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跋《曹溪大师别传》

《曹溪大师别传》一卷，中国已无传本。此本是日本所传，收在《续藏经》二编乙，19套，第五册，483-488页。有日本僧祖芳的书后云：

昔于东武获《曹溪大师别传》，曩古传授大师从李唐手写赍旧，镇藏叡岳。……传末有“贞元十九，二月十九日毕，天台最澄封”之字，且搭朱印三个，刻“比睿寺印”四字。贞元十九，当日本延历二十年乙酉也。大师（慧能）迁寂乃唐先天二年，至于贞元十九年，得九十一年。谓《坛经》古本湮灭已久；世流布本，宋后编修；诸传亦非当时撰。唯此传去大师谢世不远，可谓实录也，而与诸传及《坛经》异也。……惜乎失编者之名。考《请来进宫录》曰“《曹溪大师传》一卷”是也。

宝历十二年壬午。（乾隆二十七年，西历1762年）

祖芳此序颇有小错误。贞元十九（803年）当日本延历二十二年癸未，乙酉乃延历二十四年。先天二年（713）至贞元十九年，得九十年。此皆计算上的小误。最可怪者，据《传教大师全集》别卷所收的《叡山大师传》，最澄入唐，在贞元二十年（804）；其年九月上旬始往天台。如何能有“贞元十九，二月十九日毕，天台最澄封”的题记？

祖芳又引最澄《请来进官录》有《曹溪大师传》一卷。今检《传教大师将来目录》（全集卷四）有两录，一为台州录，一为越州录。《曹溪大师传》一卷乃在越州录之中。越州录中经卷皆贞元二十一年在越州所抄写，更不会有“天台最澄”的题记。

然祖芳之跋似非有心作伪。按台州录之末有题记，年月为大唐贞元贰拾壹年岁次乙酉贰月朔辛丑拾玖

大概祖芳一时记忆有误，因“二月十九日”而误写二十一年为“十九年”，又误记“天台”二字，遂使人生疑了。

我们可以相信此传是最澄于贞元二十一年在越州抄写带回日本的本子。（适按：《宋僧传》廿九，天台道邃传记载最澄在天台的事，也说是贞元二十一年即顺宗永贞元年。德宗崩在正月。是年八月始改永贞。）以下考证此传的著作时代及其内容。

此传作者不知是谁，然可以考定他是江东或浙中的一个和尚，其著作年代为唐建中二年（781），在慧能死后六十八年。传中有云：

大师在日，受戒开法度人三十六年。先天二年壬子岁灭度。至唐建中二年，计当七十一年。

先天二年至建中二年，只有六十八年。但作者忽用建中二年为计算年数的本位，却很可注意。日本忽滑谷快天先生（《禅学思想史》上382页）说此句可以暗示《别传》脱稿在此年。忽滑谷先生的话甚可信，我可以代他添一个证据。此传说慧能临死时，对门人说一则“悬记”（预言）：

我灭度七十年后，有东来菩萨，一在家菩萨修造寺舍，二出家菩萨重建我教。

七十年后的预言，与后文所记“至建中二年，计当七十一年”正相照应。作传的人要这预言验在自己身上，却不料因此暗示成书的年代了。大概作者即是预言中的那位“出家菩萨”，可惜他的姓氏不可考了。

何以说作者是江东或浙中的和尚呢？因为预言中说是“东来菩萨”，而此本作于建中二年，到贞元二十一年（永贞元年，805）最澄在浙中抄得此传时不过二十四年，当时写本书流传不易，抄书之地离作书之地未必甚远；且越州、台州也都在东方，正是东来菩萨的家乡。

最可注意的是《坛经》明藏本（《缩刷藏经》腾四）也有东来菩萨的悬记，其文如下：

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同时兴化，建立吾宗，缔缉伽蓝，昌隆法嗣。

此条悬记，今本皆已删去，惟明藏本有此文。明藏本的祖本是北宋契嵩的改本。契嵩的《镡津文集》中有郎侍郎的《六祖法宝记叙》，说契嵩得曹溪古本《坛经》校改俗本，勒成三卷。契嵩居杭州，也在浙中，他所得的“曹溪古本”大概即是这部《曹溪大师别传》，故有七十年的悬记。

近年《坛经》的敦煌写本出现于伦敦，于是我们始知道契嵩所见的“文字鄙俚繁杂，殆不可考”的俗本乃是真正古本，而契嵩所得古本决不是真古本。试即举慧能临终时的“七十年”悬记为例，敦煌写本即无此文，而另有一种悬记，其文如下：

上座法海向前言，“大师，大师去后，衣法当付何人？”大师官，“法即付了，汝不须问。吾灭后二十余年，邪法缭乱，惑我宗旨，有人出来，不惜身命，第佛教是非，竖立宗旨，即是吾正法。衣不合转。”

此悬记甚明白，所指即是神会在滑台大云寺及洛阳荷泽寺定南宗宗旨的事。神会滑台之会在开元二十二年（734），正是慧能死后二十一年。此条悬记可证敦煌本《坛经》为最古本，出于神会或神会一系之手，其著作年代在开元二十二年以后。神会建立南宗，其功绩最伟大。但9世纪以下，禅宗大师多出于怀让、行思两支，渐渐都把神会忘了。契嵩之时，神会之名已在若有若无之间，故二十年的悬记已不能懂了。所以契嵩采取《曹溪大师传》中的七十年悬记来替代此说。但七十年之记更不好懂，后来遂有种种猜测，终无定论，故今世通行本又把这七十年悬记全删去了。

然而敦煌本的二十年后的悬记可以证《坛经》最古本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曹溪大师别传》的七十年后的悬记和建中二年的年代可以证此传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而契嵩改本的收入七十年的悬记又可以证明他所依据的“曹溪古本”正是这部《曹溪大师别传》。

我们试取敦煌本《坛经》和明藏本相比较，可以知道明藏本比敦煌本多出百分之四十。（我另有《坛经》敦煌本考证）。这多出的百分之四十，内中有一部分是宋以后陆续加进去的。但其中有一部分是契嵩采自《曹溪大师别传》的。今依明藏本的次第，列表如下：

（1）行由第一自“惠能后至曹溪，又被恶人寻逐”以下至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惠能说风幡不动是心动，以至印宗为惠能剃发，惠能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此一大段，约400余字，敦煌本没有，是采自《曹溪大师别传》的。

（2）机缘第七刘志略及其姑无尽藏一段。敦煌本无，出于《别传》。

又智瑝一段，约350字，也出于《别传》的瑝禅师一段，但改瑝为智隍，改大荣为玄策而已。

（3）顿渐第八神会一条，其中有一段，“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约60字，也出于《别传》。

（4）宣诏第九全章出于《别传》，约600多字，敦煌本无。但此章删改最多，因为《别传》原文出于一个陋僧之手，谬误百出，如说“神龙元年（703）高宗大帝敕曰，”不知高宗此时已死了二十二年了！此等处契嵩皆改正，高宗诏改为“则天中宗诏”，诏文也完全改作。此诏今收在《全唐文》（卷十七），即是契嵩改本，若与《别传》中的原文对勘，便知此是伪造的诏书。

（5）付嘱第十七十年后东褰二菩萨的悬记，出于《别传》，说详上文。

又《别传》有“曹溪大师头颈先以铁鲽封裹，全身胶漆”一语，契嵩采入《坛经》，敦煌本无。

又此章末总叙慧能一生，“二十四传衣，三十九祝发，说法利生三十七载”，也是根据《别传》，而稍有修正。《别传》记慧能一生的大事如下：

三十四岁，到黄梅山弘忍处得法传衣。

三十四至三十九岁，在广州四会、怀集两县界避难，凡五年。

三十九岁，遇印宗法师，始剃发开法。但下文又说开法受戒时“年登四十”。七十六岁死，开法度人三十六年。

契嵩改三十四传衣为“二十四传衣”，大概是根据王维的碑文中“怀宝迷邦，销声异域，……如此积十六载，”之文。（适按，柳宗元碑也有“遁隐海上……又十六年”之语。刘禹锡碑说：“十一鉴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而殁。”）又改说法三十六年为三十七年，则因三十九至七十六，应是三十七年。

以上所记，可以说明《曹溪大师别传》和《坛经》明藏本的关系。我曾细细校勘《坛经》各本，试作一图，略表《坛经》的演变史：

但《曹溪大师别传》实在是一个无识陋僧妄作的一部伪书，其书本身毫无历史价值，而有许多荒谬的错误。其中所记慧能的一生，大体用王维的《能禅师碑》（《全唐文》327），如印宗法师之事虽不见于《坛经》古本，而王维碑文中有之，又碑文中也说：

则天太后、孝和皇帝，并敕书劝谕，征赴京城。禅师子牟之心敢忘凤阙？远公之足不过虎溪。固以此辞，竟不奉诏。遂送百衲袈裟及钱帛等供养。

《别传》敷衍此等事，捏造出许多文件。如印宗一段，则造出说法问答之辞；诏征不起一段，则造出诏敕表文及薛简问法的一大段。试一考证，便可发现许多作伪的痕迹。如神龙元年高宗大帝（高宗早已死了）敕中有云：

……安秀二德……再推南方有能禅师密受忍大师记传，传达摩衣钵，以为法信，顿悟上乘，明见佛性。……朕闻如来以心传心，嘱付迦叶，迦叶展转相传，至于达摩，教被东土，代代相传，至今不绝。师既禀承有依，可往京城施化。……

如果此敕是真的，则是传衣付法的公案早已载在朝廷诏敕之中了，更何用后来的争论？更何用神会两度定宗旨，四次遭贬谪的奋斗呢？即此一端便可证明此书作伪的性质了。传中记弘忍临终付袈裟与慧能，并说：

衣为法信，法是衣宗。从上相传，更无别付。非衣不传于法，非法不传于衣。衣是西国师子尊者相传，令佛法不断。法是如来甚深般若。知般若空寂无住，即了法身。见佛性空寂无住，是真解脱。汝可持衣去。

此一段全抄神会的《显宗记》（敦煌有残本，题为“顿悟无生般若颂”）的末段，而改为弘忍付法的话。这也是作伪的证据。

至于较小的错误，更是不可胜数。如传中说慧能死于先天二年（713），年七十六，则咸亨五年（674），慧能应是三十七岁，而传中说：

至成亨五年，大师春秋三十有四。

此一误也。推上去，咸亨元年应是三十三岁，而传作三十，此二误也。神龙元年（705）高宗已死二十二年，而传中有高宗之敕，此三误也。神龙三年（707）武后已死二年了，而传中仍有高宗敕，此四误也。先天二年至建中二年（781），应是六十八年，而传中作七十一年，此五误也。传中又说：

其年（先天二年）众请上足弟子行滔守所传衣。经三十五年。有殿中侍御史韦据为大师立碑。后北宗俗弟子武平一开元七年（719）磨却韦据碑文，自著武平一文。

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至开元七年只有六年，哪有三十五年？此六误也。传中又云：

上元二年（761）十二月……敕曹溪山六祖传法袈裟及僧行滔……赴上都。

乾元二年（759）正月一日滔和上有表辞老疾，遣上足僧惠象及家人永和送传法袈裟入内。……滔和上正月十七日身亡，春秋八十九。

乾元在上元之前，今先后倒置，此七误也。我疑心原文或作“乾元元年”下敕，重元字，写作“元二年”，而误作“二年”；但又无二年十二月敕召而同年正月表辞之理，故又改乾字为“上元二年”，遂更误了。下文说袈裟留京七年，永泰元年送回。

从乾元二年（759）袈裟至京，到永泰元年（765），正是七年。此可证“上元二年”之当做“乾元元年”。此或是原文不误，而写者误改了的。

又按王维碑文说：

忍大师临终，遂密授以祖师袈裟，而谓之曰，“物忌独贤，人恶出己。吾且死矣，汝其行乎？”

禅师遂怀宝迷邦，销声异域。众生为净土，杂居止于编氓。世事是度门，混农商于劳侣。如此积十六载。

弘忍死于咸亨五年（674），是年慧能三十七岁。《别传》说他是年三十四岁，固是错误。但《别传》说他咸亨五年三十四岁传衣得法，仪凤元年（676）三十九岁剃发受戒，中间相隔只有两年，那能长五岁呢？此八误也。契嵩拘守十六年隐遁的碑文，故说慧能二十四岁传衣，三十九岁开法，中间隐遁十六年，但弘忍死于咸亨五年，若慧能24岁传衣，则碑文不应说弘忍“临终”传法了。若依王维碑文，则慧能开法已在五十二三岁，开法二十三四年而死（适按：刘碑说他“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殁！”），则《别传》说他说法三十六年，《坛经》改本说他说法三十七年，又都是虚造的了。

总之，《别传》的作者是一个无学问的陋僧，他闭门虚造曹溪大师的故事，装上许多年月，俨然像一部有根据的传记了。可惜他没有最浅近的算学知识，下笔便错，处处露出作伪的痕迹。不幸契嵩上了他的当，把此传认作“曹溪古本”，采取了不少材料到《坛经》里去，遂使此书欺骗世人至九百年之久！幸而一千多年前最澄大师留下这一本，保存至今，使我们可以考证契嵩改本的根据。我们对于那位渡海求法的日本大师，不能不表示很深的谢意。

《曹溪大师别传》作者似是《别传》中的“上足弟子行滔”的弟子惠象。《别传》尾有“上元二年广州节度韦利见奏僧行滔及传袈裟入内。孝感皇帝依奏”。孝感皇帝即肃宗。上元二年为761.下文又说：

乾元二年（759）正月一日滔和上有表辞老疾，遣上足僧惠象送传法袈裟入内。……四月八日后对。滔和上正月十七日身亡，春秋八十有九。

此处误置“上元”于乾元之前。

下文又有乾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敕书。乾元三年（760）闰四月已改上元了！

下文又有“宝应元皇帝送传法袈裟归曹溪敕书，‘永泰元年（765）五月七日下’”。永泰元年（765）去建中二年（781），只有十六年了。

故我疑心“七十年后”的悬记，正是惠象自己的悬记。此《别传》也是他伪作的。

二、记北宋本的《六祖坛经》

去年十月我过日本横滨，会见铃木大拙先生，他说及日本有新发现的北宋本《六祖坛经》。后来我回到北平，不久就收到铃木先生寄赠的京都堀川兴圣寺藏的《六祖坛经》的影印本一部。此本为昭和八年安宅弥吉所印行，共印二百五十部，附有铃木大拙先生的“解说”一小册。

兴圣寺本为翻刻宋本，已改原来每半页七行之摺帖式为每全页二十一行之方册本。但原本之款式完全保存，不过合并三个半页为一全页而已。每行22字。全书分二卷，上卷六门，下卷五门，共十一门。

末页有兴圣寺僧了然墨笔两行跋，第一跋云：

庆长四年（1599）五月上中旬初拜诵此经伺南宗奥义了次为新学加朱点而已了然志之第二跋云：

庆长八年三月朔日至八日一遍拜读之次加和点了记者同前铃木先生说，庆长四年到今年（去年），已有334年了。此本前面有手抄《〈六祖坛经〉序》，看其笔迹，似是了然所补抄。序文27行半，不分段，首行云：

依真小师邕罗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昕述。

而序末题云：

绍兴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在奉议郎权通判蕲州军州事晁子健记。

细分析之，这里本是两篇序，了然误合为一。

第一篇为惠昕序，共161字：

原夫真如佛性，本在人心。心正则诸境难侵，心邪则众尘易染。能止心念，众恶自亡。众恶既亡，诸善皆备。诸善要备，非假外求。悟法之人，自心如日，遍照世间，一切无碍。见性之人，虽处人伦，其心自在，无所惑乱矣。故我六祖大师广为学徒直说见性法门，总令自悟成佛，目曰《坛经》，流传后学。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余以太岁丁卯，月在蕤宾，二十三日辛亥，于思迎塔院分为两卷，凡十一门。贵接后来，同见佛性云。

第二篇是晁子健的后记，共288字：

子健被旨入蜀，回至荆南，于族叔公祖位见七世祖文元公所观写本《六祖坛经》，其后题云：“时年八十一，第十六次看过。”以至点句标题，手泽具存。公历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引年七十，累章求解禁职，以太子少保致仕，亨年八十四。道德文章具载国史。冠岁过道士刘惟一，访以生死之事。刘曰：“人常不死”。公骇之。刘曰，“形死性不死”。公始寤其说。自是留意禅观，老而愈笃。公生平所学，三教俱通。文集外，著《昭德编》十卷，《法藏碎金》十卷，《道院集》十五卷，《耄智余书》三卷，皆明理性。晚年尚看《坛经》孜孜如此。子健来佐蕲春郡，遏太守高公世叟，笃信好佛，一日语及先文元公所观《坛经》，欣然曰，“此乃六祖传衣之地，是经安可阙乎？”乃用其句读，镂版刊行，以广其传。《坛经》曰，“后人得遇《坛经》，如亲承吾教。若看《坛经》，必当见性。”咸愿众生，同证此道。

据此两序，可知此本的底本是惠昕所改定的两卷十一门的本子。惠昕自记改定此书的年月为“太岁丁卯，月在蕤宾，二十三日辛亥”。铃木先生推想此“丁卯’应是宋太祖乾德五年（西历967），但他不能证实此说。按蕤宾为五月；二十三日辛亥，则此月朔为己丑。我检查陈垣的《廿史朔闰表》，只有宋太祖乾德五年丁卯有五月己丑朔，故可断定惠昕改定二卷十一门是乾德丁卯的事（967年）。此本的祖本是11世纪的写本，距离那敦煌写本应该不很远了。

晁子健序中所说“七世祖文元公”，即是晁公武（字子止）《郡斋读书志》自序中“公武家自文元公来以翰墨为业者七世”的文元公，即是晁迥，是北宋前期的大文学家，他死后谥“文元”，《宋史》（卷三〇五）有传。《宋史》所记与晁子健所述略同（《耄智余书》、《宋史》耄作耆）。《宋史》所记也有可供此本考证的。本传说：

天圣中，迥年八十一，召宴太清楼。……

子宗悫为知制诰，侍从，同预宴。

据毕沅《续通鉴》卷三十八，晁宗悫知制诰是在天圣九年（1031）正月；太清楼赐宴在同年闰十月。据此可知他八十一岁正是天圣九年。此本的原写本有晁迥自题“时年八十一，第十六次看过”的话，题字之年（1031）和惠昕改订之年（967）相隔只有六十四年，也可以说是10世纪的写本。

我们现在可以称此本的原刻本为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蕲州刻本；刻本所据的写本为北宋天圣九年（1031）晁迥八十一岁时第十六次看过的10世纪写本；而其祖本为北宋乾德五年（967）惠昕改订为两卷十一门的写本。

这个惠昕改订为两卷十一门的本子，是晁迥看过又题过的，是晁子健刻的。刻的年代是绍兴二十三年。最可注意的是，在此刻印的前两年——绍兴二十一年（1151）——晁迥的另一个七世孙，晁子健的堂弟兄晁公武正写成他的《郡斋读书志》的自序。在《郡斋读书志》的衢州本的卷十六，有这样的记载：

《六祖坛经》三卷（王先谦校：三，袁州本作二。）

右唐僧惠昕撰。记僧卢慧能学佛本末。慧能号六祖。凡十六门。周希复有序。

马端临《文献通考》的《经籍考》五十四，转录此条如下：

《六祖坛经》三卷：

晁氏曰，唐僧惠眇撰，记僧卢慧能学佛本末。慧能号六祖。凡十六门。周希后有序。

《通考》之惠眇是惠昕之讹，周希后是周希复之讹。但最可注意的是“三卷”、“十六门’两项，可证衢州本《读书志》所记不误。依此看来，在蕲州刻的惠昕二卷十一门之前，早已有一部三卷十六门的惠昕本在社会上流通了。《读书志》成于绍兴二十一年以前，所以晁子止没有看见他的从堂弟兄刻印的他的七世祖文元公句读题记的两卷十一门的惠昕真本。

晁公武的记载使我们知道一件重要事实，就是：在1031年到1151年，在这一百二十年之间，惠昕的二卷十一门《坛经》，已被人改换过了，已改成三卷十六门了。

那部三卷十六门的惠昕本，我们没有见过，不能下确定的推论。但我们可以推测那个本子也许是北宋至和三年（1056）契嵩和尚的改本。契嵩的《镡津文集》里有郎侍郎的《六祖法宝记叙》，——此序当然是契嵩自己作的，——说契嵩得了一部“曹溪古本”，用来校改俗本《坛经》，勒成三卷。契嵩的“曹溪古本”我在前几年已证明即是《曹溪大师别传》。他所用的“俗本”也许就是惠昕的二卷十一门本，他改定之后，仍用惠昕之名。幸有晁迥句读本保存到12世纪中叶，被晁子健刻出来，流传到日本，保留到如今，使我们知道惠昕的原本是只有十一门分两卷的。

《坛经》的普通传本都是契嵩以后又经后人增改过的。现今只有两个本子是契嵩以前的古本：

（1）敦煌的不分卷写本。

（2）北宋初年惠昕改订二卷十一门本。

这个惠昕真本是人间第二最古的《坛经》。

我在《坛经考》里，曾指出敦煌本慧能临终的“悬记”被契嵩用《曹溪大师别传》的悬记来改换了。今检此惠昕本的临终悬记，与敦煌本还相同。今抄此本的悬记，而校注敦煌本异文如下：

法海上座问曰：（敦煌本作“上座法海向前言：”）

“和尚（敦煌本作“大师，大师”）去后，衣法当付何人？”师曰：“吾于大梵寺说法，直至今日，抄录流行，名《法宝坛经记》，汝等守护，度诸众生，但依此说，是真正法。”（此段话，凡37字，敦煌本无）。师言：“法海向前（敦煌本无此6字；此外重提法海，可见添插的痕迹。敦煌本在下文悬记之前，有“法即付了，汝不须问”八字）。吾灭度后二十年间，邪法缭乱，惑我正宗（敦煌本“年间”作“余年”，“正宗”作“宗旨”），有一人出来，不惜身命，定于佛法（敦煌本作“第佛教是非”），竖立宗旨，即是吾（此下敦煌本有“正”字）法弘予河洛，此教大行。若非此人（以上12字，敦煌本无），衣不合传。”

此条悬记，明指神会独力攻击北宗，竖立南宗宗旨的故事。此本添“弘于河洛，此教大行”，原意更明显了。契嵩不知道此段重要历史，妄依《曹溪大师别传》，改作如下的悬记：

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同时兴化，建立吾宗，缔缉伽蓝，昌隆法嗣。（依明藏本，今本又都删去此条悬记了。）

此惠昕本还保存那明指神会的悬记，可证此本和敦煌本最接近，是未经契嵩妄改的古本。试再举一个证据。敦煌本法海问：

此顿教法传受，从上以来，至今几代？

六祖答词，列举七佛以来四十代传法世系。今将敦煌本，惠昕此本及明藏本的传法世系表示如下：

此表最可注意的是敦煌本的印度诸祖与惠昕本全同，所不同者只有两点：

（1）敦煌本的舍那婆斯，（31）此本作婆舍斯多。

（2）敦煌本僧迦罗刹（33）与婆须蜜多，（34）此本两人的次第互倒。证以宗密所记，敦煌本是误倒的。此本不误。此可证此本尚未经契嵩的改窜。契嵩作《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论》，及《传法正宗定祖图》，于喜祐六年（1061）进上；次年，奉仁宗旨，收入藏经内。他的重要改定，是：

（1）改旧世系的第33人婆须蜜多为第七祖。

（2）删去旧世系的第32人优波掘多，因为他知道优波掘多即是前面的第12代优婆掬多。

（3）删去旧世系的第34人僧伽罗刹，因为僧伽罗叉（即僧伽罗刹）的年代太分明了，不容易接上菩提达摩。契嵩自称根据僧祐的《出三藏记》所收的萨婆多部世系，而僧祐所记僧伽罗刹在第29，而弗若蜜多（契嵩的不若蜜多）在第49.所以他不能不删去僧伽罗刹了（僧伽罗刹的年代，我曾考定为西历纪元2世纪的人。

（4）他删去了师子下面的四个人，改定为三人：婆舍斯多（此是依惠昕本改的）、不如蜜多（此即《出三藏记》的弗若密多）、般若多罗（此即《出三藏记》的不若多罗）。

（5）敦煌本与惠昕本皆无弥遮迦一人，而中唐宗密所传世系已有此名，大概唐人所传世系，或有末田地而无弥遮迦，或有弥遮迦而无末田地，不是契嵩添入的。

我从前疑心舍那婆斯之改为婆舍斯多，也是契嵩干的事。今见惠昕本已这样改了。舍那婆斯即是商那和修，他在僧祐《出三藏记》的萨婆多部世系表里，列在第四，在末田地之下，优婆掬多之上，正当旧表之商那和修。故惠昕本已改为婆舍斯多。此名不见于唐人所传各表中，亦不见于日本所存各表中，大概是惠昕捏造的，而契嵩沿用此名。这更可证我上文说的契嵩所用“俗本”即是惠昕的二卷十一门本。

惠昕本虽已改换了舍那婆斯一名，但其余各祖都与敦煌本相同，这又可见此本之近古了。但用此本与敦煌本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惠昕已有很大的改动，已有很多的增添了。上文引慧能临终的悬记，已可见惠昕增添了许多字句。惠昕自序说：

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

可见他不满意于古本。但他不曾说明他如何改动。看了“古本文繁”一句话，好像他的改定是删繁为简。试比较敦煌本与此本，便知此本比古本更繁，已有了后来添入的文字。但此本所增添的还不很多，不过2000字罢了。今试表《坛经》各本的字数，作一个比较：

（1）敦煌本12000字

（2）惠昕本14000字

（3）明藏本21000字

这可见惠昕加了不过2000字，而明藏本比敦煌本竟增加9000字了。这个比较表虽是约略的计算，已可见禅宗和尚妄改古书的大胆真可令人骇怪了。

我们试取一段，用这三本的文字作一个对勘表：

我们看这种对勘，可知惠昕增添了许多很浅薄的禅宗滥调而契嵩以后多沿用他的改本（明藏本即是契嵩改本，略有元朝和尚宗宝增入的部分。我另有考）。倘使我们不见敦煌古本与惠昕本，这种后世增改的痕迹就不容易考出了。

惠昕改动的地方，大致都是这样“添枝添叶”的增加。但他也有删节原本的地方，也有改换原本各部分的次第的地方。

惠昕增添的地方都是很不高明的；但他删去的地方都比原本好的多，如惠能的心偈，敦煌本有两首，惠昕本删并为一首。又如敦煌本惠能临终时，诵“先代五祖传衣付法颂”，自达摩至惠能，六人各有一颂，又续作二颂，共八颂，都是很恶劣的偈颂。惠昕本只存达摩一颂，惠能一颂，共删去了六颂。这些地方，虽然都是改变古本面目，在文字技术上却是一进步。

他改变原本各部分的次第，是在惠能说法的部分。他论坐禅两段之后的各部分，此本与敦煌本的次第不同，比较如下：

这种改动，大概是因为惠昕添入了“传香”一大段，故移“忏悔”一段到前面去，又改移其他各段落，先传香，次忏悔，次发愿，次传无相戒，次说自性三身佛。这个顺序确是稍胜于原来的次第。后来各本都依惠昕改本。此又可证契嵩改本所用的本子是惠昕的改本。最后，我们要指出惠昕与敦煌本的跋尾的异同。敦煌本跋尾云：

此《坛经》，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同学道际，道际无常，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漕溪山法兴寺，见今传受此法。如付山法，须德（得）上根知，心信佛法，立大悲，持此经以为衣（依）承，于今不绝。

惠昕本跋尾云：

洎乎法海上座无常，以此经付嘱志道，志道付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圆会，递代相传付嘱。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中现也。

两本的传授如下表：

（敦煌本）法海——道际——悟真

（惠昕本）法海——志道——彼岸——悟真——圆会

我们看了这两个不同的跋尾，可以作怎么样的解释呢？我想，我们可以得这样的结论：第一，敦煌本的祖本是很古的。这个祖本大概成于神会和尚未死之前。神会在滑台大云寺开始攻击神秀门下的大师，宣传慧能的“顿宗”教义，竖立“南宗”宗旨，是在慧能死（713年）后二十余年内的事。此经内有此事的预言，故其制作至早当在开元（713-741年）晚年，或天宝（742-755年）初年。我们假定此经作于天宝年间神会在东京（洛阳）最活跃的时代（神会在东京当天宝四年至十二年，745-753年），约当西历745年。此经大概是神会做的（详考见《荷泽大师神会传》），他自己不便出名，只好假托于一个已死了的同学法海；又说此本由法海传给同学道际，道际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漕溪山法兴寺，见今传受此法”。这就是说，当此祖本传写时，悟真还活着。法海与道际为同学，为慧能下一代；悟真为第二代。慧能死在713年，神会死在760年。神会活了93岁，他尽可以和他的师侄悟真同时，——假定真有法海、道际、悟真三个和尚的话。敦煌本所记此本的传授不过两代三人，可见此本的祖本写时还在神会的时代，可以算是最古本了。

第二，惠昕本所记传授，也有悟真，但排在第四；悟真之下还有一个圆会；悟真之上两个传人与敦煌本不同。这一点应该如何解释呢？我想，这也许是因为惠昕本的《坛经》传授世系也是惠昕妄改的。此本的跋尾之前，提到王维的碑铭，又提到“元和十一年（816）诏追谥曰大鉴禅师，事具刘禹锡碑”。这些事实都不是《坛经》最古本所能有的。王维作《能禅师碑铭》（《全唐文》卷327）是神会托他做的，碑文中有云：

弟子曰神会，遇师于晚景，闻道于中年。……虽末后供，乐最上乘。先师所明，有类献珠之愿；世人未识，犹多抱玉之悲。谓余知道，以颂见托。……

“犹多抱玉之悲”一句，可证此碑作在神会被御史卢奕弹劾，或已被贬逐的时候（天宝十二年，753），他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此碑作于《坛经》已写成之后，所以敦煌本只说“韶州刺史韦据立碑，至今供养”，——其实并无此碑——而不曾提到王维的碑文：这是一证。王维碑内提起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慧能和他辩论，而《坛经》敦煌本不提此事：这是二证。碑文中说“则天太后、孝和皇帝并敕书劝谕，征赴京城”，敦煌本也不提此事：这是三证。但惠昕改本却不但用了王维的碑文，并且提到刘禹锡的碑文了，元和追谥已在慧能死后一百零几年，所以旧本里的两代三个《坛经》传人是不够的了。所以惠昕改了这个传经世系，从两代三人改为五代五人，可以够一百零几年了。我们可以推断惠昕见的原本，其跋尾的传经人也只是法海、道际、悟真三个，悟真一名还可以保存他当时增改的痕迹。

总之，惠昕本虽然有了不少的增改，但不失为“去古未远”之本，我们因此可以考见今本《坛经》的哪些部分是北宋初年增改的，哪些部分是契嵩和契嵩以后的人增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