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从1929年开始的大崩溃对当时的中国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冲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像一叶扁舟，在大风大浪中苟延残喘，寻求一线生机。

大崩溃对中国的冲击是先从贸易领域开始的，但事实上，在大崩溃之初，并没有对中国对美贸易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有些产业甚至获得了短暂的繁荣。

从1929年到1931年，中国的进出口价值总量变化并不大，尤其是进口，在前三年分别维持了5.84%、3.47%、9.45%的增长率。出口贸易价值总量方面，三年同比增长率分别为2.45%、-11.90%和1.64%。尽管出口数据比进口数据差很多，但与加拿大、英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相比，这样的数据已经非常难能可贵。《美国货币史（1867—1960）》如此评论此时的中国：“中国国内几乎未受到横扫金本位制世界的灾难的影响。”

以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棉纺织业为例，1929年至1931年之间，国内对棉纱的需求进一步增加，棉纱的价格也出现了相应的上涨，棉纺织业还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据记载，上海各华商纱厂“既受反日会取缔日纱之荫佑，复得市场本纱标准为屏障，益之以廉价原棉，予取予求，下半年乃造成华厂商大好获利机会。凡纺纱一包，至少获利十两，多者且达呈十两” [1]。

除了棉纺织业外，许多工业如橡皮、肥皂、帽子、灯泡、炼瓦等简单机械之类的生产，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特别是房地产业，甚至出现了比今天炒房热还火爆的现象。

从1931年到1933年，缫丝业等产业的利润越来越少，很多丝厂根本租不出去，此时的业主发现，把厂房拆了建房子、卖房子更赚钱，于是有22家丝厂拆厂房盖房子出售。当时的投资者们也是识时务者，不但敢想还敢干，把闲置资金用来购买政府债券或者房子。

在宽松的流动性下，银行也愿意将钱贷给房地产企业，仅在1930年的上海，40家银行持有房地产的总价值就超过1.2亿两白银，占银行抵押品的一半。据统计，从1924年到1929年的六年时间，上海的房地产总价值增加了20亿两，其中有一半增量来自1928年到1929年。此外，房地产企业也会发行债券，投资者中也有越来越多的资金基于赚取租金收益的需要流向房地产业。

难道在这场世界大危机之前，当时的中国已经独善其身，尽管世界风云变幻，依然风景这边独好？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追本穷源，原因在于当时施行的银本位制度。

受大崩溃的影响，世界范围内的物价出现了大幅下降的情况，白银作为商品，价格也跟随其他商品一起下降。从1929年10月到1931年9月，国际银价下跌了50%。白银在其他国家是商品，但在当时的中国是货币。

银价下跌意味着中国的本币价格大幅贬值，利于出口，如此才会出现棉纱业、缫丝业和其他轻工业的短暂繁荣。

白银作为一种“国际商品”，它的价格主要由伦敦、纽约和上海的市场决定，当时上海市场白银的价格高于国际价格。在一价定律之下，国际上大量投机分子将白银运往中国，兑换成美元或者英镑。有关资料显示，1929年上海的白银价格达到历史新高，并且持续增长到了1933年。

用现在的话来形容，这属于“热钱”。白银大量流入，无处可去的热钱迅速流向收益率更高的房地产业，造成了地产的狂热。

尽管繁花似锦，但这种繁荣是建立在白银价格大幅下跌、国际热钱流入的前提下，并不是依靠本国产业升级积累的经济成果。建立在极度膨胀状态下的增长，不但极不正常，而且使金融机构和经济非常脆弱，一旦银价上涨、白银外流，经济将遭受重创。

当时的中国政府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更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对外汇实施管控，更重要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根本没有管控能力。

危机来自于白银的价格止跌反弹。

一方面，随着危机的加深，美国、法国等主要生丝进口国的需求大幅下降，导致1933年中国的生丝出口减少了45%左右，出口额较1930年下降了88%。面临同样窘境的，还有棉纺织业。另一方面，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繁荣并没有持续多久，1931年9月，英国宣布放弃金本位，此后先后有十多个国家纷纷效仿。在伦敦市场，随着英镑的大幅贬值，白银价格大幅上升，繁荣迎来终结时刻。

白银价格上涨，中国的出口商品价格跟随上涨，致使出口大幅下降，甚至出现了贸易逆差的现象。不仅投资大幅减少，还出现白银大量外流的情况。到了1933年，中国的贸易逆差总额达到7337.39万元，18940万美元的黄金和1420万美元的白银流出国门。

白银价格为何突然飙升呢？

金本位的崩溃是原因之一。此外，美国的白银政策也是导致白银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

美国的白银政策主要包括《白银协定》《购银法案》和《托马斯修正案》。

1933年6月，世界经济会议在伦敦召开。在此之前，中美双方在华盛顿召开了预备会议，中方代表与罗斯福发表了共同宣言：“双方完全同意，目前国际贸易不合理之障碍，必须去除，财政与金融之混乱，必须加以整理，而使其重返于秩序之境。”双方还认为：“东方交易巨大媒介物之白银，应当提高而稳定之价格。” [2]

可惜，中国代表并没有觉察到美国提高银价的意图。在世界经济会议上，美国与中国在内的8个国家签订了《白银协定》。该协议的目标很明确：限制白银产量，提高白银价格。

次年6月，美国通过了《购银法案》，要求将国家货币储备中白银与黄金的比例提高到1/3，或使白银市场价格达到1.29美元/盎司。按照该法案执行，美国至少需要在国际市场收购10亿盎司白银。

国际市场上的白银价格应声而起。1932年时白银价格为0.27美元/盎司，到了1934年，纽约市场的白银价格从6月的0.45美元/盎司上涨到12月的0.54美元/盎司，1935年7月上涨到0.7437美元/盎司。1934年、1935年仅仅两年时间，中国出超的白银就高达2亿盎司，这两年中国也陷入了白银危机，伴随而来的是金融大恐慌。仅从1933年3月到1934年2月，白银价格就上涨了64.5%。

1934年美国通过的《托马斯修正案》是最后的一剑封喉，该法案明确规定通过扩张货币量的方式达到价格上涨的目标。此外，总统还被赋予了将美元含金量降低到此前比重一半的权力。此后，黄金和美元价格立即上涨，在接下来3个月，黄金价格上涨到30美元/盎司。

白银和美元价格的大幅上涨，反映到中国国内就是全面的经济崩溃。

首先是汇率的变化，以1932年为基点，到了1935年4月，中国银元兑美元的汇率上涨了147%，这导致中国出口受到严重影响。以1926年为基点，1932年的上海出口货物指数为91.7,1934年为71.8。

物价方面，上海的物价指数从1933年的104.8下跌到1934年的98.3，到了1934年之后物价下跌更严重。上海是当时的经济中心，物价对全国物价有指导作用。一叶知秋，全国其他地方的惨烈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白银大量外流导致信贷紧缩。1934年7月底上海的银拆为6分，到了8月24日上涨到1角5分。受金融机构减少信贷、收紧银根影响，钱庄的年利息从6%上涨到16%以上。

汇率上涨、物价上涨、信贷紧缩，反应到实体经济上，就是如美国大崩溃般的惨象。

先来看疯狂的房地产业。随着白银的外流，外商银行开始限制甚至直接拒绝房地产抵押贷款。中国国内银行的做法没有这么决绝，只是限制贷款数额、要求更多抵押物、拒绝延长贷款期限。这样一来，加剧了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彻底崩溃，大量从事抵押业务的金融机构损失惨重。

工商企业方面，据中国征信所统计，1934年上海工商业改组1290家，歇业366家，1935年上半年，改组931家，歇业250家，下半年的中秋节前后9天倒闭166家。

躲过了十一，仍没有躲过十五。

以上只是大崩溃给全球经济体带来的普遍现状，只不过中国来得稍晚一些。随着经济的下滑，当时的中国进一步走到了崩溃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