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像苏黎世学派（布洛伊勒、荣格等）那样，把充满情感的一组相互依赖的观念性因素描述成“情结”，的确很方便。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如果我们从患者所能回忆起来的最后一件事入手，来寻找那个被压抑的情结，只要患者能为我们提供足够多的自由联想的材料，我们就完全有希望发现那个情结。相应地，我们允许患者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并坚信我们的假设，即只有那些与我们寻找的情结有着间接依存关系的观念才有可能进入患者的头脑。如果这种发现被压抑观念的方法并不令你们信服，我至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是唯一可实践的方法。
当我们把这个方法付诸实践的时候，又受到了另一种干扰。因为患者时断时续，甚至会停下来，声称自己想不起来什么可说的了，而且脑海中也不再有什么念头出现了。如果事实确实如此，如果患者说的是对的，那么我们的方法将再次被证明是无效的。但是进一步的观察表明，这种意识流的中断事实上永远不会发生。这种似乎发生的思维停顿只是因为患者受伪装的抵抗（即抵抗伪装成患者头脑中观念价值的各种批判性评断）影响而阻止或摆脱那些已经意识到的观念。我们可以通过事先提醒患者或要求患者不去注意这种批评来防止这种情况在患者身上发生。我们告诉他，他必须完全抛弃这种批评性的选择行为，把进入大脑的念头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即使他认为不正确、没关系和无意义的观念也要如此，特别是他发现进入头脑中的念头使他自己觉得难以接受也要说出来。如果这条要求得以贯彻实行，我们就能获得想要的材料，那就能指引我们找到被压抑的情结。
如果患者不听医生的话而是受到抵抗的影响，这种联想的材料就会被患者轻蔑地抛弃。而对于精神分析医生来说，它们就像是矿石，只需借助简单的解释，就有可能从这些内容中提炼出贵重的金属。如果你急于想对患者被压抑的情结有一个迅速而暂时的了解，而不想探索其前后的序列和相互联系，那么你可以采用“联想实验”（association experiment）的测验方法，这种方法是由荣格（1906）及其弟子发明的。这种方法提供给精神分析医生的就是定性分析提供给化学家的那种东西。在对神经症患者进行治疗时，也可以不用这种方法。但是在对情结的客观显示和心理变态的测验中，这种方法则是必不可少的。苏黎世学派在这一方面成就非凡。
研究那些遵从精神分析的主要规则而出现在患者头脑中的观念并不是我们发现潜意识的唯一技术方法，同样的目标也可以通过另外两种方法达到，那就是，对患者梦的解释和对失误和偶然行为的探究。
女士们，先生们，我必须承认，我曾犹豫了很长时间，与其就整个精神分析领域的概观泛泛而谈，倒不如详细地给你们讲一讲梦的解释。但我被一个纯粹主观上的、看起来次要的动机所阻止了。在我看来，在一个致力于追求实际目标的国度里，以“释梦者”的身份出现会很丢面子，尤其在你们还没有了解到这种古老而又备受讥讽的艺术的重要性之前更是如此。事实上，对梦的解释是了解潜意识的康庄大道。[186]这也是精神分析学的最坚实的基础，这一领域中的每个人都应有此信仰并受训练。如果有人问我怎样才能成为精神分析学家，我就会回答：“去研究自己的梦。”每个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不是对《释梦》置之不理，就是以一种肤浅的拒绝态度来避开其内容，这就是他所谓良好的鉴别力。相反地，如果你能接受解决梦的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的方法，那么，精神分析学在你面临新奇的问题时就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困难。
你们必须牢记，我们夜间所做的梦，一方面，与精神错乱时的创造有着外在相似性和内在亲缘性；另一方面，又与我们清醒状态下完全健康的情景相一致。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那些以惊讶而不是以理解的态度来看待“正常的”幻觉、妄想和性格改变的人并不比外行强多少，他们在理解病态心理状态的异常结构方面所知甚少。你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几乎所有的精神科医生都看成是外行。
现在我请你们随我到梦的王国中做一次短暂的旅行。当我们清醒时，我们总是习惯于轻视自己的梦，正如患者轻视精神分析医生要求他们所做的联想一样。我们照例迅速而彻底地忘掉了我们的梦，因而也就错过了它们。我们对梦的轻视，是基于那些梦即使不是混乱迷惑或毫无意义，它们的特性也是稀奇古怪，而另一些梦则显然荒谬绝伦、不合情理。我们对梦的摒弃与某些梦中公开展示无所顾忌的羞耻场面及不道德场面的倾向有关。众所周知，古人并不是这么轻视梦的。
我们当今社会中较低阶层的人也不怀疑梦的价值，像古人一样，他们期望梦能预示未来。我承认，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了填补我们今天知识上的空白而去做一些神秘假设；相应地，我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梦的预测性质。关于梦，还有许多同样引人入胜的其他问题值得讨论。
首先，并非所有的梦都与做梦的人无关、不可理解而且荒谬不堪。如果你考察一下从18个月开始的幼儿的梦，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梦极其简单而且容易理解。小孩子总是梦见前一天在心中激起的，但没有得到满足的愿望在梦中得到了实现。要发现这一简单的结论无须任何解释技术，你需要做的只是调查孩子在做梦前一天［梦日（dream-day）］的经历。当然，对梦之谜的最令人满意的解答不外乎发现成人的梦与孩子的一样，都是在梦日激起的愿望冲动的实现。事实上确实如此，只要对梦进行深入的分析，在寻找这个谜底的道路上的困难就会逐步得到解决。
最早也是最严厉的批评认为，成人的梦的内容通常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不能被看作是愿望的实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样的梦已经受到了歪曲，梦背后的心理过程用语言表达出来时已经和原来大为不同了。你必须区分开梦的外显内容——即你在早晨模模糊糊地回忆出来并费力地（而且似乎是臆断地）用语言装扮起来的那些内容——和隐梦的思想——即我们必须假设存在于潜意识中的内容。梦的歪曲过程与我们探索癔症症状构成时所知的过程是一样的。它也表明，在梦的形成和症状形成的运作中有着同样的心理力量的相互作用。梦的外显内容是潜意识中梦念歪曲了的替代物，这种歪曲是自我防御力量的作用，即抵抗力量的作用。在清醒的状态下，这些抵抗一起阻止潜意识中被压抑的愿望进入意识中；在轻度睡眠状态抵抗虽有所减弱，但至少还有足够的力量迫使这些愿望戴上伪装的面具。于是，做梦的人就无法理解梦的意义，正如癔症患者不能理解其症状的联系及意义一样。
如果你采用与精神分析技术同样的方法来对梦做一番分析的话，你就会相信，确如我所说的那样，存在着隐梦思想这种东西，而且它与梦的外显内容之间确实存在着关系。你完全可以不考虑显梦中诸因素之间的表面联系，只要根据精神分析的原则进行自由联想，并把进入你头脑中的每一个独立的观念联结起来。从这些材料中，你就可以获得隐梦思想，正如你可以从患者对症状和过去经历的联想中找到其隐藏的情结一样。这样以这种方式获得的隐梦思想很快就会让你看到，我们把成人的梦回溯到儿童的梦是完全合理的。梦的真实含义已经代替了它的外显内容，而且清晰可辨。它的出发点是前一天的经历，并被证实是未被满足的愿望的实现。当你醒来时，根据记忆所了解到的是显梦，它只能被看作是被压抑的愿望的伪装的满足。
你们还可以通过一种综合工作来了解潜意识中梦的思想被歪曲成梦的外显内容的过程。我们称这个过程为“梦的工作”。它值得我们在理论上给予最密切的关注，因为我们能够从中探究在潜意识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像意识和潜意识这样两个彼此分离的心理系统之间，发生了什么无法预料的心理活动，而这在其他过程中是无法探究的。在这些新发现的心理活动中，凝缩和移置是特别值得关注的。梦的工作是两个不同的心理集合体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情况——也就是精神分裂所造成的后果；它看起来在本质上与歪曲过程是相一致的，这种歪曲过程把被压抑的情结转变为症状，症状是压抑失败的表现。
在对梦的分析中（尤其是对自己的梦的分析），你们还会惊奇地发现，早期的童年印象和经历在人的发展中起着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在成人身上可以追溯到童年梦中经历的存在，而且它们还保持着原有的特性和愿望冲动，尽管这些特性和冲动在后来的生活中已失去了作用。许多发展、压抑、升华和反向形成会以不可抗拒的力量降临到你的身上，通过这种方式，一个有着不同天赋的儿童就长成了我们所说的正常人，成为历尽苦难才获得的文明的承担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文明的牺牲者。
我还想请你们注意，梦的分析向我们表明，潜意识利用一种特殊的象征，尤其用来代表与性有关的情结。这种象征一方面因人而异，另一方面却以一种典型的方式出现，这种典型象征与我们所假设的，作为神话与童话基础的那种象征是相一致的。看起来在梦的帮助下，对这种民间流传的心灵的创造做出解释也并非不可能的。
最后，我必须提醒你们，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焦虑梦的出现与梦是愿望满足的观点相矛盾。
你们不要为这种观点所吓退。事实上，这些焦虑梦和其他梦一样，在我们对其做出评价之前，首先要解释它们。除此之外值得强调的是，焦虑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无须对神经症的决定因素有更多的了解，就认定它们简单地依赖于梦的内容。焦虑是自我在否认强大的被压抑愿望时的一种反应；如果梦的形成是因为过于关注被压抑愿望的满足，那么焦虑梦的发生就很容易解释了。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对梦的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多方面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通过其他途径难以获得的。这一点证明了梦的研究对其本身颇有价值。而我们是想把梦的研究与对神经症的精神分析治疗联系起来。从我所讲过的内容中，你们可能不难理解，如果病人的抵抗不给释梦带来很大的困难的话，释梦将怎样地使我们得以了解患者被隐藏、被压抑的愿望和由这些愿望培育出的情结。现在我可以讲第三组心理现象了，对它们的研究已经成为精神分析的技术手段之一。
我们要讨论的现象就是无论在正常人还是在神经症患者身上都会出现一些无关紧要的小过失。例如忘掉一些他可能知道或事实上确实知道的事（如偶尔想不起熟人的名字），谈话中出现口误，这在我们自己身上也是屡见不鲜的，类似的还有笔误和误读，做事笨手笨脚，丢失或打破东西等。所有这些行为都被看成是很平常的事，人们不会觉得有什么心理决定因素在里面，只是不加挑剔地将其看成是由分心或一时疏忽或其他类似原因所造成的结果。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人们根本不加注意就做出的行为和动作，更不用说从心理角度去重视它们了。这些行为包括：摆弄东西、哼小调、触摸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或衣服，等等。[187]这些区区小事，像失误行为和症状行为或偶然活动一样，并不像人们通常所默认的那样无足轻重。它们总是有某种意义的，通常可以从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中得到轻易和明确的解释。这再一次向我们揭示出，这些小事儿也同样表达了那些被赶回或藏匿于潜意识中的冲动和意向；或者说，这些小事儿事实上来源于同样的被压抑的愿望冲动和情结，我们已经知道它们是症状的创造者和梦的建构者。因此可以把这些小事儿与症状等量齐观，如果认真地考察一下，这些小事儿就能像梦一样揭示心灵中隐秘的部分。一个人的最秘密的隐私往往借助于它们表露出来。如果它们在压抑其潜意识冲动很成功的健康人身上也特别容易，而且经常地出现，那主要是因为它们显得微不足道且毫不引人注意。但是，因为它们证明了即使在健康人身上压抑和替代的形成也会发生，所以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价值。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精神分析者的显著标志在于他们严格相信心理生活的决定性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是无足轻重的、随意的和偶然的。他们期望在每一件通常看来毫无动机的事件中找到充足的动机。确实，他们准备从一个心理活动中找出几个动机，而当同一个心理活动发生时，我们对因果关系的内在渴求仅仅满足于找到单一的心理起因。
现在，如果你们把我们已有的用来揭示心灵中被隐藏、被遗忘、被压抑部分的各种手段（对患者在自由联想中所想到的观念的研究，对患者的梦的研究，和对他们的过失行为和症状行为的研究）都结合到一起；如果再加上精神分析治疗中对其他现象的探索（就这一方面我将在以后论述“移情”（transference）时有所涉及）；如果你们把所有这些都铭记心中，你就会和我一样得出以下结论：我们的治疗技术很有效，足以完成任务，即把致病的心理材料带入意识中，进而消除由替代症状的形成所带来的烦恼。如果在我们治疗的过程中，加深和扩展了我们对人类健康和病态心理的了解，那当然只能被看作是我们工作中一件特殊的且令人可喜的“副产品”。
你们可能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要掌握我所介绍的这门技术特别困难。而我认为，这门技术的难易完全取决于它所要处理的材料。但至少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这门技术不是无师自通的，必须要像学习人体组织学或外科学专业技术知识那样来学习它。听到下面的情况你们可能会感到很惊讶，在欧洲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对精神分析大加评论，而这些人对这门技术一无所知，也不会应用。他们还带着讥笑的表情来追问我们如何向他们证明我们发现的正确性。在这些反对者当中，有些人无疑是相信科学思维模式的。他们不会因为没有得到肉眼观察的证实就轻易否定对解剖标本的显微镜观察，但他们要借助显微镜对事件做出自己的判断。然而，提到精神分析，要想得到这种确认的希望其实很渺茫。精神分析寻求使心理生活中被压抑的东西能在意识中获得确认，而每一个对此做出判断的人本身也是人类中的一员，也有类似的压抑，而且或许正在竭力地维持着这些压抑。因此他们会像我们的病人一样产生同样的抵抗，这种抵抗很容易把自己伪装成理智的拒绝，并提出辩驳，而这种辩驳在患者身上可以利用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加以避免。正如在我们的患者身上所发现的一样，我们在反对者身上也认识到，他们的判断力会明显受到一种被削弱的感觉的影响。意识的高傲（例如以这种蔑视来抛弃梦境）是最有力的武器之一，用它我们大家都可以保护自己免受潜意识中情结的侵袭。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难以相信潜意识这一现实，难以使他们学会认识那些与他们的意识相抵触的新东西的原因所在。
第4讲
女士们，先生们：
现在你们一定想知道，借助于我所介绍的这些技术方法，在神经症的致病情结和压抑的愿望冲动中我们都发现了什么呢？
首先我们发现了，精神分析的研究在回溯患者的症状时，总是遵循令人吃惊的规律，在病人的**印象中找到病因。它告诉我们这些致病的愿望冲动在本质上都是性本能的成分。它还迫使我们设想，在致病的诸因素之中，性障碍（erotic disturbances）是起着主导的作用，而且在男女两性中都是如此。
我意识到人们不愿意相信我的这种观点。甚至那些乐于追随我的进行心理学研究工作的人，也倾向于认为我过分强调了性因素所起的作用。他们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别的心理兴奋不会导致我所说的那种压抑和替代形成呢？我只能回答，我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不会，我也不应该反对它们的这种行为。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它们不会起到这么重要的作用，它们充其量只是性因素运作中的辅助因素，而不能代替性因素。我绝不是一开始就在理论上形成了这一观点，在1895年我和布洛伊尔医生合作出版《癔症研究》时，我尚未采用这种观点。只有后来当我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的时候，我才转而相信这种观点。现在在座的听众中有几位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和弟子，他们和我一起来到沃斯特。问一问他们，你们就会知道他们在一开始也完全不相信我把性病因学（亦译性病源学，sexual aetiology）看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主张，直到最后他们自己的分析经验使他们不得不接受这一观点。
患者的行为并不容易使我们相信这种观点的正确性。患者并不愿意向我们提供他们**的有关信息，他们总是尽可能地隐瞒这些情况。在性问题上，人们普遍是不坦率的。他们不会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性欲，而是为了掩饰它而披上一件用谎言编织成的厚厚的大衣，好像在性的世界里天气永远是那么寒冷。也不能说他们是错的。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文明世界里，阳光和微风对性行为来说是不合时宜的。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向他人暴露自己的色情欲望。但是，当你的病人发现，在接受治疗中他们能对性问题坦然处之时，他们就会抛掉谎言的面纱，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有资格对这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做出判断。不幸的是，甚至医生在涉及他们个人的**时，也并不比其他人表现得更出色。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无法摆脱统治着多数“文明人”的对性问题的一贯态度：既想好色，又装得正经。
下面让我接着讲我们的发现。在另一类病例中，用精神分析调查去回溯其症状起源时，确实只追溯到一般性的创伤经验，而不是性经验。但是另外一种条件使这种区别失去了意义。因为分析工作要想获得对病例的透彻理解和完全治愈的效果，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患者发病时所发生的事件上，而是必然要追溯到患者的青春期和幼儿期。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决定后来发病的印象和事件。只有童年期的经验才能解释其对后来的创伤的敏感性，也只有通过揭示这些几乎总是被遗忘的记忆踪迹并使它们成为有意识的，我们才能获得消除这些症状的力量。这里，我们得出与梦的研究中同样的结论：童年期的长存不灭的、被压抑的愿望冲动为症状的形成提供了动力；没有它们，对于后来的创伤的反应就会采取一种正常的方式。但是这些强有力的童年期愿望冲动都可以无一例外地被视为具有性的意味。
说到这里，我想我终于可以确信你们会为此感到惊讶：“那么，真有像幼儿性欲（infantilesexuality）这样的东西吗？”你们会问：“难道童年期不是恰恰相反，是一个以缺乏性本能为标志的人生阶段吗？”不，先生们，性本能肯定不像《福音书》中魔鬼进入猪的躯体那样，在儿童发展到青春期才进入他们体内的。一个儿童在一出生时就有了性本能和性活动，他是和这些东西一起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它们是在经过许多阶段的重要发展历程后，才形成我们所谓的成人的正常性欲。在儿童身上观察到这些性活动的表现毫不困难，相反，要想观察它们并想解释得通，就需要有一定的技巧。
幸运的是，我现在有机会可以从你们中间找出一个证人来证实我的观点。我手头有一篇论文，是由桑福德·贝尔（Sanford Bell）医生所写的，发表于1902年的《美国心理学杂志》上。作者是克拉克大学的一名研究员，而我们此刻恰好聚集在这所大学的讲演厅里。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两**情初探》。它比我的《性学三论》（1905）早三年问世，作者所说的恰好与我刚才跟你们讲的相吻合：“**情感（emotion of sex-love）……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是在青春期首次出现的。”他这篇文章的写法在我们欧洲被称为“美国格调”，他收集了15年间的不少于2500个肯定性的观察实例，其中有800个是他自己的观察。这些恋爱的事例都是通过种种迹象表现出来的，就此他写道：“观察到上百名儿童情侣的表现，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把它们同性的根源联系起来。如果在这些观察上再加上人们的自述，这些人在童年期都经历过强烈的爱恋情感，而他们对童年期的记忆又较为清晰，那么，即使最苛求的人也会满意的。”不过，最令你们当中不愿相信“幼儿性欲”的那些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些早早就产生恋情的儿童中有不少竟是3岁、4岁和5岁的幼儿。
如果你们对这位最亲密的邻居的观察比对我的观察更加信任的话，我并不会感到惊讶。我自己最近也相当幸运，根据对一位患有焦虑症的5岁男孩的分析，我比较完整地了解到了儿童**早期的躯体本能表现和精神产品——这项分析是由孩子自己的父亲采用正确的技术进行的。[188]而且我可以提醒你们，就在几小时前，就在这个大厅里，我的朋友卡尔·荣格博士向你们报告了一个对更小的女孩的观察，这个女孩有着与我的病人类似的沉积性病因（家中一个小弟弟的出生），这使我们可以确凿地推断这个病例中存在着几乎同样的肉欲冲动、愿望和情结。因此，我觉得有希望使你们相信乍看起来颇为奇怪的关于幼儿性欲的观点。而且我很愿意向你们介绍值得一提的苏黎世精神病专家尤金·布洛伊勒医生的例子，他在几年前曾公开宣称他无法理解我的性欲理论，但后来他完全根据自己的观察证实了幼儿性欲的存在。
要解释为什么多数人（无论是医学研究者还是其他人）宁愿对儿童的**置若罔闻是很容易的。在为文明生活所受的教育压力下，他们忘记了自己幼年的性活动，而且也不愿意再回想那些被压抑的东西。如果他们能够开始对自己童年的记忆进行自我分析、修正和解释，他们就会形成另一种信念。
那么，请抛开你的种种疑虑，和我一起从人生的最早阶段来思考一下幼儿性欲。[189]儿童的性本能是由一系列因素组成的，因此，也就可以将其分成来源各不相同的许多部分。最重要的是，它仍然独立于生殖功能，直到后来才开始承担这一职责。它这时的职责是获得各种不同的快感，因为这些快感相类似或有联系，所以把这些情感统归于性快感。儿童性快感的主要来源是对刺激特别敏感的身体某些部位所产生的适当兴奋。这些部位除了**以外，还有口腔、肛门、尿道、皮肤和其他感官表层。既然幼儿**最初阶段是从自己的身体上获得满足的，不关注外部对象，因此我们称这一阶段为“自体性欲”（auto-erotism）阶段（这个词是从哈弗洛克·霭理士那里借用来的）。我们又把获得性快感的重要的身体部位称为“性感带”。幼儿吸吮拇指（或肉欲吸吮）就是从性感带获得自体性欲满足的良好的实例。第一个科学地观察到这一现象的人是布达佩斯的一位儿科专家林德纳（Lindner），他已经把这种现象正确地解释为性满足，并且透彻地描述了它向其更高级的性活动形式过渡的过程（1879）。生命中这一阶段的另一种性满足是对性器官的**兴奋，它对一个人今后的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以至于许多人无法彻底地克服它。除了这些及其他的自体性活动以外，我们还在非常小的孩子身上发现了把某个外人当成对象而产生性快感的那些本能性成分（或如我们所说的力比多）。这些本能是以主动和被动相对立的形式成对出现的。可以一提的，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造成痛苦的欲望（施虐狂）及其被动的对立面（受虐狂），还有主动的和被动的寻求欲；前者后来派生出好奇心，后者演化成艺术和戏剧表现的冲动。一个儿童的性活动的其他方面意味着做出了“对象选择”，即把某个外人当成这种活动的主要特征，这个人在第一次出现时的重要性来自于自我保存本能的考虑。但是在儿童的这个早期阶段，性别差异还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如果你认为每一个儿童都有不同的同性恋现象，那并非是不公正的。在儿童的这种广泛、丰富而又分离的**中，每一种单独的本能都各自独立地获取自己的快感满足，而后来则会逐渐集中起来，形成两个主要发展方向，因此到青春期结束时，个人的最终的性特征通常就完全成型了。一方面，这些单独的本能从属于**区的支配，因此整个的**开始服务于生殖，单独的本能满足的重要性只在于辅助和促进正当的性行为。另一方面，对象选择使自体性欲退居其后，因此在一个人的**中，性本能的所有成分都要寻求从其所爱的人身上获得满足。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原始的性成分都被允许参与性欲的最终确立。即使在青春期之前，一些本能的极有力的压抑就已经在教育的影响下发挥了作用，像羞耻、厌恶和道德这样的精神力量已经形成，它们像哨兵一样压抑着愿望。因此，当青春期的性要求达到**时，就会遇到水坝一样的反抗性和抵抗性的心理结构，它们使这股潮水流入所谓的正常渠道，令其无法再次唤醒那些被压抑的本能。特别是童年期的排泄冲动（coprophilic impulses）——也就是对排泄物的依恋欲望——总是受到最严格的压抑，对于儿童最初的对象选择所涉及的人物的固恋也同样是如此。
先生们，在普通病理学中有一定则，那就是每一个发展过程中都隐含有病态的倾向，因为这一过程有可能被抑制、被延迟，甚至可能半途而废。在性功能的极其复杂的发展过程中也同样如此。它在每个人身上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即使不陷入退化（involution）（如退行）的历程中，也会遗留下种种异常现象或导致以后发病的隐患。还可能会发生并非所有的本能成分都听凭**区支配的情况。以此种形式保持独立的本能会导致我们所说的性变态（perversion），而且它会用自己的性目标代替正常性目标。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自体性欲不能被完全克服的现象便屡屡发生，大量随之而来的紊乱现象证明了这一点。初始阶段把男女两性作为性对象具有同等价值，这种初始现象持续下去并将导致成年生活中的同性恋倾向，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就会深陷于单一的同性恋欲望中。这类紊乱现象代表了性功能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直接压抑，它们构成了性变态和那些并不罕见的在**中普遍存在的幼稚行为。神经症的引发倾向可以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追溯到受到损害的性发展。神经症对于性变态就像被动对于主动的关系。出现在性变态中的本能成分可以在神经症中作为情结的载体和症状的建构者而被发现，只是在神经症中它们是在潜意识中运作的。因此，它们受到压抑作用，但在与压抑的抗争中，它们能坚持存留在潜意识之中。精神分析已经清楚地表明，这些本能在很小的年龄阶段的过度强烈的表现会导致一种局部的固恋。这种固恋继而在性功能的结构中造成了一个薄弱点，如果在成熟以后，正常性功能的发展受到阻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压抑就会恰好在幼年固恋发生的地方被冲破。
但是你们可能会争辩说，所有这些都不是性欲。我所用的这个词的含义要比你们惯常理解的含义宽泛得多。如果在你们的定义内，我也乐于赞同你们的看法。但是问题是当你们把这个词的含义仅仅局限于生殖的范围内，它的含义是否太狭窄了呢？这意味着你们没有理解性变态，以及性变态、神经症与正常的**之间的关系；而且使自己无法在其真正意义上认识到儿童肉体和精神方面的**这些容易观察到的萌芽。但是，不论你们如何选择确定这个词的用法，你们必须牢记，精神分析是从完整的意义上，即出于对幼儿性欲的考虑而来理解性欲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儿童“性发展”的问题上来。因为我们一直给予**的肉体方面比精神方面更多的关注，所以就这个问题需要做一些补充说明。儿童最初的对象选择是源于对援助的需求，这种对象选择行为需要我们做更深入的研究。他最初的选择是直接指向照顾他的那些人，但很快就集中指向他的父母。正如我们对儿童的直接观察和后来对成人的分析考察中所了解到的那样，儿童与他们父母之间的关系并非丝毫不伴有性兴奋因素的。儿童把父母双方，尤其是其中一方，当成是自己**欲望（erotic wishes）的对象。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通常遵从来自父母的暗示，而父母的柔情常常带有明显的性活动特征，尽管这种性活动的目标受到了禁制。通常是父亲偏爱女儿，母亲偏爱儿子；而孩子对此做出的反应是：如果他是个儿子，就希望能取代父亲；如果她是个女儿，就希望能取代母亲。在这种亲子关系中，以及由此引发的兄妹关系中所激起的情感不仅是积极的和充满爱慕的，也有可能是消极的和充满敌意的。由此而形成的情结注定在很早就受到了压抑，但它仍会在潜意识中继续产生很大而持久的影响。由此可以推断，这一情结及其衍生物构成了每一种神经症的“核心情结”（nuclear complex），估计它在心理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也是相当活跃的。关于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王的神话几乎完完全全地表达了幼儿的愿望，这种愿望后来遭到“**阻障”（barrier against incest）的反抗和排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也同样植根于**情结的土壤，只是披上了更巧妙的伪装而已。
当儿童仍然受到未被压抑的核心情结支配时，他的那种大有性意味的精神活动便开始了。他询问婴儿来自何处，根据他所看到的迹象，猜测到比成人想象的真实情况还要多。他的这种探究的兴趣通常是由一个新生儿的降临给他带来的真正威胁而引发的，这个新生儿被他看成一个竞争对手。在受到其自身起作用的那部分本能的影响，他得出了一系列幼稚的性理论——如认为两性都有男性**，或者认为婴儿是母亲吃饭时怀到腹中，在排便时生出来的；或者把**看成是敌对的行为，看成一种暴力的征服。但是，由于他的性器官构造的不完善，以及他对女性性通道的隐秘性特征的知识匮乏，这位幼小的探索者一定会以失败而告终。这种幼稚的探究本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幼稚性理论，在决定儿童性格的形成和其后的任何神经症的内容方面都具有极重要的作用。
儿童把他的父母当作自己第一个爱的对象，这是不可避免的和完全正常的。但是，他的力比多不会始终固着在这最初的对象上；以后，他只是把父母作为一个原型，并且当他们最后选择对象时机到来时，他会逐渐从父母身上转向旁人。因而，如果一个儿童的社会适应不会面临危险，那么儿童与其父母的这种分离就是一项不可避免的事。当压抑在各种本能成分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或者后来当父母的影响有所松懈时——这些影响是压抑中能量消耗的根本原因——教育的任务就会遇到极大的难题，而在当前，这种难题总是不能以一种理解和不会引起反对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不要认为，这些关于儿童**和性心理发展的讨论使我们偏离了精神分析和治疗神经性疾病的主题。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把精神分析治疗看成是旨在消除这些童年残迹的教育工作的序幕。
第5讲
女士们，先生们：
随着对幼儿性欲的发现以及把神经症症状追溯到性本能的成分，我们就神经症的性质和目的方面得出了一些出乎意料的结论。我们发现，由于外部的障碍和内部的不适应，人们的性需要的满足在现实中受挫，因此就患病了。我们还发现人们继而遁入疾病，以便在疾病的帮助下得到一种满足，以取代那种受挫的满足。我们认识到，病理症状构成了患者性活动甚至整个**的一部分，而且我们发现从现实中退缩（withdrawal）回来既是患病的主要目的，也是疾病所造成的主要危害。我们推测患者对康复的抵抗绝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而是包含着好几种动机。不但患者的自我反对放弃压抑，因为自我是利用压抑才从其最初的心理倾向中提升出来，而且性本能也不愿放弃这种替代性的满足，因为不知道现实能否为它们提供更好的满足方式。
从不满意的现实逃向伴有生物性损伤的、我们所说的疾病状态（虽然疾病从来不会给患者带来即时的快感），这种逃遁发生于退化、退缩和返回性满足不受阻碍的初始阶段这一条道路。这种退缩表现出一种双重性：一是时序性退缩，即力比多或性需要返回到时间上更早的发展阶段；二是形式性退缩，即在表现这些需要时运用原始的、最初的心理表达方式。但这两类退缩都是指向竞争的，而且在带来**的幼稚状态方面是统一的。
你对神经性疾患的病因挖掘得越深，你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揭示了神经症与人类心灵中的其他产物，包括与那些最有价值的产物之间的关系。你可能会领悟到，我们人类有着高标准的文明，却又承担着内心压抑所造成的巨大压力。我们普遍地发现现实并不令人满意，出于这个原因便热衷于一种幻想的生活，从中我们编织出种种愿望满足的情景来弥补现实中的缺憾。这些幻想中包含大量的构成一个人人格的真正要素和那些涉及现实而被压抑的冲动。有能力和有成就的人是那些能够凭自己的努力把愿望的幻想转变成现实的人。如果由于外部世界的抵抗和个人自身的弱点，这种努力遭到失败，他就开始逃离现实而退缩到那个更令其满意的幻想世界中，而幻想世界中的内容就会转化成其患病时的症状。如果在有利的条件下，他仍然可以找到一条从幻想返回现实的道路，而不是以倒退回幼儿期来永远与现实隔绝。假如一个与现实冲突的人拥有艺术天赋（对我们来说，这仍是个心理学的难解之谜），他就可以把他的幻想转化为艺术创造，而不是转化成症状。以这种方式，他就能逃脱神经症的厄运，而且通过这种迂回的道路重新获得了与现实的联系（兰克，1907）。如果对现实世界的抗争不断，而又在可贵的艺术天赋方面匮乏或有缺陷，那么不可避免地，作为幻想源泉的力比多就会走上倒退的道路，重演幼儿时的愿望，并以神经症告终。寺院曾经是那些对生活感到失望、或觉得无力面对生活的人的避难所，而如今神经症已取代了寺院的位置。
现在让我讲一讲对神经症的精神分析探索所获得的主要发现。神经症患者并没什么与健康人不同的、独特的心理内容。或者，正如荣格所说的那样，导致神经症的那些情结也就是我们健康人与之斗争的那些情结。至于这场斗争是以健康告终，或以或神经症告终，还是以一种补偿性的成就优势告终，那就取决于定量（quantitative）的考虑，取决于相互冲突的力量的对比。
女士们，先生们，我还未来得及告诉你们证实我们关于神经症中性本能力量运作这一假说的最重要的观察。在对神经症患者的每一次精神分析治疗中，都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我们称之为移情。也就是说，患者会直接对医生产生一定程度的柔情（不时混杂着敌意），这种情感并非建立在他们真实关系的基础上，正如它出现时的每个细节所表明的那样，它只能追溯到已成为潜意识的病人的那些过去幻想中的愿望。患者所无法回忆的一部分情感生活又在他与医生的关系中重新体验到了，而且也只有在移情中的这种重新体验才能使他相信潜意识性冲动的存在及其力量。借用化学上的比喻来说，他的症状就是在爱（用这个词最广义的含义）的领域中早期经验的沉淀物，只有在移情体验的加温过程中，这种沉淀才会溶解并产生出其他的精神产品。在这类反应中，我可以从费伦茨（1909）那里借用一个恰当的词，那就是医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他把这一过程中释放出来的情感暂时吸引到自己身上。对移情的研究也能为你提供理解催眠暗示的钥匙，我们最初曾把催眠暗示（hypnotic suggestion）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来考察患者的潜意识。那时我们发现催眠术有辅助治疗的作用，却妨碍科学地理解这些事实；因为它清除了某些领域的心理抵抗，并在这一领域的边缘上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另外，你们不要认为移情现象（遗憾的是，关于这一现象，我今天能告诉你们的实在太少了）是在精神分析的影响下才制造出来的。如同患者和医生的关系一样，移情是在人际关系中自发产生的。
无论在哪里，移情都是传递治疗影响的真正媒介；而且你对它的存在了解得越少，它的作用就越大。因此，精神分析并没有创造移情，而只是使它呈现于意识之中，并获得对它的控制，以引导心理过程达到理想的目标。然而，在结束移情这一主题之前，我必须强调这样一个事实，移情现象在不仅为患者而且为医生提出一种信念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我知道，我的所有追随者的确是根据他们在移情方面的经验才相信我关于神经症病因的主张的。而且我很容易理解，在一个人实施精神分析并亲自观察到移情的作用之前，谁也不会做出如此肯定性的判断。
女士们，先生们，我认为，从理智上讲我们必须考虑到有两个特殊的障碍，使人们不易承认精神分析观点的价值。首先，人们不习惯把决定论严格而普遍地应用到心理生活中。其次，他们对区分潜意识心理过程和我们所熟悉的意识过程的特殊性一无所知。对精神分析工作最普遍的抵抗之一都能追溯到第二种因素（即潜意识），这对病人和健康人都是一样的。人们害怕受精神分析的伤害，害怕把被压抑的性本能召回到患者的意识中，好像含有一种危险，会压服其高尚的道德倾向和剥夺其彬彬有礼的习尚。人们注意到患者的心灵中有一些痛疤，但是不敢触及它们，怕加剧他的痛苦。我们可以接受这种比喻。如果这样做只能引起疼痛，那么无疑不去触碰这些伤疤更为仁慈。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如果一个外科医生想要采取一些积极措施，他认为这样做会产生永久的疗效，那么他肯定会检查和对付疾病的病灶。只要达到了最终的疗效，只要患者暂时的痛苦会换来长久的康复，那么没人会因为检查时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痛苦或手术所造成的各种反应而责怪医生。精神分析的情况与此相似。如同外科一样，它也可以做出声明：患者在治疗中痛苦加剧的情况要比外科医生所造成的痛苦轻得多，而且相对于隐藏的疾病的严重程度而言根本算不了什么。另一方面，人们如此害怕的最终后果——从压抑中释放出来的本能会导致患者文化性格的崩溃——是完全不会发生的。因为这种惊恐与我们从经验中所获得的确凿无疑的知识完全不符——即愿望冲动的精神力量和肉体力量，一旦对它们的压抑失败，那么它们在潜意识中要比它们在意识中强大得多。所以使这些力量进入意识只能削弱它们，潜意识的愿望不受任何影响，也不受任何相反倾向的奋力驱使，而有意识的愿望则受一切意识到的愿望和反对它的愿望的掣制。因此，精神分析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些最高尚、最有价值的文化倾向，本身就能更好地替代不成功的压抑。
那么，由精神分析所释放的潜意识愿望又会成为什么呢？通过什么途径我们才能成功地使它们不对患者的生活造成伤害呢？这样的途径有几条。最常见的结果是，当精神分析工作正在进行时，这些愿望被反对它们那些更好的倾向的理性心理活动所驱逐。可用这些最佳的方法以谴责判断（condemning judgement）来取代压抑。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必须放弃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起源于自我发展早期阶段的那些影响。因为个体在那时尚未完全发育成熟，还十分软弱。因此他过去只能成功地压抑那些无用的冲动。现在他已成熟和强壮，他可能会完全成功地征服那些敌对的冲动而无伤于自己了。
精神分析工作的第二个结果是，分析所揭示出来的潜意识本能有可能被用于更有用的目的。
如果发展不被阻断的话，这种目的很早就能被发现。因为消除竞争的愿望冲动绝不是发展的理想目标。由于压抑，神经症患者已牺牲了许多心理能量的资源，而这些能量的贡献本来对他们性格的形成和生活行为具有重大价值。我们还了解到一个目的更加明确的发展过程，叫做“升华”。
在升华过程中，幼儿愿望冲动的能量不会消退而会得到应用——各种冲动的无用目的被一种更高尚的、也许不再是性欲的冲动所替代。碰巧的是，性本能的这些成分才特别显著地能进行这种升华，可以把它们的性目标转化成一个更远大的更具有社会价值的目标。也许我们把最高的文化成就归功于以这种升华作用的方式释放的能量。早期未成熟的压抑使被压抑的本能不可能升华；
祛除了这种压抑，通往升华之路才重新畅通。
我们一定不要忽视精神分析工作的第三个可能的结果。被压抑的力比多冲动的某一部分要求获得直接的满足，而且也应该在生活中找到这种满足。我们文明的标准使生活对于人类的多数群体都显得过于艰难。这些标准随后会加剧脱离现实并导致神经症。过分的性压抑，不会使人类获得太多的文化成果。我们不应把自己抬得太高，以致完全无视我们身上原始的动物性。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个人幸福的满足也是我们文明所必须具有的目标之一。性成分的可塑性通过它们的升华能力表现出来，这可能确实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即通过更彻底的升华而寻求获得更高的文化成就。但是，正如我们不能指望我们的机器把全部热量都转化成有用的机械能一样，我们也只能利用性本能的一部分能量以达到较高的目的。如过多的利用，其实是不可能成功的。对性欲施加过多的限制，非但无益，反而会带来各种祸端。
在结束讲演的时候，我要向大家提出一个警告，在你们看来这恐怕是有些夸张。我只是想通过讲给你们一个古老的故事，来间接地描述一下我的信念，我就不管你们怎样来看待它了。德语文学中经常提到一个叫做希尔达的小镇，镇上的居民会施展各种聪明巧计。据说，希尔达的居民拥有一匹骏马，它的健壮令居民们引以为自豪，只有一个美中不足的缺点——它每天要吃掉大量贵重的燕麦。居民们决定每天减少一点它的食量，直到使它习惯于完全节食为止，这样就可以慢慢地改掉它的坏毛病。有一段时间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马最后的食量达到了每天只吃一根燕麦，甚至接下来就可以什么也不吃了。第二天早晨，希尔达的居民发现这可恨的牲畜死掉了，但人们不知道它是为什么死的。
我们可以认定这匹马是饿死的，而且不可能期望一匹一点燕麦不吃的马去干什么活。
我应该感激你们的邀请，感谢你们专心致志地听我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