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到10年我这本书（绝非易懂之书）就需再版，那并不是我在初版序言中所说到的专业同行们的兴趣所致。我的精神病学同行似乎很容易就克服了我对梦的研究新方法所制造的迷津。

职业的哲学家们把梦看作是意识状态的一种附属物，所以常常用同样的三言两语将梦生活中的问题一带而过。显然，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是从中得出一些推论，而它们肯定会改变我们的心理学的理论。在一些科学杂志上，评论家们采取了这样的态度：我的这部作品必定会默默无闻。而那一小群勇敢的支持者，他们在我的指导下从事医学的精神分析，并用我的范例进行释梦，再用他们的解释去治疗神经症患者。尽管他们需要此书，但他们也不可能把第一版买光。因此，我应感谢那些更广泛的读者，那些受过一定教育而又有好奇心的读者，是他们的兴趣让我在9年之后又一次担负起这个艰难而又具有多方面基础意义的工作。

我很高兴地看到，在这里所要修订的地方并不多。只是偶尔增加一些新材料，以及由于经验增加而发现的一些更详细的新内容。只有极少的地方我放弃了原来的论述，但我释梦中的一些精髓主旨和所遵循的心理学原理是没有改变的，所以从我个人看来，这部著作经住了时间的考验。

凡是读我其他（关于精神神经症的病因与机制方面的）著作的人都知道，我从不提出非结论性意见的，尽管它可能是已确立的事实，而且我也不断修订我的论述，以让它跟上我不断增长的知识。

在梦生活方面我能使我最初的推断保持不变。在我研究神经症问题的这些年中，我也曾怀疑甚至动摇过我的信念。而在此时也总是《释梦》让我再次坚定下来。也正是这种坚定的本性使得我的科学界的反对者们拒绝赞同我的观点，尤其是在关于梦的研究方面。

在修订过程中，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并不做重大改变的是我书中所选择的材料——我自己的梦。

虽然随着事件的发展而过时或失去意义，但毕竟是我曾用来阐述了释梦的原则。这本书对我个人来说还有一种主观方面的意义，这个意义是我在写完它才发现的。我发现它是我的自我分析的一部分，即我对我父亲去世的反应，亦即对一个人一生中最重大事件、最令人伤心的损失的反应。

虽然已发现这种情况，但我又无法把这经历从记忆中抹掉。[4]但对于读者来说，用怎样的材料去学习评价梦的重要性或如何解释梦是没有区别的。

凡是我感到无法把一些新的很重要的材料加进原来作品的时候，我已标明了更近的日期并放在方括弧中。[5]

1908年夏于贝希特斯加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