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关于抵抗、压抑、潜意识、**的病源学意义（the aet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sexual life）及幼儿期经验的重要性等这些理论，构成了精神分析理论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在这几页篇幅中，我只能对这些要素分别进行描述，而不能涉及它们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现在我只好转到在分析方法的技术方面逐渐发生的变化上来。

我最先采用通过坚持和鼓励来克服患者抵抗的那些方法，对于帮助我获得对所期望内容的初步的一般了解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结果却证明，这一方法使我们双方都过于紧张，而且还很容易招致某些明显的批评。因此，这种方法便让位于另一种在某种意义上相反的方法。我改变了那种鼓励患者就某一特殊主题进行叙述的方法，而是让他们进入一种“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的过程，就是说，脑子里出现什么就说什么，不给患者的思路以任何有意识的引导。这里最关键的是，患者应该保证逐字逐句地说出他自我知觉到的一切事情，而不能以某些联想不够重要、或者不相干、或者根本没有意义等为理由，并屈服于这些理由而企图将其搁置一边，不把它说出来。没有必要明确地反复要求患者坦率地报告自己的思想，因为这是整个分析治疗的前提。

这种将患者置于精神分析基本规则指导下的观察的自由联想法，竟然取得了预想的效果，即将抵抗所阻止的被压抑材料带入意识之中，这似乎有些出人意料。然而，我们必须记住，自由联想并非真正的自由，即使患者并不把他的心理活动引向某一特定主题，但他仍然处于那种分析情境的影响之下。我们完全有理由假设，与这一分析情境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绝不会进入他的联想之中。他对再现那些被压抑材料所进行的抵抗，将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第一，表现为批评性的反对意见。精神分析的基本规则被创造出来，正是为对付这些反对意见的。但是，如果患者遵守了这一基本规则，并且因而克服了他的沉默不语，那么这种抵抗将会找到另一种表现方式。它将这样来安排：使那些被压抑材料本身绝不会进入患者的思想之中，而是用某些近似于它的内容以暗喻的方式出现。这种抵抗越大，距离分析者所寻求的真正思想越远，患者只好报告那种替代联想。如果分析者镇静自若地倾听，对这种联想流不做出任何强迫性努力，并且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可能出现的报告内容有个一般的认识，他可以根据两种可能性对患者所暴露出来的那些材料加以利用。如果这种抵抗较弱，他便可以从患者的暗喻之中推断出潜意识材料本身；或者如果这种抵抗较强，他则可以从那些联想之中识别其特征，因为这些联想似乎离正在进行的这一主题越来越远，所以他应该就此向患者进行说明。然而，揭露抵抗是克服它的第一步，因而分析工作还包括一种解释技巧。成功的分析需要机智和熟练，这些都是不难学会的。但是，自由联想优越于早期的那一方法的，并不仅仅是节省了工作量。它尽可能地不向患者施加任何压力，它绝不失去和当时实际情境的联系，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证：不忽视这一神经症机制之中的任何因素，也绝不因分析者的期待而向这一机制之中强行加入任何东西。分析过程和材料安排基本上完全由患者来决定，这样一来，对于特殊症状或情结的任何系统处理都成为不可能的了。与使用催眠法和促进法（the urging method）时所发生的过程完全不同的是，互相联系的材料可能在治疗过程中的不同时间和不同关节点出现。因此，对旁观者来说——尽管事实上决不允许有任何旁观者——分析治疗好像完全晦涩难解。

这一方法的另一个优越之处在于：它从不需要中断。就其特征来讲，只要不规定什么条件，那么从理论上来说，肯定能够一直产生联想的。然而事实上，有一例患者出现了绝对定期的中断。但是正因其非常独特，所以也可以对它进行解释。

现在，我转到了对某一个因素的描述上来。这个因素为我的分析描述增加了一个基本特征，在技术和理论上，它同样应该被作为最重要因素来对待。在每一次分析治疗过程中，并非医生有意而为，但却都要在患者和分析医生之间出现一种强烈的情绪关系，它并不能由那一实际情境加以解释。这种关系可能具有积极的特征，也可能具有消极的特征，并且可能在一种从狂热的**到蛮横的顶撞和怨恨的激烈表现之间进行变化。这种移情（transference）——这是其简称——不久便在患者心中替代那一被治疗愿望，并且只要其充满**而有节制，它便可能变成医生影响的动力，其作用比那一联合分析工作的主要动力不相上下。后来，当移情变得热烈起来，或者变为敌视情绪时，它就成了抵抗的重要工具。这样一来，它便可能麻痹患者的联想力，并危及治疗的成功。然而，企图回避它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没有移情的分析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假定，移情是因为分析而产生的，没有分析便不会发生移情。移情只不过是通过分析才得以被揭露、分离出来罢了。它是人类心理的一种普遍现象，正是它决定了所有来自医疗过程的影响力的成败，并且事实上支配着每一个人与其人类环境之间的整个联系。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辨认出，它与催眠医生所称为“易受暗示性”（亦译“暗示感受性”，suggestibility）的那个动力因素是同一个东西。“易受暗示性”是催眠情感协调（rapport）的动力，其无数的行为也给宣泄法带来了困难。如果像这样的情绪转移意向没有出现，或者移情完全变成了消极的东西，就像发生在早发性痴呆或偏执狂中的那种情况，那么我们也就不可能通过心理途径对患者发生影响。

确实，精神分析同其他心理治疗方法一样，也使用了暗示（或移情）这种手段。但差异之处在于：在分析过程中，在决定治疗结果方面，不许它起决定性作用，它只是被用来诱导患者完成一个心理工作——克服他的移情-抵抗，这一工作包括他的心理结构中的一个持久的替换过程。分析医生要使患者意识到移情现象，并且要让他相信：在他的移情态度（transference-attitude）中，他正在重新体验在儿童时期的被压抑期间产生于他的最早对象依恋之中的一些情绪关系，从而以此使移情结束。这样，移情便由抵抗的最强烈武器，转变成为精神分析治疗的最好手段。然而，移情的操作仍旧是最困难的，同时也是精神分析技术中最重要部分。

借助于自由联想法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解释技巧，精神分析成功地取得了一个成果。这一成果看来好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事实上它必然在科学思想中导致一种全新的态度和一种新的价值标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可能来证明，梦是有意义的，并发现它的意义是什么。在古代，梦被赋予极重要的意义，人们认为它可以预言未来。但是现代科学却与梦毫无关系，只是把梦交给迷信，并且宣布梦是一些纯粹“躯体的”（somatic）过程——是一种不是熟睡的心理颤搐（a kind of twitching of a mind that is otherwise asleep）。任何一个曾经做过严肃科学工作的人，却以一个释梦者的身份出现，似乎相当地让人不可理解。但是，由于不顾把梦排除出科学领域的认识，把梦看作还未作出解释的一些神经症症状，看作一些幻觉的或强迫的思想，略去其明显的内容，把其独立的形象组成成分转变成一些自由联想的主题，精神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做梦者所产生的那些无数的联想，使我们从中发现了一种不能再被描述为荒谬和混乱的思想结构。这种思想结构应被看作一种完全正当的心理产物，其中的“显梦”（manifest dream）只不过是一种被歪曲、缩略和误解之后的改装（a distorted，abbreviated，and misunderstood translation），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种视觉形象的改装（translation）。那些“潜隐梦念”（latent dream-thoughts）包含了梦的意义，而它的显梦内容只不过是一种伪装（a make-believe）、一种表面现象（a facade）而已。这些显梦内容只能作为联想的起点，而不能作为解释的起点。

这样便产生了整整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回答。其中最重要的是，梦的形成是否有动力，它在什么条件下发生，潜梦的意念（这些意念总是含有意义）通过什么方法才能转变成为梦（亦即显梦内容，这种梦常常是没有意义的），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等等。我曾经试图在《释梦》中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这本书出版于1900年。我在这里只能对我的研究结果作最简练的概述。在通过对梦的分析所揭露出来的那些潜隐梦念进行稽查之后，可以发现，其中必有一个隐意从其他各种思想作为背景中突显出来，而作为背景的这些其他各种思想对做梦者来说既是明白易懂的，也是完全熟知的。后面这些作为背景的思想乃是是觉醒生活的残余（专业名称为“日间残余”，day’s residues），但从这些思想作为背景中突显出来的那个隐意，我发现它是一种愿望冲动，而且常常是一种非常令人讨厌的冲动。这种冲动在做梦者的觉醒生活中不会出现，因此他惊讶或愤怒地对此不予承认。正是这种冲动才是梦的实际构造者：它给梦的产生提供能量，并且利用日间残余作为材料。如此产生出来的梦，代表着冲动的一种满足情境，它是其愿望的满足。如果不存在某种类似于睡眠状态的东西的支持，这一过程便不可能发生。睡眠所必需的心理前提，是把自我集中在睡眠的愿望之上，并把心理能量从所有那些生活兴趣之中撤回。由于与此同时，所有那些通往能动性的道路都被堵死，自我便也能够减少它在其他时间用以保持压抑的（能量的）消耗。于是，这一潜意识冲动便利用这种夜间的压抑松懈，以随着梦一起挤进意识之中。但是，这种自我的压抑抵抗在睡眠中并未消除，而只是有所减弱，其中一部分仍然处于对梦的稽查状态，并阻止这种潜意识冲动以其直接的形式表现自已。由于对梦的稽查（censorship of dreams）很严厉，这些“潜梦的思想”不得不被改装和削弱，以便使这一被禁止的梦的意义难以辨认。这便是对梦的歪曲（dream-distortion）的解释。这也可以解释“显梦”的那些最显著的特征。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宣称：梦是一种（被压抑）愿望的（伪装的）满足。大家现在便会清楚：梦的构成很像一种神经症症状，它是在一种被压抑冲动的要求与自我的一种稽查力量的抵抗之间妥协的结果。因为它们起源相同，所以同样地晦涩难解，同样需要解释。

做梦的一般功能不难发现，其目的是通过一种抚慰性行动，而挡开往往唤醒睡眠者的内外刺激，以此来保护睡眠不被扰乱。外部刺激是通过赋予其一种新的解释，并将其编造成为某种无干扰的情境被排除的。本能要求所引起的内部刺激的被挡开，则是由睡眠者给其充分的自由，并允许其以梦的形式得到满足，只要那种潜梦的思想服从稽查的控制。但是，如果潜隐梦念有逃脱的危险，而且梦的意义变得太明显时，睡眠者便会中止做梦而惊醒（这种梦通称为“焦虑的梦”anxiety-dreams）。如果外部的刺激太强烈而难以挡开时，做梦的这种功能也会同样失败（这种梦就是所谓“唤醒的梦”，arousal-dreams）。我把这一过程称作“梦的工作”（dream-work）。这一过程在稽查的合作之下，把那种潜隐梦念变成梦的明显的内容，它包括一种处理这种前意识思想材料（the preconscious material of thought）的特殊方法，以便使其组成成分得以压缩（亦译“凝缩”，condensed），将心理重点得以置换（displaced），并使其整个地被改装为视觉形象或被戏剧化（dramatized），并且通过一种骗人的润饰（secondary revision）而使这一过程得以完成。梦的工作是发生在心理潜意识深层的那些过程的极好范例。它与我们所熟悉的那些正常的思想过程差别甚大。它也表现出了一些古老的特征，例如借助于象征作用（symbolism,主要与性欲方面有关）。因此，象征此后已有可能也在其他心理活动领域内得以发现。

我们已经解释过，梦的潜意识本能冲动与日间残余有关，与某种没有解决的觉醒时的生活兴趣有关，并因此赋予了由它制作而成的梦以对分析而言的双重价值。从一方面看，经过分析之后，梦原来是一种被压抑愿望的满足；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它又是前一天的某种日间的前意识活动的继续，并因而可能包含了这种日间活动的各种各样的主题，并表达出一种意向、警告、思考，或者再一次表达出某种愿望的满足。分析工作必须同时在这两个方向上对梦加以利用。首先，把它作为一种了解病人的意识内容及其潜意识过程的一个手段；其次，也从如下这一事实获益，即梦可以接近那些被忘记的儿童时期的材料，所以幼儿时期的记忆缺失，在释梦工作的配合下，大部分都可以克服。在这方面，梦完成了一部分以前由催眠术来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从未坚持过人们常常归之于我的这样一个主张，即梦的解释工作证明，所有的梦都有性欲的内容，或者都来自性欲的动力。很容易看出，饥、渴或者是排泄的需要等，也都可以产生满足的梦，正如同任何被压抑的性冲动或自私冲动能产生满足的梦一样。在这方面，小孩子可以给我们的梦理论之有效性，提供一个便利的检验。在小孩子身上，各种心理系统还没有明确区分，那些压抑还没有深化，所以我们常常发现，他们的梦，只不过是觉醒生活中留下来的愿望冲动的毫无掩饰的满足。在某些急需的影响之下，成人也可能产生这种幼儿型的梦。[177]

精神分析不仅利用释梦，而且还以与释梦同样的方式利用关于人们所犯的无数的小失误和错误的研究资料——这些小失误和错误，通常被称作症状性行为（symptomatic actions）。我写了一系列论文来调查这一课题，这些文章以《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为书名，第一次以书籍的形式出版于1904年。我在这一广为流传的著作中指出：这些现象并非偶然，它们需要超出生理学之外的说明，它们是有意义的，是可以进行解释的。人们完全有理由从中推断出一些被抑制或被压抑的冲动和意向的存在。然而，构成释梦及后面这种关于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研究的极大重要性的，并非在于它们给予分析工作的那种帮助，而在于其另外一个特征。以前的精神分析只关心解决病理学现象，并且为了对其进行解释，还常常被迫提出一些假说，这些假说的包罗万象的特点，与我们正在研究的那些实际材料的重要性完全不相称。但是，当它涉及到梦时，它就不再是去处理一种病理学症状，而是要处理可能发生在任何健康人身上的一种正常的心理生活现象。如果梦能被证明其构成与一些症状相似，如果对其所作的解释同样需要这些假说——如冲动压抑、替代形成（substitute-formation）、妥协形成（compromise-formation）、把意识与潜意识划分成各种心理系统等——那么，精神分析就不再是精神病理学领域内的一种从属性科学了。确切些说，它是一种对于理解正常人的心理活动同样不可或缺的新的深层心理科学的起点，其假设和研究成果可被带入其他心理事件领域之内。从而，一条道路展现在这门科学的面前，并远远地朝着具有更广泛兴趣的领域扩展。

五

在这里，我必须暂停对于精神分析内部发展过程的叙述，而转向其外部历史。到目前为止，我对精神分析的发现所作的描述，绝大部分与我自己精神分析工作的成果有关，但我也在自己的故事中补充了很多后来的材料，而没有把我本人的贡献和我的学生及追随者的贡献区别开来。

自从同布洛伊尔分手之后，约十多年时间里，我一直没有追随者，完全是孤立的。在维也纳，大家都回避我，国外也无人注意我。1900年出版的《释梦》，专业刊物上几乎没有任何评论。我曾经在《精神分析运动史》这篇论文里，提到过与那个诊所（我在这里讲过学）里的一位助手的一次谈话，把它作为维也纳精神病学界所持态度的一个例子。这个助手曾经写过一本书，反对我的理论，但他从未读过我的《释梦》。诊所里有人告诉他说，这本书根本不值一读。就是这个人，从那时起就成了教授，他竟然拒绝承认我所提到的那次谈话，企图使人们从根本上怀疑我的记忆的准确性。我现在只能说：我仍旧坚持我当时那一陈述的每一个字。

当认识到这一理论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反对时，我的敏感程度便大大降低了。而且，我的孤立也渐渐结束。首先，维也纳的一小部分学生聚集在我的周围；接着，1906年后，传来这么一个消息说，苏黎世的精神病医生布洛伊勒（E.Bleuler）[178]、他的助手荣格（C.G.Jung）以及其他一些人，对精神分析很感兴趣。于是我们开始了彼此之间的私人交往。1908年复活节，因为这门年轻的科学而走到一起来的这些朋友们在萨尔茨堡见了面，一致同意今后定期举行类似的非正式会议，并商定出版一个刊物，由荣格负责编辑，刊名为《精神病理学和精神分析研究年鉴》。该刊物在布洛伊勒和我的指导下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停办。同时，瑞士的精神病医生也加入了这一运动，整个德国也开始对精神分析发生兴趣。精神分析成为大量评论文章和科学会议上的热烈讨论的主题。但它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得到过友好的欢迎，甚至连持有仁慈的中立态度的人也没有。在对精神分析进行了最短暂接触之后，德国的科学界开始团结起来反对它。

甚至直到今天，关于精神分析是否将会对精神病学、心理学及一般而言的精神科学具有如何重大的价值，我当然也还不可能预言后世的最终评价。但是我相信，当人们撰写我们所经历的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德国科学界将没有理由因为它的那些代表人物而感到骄傲。我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过精神分析这一事实、或者他们反对精神分析时所采取的那种武断的方式而耿耿于怀。这两件事情很容易理解，它们只不过是预料之中的事。不管怎么说，他们并没有给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的名声带来什么疑点。但是，就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傲慢的程度来说，就其无道德心的不顾逻辑性来说，就其攻击的粗鲁和无礼来说，绝无原谅可言。也许有人说，在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之后的今天，我这样随意地发泄自己的感情太幼稚可笑。如果不是因为有几句话要补充，我也不会这样生气。几年之后，在世界大战期间，当敌人群起谴责德国民族的野蛮时——这种谴责概括了我上面谈到的全部内容——想到自已的经历不允许我对这些谴责进行反驳，我的感情还是受到了极大的伤害。[179]

一个反对者[180]夸耀说，当他一与患者谈论任何与性有关的事情时，便使患者马上沉默不语，而且，他显然还认为，这一技术使他有权利评价性欲在神经症病源学中的作用。除了情绪抵抗外——情绪抵抗可以如此容易地由精神分析理论进行说明，以致于它们不可能引起人们的任何误解——在我看来，妨碍取得一致认识的重要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反对者们把精神分析看作我的推理想象的产物，而不愿意相信那种促使这一理论得以形成的长期、耐心和没有偏见的工作。由于他们认为，精神分析与观察或经验无关，所以他们相信，他们自己完全有理由不需要通过经验而对它加以否定。而其他那些不太相信这一理论的人，在他们所进行的抵制中也重复了那个传统的伎俩：不用显微镜观察，以免看到他们以前所否定过的东西。当被迫对某一新的主题形成自己的判断时，大部分人的举动竟然如此荒谬，这实在令人吃惊。多年来，一些“仁慈的”批评家一直在劝告我，甚至今天还能听到这样的劝告，精神分析如果不是从那儿开始毫无理由地进行夸大和泛化的话，它肯定已经发展到这样或那样的一个阶段了。我知道，尽管最难不过的就是确定这一阶段究竟在哪儿，但是这说明，这些批评家就在几周或几天之前还对整个这一主题完全无知。

官方对于精神分析的强烈谴责的结果，是使得精神分析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1910年于纽伦堡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根据弗伦茨的建议，分析家们成立了一个“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这个协会分成一些地方分会，但是共同接受一个主席的领导。协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今天仍然存在。现在共有这么一些分会：奥地利、德国、匈牙利、瑞士、英国、荷兰、俄国和印度，美国有两个。[181]我安排让荣格担任第一任协会主席，但这一决定后来证明是最错误的一着。同时，第二个精神分析刊物创刊，刊名为《精神分析中央学报》（Central Journal for Psycho-Analysis），由阿德勒（Adler）和斯泰克尔（Stekel）编辑。不久又创办了第三个刊物《意象》（Imago），由两位非医学界的精神分析学家萨克斯（H.Sachs）和兰克（O.Rank）编辑，其目的在于把精神分析应用到心理科学中去。不久之后，布洛伊勒发表了一篇捍卫精神分析的论文。尽管这篇文章曾以忠诚和明确的逻辑参加了那场辩论而使人感到安慰，但我对这篇文章还是不十分满意。在以公正的面目出现之后，他非常急切地起来斗争，而我们的科学把“矛盾情绪”（亦译“矛盾心态”，ambivalence）这一有价值的概念归功于他也并非偶然。在后来的一些论文中，布洛伊勒对精神分析的理论结构采取了如此一种批评态度，反对或怀疑精神分析的那些最基本的部分，以致我不得不吃惊地问自己：精神分析中到底还剩下多少东西是他所赞同的然而，他后来不仅强烈地为拥护“深蕴心理学”（depth psychology）而辩护，而且他对精神分裂症的全面研究正是以此为根据的。尽管如此，布洛伊勒在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中的会员资格还是没有能够长期保留下去。因为同荣格发生了一些误会，他辞职而去，精神分析从此与苏黎世国家精神病院失去了联系。

官方的反对并没有能够阻止精神分析在德国或其他国家的传播。我在其他地方曾经追溯过它的发展阶段，提到它的早期代表人物。1909年，霍尔（G.Stanley Hall）邀请荣格和我去美国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进行一周时间的讲学（用德语），时值该校成立二十周年校庆。霍尔是那里的校长。他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而公正地受到大家的尊敬。几年前他便把精神分析引入那所大学的课程之中。他有一点儿“竞选人后台老板”的风度，乐于做那种树立起一些权威、然后再将他们罢免的事情。我们还在那里见到了哈佛大学的神经病学家詹姆斯·普特南（James J.Putnam）。他不顾年高，热心地支持精神分析，把他当时普遍受到人们尊敬的全部的人格力量，投入到保护精神分析的文化价值及其目的的纯洁性之中。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由于反对强迫性神经症的先天素质说，所以，他是个受伦理偏见支配的人。在他身上唯一使人感到不安的事情是，他倾向于把精神分析与某种特殊的哲学体系联系起来，并使之成为替道德目的服务的工具。[182]这一次美国之行给我留下永久印象的另一个事件，是与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会见。我永远忘不了当我们一起散步时发生的一幕小插曲：他突然停下来，把他携带的一个小包交给我，让我在前面先走，说他心绞痛又发作了，等这阵子发作一过去，他马上就会赶上来。一年以后，他死于那种病。我常常想，我如果面对死亡来临之际也能够象他那样毫无惧色，那该多好啊。

当时我年仅53岁，我觉得自己年轻而健康。对那个新世界的短期访问在各个方面激发了我的自尊心。在欧洲，我感到大家好像都看不起我；但在那里，我发现那些最优秀的人物对我是平等相待的。当我走上伍斯特市的讲台发表《精神分析五讲》时，我好像实现了一些难以置信的白日梦：精神分析不再是一种妄想的产物，它已成为现实的一个宝贵的部分。自从我们访问之后，精神分析在美国一直未曾失去市场，尤其在一般群众中间特别流行，并且一些官方的精神病医生承认它是医学训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遗憾的是，它由于被淡化而大受损害。更有甚者，许多与它无关的滥用也打着它的旗号作幌子，并且在理论上或技术上都几乎没有任何彻底的训练机会。在美国，它还同行为主义发生了冲突。行为主义是一种幼稚至极的理论，竟然夸口说，它认为全部心理学问题根本不值一谈。

在欧洲，1911年至1913年期间，精神分析中发生了两起分裂主义运动，领导者是以前在这门年轻的科学中起相当重要作用的阿德勒和荣格。这两起运动似乎威胁相当大，并且很快就得到大批人的响应。但是他们的力量并不在于他们自已的理论内容，而在于他们所提出的这样一种**：他们要去掉精神分析的那些被认为是讨厌的研究成果，即使当时人们已不再反对精神分析的实际材料。荣格企图给那些分析事实作出一种抽象的、非个人的和非历史特征的新解释，试图以此来避开认识幼儿性欲和俄狄浦斯情结的重要意义以及认识对儿童的任何分析的必要性。阿德勒好像背离精神分析更远，他完全否定性欲的重要性，把性格和神经症的形成单单追溯到人的权力欲望和对于身体缺陷的自卑感的补偿需要上去，而把所有精神分析的心理学发现置于不顾。但是，他所反对的东西，却在其他名称的掩盖下，又强行闯入他那个封闭体系之中。他的“男性抗议”（masculine protest）只不过是被不合理地赋予性别特征后所引起的压抑罢了。这两个叛逆者所受到的批评是比较轻微的，我只是坚持阿德勒和荣格应停止把他们的理论称作“精神分析”。事隔十年之后，现在可以断言，这两次反对精神分析的企图已经烟消云散，没有造成任何危害。

如果一个共同体的基础在于对一些基本观点的一致看法，那么很明显，那些抛弃这一共同基础的人，就不应继续属于这个团体。然而，我从前的学生的退出，常常被人们提出，作为我心胸狭窄的一个标志来指责我，或者被人们看作笼罩在我头上的某种特殊命运的证据。对这种指责，我只需指出下面这一事实便足以作为我的答复：与那些离我而去的荣格、阿德勒、斯泰克尔以及其他一些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一大批人如阿伯拉罕（Abraham）、艾丁根（Eitingon）、弗伦茨、兰克（Rank）、琼斯（Jones）、布里尔（Brill）、萨克斯（Sachs）、普费斯特（Pfister）、冯·艾姆登（Van Emden）、赖克（Reik）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忠诚地与我合作，与我一起工作达十五年之久，绝大多数与我的友谊从未中断过。我刚才提到的只是那些最早跟随我的学生，他们已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精神分析的文献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如果我在这里漏掉了其他人，这并不是说我认为他们不重要，实际上在那些年轻的、新近加入精神分析协会的成员中，肯定会发现一批极有希望的天才。然而我认为我可以为自己辩解几句：一个心胸狭窄、在一种相信自己一贯正确的自负心理支配下的人，绝不可能同这样一大批智力卓绝的人保持如此牢固的关系，尤其如果他是一个象我这样几乎没有一点实际吸引力的人的话。

世界大战摧毁了那么多其他组织，然而对我们这一“国际组织”毫无损伤。战后的第一次会议于1920年在中立地带海牙举行。当看到荷兰人民如此热情地欢迎来自中欧国家的那些饥寒交迫的病人的情景时，我深受感动。我相信，在一个被破坏了的世界里，英国人和德国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就科学问题进行友好的讨论，恐怕还是第一次。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西欧其他国家，战争实际上激发了大家对于精神分析的兴趣。对于战争神经症的观察，终于使医学界认识到了精神失调的心理发生之重要性。我们的一些心理学概念，诸如“因病获益”（gain from illness）和“遁入疾病”（flight into illness），很快风行一时。德国失败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于1918年在布达佩斯举行，中欧列强各协约国政府的官方代表都参加了会议，他们都同意成立一个治疗战争神经症的精神分析中心。但是这一决定根本没有实现。同样，我们的领导成员之一，安东·冯·弗洛英德（Anton von Freund）博士所制定的在布达佩斯成立一个精神分析研究和治疗中心的综合计划，也由于不久之后所发生的那些政治动乱以及不可替代的发起人的过早去世而夭折。后来，他们的一些愿望由马克斯·艾丁根付诸实现。他于1920年在柏林成立了一个精神分析诊所。布尔什维克统治匈牙利的那一短暂时期内，弗伦茨仍然能够作为精神分析的正宗代表，继续在布达佩斯大学成功地完成课程讲授任务。战争结束后，我们的反对派高兴地宣布：事变产生了一个否定那些精神分析命题的结论性论点。他们说，战争神经症证明，性欲因素对精神失调的病源学来说是不必要的。但是他们的高兴轻浮而幼稚。因为一方面，没有人能够对一例战争神经症进行一次彻底的分析，所以事实上关于其发病动因根本不可能作出什么断定，也不可能从这些未断定事实中得出什么结论；而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很早以前就得出了自恋（narcissism）和自恋性神经症（narcissistic neurosis）的概念，在这种病症中，患者的力比多附着于他自己的自我（ego）之上，而不是附着于某个对象。[183]因此，尽管在其他场合下，人们用毫无理由地扩展了性欲概念这一罪名来控告精神分析，然而一旦为了在论战中取胜，这一罪状就被他们忘记了，我们又一次被迫回到这个词的那一最狭隘意义上去。

如果将最初的宣泄阶段搁置一边，那么在我看来，精神分析的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我孤军奋战，不得不独自进行所有一切工作的阶段，约从1895至1896年到1906年或1907年之间。第二阶段，则从上阶段末直到今天，我的学生和合作者的贡献变得越来越重要的阶段，以致今天，如果有一种严重的疾病向我警告我的末日将临时，我能够非常平静地想象自己的工作终止的那一时刻。[184]而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可能在这一自传中对精神分析第二阶段的进展象对它的第一个逐渐上升阶段的论述那样充分展开，第一阶段只是涉及了我自己的单独活动。我觉得在这里，我只能有理由提到那些我仍旧从中起主导作用的新发现，就是说，尤其是那些在自恋领域内、在本能理论中、在应用精神分析于精神病等方面的新发现。

我首先必须补充这一点：日益增长的经验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俄狄浦斯情结是神经症的症结所在。它马上就成为幼儿**的**及其后来的所有发展发生的会合点。但如果是这样的话，精神分析就不可能再发现一种在神经症病源学中起特定作用的因素。实际情况肯定是这样的——正如荣格早期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表述一样，那时他还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神经症没有什么仅仅属予自己独有的特殊内容，神经症患者只不过是在那些被正常人成功克服的同样障碍面前崩溃而已。这一发现决不会使人感到失望，它与另一发现完全一致，即：精神分析所揭示出来的深蕴心理学，实际上就是正常人的心理学。我们的途径同化学途径很相似：物质间的重大性质差异，可以被归结到同类元素发生化合时的数量比例上的变化。

在俄狄浦斯情结中，我们可以看到，力比多依附的是父母的意象。但是在此之前还有一个阶段，其中并没有出现父母意像这样的对象。从这一事实中便可以得出一种状态的概念（这一概念在力比多理论中十分重要），在这一状态中，患者的力比多充满了他自己的自我之中，并以之作为对象。这一状态可被称为“自恋”（narcissism）或自爱（self-love）。稍经考虑，我马上便认识到：这一状态从未完全停止过。在患者的整个一生中，他的自我（ego）一直是他的力比多的巨大储藏处，对象贯注（亦译“客体贯注”，object-cathexes）便从这里出发，而力比多则能够再一次从那些对象中流回这里。[185]因此，自恋力比多（narcissistic libido）就不断地被转变为对象力比多（object-libido），反之亦然。这种转换所能达到的程度可以由一个处于爱恋状态中的人提供最绝妙的说明，这种爱恋的态度不管是性欲的，还是升华的，它竟然能够达到牺牲自己的程度。鉴于迄今为止，在考虑压抑过程时，人们只是注意什么东西被压抑了，所以这些思想也有可能促成一种对于压抑力量的正确判断。以前，人们认为，压抑是由作用于自我（自我本能，ego instincts）之中的自我保存本能（the instincts of self-preservation）所推动的，然后再使它对力比多本能发生影响。但是，由于自我保存本能现在被人们认识到也具有力比多的性质，是一种自恋力比多，所以压抑过程就被看作是发生于力比多自身之内的一个过程。自恋力比多与对象力比多相互对立，而自我保存的意义就是抵御对象恋的要求，也就是抵御狭义的性欲的要求。

在心理学中，最紧迫的需要莫过于建立一种稳固的本能理论，然后才可能据此进一步向前发展。[186]但是这种理论现在一无所存，精神分析只好被迫为建成这么一种理论做些尝试性努力。它一开始便把自我本能（自我保存、饥饿的本能）和力比多本能（爱）进行了比较，但后来又用一种自恋和对象力比多之间的新比较替换了这种比较。很清楚，这种比较并非这一主题的最后定论。从生物学角度来考虑，这种只存在有一种单一等级的本能的假设，似乎不可能使人一直感到满意。

在后来的一些著作（《超越快乐原则》、《群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自我和本我》）中，我对自已压抑了这么长时间的那种推理的爱好进行了充分的发挥，并且也考虑了一种解决本能问题的新方法。我在生的本能（Eros）概念之下把自我保存和物种保存诸本能结合起来，然后把它和一种默默活动的死的本能或者毁灭本能（instinct of death or destruction）相比较。本能一般被看作生物的适应性，看作一种恢复某一曾经存在过、但被某些外部障碍所中止的情境的冲动。本能的这种本质上的保存特征，可由强迫重复现象（compulsion to repeat）加以说明。生命呈现给我们的这幅图景，是由于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共同存在而又相互对立的活动的结果。

这种结构是否能被证明具有实用价值，那还将有待于时间的考验。尽管它起因于一种要把某些最重要的精神分析理论思想确定下来的愿望，但它已远远超出了精神分析的范围。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人轻蔑地说，这种结构根本不可能被当作一门真正的科学来看待，因为它的大多数一般概念同精神分析中的力比多概念、本能概念一样缺乏精确性。但这种指责是建立在一种对事实完全曲解的基础之上的。清楚的基本概念和明确的定义，只有对这样的一些精神科学来说才是可能的，即这些精神科学试图拿某一领域的事实去适应某一逻辑体系的框架。在自然科学——心理学是其中之一门——之中，这种明确的一般概念是不必要的，的确也是不可能的。动物学和植物学并不是从某一动物和植物的正确而又充分的定义开始发展起来的。直到今天，生物学还是不能赋予生命这一概念以某种确定的意义。实际上，物理学本身要是一直等到对物质、力、万有引力等概念的解释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清晰而精确的程度的话，那它绝对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任何一门科学，其基本思想或大多数一般概念起初总是难以确定的，最初只能通过它们起源的现象领域进行解释。只有通过对观察材料的不断分析，才能弄清它们的真相，得出有意义而一致的内涵。[187]我总感到，人们拒绝把精神分析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平等看待，这一点实在太不公平。这种拒绝从人们所提出的那些最顽固的反对意见中可以看出，精神分析学常常被人们指责为不完善、不充分，尽管很清楚，一门建立在观察基础之上的科学除了一点一点地研究它的发现，一步一步地解决其问题以外别无选择。而且，当我努力获得被人们长期以来拒绝承认的有关性功能的那种认识时，人们便诬蔑精神分析理论是“泛性论”。当我强调那一迄今为止一直被人们忽视的青年早期偶然印象的作用时，便有人对我说精神分析学否认体质和遗传因素——这正是我做梦也不敢想做的事情。总之，无论以多大代价，不管用何种方法，总是有矛盾的。

在我工作的早期，我已经试图根据精神分析的观察得出某些更加概括的观点。在《关于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1）这篇短文中，我注意到了心理生活中的“快乐—非快乐原则”（pleasure-unpleasure principle）的支配作用（当然这方面我并非首创）、以及所谓“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对这一原则的替代。后来我又试图创立一种“心理玄学”（亦译“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我想借此提出一种研究方法，根据这种方法，每一心理过程都可以被认为同三个并列因素有关，我把这三个因素分别描述为动力（dynamic）、图式（亦译“形态”，topographical）和经济（economic）。在我看来，这代表了心理学所能够达到的最后目标。这仍然只不过是一个未完成的设想。在写了几篇论文如《本能及其变化》（1915）、《压抑》（1915）、《潜意识》（1915）、《悲伤和忧郁症》（1917）等之后，我中止了这一计划的执行。这样做也许是明智的，因为做这种理论判断还为时尚早。[188]在我最近的一些理论著作中，我着手根据有关病理学事实的分析观点，对心理结构（mental apparatus）进行了分析，将它分为“自我”（ego）、“本我”（id）和“超我”（superego）。超我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它代表人类道德标准。

但愿我[189]没有给大家造成这种印象：我在自己工作的这一最后阶段，放弃了对病人的观察而沉溺于理论工作。相反，我仍然一直同分析材料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从未停止过对具有临**或技术上的重要意义的细节进行研究。甚至在停止观察时，我也谨慎地避免同狭义的哲学有任何牵连。这种回避由于我自身条件也不允许去接触哲学。我一直乐于接受费希纳（G.T.Fechner）的思想，在许多重要观点上信奉这位思想家。[190]精神分析与叔本华哲学思想有很大程度的偶合——他不仅宣称情绪的支配作用和性欲的极端重要性，甚至也意识到了压抑机制——不应该归结为是由于我熟悉他的学说。读叔本华的著作在我一生中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另一位哲学家尼采（F.Nietzsche），他的一些猜测和直觉，常常惊人地与精神分析的艰苦研究的成果相符合。正因为那一原因，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避免接触他的著作。只要心绪不受干扰，我并不很关心优先权的问题。

神经症是精神分析的最早主题，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唯一的主题。没有一个精神分析医生能够怀疑：把那些神经症从精神病学中区别出来，而将其归于器质性神经疾病中的医疗实践是错误的。神经症理论属于精神病学，它是精神病学的必不可少的导言。然而表面看来，对于精神病进行分析研究，由于缺乏治疗结果而很难行得通。精神病人通常没有形成正移情（positive transference）的能力，以致于精神分析技术的主要手段对他们不适用。然而，还有一些研究方法有待于发现。移情并非常常完全不出现，但它只能被应用到一定程度。精神分析对于周期性抑郁症（cyclical depressions）、轻型偏执变态（light paranoic modifications）和局部精神分裂症（partial schizophrenias）已经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在许多病例中，在诊断是否是精神神经症或早发性痴呆的时候，要犹豫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样做最起码对科学是有益的。因为由这种病例所产生的一些治疗企图，在被迫中断之前已经导致了一些有价值的发现。但是在这方面的主要考虑是：在神经症中，那么多需要费力地从那一深层引出来的东西，却在表面上从精神病中发现了，人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因此，能证明精神分析的许多论断的最好的患者，都是由精神病诊所提供的。这样一来，用不了多久，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精神分析将找到通向精神病观察目标的途径。我在很早的时候（1896）便能够证实，类偏狂型痴呆（paranoid dementia）患者同神经症患者具有同样的病源学因素及同样的情绪情结。[191]荣格（1907）曾经对痴呆患者的一些最令人迷惑不解的定型进行了解释，他把这些定型与患者的生活史联系了起来。布洛伊勒（1906）证明了，在各种各样的精神病机制中，存在着相似于精神分析在神经症中所发现的那种东西。从那时起，精神分析医生们从未放松过努力，以期对精神病有所了解。尤其是自从有可能用自恋概念进行工作以来，他们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设法透过那一屏障而有所发现。无疑，绝大部分发现由阿伯拉罕在他对抑郁症的解释中获得。确实，在这一领域内，我们的全部知识还没有被转换为一种治疗的力量，但是这种纯理论性的收获不应被轻视。我们愿意等待它的实际应用的到来。从长远来看，甚至精神病医生也难以抵制他们自己的临床材料的说服力量。现在，德国的精神病学正在经历一种精神分析学观点的“和平渗透”，尽管他们继续宣称：他们绝不会成为精神分析医生，他们不属于这种“正统的”学派，或不能同意这种理论的一些夸张，尤其是他们不相信性欲因素的支配作用。然而，大多数年轻的工作者还是接过了精神分析理论中这样或那样的观点，并以他们自己的风格将其应用到材料中去。所有迹象都表明，大家正在朝着越来越近似的同一方向向前发展。

六

现在，我从远处来观察随着精神分析介绍到一直很难对付的法国后所发生的那些症状性反应。表面看来，这种反应很像我以前所经历过的某些东西的翻版，但还是有它自己的特征。一些极端幼稚的反对意见被提了出来，如法国人的敏感被精神分析术语的学究气和粗俗所触犯（人们不禁想起莱辛那不朽的梅列涅尔的骑士里克特[192]）。另一种评论，其语气更加严肃（巴黎大学索邦学院的某一心理学教授并不认为这种评论有失他的身份），他宣称：精神分析的整个思想模式与天才的拉丁民族（génie latin）不相符合。从这里看出，那些法国的盎格鲁-撒克逊同盟者——他们被认为是精神分析的支持者——很明显是被抛弃了。听到这种评论的任何人都会猜想：精神分析曾经是日耳曼民族特性（génie teutonique）的宠儿，一生下来就被紧紧地抱在怀里。

在法国，对于精神分析的兴趣最初是从学者中间开始的，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记住，自从我写《释梦》开始，精神分析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医学主题了。它在德国和法国一出现，就被广泛地应用到文学和美学的各个部门，被应用到宗教史、史前史、神话学、民俗学以及教育界等中也随之开始。所有这些同医学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事实上，这些学科只是通过精神分析学才和医学有所联系。因此，用不着我在这里对它们进行详细的涉猎。[193]然而，我也不能一声不响地把它们完全忽略不提，因为，一方面，它们对于正确地理解精神分析学的实质和价值很重要，另一方面，我毕竟应诺要对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进行叙述。精神分析这些应用的大多数开端，都可以在我的著作中发现。为了满足自己的非医学兴趣，我时常对这方面有所探索。后来，其他人（不仅有医生、还有各个领域的专家）步我后尘，深入到各个不同的主题之中。但是，因为我的计划限制我只能叙述自己在精神分析这些应用中的作用，所以我只好对它们的范围和意义进行相当不充分的描述。

从俄狄浦斯情结中，引起了我的一些联想，我渐渐地认识到这一情结的普遍存在性。诗人们选择或者创造出这么一种可怕的主题，这似乎让人难以理解，而且其戏剧性处理的震撼人心的效果，以及这种命运悲剧的一般性质也同样让人不可思议。但是，当人们认识到，有一个心理生活的普遍规律在其全部情绪意义上在这里被人们抓住了，那么，所有这一切便豁然开朗了。命运和神谕只不过是一种内部必然性的外化。英雄在不知不觉中，在与自己意向相违背的情况下犯罪这一事实，很明显正是他犯罪倾向性的潜意识本质的正确表现。从理解这一命运悲剧的角度来看，理解人物悲剧《哈姆雷特》只是前进了一步。人们在对《哈姆雷特》的意义毫无发现、对其作者的动机毫无推测的情况下把它赞颂了三百多年。诗人所创造的这一神经症主人公，同现实中他的无数伙伴一样，竟然由于俄狄浦斯情结而遭遇不幸，这绝非偶然。因为哈姆雷特所面临的任务，是为了那两件事[194]向另一个人报仇，而这两件事正是俄狄浦斯欲望的主旨。因而在这一任务面前，他的两臂被自己模糊的有罪感所麻痹。莎士比亚在他父亲刚去世不久便写了《哈姆雷特》。[196]我关于对这一悲剧进行分析的提示[195]，后来得以由琼斯彻底地完成。这同一范例后来被奥托·兰克（Otto Rank）用作调查剧作家选择材料的起点。在其关于**主题的巨著中，他能够表明想象力丰富的作家们多么经常地把俄狄浦斯情结作为他们的创作主题，而且他还从全世界的不同文学作品中探索这种材料被转换、改造和加工的那种方式。

从这里出发，再继而设法对诗歌和艺术作品进行一般的分析，这样做是很诱人的。想象力的王国被看作是在快乐原则向现实原则进行痛苦过渡期间所设立的一块“保留地”，其目的是给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放弃的本能满足提供一种替代物。艺术家同神经症患者一样，从不能满足的现实中退出而进入这一想象力的世界；但是，与神经症患者不同的是，他知道怎样从这一想象力世界中退出，再一次在现实中站稳脚跟。他所创造的艺术作品，就像梦一样，是潜意识愿望的想象满足。而且同梦一样，它们也具有妥协的性质，因为它们也不得不避免同压抑力量发生任何公开的冲突。但是，它们同做梦的这种自私、自恋的产品的区别在于，它们是被专门创造出来以激发其他人的共鸣兴趣的，而且也能引起并满足他们同样的潜意识愿望冲动。除此之外，它们还利用了形式美的感官快乐，将其作为我所说的一种“刺激性奖赏”（incentive bonus）。精神分析所能够做的就是：揭示出艺术家的生活印象、偶然经验与他的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从中构筑出他的（心理）构成以及从中起作用的那些本能冲动——也就是说，他与人类所共有的那一部分。[197]例如，抱着这种目的，我选择列奥纳多·达·芬奇作为一个研究主题。这个研究是根据他所叙述的一个儿童时期的回忆，其目的主要是想对他的画《圣母子与圣安妮》进行解释。从那时起，我的朋友和学生们对许多艺术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在我看来，从这种分析中所获得的知识，并未损害人们对某件艺术作品的欣赏。非专业人员在这方面对精神分析所寄予的希望过高，因为必须承认，它对那两个可能最使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还不能解释清楚。它不能解释艺术天赋的本质，也不能解释艺术家工作时所使用的那种方法——艺术技巧。

我能够用詹森的短篇小说《格拉迪沃》——这篇小说本身并无特别优点——来证明：虚构的梦也能够同真梦一样被加以解释。我们在“梦的工作”（dream-work）中所熟悉的潜意识机制因而也在想象的写作过程中发挥作用。我的《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这本书就是直接从《释梦》中衍生出来的一个个别问题。我的那个最好的朋友当时对我的著作很感兴趣，他告诉我说，我对梦的解释常常给他留下的印象就像是一些诙谐笑话似的。[198]为了弄清楚他的这一印象，我开始研究诙谐笑话，并发现，笑话的本质在于人们说笑时所使用的那些技巧方法，这些方法同“梦的工作”中所使用的方法一样——即凝缩、置换、一个东西被其对立面或者被某个很小的东西所象征等等。这样便使我开始对人们听到一个笑话时所获得的高度快感的起因进行经济上的调查（economic enquiry）。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由于快乐奖励（亦译“前期快乐”，fore-pleasure）的出现所产生的吸引力，所以发生了保持压抑的能量消耗的短暂中止。

我本人对我自己在宗教心理学方面的贡献评价颇高。首先，我确定了强迫性行为和宗教活动或礼仪之间的显著相似性（1907）。由于迄今不理解其间较深的联系，我把强迫性神经症描述为一种歪曲的个人宗教，把宗教描述为一种普遍的强迫性神经症。后来，在1912年，荣格强有力地指出了神经症患者与原始人类的那些心理产物之间所具有的意义深远的相似性，这样便导致我把注意力转向了这个主题。我就此写了四篇文章，后来都收进一本书名为《图腾与禁忌》（1912～1913）的集子里。我在这些文章中表明：**的恐惧在原始人中要比在文明种族中更加明显，并且这种恐惧曾导致了非常特殊的反对**的防御措施。我考察了塔布—禁令（taboo-prohibitions，这是体现道德约束力的最早形式）与既爱又恨的情绪矛盾（emotional ambivalence）之间的关系；在所谓“泛灵论”（animism）这种原始的宇宙图式指导下，我发现了对心理现实之重要性的过高评价原则——即“思想万能”的信念——它也是巫术的根据。我彻底发展了这一与强迫性神经症所进行的比较，并证明了有多少种关于原始人心理生活的假设在强迫性神经症这种异常疾病中仍然在起作用。然而最重要的是我被图腾崇拜（亦译“图腾制度”，totemism）所吸引。它是原始部落中的第一个组织系统，在这种系统之中，社会秩序的开端与一种最初步的宗教和少数塔布-禁令的绝对控制结合在一起。被崇拜的生物基本上总是一种动物，这一氏族也声称他们是其后裔。许多迹象都说明了这一结论：每一种族，甚至那些最高度发达的种族，都曾经历过图腾崇拜这个阶段。

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的主要文献资源[199]，是J.G.弗雷泽（Frazer）的名著（《图腾崇拜与族外婚》、《金枝》），这些著作是珍贵的事实和见解的源泉。但是，弗雷泽在图腾崇拜问题的解释上效果甚微，有好几次他基本上改变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而其他人种学家和史前史学家似乎也都同样犹豫不定，并且意见难以统一。我的出发点是，图腾崇拜的两个塔布—禁令（不杀图腾，不与本图腾氏族内的任何妇女**）和俄狄浦斯情结的两个要素（弑父、娶母）之间的明显一致性。因此，我很想把图腾动物等同于父亲；事实上，原始人自己显然正是这样做的：尊图腾动物为氏族的祖先。接着，来自精神分析学的两个事实对我有所帮助：一个事实是弗伦茨有幸对一个儿童的偶然观察（1913），这使我有权利谈论“幼儿的图腾崇拜的再现”；第二个事实是对儿童早期动物恐惧的分析，这种分析常常表明，所恐惧的动物常常是父亲的替代者，起源于俄狄浦斯情结的那种对父亲的恐惧被转换到了这个替代者身上。这一切足以使我认识到，弑父是图腾崇拜的核心和宗教形成的出发点。

当我读了罗伯逊·史密斯（W.Robertson Smith）的著作《闪米特人的宗教信仰》之后，这一被漏掉的要素便得以补充。作者（他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不仅是物理学家，同时还是《圣经》研究专家）向我们介绍了所谓的“图腾餐”（totem meal），这是图腾崇拜宗教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每年一次，平时被奉为“神圣”的图腾动物，当着氏族全体成员的面，被庄严地杀掉，接着大家分而食之，然后沉痛哀悼。哀悼之后，便是盛大的喜庆节日。达尔文曾猜想：人类最初生活在游牧部落之中，每一部落由一个强大、残暴和妒忌的男人所统治。当我进一步考虑这一猜想时，在我面前，从所有这些组成成分中，浮现出下面这一假设，或者我宁可说是一种想象：原始游牧部落之父，由于他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暴君，把所有的妇女占为已有，而他的儿子们，是对他具有威胁作用的竞争对手，于是被他杀死或赶跑。然而有一天，这些儿子们集合在一起，团结起来，战胜、杀死并吃掉他们的父亲，这个父亲曾经是他们的敌人，但也是他们的楷模。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们谁也不可能继承父权，因为大家彼此挡道。在失败和懊悔的影响下，他们学会了彼此间达成协议，在图腾崇拜的法令的帮助下，他们联合为兄弟氏族，其目的在于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并且，他们一致同意放弃对妇女的占有权，正是因为她们，才使得他们杀死了父亲。因此他们被迫去寻找陌生的女人，这便是与图腾崇拜联系如此紧密的族外婚的起源。图腾餐是纪念那一产生人的犯罪感（或称“原罪”，original sin）的可怕事件的节日，它马上便成为社会组织、宗教和道德约束的开端。

不管我们是否认为这一可能性是一个历史事件，它确实在父亲情结（father-complex）的范围内促成了宗教的形成，并且将其置于支配这一情结的既爱又恨的矛盾情绪的基础之上。当图腾动物不再充当这位原始祖先的替代者时，人们马上对他又怕又恨，既崇敬又嫉妒，他于是就变成了上帝的原型。儿子对其父既反抗又爱慕的感情，通过一种不断妥协的方式而彼此斗争。这样做，一方面是对其弑父行为的赎罪，另一方面则是巩固其由这一行为所带来的利益。这种宗教观点最清楚地说明了基督教的心理基础。我们知道，在基督教中，图腾餐的仪式几乎原封不动地仍旧以“圣餐”的形式而残存下来。我愿意明确地提醒大家，这一权威性的观察报告并非由我提出，而是在罗伯逊·史密斯和弗雷泽的著作中找到的。

人种学家西奥多·赖克和G.罗埃姆（G.Róheim）吸收了我在《图腾与禁忌》中所发挥的这一思想内容，并在其一系列主要著作中对这些思想进行了扩充、深化或修改。我自己从那时以后，在调查“潜意识犯罪感”（它在神经症受苦动机中也起重要作用）的过程中，在试图建立社会心理学和个体心理学之间的更进一步联系的努力中，又不止一次地返回到这个思想上来。[200]而且，在解释催眠的易感性时，我还利用了这一古代的从人类发展的“原始游牧部落”时期遗传下来的思想。[201]

在精神分析的其他一些应用中，我只是间接地有所介入，尽管人们还是普遍地对它们感兴趣。从个体神经症患者的幻想，到我们在神话、传说和童话中所发现的那些群体的和民众的富有想象力的创作作品，这中间只相隔一步之遥。神话学已经成为奥托·兰克的专门领域。解释神话，将其追溯到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儿童早期的潜意识情结，用一种人类动机的发现取代那些零星的说明，所有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应归功于他的分析成果。象征这一主题在我的追随者中也找到了许多学生。象征说（Symbolism）给精神分析带来了许多敌人，很多思想极度平庸的研究者因为象征说得到了承认而绝不能宽恕精神分析，这种承认是随着对梦的解释而出现的。但是象征说的发现不应归罪于精神分析，因为长期以来它在其他思想领域（如民俗学、传说、神话）中早已众所周知，它甚至在这些领域内比在“梦的语言”中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

对精神分析在教育中的应用，我本人没有任何贡献。然而，关于儿童的**和心理发展的分析发现，则吸引了教育工作者的注意，使他们以一种新的观点来看待自己的问题，这却是很自然的事情。苏黎世的一位新教徒牧师奥斯卡·普费斯特（Oskar Pfister）[202]博士是这方面的一个不知疲倦的开路先锋，他也没有发现分析实践与他的宗教态度之间有什么不相容之处，尽管他的这种认识，确实是属于升华性质的认识。在许多和他并肩作战的其他人中间，我还可以提到维也纳的休·海尔纽斯（Hug-Hellmuth）博士夫人和s伯恩费尔德（Bernfeld）博士。[203]精神分析应用于健康儿童的预防性教育、应用于纠正那些虽然实际上不是神经症、但已背离正常发展轨道的儿童的实践，导致了一个具有实际的重要意义的结果。现在已不可能再把精神分析的实践限制在医生范围之内，而把非专业工作者排除出去了。事实上，一个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医生，尽管有学位文凭，但在精神分析上他也是一个外行；而一个受过适当训练的非医学界的精神分析家，他只和医生有偶然的联系，但他不仅能够对于儿童，而且也能够对神经症患者进行分析治疗。[204]

由于一个无可抵抗的发展过程，“精神分析”这个词的意思变得模棱两可了。虽然它最初是指一种特殊的治疗方法，但现在，它也已经变成了一门科学的名称——潜意识心理过程的科学。这门科学，虽然就它自身而言，几乎不能单独地对任何一个问题给以彻底的解决，但它似乎注定要在大多数各种知识领域中做出有价值的贡献。精神分析学的应用范围已经同心理学一样地广泛，它已经成为心理学的最重要的补充。

现在，回顾我终生劳动所带来的这些大杂烩，我可以说，我做了许多开端性的工作，留下了许多启示。不久的将来，其中会有某些东西变为现实，尽管我本人不可能预言这些东西到底能有多少。然而我还是希望，在我们的知识中，我为一种重要的进展开拓出了一条小路。[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