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
廖凤林 译
索宇环 校
邵迎生 修订
按语
所谓“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的问题，指的是非医学院校毕业，甚至对医学知识、医疗技术一无所知的“外行人”，可否进行精神分析的问题。一般人以为只有医生才有权利实施精神分析技术。弗洛伊德在本文中指出，这种认识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精神分析技术既不是神秘的、难以捉摸和掌握的，更不是医生的专利。“外行——非专业人员”只要接受过必要的专业训练，进行过自我分析，掌握潜意识心理学理论和精神分析技艺，就能够克服“抵抗”和控制“移情”，完全可由外行转变为内行，成功地完成精神分析治疗的任务。
引言
这本小册子的标题不大容易理解，因此我要解释一下。“非专业者”就是“非医生”。现在的问题是非专业人员是否也可像医生一样被允许进行精神分析。该问题受到时间与空间两方面的限制。就时间方面而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去关心由谁来进行分析的问题。确实，人们几乎不关心这个问题——他们的意见的唯一共同点是希望没有人来从事精神分析。对此，他们陈述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人们都不喜欢精神分析。因此，那种认为只有医生才可从事分析的要求与对待精神分析的一种新的显然更友好的态度是相一致的——如果这种态度不被猜疑为是对早期态度稍作改变的话。人们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进行分析疗法，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只有医生才有资格。为什么要做这种限定？其理由还需探究。
再就空间而言，精神分析并没有在所有的国家引起相同的重视。在德国与美国，分析治疗仅仅是一种学术性的讨论。因为在这两个国家，每个患者都可以选择医生，选择治疗方式。患者选定的任何医生，有的是“庸医”，能够为所有的患者治疗。唯一的限制是，医生要对自己的行为
承担责任。[182]法律只在医生受到起诉，需要补偿他给患者带来的某种伤害时才起作用。但在奥地利——我正在此并为此写作的地方就有明文规定，禁止非医生给患者治病——而不论实际结果如何。[183]这样，外行人（非医生）可否用精神分析给患者治疗成了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
然而，这个问题一出现，显然就被法律的条款解决了。神经症患者是病人，非专业人员不是医生，精神分析是治愈和改善神经症患者的一种治疗程序，而整个治疗过程都应委托医生进行。以此推断，不应允许非专业人员对神经症患者实施精神分析，如果他们非要那么做，则应受到惩罚。结论如此简单，以致人们几乎不怎么争论非专业人员的分析问题了。同时，有些复杂情况法律不想干涉，但却值得考虑。这或许可以证明，在分析治疗的事件中，神经症患者与其他患者不同，非
专业人员也不是真正的外行人，医生还没有真正具备人们有权期望的医生的资格，还不具备满足患者要求的医疗素质。如果这真是可以证明的话，那么，在目前这种状况没有改变前，人们要求法律不要妄加干涉非专业人员的分析治疗也是情有可原的。
一
这事能否发生将取决于那些没有义务熟悉分析治疗的特殊性的人们。我们的任务是把有关分析治疗的信息传达给我们认为是公正的、但目前对分析治疗仍然无知的人们。很遗憾，在分析治疗时，我们无法让这些人在场旁观，因为“分析的情境”不允许有第三者出席。此外，分析治疗的不同时期，其价值是不相等的。一位未经许可的听众若碰巧有机会听到了分析治疗的某一过程（时期），一般地说，只会使他形成对此的无用印象。他会处于难以理解分析者与患者之间究竟发生着什么的危险状态中，或者他会感到乏味。所以，听众一定要相信我们提供的信息，当然我们尽可能使信息可靠。
一个病人或许正遭受着他控制不了的情绪波动的痛苦，或许正遭受着由于他认为他没能适当作事而感觉到自己精力不支的失望感觉的煎熬，也可能正为自己在陌生人面前总感到不自在而苦不堪言。他或许已经觉察到（但并不理解其原因）他难于从事他的本行工作，甚至也难于做任何比较重要的决定，并难于贯彻决定。也许有一天他由于焦虑而极度苦恼（但他不知道苦恼的由来），从此若非特殊努力，他就不能独自沿着大街行走或乘火车旅行。他也许不得不彻底放弃这两种活动。或者是另外一件奇特的事情：他的思想神游，以致他的意志也控制不了。它们尽纠缠些与己无关的问题，怎么也无法摆脱。他身不由己地做些相当滑稽可笑的事情，比如数数房屋前的窗户有多少个等。当他从事像寄信、关掉煤气阀等简单活动后，又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做了那些事情。
这或许仅仅是件令人烦恼和麻烦的事。但是如果他突然发现自己总排除不掉一种想法——自己把一个小孩推倒在汽车轮子下，或者把一个陌生人从桥上推进水里，或者他不得不反复问自己——自己是否就是警察正在抓的与那天发生的犯罪活动有关的凶手，那这种状况就会令他不能忍受。他自己也清楚这显然是一派胡言，他绝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他人的事情，但假如他真的是正在被通缉的谋杀犯，他的感情——他的罪疚感——反而不会那么强烈了。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的病人——这次让我们选一位女患者——她正在另一领域遭受着另一方面的痛苦。她是一位钢琴家，但她的手指被**困扰着，不听她使唤。或者，当她想要去参加一个宴会时，她会即刻有一种要大便或小便的感觉——这种情况当然与社交聚会是不相容的。
因此，她放弃赴任何宴会、舞会，放弃光临剧院或音乐会。她时常在最不恰当的时候感到剧烈的头痛或其他器官痛。她甚至不能控制去吃那些从长远看对健康很有害的食物。最后，她不能忍受任何激惹——事实上在生活中这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件最悲哀的事情。而且一遇激惹场合，她就晕倒、肌肉**，进而引发可怕的病理症状。
还有一些病人，他们所受的干扰属于一个特殊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感情生活与某种身体需求相结合。若这些病人是男性，他们发现他们不能把自己最温柔的感情对异性做适度的身体表达，尽管他们或许可对不太喜爱的物体做出自如的反应。世俗的感情把他们与他们看不起又想摆脱的人们连在了一起。或者，类似的感情把那些自己很不愿完成的要求强加在自己身上。
如果患者是女性，她们会感到当她们有**要求时会被焦虑、厌烦或不知名的障碍所阻挡。
如果她们屈服于爱恋，她们会觉得自己是受了享乐的欺骗——这种享乐是本性提供给此种屈服的一种奖赏。
所有这些患者都承认自己有病，并前去就医。通过医生的治疗，他们期望自己的神经错乱可得到排除。医生也要把病人划分为不同类别。他们根据自己的观点诊断病人，并把他们划分在不同病症名称下：神经衰弱、精神萎靡、恐怖症、强迫性神经症、癔症等。他们检查与发生上述病症相关的器官，诸如心脏、胃、肠、**之类，发现这些器官都很健康。医生建议病人中断他们久已习惯了的生活模式，去休假、加强锻炼、增加营养。通过这些手段，或许会取得暂时的改善，或者根本不会改善。最后，病人听说有些人对这些疾病的治疗很有一套办法，开始接受分析治疗。
在我写这篇关于神经症状的专题论文期间，我设想就在分析现场的“公证人”已表现出不耐烦的迹象。然而，在这点上（对患者施予分析），他开始注意并感兴趣。“所以现在，”他说，“我们将逐渐认识到分析学家是如何治疗那些医生不能给予帮助的病人的。”
分析学家与患者之间除了相互交谈什么也没做。分析学家不使用任何仪器、甚至不给病人检查，也不开什么药。如可能的话，在治疗期间，他甚至让病人保持原来的生活环境和原有的生活方式。当然，这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或许也不总是行得通的。分析学家在一个固定的时间与病人会面，启发病人交谈，听他倾诉，然后接过话茬对病人讲话，让他听自己谈。
现在“公证人”的脸上开始露出信任和轻松的神情，但又明显地存有轻蔑。他仿佛在想：“就这么谈谈而已，话语，话语，话语，正如哈姆雷特所说。”他肯定还想起了靡菲斯特的嘲讽的话：
与话语相伴可以使人们多么舒服[184]——一段德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台词。
“看来，这是一种法力，”他评论道，“你们凭说话，就能把病人的病痛给说跑了。”
确实，分析如能比医药更快地治愈病人，它就真可以说是魔术。魔术师的基本要素就是速度——人们说快速导致魔术师的成功；然而分析治疗要花数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当魔术慢到如此地步时，它就不具备奇迹般的特征了。补充一句：让我们不要蔑视语词吧。语词，它毕竟是一件有力的武器。通过语词，我们相互传达感情，这是我们影响别人的方法。语词，它的好处妙不可言，但也可能造成可怕的创伤。诚然，“行为在先”[185]，语词在后；在某些情况下，当行为被软化为语词时，就意味着文明的进步。但语词在最初出现时，是一种魔术——一种魔术般的行为，并且它一直保持着它起初所具有的那么多的魔力。
这个“公证人”继续说：“让我们假定，病人跟我一样对理解分析治疗没有知识准备，那么你如何使他相信语词或语言具有可使他摆脱痛苦的魔力呢？”
当然，如若必须让他有所准备，那么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做到，即要求他对分析者绝对坦白，不要有意隐瞒任何闯入大脑的思想，抛弃任何可能阻止他报告某种思想和记忆的消极因素。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总有一些非常不愿意告诉别人或自认为不可能告诉他人的事情，这些是他的“个人隐私”。他也有这样一个观念——这在自知心理上代表一个伟大的进步——人们有一些对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事情：他喜欢向自己隐瞒，为此，一旦它们在头脑中出现，他会突然住口，并极力把它们从脑海中驱赶出去。或许他注意到，一个明显的心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出现——他意识到他在我隐瞒自己。看上去似乎他自己已不再像他从前一直所认定的那样是个统一的自我，似乎他体内有某种与自我相矛盾的东西存在。他可能模糊地意识到自我与精神生活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对立。假如这时接受分析者向他提出的要求——说出一切隐情，那么，他将容易地预感到——在此等非同寻常的情况下与一个人进行思想联系和思想交流将同样产生非同寻常的效果。
“我理解，”我们的“公证人”说，“你认为每一位神经症患者都有某种压抑他的东西、某种秘密。通过诱导，他向你说出这个秘密，你就减轻了他的压抑，挽救了他。是的，这就是坦白原则。从远古时代起，天主教会就利用这一原则来维护天主教对人们精神的统治。”
我们一定要回答是或不是。无疑，坦白在分析中发挥着一定作用——或者说是分析的前奏。
但这远不能构成分析的本质或者解释分析的结果。在“忏悔”中，忏悔者要讲出他知道些什么；在分析中，神经症患者一定要讲出更多的东西才行。我们从没听说过，“忏悔”的神效已大到可以摆脱真正的病理症状。
“那么，我就不明白了，”他开始反驳说，“‘他讲出的比他知道的更多’，这是什么意思呢？但我完全相信，作为一名分析专家，你已对你的病人产生了比神父对他的忏悔者更大的影响，因为你与病人的接触时间更长，更深入，也更个人化。还因为你可用这种特别的影响让他丢弃他那些病态的想法，用言语让他摆脱恐惧等等。如想同样用这种手段来控制诸如呕吐、腹泻、**等纯生理现象，那就怪了。但我知道，如果使某人处于一种催眠状态下，这种影响实际上是非常可能实现的。你在患者身上施展法术，便可与他建立一种催眠关系——他对你有一种微妙的依赖倾向——即使你可能并没打算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治疗取得的惊人的结果就是催眠暗示的作用。就我所知，催眠的效果要比分析来得快，而且你告诉过我，分析需要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
我们的“公证人”不可能像我们刚开始时所认为的那样如此无知，或如此糊涂。某些迹象确凿地表明他正在已有知识的帮助下努力理解精神分析，他正极力把分析与他已知道的事情联系起来。现在的困难是让他清楚他的这种努力不能成功：分析是一种特殊过程，具有新奇和独特性，只能借助于新的顿悟——或假设（如果这样说听起来更容易接受）才能理解。但我们的公证人还在等着我们对他的最后评论作出回答。
你谈到的关于分析者所产生的特殊的个人影响，无疑值得我们充分重视。这种影响确实存在着，且在分析中起着极大作用——但与在催眠状态下所起的作用不同。要使你相信分析与催眠的情境非常不同，应该不成问题。这充分说明我们在催眠暗示中并不利用“暗示”这种个人影响因素去抑制疾病症状，而人们却在催眠中利用暗示来压抑疾病症状。认为这种因素是分析治疗的工具和促进者，且贯穿分析始终，也是不对的。无疑，分析之初它是这样的，但到了后来，这种影响开始背离我们的分析意图，迫使我们采取最深远的对策。我要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分析技术远不是转移患者的思想，或者用言语帮他摆脱困扰之类。如果我们的一个病人有了罪疚感，似乎自己犯了严重的罪行，我们不会劝告他无视良心的不安，也不能强调他真的清白。他自己就经常这么做，却没能奏效。我们所要做的是，让他意识到这样一种强烈的持久的感觉必然是有某种事实根据的，而这个事实根据是有可能找得出来的。
“如果你能以同意你的病人的罪疚感的方式实现安慰你的病人的目的，我将不胜惊讶，”公证人说，“但你的分析意图是什么？你要对你的病人做些什么呢？”
二
如果我要讲一些你们能够理解的内容，那么我肯定会讲只有在精神分析学派内部才知道或才受重视的心理学理论。从这些理论中，你们很容易推断出我们应从病人那里得到些什么信息，以及我们是如何得到这些信息的。我将像阐述一个完整的理论那样，教条地、详细地给你们解释。
但不要以为这个理论是以这样的哲学体系似的结构出现的。这一理论的发展非常缓慢，我们努力解决每一个问题，并结合观察结果不断修正它，最后才使它完善成我们的目标所追求的形式。若是在几年前，我将不得不用其他术语来阐述这一理论。当然，我还不能向你们保证今天我所阐述的理论就是这一理论的最终形式。你们都知道，科学不是一本启示录，在一门科学出现了很长时间以后，它可能仍不能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具有确定性、可靠性和恒定性。尽管如此，这一理论是我们目前所能得到的全部。如果你能记住这一点：我们的科学还很年轻，还不到一百年，而它所研究的是人类所能研究的最困难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我的解释，你就很容易采取正确的态度加以对待。你们如果没听懂或想得到进一步解释可以随时打断我。
“在您开始前我就想打断您。您说您想要给我们讲一种新的心理学理论，但我本来知道心理学已不再是新兴学科了。已有的心理学派、心理学家已经够多的了。我在大学时就听到过这一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了。”
我不想争论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能更深入细致地思考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些重大成就应属感官生理学范畴，而心理生活的理论却由于误解而被禁止研究，没能发展起来。今天的研究包括些什么呢？是在大学里教的那些吗？除了那些感官生理学领域有价值的发现以外，大量的心理过程的分类和定义已成为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共同知识。这应感激语言学的应用。但很显然，这些分类和定义不足以概括我们的心理生活。你是否注意到了：每一位哲学家，每一位富有想象力的作家，每一位历史学家和传记小说家，都构筑了他们自己的心理学。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关于心
理活动相互联系和目标的独特假设。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地看似合理，但同样都不可信。它们明显地缺乏一个共同的基础。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在心理学领域可以说没有地位，没有威信。
在这个领域，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胡为”。如果你提出一个物理或化学上的问题，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人会保持沉默。但是，如果你大胆地做出一个心理学假设，你就必须做好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评判与驳斥的准备，似乎在这个领域里没有“专业知识”。每个人都有心理活动，所以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个心理学家，而我却觉得这个头衔对于他们是不大合适的。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申请做保姆的人，当被问及她是否会看孩子时，她回答：“当然，毕竟我也曾是个孩子呀。”
“您宣称您从对病人的观察中发现了一直被每一位心理学家所忽视的心理生活的‘普遍基础’，是这样吗？”
在我看来，我们的发现的来源并没使那些心理学家们丧失其价值。举个例子说吧，胚胎学如果不能合理地解释天生的器官畸形，就不值得信赖。我给你们讲过，有的人思想失控，所以他们倾向于担心一些与他们完全没有关系的问题。你们认为学院心理学能够在解释这种精神失常方面做出贡献吗？我们大家都有过这种经历：在晚上，我们的思想各行其是，产生一些我们无法理解的念头，令我们迷惑，怀疑这些念头是由于病理原因引起的记忆恢复。这就是我们的梦。普通人总是坚定地认为梦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能说明点什么，学院心理学却一直没能告诉我们梦的含义是什么。它对梦无能为力。即使它试图做出解释，也是非心理学的，比如，将梦归因于感官刺激或大脑不同部位睡眠深度不同等等。但是公平地说，一种心理学如不能解释梦，那么它对于理解心理生活就是无用的，它也不配称为一门科学。
“你太激进了，很明显，你已把问题引向一个极其敏感的区域。我听说过，精神分析的确很重视梦这个现象，它在梦的背后寻找真实事件的记忆。但我还听说，对梦的解释也是因人而异的，就连精神分析家们自己也还在争论释梦的方法，争论从梦中得到的结论的合理性。如果真的这样，你就不该如此肯定精神分析的优点已远远超过学院心理学。”
你说的的确包含了许多事实。实际上，梦的解释对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具有不同的重要性。
如果我表现得过于激进了，那只是我的一种自我辩护方法。当我想到一些分析者对释梦理论所做的损害时，我就很伤心，表达出悲观的论调。像伟大的讽刺作家内斯特罗伊[186]曾说的：前进的每一步都只有它最初看上去的一半那么大。但是不知你们发现了没有，人们从来不会曲解他们已经掌握了的事情。只要有点预见性和自律性，许多释梦的危害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然而，你们更会同意，如果我们如此远离正题讨论下去，我将无法进行我的理论阐述。
“是的，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接下来你打算告诉我们这种新的心理学的基本原理。”
这并不是我一开始要讲的内容。我的目的是要让你们知道，在我们分析研究过程中形成的“心理仪器”结构的蓝图。
“你的‘心理仪器’是什么意思？我可以问一下它是用什么做成的吗？”
一会儿你们就会清楚什么是“心理仪器”了，但是请你们不要问它是由什么制成的。这不是心理学感兴趣的问题。心理学对此不关心，就像光学研究对于望远镜的镜筒是由金属还是厚纸板做成的不感兴趣一样。我们应将“材料”这个问题[187]搁在一边，而只保留空间问题。我们勾画出来的这种不知名的仪器，能像真实的一样进行心理活动，这种仪器由几个部分组成（每一部分我们称作“代理处”），每一部分执行一种特殊功能，互相之间有固定的空间关系。这种空间关系被理解为“前”与“后”、“表面”的与“深层”的——我们只是说，它首先代表功能的有规则的顺序关系。我讲清楚了吗？
“恐怕没有，也许我以后会明白。但无论如何，这种东西很像奇妙的灵魂解剖学——自然，对于科学家来说这种事情再也不存在了。”
那你还要怎样呢？这只是一个假设，像许多其他科学假设一样，早期的假设通常很粗浅，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尚待修正”。现在我似乎没必要求助于“好像”这个普遍手段。这种“虚构”（哲学家法伊英格尔[188]这么称呼过）的价值大小在于研究者可以凭借它获得多大的成就。
还是让我们开始吧。从日常生活知识出发，我们会认识到，人类有一种心理组织（mental organization），它介于感官刺激和身体需要与行为动机的知觉之间。这种组织的介入有其特殊的意义，我们将它称作“自我”。现在它已经不是什么新词了。我们中的每个人即便不是哲学家也能做出这种假设。但我们认为它不足以详尽描述心理仪器的全部。除了“自我”，我们还发现另一个心理区域，它比“自我”更广泛，更重要，更隐蔽，我们称之为“本我”。“自我”与“本我”二者之间的关系，成为我们研究的直接对象。
你也许会反对我们选择简单的代词来描述我们这两个代理处或范围，而不给他们取一个响亮的希腊语的名称。然而，在精神分析中，我们更倾向于贴近普通的思维模式，并尽量使概念更适用而不是被丢在一边。这不是什么优点，我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我们的理论必须被病人所理解。
虽说他们通常都很聪明，但不都博学。“本我”不受个人感情影响，和普通人的某种表达方式很接近。“它从我身体里穿过，”人们说，“刚才有种比我自己还强大的东西存在于我的体内。”
在心理学中，我们只能借助于类比来描述事物。这并不奇怪，其他领域也有这种做法。但我们必须不断地改变这些类比，因为它们当中没有哪一个能供我们长久利用。因此，为了搞清自我和本我的关系，我必须让你们将自我看成是本我的表面，就像它的一个外层或表层。我们可以依据最后这个类比展开讨论。我们都知道，表层的特点受其接触的外部世界的影响。因此，我们假设：自我是心理仪器的（本我的）表层，它受外界（现实）的影响。这就告诉你，我们在精神分析中对用空间观点来看事物的做法是何等重视。对我们来说，自我的确是表层的，而本我才是深层的。当然，这只是从外面看。自我介于现实和本我之间，是真正的心理机制。
“我还不想问这些是怎么得出来的，但是请先告诉我，你从本我和自我之间的差异中得到了什么启示？什么引导你发现了它？”
你的问题为我下面的讲解引了路，因为了解自我和本我在许多方面的差异是件重要而有价值的事情。控制心理活动过程的规则在自我中和在本我中是不同的，自我通过其他方法追求不同的目标。
关于这个我可以讲出很多，但也许你愿意听一个新鲜的类比和一个例子。想一想在战争期间先头部队和后方部队有什么不同。我们都不会惊奇，先头部队和后方部队有那么大的差异，许多事情在后方部队中是允许做的，而在先头部队中却被禁止。当然，对此差异的决定性影响，在于先头部队更接近敌人。
当然，在心理活动中这个决定性影响就是，更接近外部世界。有时候“外界”、“陌生”和“敌视”都是相同的概念。好了，现在我们回到原来的例子上来。在本我中没有冲突，矛盾和对峙同时存在，却无关大局，本我对它们的调节通常是以折中的方式进行的。而自我在类似的环境中，会感到都是非解决不可的矛盾。而这种解决恰是舍一方留一方的冲动。自我这个机制的特征，是明显地倾向于统一、综合，这个特征在本我中是没有的。在本我中，可以说“全部分裂”；不同的欲望独立地追求自己的目标，互不关联。
“如果这样一个重要的心理领域或‘后方部队’确实存在的话，那你怎么解释，在精神分析出现以前它一直被人们所忽视这个事实呢？”
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前面说过的问题上来了。心理学自己闩上了通往本我领域的门，因为它坚持一个看似合理实际上却站不住脚的假设，即所有的心理活动都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的，[189]有意识是衡量什么是心理活动的标准。如果我们头脑中有些过程没有被意识到，那么，它们就不是心理活动，它们就与心理学无关。
“但是我应该想到是这么回事。”
是的，心理学家们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这种想法一驳即倒。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不恰当的区分。最迟钝的内省者也会发现，某些想法若不做准备是不可能出现的，但你又从未感受到思想的前奏，虽然它们的确是一种心理现象，而进入你的意识中的只能是准备好的结果。偶尔你可能会在回顾中，比如重新建构中，意识到这些准备阶段的思想结构。
“也许某些人注意力分散了，所以才没有注意到准备过程。”
借口！你不能以此来说明这个问题，心理活动往往都是很复杂的，它在你的头脑中发生了，而你的意识和你却都不知道。或者你是否想说明多花些或少花些注意力就可以将非心理行为转化为心理行为？但问题是争论又有什么用呢？有一种催眠的方法，如果有人愿意去学的话，他就会从中找到潜意识的铁证。
“我不想退却，但我终于明白了你的意思。你所说的‘自我’就是意识。你之所谓‘本我’是下意识（subconscious），现在人们经常谈论这些。但你为什么给它们化了装，用了新名称？”
这不是化装。其他名字是无用的。不要试图用文学代替科学。如果有人谈到下意识，我就不能分清他所说的是心理地形学意义上的——表示头脑中位于意识之下的某种成分，还是实质性的——藏于表层下面的另一种意识。他自己可能也不清楚这些。唯一可信的就是意识和潜意识的对立，但是将这种对立简单地等同于自我和本我间的区别将是个严重的错误。当然，如果真的如此简单就好了，那样我们的理论就会畅通无阻，但事情绝非如此简单。真正的事实是：本我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而且总是潜意识的，而在自我中发生的进程本身就能够成为有意识的。但并非所有这些过程都是或总是而且也不必总是有意识的。自我的大部分也可能永远是潜意识的。
心理过程成为有意识现象是件很复杂的事。我忍不住要再次教条地强调我们有关该问题的假设。也许你已经记住了，自我是本我的外围的、边缘的一层。现在，我们相信，在自我的最外层有一个特殊的代理处，或者叫系统或器官，它直接面对外部世界，通过对它的刺激，我们称作意识的现象便产生了。这个器官能够从外部均匀地接受刺激，以此方式接受外部世界的各种刺激（在感觉器官的帮助下）。它还能接受来自内部的刺激，这样便首先对本我中的感觉做出反应，然后又对自我中的进程做出反应。
“事情变得越来越糟了，我能理解的越来越少了。说到底，你就是想让我参与讨论一个问题：
非心理医生是否应该从事精神分析治疗？你讲出这么一大堆大胆却又模糊的观点，而你自己又不能让我信服，那么，讲它们还有什么意义？”
我知道我不能使你信服，这也是我力所不及的。我的目的也不在于此。当给学生上精神分析理论课时，我们能够看出，开始时，我们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多么浅显，他们对待精神分析理论就像对待被灌输给他们的其他抽象概念一样冷淡。他们当中的少数人也许希望被说服，但却丝毫未见有人被说服的迹象。同时，我们也要求每一个想在他人身上实践精神分析的人，先让自己服从于精神分析。只有在这个自我分析（该词似易被人误解）[190]——即一边亲身体验分析所要求的过程，一边对他们自身，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他们的思想施以影响时，他们才能够信服，并在日后成为精神分析专家时，以此来指导他们的实践。我只能告诉你们这些简单的、因而不好理解的理论。由于你们没有亲身经历，又无法证实它们，所以我怎么能指望说服你们相信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呢？
我另有目的。我们之间所争论的问题不是关于分析是否明智，也不是关于假设是否正确的问题。我向你们解释我们的理论，是因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借此可让你们了解精神分析理论包含的观点的范围，了解精神分析法对待病人所依据的假设是什么，以及这些假设对病人的作用。用这种方法必将有助于阐明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问题。不要惊异，如果你一直在听我讲，那你已经通过了最困难的阶段。接下来的所有问题对你们来说都将很容易。但是现在，如果你们允许，我要去休息片刻。
三
“我猜想，你可能想告诉我如何根据精神分析理论勾画出神经症患者的病因。”
我会尽量说清楚的。但是为此我们必须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自我和本我，从动力心理学角度，也就是说，注意它们当中的作用力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我们对心理仪器的描述还是比较满意的。
“我唯一担心的是它会再次变得难于理解。”
我希望不会。你很快会发现你已走入其中了。现在，我们假设驱动心理仪器的力量来自身体器官，主要表现为生理上的需要。你们会记得一个诗人兼哲学家的话：“饥饿和爱推动了世界。”[191]
我还要补充一句，这是两种多么巨大的力量。啊！我们给引发精神活动的生理需要取个名字叫“本能”。[192]这个词会使许多现代语言黯然失色。在某种程度上，本能构成了本我：本我中的一切能量，简而言之，都源于本能。自我中的能量的来源也是本能，它从本我的能量中汲取能量。那么这些本能想得到什么呢？满足，即建立某种环境以使生理需要得到满足。缓解需要的紧张程度会使我们的意识器官感到愉快，而增强需要的紧张程度则很快会使我们感到不悦。一系列愉快与不愉快的情感就在需要的紧张程度的波动中诞生，整个心理仪器就是借助于这个情感系列而调节着它的活动，于是我们称之为“快乐原则的控制”。
如果本我的本能需要不能得到满足，那就将出现一些很棘手的境况。这方面的经验表明，满足本能的环境只能借助外部世界才能建立。每当这时，本我中直接面向外部的那一部分——自我，开始起作用了。如果让心理仪器运转起来的全部动力都来自于本我，那么自我就承担着掌舵的任务。没有自我，目标是无法达到的。本我中的本能不惜一切代价，迫切要求立即得到满足。
如果让本能照这样行事，将什么也得不到，甚至还会招致损失。预防这种不幸，调节本我的要求与外部世界的反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自我的工作。自我在两个方面进行活动，一方面，它在感官和意识系统的帮助下观察外部世界，以便抓住有利机会，让本我得到无伤害的满足。另一方面，它影响着本我，抑制其“冲动”，引导本我中的本能延缓它们要求的满足。如果确有必要，自我还将改变自己的目标，或者作为某种补偿，它将放弃这些满足。自我在用这种方法制服本我的冲动的过程中，用现实原则取代了快乐原则。快乐原则原先是决定性的，而现实原则追求同快乐原则一样的目标时，却要考虑真实的外部世界所施加的条件。后来，自我认识到，除了适应我已描绘的外部世界外，还有另外一种获得满足的方法，即通过改变本我而使本我介入外部世界和在外部世界里有意识地建立使满足成为可能的条件。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它成为自我的最高功能。
自我决定何时方便控制本我的冲动并使之屈服于现实，何时又倾向于去满足本我的需要从而去反抗外部世界，这种决定构成了世俗智慧的全部本质。
“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虽然本我没有自我强大，但本我能容忍被自我这样控制吗？”
是的，如果自我拥有整个组织和效力，如果它有进入本我各部分的方法，并能影响它们，则什么都好办了。因为在自我和本我之间没有天然对立，它们彼此融合在一起，在正常条件下，它们其实已不能互相分开。
“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我仍不明白，在如此理想的关系中，怎么还能存在一丝病理性失调的可能呢？”
你说得对。只要自我及其与本我的关系满足这些理想的条件，那就不会再有神经性失调了。
疾病产生的原因是想象不到的，了解一般病理学的人不会惊奇找不到原则性的证实：那就是带来疾病，导致功能失调的祸首，恰恰就是这些最重要的发展和变异。
“你讲得太深奥了，我理解不了你的话。”
我必须再稍微回溯一些事实。一个有生命的小生物体，即使它充满了破坏性的作用，但相比于强大的外部世界，它仍是可怜的、无能力的，是不是？一种自我组织仍没有发育成熟的原始的生物，正处于所有这些“创伤”的控制之下。它靠着本能愿望的盲目满足过活，最后通常消亡了。
自我的变异，首先是向自我保存迈出的一步。无可非议，从破坏中学不到什么。但是如果有人已经幸运地熬过“创伤”而活了下来，那么他会注意到相似情形下的方法，他会仅凭一简略的印象复本就能以焦虑情绪指出危险所在。而这个印象是在他战胜“创伤”的过程中所经历过的。这种对危险知觉的反应就表现为企图逃跑，这样做可以达到拯救生命的效果。在某人还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还不能以一种有效的甚至具有侵略性的方式去应付外部世界的危险以前，也许只能逃跑。
“这些可不是你答应要告诉我的。”
你没注意到我就快要实现我许下的诺言了。即使那些自我组织刚发育成熟的生物体，在他们童年期的最初几年，他们的自我仍是脆弱的，几乎没从本我中分化出来。设想一下如果这种无能力的自我感受到一种来自本我的本能需要，而这种需要是自我一直想去抵制的，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自我想抵制（因为我知道满足本能需要是危险的，我将幻想出创伤性情景，并将会与外界发生冲突），但是自我又控制不了这种本能需要，因为它还没有足够的能力这样做。在此情况中，自我视本能的危险如同外部的危险一样，自我克制自己不去响应本能的冲动，并企图逃避，从本我中撤出，让本我自己听天由命。如我所指出的，自我具有抑制本能冲动的机制，暂时，还有防卫危险的效用。但是，人们不要泰然地把内部和外部混淆。一个人无法逃避自己。在抑制状态下自我遵循快乐原则，并习惯于矫正，结果必定在报复中受到损伤，这表现在自我已永远缩小了它的影响范围。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现在是孤立的、自由的，外物无法接近它，也影响不了它，它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再往后来，当自我变得越来越强大时，它仍不能解除压抑作用，它的综合性被破坏了，本我的一部分仍是自我的一块禁地。孤立的本能冲动不再无所事事了，它懂得如何去弥补被否定了的正常满足，它创造出心理派生物来取代自己，它把自己和其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并在其影响下离开自我。最后，它以一种不被承认的歪曲的替代物的形式进入了自我和意识，生成我们所谓的“症状”。这样，神经症障碍的特性就一下子变得明显了：一方面，被禁锢在综合体上的自我对本我的各部分毫无影响，为了避免与被压抑的本能产生一场新的冲突，自我必须放弃自己的一些行动。自我在防止疾病——这一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派生物的毫无意义的行为中耗损了自己的精力。另一方面，个体的本能已独立存在于本我之中，而本我不顾个人的整体利益，只遵循本我深处的原始心理法则，追求它们自己的目的。如果我们观测整个形势，我们将得出一个神经症发源的简单公式：自我企图以不适宜的方式去压制一部分本我，但这种尝试失败了，本我就进行了对它的报复。所以，神经症就是自我和本我之间冲突的结果。自我已开始着手处理这种冲突，因为——正如详细调查所说明的——它要不惜一切代价在与真实的外部世界的联系中保持它的适应力。而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存在不一致，这是因为忠诚服务于内在本质的自我偏袒外部世界，结果陷入了与本我的冲突之中。但是应该注意到，冲突并不是导致疾病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在现实和本我之间的这种不一致是不可避免的。调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自我的长期工作——自我利用效力不足的压抑工具去处理冲突，这才是导致疾病的决定因素。这种现象又是因为，当自我在接受任务的时候，它是无能力的、不成熟的，而决定性的压抑行为一般都发生在儿童早期。
“好一番漂亮的论证！因为你只想告诉我精神分析关于神经症病因的看法，以便接下去说自我是如何对抗它的，所以，我将照你的意思不去多加批评。我也许会有许多问题想问，过会儿我会提问的。此刻，我很想顺着你的思路，提出一个我自己的理论。你已解释了外部世界、自我、本我之间的关系，并认为神经症的决定因素是那依赖外部世界的自我针对本我的反抗。如果自我做出相反的举动，是否也可以理解呢？也就是说，在这种冲突中，自我为本我服务，抗拒外部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以我对精神病观点本质的非专业的观点看，我认为自我的这种矛盾应该是导致精神病的决定因素。自我这种脱离现实的转变才是精神病的本质。”
是的，我自己也已想到这种可能性。[193]虽然，要证实这个疑点需要对一些高度复杂的因素进行讨论，但我十分相信这种可能性与事实相符。神经症和精神病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它们在某些决定性方面仍有所区别，这取决于在这种冲突中自我倾向哪一方。在这两例病症中，本我会保持它盲目顽固的特性。
“好，继续往下说，你的理论对神经症的治疗作何暗示？”
现在让我来描述我的治疗目标是容易的。我们尽力去恢复自我，消除对它的抑制，让它重新控制本我——这是因为在早期的压抑中，自我已失去了对本我的控制。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才进行精神分析，我们的整个技术都是针对这个目的的。我们必须找到已建构的压抑，促使自我在我们的帮助下矫正它们，去解决冲突而不是企图逃避。既然这些压抑在童年早期业已形成，那么分析工作也就把我们带回到童年期的那个时候。过去的冲突大部分已被忘记，所以我们尽全力让病人回忆起这些冲突。我们了解这些冲突环境的途径是由病人的症状、梦和自由联想提供的。
但是那些冲突都须经过解释——翻译，因为在本我的心理影响下，它们已经构建出对我们来说是难以理解的表达形式。我们可以这样假设：病人须经过内心的搏斗才告诉我们的任何联想、思想和记忆，都是与被压抑的东西或者被压抑东西的衍生物有关的。通过鼓励病人放下顾虑，告诉我们这些事，我们正指导他的自我克服企图逃避的倾向，去承认对被压抑的东西的解决。最后，如果他能成功地在记忆中回想起被压抑的情况，他将因合作而得奖励。压抑前后的岁数上的差别会对他有利；孩子时的自我因恐惧而逃避的那件事对成年人和强大了的自我来说都只不过是孩子的游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