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毫无疑问是暗杀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此时的刺客们最为钟爱的武器便是炸弹。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11年，温生才谋杀广州将军孚琦，李沛基炸飞广州将军凤山；1912年1月，彭家珍刺杀良弼，汪精卫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在这些精心安排的刺杀活动中，革命者选择的武器皆为炸弹。

2001年12月17日，成都市中级法院作出判决：革命烈士彭家珍家属状告中国故事杂志社侵犯名誉权索赔一案，《中国故事》杂志社构成侵权，赔偿原告彭家惠（彭家珍之妹）精神损失费人民币五万元。

1998年第四期《中国故事》杂志刊登了小说《祸祟》。署名为“周簧”的作者以彭家珍（辛亥革命中携炸弹与清朝贵族良弼同归于尽的民主主义烈士）为主人公，虚构了彭家珍刺杀良弼后被抓获，趁机逃走，又被英国情报机关设在上海的据点收罗，最终为良弼的女儿白良玉所杀的情节。小说中，彭家珍被塑造成反派，被描述为“恶魔”。此外，小说还虚构了彭家珍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一些内容。

六十七岁的彭家祥对这篇小说怒不可遏。他气愤地说：“这是对彭家珍大将军的恶毒诽谤！”《中国故事》杂志由湖北省文化厅主管、湖北省群众艺术馆主办，封面上印有“湖北省优秀期刊”的字样。

看到这篇文字，彭家祥立即以“彭家珍大将军专祠管委会”和“彭家珍先烈亲属”的名义给杂志社发出了一封措辞强烈的函件。在函件里，他明确表示：“近来得知这一诽谤彭家珍大将军事件，我们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慨，该文已在国内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引起了严重的不良政治影响。我们对湖北省群众艺术馆和作者提出强烈抗议，拟提起诉讼，以讨回英雄彭家珍的清白，并要求赔偿名誉损失！”

双方最终进入庭审阶段。当时，杂志社已经认识到《祸祟》一文涉嫌内容不实，并对彭家致歉。但原告认为，杂志社仅仅在报刊上刊登致歉声明不足以恢复烈士英名，该文已在海内外造成了恶劣影响，故杂志社应郑重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四十六万五千元及物质损失三万余元。杂志社则辩称，在刊发此类稿件时，没有对通俗小说中的人物、事件进行核实的法定义务。

《祸祟》一文的责任编辑郭雄年接受采访时承认：“说实在的，我对彭家珍不太熟悉，对这段历史不太熟悉，我学习太有限，知识面太窄，太孤陋寡闻了！”郭雄年当时五十八岁，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此文刊发时，他是该杂志社的编审，正高级职称。

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事实。快要退休的正高级编审不知道彭家珍，以为是一个“虚构的名字”。而作者“周簧”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在文中编撰了如下情节：在英国情报头子开办的百乐汇舞厅做舞女的白良玉，是良弼的小女，她一直没有忘记是革命党人彭家珍杀害了她的父亲。于是，她每日操练功夫，希望报仇雪恨。在“刃凶”一章中，白良玉终于找到了机会，她与另一江湖英雄在市郊一座青砖小楼里抓住了正在**的彭家珍。

白良玉厉声说：“君子报仇，十年未晚，我等了你十八年，杀父之仇，岂能饶你！”彭家珍双膝着地连连叩头求饶说：“姑娘，你废了我右手，就高抬贵手，饶我一命吧！”而白良玉则说：“你为非作歹，死有余辜。今夜，我可以让你死个痛快，但绝不能饶你。”于是她伸手在彭家珍天灵盖上轻轻一拍，彭家珍当即头骨碎裂，倒地身亡。

从行文来看，作者不仅知道良弼的存在，且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不过，他更乐于这种颠倒黑白的穿越式写法。也许人们会怀疑，作者的真名是不是爱新觉罗·周簧。如果不是，那中国数千来的历史之所以屡次出现短缺、谜团，和这种毫无责任心的改写、讹传不无关系。加上其他因素驱动的恶意涂改，真相千疮百孔。

真实的彭家珍，用炸弹暗杀良弼，改变了中国历史，客观上是民国得以迅速建立的关键因素。民国政府追封其为“大将军”，实至名归。

1793年7月13日，刺客夏洛特·科戴（Carlotta Corday）杀死雅各宾派首领保尔·马拉（Jean Paul Marat）后说：“杀掉这一个人，便可以拯救其他十万人。”

清末的革命者认可了这种模式，认为刺杀清廷要员几人，就可拯救“四万万人”。美国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在《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一书中认为，革命志士行刺的概念来自于国际革命新世界，同时也是对古代富于忠义和自我牺牲精神游侠传统的沿袭。

清末毫无疑问是暗杀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此时的刺客们最为钟爱的武器便是炸弹。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11年，温生才谋杀广州将军孚琦，李沛基炸飞广州将军凤山；1912年1月，彭家珍刺杀良弼，汪精卫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在这些精心安排的刺杀活动中，革命者选择的武器皆为炸弹。

1857年，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了若干有关战争的词条，其中一条便是“炸弹”。他写道：“据中国编年史家记载，中国人早在公元前几百年就已使用一种装满爆炸药和金属碎片的金属球，这种金属球借助于缓燃火绳爆炸。中国人在防守隘路时使用它，当敌人逼近时将它埋在那里。1232年，在开封府保卫战中，中国人在遭到猛攻时，常常从城墙上把爆炸性火器向抢攻要塞的蒙古人滚下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145页）

另外一个词条“炮兵”中，恩格斯还写道：“据帕拉韦（Paravey）先生1850年在法国科学院的一个报告中所引证的中国某些编年史资料来看，在公元618年就已经有了火炮。”恩格斯的资料来源很可能是帕拉韦的《关于亚洲和印度波斯古代发明的火药和火器的笔记》，但帕拉韦的说法没有任何根据。除了1232年守卫开封时，汉族人曾甩出一些炸弹外，其实并没有其他使用火器的记载。

辛亥之前十几年，暗杀逐渐成为流行风气。1902年冬，留日学生杨毓麟在《新湖南》撰文，称“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1903年，军国民教育会成立，会规中提到参加革命的“方法三种”：一是文字造势，二是直接参加起义，三就是暗杀。《民报》增刊发表了谋炸清政府出洋五大臣的吴樾创作的“技术指导”——《暗杀时代》，加上他本人亲自“演示”，客观上掀起了“暗杀时代”的**。

史坚如第一个试图用炸弹显示革命者的决心。1879年，史坚如出生于官僚家庭，其“曾祖善长，祖澄，父悠乾，均以儒称”，论家史，他是明末抗清殉国的民族英雄史可法的族裔。

1900年10月，八国联军入侵，慈禧西逃，天下大乱。孙中山等人看到了发动武装起义的时机。在他们的计划中，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应该同时发动，但惠州方面因行事不密，被迫提前进行。两广总督德寿得到密报后大惊，急忙调派大队清军前去惠州镇压，起义军处境危急。为了打乱清军部署，瓦解对方军心，鼓舞士气，史坚如提议暗杀清廷在广州的三位大员，得到了邓荫楠等同志的赞同与支持。考虑到高级官员戒备森严，史坚如认为非炸弹不能成事。

中国人最早知道，硝酸钾、木炭和硫黄按照一定比例，可以配成火药。这是制作炸弹的关键材料。这些材料最初均制成粉末状，然后可以制成大小不同的颗粒状，可供不同用途之需。在无烟火药发明以前，这种简单配方的火药一直用做唯一的军用发射药。1887年，诺贝尔用硝化甘油代替乙醚和乙醇，制成无烟火药。他还将硝酸铵加入达纳炸药，代替部分硝化甘油，制成更加安全且廉价的“特种达纳炸药”，又称“特强黄色火药”，效能惊人。

越来越先进的炸药，让中国革命者梦想成真。

史坚如变卖家产，所得三千元钱全部用于购买炸药。第一次购炸药二十五箱，被广州衙门搜去。但史坚如本人并未被捕，因为他沉着辩称，自己购买如此大数量的炸弹只为开矿用。这个理由说服了对方。史坚如成功脱身后，马上用剩下的钱再购炸药，一共约购得两百磅。

按照他和战友的密谋，三人的分工大体如下：黄福负责在将军衙门投弹，李植生去炸陆军提督郑润材，史坚如亲自去炸两广总督德寿。三个目标都是清廷驻广州核心部门的重要人物，其中德寿最为重要，因此史坚如的暗杀任务最艰巨。

他首先通过目测和步行估算，测好了德寿在两广总督衙门的卧室方位和距离，然后在其处所后门租了一间房屋。史坚如和三个同伴从住宅内挖地道，预计这条地道一直通到德寿卧室之下。然后，他们把炸药装入特制的洋铁桶中，放到地道尽头，装配好雷管与导火索。10月27日夜，史坚如爬进狭窄的坑道，点燃导火索后迅速撤离。按照撤离计划，他很快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然而，史坚如翘首以待的爆炸声没有在预定时间响起。紧要关头，史坚如毅然让其他人先行前往香港，自己重新潜回租来的房屋内。等他下到地道里才发现，导火索受潮熄灭了。于是，史坚如干脆等到第二天凌晨，以确保德寿已回到卧室安歇，又重新装配了导火索，点燃，并在附近留守等候，终于等到了那声惊天动地的闷响。

这次爆炸将附近楼房炸塌八间，压死六人，伤五人，威力惊人。但是，由于对其居所具体状况不了解，加上史坚如的测量方法不甚精确，炸药并没有在接近德寿的地方爆炸，只是将他颠到了床下，受了点儿轻伤。次日，史坚如在去香港途中被捕。本来，清政府的通缉没有这样高效，据说史坚如族中有人担心遭受连坐，不得不告发了他。史坚如被捕后，南海县令裴景福软硬兼施，先以优礼相待，但他“不受笼络，惟嬉笑玩弄之”。裴恼羞成怒，对史坚如施以酷刑，用火烫烙其身，拔掉史坚如的手足指甲，“惨酷无人理”，这一切都是为了迫使他供出革命党更多“内情”。在酷刑面前，史坚如“惟怒目不答，傲睨自若”。1900年11月9日，清廷在不到半个月时间内就从速判决史坚如死刑。史坚如在广州天宇码头英勇就义，时年二十一岁，瘦弱文雅，儒生风范，时人写诗赞其“容貌夫人风骨仙，博浪一击胆如天”。

醉心于暗杀的人物中固然有章太炎、秋瑾、陈天华、陶成章等激进派，也不乏文质彬彬的宋教仁和蔡元培。后两人都认为“革命止有两前途”：暴动和暗杀。

孙中山的小同乡刘思复，又名师复，1904年留学东京，一年后加入同盟会，并从一个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学会了制造炸弹。1907年6月初，李准镇压黄冈、七女湖起义后班师回广州。冯自由、胡汉民等计划乘机诛杀这位清军将领，为革命者立威。同月，刘思复急急赶赴广州，准备趁李准赴总督衙门参谒时设下埋伏。11日晨，刘思复装配好炸弹，然而那时候的炸弹技术不太过关，在刘出门时居然一声巨响，发生了自爆。刘思复面部受伤，左手五指被废。闻声赶来的岗警发现一些碎裂的铁片，深以为疑。但在审讯时，刘思复自称李德山，咬定自己在做化学试验时，不慎“走火”受伤。

这时，最为有趣的一幕出现了：广州当局怀疑他是革命党，欲对当地高官行不轨之事，但广州旧仓巷凤翔书院试制的炸弹已爆炸，当时的技术条件较差，现场找到的弹片残骸不足以证明刘思复究竟在做什么。一时间，广州当局挠破了头皮，不好判决，但也不想轻易放过，最后索性判令解回香山原籍监禁。这一监禁差不多就将近三年，1909年经陈景华营救，刘思复才重获自由。

时人心知肚明，这位意外受伤的志士必定不是在搞“化学实验”。在关押的几年中，民众开始议论刘思复的“炸弹案”，他名噪一时。出狱后，刘思复在香港组织“支那暗杀团”，继续以策划暗杀清廷广东高级官吏为职责。1911年8月13日，该团体成员林冠慈于广州双门底（今北京路北段）投弹，将李准炸伤。从此，刘思复及“支那暗杀团”声威大震，凡有炸弹之地，皆闻刘思复之名。同年10月25日，来穗上任的广州将军凤山被炸死，时人第一反应都是：刘思复又在放炸弹了。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李准颇受清廷信任，曾率部镇压1903年广州洪全福起义、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和广西钦廉起义、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后来，革命势力日益强大，“追逐”李准的炸弹越来越多。形势所迫，李准干脆起了反正的心思，派人向革命党人求情，表示不再与革命为敌。这名前清干将于1911年宣布起义之后，心悦诚服地归顺革命阵容，还派员说服在惠州据城顽抗、与陈炯明等民军激战的陆路提督秦炳开城投降。对清廷来说，此时广州大势已去，胡汉民随即赴广州就任都督，广东全省得以兵不血刃地宣告独立。1911年底，胡汉民辞去广东都督，发布《胡汉民宣布李准反正实情始末书》的文告，该文告指出：“粤东省城九月（指旧历）反正，以李直绳君之功为最。”这是胡汉民对李准在广东光复过程中给予的极高评价。其实，李准之所以弃暗投明，革命者屡次谋刺确实起到了不可小视的逼迫作用。

1911年冬，刘思复与丁湘田等人北上，这次他们计划暗杀摄政王载沣。“炸弹团”刚到上海时，南北议和告成，刘思复干脆隐居西湖白云庵。1912年5月，他回到广州组织晦鸣学舍，印制发行《无政府主义》等小册子，宣传无政府主义。有人开玩笑说，刘思复在日本留学，遇到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学到了制造炸弹，学到了无政府主义，全盘俄化。

赴日比刘思复晚一年的湖南人杨卓林，早年曾在清军服役，军队觉得他潜质优越，特地选送他去江南武备学堂学习，后又前往日本留学。杨卓林在日本神田区高等警监学校读书时，经常利用节假日前往横滨，向广东人李植生学制炸药、炸弹的技术，为武装反清作准备。1905年11月2日，清政府不断要求日本政府限制中国学生赴该国留学，日本文部省于是颁布《关于令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规程》（俗称“取缔规则”）。陈天华于六天后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自尽。杨卓林痛不欲生，更想回国有所作为。于是，他迁居横滨，投入更多时间专门研制各种炸弹。

杨卓林于1906年回国。在扬州，他和当地会党头目秘密会面，准备谋刺新任两江总督端方，以利于发动大规模起义。部署完成后，他与廖子良、李发根两人携炸弹往扬州。年轻的杨卓林年少气盛，明显经验不足。在途中，一行人遇见了“纵谈革命”的肖亮、刘炎，双方相见恨晚。杨卓林便以“革命军副司令”的名义委任肖亮为南洋、淮、扬等处革命军“总执法官”、刘炎为“都督”，并以孙中山的名义发给他们执照和关防，以便联络。

端方老奸巨猾，早就专门在沪、宁一带探察革命党人行踪，以假装入会、冒充会党头目等不同方式，遍设陷阱诱人入彀。豪爽如杨卓林自然没有想到，在大庭广众之下纵论革命的肖亮、刘炎两人，其实是清廷的鹰犬。探知实情后，这两人立即向端方告密。杨卓林和李发根、廖子良等携带炸弹至扬州，肖、刘两人把他们诱骗至附近某镇茶楼，悉数逮捕，并押解至南京审讯。两江衙门继而出动兵丁，于杨卓林等人住所又搜出炸弹八枚，制作炸弹的火药材料以及草拟的革命文件数件。

杨卓林虽然因稚嫩被捕，但豪气干云，将事情全部揽到自己身上，说廖子良、李发根不过是“喜谈政治”。端方亲审判决，杨卓林就地正法，李、廖各予监禁五年。1907年3月20日，杨卓林在南京英勇就义，萍乡人叶钧与醴陵人潘晋收其尸葬于南京。

上文我们提到，当时的炸弹技术不过关，致使刘思复被拘。这种不稳定的特性，屡次在关键时刻让革命党人陷入困境。

最多的一种情况是炸弹随时就炸。1905年9月24日，北京正阳门车站就像在举行一场盛大的晚会。拜祭完祖先之后，清廷五位前往西洋考察的大臣在亲友、同僚、社会各界人士簇拥下，如同踏上征途的英雄一般登车出发。载泽、徐世昌、绍英三位大臣走进了前车厢，而戴鸿慈和端方则坐在后面的车厢里。这五名就要前往西洋考察的大臣，坐的位置其实和留洋分组并不一样。清政府出国考察宪政兵分两路，一路由载泽、戴鸿慈、绍英等带领，考察俄、美、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另一路由徐世昌和端方等率领，考察英、德、法、比利时等国。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忽闻轰炸之声发于前车，人声喧闹，不知所为”。

这声可怕的响动，其实连肇事者本人也没有想到。开车之前，革命党人吴樾一身皂隶装扮，混上了火车。他的怀里藏着自制炸弹。吴樾之目的不言自明：想用此玉石俱焚之手段，将这五位大臣一并炸死。由于自制炸弹性能不甚稳定，结果当大臣们乘坐的车厢和机车挂钩时，车身震动，导致炸弹提前爆炸。硝烟散去后，人们查验现场发现，距离炸弹最近的吴樾当场身亡。五大臣中，绍英伤势较重，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而戴鸿慈和端方坐在后面的车厢中，离爆炸点甚远，躲过一劫。

本来，吴樾一度认为手枪是最好的行刺工具，但“北方暗杀团”创始人之一杨守仁钟爱炸弹。在试验的过程中，他们已经发现了炸弹的不稳定性。杨守仁曾在保定郊外试放一枚直径约三寸的炸弹，大小宛如一个较大的红薯。为了节约导火线，操作者在炸弹不远处堆起了一些枯草。第一次引燃枯草，并未引燃导火索；第二次重新点燃，方才引爆了这枚土炸弹。

确定炸弹袭击的方式后，吴樾个人准备袭击铁良。1903年，铁良赴日本考察军事，回国后任练兵大臣，表面上协助袁世凯创设北洋六镇新军，实际上是为其继任军机大臣作好准备。1906年，铁良果然升迁到陆军部尚书职位，袁世凯北洋新军的统帅权岌岌可危。铁良被视为满人中最为坚定的保皇派，从而也让革命者对其“兴趣大增”。

但铁良为人谨慎，深居简出。吴樾遍寻不着，不得已选择出洋的五大臣进行袭击。准备期间，吴樾把自己的革命思想随时记录下来，汇集成一篇万言书《暗杀时代》，其中包括《暗杀时代》、《暗杀主义》、《复仇主义》、《革命主义》、《揭铁良之罪状》、《杀铁良之原因》、《杀铁良之效果》、《敬告我同志》、《敬告我同胞》、《复妻书》、《与章太炎书》、《与同志某君》等十二章节。在这些著述里，吴樾表达了他为国锄奸的决心。吴壮烈殉国后，《民报》的增刊《天讨》全文刊载了这些文章。

吴樾炸弹一响，改良派认为清廷不再可能继续寻求立宪。但《申报》分析，革命党人的这一颗炸弹，反而更促进了清朝政府立宪之决心，遂“大声疾呼于政府，俾知立宪之大有利于皇室，而不可不竭力以达成之”。于是乎，社会上要求清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立宪的呼声，不减反增。

辛亥首义也是意外爆炸的炸弹促成的。1911年10月9日下午三点左右，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弄堂里，一声巨响突如其来，滚滚浓烟随之四散。日本三菱商社汉口支店的职员内田顾一在当天日记里写道：“邻居看到三个中国人正在点火，燃烧一些箱子。此前关于革命党举事的传言，使得这些居民疑心大起，即刻飞报警察局。于是，革命党的地下工厂被发现了。”

共进会秘书长谢石钦在场，他事后回忆了这次无意中引发的爆炸。湖北地区筹划起义的领导人孙武用瓷匙搅拌炸药，可能用力过大，激发火花引致爆炸。孙武在后来自己的回忆手稿里也说，自己“调药过急”引发爆炸。还有一种说法是刘公的弟弟刘同从外面进到屋里，在一边观看共进会领导人孙武配置炸药，刘同边看边抽烟，无意中落下一点火星，立即引起爆炸，把孙武的脸部烧伤。学者朱纯超、蔡树晖在《宝善里机关炸弹案史实考》一文中考证，爆炸现场唯有孙武一人受伤。炸药威力颇大，木质的墙壁几乎全部被烧毁，连隔壁的房子也感受到了剧烈震动，为何只单单伤了一人？看来，恢复一个历史场景的原貌，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另外一些炸弹，则因为该响不响而为人所知。

1907年7月6日，安庆安徽巡警学堂，首届毕业生在礼堂外台阶下整齐列队。学堂会办徐锡麟一身戎装，矗立在台阶上等待巡抚恩铭莅临。他的两个助手马宗汉、陈伯平分别把守着左右甬道，这是最关键的地点。上午九时，安徽省巡抚、庆亲王奕劻的女婿恩铭在数位高官的簇拥下来到学堂。恩铭当然不知道，他即将成为当天故事的“主角”。

按照徐锡麟和同志们的协商，趁巡警学堂举行学生毕业典礼，由徐锡麟率领光复军起义，占领安庆城。浙江义军由秋瑾负责，任务为攻占杭州，进而两军会合夺取南京。这个计划的核心是炸死恩铭。之所以采取这个近在咫尺还要使用炸弹的计划，有人分析，这是因为爆炸更容易体现起事的时间，便于协同者听见明显信号，一起动手。

温馨的毕业典礼上，学生警员向恩铭致礼，恩铭象征性地回礼。这是毕业典礼上最**的一环，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他们的身上。这时，陈伯平二话不说，飞奔上前扔出一颗炸弹。炸弹直接飞向恩铭。

但是，这颗炸弹居然没有爆炸。

短短的一瞬间，恩铭、徐锡麟和陈伯平以及在场的人全都呆住了。徐锡麟是曾任山西巡抚的俞廉三的表侄，因此被家庭举荐给恩铭。后者毫不迟疑地给这个通过“纳捐”而获得道员身份的徐锡麟在武备学堂安排了个“会办”的管理职位。从私恩来论，恩铭不敢相信这一幕会和徐锡麟有关。

终于，徐锡麟率先从可怕的宁静中反应过来。他从靴筒中掏出两支手枪，朝恩铭一阵乱射。事后尸检，恩铭身中七枪，一中唇，一中左掌手心，一中右腰际，其余几枪都击中两腿，无一击中要害。那恩铭究竟是如何毙命的呢？在徐锡麟无头无脑的一阵乱枪时，文巡捕（官职名，实际上是掌管传令、宣告的跟班）陆永颐扑上来以身体掩护恩铭，好多子弹都射进了陆永颐的背部，他当场毙命。在徐锡麟重装子弹之际，武巡捕车德文背起重伤的恩铭朝礼堂外跑。这时全场已是一片狼藉，陈伯平从后面追来，朝他们开了一枪。这颗子弹从恩铭的肛门射入，上穿腹胸。轿夫把奄奄一息的恩铭塞入轿中，两脚拖在轿外，狼狈地拖回抚署衙门。他们请来西医开刀，结果这位大夫破肚剖肠，遍寻不见子弹。恩铭流血过多，一命归天。

炸弹不响，甚至还会改变一个革命者的人生观。

1910年初，汪精卫等人试图在北京用炸弹袭击清廷要人。他们遇到的第一个棘手的问题是：炸弹如何带进北京？那时，他们已经拥有“炸弹大王”喻培伦的最新产品，能够用电线激发炸弹，准确引爆。清廷当时规定，不管从何处进入北京，均要受严格盘查，尤其以北京火车站为最。最后汪精卫、黄复生两人想出法子，他们先乘英国船到天津，从那里去北京。同时，同盟会美女会员郑毓秀把炸弹塞进箱子，找来一个追求她的法国外交官，要那个法国外交官陪她去北京兼帮提箱子。1910年2月10日，北京前门车站，炸弹就在法国朋友泡妞的喜悦中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北京。

这种类型的炸弹，此前一年专门做过燃放试验。李纪堂为此资助了汪精卫、黎仲实在屯门的“科研”。负责研制的喻培伦在专业上十分精通，他在日本千叶医科学校药科学习时，苦心制作炸弹，一次不慎引起爆炸，右手被炸断三指。但他的革命之志越发高涨，决心总结经验，研制新的安全炸药。在这个过程中，喻培伦家中破产，接济中断。为了不停止试验，他典当衣物，抵押官费券，终于成功制造了一种威力强大而又相对安全的烈性炸药，并研究成功化学发火、电发火、钟表定时发火引爆的各种类型炸弹。这些制作炸弹的方法被称为“喻氏法”，他也被革命同志们尊为“炸弹大王”。

炸弹运到北京后，喻培伦和陈璧君也陆续赶到。最初，这次刺杀的计划目标是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贝子载洵和贝勒载涛，两人刚刚从欧洲访问返京。那时候咨讯并不发达，当载洵和载涛出现在一大群清朝官僚中时，袭击者并不能确定谁是这两人，也不想伤及无辜。于是，他们改换袭击目标，选择了在载沣上朝必经之地银锭桥上安放炸弹。

银锭桥原桥始建于明代，位于北京小石碑胡同南口、银锭桥胡同北口，是一座南北向的小桥，横跨在什刹前海与后海连接处，长不过十二米，宽不过七米，离水面寥寥数米，有镂空云花栏板五块、翠瓶卷花望柱六根。

革命者选择在这里动手，颇费心思。操作者从附近很容易观察到“事主”出现，掌握引爆时机。因为桥不过十几米长，按照清朝制度，三品以上大官可用银顶皂色盖帏，在京城内四个人抬，出京用八人（仿佛当年在北京也要注意交通拥挤的问题）。那些黑油齐头、平顶皂幔的轿子，不过是寻常富豪所用。亲王坐的轿子格外显眼，银顶黄盖红帏，只要看到这种轿子走到预埋炸弹的位置，就可以即时引爆。汪精卫等人不但准备在此埋下炸弹，还将留一人在此引爆。没有资料表明，引爆者打算和载沣同归于尽。而从逻辑上说，留人除了引爆之外，只是为了看到炸弹的效果。亲王朝服称为亲王端罩，“青狐为之，月白缎里，若曾赐金黄色者，也要用上”，这对于确认炸到的是否是载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1910年3月31日夜，黄复生和喻培伦在银锭桥上埋设炸弹，预设电线，结果被一个当地人看见了。此人“觉悟”极高，立刻报警，黄复生和喻培伦仓皇撤离，留下的炸弹和电线被警局查获。近四十磅黄色炸药出现在这条线路上，立刻让对方意识到，是和摄政王载沣有关的重大案件。就在汪精卫等人还心存侥幸时，他和黄复生于4月16日在“守真照相馆”被清廷捕获。

照理说，这样的案件，汪、黄两人都供认不讳，一般会从重从快及时处理。史坚如、杨卓林、徐锡麟等人，从被捕到被害，几乎都未超过十日。但这次汪精卫、黄复生走了大运。当时的民政部长善耆很开明，认为此案如果利用得好，正好收买人心。于是，善耆力劝载沣不要杀掉汪精卫、黄复生。在审问中，善耆对两人惺惺相惜，他还对汪精卫说：“如果你加入革命党是为了国家富强的目的，那我也要加入革命党。”

善耆认为革命者宣扬灭满兴汉是不对的，宣扬民族仇视，不能使中国实现五族协和。在清廷已经答应实行宪政、让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实现机会的情况下，流血革命应该有所收敛了。“如果中国用和平的宪政方式来实现政治主张，不是比用很多人命、财产损坏的革命方式来实现更好吗？邻国日本不正是君主立宪的成功榜样吗？”

善耆的话未必没有道理，尤其“驱逐鞑虏”一条，在民间并没有多大市场。满族入关两百多年的民族大融合，就连满族人自己也融入了不少汉族文化。按照“中华民族”的定义，当时的革命者恐怕也很难说服自己。

载沣在善耆的劝告下，于4月29日宣布对汪精卫、黄复生两人执行永久监禁。

汪精卫后来曾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我每当回忆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闻少华《汪精卫传》）两人之间的交流，让汪精卫异常珍惜这重来的生命。客观上，在此后的政治斗争中他作出了“新”的选择，与这次“感化”有很大关系。

能够手抛的炸弹，威力不够。埋在地上的炸弹，通常受到限制。有的是不能预测对方的线路，有的知道线路，但无时机进行布置。在1911年10月的广州，革命党人又找到了一种新的炸弹投放方式。

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时，李沛基（又名李援）只有17岁。他异常悲痛，认为如果革命党人不能更大范围地开展暗杀活动，“无以对诸烈士”。李沛基闭门谢客，专事刺杀准备，具体目标就是身在广州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孙中山、冯自由等得知消息纷纷去电劝阻，并有人明确建议李沛基不要前往，有人可以代行暗杀任务。

这里有个背景需要交代，孙中山等人之所以劝阻李沛基不要参加暗杀活动，是因为李之母是黄兴夫人徐宗汉的胞姊徐慕兰，也就是说，李沛基就是黄兴的姨甥。黄兴家族数人直接参加革命，他本人也热衷暗杀。早年在日本留学，黄兴参加了“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1911年广州起义前，黄兴在新加坡筹款不利，一怒之下，打算“步汪精卫的后尘”，独自去实施暗杀。广州起义失败后，他给冯自由写信：“自念惟有躬自狙击此次最为害之虏贼，以酬死事诸人。”要不是孙中山等人说服了黄兴，他真可能去暗杀李准了。本来李沛基这次暗杀事件的首要目标仍是李准，但他已经被炸过一次，如惊弓之鸟深居简出，刺杀者无从下手。适逢新任广州将军凤山来穗，黄兴认为，应该改以凤山为刺杀对象。

按照原定计划，执行任务的应该是李沛基之兄李应生。为了确保这次任务成功，黄兴指示“东方暗杀团”改用重型炸弹，每枚达十磅，并在其中配入毒药。不想，配药时李应生晕倒，李沛基毅然站出来，替代自己的哥哥执行任务。

暗杀者的计划“无微不至”：“东方暗杀团”先是在仓前街租下铺面，改成“成记洋货号”。然后，在二楼改装了一块挡板，将三枚炸弹都用绳子挂在其上。在外面，根本看不出端倪。三枚炸弹间隔均匀，保证在较大空间内发挥作用。

10月25日早上，凤山所乘八人大轿经该店门前。李沛基及时下手，割断了掩置于店门前檐的绳子，三枚炸弹应声而落，把凤山炸得血肉横飞，当场死亡。这三十磅炸药威力极大，旗兵、群众死伤七十余人。在硝烟弥漫中，李沛基从容离去。

胡汉民在其自传中曾评论此事：“论革命党行暗杀之成绩，无有过于此举者：受党令而行一也，歼敌而我无伤二也，敌胆寒至不敢穷究其事三也。克强实主其谋，并得省中同志协助，而沛基是时年方十六七，临事镇定，从容如此，亦难能矣。”

胡汉民说“敌胆寒至不敢穷究其事”，表明广州将军这一职位，已经成为死亡的代名词。之前半年，温生才预谋刺杀广州将军增棋，因弄不到炸药作罢。后来，他决定用手枪行事，谋刺副都统兼广州将军孚琦。4月8日，广州将军孚琦应邀观摩法国人组织的“远东飞艇社”活动，回程时行至东门直街尾咨议局前麒麟阁门口。温生才挺身向前，手持五响快枪径直发射，击中孚琦太阳穴、脑门、颈项、身部各一枪，几乎是枪枪致命，孚琦当场毙命。七天后，温生才被押赴刑场，途中神情自若，毫无怯色。

1912年1月16日，针对袁世凯的炸弹袭击（丁字街炸弹案）登场。此时，革命党人对革命的一切障碍都想要采取炸飞的方式处理。袁世凯本人对炸弹事件切齿痛恨，但他最终能攫取大权，另外一起炸弹袭击事件功不可没。历史就是这样蹊跷，一个炸弹事件的受害者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最终的受益者。

1887年4月10日，彭家珍生于四川省金堂县姚渡乡彭家院子（今属成都市青白江区管辖），字席儒，1911年任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丁字街炸弹案时，他正在考虑另外一桩大事：刺杀良弼。

良弼，字赉臣，清宗室子弟，镶黄旗人。良弼是大学士伊里布之孙，曾经留学日本陆军学校，回国后进入练兵处，后来又担任陆军部军学司监督副使、司长。1900年后，清廷改革军制，编练新军，设立军事学校，这些新计划都是良弼主持的。他尤其留意人才，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吴禄贞、沈尚谦、卢静远、章递骏、陈其采、冯耿光、蒋百里等人，都是在他的帮助下走上军事道路的。清廷新建禁卫军，良弼担任了第一协统领兼镶白旗都统。在多事之秋，良弼的思维敏捷、沉着干练使他更加受宠，成为清廷风雨飘摇之际依靠的中坚力量。

1912年1月12日，清皇室贵族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铁良等召开秘密会议。19日，这些人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宣言。“宗社党”横空出世，成员胸前刺有二龙图案，通常还刺有满文姓名。“宗社党”成员在京、津等地积极活动，计划夺回袁世凯的内阁总理职权，以毓朗、载泽出面组阁，最终让铁良出任清军总司令，带兵与南方革命军决一死战。“宗社党”强烈要求隆裕太后不要放弃君主权力，这方面良弼也很赞同。作为满族贵族中的新锐势力，良弼不但是共和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也是袁世凯仕途上的致命挑战。

这不是袁世凯第一次感受到良弼、铁良等人的威胁了。当年，彰德秋操显示了新军的巨大力量，同时加剧了清朝贵族对袁世凯的担心。由于袁世凯在训练军队时注重培养官兵的愚忠，几乎让除他之外的任何人都难以插手。袁对北洋军的驾驭自如，以及这支军队表现出的作战能力，使贵族们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参与秋操的满族大臣铁良，更是对袁世凯在军中的巨大影响力有着切身体会。

彰德秋操结束后，晚清的官职改革进入白热化阶段。以铁良为首的清贵族对袁世凯坚决打压。1906年11月6日，清政府正式公布的拟定新官制方案中，全盘否定了袁世凯等人提出的废除军机处、设立总理大臣的方案。清廷废兵部改设陆军部，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袁世凯等于被剥夺了军权，被迫辞去参与政务大臣、会办练兵事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等八项兼差。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也交给了陆军部直接管辖。1909年初，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连消带打”，罢去一切职务，回到安阳“养病”。

袁世凯再来一次“养病”倒无所谓，但在1912年，如果被革命党盯上，炸弹就随时会降落到头顶。

彭家珍炸死良弼，后世众多史学家对于他如何接近良弼的细节有争论：其一，彭家珍是否假装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持崇恭的名片求见？彭家珍担任奉天讲武堂教练时，崇恭是讲武堂监督，彭家珍自然知道崇恭和良弼交好。但逻辑上，既然良弼认识崇恭，就不应该冒充其本人，最多是冒充崇恭派去的人，才有可能接近良弼。有史学家阐述道，为获得和良弼的见面机会，彭家珍专门让学生刘升赶赴奉天，在那里以崇恭的名义致电良弼，伪称东三省旗人将推崇恭为首，即日派人赴京与良弼商议组织敢死队事宜，以挽救朝廷。

另一种说法是，彭家珍所得之崇恭名片，是黄复生、汪精卫和袁世凯商量之后，由后者找来专助其成事的。1月26日，良弼议事完毕回家，在光明殿胡同家门口（今北京西四北大红罗厂街）遭彭家珍投弹，炸伤左腿，身受重伤，彭当场牺牲。三天后，袁世凯派民政部尚书赵秉钧买通一中医，开一药酒。良弼服食后，晚上就死了。1912年2月1日，清廷按照副都统阵亡的待遇，从优赐恤了良弼一家，还有清遗老官绅为其立祠。这些细节都是常顺的《赉臣被炸追记》提到的。该文稿还提到，民国改元后，彭家珍之父得袁世凯赏赐菜厂胡同住宅一所，并每月从袁氏领取抚慰金一千元。但此细节未得其他确凿史料旁证。

1912年2月22日，距彭家珍牺牲不到一个月，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祭蜀中死义诸烈士文》中将彭家珍与“革命军马前卒”邹容相提并论：“惟蜀有材，奇瑰磊落，自邹迄彭，一仆百作。”

3月下旬，孙中山又在《祭革命死义诸烈士文》中强调指出：“南部陆离，旬月之间，而我老彭，收功弹丸。”

民国临时政府陆军部《通电纪念殉难烈士文》对彭家珍的评价极高：“民国统一，共和告成，中外人心，同深欢忭。此实为吾全国殉难诸先烈及战亡诸将士铁血之功……彭家珍收功于丸弹，皆不惜牺牲身命，抛弃骨肉……亟应立祠崇祀，荐以血食而恤幽魂。”后来，四川老同盟会会员黄复生发动了联名提议，提出应将彭家珍等民国初年的革命烈士“照陆军大将军阵亡例赐恤”。孙中山对这样的要求慨然应允，立即向陆军部下达“追恤令”：“彭家珍则歼除大憝，以收统一速效，功绩卓著，着即照准。”于是，彭家珍等人按照陆军大将军阵亡的规格赐恤，并建立忠烈祠，以慰忠魂。

北京档案馆记载：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追抚彭家珍及“丁字街炸弹案”中被捕牺牲的杨禹昌、黄芝萌、张先培等四位烈士，在万牲园（即今天的北京动物园）西郊农事试验场营建墓地，并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整个墓地底呈正八角形，用艾叶青石建成。正中立起一块高达八米的纪念碑，碑上刻“彭、杨、黄、张四烈士墓”。设计师将底座的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均打造为七级台阶，通向纪念碑高处，而四烈士的骸骨安葬于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四面的石冢下，每座墓前均有碑文，记录其事迹。

“文革”期间，这块“四烈士碑”被夷为平地，**然无存。1990年8月，应四烈士后代的要求，政府在原址处建四烈士墓凭吊碑。

至于和彭家珍一同被追认为“大将军”的“炸弹大王”喻培伦，也是彭的四川老乡，内江人。2007年10月，一名记者来到内江市人民公园。绿树掩映下，汉白玉雕刻而成的喻培伦大将军纪念碑格外醒目。纪念碑后矗立着一座古朴小楼，这就是原先的喻培伦大将军纪念馆。在纪念馆的一侧小门处，赫然挂有“内江市电子琴手风琴培训学校”的牌子。纪念馆大厅正中，大将军半身塑像周围，围立着电子琴学校的广告牌、获奖奖牌，而在大厅两侧陈列厅正中，则安放着成行成列的单人桌椅，整个陈列厅布局已与普通教室没有任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