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y had sent a small octavo volume to G?ttingen，and had got back something that was a quarto in body and soul”

“他们已把一个小小的八开本寄到了哥廷根，并收到了一个从头到脚一点不差的四开本。”

“In order to erect this building properly，it is above all necessary that good foundations shall be laid；and I know of none firmer than if，upon every course of masonry pro，one promptly lays a course contra”

“要建造好这座楼房，人们首先必须打好地基。而且我知道最坚固的方法就是铺好前一层之后立刻铺上后一层。”

“One person procreates a thought，a second carries it to be baptized，a third begets children by it，a fourth visits it on its deathbed and a fifth buries it”（Analogy with unification）

“第一个人产生一种思想，第二个人给它施洗礼，第三个人用它生孩子，第四个人在它临终时去看望它，第五个人埋葬它。”（“统一性”的类比）

“他不仅不相信鬼，而且也不怕鬼。”这个例子中的诙谐完全在于这种荒诞的表征形式。这种表征形式把通常认为不太重要的部分放在比较的位置上，而把以为更重要的成分放在了肯定的位置上。假如剥去这个诙谐的伪装，其含义就是：“用我们的理智来消除我们对鬼的恐惧，要比出现这种恐惧时才去保护自己不受其恐吓容易得多。”不过，这种释义就不再是一个诙谐了，它只不过是一种正确的而且极不为人注意的心理学的发现。莱辛在下述这句众所周知的话里也表达了这种发现：

“并非所有嘲笑其枷锁的人都是自由的。”

我想借此机会来澄清一个可能导致某种误解的问题。因为“单纯的”抑或“抽象的”诙谐非但不是说它们的“浅薄的”或者“空洞乏味的”，相反，恰恰说明它和待会儿将要讨论的“倾向性”诙谐刚好相反。就像前面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一个单纯性诙谐——即一个没有倾向性的诙谐——也可能有很丰富的内容，同时它也可能插入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但诙谐的意旨与诙谐无关。在此，它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安排用诙谐表达了思想。无疑，正如钟表制造商竭力搜罗极有价值的样品一样，诙谐中也常发生这种情况：诙谐方法中的最杰出成就被用来作为反映最根本意旨的思想的外表。

倘若我们现在严格地将概念诙谐的思想意旨与外表区分开来，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中到底哪一个可能会阐明我们在诙谐判断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因为它令人惊异地证明了，诙谐的乐趣取决于这一诙谐的内容及其作用的组合印象，同时它还说明我们很可能会受这两个因素之一的欺骗，从而对另一个因素一无所知。只有对该诙谐进行还原，才能使我们了解这个错误的判断。

另外，对言语诙谐来说，情况也是一样。当我们听到“经验就在于经历我们不想经历的事”时，我们常常感到迷茫，并且认为我们已掌握了一条新的真理。片刻之后，我们才会认识到这个伪装下面的陈词滥调：“受伤使人明智。”（逆境是智慧之母，［费舍，1889，第59页］）这个极为贴切的说法仅仅使用了“经验”一词来给“经历”下定义的诙谐把我们欺骗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这个句子的实质。还有利希腾贝格关于“一月份”的统一性的诙谐，它只不过表达了某个我们早已熟知了的事实而已——即和别的祝愿一样，新年的祝愿极少实现。

在许多类似的例子中，情况莫不如此。

我们发现别的诙谐的情况却与此相反，在这些诙谐中，正是思想上的那些恰当而正确的东西吸引着我们，因而我们把谚语俗话都叫做精彩的诙谐——但在这些诙谐中，其思想才是最卓越的，而其作用则常常是软弱无力的。正是在利希腾贝格的诙谐中，思想内容往往要比诙谐的外表更有价值，但极不公正的是，我们却常常重视后者，而忽视前者。所以，关于“真理的火炬”这个评论很难说就是一个诙谐类比。不过，由于它如此恰当，以至于我们倾向于坚持说，这个句子是一个极好的诙谐。

利希腾贝格的诙谐首先是因其思想内容及它们确定无疑地击中要害而著称的。歌德说这位作家诙谐而俏皮的思想里肯定隐匿着许多问题。他的这种说法非常正确；也许这样说可能更正确一点：

它们触及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比如，他曾以开玩笑的方式说，他通读了《荷马史诗》，以至于他总是把德语单词“angenommen”（假定的）读成“Agamemnon”（阿伽门农）——这句话中所用的技巧是“荒诞”加上“语音的类似性”——这样，利希腾贝格发现的只不过是误读的秘密。[119]

下面这个技巧可能令我们大为不满的诙谐也具有类似的性质：“令他惊诧不已的是，为什么会有两个洞正好开在猫的双眼所在的那两片皮毛里。”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愚蠢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这句简单的话里隐藏着动物结构中的一个重大的目的论问题。眼皮裂缝恰好开在显示角膜的地方，这一现象决不完全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除非进化论能给我们阐释这种偶合现象。

我们应该记住这个事实，即一句诙谐的话常常给我们留下一个整体印象，而单凭这种印象我们是无法把思想内容所起的作用和诙谐工作所起的作用区分开来的，或许以后我们会发现一个更加重要且与此类似的现象［参见第135页］。

（二）

从理论上来阐释诙谐的性质，单纯性诙谐对我们来说肯定要比倾向性诙谐有价值得多。浅显诙谐比深奥诙谐也更有价值。单纯的和浅显的诙谐可能会以最纯正的形式向我们提出诙谐问题，因为有了这些诙谐，我们不仅能避免自己被其目的弄糊涂，而且也能避免其合理的含义把我们的判断引入歧途。通过使用这种材料，我们的发现就能得到新的发展。

我来挑选一个可能是言语诙谐中最单纯的例子：

“一个女孩正在梳妆打扮，这时有人向她禀报来访者已到，她抱怨道：‘当一个人在anziehend[120]时却不能让别人看到，真是太遗憾了！’（克勒保罗，1890）”然而，对于我是否有权把这个诙谐称为无倾向性诙谐（nontendentious jokes），我仍不能肯定。我再选一个十分简单而且也不致遭到反对的事例。

我曾应邀出席一次宴会。宴会结束时，端上来一种名叫“Roulard”[121]的甜点心。制作这种点心，厨师必须有高超的技巧；故一位客人问道：“它是自制的吗？”“呵，是的，”主人答道，它是“home-roulard”[122]［“自制的肉卷”，亦是“地方自治”（homerule）的谐音］。

这一次我们将不去研究该诙谐的技巧；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上。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个即兴编出来的笑话使所有在场的人都很开心，而且也使我们大笑不止。和其他不胜枚举的例子一样，在这一例子中，听者的快乐感不可能从诙谐的目的或者思想内容中产生；因此，我们不得不把这种快乐感与诙谐的技巧联系起来。我们早些时候已描述过的那些诙谐技巧方法——诸如凝缩、移置、间接表征等等——都有一种使听者产生快乐感的能力，尽管现在我们无法看出它们是怎样获得这种能力的。通过这个简单的方法，我们就获得了阐明诙谐的第二个论点。第一个论点主张，诙谐的特点取决于其表达方式。假如我们仔细考虑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第二个论点实际上什么新东西也没告诉我们。它仅仅分离出一个我们前面早就注意到的事实。我们还会记得，在还原诙谐时（亦即，用另一表达方式来取代该诙谐的表达方式，同时谨慎地保留其原意），我们不仅会使它们失去其诙谐特性，而且也会使其丧失使我们大笑的能力，即丧失带给我们快乐的能力。

现在，在我们继续讨论这个论点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我们的哲学权威们的看法。

那些认为诙谐是喜剧的一部分，并且把喜剧放在美学领域里进行探讨的哲学家们，常常通过下述条件来界定一个美学观点：我们并不试图从这些对象中得到什么或者用它们来达到某种目的，我们也不需要这些对象来满足我们的主要的生命需求，但只要这些对象能引起我们的深思，只要该观点本身有乐趣，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这种乐趣，这种思维模式是纯美学性的。它完全依赖于它自己，其目的也只是它自身而已，而且它也不能实现生活中的其他目的。”（费舍，1889，第20页）［参阅前面第10页以下］其实，我们根本不想反驳费舍的这种观点。也许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把他的思想转换成我们的表达方式——不过，我们仍坚持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诙谐活动说成是无所指或无目的的，因为它有在听者身上引起快乐这毋庸置疑的目的。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够毫无目的地干任何事情。倘若此刻我们并不需要我们的心理结构来达到某种我们必需的满足，我们就会准许它为快乐服务，同时我们也会想方设法从其本身的活动中获取快乐。我认为，这正是影响所有审美思维的一个普遍条件。

然而，由于我对美学所知甚少，所以我无法详细说明这种理论。不过，至于诙谐，基于前面所注意到的两个事实，我可以断言，无论它是否有思想，都是一种旨在从心理过程中获得快乐的活动。毋庸置疑，还有其他的活动也具有同样的目的。只不过它们或许在从心理活动领域中设法得到快乐这个方面互不相同。抑或它们在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采用的方法上各有不同。虽然我们暂时还无法明确这一点；但我们仍坚持认为，我们已把部分地受节省倾向控制的诙谐技巧和快乐的产生联系起来了。

但是，在我们试图解开诙谐工作的技巧方法是怎样在听者身上产生快乐这个谜之前，我们得先回忆一下这个事实，即为了更简单明了的缘故，我们一直都把倾向性诙谐完全置于一边了。不过，我们还是得把诙谐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以及诙谐是如何为其目的服务的这个问题解释清楚。

首先，经过观察，我们已得知，在研究诙谐乐趣的起源时，我们再也不能把倾向性诙谐束之高阁了。单纯性诙谐的快乐效果通常是温和型的；一般地说它在听者身上所取得的全部效果，也只是一种明显的满足感和一阵淡淡的笑声。从几个适当的例子中，我们就已看出，这种效果的一部分可能是由诙谐的思想内容而引起的。倾向性诙谐常常能使人忍俊不禁，而无倾向性的诙谐却很难做到这一点。[123]由于这两种诙谐的技巧可能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怀疑：由于其目的的缘故，倾向性诙谐必须有快乐的根源供其使用，而单纯性诙谐则得不到这种根源。

现在来评述诙谐的目的就是轻而易举的了。假如诙谐本身不是一种目的一也就是说，如果它不是单纯性诙谐，那么，它就仅仅为两种本身可以归纳为一类的目的服务。它要么是（服务于攻击、讽刺或者防御的）敌意诙谐（hostile joke），要么是（服务于显示性欲的）**诙谐（obscence joke）。不过，我们必须事先重申一下，诙谐的技巧种类一不论它是言语诙谐，还是概念诙谐——都与这两种目的无关。

与此相比，要说明诙谐是如何为这两种目的服务这个问题则要复杂得多。在这项研究中，我想首先论述**诙谐（exposing jokes）而不是敌意诙谐。的确，极少有人认为**诙谐值得研究，仿佛人们对**诙谐本身的反感情绪已经转移到了对其进行讨论这方面来了。但我们决不允许自己因此而张皇失措，因为我们很快就会接触到一个边缘诙谐的例子，它有可能帮助我们澄清一些疑难问题。

我们都知道“猥亵语”（smut）的意思是什么，它就是通过言语有意识地突出性事实和性关系。然而，这个定义和别的定义一样也并不令人满意。尽管有了这个定义后，一次关于性器官解剖学或生殖生理学（physiology of procreation）的演讲就根本无须与猥亵语联系起来了。

但我们必须注意一个更有关的事实，即猥亵语常常是针对这样一个人的，他对别人有性刺激，听了这些猥亵语后，人们预料，他就能意识到说话人的性兴奋，与此同时，自己也产生了性兴奋。

另一个听到**言秽语的人也许不会产生性兴奋，其反应可能是羞涩抑或难堪。这种现象只不过是反对这种兴奋的一种反应，也是对这种刺激的一种间接承诺。其实，猥亵语起初是针对女性的，类似于试图勾引。倘若男人们中有一个喜欢说或听**语，这种由于社会抑制而不能实现的原始环境就自然而然形成了。听了猥亵语就发笑的人，其笑声仿佛表明他就是性攻击活动的旁观者。组成猥亵语内容的性题材不仅包含了男女各自特有的东西，而且也包括了男女两性所共有的东西，它还和引起羞涩的一切事物有联系一就是说，它甚至还包括整个排泄领域。然而，这是与厕所想象有关的儿童时代的性领域。故可以说，在这种想象中，性欲的东西与排泄的东西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说毫无差别。[124]在神经症心理学（psychology of neuroses）的整个领域内，性欲仍把排泄包括在内。从老年人和婴儿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

**语就像是它所针对的那个异性的**状态。通过说出那些猥亵话，被攻击者被迫想象出这些话中所谈到的那部分肉体或性行为的某个程序，并向她表明，攻击者本人也在想象着同样的事。

毋庸置疑，想亲眼看见所显示出来的性的东西而产生的那种乐趣正是**语的原始动机。

假如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一些基本事实，将有助于我们澄清一些问题。想看看男女特有的暴露在外的性器官，正是我们力比多的原始成分之一。这种力比多本身可能早已取代了早些时候的某个欲望，并且又恢复了在设想中去接触性器官的那个原始欲望。在这里，像经常发生的一样，这种想看见的欲望已取代了想接触的欲望。[125]我们发现，每个人身上的这种看和触的力比多都以两种形式存在着：主动的和被动的，雄性的和雌性的；并且根据性欲特征所占的优势比例，总有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在少儿身上，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自我暴露的癖好。如果这种癖好没有被消灭或压制在萌芽之中，它就会发展成一种**癖（exhibitionism），一种在男人们中常见的性变态行为。女人身上被动的**癖常常被一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性羞怯反应掩饰着。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从女人们的穿着打扮上看出这种**癖的痕迹。至于灵活多变的习俗及环境是如何允许女人们仍旧保留着那一点**癖这个问题，我只需做点暗示即可。

男人身上的**趋向，大多是作为力比多的一部分而继续存在着的，而且它还用来引起性行为。假如这种冲动在第一次与女人接触时就想表现出来，那么它就必须通过说话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原因有二：其一，向女人表白自己；其二，通过说话所唤起的那种想象，能够使女性置于一种与自己相对应的兴奋状态中，同时也能唤醒女性身上那种被动的**欲。虽然这种求爱语言还不是猥亵的，但却可以发展成为猥亵语。倘若女人很快表示愿意，**语言的寿命就很短暂；

因为它很快就被性行为所取代。相反，如果女人表现的不是这种快速顺从而是防御反应，那就是另当别论了。在这种情况下，引起性兴奋的言语就变成了作为它自身目的的猥亵语。由于受到阻挡的性攻击不能付诸行动，所以它就只能停留在性兴奋的召唤阶段，并从女人身上的性兴奋表示中获得快感。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这种攻击性和别的任何受到阻碍的性冲动一样无疑都在改变着自己的特性。它变得明显地带有敌意和残酷，同时竭尽全力用性本能的那些施虐狂（sadism）成分来反对这种障碍。

因此，女人的不顺从就构成了猥亵语发展的第一个条件。诚然，这种不屈服似乎仅仅意味着稍微延迟，却并不表明进一步的努力会徒劳无益。对女人来说，这种抵抗的理想环境就是同时有另一个男人——一个第三者——在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女人根本就不可能表现出即刻顺从。因此，这个第三者很快就成了猥亵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从一开始，女人的存在就是不容忽视的，在乡下人中或在比较简陋的客栈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女招待或女掌柜一出现，猥亵语就源源不断。只有在一个较高级的社会场合，才会出现正好相反的情况，在这种场合，女人一出现，男人们的猥亵谈话就会戛然而止。而他们则往往保留那种他们认为会使女人脸红的谈话，直到他们“孤居独处”时为止。所以，旁观者，亦即现在的听者就渐渐取代了作为猥亵对象的女人的位置。而且由于这个变化，我们很快就可以猜测出诙谐的特征了。

从这个观点起，我们的注意力可以集中到两个因素上：第一，第三者，即听者所起的作用。第二，限制猥亵语题材的条件。

一般说来，倾向性诙谐需要三个人在场：除了诙谐的制作者外，还必须有充当敌意或性攻击对象的第二者和使产生快乐这一诙谐目的得以实现的第三者。我们以后会研究这种事态的更深层次的理由的；不过，目前我们必须先定位这样一个事实，即因某一诙谐而发笑并能欣赏其快乐效果的不是该诙谐的创造者，而是那个无所事事的听者。在讲猥亵语的情况下，三人处在相同的关系中。因此，其发展过程可以表述为：一旦第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力比多冲动由于该女人的不顺从受到阻碍，他便立即对这第二个人产生一种敌意态度，同时，他把最初介入的第三者当成他的同盟。通过第一个人的**言秽语，该女人就被**裸地暴露在第三者面前。而现在作为听者的第三者，由于自己的力比多轻而易举地就得到了满足，而被第一个人收买了。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普通人中这种猥亵交流是如此普遍地流行，并能确定无疑地引起他们快乐的心境。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涉及到如此之多的有倾向性诙谐的特点的复杂程序中，没有任何概括诙谐特征的正式要求是由猥亵本身所构成，**裸的猥亵语的说出既给第一个人带来了快乐，又使第三者开怀大笑。

只有当我们进入一个由受过更好教育的人们组成的社会时，诙谐的正规化条件才会起作用。

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言秽语才会变成诙谐，而且也只有当它具有诙谐的特点时，它才能为社会所容忍。它最常使用的技巧是隐喻——即通过某个微不足道的东西，某个无关的东西来取代，这样就能够使听者在想象中重建一幅完美而直观的**图像。以**语的形式直接提供的东西和它在听者头脑中势必引起的东西之间的差异越大，这个诙谐就越精彩，而且它为上流社会的人们所接受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除了使用粗俗的抑或优雅的隐喻外，具有诙谐特点的猥亵语也使用言语诙谐和概念诙谐的所有其他方法，这一点极易用事例加以证明。

现在我们终于能够理解诙谐在为其目的服务时的所作所为了。尽管障碍重重，但诙谐还是有可能让一种本能（无论是**的，还是敌意的）得到满足。它们设法绕过这种障碍，而且以那种方式从该障碍一直无法涉及到的根源中诱导出快乐。这种挡道的障碍不是别的，实际上就是女人所受到的那种更高级的教育及良好的教养。正是这种良好的教育和教养相应地使她无法忍受**裸的性行为。一开始就在想象中出现的女人后来仍被认为就在眼前，或者说她对男人所起的威胁作用的影响甚至在她不在场时依然存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有教养的男人是怎样受到一群地位低下的姑娘们的引诱，从而把**诙谐变成了露骨的**词秽语。

我们常常把那种使女人，同时在较小程度上也使男人很难抑或不可能欣赏**裸的**的那种力量称为“压抑”；同时我们还从这种压抑中认识到同样的心理过程。在严重的病例中，这一心理过程总是使所有的冲动情结（complexes of impulses）及其派生物都远离意识，阻止意识的产生，结果成为我们常说的引起精神神经症的主要因素。我们相信，文明和较高的教育对压抑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而且我们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作为一种遗传天性而发展起来的）心理组织也经历了某种变化，其结果就是，我们曾经觉得令人愉快的东西，现在却变得无法忍受了，而且它还遭到了所有可能的心理力量的拒绝。但是，由于文明的压抑活动的影响，许多原始的乐趣都被稽查作用抛弃了，并且永远丧失了。但对于人的精神来说，要摒弃所有这些乐趣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发现，倾向性诙谐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废除摒弃行为、并使我们重新得到那些已经丧失了的乐趣的手段。当我们因一则精彩的**诙谐而发笑时，我们所笑的东西与那些无教养的人听到一个粗俗**的笑话而笑的东西完全相同。在这两种情况下，快乐的根源完全一样。

然而，这种粗俗的猥亵语不能使我们发笑，相反，它会使我们感到难堪，抑或令我们作呕。只有在诙谐的帮助下，我们才会发笑。

这样，我们一开始就表示怀疑的东西［第96页］现在似乎已得到了证实：也就是说，与所有的快乐都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其技巧的单纯性诙谐相比，有倾向性的诙谐更能通达其他各种快乐根源。我们还可重申，凭直觉，我们根本不可能区分在倾向性诙谐中，哪一部分快乐来自其技巧，哪一部分来自其目的。因此，严格说来，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126]在所有**诙谐里，我们常常会做出对某些诙谐的“好处”大加赞赏的错误判断，而诙谐的优劣与否则常常取决于正常的决定因素。其实，这些诙谐的技巧通常都很拙劣，但是它们引人发笑的作用却非常巨大。

（三）

现在我们来考查一下诙谐在服务于敌意目的时所起的作用是否与此相同。

一开始，我们在这里就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从我们每个人的童年时代起，如从人类文明的童年时代起，我们对自己同类的敌意冲动就像我们的性冲动一样，一直受到了同样的限制和同样与日俱增的压抑。然而，我们尚未进步到能够爱我们的敌人，或者说尚未进步到右脸挨打后又把左脸伸过去的程度。此外，所有限制主动仇恨的道德规范至今都清楚地说明，它们本来就是为了一个小小的氏族社会而制定的。只要我们仍认为自己是某个族类的成员，那么在与外来民族接触时，我们就会准许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忘掉这些限制。但是，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我们在控制敌意冲动方面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利希腾贝格在讲下面这句话时措词极为严厉，他说，“在现在人们说‘请原谅’的场合里，过去人们都要给对方一个耳光。”法律所不容许的野蛮的敌意已为口头谩骂所取代；同时对人类种种冲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更好地了解——通过始终如一地坚持“理解一切，原谅一切”——越来越剥夺了对妨碍我们行为的同伴感到气愤、愤慨的能力。在儿童时代，我们天生就有一种强烈的敌意的遗传气质，但后来高级的个人文明教育我们说骂人是可耻的；甚至在格斗仍然允许的场合里，那些可以用作格斗的种种手段亦明显地受到了限制。既然我们不得不放弃用行动来表达敌意——受到其兴趣旨在保护人安全的冷漠的第三者的阻碍——恰如性攻击案例中的情况一样，我们也发展了一种其目的在于把这个第三者争取过来共同对付我们的敌人的新的谩骂技巧。通过对敌人的蔑视、贬低、鄙视或愚弄，我们借助于第三者，即那位没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极大乐趣的旁观者的捧腹大笑，直接从我们敌人的失败中获得了乐趣。

接下来我们准备弄清楚诙谐在敌意的攻击性中所起的作用。诙谐允许我们使用那些由于重重阻碍我们公开或有意地说出来的东西，而使我们的敌人滑稽可笑。换言之，诙谐会规避种种限制并开放那些变得难以企及的快乐资源。此外，听者由于得到极大的快乐而毫不犹豫地袒护我们。

恰如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如果单纯性诙谐迷住了我们的心窍，我们就会过高地估计那句以诙谐形式表达出来的话的要旨。“随我欢心，偏袒其笑”，这个德国成语用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了。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前一章里N先生的诙谐，其性质全都是侮辱性的。N先生似乎想要大声疾呼：“农业部长本人就是头公牛！”“别跟我提起×××！他虚荣心极强！”“我所读过的文章没有比这位历史学家所写的‘拿破仑在奥地利’更枯燥乏味的了！”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人，他不可能以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看法。所以，他便求助于诙谐，诙谐保证使他的观点为听者欣然接受。但假使作者用的是一种非诙谐的方式，那么尽管他讲的是真理，听者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那个关于“红头发傻小子”的诙谐是极有启发意义的诙谐，也许称得上是所有诙谐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诙谐。但该诙谐中到底是什么使我们纵声大笑，并使我们的兴趣从这样做是否会对这位可怜的作者太不公平这个问题上转移开去？当然就是诙谐形式——亦即这个诙谐本身；

但是听了这个诙谐后，我们又为何而笑？毫无疑问，我们是笑那个被介绍给我们的“红头发傻小子”，特别是笑他长着一头红发。诚然，有教养的人早已改掉了取笑他人生理缺陷的毛病，况且他们也并不把长着一头红发看成是可笑的生理缺陷。但是毫无疑问，学校男生及普通人仍这样认为——甚至市政和国会代表中持这种看法的也不乏其人。N先生用最巧妙的方式，使成年人和对生理缺陷很敏感的人都能像男学生一样取笑历史学家X先生的红头发。当然，这并非N先生的本意；但令人怀疑的是，开玩笑的人是否一定要知道他所开玩笑的确切意图。

倘若在这些事例中，诙谐帮助避开了的那个攻击性的障碍是一种内部障碍一种对辱骂的审美抵抗——在其他事例中，这种障碍就有可能是外部障碍。下述事例的情形就是如此。殿下问那个酷似自己的陌生人：“你母亲曾在王宫里干过活儿吗？”他的确得到了一个机敏的回答：“没有，但我父亲在那里干过。”这样回答，被问者肯定会击败这个胆敢用隐喻来卑鄙地暗示他所爱戴的母亲的轻浮发问者。但这个无礼的人是殿下，他不仅不会被击败，甚至也不会感到耻辱，除非某个人想豁出命来进行报复。相反，如果不这样回答，陌生人就只能默默地忍受这种侮辱。但幸运的是，诙谐给他指出了报复这种侮辱而又不危及个人安全的方法，即采用“统一性”这种技巧，把该隐喻反过来用在攻击者身上。此例中的诙谐印象完全是由其目的决定的。所以在这个诙谐的反击的作用下，我们往往会忘记攻击者所提的问题本身就具备了那种使用隐喻技巧的诙谐的特点。

通过外部环境来阻止谩骂或侮辱性的反驳，这种情况是如此常见，以至于人们特别喜欢用倾向性诙谐来攻击抑或批评那些自称为权威的显贵们。因此，诙谐便代表着对这种权威的反叛并逃避其压力的手段。同时，这个因素也具有漫画的魅力：即使它十分蹩脚，我们也会因它而笑，其原因就在于我们认为反叛权威是一种很了不起的美德。

假如我们记住了这个事实，即倾向性诙谐非常适合于攻击那些常常有内部抑制和外部环境保护他们不受直接诋毁的头头们及有尊严、有势力的达官显贵们，我们就会形成一种特别的印象，似乎某些类型的诙谐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和那些社会地位低下、无权无势的人联系在一起。我现在指的就是那些关于婚姻介绍人的轶事，其中有几个我们在研究概念诙谐的种种技巧时已经谈过了。

在诸如此类的例子中，比如在下述事例中：“她还很聋呢！”和“谁会愿意借东西给这家人呢？”

介绍人就被当做头脑简单和粗心大意的人而备受嘲笑。他们完全变成了喜剧人物，因为正如例子中所表明的那样，事情的真相从他们的嘴里自动地跑了出来。但是，我们所了解到的倾向性诙谐的性质，以及这些故事所带给我们的极大乐趣，与这些诙谐所嘲笑的那些人的悲惨境遇相符合吗？

它们是诙谐的劲敌吗？为了抨击某些更重要的东西，诙谐就把婚姻介绍人摆在一个更显眼的位置，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这难道不是正如谚语所说的，意在赶骡，却把鞭子抽在鞍垫上吗？要想否认这种观点的确是不可能的。

虽然关于婚姻介绍人的趣闻轶事的阐释还可以继续下去，但在我看来，继续下去却毫无必要。

只要把这些轶事当做Schwanke［滑稽故事］来看待，我就心满意足了，而且我也就能够否认它们的诙谐特征了。不过，这些诙谐也可能具有这种主观决定因素。我们现在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以后还要对此加以研究［第五章］。这就意味着只有那些想当然的东西才是诙谐。我认为是诙谐的东西在别人看来也许只不过是滑稽故事而已。但假使一个诙谐允许这种怀疑，其原因只可能是它有一个幌子（facade），在我们的例子中正好就是那个滑稽的幌子。在这个幌子下，有的人会满足于一瞥，而另一个人则试图明察秋毫。而且，我们还隐约觉得，此幌子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研究者眼花缭乱，因此这些故事里肯定还有一些隐秘的东西。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这些关于婚姻介绍人的轶事全是诙谐的话，那么它们肯定就是比较好的诙谐，因为在幌子的影响下，它们不仅能够隐瞒住自己想说的话；而且还能隐瞒住某些想说而又不准许说的话。但是，对这些轶事的进一步阐释不仅会暴露出那些隐蔽部分，而且还会揭露出这些打着滑稽幌子的趣闻轶事正是倾向性诙谐，所以，对它们的进一步阐释将如下述：任何由于疏忽而失口说出事实真相的人，事实上都很乐意把自己从这种因假话而造成的思想压力中解脱出来。

这是一种正确而又意义深远的心理学洞见。假如心里不愿意，没有人会允许自己被在这些情况下使真相原形毕露的自动现象所征服。[127]这样一来，婚姻介绍人就从一个滑稽可笑的角色转化成了一个值得同情和怜悯的对象，因为他利用第一次机会就把事实的最后一点真相大声讲了出来，所以他最终卸下了那个因说谎话而背上的思想包袱，此刻他该是多么高兴啊！因此，他一旦看到大势已去，即这位未来的新娘不会令这位年轻人满意，他马上高兴地把年轻人不曾注意的这位姑娘的另一个缺点兜售出来。也可以说，为了对聘用他的人表示轻蔑，他就趁机提出一个可以解决这一细节问题的理由：“我问你——谁愿意借东西给这家人呢？”现在，该故事中所有的嘲笑奚落都逆转到该处几乎没有提及的姑娘的父母身上去了。他们认为为了给女儿找个丈夫，这种欺骗完全是正当合理的。同时它还暗示着那些靠这种手段结婚的姑娘们的不幸处境，也影射着以此方式订婚的一种不光彩的行为。而借介绍人之口来表达这种批评是再恰当不过了，因为他最熟悉这些谩骂；但他又绝对不能把这些谩骂大声说出来，因为他的生活还得靠这些人来维持呢。在产生这些以及与此类似的故事的大众心理（popular mind）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冲突；因为它明白，由于某些撮合婚姻的方法，神圣的姻缘就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在研究诙谐的技巧时所注意到的一个事实：在诙谐中，胡说常常取代了诙谐背后那种思想上的嘲弄和批评。（在这方面，诙谐工作所起的作用碰巧与梦的工作所起的作用雷同。）而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证实。这里的嘲弄和批评并不是针对那个在前面的例子中充当替罪羊的婚姻介绍人的。它们是通过另一类诙谐来说明的，相反，其中的婚姻介绍人被描述成了一位能言善辩的上层人物，其实，这些嘲弄与批评都是一些打着逻辑幌子而不是滑稽幌子的趣闻轶事——它们是诡辩的概念诙谐。在其中的一个诙谐里，介绍人通过说明新娘的跛足至少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不幸”来搪塞她的缺陷，进而狡辩说，娶另一个两条腿都健康完好的女人将永远处于可能摔断一条腿的危险之中，接踵而来的是疾病、痛苦和医疗费。

如果娶了这个已经跛了脚的女人，就可以避免所有这一切麻烦。在另一个轶事里，介绍人机敏到能用极为合理的证据来反驳求婚者对新娘的全部异议，只有在谈到新娘的最后一个缺点——驼背——这个叫他无法辩驳的缺点时，他才辩解说：“可你还想要什么呢？难道她不能有一点缺点吗？”似乎求婚者早些时候提出的其他异议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要挑出这两个例子中论据的弱点其实并不难，而且我们在研究其技巧时已经这样做了。但现在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别的东西，倘若介绍人说的话表面上看来似乎同样是很合乎逻辑的，但经过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种表面上合乎逻辑其实只是一种伪装而已。这时，诙谐中的事实真相就必定会使人判定介绍人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这种思想不敢冒昧地以严肃的口吻宣布介绍人是对的，于是就以诙谐这种外表取而代之。

但是，正如所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俏皮话往往暴露出它的严肃性。如果我们假定，所有表面上合乎逻辑的轶事实际上都指的是它们所主张的东西，即使在这些主张是故意错误地诱导出来的情况下也依然如此，那么，我们就不会出差错了。正是为了隐蔽地表现事实真相而使用诡辩法，才使它获得了诙谐的特征。因此，这种诙谐主要取决于其目的。这两个趣闻轶事想表明的是，当求婚者如此孜孜不倦地搜集新娘的那些转瞬即逝的优点，而同时却忘记了他必须准备娶一个有种种不可避免的缺陷的人做妻子时，实际上他就把自己搞得十分可笑了。而另一方面，那种可以与一个多少有点美中不足的女人凑合结婚的美德——互相爱慕和为了爱情而全然不顾——在整个轶事中根本没有提及。

在这些介绍人都恰如其分地装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的事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求婚者的嘲笑，这一点在别的例子中描述得更为清楚。这些故事越简单，它们所包含的技巧就越少；也可以说，它们只不过是一些边缘诙谐的事例。由于其技巧的缘故，它们除了都构建了一个诙谐的幌子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不过，由于它们的目的相同，也由于它们都隐藏在幌子之后，这样它们已产生了诙谐所能产生的全部作用。此外，技巧方法的不足也已清楚地阐明：“如果这些诙谐不想使其作用受到影响，它们就得使用这种与诙谐技巧类似的‘行话’（dialect）这一因素。”

下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它凭借着倾向性诙谐的全部力量，抹掉了那种技巧上的全部痕迹。

婚姻介绍人问：“你对你的新娘有何要求？”——回答是：“她必须漂亮，必须有钱，而且还得有教养。”“好极了，”——介绍人回答说，“但我认为你的要求须由三个介绍人来满足。”

在此，这种斥责不再作为一个诙谐而体现出|来，而是直接指向求婚者的。

迄今为止我们所考虑过的事例中，伪装的攻击一直都是针对着这些人的——在那些关于婚姻介绍人的诙谐里，它所针对的是与安排婚姻有关的所有各方——新郎、新娘及其父母。但诙谐的攻击对象同样可能是机构、能够操纵这些机构、道德或宗教教义以及人生观的人。这些人如此受人尊重，以至于仅有在诙谐的面具及掩藏诙谐真相的条件下才会遭到拒绝。尽管这些倾向性诙谐所表现的主题可能极少，但其形式和外表（envelope）却多种多样。我相信，我们将会很恰当地给这类倾向性诙谐取一个很特别的名字，但只有等到我们分析了几个这种例子之后，我们才能确定取什么名字最为恰当。

我想起了那个吃“鲑鱼炒蛋黄”而又一文不名的美食家［第49页以下］和那个经常喝酒的

教书匠的故事［第52页］。现在，我将继续阐释这些经过研究我们认为是诡辩的移置式诙谐（sophistical displacement jokes）。我们后来才知道，如果这个故事的幌子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合乎逻辑的，这种思想活动就会严肃地宣布“那个人是对的”，可是，由于一个相反的矛盾，这种思想却不敢宣布这一事实，除了在那个极容易证明他是错误的这一点以外。所选择的这个“点”正是在他的正误之间的一种适当的妥协；的确，这种选择不是一种结论，但它与我们身上的冲突相符。这两个趣闻轶事都是谈论吃喝的。它们说：“是的，那个人是对的。人生在世，没有比享乐更重要的了，但一个人怎样享乐，却或多或少地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骤然一听，这种说法极不道德，而且也的确如此。但从本质上来讲，这与主张生活无常和**裸地摒弃道德的诗人们的“及时行乐”并无多大区别。假如我们对“鲑鱼炒蛋黄”这个诙谐中的那个人是对的这种想法感到反感，那也只是因为这种享乐是最低级的，在我们看来，不享受这种乐趣似乎也是过得去的。而事实真相正是通过这种看法才得以说明的。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种时刻，即一方面承认这种生活哲理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又斥责我们的道德规范只知道向我们索取却不偿还给我们任何东西。既然我们已不再相信来世的承诺，亦即，不再相信以前所抛弃的东西在来世都将得到满意的报偿——顺便提一下，如果我们把抛弃看做信仰的标志，那也还是会有极少数虔诚的信徒的——所以，“及时行乐”就成了一条严肃的劝诫。我将非常高兴地推迟享受那些使人满意的东西：但我怎能知道我明天是否仍活在这个世上呢？“Di doman’non c’e certezza。”[128]

我非常乐意宣布放弃所有为社会所禁止的满足方式，但我能肯定社会为我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即使在延迟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来报偿我的摒弃吗？诙谐窃窃私语说的话可以大声地说出来了：与严厉而又无情的道德一样，人类的希望和愿望有权得到社会的承认。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已经用既具说服力又能鼓舞人心的措辞来特别强调，这种道德不过是极少数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立即满足自己愿望的、有钱有势的人制定的、一项自私的规章制度。只要医术还不能保障我们生命的安全，只要社会的种种安排还不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快乐，我们内心反抗道德要求的呼声就永远不可能被镇压下去。每一个诚实的人最终都会承认这一点，至少对他自己来说是如此。关于这一冲突的结论，只有在走过了一段迂回曲折的理解道路之后，才有可能得出。一个人必须把自己的生活与他人的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必须能够与他人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这样才能战胜自己生命的短暂；每个人都不能非法地满足自己的要求，而应当使需要得不到满足，因为只有如此多的未满足的需要继续存在，才能产生改变社会秩序的力量。但并非所有个人要求都能够以这种方式得以推迟和转移给他人，所以，还没有一个解决这种冲突的确切方法。现在，我们知道了怎样给我们刚才阐释过的那些诙谐命名了，它们是愤世嫉俗的诙谐（cynical jokes），而且它们所掩饰的也是愤世嫉俗。

在愤世嫉俗的诙谐惯常攻击的种种制度中，没有一种制度比婚姻制度更为重要，或者说没有一种制度比婚姻制度受到了道德法规的更严密的保护，但同时也是婚姻制度最容易受到人们的攻击。因此，绝大多数愤世嫉俗的诙谐都是针对它的。这类诙谐与性自由一样也没有个人要求，而且文明对任何地方施加的压制都没有对性领域所施加的压制严厉。仅举一例就足以说明我们的种种目的——这便是“卡尼沃尔王子集锦簿里［第78页］提到的一个条目”。

“老婆就像一把伞——男人迟早会去乘出租车的。”

我们已经讨论过该例子中的复杂技巧：它是一个令人困惑而且显然是不可能的明喻。不过，我们现在能看出来，它本身并不是一个诙谐；更明确地讲，它是一个隐喻（出租车就是公共交通工具）；由于其强有力的技巧方法，它还是一个增加了晦涩难懂性的省略。此明喻可以这样理解：

男人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自己不受性色的**。但结果是婚姻却不能满足婚后那种更强烈的欲求。这犹如一个人带着一把伞以使自己不淋雨，然而他还是被雨淋湿了。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必须四处寻找更好的保护；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必须乘公共交通工具；在前一种情况下，寻找为钱卖身的女人。现在，这个诙谐几乎全部被一种愤世嫉俗取代了。人们不敢大声而又公开地讲婚姻不是打算满足男人性欲的一种安排，除非他是一个酷爱真理、热衷改革的克里斯蒂安·马·厄棱费尔似的人物。[129]这个诙谐的力量在于，尽管它绕了许多弯子，但还是把这种思想表述出来了。

当蓄意的反抗性批评是针对对象本人时，或更审慎地讲，是针对人们感兴趣的人，即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如，对像自己的民族）时，就会出现一种对倾向性诙谐特别有利的情况。作为一个决定因素的自我批评的产生，可以清楚地说明为什么许多最贴切的诙谐（我们已经列举了许多这样的实例）都生长在犹太人普普通通的生活这块土壤上。它们是犹太人自己创造的故事，而且针对的是犹太人的特点。由非犹太人创造的有关犹太人的诙谐几乎全都是残忍的滑稽故事。在这些故事中，由于外国人把犹太人看成是滑稽对象，从而使诙谐变得毫无必要。由犹太人自己创造的犹太人的诙谐也承认这一点；但他们既知道自己真正的缺点，也知道缺点与他们的良好素质之间的关系，而且正是对象本人批评的那些东西产生了诙谐工作的主观决定因素（这种因素通常很难获得）［参见第140页以下］。顺便提一下，我不知道是否还有许多别的民族也这么喜欢拿本民族的特征取乐。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还可以选用前面引用过的那个轶事为例。在这个故事里，那位火车上的犹太人一发现走进他的包厢的新来者是自己的同教者时，就马上摒弃了所有得体的行为举止。

我们已经很熟悉，这种轶事证明，某些事情是通过细节进行说明，通过琐碎事情进行表述的。其实，它想要表现那种不承认主仆之分的犹太人的民主思维模式，但不幸的是，这样做的同时也扰乱了戒律和合作。

另一组特别有趣的诙谐描述的是贫富犹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的主人公是“Schnorrer［乞丐］”和仁爱的户主或男爵。

一天，一位经常在每个星期天到同一家餐厅做客的乞丐带来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年轻人一进门就准备在餐桌旁就座。“这是谁？”主人问道。“他上周就成了我的女婿，”乞丐回答道，“同时我已答应供他一年的伙食。”

这些故事的目的往往是相同的；而在下面这个故事中，目的表现得最清楚：

“乞丐恳求男爵给他一些钱去奥斯坦德；他的医生曾建议他洗海水浴来治病。男爵认为奥斯坦德是一个特别费钱的去处；而换一个便宜一点的地方照样能治他的病。但这个乞丐竟用下面的话拒绝了这个建议：‘男爵先生，为了我的健康，我认为世界上没有太费钱的东西。’这是一个绝妙的移置式诙谐，我们可以把它当做这类诙谐的典范。[130]显然男爵是想省钱，而乞丐对男爵的回敬仿佛男爵的钱就是他自己的钱似的，因而他认为，与自己的健康相比，男爵的钱就是次要的了。这里，我们情不自禁地因这个无理要求而捧腹大笑。但这些诙谐几乎都有一个使人产生误解的假面具，隐藏在其背后的事实真相是，按照犹太人的神圣法令，这个想把男爵的钱当做自己的钱的乞丐，实际上完全有权犯这样的错误。由这个诙谐引起的愤慨理所当然就指向了那个连虔诚的人都觉得难以忍受的法律了。”

另一则轶事是：

“在一个有钱人家的楼梯间，一个正上楼的乞丐遇到了一个同行，后者劝他不要再往前走。‘今天别上去了’，这位同行说，‘男爵今天情绪不好，至多只会给每个人一弗罗林。’——‘我还是要上去，’第一个乞丐回答说，‘为什么我该给他一弗罗林呢？他给了我什么东西吗？’”

这个诙谐运用了荒谬技巧，因为它让这个乞丐声称，正当他准备向男爵索取赠品时，男爵却没有给他任何东西。不过，这种荒谬只是表面上的，这位有钱人什么也没有给他。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法律强制他给乞丐布施，而且严格说来，他应该感谢这个乞丐为他提供了一个行善的机会。可见，普通的中产阶级关于善举的观点和宗教关于它的观点是不一致的；下面这个故事则是公开反对宗教观点的：由于深深地被一乞丐的悲惨遭遇所打动，男爵只好按铃叫仆人：“把他给我撵走了！他把我的心伤透了。”其目的的公开暴露又一次构成了一个边缘的诙谐例子。只有把问题放在单个事例中来考虑，最后的这些故事才不同于已不再是诙谐的抱怨：“如果是犹太人的话，做一个有钱的人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好处，别人的痛苦使他不能享受自己的幸福。”

从技巧上来讲，同样属于边缘诙谐例子的其他故事也证明一种极度悲观的愤世嫉俗。比如：

“一个耳朵背的人找医生看病，医生正确地诊断说：病人可能是因为白兰地喝得太多，所以耳朵聋了。他劝病人戒酒，病人答应遵循医嘱。过了一些时候，医生在街上碰到了他并大声询问他的病情。‘谢谢您，’他答道，‘大夫，您不必这样大声讲话了。我已经戒酒了，所以我能听得很清楚。’过了一些时候，他们又碰面了，这次大夫用一般声调询问他的病情，但注意到病人根本就听不清他的话，‘啊！你在讲什么？’——‘在我看来，你似乎又在喝白兰地了，’大夫贴着病人的耳朵大声喊道，‘这就是你的耳朵又聋的原因。’‘算你说对了，’聋子回答道，‘我又喝上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吧，只要我不喝酒，我就能听见。但我听到的没有一件比白兰地好。’”从技术上讲，该诙谐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客观教训：叙述过程中的方言抑或技巧对引起哄堂大笑是不可或缺的。但其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令人悲伤的问题：这个人做出这样的选择难道不对吗？

正是由于这些悲观的故事不言自明地提到了犹太人各种各样毫无希望解脱的痛苦，所以我必须把它们归人倾向性诙谐一类。

其他诙谐同样具有愤世嫉俗性质，但不仅是关于犹太人的趣闻轶事的，这些诙谐攻击宗教的信条，甚至也攻击对上帝的信仰。其技巧在于把幻想与现实相提并论的错误思维（也可以认为是移置）的那个关于“法学博士的心灵感应”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愤世嫉俗的诙谐或批评性的诙谐。该诙谐的矛头不仅指向奇迹创造者，而且也指向相信奇迹这件事本身。据说，海涅在弥留之际讲了一个亵渎上帝的笑话。当一个好心的牧师提醒他上帝会饶恕他的罪孽并给他希望时，海涅答道：“Bien sur qu’il me pardonnera：c’est son métier”（“他当然会饶恕我：那是他的职业。”）这是一个诽谤性的比较（从技术上讲，其价值与隐喻的价值类似），因为职业或行业（m’etier）是工人或医生所从事的一并且他只有一种职业。不过这个诙谐的力量在于其目的，它想说的不是别的，而是：“当然啰，他会饶恕我的，他就是干那一行的，那就是我请他来的唯一原因（正如人们请大夫或律师一样）。”所以，当这位生命垂危的人软弱无力地躺在那里时，他就觉得自己已经创造了上帝，并且赋予了他力量，以便时机一到就可以利用他。只是在他湮灭之前，这个假想出来的人（the created being）才表明自己就是造物主。

（四）

除了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研究过的三种倾向性诙谐——**的或**的诙谐，攻击的（敌意的）诙谐，愤世嫉俗的（批评性的、亵渎上帝的）诙谐——我想再加上第四种、也是最不常见的一种，其性质可以用一个很好的例子来阐明：

“两个犹太人在加利西亚火车站的一列火车上邂逅了。‘你去哪里？’一个人问。‘去克拉科夫，’另一个人回答。‘你真会说谎啊！’第一位生气地叫道。‘如果你说去克拉科夫，实际上你是想让我相信你是去莱姆堡。不过，我知道你实际上是要去克拉科夫。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上面这个给人一种过于难以捉摸的印象的精彩故事，显然是用荒谬技巧来表达的。第二个犹太人因说谎而受责备，只是因为他说出了自己的真正目的地——克拉科夫。不过，在这个例子中，这种强有力的荒谬技巧方法是与另一种技巧即相反表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按照第一个犹太人的无矛盾的说法，第二个犹太人讲实话时就是在说谎，而且是用谎话来说实话。不过，该诙谐更重要的实质应该在于，究竟是什么决定事实真相这个问题。此外，它还说明了一个问题，同时也在利用我们最普通的概念之一的不肯定性大做文章。倘若我们只按事情的本来面目来描述它，而不考虑我们的听者怎样去理解我们说的话，这就是事实的真相吗？或者说这就是诡辩的真相吗？难道事实真相不就在于把听者考虑进来并如实地向他描绘我们的所见所闻吗？我认为这类诙谐完全不同于那些处于特殊地位的其他诙谐。它们所攻击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种制度，而是我们的知识本身，即我们的理论财富之一的这种肯定性。因此，给这类诙谐取名为“怀疑性”（sceptical）诙谐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五）

在我们讨论各种诙谐的目的过程中，或许我们已经阐明了不少问题，但同时我们也获得了许多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启示。但本章研究的结果和前一章的研究结果结合起来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由诙谐产生的快乐一方面取决于其技巧，另一方面又取决于其目的，如果情况属实，那么，诙谐中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快乐根源，在什么共同的观点下面才能联合起来呢？

第二章 综合部分

一、快乐机制与诙谐的心理起因

（一）

我们确信，我们已经了解了诙谐所提供的特殊的快乐根源，所以，现在又可以从这种确定的知识开始我们的研究了。我们知道，我们可能会被引入歧途，从而把我们从所说的思想内容中获得的欢乐与从诙谐中诱导出来的乐趣本身混为一谈；不过，我们也知晓，快乐本身实际上还具有两种根源——诙谐的技巧和诙谐的目的。然而，我们现在想发现的是快乐是怎样从这些根源中产生出来的，它是怎样从使人快乐的作用这种机制中产生出来的。

我想，我们在倾向性诙谐中比在单纯性诙谐中更容易找到我们想要的解释。因此，我们将从前者人手来进行分析。

在倾向性诙谐中，快乐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获得满足的目的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满足。这种满足显然是快乐的一个根源，这点无须进一步加以评说。但诙谐导致这种满足的方式与某些特殊的条件有关，从这些条件里，我们或许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在此必须区分两种情况。比较简单的一种情况是目的的满足受到了诙谐所避开的那种外部的阻碍而不易实现。

我们已经发现了这种情况，譬如，殿下询问那个正与之交谈的人，他母亲是否曾在王宫里干过活时所得到的回答，以及当那两个有钱的无赖让那位评论家看他们的肖像时，评论家的回答：“救世主在哪儿？”就属于这种情况。在前一个例子里，目的是打算用一个侮辱来回答另一个侮辱；

而在后一个例子里，目的是想用一个侮辱来取代所需要做出的评价。在这两个例子中，目的都受到了纯外部因素——侮辱所针对的那些人的强大地位的阻碍。然而，我们也许觉得奇怪，因为不管这两个诙谐及与之相似的倾向性诙谐如何使我们感到满足，它们却总是不能产生使人大笑的强烈效果。

但是，如果在直接实现这种目的的过程中没有外部障碍而只有内部障碍。也就是说，如果只有内部冲动妨碍着目的，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按我们的猜测，这个条件在N先生的诙谐中，即在那个想痛痛快快大骂一顿的强烈欲望被高度发达的美学文化所抑制的诙谐中似乎得到了满足。

借助于一个诙谐，这个特别情况下的内部抵抗就被克服了，抑制也被解除了。通过这种方法，正如在外部障碍的实例中一样，目的的满足就会成为可能，而且目的的压制及这种压制所引起的“心理积郁”（psychical damming-up）[131]就会得以避免。如果到了那个程度，快乐产生的机制在这两种情况下就会完全一样了。

不过，谈到这里，我们感到我们应当更进一步研究外部障碍和内部障碍这两种情况下心理情境之间的差别，因为我们隐约觉得，内部障碍的排除很可能对快乐有巨大的影响。但我建议，在这一点上我们应适可而止，暂时满足于确立对我们来说仍是本质性的东西，外部障碍和内部障碍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唯一不同在于这样的事实：在后一种情况下（一种业已存在的抑制已被解除，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则避免了一种新的抑制的形成）如果情况属实，当我们断定，在形成并维持精神抑制的过程中需要一种“心理消耗”（psychical expenditure）[132]时，我们就会不假思索，不会过多地依赖于思辨。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使用倾向性诙谐的两种情况都能产生快乐，那么就可以这样设想，这种快乐的产生与所节省的精神消耗相对应。

这样，我们又一次碰到了我们在讨论言语诙谐的技巧时第一次遇到的节省原则（principle of economy）这一问题了。不过，尽管我们在前面例子中碰到节省时，它的意思是使用尽可能少的语词或尽量使用同样的语词，但现在我们对从综合性心理消耗这个要广泛得多的意义上来说的一种节省产生了怀疑。同时，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更仔细地了解“心理消耗”这个迄今仍很费解的概念，我们就能更透彻地了解诙谐的基本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