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心理小说家的这个解释不能得到证实，然而它所具有的诸多内在可能性，与我们从其他方面了解的所有的列奥纳多的情感活动是和谐的，所以我不禁把它当作正确的判断来接受。他成功地让感情屈服于研究的支配并且抑制它们的自由表达。但是即使是他，被压抑的欲望偶尔也会得到强烈的表达。对他挚爱的母亲的死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上面的账目中，葬礼的费用就是悼念母亲的一次表达，尽管这种表达被歪曲得无法辨认了。我们不清楚这种歪曲是怎样发生的，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正常的精神过程，我们确实不能理解它。但是，在反常的神经官能症的情形中，特别是在广为人知的“强迫性神经症”中，有这种相同的过程是我们熟悉的。在那儿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压抑，强烈的感情变为潜意识，又怎样转移到细微的甚至是愚蠢的行动中去。这些压抑下的感情的表达被降低到一个人不得不低估它们的强度的程度。但是这个细微的行为表现仍以急切的强制，表达了真正的植根于潜意识中的意识却极力地加以否认的冲动力量，只有像这样与强迫性神经症所发生的情况进行的比较，才能解释列奥纳多为他母亲葬礼花费的账单是怎么回事。
在他的潜意识中，他仍然被带有性的色彩的感情系在她的身上，就像在童年时代那样。相反，来自后来的对童年时代的爱的压抑不能允许他在日记中为她建立起一座不同的更有价值的纪念碑。
但是，却必须履行在神经性冲突的妥协中所出现的一切。这样，账目就被记入日记，变成后人知识难以理解的东西。
我们把从葬礼账目中所了解的情况类推到为学生们花费的账单上，似乎并不为过。它们是列奥纳多力比多冲动的点滴残余以强迫的方式和歪曲的形式寻求释放的另一个实例。按照这种观点，他的母亲和学生，与自己男子气的英俊相类似者，便成了他的性对象，就控制了他的性压抑。我们做这样的描绘，他以那种过分详细地记录他花在他们身上的钱数这样一种奇特方式暴露了他的基本冲突。这一点显示出列奥纳多的**确实属于同性恋的类型，我们已经成功地揭示了这种类型人的精神发展。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他的秃鹫幻想中出现的同性恋情境了：因为它的意义确实像我们已经对那种类型的人所断言的一样。我们应该给它这样的解释：“正是由于与我母亲有这种性关系，我成了一个同性恋者。”[118]
第四章
关于列奥纳多的秃鹫幻想我们还没有讨论完。列奥纳多用太直率的使人想起描述性行为的词汇（它一次次地用尾巴撞我的嘴唇[119]），强调了母子之间性关系的强度。从他母亲的（秃鹫的）活动与突起的嘴的联系，我们不难猜测到还有第二个记忆包含在这个幻想之中，它可以被演绎为：
“我的母亲无数次地热烈地亲吻我的嘴。”这个幻想是由被母亲哺乳和被母亲亲吻的记忆混合而构成的。
仁慈的自然赋予艺术家通过他创造的作品来表达其最隐秘的心理冲动的能力，甚至这些冲动对他自己来说也是隐藏着的。这些作品强烈地影响着对艺术家完全陌生的人们，这些人自己意识不到情感的来源。难道在列奥纳多一生的作品中，没有一件能够证明他记忆中保持的正是他童年时期最强烈的印象吗？人们当然期望在他的作品里找到某些东西。如果人们考虑到深刻的转变，通过这些转变，一位艺术家生活中的印象才能够对艺术作品有所贡献，那人们一定会相当谨慎地宣称自己的推理的肯定性，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尤其如此。
任何一个想起列奥纳多油画的人都会想到一个独特的微笑，一个立即令人沉醉又使人迷惑的微笑，这个微笑，作者把它凭想象画在他的女性形象的嘴上。这是一个挂在既长又弯的嘴唇上的永恒的微笑，这成了作者风格的一个标志，并被命名为“列奥纳多式的”。[120]任何人看了佛罗伦萨人蒙娜丽莎·德·吉奥孔多的美丽非凡的脸孔时却会体验到它那最强烈、最困惑的效果。这微笑需要解释，也得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没一个能使人满意。“几乎是经过了4个世纪，蒙娜丽莎仍然使那些久久地凝视过她的人谈论着她，迷失于其中，没有定论。”
莫瑟（Muther，1909）写道：“对观众特别有魅力的是这微笑的神奇魔力。数以百计的诗人和作家描绘过这个女人，说她刚刚还那么富有**力地对我们微笑，现在她又冷冰冰地无魂似地凝视着空间。没有一个人能解开的谜一样的微笑，没有一个人读懂她思想的意义。每件东西，甚至风景，都神秘得如梦境一般，似乎都在一种****的肉欲中震颤。”
蒙娜丽莎的微笑中凝结着两种不同的要素，这一思想触动了一些批评家。因此，他们发现支配着女性**的冲突节制与**之间，最真挚的温情与最无情的贪婪的情欲之间的冲突（那无情的情欲是要消灭男人，好像男人是异己的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佛罗伦萨人的表情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下面是孟兹（1889）的观点：“我们知道，蒙娜丽莎·吉奥孔多在近四个世纪时间里对簇拥在她面前的赞美者们来说，一直是个诱人的不解之谜。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家（我借用一位笔名为皮锐·德·考雷的敏感作家的话）曾经如此完美地表达了女人的本质：柔情与媚态，端庄与神秘的感官快乐，寂寞的心和深思的头脑，一种克制的、仅流露快乐情绪的个性。”意大利作家安格罗（Angelo Conti，1910）在卢浮宫里看到一束阳光照射下的这幅画更充满了生机时说：
“在庄重的宁静中这位夫人微笑着，好的征服的本能，邪恶的本能，女性的全部遗传，**其他的意志，欺骗的魅力，隐藏着残酷的仁慈，所有这些都隐现于微笑的面纱背后，隐藏在她诗一般的微笑之中，好的和糟的，残忍的和同情的，美妙的和狡猾的，她笑着……”
列奥纳多在这幅画上花了4年的时间，或许是从1503年到1507，那是他在佛罗伦萨居住的第二个时期，当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根据瓦萨利的说法，他使用了精心设计的方式使夫人能愉快地坐着，脸上保持着那个著名的微笑。他当时用画笔在画布上展现的所有微妙细节，在目前状态中的这幅画里已**然无存了。当它还在绘制之中的时候，它就被认为达到了艺术的最高成就。
然而列奥纳多自己对它并不满意，这是肯定的。他没有把它交给委托人，并声称这幅画尚未完成，而后把它随身带到了法国。在那里，保护人弗朗西斯一世从他那儿获得了这幅画，并把它送进了卢浮宫。
让我们放下蒙娜丽莎的尚未解答的面部表情之谜，来注意一个无法辩驳的事实。对艺术家来说，她的微笑所展示的魅力就像对以后400年间所有看到它的人一样强大。从那时起，这个迷人的微笑便反复出现在他所有的以及他的学生的画中。由于列奥纳多的蒙娜丽莎是一幅肖像，我们就不能设想他由于自己的原因而在她的脸上加上了一个富于表情的特征——一个并非她自己具有的特征。因此，似乎难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在他的模特儿脸上发现了这个微笑，并被深深地迷住了，便在他的幻想中把这个微笑进行了自由创造。例如，康斯坦丁诺娃就提出过这个不很牵强的解释（1907）：
“在艺术家为蒙娜丽莎·德·吉奥孔多画肖像所占用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他怀着同情感观察了这位夫人面部特征的微妙细节，并把这些特征，尤其是神秘的微笑和奇怪的凝视迁移到后来他所有的绘画或素描的脸孔上了。吉奥孔多特殊的面部表情还可见于卢浮宫中《施洗者约翰》的画里，尤其在《圣母子与圣安妮》[121]中玛丽的脸上更是清晰可辨。
这种情况还可以另一种方式发生。不止一个列奥纳多的传记作家感到有寻找吉奥孔多微笑的魅力背后的更深层原因的必要，因为这微笑的魅力是如此使艺术家心动，以至于他一生都无法摆脱。沃尔特在蒙娜丽莎的画像中看到了一种“神采……一种表现了千百年来男人们向往着的富有表情的神采。”（1873）他极为敏感地写道：“略带着某种邪恶的深不可测的微笑进入了列奥纳多的所有作品。”当他声明了下面这段话时，他就把我们引向了另一条线索：
“除此以外，这幅画是一幅肖像。我们看到这个形象从列奥纳多童年时代起就在他的梦的结构中有了鲜明的轮廓了。若不是清晰的历史证实，我们很可能想象这个形象就是他理想的夫人，最后在这幅画中被具体化和被看到了……”
赫兹菲尔德（1906）无疑有些与沃尔特·佩特相似的思考。她声称列奥纳多在蒙娜丽莎中找到了自我，所以，他才能把自己的诸多天性融进肖像之中，“在列奥纳多心中，画的特点全在于神秘的移情”。
让我们尝试着澄清这里的这些见解。很可能是列奥纳多被蒙娜丽莎的微笑迷住了，因为这个微笑唤醒了他心中长久以来沉睡着的东西——很可能是往昔的记忆。这个记忆一经再现，就不能再被遗忘，因为它对他来说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他不断地给它注入新的表现力。佩特充满信心地宣称，我们从列奥纳多童年时代就可以看到，像蒙娜丽莎那样的脸在他梦中就已经轮廓清晰了，这似乎很令人信服，并能成为可靠的依据。
瓦萨利提出，“笑着的女人头”[122]形成了列奥纳多第一个艺术努力的主题。因为这段话并没有要证明什么，因此是毋庸置疑的。关于这点，在肖恩（Schorn，1843）的译文中有更具体的说明：“他在年轻的时候，用泥塑造了一些笑着的女人头，后来又用石膏复制了，有些漂亮孩子的头被他师傅当作模特儿了……”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他凭着塑造两类对象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这使我们不能不想起从列奥纳多的秃鹫幻想的分析中推断出来的两类性对象。如果漂亮孩子的头是他自己童年时代的再现，那么，微笑的女人就是他母亲卡特琳娜的副本。我们开始猜想他母亲拥有这种神秘的微笑的可能性——他曾遗忘了这种微笑，当他在佛罗伦萨的夫人脸上重新发现它时，深深地被它迷住了。[123]
列奥纳多的油画中，在绘画时间这一点上与《蒙娜丽莎》最接近的是被称为《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的那幅画，即《圣母子与圣安妮》。画中最美的是列奥纳多式的微笑，并且很清晰画在两个女人的脸上。想弄清楚列奥纳多是在画蒙娜丽莎之前还是之后多久开始画这幅画的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两幅作品的创作都持续了几年的时间，我想，或许可以认为艺术家是同时创造它们的。
如果列奥纳多的身心被蒙娜丽莎的特征强烈地占据，就会激励他从幻想中创造出圣安妮这个形象，那就与我们的预期结果很一致了。因为，如果吉奥孔多的微笑唤起了他脑海中对母亲的记忆，那就容易理解这个微笑怎样使他立即去进行创造，以表示对母亲的赞美，促使他把在贵妇人脸上看到的微笑还原在母亲的脸上。因此我们透过蒙娜丽莎的肖像，把我们的兴趣倾注到另一幅画上，它的漂亮毫不逊色，现在也悬挂在卢浮宫里。
圣安妮及她的女儿和外孙是意大利绘画中极少表现的主题。列奥纳多的处理不同于其他所有已知的形式。莫瑟写道（1909，第1卷，第309页）：
“某些艺术家，像汉斯（Hans Fries）、老赫尔宾（Holbein）和吉罗拉莫（Girolamo daiLibri），他们让安妮坐在玛丽身旁，把孩子放在他们两人之间。另外一些艺术家，像雅各布（Jakob Cornelisz）在柏林的画中画的那样，真正画出了‘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124]换言之，他们把圣安妮画成抱着形象稍小的玛丽，形象更小的救世主坐在玛丽的身上。在列奥纳多的画里，玛丽坐在她母亲的膝头，身体向前倾斜着，两臂伸向男孩，男孩正在玩一只小羊羔，对它似乎有点不和善。外祖母坐着，一只胳膊露在外面，面带着极乐的微笑凝视着另外两个人。当然这个组合是受着某种限制的。虽然这两个女人唇际的微笑与蒙娜丽莎画像上的微笑一样，却没有了离奇和神秘的特性，它所表达的是内在的感情和静谧的幸福。”[125]
当我们对这幅画研究了一段时间后，突然我们清楚了只有列奥纳多能画出这幅画，就像只有他才创造出秃鹫幻想一样。这画是对他童年时代历史的综合，要考虑到列奥纳多生活中个人的印象，才能理解画的细节。他发现，在他父亲的家里，不仅他善良的继母唐娜·阿尔贝拉，而且他的祖母，他父亲的母亲——蒙娜丽莎（Monna Lucia）也像一般的祖母（我们这样假设）那样温柔地对待他。这些情形能使他想到创作一幅画来表现在母亲和祖母的照料下的童年生活。这幅画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有着更重大的意义。圣安妮——玛丽的母亲，孩子的外祖母，一定是一位主妇，在画中她应该被塑造得比圣母玛利亚更成熟、更严肃一些，但她却被塑造成一个风韵犹存的年轻女人。事实上，列奥纳多给了男孩两个母亲，一个向他张开双臂，另一个在背景中，两个人都被赋予了母亲般的快乐的幸福微笑。这种独特性使得评论这幅画的人们都感到吃惊，例如莫瑟认为列奥纳多横不下心来画有皱纹的老年人。由于这个原因，圣安妮被画成了容光焕发的美女。
然而，我们是否满足于这个解释呢？另外一些人（寄希望于）却否认母女之间年龄上的相似。[126]
但是莫瑟的解释试图证明这个印象：圣安妮被画得这样年轻是来自于画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某种隐秘的目的虚构的。
列奥纳多的童年时代与画中的情景异常准确地相似。他有两个母亲：第一个是他的亲生母亲卡特琳娜，在他三至五岁期间，他被迫离开了她；然后是他的年轻的温柔的继母，他父亲的妻子唐娜·阿尔贝拉。把这个有关他童年时代的事实与上面提及的那一点（他的母亲和外祖母的存在）[127]结合起来，把它们凝结成一个整体，《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的构思就成形了。离男孩较远的母性特征，即外祖母，不仅在外形上，而且也在与男孩的特殊关系上，与他原先的亲生母亲卡特琳娜相符。艺术家似乎在用圣安妮的幸福微笑否认和掩盖着这个不幸女人感觉到的忌妒，一种被迫放弃自己的儿子，把他交给出身高贵的对手时的妒嫉，就像她曾经放弃了孩子的父亲一样。[128]
就这样，我们在列奥纳多的另一幅作品中找到了对我们猜想的证明，即蒙娜丽莎·德·吉奥孔多的微笑唤醒了长大成人的列奥纳多对他童年早期的母亲的记忆。从那时起，意大利绘画中的夫人和贵族太太就被画成卑微地低着头，脸上挂着卡特琳娜那种奇怪而又幸福的微笑。这位可怜的农村姑娘把自己杰出的儿子带给这个世界，命中注定了他要从事绘画、研究，并忍受痛苦。
如果列奥纳多成功地在蒙娜丽莎脸上再现了这个微笑所包含的双重意义，无限温柔的许诺和同时存在的邪恶的威胁（引用佩特的话），那也就是在这里真实地保持了他早期记忆的内容。因为他母亲的温柔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决定了他将要来临的命运和困难。秃鹫幻想中的强烈的爱抚只不过是太自然了。因为爱孩子，可怜的、被遗弃的母亲不得不宣泄出对她曾经享有过的爱抚的所有记忆和渴望新的爱抚。她被迫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弥补她没有丈夫的痛苦，而且也是要弥补她的孩子得不到的父爱。所以她像所有满足的母亲一样，用她的小儿子来代替她的丈夫，使他过早地性成熟，并剥夺了他的一部分男子气。一个母亲给予婴儿的哺育和照顾的爱远比她对后来成长着的孩子的爱更为深厚得多。在自然完美的爱情关系中，母爱不仅能实现所有的精神愿望，而且也满足了所有的肉体需要。如果母爱代表着可达到的人类幸福的一种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它能够满足充满希望的冲动，而不遭受指责，假如这些冲动长期被压抑，一定被称为性变态的（perverse）。[129]在最幸福的年轻夫妻中，父亲意识到孩子，特别是男孩，会变成他的对手，这是与喜爱的人或物抗衡的开始，这种抗衡深深地植根于潜意识之中。
当列奥纳多在壮年时再见到那种幸福和令人着迷的微笑时（这微笑在他母亲爱抚他时曾经掠过她的嘴唇），他本来已经长期处在一种压抑之中，这妨碍他再渴望从女人的嘴唇得到爱抚。
但当他成了一位画家时，他就努力用画笔来再现这个微笑，在所有的画中表现这个微笑（事实上，是他亲自这样做，或是指导学生这样做），把它画在《丽达》、《施洗者约翰》和《巴克斯》中。最后两幅画是同一类型变种。莫瑟说（1909）：“列奥纳多把《圣经》中的贪食者变成了巴克斯，一个嘴角带着神秘的微笑，交叉着光滑双腿的年轻的阿波罗，用沉醉于感觉快乐的眼睛注视着我们。”这些画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氛，人们不敢透视这种秘密，至多是试图把它们与列奥纳多的早期创作建立起一种联系。这些形象仍然是两性同体，但已不再有秃鹫幻想的意味了。他们是美丽的带着女性的精巧与外形的青年，他们没有垂下眼睑，而是在神秘的喜悦之中凝视着，似乎他们得知了一个幸福的伟大成就，却又必须保持沉默。我们熟悉的这个迷人的微笑引导着人们去猜测那是一个爱的秘密。很可能列奥纳多在这些形象中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男孩时的愿望，即迷恋母亲，在男性与女性本质的充满幸福的结合中得以满足，以此来否定他的**的不幸，并在艺术中成功地超越了这个不幸。
第五章
在列奥纳多的笔记本里，有一条记载引起了读者的注意，那是由于该记载的重要性和一个小的形式上的错误。
1504年7月他写道：
“1504年7月9日，星期三的7点钟，瑟·皮罗·达·芬奇，波特斯塔宫的公证人，我的父亲在7点钟去世了。他享年80岁，留有十个儿子和两个女儿。”[130]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这笔记说的是他父亲的死。形式上的小错误是死亡时间的重复，7点钟给出了两次，好像列奥纳多在结束这个句子时忘了他在开头已经写过了。这只是一个小细节，任何一个不是精神分析学家的人都不会重视它，甚至注意不到它，即使是注意到了，他可能会说任何人在那个“分心”（distraction）或者情感体验强烈的一刻都会犯这样的错误，那没有什么更深的意义。
精神分析学家的想法就不同了。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太小的，以至于不能作为隐藏精神过程的现象。他一向认为“忘记”或“重复”这种情况是有重大意义的，并且恰恰是“分心”隐藏着在其他情况中的冲动，并在此时显露了出来。
我们应该说，这段笔记像卡特琳娜葬礼的账目和给学生们花费的账目一样，说明列奥纳多压抑他的印象是不成功的，某些事情长期被掩盖，导致了歪曲的表现，甚至形式也是相似的：同样有着学者式的精确和对数字的强调。[131]
这类重复我们称之为持续性言语。这是表现感情色彩的极好的方式。例如，回忆一下圣彼得在但丁的《天堂篇》中为反对他那在人间的毫无价值的代表人物而进行的长篇激烈的演说：
在地上，那个篡夺了我的座位的，我的座位，我的座位在上帝的儿子的眼睛里还空着呢。
他使我的埋葬之地成为污血的沟、垃圾的堆。[132]
若没有列奥纳多的感情抑制，笔记中的这段记录可能会这样写：“今天7点，我的父亲去世了——瑟·皮罗·达·芬奇，我可怜的父亲！”但是，在他做的这份死亡报告中，持续性言语转到了最不重要的细节上，父亲死亡的时间，这剥夺了记载中的全部情感色彩，我们再来看看这里掩盖着的和被压制着的东西吧。
瑟·皮罗·达·芬奇，一个公证人而且是几代公证人的后裔，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获得了别人的尊敬和成功。他结了四次婚。前两个妻子都没生孩子就死了，只是到了第三个妻子，在1476年，才给他生了第一个合法的儿子，那时列奥纳多已经24岁了，这时距他把父亲的房子改成他师傅瓦罗奇奥的工作室，也已有很长时间了。当他父亲娶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妻子时，已经50多岁了，这个妻子给他生了九个儿子和两个女儿。[133]
毫无疑问，列奥纳多的父亲在他性心理的发展中也起了重要作用，这个作用不仅反映在男孩童年初期父亲的缺失这一消极因素，而且也反映在童年生活的后一阶段父亲出现这一直接因素上。
没有一个孩子不希望母亲把自己放在父亲的地位上，并在想象中把自己等同于父亲，在以后的生活中把超过父亲获得优势当成自己的任务。当不到5岁的列奥纳多被接到他祖父的家里时，他年轻的继母阿尔贝拉必然取代了那个与他感情密切相联的亲生母亲的地位，他肯定发现了他处于那种正常的与父亲竞争的关系中。像我们所了解的，赞成同性恋的决定通常发生在青春期那几年。
当这种决定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达成，他的父亲认同作用对他的**就失去了全部意义。然而它仍然继续存在于其他非性活动的领域。我们听说他喜欢华丽的优美的服装，他拥有仆人和马。
虽然瓦萨利说：“他几乎什么都没有，也很少工作。”这些嗜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他的美感，我们认为这其中同时存在着强迫模仿和要超越父亲的因素。对可怜的农村姑娘来说，他的父亲是一位高贵的绅士，儿子亦不断受刺激，向往扮演一个高贵的绅士，并要“胜过希律王”[134]，展示给他父亲一个看起来真正的高贵绅士。
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感觉就像一个父亲对孩子一样，这是没有疑问的。列奥纳多的父亲认同是一种对他的画影响很大的作用。他创造了这些画，然后就不再关心它们了，就像他的父亲不关心他一样。在这种强迫中他父亲后来的关心并没有改变什么，因为强迫来自童年早期的印象，以后的经验无法修正那些被压抑的和保存于潜意识中的事情。
在文艺复兴时期，甚至在更晚些的时间里，每个艺术家都需要依附于一个显贵的绅士、资助人或保护人，这个人给他种种委托，他手中掌握着艺术家的命运。列奥纳多找到了被人们称为摩洛工业的斯弗尔兹做自己的保护人。斯弗尔兹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他热爱壮丽的事物，在外交方面异常精明，但他有怪癖和不可信赖的性格。在他米兰的宫廷里，列奥纳多为斯弗尔兹服务，他的创造力得到了无拘无束的发展。这个时期是列奥纳多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最后的晚餐》和斯弗尔兹的骑马塑像足以证明。在斯弗尔兹遭受劫难以前，他就离开了米兰，后来斯弗尔兹死于法国地牢中。当列奥纳多听到他的保护人死亡的消息时，他在日记里写道：“公爵失掉了他的爵位、财产和自由，他从事的工作没有一件被完成。”[135]显然，他指责他的保护人的这句话正是后人对他的指责，这当然是有重大意义的。他想让他父辈中的某个人为他自己留下未完成的作品的情形负责。从事实上看，他对这位公爵的指责并不错。
如果说作为艺术家对他父亲的模仿是无益的，那么早在童年时期他对父亲的反抗就决定了他在科学研究领域同样能获得杰出的成就。米莱茨可夫斯基做了一个令人钦佩的明喻（1903）：
列奥纳多像一个在黑夜中醒得太早的人，这时其他人都还睡着呢！他还勇敢地做了一个大胆的断言，并且所有的独立研究都证实了这个断言的正确性：“一个人当出现不同观点，求助于权威时，那这个人不是用理性工作，而是用记忆工作。”[136]列奥纳多成了第一位现代自然科学家，他也成了希腊时代以来第一位只通过观察和自己的判断来探索自然秘密的人，他的胆量使他产生了大量的发明和具有启发性的思想。他教诲人们必须轻视权威及抛弃对“古人”的模仿，坚持主张对自然的研究是所有真理的源泉，指出在人可能达到的最高理想中，只是重复着一面（one-side）的观点，并且当他还是个小孩子，好奇地注视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已经具有这个观点了。如果我们把科学的抽象概念转到个人的具体经验，我们看到的是“古人和权威仅与他的父亲相呼应，大自然则再一次变成哺育了他的温柔、慈善的母亲。在许多其他人身上，如此强烈地需要来自某类权威的支持，以至于那个权威受到了威胁，他们的世界就开始崩溃，这一点在今天与原始时期是相同的。只有列奥纳多能够免于这种支持，假如在他生命的最初期他没有学会在缺少父亲的情形下生活，他就做不到这一点。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先决条件，才有他后来的大胆的、独立的科学研究，童年的性探索没受到他父亲的压抑而存在着，后来就成了排斥性成分的延续的探索。
当一个人像列奥纳多一样在他童年的最早期[137]就摆脱父亲的恫吓，并在他的研究中摆脱了权威的束缚，而我们发现他仍是一位虔诚的信徒，无法摆脱宗教的束缚，这与我们希望的情况就全然不同了。精神分析学使我们熟悉了父亲情结和对上帝的信仰之间的内在联系，它向我们显示出，一个个人的上帝，从心理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高尚的父亲。每天我们都在获得有关这点的证据：一旦当父亲的权威在年轻人心里破除时，他们便失去了宗教信仰。所以我们认为，宗教需要扎根于父母情结中。全能而又公正的上帝，仁慈的大自然，在我们看来是父母亲的崇高升华，或者说是关于父母的概念在小孩子心目中的再生。按生物学的观点来讲，宗教应溯源到小孩子的长期的无助和对帮助的需要。当他在以后生活里的某一日，知觉到在生活强大的力量面前他是怎样的弱小和没有指望，感觉到自己的情形与童年时一样，就试着用回复那种保护了他婴儿时期的力量来掩盖自己的失望。宗教把对精神病的预防赐予信仰宗教的人，这种预防很容易得出解释：个人的罪疚感和人类的罪疚感都源于父母情结，宗教启动了这个情结，并通过它来解决罪疚感，而不信教的人必须自己解决这个问题。[138]
列奥纳多的实例似乎表明了这种宗教信仰的观点并没被误解。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指控他不信教或说背叛基督教（那时二者是一回事）。关于这些在瓦萨利（1550）为他写的第一本传记中有明确的记载。瓦萨利在他的《生活》第2版（1568）中删去了这方面的论述。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宗教问题极为敏感，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列奥纳多甚至在笔记本上也不直接表明他对基督教的态度。在他的研究中，他不能容忍自己被《圣经》中创世的描写引向最小偏差的歧途。如，他对宇宙洪水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在地质学上他计算了成千上万年的期限，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比现代人毫不逊色。
在他的“预言”中，有一些事情肯定会触犯基督教信徒的敏感的感情。例如，“关于对着圣徒们的肖像进行祈祷。”
“人们对着那些全无察觉，睁着眼睛看不见任何东西的人说话，人们跟他们交谈，却没有得到回答，人们向那些长着耳朵的却什么也听不见的人乞求恩赐；人们为瞎子点灯。”（赫兹菲尔德，1906，第292页）或者，关于“耶稣受难日的悼念”。
“在欧洲的每个地方，无数的人为死在东方的一个单身汉而哭泣。”
关于列奥纳多的艺术观点我们已经有过描述。他从神圣的形象中把它们与教会之间联系的最后残迹除去，并赋予它们人生，把人类伟大而美好的情感通过它们表现出来。莫瑟称赞他克服了当时流行的颓废情绪，恢复了人的感官快乐和享受生活的权利。在那些显示出了列奥纳多是怎样倾心于大自然奥秘的研究笔记中，总会有些段落表现了他对造物主，一切奥秘的最终源泉的赞美；
但是没有什么话语表明他愿意与这个非凡的力量维系任何的个人关系。他晚年的一些深刻睿智的见解流露出他乐于服从于自然的法则，而且不期望自身的痛苦从上帝的仁慈和恩典中得到解脱。
毋庸置疑，列奥纳多战胜了教条的和个人的宗教，他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背离了基督教信徒观察世界的立场。
前面提到的我们对儿童精神生活的发展已达到的那些发现，使我们想到在列奥纳多童年时期最初的探索中，也涉及了性欲问题。的确，通过把对热切希望和秃鹫幻想结合起来，通过选择鸟儿飞翔问题作为他注定要关心的问题——这是一系列特殊境况的结果——他用显而易见的伪装把这境况泄露出来。在他的笔记中有一段有关鸟儿飞翔的十分模糊的记述，似乎是一种预言，极好地表达了感情色彩很浓的兴趣。正是这种兴趣，使他醉心于如何模仿鸟的飞行技术来取得成功：
“伟大的鸟的第一次飞行将从‘大天鹅’的背上开始，它会使整个的世界为之震惊，使所有描写它的文章给它赞誉，它给自己的诞生地带来永恒的光辉。”[139]他可能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飞翔，我们从能实现愿望的梦里了解到巨大的幸福来自于愿望的实现。
然而，为什么许多人都会梦到自己能够飞呢？精神分析学是这样回答的：飞翔或者成为一只鸟，只是另一种希望的乔装打扮，这比梦见无论是词还是实物的一座桥，都更能使我们认识到那种希望究竟是什么。当我们想到，人们常告诉爱提问的孩子，婴儿是由像鹳那样的大鸟带来的；
当我们发现，古人把男性**形容成有翅膀的；当我们得知，男性的性活动在德语中最通常的表述是“vogeln”［德语的鸟是“Vogel”］；在意大利语中男性器官实际上被称为“l’uccello”［“鸟”］；所有这些都只是有联系的整体思想中的片断，从这个思想中我们明白了，梦中期望能飞只能被理解为渴望性行为。[140]这是婴儿早期的一种愿望。当一个成年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的时候，对他来说那似乎是一段幸福的时光，在那时他尽情欢乐，对未来不做任何打算，正是因为如此，他那样羡慕孩子们。但是，如果孩子们能亲自告诉我们一些早期的信息，也许将会是一个不同的故事。童年似乎不是幸福快乐的诗歌，只是我们在回忆中歪曲了它。正相反，经过几年的童年生活，孩子们受到要长大的愿望驱使，要做大人的事情。这个愿望是他们所有游戏的动机。
无论怎样，孩子们在自己性研究过程中感到，在这个如此神秘并重要的范围内，有些事很神奇，可那是成年人的事情，却不允许他们去做，也不让他们知道。这使他们充满能做那样的事的强烈渴望，他们梦到它正在飞翔，或者他们准备着把经过伪装的愿望放到以后的梦里去。因此，最终在我们的今天实现了航空，这同样可以找到在婴儿性欲方面的根源。
列奥纳多向我们承认，从他的童年时代开始他就以特殊的和个人的方式专心于飞行问题，他也给我们证实了他的童年研究直接指向性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希望的、对现时代的儿童进行研究所应得到的结果。这几乎是一个与压抑无关的问题，但恰恰是压抑使他后来成为性冷淡的人。从他童年起直到他智力完全成熟，基本相同的题目——只是在意义上稍有变化——始终吸引着他。
他所渴求的技艺很可能在机械方面是无法达到的，像他早年的性欲得不到满足一样，或许他在这两方面的渴望都受到了挫折。
的确，伟大的列奥纳多在他一生中不止一个方面保持孩子般的特点，据说所有的伟大人物都必然保留着某些儿童的天性。甚至当他成人以后还继续做游戏，这便是他为什么使他的同时代人感到难以理解，显得古怪的另一个原因。只有我们对他为宫廷里的节日及盛大宴会制造极为精致的机械玩具感到不满，因为我们不想看到艺术家把他的精力用于这样的琐事。他自己却好像显得很乐于这样支配时间，因为瓦萨利告诉我们，甚至在没人委托他做这些事时，他就已经制造了类似的东西：“那里（在罗马），他得到了一块软蜡，并用它做了非常精巧的动物，里面充满了空气，当他把空气吹进它们的身体，它们便会飞起来，而空气跑掉以后，它们就落回到地面。贝维迪尔的葡萄酒酿造者抓了一只很特别的蜥蜴，列奥纳多从其他的蜥蜴身上取下皮肤给它做了一对翅膀，翅膀里注入水银，这样当它爬行时，翅膀就会震颤且启动。接着，他又为它做了眼睛、胡须和嘴角并驯服了它，把它放在一只盒子里，用来吓唬他的朋友们。[141]这种具独创性的游戏常常是为了表达一个严肃的思想。“他经常把羊肠很用心地清洗得非常干净，可以把它们拿在手里，有时把它拿到一个大房间里，在隔壁的房间里，放上铁匠用的鼓风机，把羊肠系在鼓风机口，往羊肠里打气，直到胀开的肠子占满了整个房间，使人们不得不到角落里。他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明了羊肠是怎样逐渐变得透明的，并充满了空气。最初，羊肠只占一个小空间，逐渐扩展到整个房间，因此，他把羊肠比作天才。”在无害的掩饰和巧妙的伪装下，他的寓言和谜语都表现出了同样的幽默快乐。而谜语又以“预言”的形式出现，它们几乎都是富于思想的，情趣的缺乏到了惊人的程度。
在列奥纳多具有想象力的游戏与恶作剧的某些情形中，那些在这方面误解了他的性格的传记作家误入了歧途。例如，在列奥纳多的米兰语手稿中有些是致“索里奥（地名，即叙利亚）的道达里奥、巴比伦王国总督圣苏丹”的信的草稿。他在这些稿子中谈到了自己被作为工程师派到东方的某些地区去实施一些工程，他为有人说他懒惰作了辩护，他提供了那里的城市和山区，小镇的地形图，并且还讲述了他在那里时所发生的一个重大的自然现象。[142]
1883年，里希特试图根据这些文件来证明列奥纳多在旅居埃及、苏丹期间确实做了这些事情，甚至在那里信奉了伊斯兰教。按这种观点，应该是1483年以前的一段时间他对那里进行了访问，即他住进米兰公爵的宫廷之前。然而，另一些聪明的作家毫不费力地发现，列奥纳多的所谓东方旅行只不过是年轻的艺术家想象力的结果。他创造它们是为了自我消遣，也表达了他想周游世界和探险的愿望。
另一个关于他创造性想象力的例子，可能是在《芬奇研究院》这一作品中被发现的，作品中有五六个象征性符号，互相之间以极为复杂的形式联结着，其中包含着研究院的名字。[143]瓦萨利提到了这些设计，却没提及研究院。孟兹用其中一个作为他的有关列奥纳多的著作的封面设计，他是相信《芬奇研究院》的真实性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可能，列奥纳多的游戏本能在他更成熟的年龄消失了；可能，这种游戏使他发现了进入研究活动的途径，这种研究活动表现出了他的个性最终、最高的发展。但是，只有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期享受了最高的、却无法再得到的性快乐，那他挣脱与童年的这种联系的过程必将非常缓慢。
第六章
蔑视这样的事实是无益的！今天的读者觉得所有疾病的来历都很使人厌恶。他们抱怨说审查一个伟大人物的病历永远不会导致对他的成就及其重要性的理解，研究伟人身上的这些事情是一种无用的、不恰当的做法，因为这些事情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很容易被发现，等等，以此来表达他们的厌恶。显然，这种批评是不公正的，以致只能把它当作一个借口和伪装来理解。审查病历的目的根本不是想使这个伟人的成就变得无法理解，人们肯定不会因为某人没有去做他从来没想要做的事情而受到谴责。但反对的真实动机与此不同。如果我们把传记作家们审视他们的主人公的非常特殊的方式记在心上，我们就能发现这些动机。在许多情况中，因为他们自己的感情生活，从开始他们就感到对自己的主人公会特别喜爱，所以他们选择自己的主人公作为他们的研究主题。
然后，他们把自己的精力贡献给这个理想化的任务，目的在于把这个伟人放进他们所设计的婴儿模式中，还在于在他身上恢复孩子对父亲的理想。为满足此心愿，他们除去了主人公生理学上的个人特征，他们消除了他一生中与内外抵抗斗争的印记，他们不允许他有人类的弱点和缺陷的痕迹。这样，他们实际上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冷酷的、陌生的和理想化的人物，来取代我们感到与我们有着遥远关系的那个人。这样，他们为了幻觉牺牲了真理，为了他们的婴儿幻想，放弃了深入人类本性的最迷人的秘密的机会，十分令人遗憾。[144]
列奥纳多本人热爱真理、渴求知识，他不会妨碍人们试图把他本性中的不重要的特点及谜团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因为这是为了要找到什么因素决定了他的精神和智力的发展。我们用向他学习的方法向他致敬。假如我们研究了他的发展从童年起就必须付出牺牲，假如我们把那些给他打上了失败的惨痛烙印的因素集中在一起，这不是在贬低他的伟大。
我们必须清楚地强调，我们从没把列奥纳多当作一个神经症者，或者如那些拙劣的语词所称是“神经疾病的患者”。任何一个抗议我们的人都会说我们胆大包天，居然使用病理学范围内的发现来审查他。其实他们坚持的仍然是我们今天已经明智地抛弃了的偏见。今天，我们认识到了健康与疾病（illness），正常人与神经症人之间不再有显著的差别，并且神经症特征不再一定是普通低级的证据。我们也知道了神经症症状是一种结构，它代替了某种压抑的结果，从一个孩子到一个有教养的人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这些压抑。我们还知道我们都会产生这种代替结构，只是其数量、强度和分布使我们有理由使用实用的疾病的概念，推断素质低劣的存在。从我们所了解的列奥纳多个性的一些微不足道的痕迹出发，我们倾向于认为他与我们所描绘的“强迫性”的神经症类型很相似。我们可以把他的研究与神经症患者的“强迫性沉思”（obsessive brooding）进行比较，把他的抑制与我们所了解的“意志缺失”（abulias）加以比较。
我们研究工作的目的是要解释在列奥纳多的**和艺术活动中的抑制。据此，我们应该概述一下在他的精神发展过程中我们所发现的东西。
我们没有关于他的遗传方面的资料。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他童年时期的偶然遭遇对他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和干扰性的影响，他的非法出生剥夺了他父亲对他的影响，直到他五岁时为止。
只有他母亲向他敞开心灵，给他温情的**，他是他母亲唯一的安慰。他母亲的亲吻使他过早地达到性成熟。有一个现象能肯定地证明，他毫无疑问地进入了一个婴儿性活动时期，那就是他所进行的婴儿性研究的强度。他的视觉本能和求知本能被童年早期的印象最强有力地刺激着，嘴的性感带（erotogenic-zone）得到了强化，此后从没放弃过这种强化，从他后来夸大了对动物的同情这种相反的行为，我们能够推断，在他童年时代的这个阶段并不缺少强烈的施虐狂特性。
一个强有力的压抑的**结束了这个童年时期的过分的行为，并形成了某些倾向，这些倾向在青春期变得明显了。这种变化的最显著的结果是每一种原始的感官活动都受到了回避，这使得列奥纳多在禁欲中生活，并给人以“无性人”的印象。当青春期的刺激像洪水一样冲击着男孩时，这种冲击却没能迫使他发展一种有价值的和有害替代结构而令他患病。因为过早地倾向于性好奇，他的相当大部分的性本能需要升华为一种广泛的求知，因此逃避了压抑。只有很小一部分力比多继续给予性目的，它代表了一个发育迟缓的成年人的**。因为他对母亲的爱被压抑了，性目的不得不采取同性恋的态度，用对男孩子们理想的爱来表明性的存在。对他母亲的固恋及对他们之间关系的温馨记忆的固恋继续被保持在潜意识中，但暂时处于静止状态之中。在这种方式中，压抑、固恋、升华都在性本能对列奥纳多的精神生活发生影响时起作用。
列奥纳多从童年的微贱脱颖而出成为一位艺术家、画家和雕塑家，这源于他的一种特殊的天赋，这种天赋被童年早期视**本能的早熟觉醒所加强。如果不是能力所限，我们最乐于描写艺术活动是怎样来自于心理的原始本能。我们必须满足于强调这个事实，即一个艺术家创造出来的东西，同时也是他的性欲的一种发泄，我们几乎不可能再怀疑这个事实。在列奥纳多的情形中，我们能够指出来自于瓦萨利的研究资料（上文中）：笑着的女人头和漂亮的男孩。换言之，他的性对象的代表，在他早期的艺术努力中是值得注意的。列奥纳多在青春时期的工作之初似乎是无拘无束的。正像他生活中的外部行为是模仿他的父亲一样，他也在米兰这样度过了男性创造力和艺术生产的时期。在那里，命运有幸使它在洛德维克摩罗公爵的身上找了父亲的替代者。我们的经验很快就得到了证明：几乎全部的真正**的压抑都不能给升华了的性倾向的实现提供最有利的条件，由**决定的模式发生效用。列奥纳多的活动和迅速做出决定的能力开始下降，他那谨慎和拖沓的倾向作为干扰因素在《最后的晚餐》中已经很明显了。这个倾向影响了他的技巧，因而对其伟大作品的命运也就有了决定性作用。渐渐地出现在他身上的这个过程只能比作神经症者身上的退行（regression）。他在青春期变成为一位艺术家的发展过程，被在婴儿早期就已决定了的使他成为一位科学研究者的过程掩盖了。他的性本能的第二个升华（艺术）让位给最初的升华（科学），当第一个压抑到来时，升华的时机就成熟了。当他成为一位研究者时，最初仍然为他的艺术服务，到后来就孤立了艺术、远离了艺术。由于他的保护人，父亲的替代者的失去，他的生活笼罩着一种阴暗的色彩，这个退行的手段承担着越来越大的比例。他变得“对绘画非常不耐烦”[145]，这是一位与德斯特伯爵夫人有书信往来的人告诉我们她很想得到他的一幅画。他被过去了的婴儿时期控制着。但是代替了艺术创造的研究工作，似乎包含了一些显出潜意识本能的活动，永不满足、持之以恒及缺乏适应现实环境的能力的特点。
当他刚刚50岁的时候，亦正值其生活的巅峰时期，在这个年龄，妇女的性特征已经开始衰退，而男人在这个年龄力比多经常会有更加旺盛的发展——一个新变化向他袭来。他的最深层的心理内容再一次活跃起来，这有利于他的艺术，当时他的艺术正处在举步维艰的状态。他遇到了一个唤醒他母亲那充满情欲的快乐又幸福的微笑的记忆的女人，在这个苏醒了的记忆的影响下，在他艺术努力开始时起促进作用的因素恢复起来了，那时他也以微笑的妇女为模特儿。他画了《蒙娜丽莎》、《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和一系列以神秘的谜一般的微笑为特点的画。在他最早的性冲动的帮助下，他体验到了再一次征服艺术中的压抑的欣喜。在我们的眼中，这个最后的发展，在逼近的老年的隐蔽下显得很模糊了。在这之前，他的智慧翱翔于世界构想的最高实现，这个最高实现远远地超出于他生活的时代。
在前面的几章中，我已经呈现出了可以找到什么样的正当理由来解释列奥纳多的发展过程的图景，提出了他生活中的这些细节，解释了他在科学和艺术之间的摇摆。假如因为我的这些叙述，激起了对我的批评，甚至是精神分析学的朋友或者专家的批评，认为我仅仅是写了一部精神分析小说，我将回答说，我远没有过高地估计这些结果的肯定性。我像其他人一样，受这位神秘的伟大人物的吸引力驱使，在他的天性中人们发现了只能用如此鲜明的抑制来表达自己的强大的本能**。
然而，无论列奥纳多的生活真相怎样，我们不能停止对它作精神分析解释的努力，甚至我们能完成一种新突破。我们必须用通常的方法，在传记领域中界定出精神分析学所能取得成绩的限度。否则，每一种将来可能出现的解释，都会成为一种失败摆在我们眼前。在精神分析研究控制下的材料是由一个人生活的历史组成的：一方面是事件的偶然情况和背景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这一对象被记叙过的反应。在心理机制知识的支持下，努力为他的本性建立一种在他的反应力量上的动力学基础，揭示他的心理原始动机力量以及它们以后的转变与发展。如果这样是成功的，在他生活过程中的个性行为就能在性格和命运、内外力量的结合中得到解释。假如这样做不能提供任何的肯定的结果，这就可能——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是如此——不该指责为精神分析学的错误或方法不适当，而在于与列奥纳多相关的资料不准确、不完整，用传统的方法得到的资料就是如此。所以，应该为这个失败负责的是那些传记作家们，因为精神分析学被迫在如此不充分的材料基础上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看法。
但是，即使我们掌握的史料非常丰富，即使我们对心理机制的论述有最大把握——这是非常重要的两点——精神分析研究仍然不能使我们理解一个人怎样必然地成了这样的人，而不是另外一种人。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我们不得不坚持这种观点：他非法出生的偶然性和他母亲的过分温存对他的性格的形成，对他后来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他儿童时期之后开始的性压抑把力比多升华为求知的欲望，并且造成了自此后他全部生活的性静止状态。当童年第一次性满足之后，这个压抑不再发生了。在另外某些人身上，它可能不会发生，或在极小范围内发生。我们必须认识到，精神分析的方法不能进一步决定达到自由王国的程度。同样地，一个人没有权利宣称：压抑这个**的结果，是唯一可能的结果。可能另一个人没有成功地把力比多升华为求知欲，使大部分的力比多免于受压抑。在相同的影响下，或许一个人会承受对其智力活动的永久性挫伤，或者试图控制强迫性神经症。我们留下了精神分析学也无法解释的列奥纳多的两个特征：
即他那十分特殊的压抑本能的倾向，及他升华原始本能的卓越能力。
本能及本能的转变在精神分析学的界限内是可能辨别的，在这一点上它被生物学研究代替了。
我们必须寻找在压抑倾向的源泉中的性格在生理基础上的升华，心理结构只是后来建立在这个生理基础上的。因为艺术的天赋和能力与升华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艺术功能的本质按照精神分析的方法也是无法解答的。今天生物学研究的趋势，是把一个人器官构造中的主要特征，解释为男性与女性的素质混为一体的结果，这种观点以（化学）物质为基础。列奥纳多英俊的体形及他的“左利手”，也许可以被用来支持这一观点。[146]无论如何，我们将不会离开纯心理学研究的基础。我们的目的是要表明，在本能活动的过程中，一个人的外部经验和他的反应之间的联系。即便精神分析学没有阐明列奥纳多的艺术能力的事实，至少提出了它的那些现象和我们对那些现象理解的限度。似乎只有具备了列奥纳多童年时代的经验的人才能画出《蒙娜丽莎》和《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才能使他的作品招致如此令人忧伤的命运，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才能达到这样令人吃惊的成就。似乎在他童年的“秃鹫幻想”中隐藏着他所有成就和不幸的答案。
然而，一个人能否接受这个研究发现呢？这个发现是“恋亲丛”（parental constellation）[147]。
这个偶然情况对一个人的命运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例如，列奥纳多的命运取决于他的非法出身及他的第一个继母康娜·阿尔贝拉的不孕。我认为一个人没有权利不同意这样的研究。如果一个人认为偶然性对我们的命运是没有价值的，他就会陷入一种虔诚的宇宙观（view of the Universe），当列奥纳多写“太阳不动”时，他就在克服这种观点了。在公正的上帝和仁慈的天命没能很好地保护我们免于这种影响，我们的生命最没有防御能力的时期，我们自然会感觉到受了伤害。同时，我们也会全然忘记。事实上，每一件与我们的生活有关的事情都是机遇，从我们自身起源于**和卵子的相遇始。不过，机遇分享了自然的法则和必然性，它仅仅是缺少与我们的愿望和幻觉的任何联系而已。在我们设立的“必然性”和我们童年时代的“偶然性”之间，究竟哪一个是我们生活中的决定因素，仔细斟酌，仍不能肯定。但总的来说，童年初期的明确的重要性不可能再被怀疑。我们都仍然表现得太少尊重自然（在列奥纳多的晦涩的话语里，能使人忆起哈姆雷特的诗句）。列奥纳多说：“自然中充满了无数的‘原因’，它们永远都不会进入我们的经验。”[148]
作为人类的每一个人，都只能与这些自然力量的“原因”的无数实验中的一个相符合，在这个实验中，它们（原因）走进了我们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