怕情感的基础,曾使安娜从习惯性的白日梦转变成幻觉性的“失神”。很显然,她发病开始最早的特征是如此的完全,这已经呈现了其主要的癔症特性,在这以后仍维持不变几乎近两年之久。这些包括第二意识状态的存在,第一次出现时呈现短暂的“失神”,以后成为“双重意识”,因焦虑的情感致使她说话受抑,她发现在说英语诗句中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以后语言错乱,失去母语,代之以非常好的英语;最后由于右臂受压而致意外的麻痹,并发展成为右侧身体的挛缩性轻瘫和麻木。这其后的情感机制完全符合沙可的创伤性癔症的理论——轻微的创伤在催眠状态中发生。

而沙可在他的病人中实验性地引起的轻瘫立即稳定下来,在创伤性神经症中因严重外伤性休克也可立即引起轻瘫,而这个女孩的神经系统进行成功抵制长达4个月。她的挛缩及所伴有的其他紊乱仅在第二意识状态(second state of consciousness)中的短暂的“失神”时出现,处于正常状态时则能充分控制自己的身体和感觉,因此她和她周围的人都注意不到这一点,而她周围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安娜患病的父亲身上,结果转移了对安娜的注意。

然而,她的“失神”及完全的记忆缺失,并伴随愈来愈多的癔症现象,这些症状从她第一次幻觉样的自我催眠后出现得愈益频繁,故相同类型的新的症状的形成的机会就增多,那些已经形成的症状则由于反复的出现而变得愈益顽固。此外,逐渐发生这些情况,病人在任何突然痛苦的情感下,都产生同样“失神”的结果(尽管事实上,这种痛苦可能在每一个病例中引起暂时的“失神”);偶然的巧合造成病理性的联想和感觉或运动的紊乱,并伴随着情感的出现。但到现在为止,这只发生在一瞬间。在病人卧床不起前,她已发展到出现全部癔症现象的症状群,但无人知晓。只是在病人由于缺乏营养、失眠和长期焦虑而耗竭才完全垮了下来;只是在病人较正常状态,更多的时间处于第二意识状态时,癔症现象才延伸到了正常状态中,并从间歇性的急性症状发展到慢性症状。

现在提出的问题是病人的陈述究竟多少是可信的,其现象的诱因和起因方式是否如其所述的那样。考虑到较重要和较基本的意外事件,她的陈述对我来说,似乎信服大于疑问。至于症状在“谈话治疗”后得以消除,我不能以此作为证据;用暗示来解释可能会很好。但我总是发现病人说的是完全真实的、可信赖的。实际上,她告诉我的一些事是她最郑重的情况下所提供的,无论她说的什么内容,经他人核对,也完全得到肯定。即使再高天赋的女孩,也不可能编造一套这个病史中所出现的、内心如此连贯的资料。然而,无可争议的是这种精确的连贯性导致她(以充分的保证)把某些症状归因于实际上不存在的一种诱发原因。而我认为这种怀疑也是不公正的。这么多的病因非常不明显,涉及的联系这么多不合理,促使对其现实性提出争议。病人不明白怎么会是舞蹈音乐使她咳嗽;这样的一种解释是太无意义去深究了(顺便说一下,对我来说似乎很可能这样,她每一个良心上的痛苦带来的是经常的会厌的**,她感到一种运动上的冲动,因为她非常喜欢跳舞,是运动冲动感把这种会厌的**转变成为神经性呕吐)。因此,我的观点是病人的陈述完全值得信赖,是符合事实的。

现在,我们必须考虑有多少可信的理由想象癔症的产生在其他病人中也是以同样的方式,以及尽管没有截然分明的第二意识状态,但是过程是相似的。我进一步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目前的这个病例,正如我所叙述的,若不是在催眠状态下让她回忆某些事及与这些事有关的特性,则病人和医生对癔症发展的情节均全然无知。病人处于清醒状态下时对此是全然无知的。因此在其清醒状态下检查时也不能获得在其他状态下所发生的资料。我已指出目前这个病人对周围的那些事物基本上不能察觉。因此,对于其他病人来说,只能采用像给安娜·O那样的治疗程序,即给予自动催眠而发现他们的病情。暂时我们只能阐述的观点是较多地描述类似于这里所述的一系列意外事件,较少去理解至今使我们猜测的有关的病理机制。

当病人被禁锢在床时,她的意识持续在正常的和“第二”状态之间摆动,许多癔症症状群原本是分别引起的,并处于潜伏之中,现成为我们所见的病症的特征,即慢性症状。这些新增加的一群现象似有不同的源处:她的左侧肢体的麻痹性挛缩和抬头肌肉的麻痹。我把这与其他现象区别开来,因为一旦这些现象消失,则不再重复,即使在其他所有症状停止某些时间后,重又活跃起来,这些现象也不会以短暂或轻微的方式在结束期和恢复期中出现。同样,它们也不会在催眠分析中出现,而且不会再追溯到情绪或想象方面的根源。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它们的出现不是出于像其他症状那样相同的心理过程,而是归因于构成癔症现象的躯体症状在未知情况下的继发性的延伸。

在经历了整个疾病后,她的两种意识状态并驾齐驱地持续着:第一种意识状态中,她的心理很正常;第二种意识状态中,那丰富的想象内容和幻觉、大的记忆中断、缺乏抑制和控制联想很可能与梦有关联。在第二种状态中,病人精神错乱。病人的心理状况完全取决于从这种第二状态闯入正常状态,这点至少在癔症性精神病方面是相当清楚的。在傍晚,每一次催眠下所提供的证据表明病人的思想完全清晰、有组织,而且是正常的,因为她的情绪和意志方面没有那种第二状态下“潜意识”刺激的产物。[158]而特别明显的神经症在吐露心事、卸下心理负担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还表明在程度上那些产物影响着她“正常”状态下的心理活动。因此难免这样说:病人出现两种人格的分裂,一种是心理正常,另一种是精神错乱。我认为这个病人的两种截然分明的状态较清楚地显示出许多其他癔症病人方面存在的大量不能解释的问题。特别令人注意的是安娜·O病史中,她的“坏自我”(bad self)的产物——正如她自己所称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她正常神志下的道德习性。如果这些产物没有不断地被处理,我们则面对着恶毒类型的癔症如执拗、懒惰、令人不快和病态的本性;在去除那些刺激后,她那与上述相反的真正的本性总是能立即再现出来。

尽管她的两种状态是如此截然分明,然而,第二状态不仅闯入第一状态(这毕竟是真实的,而且即使当她处于非常糟糕的情况下),一个眼光锐利和镇定的观察者,正像她说的那样,坐在她脑海的一角旁观察所有疯狂的事情。当精神病实际上在发展时,会发现这种清晰思维持久地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表达着。当癔症现象停止后,病人此时经历一段暂时的忧郁,她产生许多像孩子样的害怕和自责,在这些想法中,她完全不是生病,而且所有的事都是假想的。正如我们所知,经常有这种类似的观察。当这类障碍被清除后,两种意识状态又合二为一,病人回首过去,以未分裂的人格看待自己,知道自己所有的愚蠢举止;他们认为如果当初自己想要预防的话,他们是能够预防的,因此他们感到自己好似有意做了所有这些恶作剧。应当补充的是在第二意识状态期间,持续存在的这种正常的思维必然有大量的波动,也必然会经常地完全丧失。

我所描述的这个惊奇的事实是从疾病的开始到结束。所有从第二状态下引起的刺激,再加上其结果,在催眠下作出言语表达便永久地消失了。我只能补充强调一下这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我对患者使用了暗示。它使我完全大吃一惊。直至我对所有癔症病人使用这个方法去除症状后,我才因此而发展了这样一种治疗性的技术。

癔症的最后治疗还须多说几句话。如我已述,癔症病人的心理状况伴随着不少的紊乱和破坏。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即她在第二意识状态下已静止不动的许多产物现已强行进入意识状态下;虽然在第一状态下能回忆起仅在第二状态下发生的事,然而这些事毕竟影响和扰乱其正常的状态。在其他病例中是不是会有同样的情况,其长期的癔症是否发展成精神病[159],仍有待于我们观察。

病例二 埃米·冯·N夫人,40岁,来自利物尼(弗洛伊德)

1889年5月1日[160],我接受了一个约40岁女士的病例,她的症状(symptoms)和人格(personality)使我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在她身上花了许多时间,并决定为她的康复尽我能做的一切。她是个癔症病人,能非常容易地被催眠进入梦游症中;当我逐渐意识到这点时,我决定在催眠中应用布洛伊尔的研究技术。该技术在他的第一个病人成功的治疗中已给予我启示。这是我第一次试图应用这一治疗方法。但是我远远不能掌握它;事实上,我既没有对症状做十分充足的分析[161],也没有十分系统地进行研究。兴许我通过呈现治疗最初三周每晚所记的笔记而能很好地描述病人的情况和我的医疗程序。这以后的经验使我较好理解的方面,我将用注解和插入评语的方式使病史具体化。

1889年5月1日,当我初次见到这个女士,她正躺在沙发上,头枕在皮靠垫上。她看上去仍年轻,善于修饰边幅,富有性格。她的脸显出紧张和痛苦的表情。眼睑肿着,双眼神情沮丧,前额双眉紧皱,鼻唇沟较深。她说话语调低,好似有困难,言语中不时有**性的停顿,好像结巴一样。她的手指不停地乱动,宛如手足徐动症(athetosis)。她的两只手紧握着保持一种状态。脸和颈部的肌肉常有抽搐样的运动,特别是右侧胸锁乳突肌的**很明显。还有,她常用嘴发出吧嗒声而阻断自己的说话,这种声音却又不是模仿。[162]

她向我述说的事十分连贯,显示出她不同寻常的教育和智力程度。似乎十分奇怪的是每过2至3分钟,她便突然停下来,扭曲着脸,现出恐怖和厌恶的表情,向我伸出她的手,张开并弯曲着手指,用不同的声音,充满焦虑地惊叫着:“保持安静!不要说任何话!不要碰我!”她可能受到某些反复出现的恐怖幻觉的影响,用这种方式把侵入脑海中的某些事驱赶掉。[163]这些插话都是突然中止,她在说这些话时,不表现任何片刻的兴奋,也不对她的这一行为做出解释或致歉——她可能没有注意到自己这样的插话。[164]

在了解到她的情况后,我懂得了其中的一些缘由。她的家族来自德国中部,但两代人在俄罗斯的柏尔蒂克省定居,在那里拥有大量的财产。她是家庭中14个孩子中的第13个。但其中只有4个孩子存活。虽然她受到精心的抚养,但受到精力旺盛而又严厉的母亲的严格管训。当她23岁时,她与一位非常有天赋和能干的男士结了婚,这位男士是一位显赫的大实业家,但比她年长许多。婚后不久,丈夫死于中风。鉴于此,再加上抚育两个孩子的任务,现在两个孩子分别为14和16岁,她俩常有病,并遭受神经过敏方面的困扰,她把这些都归因于自己的疾病。自她丈夫14年前去世以来,她一直患有不同严重程度的疾病。4年前,经过一个疗程的按摩,并结合电浴治疗,她的情况暂时有所改善。除此之外,她所有增进健康的努力均告失败。她很频繁地旅游,并有许多爱好。目前她住在柏尔蒂克靠近大城镇的一个乡间宅第里。[166]数月来,她再一次病得很严重,患抑郁和失眠,并受疼痛的折磨;她去了阿巴兹[165]希望改善病情,然无济于事。近6周,她一直在维也纳,至今由一位杰出的医生照顾。

我建议她应与两个女儿分开,她们有自己的保姆;她应住到疗养院去,这样我可以天天去看她。她同意这个建议,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5月2日傍晚,我在疗养院访视了她。我注意到无论何时,当她的房门被出乎意料地打开时,她都会强烈地突然受惊。因此我要求护士和该院医生访视她时,应很响地敲她的房门,等她说可以进来时才进去。但即使这样,每次任何人进她房间时,她仍有怪相并惊跳起来。

今天她主诉她的左腿发冷和疼痛,并发散到髂脊以上的背部。我嘱她一天两次热水浴,然后我对她做全身按摩。

她是施行催眠术的一个很好的被实验者。我只要面对着她,握住她的1个手指,命令她入睡,她就陷入迷茫和糊涂的样子。我暗示她只要睡得好,她的所有症状将会改善等。她闭着眼但清楚地集中注意听着这些话,她的面部逐渐放松,显得平静的样子。在这第一次催眠后,她对我的话保留了模糊的记忆;但在第二次完全的催眠的梦游状态中伴有记忆的缺失。我曾告诉她我要对她作催眠,她说对此无困难。过去她没有作过催眠,但很可能她已读过有关催眠术的书[167],尽管我不能说出关于催眠状态她会有哪些观念。

一天两次的热浴、按摩及催眠持续了几天后,她睡得很好,外表看起来也好一些,白天大部分时间安静地躺在**。我不限制她去看孩子们,阅读或处理她的信件。

5月8日早晨,她以十分明显的正常状态接待了我,讲了有关动物的可怕故事。她读了放在她前面桌上的《法兰克福报》中的小说,一个关于一名学徒如何绑住一个男孩,把一个小白鼠放进男孩嘴里的故事,这个男孩因恐怖致死。K医生告诉她已把所有的小白鼠送到梯比利斯(格鲁吉亚城市)去了。当她告诉我这些时,恐惧的每一种体征都表现出来。她几次紧握和放开两只手,说着:“保持安静!不要说任何话!不要碰我!”“好像有一个老鼠样的动物在**。”(她颤抖着说)“想想看,当打开一个盒子时,在一群老鼠中有一只死鼠已经腐烂!”

在催眠期间,我试图驱散她这些动物的幻觉。在她入睡时,我拿起了《法兰克福报》。我发现了有关那个男孩被虐待的轶事,但没有任何有关老鼠的事。因此这些是她在阅读时的谵妄中引出的。(我在傍晚的谈话中提到了白鼠,她对白鼠全然不知,表现出非常的惊奇和真心的大笑。[168])

下午,她出现了她自称的“颈部**”[169],然而,正如她所说,“仅持续了几小时”。

傍晚,在催眠下,我要求与她谈话,在经过一些努力后,她能继续与我对话。她说话较轻,每次回答前稍有停顿。她的表情随着她议论的主题而变化着。我根据她所说的给予暗示,当即她就镇静起来。我问她为何如此容易受惊,她答道:“这与我很年幼时的记忆有关。”我问她什么时候,她又说:“最初是我5岁时,我弟弟和妹妹经常向我扔死的动物。那是我最先有的晕倒和**。但我姑妈说这是不光彩的事,我不应当有那样的发作,因此我不再有那样的发作。当我7岁时,我又被惊吓,当时我出乎意外地看到了我妹妹躺在灵柩中;8岁时,我弟弟经常披着床单,扮成鬼来吓唬我;9岁时,我看见姑妈在灵柩里,她的下颌突然掉下来,我再一次地受到惊吓。”

她这一系列的创伤性诱发原因回答了我所问的为什么她易于受惊吓的问题。这些事在她记忆中清晰可见,但她不能很快地回忆这些儿童时代不同时期的意外事件,在我问她答之间出现一短的停顿间隔。在每一个单独的故事结束时,她全身骤然一抽,显出害怕和恐怖的样子。在前述的一个故事结束时,她张开大嘴,用力呼吸。她在描述可怕的经历使用词语时出现发音困难,并且在其间有气喘,过后她的面容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