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西方文明在推进的过程中，是否已经抹掉了自古以来的思想训练的一切痕迹呢？

一个国家的灵魂如果如此迅速地死亡，那是可悲的。这样轻易地屈服于外部影响的，就是可怜的灵魂。

构成国民性的心理因素的合成体是坚固的，就像“鱼的鳍，鸟的喙，食肉动物的牙齿等等，与其种属不可分离的要素”那样。勒朋先生在他那充满了肤浅的断言和华丽的概括的近作中说：“基于知识的发现是人类共有的遗产，而性格上的长处和短处，则是每个民族特有的遗产。它坚如岩石，日复一日，即使历经几个世纪的水的冲刷，也只不过磨去它的外部的棱角罢了。”这是很激烈的言辞。然而，如果说各民族独有遗产均构成与性格的长处和短处，这话就非常值得人深思了。不过，这种概括性理论，早在勒朋开始写这本书的很久以前，就已经被人提出来了，而且早已为西奥多·魏茨和休·默里所推翻了。当研究武士道所培育的各种美德的时候，我们曾从欧洲的典籍中引用了一些来进行比较并举例说明，可以看到没有哪一个性格特性是武士道的独有遗产。道德的各个特性的合成体，呈现出一个非常独特的面貌，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个合成体被爱默生叫作“所有伟大的力量作为要素参与进来的综合产生的结果”。但是这位康科德的哲学家并不像勒朋那样，把它作为一个民族或国民的专有的遗产，而是把它叫作“联合各个国家的最强力的人，使他们相互理解和取得一致的要素。它明白无误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某个人不使用互济会的暗号，就会立刻被分辨出来”。

武士道所留在我们国家特别是武士身上的印记，虽然不能说构成“种属的不可分离的要素”，但说他们从此保有其活力却是毋庸置疑的。纵使武士道仅仅是物理的力量，它在过去700年间所获得的运动能量也不可能这样戛然而止的。即使说它仅仅是通过遗传而传播，它的影响肯定也非常广泛。试想，如果根据法国经济学家谢松先生的计算，假定一个世纪有三代人，那么“每个人的血管中至少流淌着2000万生活在公元1000年的人的血液”。“弯着那背负世纪的重荷的腰”，耕种土地的贫农，他们的血管中流着古老的血液，这样，正像他和“牛”是兄弟一样，和我们也是兄弟。

武士道作为一种暗藏的而且难以抵抗的力量，推动着国家和个人前进。新日本最杰出的先驱者之一吉田松阴，在临刑前所写下的下列诗歌，就是日本民族的真实的自白：

我明知此番事业不死不休，

是大和魂驱使我挑战命运！

虽不具备形式，但武士道过去是，现在也是我国的最活跃的精神和驱动力。

兰塞姆先生说：“今天有三个截然不同的日本并存于世——旧日本还没有完全死亡，新日本只具有精神雏形却没诞生，而过渡期的日本正经历着最严峻的困境。”这些话，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关于有形的、具体的各种机构设置上，是非常合适的，但是把它应用到根本的伦理观念上时，观点就要作些修改。因为作为旧日本的建设者和它的产物，武士道现在仍然是过渡期的日本的指导原则，而且必将证明它还是塑造新时代的关键力量。

伟大的政治家们，在王政复古的飓风和国家维新的旋涡中为我们的国家之船掌舵，除了武士道他们不知道其他任何教义。近来几个作家试图证明基督教的传教士对于新日本的诞生作出了突出的显而易见的贡献。虽然我觉得荣誉应该授予该获得荣誉的人，然而这个荣誉却很难授予善良的传教士们。与其提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的论断，不如互相信守应将荣誉归于他人的《圣经》的诫条，这对他们的职务应该更合适一些。作为我个人来说，我相信基督教的传教士正在为日本从事伟大的事业，在教育特别是在道德教育领域——但是，上帝的活动虽然确实是神秘的，可是仍然隐藏于神圣的秘密之中。他们的事业仍然只起到间接作用。不，迄今为止，基督教的传教在新日本的性格塑造上所作出的贡献微乎其微。无论好坏，推动我们前进的是纯而又纯的武士道。翻开新日本的缔造者佐久间象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的传记，还有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在世的杰出人物的回忆录看看——那么，大概就会知道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受到了武士道的刺激。观察和研究了远东之后的亨利·诺曼先生宣称：日本同其他东方专制国家唯一区别在于，“人类有史以来所研究出来的名誉信条中最严格、最崇高、最正确的东西，在其国民中间具有决定性的力量”，这句话触及到了新日本之所以形成，并且实现其将来的命运的原动力。

日本的变化是举世皆知的事实。在这样大规模的事业中，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动力参加进来，但是如果要举出最主要的东西的话，大概任何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武士道。当全国开放对外贸易时，当把最新的改良推行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以及当我们开始学习西方的政治及科学时，我们的指导性原动力并不是物质资源的开发和财富的增加，更不是对西方习俗的盲目地模仿。

汤森先生对东方的制度及人民作过精心观察，之后他写道：“我们经常听说欧洲如何影响了日本，却忘记了这个岛国的变化完全是自发的。欧洲人并没有教导日本，而是日本自己发起从欧洲学习民用的、军事的组织方法，并且因而获得了今天的成功。正如几年前土耳其从欧洲输入了大炮一样，日本从欧洲输入了机械、科学。正确地说，这算不上欧洲对日本的影响，除非能够说英国从中国购买茶叶是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他又问道，“曾经改造了日本的欧洲的先驱、哲学家、政治家或宣传家在哪里呢？”

汤森先生充分注意到使日本发生变化的原动力，完全存在于我们日本自身之中，这的确是卓见，而如果他更进一步观察日本人的心理的话，那么他敏锐的观察力必然会很容易让他确认这个源泉正是武士道。那种无法容忍被蔑视为劣等国家的名誉感——这就是最强大的动机。在转型过程中关于殖产兴业的考虑则是在后期才觉悟到的。

武士道的影响，今天仍然很明显，随便看看就能有所发现。如果看一眼日本人的生活的话，自然就明白了。请读一下那位对日本人的思想最有说服力、最真实的阐述者赫恩（小泉八云）的书，就会知道他所描写的内心活动，就是武士道的活动的例证。人民普遍都重视礼节，就是武士道的遗产，这是众所周知的。“矮小的日本人”全身充满了耐力、坚忍和勇气，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已得到充分的证明。“还有比武士道更忠君爱国的吗？”许多人这样问。我们能自豪地回答：“没了。它天下无双！”为此，我们应感谢武士道。

另一方面，应该客观地承认，武士道对我们国民性格的错误和缺点也要负有很大责任。我们缺乏深邃的哲学，尽管我国某些青年在科学研究上已经获得了国际声誉，但在哲学领域却毫无建树——应追溯到在武士道的教育制度下，忽视了形而上学的训练。对于我们过于敏感易怒的性格，也应该由武士道过分的荣誉感负责。再者，如果说我们有些人被那些外国人批评为妄自尊大的话，那也是名誉心过度的病态结果。

外国人在日本旅游的时候，大概见到过许多留着乱蓬蓬的头发穿着破旧的制服的青年，手持大手杖或书本，带着与世无争的神情在大街上昂首阔步吧？这就是“书生”（学生），对他们来说，地球太小，天也不高，他有自己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他住在空中楼阁中，咀嚼着幽玄的智慧的语言。他的眼睛透射出功名之火，他的内心对知识如饥似渴。贫穷仅仅是促使他前进的激励，在他看来，世上的财宝是对他品格的枷锁。他是忠君爱国的宝库，以国家名誉的卫士自居。列出他所有的美德和缺点，可见他就是武士道的最后的孑遗。

武士道的影响虽然今天仍然是根深蒂固的，但正如前文我所说过的那样，它是潜移默化、无声无息的影响。国民的心对其自身所继承的精神一旦提出号召的话，虽然不知原因，却表示回应。因此，同样一个道德观念，在用新的翻译名词表述和旧的武士道的用语来表达时，其效力有着非常大的差异。一个背离了信仰之路的基督徒，牧师怎么忠告对挽救他的堕落都毫无用处，但用他曾经对主发誓过的要诚实即忠诚的观念一打动他，他便回心转意了。“忠诚”这个词，可以唤起一切可能淡漠的崇高情感。在某所学校里，以对一个教授不满为由，一群任性的青年长期连续地罢课，却因校长提出的两个简单问题而随即散去。问题是：“你们的教授是个值得尊敬的人吗？如果是的话，诸君就应该尊敬他，并把他留在学校。他是个懦弱的人吗？如果是的话，去推一个要倒的人，就更不是男子汉所为。”**是由于这位教授教学能力不足引起的，但比起校长所暗示的道德性问题来，就变得无关紧要了。由于这样唤起由武士道所培育的感情，伟大的道德革新便得以完成。

在我国，基督教的传教事业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大多数传教士对于我国历史一无所知。有人说，“有必要去关心异教徒的历史吗？”——其结果是使他们的宗教背离了过去几个世纪我们和我们祖先所继承的思想习惯。嘲弄一个国家的历史吗？——他们根本不知道，任何民族的经历，甚至毫无记载的最落后的非洲土著的经历，也都是经上帝之手亲写的、属于全人类历史的一页。就连那些已经消失了的民族，也正期待着独具慧眼的人从古代文献中去辨读。对有哲学头脑而且是虔诚的心灵而言，各个人种都是上帝在他们的皮肤上写下的符号，或黑或白，可以清楚地探寻其踪迹。如果这个比喻恰当，那么黄色人种就是用金色的象形文字写下的珍贵的一页！传教土们无视一个国家的历史，声称基督教是一个新的宗教。但是，照我看来，基督教其实是“老到非常老的故事”，如果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表达，也就是说，如果用一个国家在其道德的发展历程上所熟知的词汇来表达的话，那么不管其种族或国籍如何，都会很容易地在他们心里找到寄居之地。美国式的或英国式的基督教——比起耶酥基督的恩宠和纯粹来，包含了许多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恣意妄想——嫁接到武士道这个树干上只是一根脆弱的幼枝。新信仰的宣传者们应当把树干、树根、树枝全部连根拔掉，而在荒地上去播种福音的种子吗？像这样的英勇做法——也许在夏威夷是可能的吧。在那里，据称战斗性的教会在积累财富、战利品和灭绝土著居民方面已取得完全成功。然而，这样的办法在日本却绝不可能——不，绝对不能，这是耶酥本人在建立其人间王国时所永远不会采用的方法。

我们应该牢记那位虔诚的基督徒，而且是深邃的学者乔伊特所说的话。他说：

“人们把世界区分为异教徒的世界和基督徒的世界，然而并不去考察在前者中究竟隐藏着多少善，而在后者中掺杂着多少恶。他们把自身最好的部分拿去同邻人最坏的部分相比较，拿基督教的理想去同希腊或东方的腐败相比较。他们并非寻求公平，而以堆积一切能够说明自己宗教优点的事、一切能用以贬抑其他形式的宗教的事为满足。”

但是，尽管就个人来说会犯下各种错误，他们传教士所信仰的宗教的基本观念，无疑是我们在考虑武士道的未来时所必须考虑进去的一种力量。看来武士道的日子已经是屈指可数了，弥漫于空中的不祥之兆预示了它的未来。不仅是迹象而已，还有各种强大势力的活动正在威胁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