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

刘 平 译

廖凤林 校

邵迎生 修订

按语

本文是弗洛伊德对列奥纳多·达·芬奇的长篇评传。他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传记研究的方法，详尽介绍了达·芬奇童年以来的感情生活，深刻分析了他的性心理历史的发展过程，着重阐释了他的艺术与科学活动的心理起源。主要观点：（1）强调童年经验（记忆）的重要性和“恋亲情结”对他的创作（如《蒙娜丽莎》、《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等）及其一生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指出他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同性恋者和强迫性神经症者，把想象特别是幻想（“秃鹫幻想”）视为创作的出发点和主要形式。（3）宣称艺术家的创作是他性欲的一种宣泄，主张艺术和科学成就是性本能升华的两种表征。（4）提出以“性压抑”为本源的科学研究本能的三种类型，即神经性抑制型、强迫性沉思型、替代性升华型。此文不仅对研究达·芬奇这一历史人物的心理构成有参考价值，而且对研究弗洛伊德心理美学思想也有重要意义。

英文版编者导言

《达·芬奇的童年回忆》，是艾伦·泰森修改了标题后的完整的新译著。

弗洛伊德在1898年10月9日致弗利斯[56]的信中的一句话表明他对列奥纳多[57]的兴趣由来已久，他说：“或许最著名的‘左利手’[58]就是列奥纳多，没人知道他有过任何的风流韵事。”他的这种兴趣不是暂时的，他在回答一份关于“自己特别喜爱什么书”的调查问卷时，我们发现他曾提到了米莱茨可夫斯基（Merezhkovsky）关于列奥纳多的研究。然而促使他写这部著作的最直接的原因，是1909年秋天出现的他的一个患者。他在10月17日给琼斯的信中说，这位患者似乎与列奥纳多有着相同的性格，只是没有他的天才而已。他还说，他刚从意大利搞到一本有关列奥纳多青年时代的书。这就是下文中将要涉及的斯克纳米杰罗（Scognamiglio）的专题论文。

在读过这篇论文和一些其他有关列奥纳多的书之后，12月1日他回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报告了这一研究课题。1910年4月初，他才完成他的研究成果，于5月末出版。

弗洛伊德对此书再版作了大量的修改和补充。这中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增补了有关“包皮环割术”（circumcision）的短注释，选录和引用了里特勒（Reitler）·弗斯特的著作，及1923年关于伦敦漫画的讨论。

弗洛伊德不是第一个在著作中用临床精神分析方法研究历史人物生活的人。这类实验已经有人做过了，尤其是赛德格已出版的对迈尔（Meyer，1908）、列娜（Lenau，1909）和克雷斯特（Kleist，1909）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59]虽然弗洛伊德没有从事过这类完整的传记性研究，但是他以前曾经依据作家们的作品的部分章节，进行过片断的分析。事实上，在此前很久，即1898年6月20日他给弗利斯寄去了有关迈尔的一部《女法官》短篇小说的研究，这篇小说描写了作者的早期生活。弗洛伊德的这篇关于列奥纳多的专著不仅是他第一次，而且是最后一次在传记领域里的长途旅行。这本书遭到了弗洛伊德已经预料到的谴责和诽谤，因而他在第六章的开头就为自己作了辩解，这种辩解至今对传记作家和评论家仍然是普遍适用的。

奇怪的是，直到最近似乎还没有一个评论家能指出这本书的最大弱点。书中最重要的部分描写的是列奥纳多对食肉鸟落到他的摇篮的记忆或者说是童年幻想。在列奥纳多的笔记本中把这只鸟命名为“nibio”（现在写作nibbio），是意大利语中一个意为“鸢”的词，而弗洛伊德始终把这个词译成德文的“Geier”，在英语中却只能译作“秃鹫”。[60]

弗洛伊德的错误似乎来自他阅读和参考过的那些德文译著。如赫兹菲尔德在她的译文中，用“Geier”代替“Milan”来翻译摇篮幻想，规范德文该译为“鸢”。从弗洛伊德有记号的藏书里能看出，最重要的影响可能来自米莱茨可夫斯基关于列奥纳多的著作的德文译本，从中他第一次发现了这个故事，也获得了大量有关列奥纳多其他方面的情况这个译本也把摇篮幻想译成“Geier”，虽然米莱茨可夫斯基自己正确地使用了“korshun”，而在俄语中这个词译为“鸢”。

因为这个错误，某些读者可能会拒绝接受整个研究，觉得它没有价值。无论如何，更冷静地检查这种处境，详细地考虑一下弗洛伊德某些已无效的论争和结论的确切方面，仍将是一件好事。

首先，必须抛开列奥纳多画中“隐藏着的鸟”。即便它真的是鸟，也是只秃鹫，根本就不像鸢。这是费斯特“发现”的，而不是弗洛伊德。他在那部著作的第二版才做了介绍，弗洛伊德接受了它，但有相当大的保留。

其次，更重要的是埃及语的问题。作为象形文字的埃及语“母亲”（mut）一词很肯定地象征着秃鹫，而不是鸢。加德纳在她的权威性著作《埃及语法》（1950）中确认“Gyps fulvus”就是鹰头狮身的怪兽秃鹫。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推断列奥纳多幻想中的鸟代表他母亲的观点，在埃及神话中无法获得直接的支持，而且这种经验性的问题与埃及神话也没有关系。[61]幻想与神话之间似乎没有最直接的联系。虽然如此，这两者又各自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古代埃及人把“秃鹫”和”母亲”联系起来的思想是怎样来的呢？是像埃及学者解释的仅仅是某种语音上的偶然巧合吗？如果不是，弗洛伊德有关“两性同体”的女神的讨论就必定有它自身的价值，无论这种讨论与列奥纳多的情况关系怎样，列奥纳多有关鸟落到他的摇篮并把尾巴放到他嘴里的幻想都应继续寻求解释，即使这只鸟不是秃鹫。弗洛伊德关于幻想的精神分析与这种纠正并不矛盾，而仅仅是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支持。

除由埃及语讨论导致了离题而外，尽管这仍然保持了它很大的独存价值，弗洛伊德研究的主题没有受到他的错误的影响，即对列奥纳多的研究起始于他幼年的感情生活，描绘了他的艺术冲动和科学冲动之间的冲突的不同侧面，深刻剖析了他的性心理历史的产生。除了这个主题外，这个研究还向我们展示了若干很重要的相关问题：关于创造性艺术家的心理活动和心理本质的一种更普遍的讨论，关于同性恋的一种特殊类型起源的概述，以及第一次对自恋概念的充分展开，所有这些，都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历史有着特殊的影响。

第一章

精神病学通常选取意志薄弱的人作为研究对象，一旦这种研究接触到人类中的伟大人物，外行人就会认为没理由这样做。“使辉煌黯然失色，把崇高拖入泥潭”[62]，这不是研究的目的。企图填平将伟大人物的完美同普通人的不足分离开来的鸿沟，会让人感到不满意。然而，研究不能不发现那些杰出人物们可以被认识、理解的每件有价值的事，并且相信他们同样受正常的和病理的活动规律的控制和影响。

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被他的同时代人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当时他就像个谜，如同我们今天的感觉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只能推测其轮廓，却永远也不能界定的天才。[63]绘画在他一生中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使我们认识到的是自然科学家（工程师）[64]与艺术家结合起来的伟大。虽然他的绘画杰作留了下来，可他的科学发现却没能发表和应用。在其发展过程中，他的调查研究的特质从没完全给艺术创作以自由，并且经常是科研在艺术创作中反客为主，最终使他受到抑制。依瓦萨利（Vasari）的说法，在列奥纳多临终时，他自责由于他在艺术创作中的失职而触怒了上帝和人类。[65]虽然瓦萨利的这个故事属于传说，没有多少内在的可能性，甚至在这位神秘的大师生前就已开始编撰，但作为当时人们所相信的证据，它仍然具有无法否认的价值。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列奥纳多的同时代人对他的个性不理解呢？这肯定不是因为他的多才多艺和知识渊博，正是这种多才多艺的渊博知识使得他把自己推荐给米兰宫廷的公爵、被称为摩洛二世的斯弗尔兹，并让其作为他自己的一项发明——封泥的执行者。他还给这位公爵写了一封著名的信，来夸耀自己作为建筑师和军事工程师的成就。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相当常见在一个人的身上具有多种能力的有机结合。列奥纳多便是这种结合范例中最才华横溢的人之一。他不属于从自然界中接受了极少的外部才能的那一类天才，也不属于不注意生活的外部形式，只重视关心人类而精神上充满痛苦的忧郁的那一类天才。正好相反，他高挑匀称的身材，容貌完美无缺，体魄不同寻常，他的言谈举止充满魅力，善于雄辩，待人可亲。他热爱周围美的事物，喜欢豪华的服装，注重每一种生活优雅。他在一篇有关绘画的专题论文中的一段——这篇论文表现了他对享受的强烈的感受力，把绘画与它的姐妹艺术相比较。他描写了有着许多不便在等待着的雕塑家：

“他脸上沾满了大理石粉末，以致他看上去像个面包师，而且他身上完全被大理石碎片覆盖，好像他的背落满了雪花，他的房间里也全都是碎石和灰尘。画家的情形就相当不同了，因为他可以十分舒服地坐在自己的作品前。他穿着考究，手执精巧的画笔，蘸着令人愉快的色彩。房间里挂满了使人高兴的画并且一尘不染。经常有音乐和读着美妙佳作的男士们陪伴着他，他可以在没有锤声和其他吵闹声中，心情极为愉快地欣赏着它们。”[66]

列奥纳多的洋溢着喜悦、幸福和享乐的生活，仅仅限于他艺术家生活的初期，即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确实可能如此。后来，摩洛的统治垮台，迫使他离开了他活动的中心和保证他地位的米兰，过着缺少保障、不富有成就的生活，直到他在法国找到了最后的避难所。这时他性情中的光彩已黯然失色，而天性中古怪的一面暴露得越来越明显。此外，他的兴趣从艺术转移到了科学，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科学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必然扩大了他与同时代人之间的鸿沟。当他不得不为完成订货而勤奋作画，并且变得富有时（例如，像他以前的同学皮鲁金诺那样），在那些人看来，他只是在为那些反复无常的琐事而工作，甚至怀疑他在为“黑色艺术”服务，而他的所有努力也被认为是浪费时间。因为我们能从列奥纳多的笔记里了解到他所从事的艺术实践，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在人们尚未熟悉不依据任何预先的假定的研究方式的年代，以及古代的权威开始取代教会权威的时代，作为一个先驱者，列奥纳多的价值绝对可以与培根、哥白尼相媲美——但他必然是孤立的。当他解剖马的尸体和人的尸体时，当他设计飞行器时，当他研究植物的营养及它们的中毒反应时，他必然与亚里士多德似的评论家有很大的背离，他好像成了被人看不起的炼金术士了。至少在那段令人不快的时间里，他只有在他的实验室里进行他的实验研究才能找到一些安慰。

这种情形对他绘画的影响在于他很不情愿执笔绘画，他画得越来越少，起初创作的一些作品，到这时大部分还没有完成，他几乎不关心它们的最终命运。他为他的同时代人所指责：他对他的艺术的态度，在同时代人看来成了一个谜。

列奥纳多的某些原来的崇拜者试图为他开脱其性格不稳定的指责。他们声称他被指责之处正是伟大的艺术家们的共同特征：甚至精力充沛的米开朗基罗——一个完全沉溺于自己的创造性劳动的人，也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作品。列奥纳多和米开朗基罗的情况相类似，他们都一样没有错误。而且，他们极力主张，就某些画来讲，甚至于没有未完成的问题，而应看作它们就是那个样子。在外行人看来的杰作，对艺术作品的创造者来说，仅仅是他意图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体现。

他对完美有一些朦胧的概念，但又对一次次地复制相像的完美感到绝望。他们声言，最不应该的是让艺术家对他的作品的最终命运负责。

尽管这些辩解可能是有根据的，但仍然掩盖不住我们面对的列奥纳多的全部情况。对一幅作品反复创作的艰辛感到苦恼，最后从其中脱身出来，但又不关心它的未来命运，这在其他许多艺术家身上都会再现，可是毫无疑问这种行为在列奥纳多身上已达到了极端。索尔密（1910，第12页）引用他的一个学生的评论：“当他进行绘画时，整个过程里，他看起来一直在颤抖，他从未完成过任何一幅已经开始的作品，并且他总能在那些别人认为是非凡的作品中发现缺陷，这表明他非常尊重艺术的伟大。”索尔密还说：列奥纳多最后的一些画，如《丽达》、《圣母玛利亚》、《酒神巴切斯》、《年轻的教徒圣·约翰》都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他全部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种情况。罗马佐在复制《最后的晚餐》时，在一首十四行诗中提及了列奥纳多没能完成他的作品的这种坏名昭彰的情形。

普拉托詹尼从不放下他的画笔，却比得上非凡的芬奇——没有任何作品完成得彻底。

列奥纳多的绘画速度慢是众所周知的。在进行最详尽的准备、研究之后，他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为米兰的圣玛利亚修道院画了《最后的晚餐》。他的一个同时代人、作家班德利，当时是修道院中年轻的修道士，他说：列奥纳多经常早早地爬上脚手架，一直在那儿待到傍晚，不曾放下画笔，忘记了吃喝。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却没画一笔。有时他会在画前待上几个小时，仅仅是在头脑中构思。他也时常从米兰城堡的庭院直接来到修道院，为他在那儿给斯弗尔兹制作的骑马者塑像的模型添上几笔，然后就突然中断了。根据瓦萨利的说法，列奥纳多用了四年的时间为吉奥孔多的妻子蒙娜丽莎画肖像，最终也没能完成。这种情形可以说明这幅画为什么从未交给委托人，而一直由列奥纳多保存，并由他把它带到法国的事实。[67]后来这幅画被国王弗朗西斯一世买下来，成了今天卢浮宫最灿烂的瑰宝之一。

如果我们把关于列奥纳多的工作方式的这些报告与他留给后人的大量的、形式丰富多彩的、展示其作品中每一个主题的草图和研究资料进行比较的话，我们一定会否定这种说法：不稳定及草率的特质对列奥纳多的艺术产生了些许影响。相反，我们可以观察到非同一般的深奥性和只能在犹豫中取得决定的丰富的可能性。同时，也能观察到难以满足的要求和实际工作中受到的限制，甚至艺术家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些限制如何不合他的理想。缓慢——列奥纳多工作中一直明显存在的特性——被看成是这种限制的特征，也是他后来从画坛退出的先兆。[68]也是这一点决定了《最后的晚餐》所应得到的命运。列奥纳多不适应那种在未干好的底色上迅速作画的壁画技法，因此，他选择了油彩。油彩的干燥过程拉长了作品的创作时间，这适合他的心境与闲适。然而，被涂在底色上的颜料又与底色分开，并且脱离墙壁，加之墙壁的残缺，建筑物本身的未来命运都决定着绘画不可避免地将遭到毁坏。[69]

一个相似的技术实验的失败断送了《安格哈里战役》。后来，在与米开朗基罗的竞争中，他把这幅画画在了佛罗伦萨会议厅的墙上，并且没有完成就被列奥纳多放弃了。这似乎是一种不同的兴趣——在实验中——开始是促进这件艺术作品的，只是到后来才损害了这件作品。

列奥纳多这个人的性格显示出另外一些不同寻常的特征和明显的矛盾。消极和不以为然在他身上似乎一目了然。当任何人要想得到自己的最大的活动范围时——没有对别人的强烈侵害，就无法达到这个目的——列奥纳多却以默默地保持和平、回避所有的对抗和争吵而闻名。他温和、慈善地对待每一个人。据说他不吃肉，因为他认为剥夺动物的生命是不应该的。他会特别愉快地到市场上买回鸟，再放飞他们。[70]他谴责战争和流血，并且描绘人不是动物世界的国王，而是最坏的野兽。[71]这种带有女性温柔的感情没有妨碍他在刑徒去刑场的路上陪伴他们，以便研究他们被恐惧扭曲了的脸孔，并在笔记本上为他们画素描；没有妨碍他设计出最残忍的进攻型武器，且作为一个军事总工程师为伯尔吉阿服务。他时常表现得对善恶毫不在意，或者坚持用特殊的标准衡量善与恶。在最残忍、最狡猾的敌人侵占罗曼纳的战役中，他以权威身份跟随着皇帝。然而在列奥纳多的笔记本上没有一行字对那些日子的事件加以任何评论与关注，这完全类似于法兰西战役中的歌德。

如果这部传记研究企图真正达到理解其主人公的精神生活的话，那它就不必——好似在绝大多数传记中存在着谨慎或拘谨的情况——默然忽略主人公的性行为和性个性。关于列奥纳多这方面的情况，人们几乎不了解，但这方面的事却充满了重大意义。在同那个**欲横流与悲观的禁欲主义相斗争的时代，列奥纳多表现出了作为一位艺术家和女性美的画家不该有的情形——对性欲的冷漠拒绝。索尔密下面引用的列奥纳多的一句话证明了他的性冷淡：“生育行为和与之相关的所有事情都如此令人恶心，以致如果没有传统风俗、没有美丽的脸蛋儿和激发美感的天性，人类很快就会消亡。”[72]列奥纳多死后出版的作品不仅论述了最重大的科学问题，而且也论及了我们觉得不该是他这样伟大的人去思考的琐事（寓言性自然史、动物寓言、笑话和预言）。[73]这些作品是纯洁的，人们甚至说它们是禁欲的，即使在今天的纯文艺作品中此种程度的纯洁也会使人们感到惊讶。它们如此果断地避开有关性的每件事情，似乎唯独厄洛斯，这个所有生命的保护神，对于追求知识的研究者来说是没有价值的材料[74]，人们都很了解，伟大的艺术家们是怎样常常通过他们的性感的甚至**裸**的画来宣泄他们的幻想。相反，在列奥纳多的诸多资料中，我们只能见到一些有关女性内部**和子宫里胚胎的位置等的解剖草图。[75]

值得怀疑的是列奥纳多是否曾热烈地拥抱过女人，也不知道他和某位女人是否有过任何密切的精神联系，就像米开朗基罗和维多利亚一样。当他还是一个学徒，住在他的师傅瓦罗奇奥家时，他被控告和某些年轻人搞违法的同性恋，这次事件的结果是他被判无罪。因为他雇用了一个名声扫地的男孩做模特儿[76]，他似乎就陷入了被嫌疑之中。当他做了师傅，他被他学生中的那些漂亮男孩和青年包围着。其中最后一个学生迈尔兹陪同他到了法国，并一直伴他到去世。列奥纳多指定迈尔兹为他的继承人。我们与现代的列奥纳多传记作家们所肯定的情况不同，这些作家们自然地要否定列奥纳多与他的学生们有性关系的可能性，认为这是对这位伟大人物的侮辱，我们可以认为列奥纳多与那些和他共同生活的年轻人——这正是当时的习俗——有感情关系十分可能，但这并没有扩展到有性行为的程度。高度的性行为不属于他。

只有一种方法即联系他作为艺术家和科学研究者的双重品性的方法，可以使我们理解列奥纳多的情绪和**的特殊性有关。就传记作家来说，心理学的探讨途径是非常不同的。就我了解只有一个人——索尔密（Edmondo Solmi），研究解答了这个问题。作家米莱茨可夫斯基选择了列奥纳多作为一部大型历史小说的男主角，围绕着这位非凡的人写了一本与那小说相类似的读物，作家（通过想象）用富于创造性的语言，而不是直白的语言，清晰表达了人物的思想。索尔密（1908）给列奥纳多做了如下结论：“然而对周围的每一事物的认识和以冷静的优于他人精神探究美好事物的最深层奥秘的不满足的欲望，决定了列奥纳多的作品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

在《佛罗伦萨讨论会论文集》里有一篇文章引用了列奥纳多的一段话，它们体现了他的信念的自白，提供了关于他本性的答案：“一个人如果没有获得对事物本质的彻底了解，那他就没有权利爱或恨这一事物。”[77]列奥纳多在另一篇有关绘画的论文中重复了这段话，他似乎在保卫自己，以抵抗非宗教派的指控：“挑剔的评论家最好保持沉默，因为那（种处理方式）就是认识诸多神奇事物的造物主的方式，这也是爱这样伟大的发明者的方式。因为实际上，伟大的爱来自于对被爱对象的深刻认识。如果你只了解它一点点儿，那你就只能爱它一点点儿或者根本就不爱……”

在他们传达的重要的心理事实中，没有找列奥纳多这些论述的价值，因为它们所宣称的显然是错的，而且列奥纳多必定同我们一样清楚这点。人类在研究和熟悉了感情所适用的对象之后才去爱或恨这个对象的说法是不真实的。相反，他们冲动地去爱，来自于与认识无关的情感动机（emotional motive），其作用顶多是经过反应和考虑使之减弱。那么，列奥纳多的意思仅仅是人类进行的只是不适当的和无可非议的人，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去爱：控制感情，让它服从反应过程，只有当它勇敢地面对思维的检验时，才能让它进行下去。同时我们也理解，他希望告诉我们，这种情况正在他身上发生，并且假如别人都像他那样对待爱和恨，那将是很有价值的。

发生在他身上的情况似乎确实如此。他的感情被控制着，并且服从于他的研究本能。他不爱不恨，却要探讨自己爱什么恨什么的起源和意义。因此他首先必然会表现出不加区分地看待善与恶、美和丑。他在调查工作期间摆脱了爱和恨的肯定与否定的印记，把二者都转变为智力兴趣。

实际上，列奥纳多不是缺少**，也不缺少天才的火花——这一所有人类活动背后隐含着直接或间接的驱动力。他只是把他的**转变成为求知的渴望，然后他依靠从热情中获得的执著、坚定和洞察力来使自己适应调查研究，并使智力活动达到了巅峰。当赢得了知识之后，他才会把长期受约束的感情释放出来，任它们自由流淌，就像源于大河的小溪。在发现的巅峰，当他审视到全部联系的大部分时，他会被情绪所折服，会用欣喜若狂的语言来赞美他研究中具有创造性那部分的辉煌，或者——用宗教措辞——造物主的伟大去赞美它。索尔密正确地理解在列奥纳多身上的这种转变过程，他在引用了列奥纳多称颂庄严的自然法则的一段文字（“啊，神奇的必然性……”）之后，写道（1910）：“把自然科学转变为一种宗教情感，是列奥纳多手稿的一种独有的特征，在那里，这种事例比比皆是。”

因为他对知识的无法满足和不知疲倦的渴求，列奥纳多被称为意大利的浮士德。然而，完全避开关于研究的本能可能转化为生活乐趣的疑虑，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转变当作浮士德悲剧的基础——那我们就会冒险地得出一种观点：列奥纳多的发展与斯宾诺莎的思想模式相接近。

心理本能的力要转化为各种活动形式，同体力的转化一样，没有损失或许是达不到的。列奥纳多的例子教会我们，有多少其他事情我们必须在与这些过程的联系之中加以考虑。直到充分地获得知识才去看，其结果是知识代替了爱。一个在知识的国度里畅通无阻的人不能适当地被说在爱和恨，他总是超越了爱和恨。他用调查研究代替了爱。这或许就是列奥纳多在爱情方面的生活比其他伟人、艺术家更不幸的原因吧。可激励可消沉的暴雨般的**本性——其他人可在其中享受到最富有的体验——看来并没触及他。

还有一些更进一步的结果，研究同样取代了活动和创造。一个对宇宙所具有的复杂性、法则的宏伟有所了解的人，很容易忘掉自身的微不足道；迷失在赞颂和充满虔诚之中，他太容易忘掉自己也属于那些活力的一部分，忘记一条路向他开放着。他根据自己的力量尝试着去改变这个世界注定过程的一小部分，而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并不比那大部分缺少精彩和意义。

像索尔密认为的那样，列奥纳多对自然的研究最初可能开始于他的艺术。[78]为了保证对自然模仿的准确，他直接努力研究光、色彩、阴影和透视的性质与规则，并且给其他人指出了这种方法。当时他可能过高地估计了这些知识门类对艺术家的价值。随着他的绘画需要的不断引导，驱动他去研究画家的创作主题，动植物、人体的比例，并且通过它们的外部来获得其内部结构和生命机能的知识，这些知识确实在它们的外部得以表现，并且它们也要求在艺术中被描绘。最终，无法抵挡的本能席卷了他，直到这种研究本能与他的艺术要求的联系被割断，结果他发现了力学的一般法则、推断出阿诺山谷中岩石分层和化石作用的历史，直到他在自己的书中很抒情地写下了这一发现：“太阳不动。”实际上他的调查研究已伸展到了自然科学的每一领域，并且在每一个单独的学科中，他都是一个发现者或者至少是个预言家和先驱者。[79]他的求知欲总是把他引向外部世界，某些事情使他远离了对人类精神的研究，却使他在“芬奇研究院”中，为该院画了一些精致的缠结的符号，给心理学研究留了一席之地。

那么，当他尝试着从调查研究回到他的起点艺术训练时，他发现自己被兴趣的新方向所干扰，并改变了他心理活动的本性。在一幅画中什么使他感兴趣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首要问题的背后，他明白还有无数其他问题会产生，就像他经常在自己无尽的和不知疲倦的自然研究中遇到的那些问题一样。他不能再限制自己的需要，不能再孤立地去看艺术作品，更不能把它从他理解的它所属的广泛联系中分割开来。在耗尽许多努力在艺术作品中去表达与他思想中的艺术相联系的每件事以后，他被迫在作品未完成的状态下放弃它或者声称它尚未完成。

这位艺术家曾收了一个研究者帮他绘画，现在，这位“仆人”强大起来，并压制了他的师傅。

当我们在一幅表现了一个人的性格的画里面发现本能发展了一种过分的力时，就像列奥纳多的求知欲那样，我们寻找着用特殊倾向来解释——虽然有关它的决定性因素（可能是器官的）的一切，我们还几乎不了解。我们对神经症患者的精神分析的研究让我们预构了两个进一步的预期结果。在每个特别的案件中，我们都满意地找到预期结果的验证。我们认为像这种过分有力的本能可能在有些倾向的人的童年时代的早期就已经活跃起来了。童年生活的印象确立了这个本能的优势。我们做进一步的假设，过分有力的本能从原始的性本能力量中找到了援助。结果后来它能够代替人物**的一部分。例如，这种类型的人会以强烈的牺牲精神（而另一类型的人则把这种精神献给爱情）来追求研究事业，并以科学研究来代替爱情。我们可以大胆地推论，不仅在研究本能的事例中有性援助，而且在大多数特别强烈的本能事例中亦如此。

观察人们的日常生活，呈现给我们的是，多数人把他们的性本能力量相当大的一部分成功地指向了他们的专业活动。因为性本能具有升华能力，所以它特别适合做出这种奉献。就是说，它有能力让其他具有更高价值的、不是性的目标来取代它的直接目标。我们承认这已被证明了的过程，一个人童年的经历，即他的精神发展的历史，会显示出在他童年里，这个强有力的本能是为性兴趣服务的。我们找到了进一步的证明，如果成熟的**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衰退的话，那一部分性活动就将被强有力的本能活动所取代。

应用这些预想对强有力的本能情况的研究似乎特别困难，因为大家恰好不愿相信儿童具有这一重要本能或者任何值得注意的性兴趣。无论怎样，这些困难容易克服。小孩子的好奇心在他们不知疲倦的爱提问题的过程中显示出来，孩子们没完没了地提问是因为他们想以此来代替没有提出来的那个问题。如果成人不了解这是孩子迂回累赘的陈述，就会大惑不解。当孩子长大一些，变得更懂事了，这种好奇心的表现就常常会突然消失。精神分析研究提供给我们一个完满的说明，告诉我们可能大多数儿童，或者至少是大多数有天赋的儿童，大约从他们三岁开始，就要经历一个被称作“幼儿性研究”（infantile sexual researches）的时期。就我们所了解的来说，这个年龄的儿童的好奇心不会自发地觉醒，而是被一些重要事件留下的印象所唤醒——被小弟弟或小妹妹的出生的事实，或者被他们出生的客观经验的恐惧所唤起，这些经验使孩子领悟到了他的自私的利益受到了威胁。研究导致了婴儿从哪来的问题，孩子确实在寻找抵制不喜欢的事件的方法和手段。在这方面，我们惊讶地了解到，孩子们拒绝相信给他们的些微信息。例如，不相信富有神话意义的鹳的寓言，他们的聪明才智表现为怀疑行为，他们经常体验到与成人的严重对立。

事实上，他们在后来绝不谅解成人有关事实真相对他们的欺骗。他们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研究，推测婴儿在母体中的存在，随着自己性欲冲动的引导，得出婴儿来源于吃饭，再通过人的肠子生出来，以及父亲在其中起着模糊的作用等理论。那时，他们已经有了性行为的概念，而性行为在他们看来是敌意的、狂暴的东西。可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性的结构尚未达到能生孩子的程度，他们关于婴儿从哪儿来的研究难免一无所获，并因不能解决而被放弃。第一次智慧尝试的失败所造成的印象是一种长久的、深深的、沮丧的印象。[80]

当幼儿性研究时期被精力旺盛的性压抑的**所结束时，研究本能面对性**有三种清晰可能的变迁，这都由于研究方法与早期的性兴趣有联系。第一种类型，研究均分享了性欲的命运。

从那以后，好奇心处于抑制状态，智力的自由活动可能在此人的整个一生中都受到限制，尤其是此后不久这种对思想有力的宗教抑制被教育强化之后。这是一种具有神经性抑制特征的类型。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由此带来的弱智非常易于引发神经症。第二种类型，智力发展强大到足以抵抗约束它的性压抑。当幼儿性研究的时期结束以后，已强壮起来的智力时常会回忆起旧的联想，试图帮助逃避性压抑。研究被抑制的性活动以强制的沉思的形式，自然也是以被扭曲的和不自由的形式从潜意识中再现出来，然而性活动会用充足的力量给思想本身赋予性的特征，用属于性过程本身的欢乐和焦虑给智力工作涂上色彩。在这里，科学研究成为一种性活动，经常是唯一的活动，并且出自一个人头脑的决定及其感情代替了性满足，可是事实上孩子在研究活动中的无止境的提问特征，仍在不停地思考和渴望不断重复着缩短寻找答案的过程。

因一种特殊素质的效力，最宝贵、最完美的第三种类型逃避了思想抑制和神经强迫思考的抑制。这里确实也发生性压抑，但是它不会把这些性渴望的本能降至潜意识中。代替它的是力比多，从一开始就升华为好奇心，依附于强有力的研究本能作为援助力量来逃避受压抑的命运。研究活动也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强迫和性活动的替代物。但是，由于潜在的心理过程完全不同（升华代替了来自潜意识的闯入），神经症的特性没有出现，这儿没有对原始婴儿性研究活动情结的依附，本能能够自由地运转来为智力兴趣服务。性压抑通过给本能添加了升华的力比多，使本能如此强壮，它避免与性主题有任何关系，但它仍然受到本能的驱动。

如果我们认识到列奥纳多身上并存的过程的研究本能和**的衰退，我们就应该称他为第三种类型的典范。他的本性的核心与奥秘显示出，在他的好奇心于幼年时被激活来为性兴趣服务之后，他便成功地将大部分的力比多升华为对研究的强烈渴求。但是要证明这个观点是正确的，确实不容易。要能证明这一点，我们应需了解他童年早期心智发展的一些情景，仅仅希望从有关他的生活情况的很少且不可靠的材料中得到证实似乎有些可笑。有关情况信息不详的问题甚至在我们这个时期也没能引起观察家的注意。

关于列奥纳多年轻时的情况我们了解得极少。1452年他出生于佛罗伦萨与爱姆波里之间的一个被叫作芬奇的小镇，他是一个私生子，当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社会耻辱。他的父亲叫瑟·皮罗·达·芬奇，是一位公证人，出生于一个农民和公证人（姓氏来自于当地的地名）结合的家庭。他的母亲叫卡特琳娜，好像是一个农村姑娘，后来与芬奇这个地方的另一个人结婚了。这位母亲没有在列奥纳多生活的历史中再出现过，只有小说家米莱茨可夫斯基相信他成功地找到了她的某些踪迹。关于列奥纳多童年时代的唯一比较可靠的资料来自1457年的一份官方文件，这份文件是佛罗伦萨征收土地税的登记簿，其中提到列奥纳多是芬奇家庭中的一员，[81]是瑟·皮罗的5岁的私生子。瑟·皮罗与阿尔贝拉结婚以后没有孩子，因此就可能把小列奥纳多留在他父亲家里养育。他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家，直到不知是在几岁时，他作为一名艺徒进入瓦罗奇奥的画室。

1472年，列奥纳多的名字已经出现在画家团体的成员名单中了。就是如此。

第二章

据我所知，在列奥纳多的科学笔记本上，仅有一个地方记载了一段有关他童年时的情况。这一段描述的秃鹫的飞行情形，他突然中断叙述，追忆起涌现在脑海里的一个早年的记忆：

“似乎我是命中注定了与秃鹫永远有这样深的关系，因为我忆起了一件很早的往事。当我还在摇篮里的时候，一只秃鹫向我飞来，它用尾巴撞开了我的嘴，并且还多次撞我的嘴唇。”[82]

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是一个童年的记忆，当然是非常奇特的一种记忆。因为它的内容及它所标定的年龄都很奇特。一个人能够保持他在乳儿期的记忆或许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保持无论如何不能看成是确定的，列奥纳多这个记忆里宣称的秃鹫用尾巴撞开小孩子的嘴的情形，听起来不太可能、太离奇了。那么，对此记忆的另一种观点，能够同时解开两个疑难的观点，会更有助于我们对该记忆的判断。依照这个观点，秃鹫的情况不是列奥纳多的记忆，而是他在后来的日子里形成、并且变换到童年时代里去的一个幻想。[83]

童年时代记忆的起源常常是这样的方式。童年记忆与成年期的有意识的记忆全然不同，它们不是被固定在经验着的那个时候，而是在后来得以重复，而且在童年已经过去了的后来时刻才被引发出来。在它们被篡改和被杜撰的过程中，实现着为此后的趋势服务。所以一般来说，不能把它们很准确地从幻想中识别出来，如果把它们与起源于古代人中的历史写作加以比较，或许能最好地说明它们的本质。只要民族弱小，它便不想着要去记载自己的历史。它的人民耕种土地，为了生存同邻国抗争，尝试着从人家那里夺取领土和获得财富。这是英雄的时代，不是历史学家的时代。然后，是另一个时代，思考的时代来到了，人们意识到自己要富裕和强大起来，这又是怎样发展的。历史记载以对现在情况的不断记录开始，同时也要一瞥过去，采集传统和传奇，解释在风俗和习惯中幸存下来的古代踪迹，通过这种方式就创造了过去的历史。这种早期历史应该是当前信仰和愿望的表达，而不应是过去的真实画面——这是必然的。因为许多事情从民族记忆中被遗漏了，另一些被扭曲了，还有一些过去的遗迹，为适应现在的观念被给以错误的解释了。此外，人们写历史的动机不是客观的好奇心，而是期望以此来影响他们的同时代人，鼓动和激励他们，或者在他们前面竖起一面镜子。一个人对成年期的事件有意识的记忆各个方面都可与第一类历史记载［即当时事件的编年史］相媲美。就他对童年时代的记忆的起源和可靠性而言，与民族最早期的历史是相一致的。当然这历史后来是为了具有倾向性的理由而汇编的。[84]

那么，如果列奥纳多有关秃鹫落到他的摇篮的故事仅仅是后来一个时期的幻想，人们就会觉得在它上面花那么多时间很不值得。有人也许会满足于基于列奥纳多的爱好对此做出的解释：他（指列奥纳多）不隐瞒自己的爱好，他把自己对飞鸟的专注看作是命运的预先安排。可是若低估了这个故事，一个人就会很不公正，就好像很粗心地否定了在民族早期历史中发现的传奇、传统和所做的解释一样，即使有歪曲与误解，它们仍然代表着过去的现实。它们是早期年代里的人们形成的经验，并且是在曾经很强有力的、今天仍起作用的动机的支配下形成的。如果我们能够借助于所有起作用的知识力量把被歪曲的事扭转过来的话，那揭开传说材料背后的历史事实并不困难。同理，这也可揭开一个人童年时代的记忆或幻想。一个人对他童年时代的记忆的思索不是一件不值得注意的事情，通常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的残存的记忆，恰恰掩盖着他的心理发展中最重要特征的难以估价的证据。[85]现在，当我们以精神分析技术这一极优秀的方法，帮助我们把隐蔽的材料显现出来时，我们就可以通过分析列奥纳多童年时代的幻想，大胆填补他生活故事中的空白。

如果这样做，我们还不能满意我们所取得的确定性，我们就不得不用这样的思考来安慰自己了，关于这位伟大的、谜似的人物的许多其他的研究同样没有遭遇到更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