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人类一半的女性，往往被看作自相矛盾的典型。因为女性内心的直觉活动超出了男性的“算术的理解力”之上。意味着“神秘的”或“不可知的”汉字的“妙”字由两部分组成，一边是意味着“年青”的“少”字，一边是意味着“女子”的“女”字。因为女性的身体的魅力和纤细的思想，以男性的粗犷的心理能力就无力去解释清楚。

可是，在武士道中理想的女性却没有神秘之处，即使有矛盾也只是表面上的。我先前提到过它是悍妇的，但这不过是真理的一半。表示妻子的意思的汉字“妇”，意味着女人拿着扫帚——不过，这当然不是为了挥舞着它对婚姻进行进攻或防御，也不是为了施展妖法，而只是为了笤帚被发明之初的原始用途——这样，它所包含的意思，是同英语的从纺织者（weaver）这个词源发展而来的妻子（wife）这个词，以及从挤奶女工（duhitar）这个词源发展而来的女儿（daughter）这个词一样，都是家庭性的。德国皇帝说妇女的活动范围是厨房（Küche）、教堂（Kirche）和孩子（Kinder），而武士道的理想妇女是绝对围绕家庭的。这个乍一看来似乎是矛盾的——家庭性的与悍妇的性格，在武士道看来却不是相对立的，下面我们就来论证一下。

武士道主要是为男性而制定的教条，它所重视的妇女的美德当然是远远脱离女性的。温克尔曼说：“希腊艺术的最高的美，与其说是女性的，不如说是男性的。”莱基对此补充说，这不仅适用于希腊人的道德观念也适用于艺术方面，千真万确。同样，武士道所最赞赏的妇女乃是“从性别的脆弱性中解放了自己，并且展示出男性般至强至勇的刚毅不屈”。因此，少女受到的训练是抑制她的感情、强化她的神经，遇到意外事变时，用武器——特别是使用长柄刀来维护自身的尊严。不过，练习这种武艺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用于战场之上，而是用于自身和家庭。女子并没有自己的主君，而是成为自己身体的卫士。女子用这个武器像丈夫热忱的保护主君的安全那样保护自己的贞洁。她的武艺在家庭上的用途就在于对孩子的教育上，下面我们将提到这一点。

女子的剑术及其他武艺，即使在实际中很少运用，但却对习惯跪坐的妇女的健康具有辅助效用。但是练习这些武术的目的并不仅仅出于健康，事到临头时完全可以使用。当女孩步入成年时便被授予短刀（怀剑），用它来刺进侵犯者的胸膛，或者必要时刺进自己的胸膛。实际上经常发生的是后者。但是，我并不想严厉地批评她们。如果看到即使厌恶自杀的基督徒的良心，也因为佩拉基娅和多明尼娜这两个自杀的妇女的纯洁和虔诚而将她们列为圣徒的话，也就不会对她们太过苛责了吧。当日本的处女看到自己的贞操面临危险时，她不会等待她父亲的匕首，她自己的武器总是放在怀里。不知道自杀的正确方法于她来说是一种耻辱，比如说，她虽然并没有学过解剖学，但却必须知道哪里是刺喉的准确部位。为了死后肢体能够表现出最大的端庄和表现得体，她必须在无论死的时候多么痛苦的情况下都要知道用带子缚好自己的膝盖。这样地注意仪容，难道不能与基督徒珀佩图亚，或者圣童贞女科妮莉亚相媲美吗？如果不是因为一些人根据洗澡的习惯和其他一些琐事抱有偏见，认为我们的妇女没有贞洁观念，我是不会这样直率地提出质问的。正好相反，贞操是武士妇女的突出美德，是被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一个年轻女子被敌人俘虏了，在粗暴的军人手中面临暴行的危险时，她请求如果允许她先给因战争而失散的姐妹们写封短信的话，她将任他们满足欲望。她写完信之后便冲向最近的水井，以投井来挽救她的名誉。遗书的结尾是一首诗：

世路何其难，乌云满青天。

山巅挂新月，飞身入山峦！

给读者留下只有具有男人气质才是我国女性的最高理想的观念，并不公平。事实远远不是这样！她们需要具备艺术和雅致的生活的才能。她们没有忽视音乐、舞蹈和文学。我国文学上若干最优美的诗歌就是女性的感情表现。事实上，妇女在日本的纯文学史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教给她们舞蹈（我说的是武士的女儿而不是艺伎），是为了消灭她们动作中的生硬棱角，使动作轻柔起来。音乐是为了在父亲和丈夫疲惫时给他们送去安慰；所以学习音乐不是为了掌握技巧、艺术之类，最终的目的是净化心灵。因为心灵不平静，表现出来的音乐当然也不会和谐。我们在前面谈到青年的教育时，曾说艺术对于道德价值而言是处于从属地位的，音乐、舞蹈只要能够为生活增加雅致和明快就足够了，绝不是为了培养虚荣和奢侈。波斯王在伦敦被领到一个舞会请他跳舞时，他率直生硬地回答说，在他们国家里，特别准备有一群女子专门给别人进行跳舞表演。我对这位国王抱以同情。

我国妇女的才艺，并不是为了在人前表演、或在社会扬名而学习的。它是一种家庭的娱乐。即使在社交的宴席上去做表演，也是因为要尽到主妇的责任，换句话说，这是表示好客的款待客人的方法的一部分罢了。家庭生活是她们的教育的主导思想。旧日本妇女学习才艺的原因，不论是武艺还是文艺，主要还是为了家庭服务。无论她们走出多远，都决不会忘记炉灶。她们任劳任怨，辛勤劳动，奉献生命，就是为了保持家庭的荣誉和完整。她们日夜以坚毅而温柔、勇敢而哀婉的音调，为自己的小家庭歌唱。她们作为女儿为了父亲而牺牲了自己，作为妻子为了丈夫而牺牲了自己，作为母亲为了儿女而牺牲了自己。因此，她们从幼年时起就被教导要否定自己。她的一生是附属的奉献的一生而非独立的一生。作为男人的附属，如果她的存在有用，就同丈夫一道站在前台，如果妨碍工作，就退到幕后。一个青年爱上了一个少女，少女也以同样的热恋来回报他的爱，但看到青年因迷恋自己而忘记责任时，少女为了减少魅力不惜毁容，这种事屡见不鲜。武士少女心中向往的理想的妻子——发现自己被丈夫的仇敌爱慕上了，她便假装参与那人的阴谋，设法在暗中充当丈夫的替身，那爱慕她的刺客的剑便落在她忠贞于丈夫的头上。一位年青的大名的妻子在自杀前写下了如下的信，大概不需要什么解释吧：

“我听说共结连理枝或者共饮一河之水，都是前生注定的缘分，自从前年发誓白头偕老，我便想如影随形地追随于你。近来听说你要迎接一场生死之战，我暗中喜不自胜。听说中国有个项王，是盖世的勇猛武士，却因与虞姬依依不舍而战役失败。木曾义仲与松殿诀别时也难分难舍，因此，就让活着已经绝望的我至少向现还活着的您致以最后的问候吧，我在那所有凡人终将踏上的黄泉路上等候您。但愿您千万别忘了秀赖公多年来的对你如山高、似海深的大恩。”

女子为其夫、家庭以及家族而牺牲自己，就像男子为主君和国家而牺牲自己一样，是自愿而光荣的。没有自我否定，就无法解决任何的人生之谜——就像男子对主君的忠义一样，是女子的家庭性的基础。她并不是丈夫的奴隶，正如她的丈夫并不是封建君主的奴隶一样。女子所扮演的角色是内助，即“在内侧的帮助”。站在逐级奉献的阶梯上，女人为了男人而舍弃自己，男人为主君而舍弃自己，主君也因此服从天命。我知道这种教诲的缺点，也知道基督教的优点最好地表现在要求所有人直接向造物主负责。尽管如此，仅就奉献的教义而言，就是牺牲自我而服务于高于自我的目的，也就是基督的教导中最崇高的、构成他的使命基础的神圣教义——从这一点上说，武士道是基于永恒真理之上的。

读者大概不会对我这个抱有在意志上赞扬奴隶般的服从的、不正当的偏见的人进行指责吧？我大体上接受学识渊博、思想深邃的黑格尔所主张和辩护的观点：历史是自由地逐渐展开和实现的。我想要指出的是，武士道的全部教诲都完完全全地充满了自我牺牲精神，不仅要求女人有自我牺牲精神，也同样这样要求男人。因此，直到完全消除武士道的影响之前，我国社会应该不会接受，那位美国女权主义倡导者所呼吁的“所有日本女人站起来反抗旧习惯吧”的轻率见解。这样的反抗能够成功吗？它能改善女性的地位吗？她们今天所继承的柔和的性格、温存的举止将会消失，她们从这种轻举妄动所获得的权利能补偿她们的损失吗？罗马的主妇丧失了家庭性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道德的沦丧，这种巨大的损失不是难以言表的吗？那位美国改革家敢肯定我国女性的反抗是历史的必经之路吗？这些都是重大的问题。变化必然会到来的，但不是通过反抗的办法。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在武士道制度下的女性的地位是不是真的糟糕到必须要发生一场起义的地步？

关于欧洲骑士献给“上帝和女士们”许多表面上的赞美，我们听到了许多。——这两个词的不协调曾使得吉本为之脸红，此外，哈勒姆也曾经说过，骑士精神的道德是粗野的，它对妇女的过分殷勤包含着不正当的爱。骑士精神带给女性的影响，给哲学家提供了思维的营养。基佐先生论证封建制度及骑士精神带来了有益的影响，相反，斯宾塞先生却说在尚武的社会中（不尚武又算什么封建社会呢？）妇女的地位必然是低下的，只有社会的产业化发展了它才能随之发展。那么，就日本而言，基佐和斯宾塞的说法到底谁的更正确呢？我可以肯定地说，都正确。日本的军人阶层只限于人数约200万人的武士。其上就是军事贵族的大名和宫廷贵族的公卿——这些身份尊贵、安闲舒适的贵族只是名义上的军人。在武士之下则是众多平民——农、工、商，这些人的生活是专门从事和平业务，因此，赫伯特·斯宾塞所说的军事性社会的特点，仅限于武士阶级，与此相反，产业型社会的特点在这个阶级之上和之下都可以通用。这正好可以通过妇女的地位而加以解释。就是说，在武士中，妇女所享有的自由最少。奇怪的是，社会地位越低——例如在手艺人中——夫妻双方的地位越平等。在身份高的贵族中，两性之间的差别也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闲适的贵族已经非常女性化了，所以很少有机会去突出性别上的差别。这样，斯宾塞的说法在旧日本就有了充分的例证。至于基佐的说法，读过他的封建社会观的读者大概会记得，他是专门以高层贵族为考察对象的。因此，他的结论可以适用于大名和公卿。

如果我的话使人们就武士道下的妇女地位评价过低的话，那我就对历史真理犯下了极不公正的罪。我毫不犹豫地认定：女性并没有得到与男性平等的待遇。但是，只要我们学不会差别与不平等的区别，对这个问题就会经常产生误解。

如果想到男人之间只是在法庭或者在选举投票等极少数情况下才是相互平等的，那么，进行一场有关男女平等的辩论就只是徒劳地自寻烦恼罢了。美国的《独立宣言》说，所有人生而平等，这并不是指任何精神上或肉体上的能力，它不过是重复了古代阿尔平所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罢了。在这种场合，法律的权利就是平等的尺度。如果说法律是衡量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的唯一标尺，那么告诉她的地位是高是低就很容易了，就像用磅、盎斯来告诉她的体重一样。然而，问题是存在这么一个衡量男女之间相对的社会地位的正确标准吗？把银子的价值同金子的价值相比较，用数字算出它的比率来，照此去对比男女之间的地位会正确吗？会充分吗？这种算法是把人类最重要的价值，即内在价值，放到考察之外了。考虑到男女各自为了完成各自在世上的使命，必须有各方面的资格，那么用来测量两者的相对地位的标准就必须拥有综合性质。如果借用经济学术语来说明就是，那必须是复本位的。武士道就有它自己的标准，那是双本位。即女子的价值要通过战场及炉灶来测量。女性在前者所得的评价极少，但在后者却极为完善。对应这个双重评价，她也得到了相应的待遇：社会的、政治的单位，对她们的评价并不高，但作为妻子和母亲则受到了最高的尊敬与最深的爱戴。在像罗马人那样的军事国家里，妇女何以受到高度尊敬？这难道不是因为她们是 Matronae 即母亲吗？不是因为她们是战士或立法者，而是因为她们是母亲，使罗马人在妇女面前低下了头。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当父亲和丈夫离家走向战场或地里的时候，所有家事就由母亲或妻子全权处理。孩子的教育，甚至对孩子的保护，都托付给她们了。前面我曾提及的女子的军事训练，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贤明地指导、教育子女。

在一知半解的外国人中间，流行着日本人轻视、不尊重妻子的肤浅见解，因为他们看到日本人通常称自己的妻子为“拙荆”等等。如果告诉他还有“愚父”“犬子”“拙己”等等日常使用的谦辞，那么答案不就十分清楚了吗？

我认为，我们的婚姻观在某些方面要比所谓基督教徒更加深刻。“男女应合为一体。”盎格鲁·撒克逊的个人主义从未消除夫与妻是两个人的观念。所以，他们在产生分歧时，就承认各自的权利，而在和好如初时，则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昵称和甜言蜜语，夫或妻对别人说他的另一半——好坏暂且不论——是可爱啦、聪明啦、亲切啦、这个那个啦，在我们听来非常不理智。用“聪明的我”“我的可爱的性格”这样的话自我夸耀，难道是有品位的表现？我们认为夸耀自己的妻子就是夸耀自己本身，而我们至少把这种夸耀看成是没有品位的表现——而且我也希望，在基督教国家中也应该如此！因为合乎礼貌地贬称自己的配偶，是武士中的惯例，所以我才稍稍偏题来论述一番。

条顿民族开始其种族生活之初对女性怀着近乎迷信的敬畏（这点在德国实际上正在消灭中！），而美国人则是在社会建立之初痛感女性数量上的不足（我担心，美国的妇女人口现在增加了，殖民时代的母性所享有的特权是否在迅速丧失呢？）。因此，在西方文明中，男子对女子表示尊敬，就成了衡量道德的主要标准。然而，在武士道的武士伦理中，善恶的主要分水岭是在其他事情上体现出来的。它沿着职责前进，而职责将男人和他自身神圣的灵魂以及我在前文提到的五伦中的其他灵魂紧紧相连。在这五伦中，我请读者注意的是忠诚，即臣下与主君的关系。关于其他方面，只不过是略有提及罢了，因为这些并不是武士道所特有的东西。它们作为基于自然的感情的东西，当然是全人类所共有的。但是在有些细节方面，由于是从武士道的教导中导出的关系，所以有的可能特别强调一下。与此相关联，我想起了男人之间的友谊所展现的特殊的力与美。它们常常给结拜为兄弟的盟约增加一份浪漫，而这份浪漫由于青年时代的男女隔绝的习惯，无疑变得更加强烈。因为这种隔绝，不允许男女之间有情感的自然交流。我可以用日本版的第蒙与皮西厄斯或阿基里斯与帕特洛克罗斯的故事来拼凑篇幅，也可以在武士道的故事中来叙述不亚于大卫与约纳丹结交那样感人的友谊。

然而，武士道所特有的道德与教诲，并不局限于武士阶级，这不足为怪。这个事实就使我们要赶紧考察一下武士道对整个国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