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符合中国式逻辑的。当时，就连程学启也意识到，郜永宽等人的投降有点儿不彻底，建议诱杀八降将，并遣散余众。对李鸿章来说，这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他在给母亲的书信中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

1864年，农历七月初四，洋枪队队长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准备离开中国。李鸿章奏请朝廷，拨银一千两作为路费。对于李鸿章这位位高权重的中国大臣，英国人戈登赠言二十条。

这些赠言收录在《李鸿章全集》之《译署函稿》中：一、凡中国与外国议约，须在中国商议，因中国官员若往外国，则易于受蒙，必致失其本心，终于获罪……三、中国现有深通外国语言文字之人，中国大员并不重用，所用者，多非通才。须知中国通晓外国语言文字之人，必有所能替中国办事，较用洋人之通华语者，受益多矣……五、中国必为自强之计，否则洋人不能相助整顿一切，务须逐渐兴办，此条必当切记……六、中国一日以北京为建都之地，则一日不可与外国开衅。因都城距海口太近，洋兵易于**，无能阻挡，此为孤注险着……九、中国须遍地设立电报，并修理运河。此二事较整顿水师尤为紧要。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首。中国欲与外国争胜，当使华商自往外国，径向制造厂家购买各货，则洋商不能于中取利……十三、中外交涉未结之案甚多。中国宜派专员查究，并从公道了结。因各案不结，外国不无介意，实于中外交情有碍……十八、中国宜在香港、澳门两处各设领事一员……二十、中国急宜设立税务学堂，令华人学习关税事宜，以备接替洋人……

几个月前，三十岁出头的戈登，带着两把洋枪、一艘小艇，四处寻找李鸿章，声称要和他决斗，弄得这位江苏巡抚手忙脚乱，四处躲避。而在临别关头，戈登意识到李鸿章不可能和自己决斗，而且，这个国家的未来还可能掌握在对方的手中。因此他能做的，就是留下这二十条箴言，希望对方能够接受一二。

戈登和李鸿章关系破裂的直接原因，是苏州杀降事件。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州、常熟的战役。与太平军反复激战后，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初步扫清苏州外围。为了扩大战果，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逼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的驰援之路。

针对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也有外援助阵。当时，原洋枪队头目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在慈溪的军事行动中阵亡，他的后继者白齐文（H.A.Burgevine）不被清廷欢迎。当时的江苏巡抚李鸿章要求斯特维利（William Staveley）另指派英国军官来指挥洋枪队，斯特维利选择了少校戈登。1863年1月，英国枢密院训令授权英国军官在清政府军队服役。3月，戈登奉英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与斯特维利之命，接替白齐文任“常胜军”统领。戈登在松江接任后，重整军队支援常熟，战事的成功使其很快得到士兵们的尊敬。

解常熟之围后，戈登被清政府授为总兵。6月，清军陷太仓、昆山、新阳。7月，占吴江、震泽。在这些战役中，洋枪队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在夜袭苏州娄门外太平军石垒阵地中，洋枪队遭到惨重失败。无论如何，戈登始终认为，战争有一定规则，双方各为其主，并不妨碍他欣赏对手的军事能力。

戈登夜袭苏州娄门外太平军石垒阵地，对手正是苏州主将慕王谭绍光。当时，谭在前方的栅堡上赤足站立，奋勇作战，宛如普通士兵一般。他的凶悍使敌人也不得不佩服，承认他“为人勇敢而聪敏，在困难之中从未示弱”。

对于这个对手，戈登也深感头痛。和谭绍光交手，戈登损失的部下军官有：琼司（Jones）、毛勒（Maule）、维利（Wiley）、金（King）、利司第（Christie）、亚卡（Ager）、卡尔（Carral）、威廉（Williams）、格兰司福特（Glanceford）等人。这天的战斗结束后，戈登对部下发出一道布告说：“本指挥官对于昨日战役中奋勇作战之诸将士等表示无限欣慰与祝贺，敌人等之顽抗与其阵地之坚强难攻，遂使本队军官与士兵等不幸遭受重大伤亡。本指挥官对于军士等之伤亡，殊深扼腕，并自信此类惨事决不使其再见。”

谭绍光的反攻如此凶悍，是因为他也是一个有志于师法西方的将领。在苏州，他一度也有自己的“洋枪队”，“募洋人数十，教练洋枪炸炮，以为备御之计”，堪称洋枪爱好者。之前，他带兵攻克湖州，拿下赵景贤。遗憾的是，“忠王素重景贤……乃诫绍光以勿杀”，于是他只好把赵景贤软禁起来。后来太仓被清军攻陷，有人说赵景贤串通清吏为内应，谭绍光召他来问责，赵谩骂不已，谭绍光大怒，亲手提洋枪击毙了他。

在乱世中，每个人的选择都无可厚非。进军苏州的清军中路由程学启负责，他本人就是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年少时在农村不喜劳动，后加入太平军守卫安庆城外。曾国荃攻打安庆时，知道他是安徽桐城人，就让他族中的一位老妇前去劝降，结果程学启当即率三百人来降。他对朝廷的忠心，随即表现得令曾国荃感动。当时，湘军挖了一条长壕围困安庆，曾国荃让他在最外缘的前线攻击，没有命令不得回到壕内。为了防止这些人再度“反叛”，清军还用火炮直接瞄着程学启的部队，每天从壕内给他们送粮食，送完了随即撤去行人的木梁。就是在这样的歧视下，程学启苦战数月，帮助清军攻陷了安庆，也获得了曾国荃的信任。

苏州被围，城内的太平军迅速产生了分化。

郜永宽（又名云官）、汪安钧、周文嘉（一作文佳）、伍贵文、张大洲、汪花班（又名怀武）、汪有为、范起发（一作启发）等人都是两湖人，因战功被太平军封赏。郜永宽受封纳王，汪安钧受封康王，周文嘉受封宁王，伍贵文受封比王，张大洲、汪花班、汪有为、范起发都受封天将。这年夏天，江苏、浙江太平军占领的城市接连失陷，郜永宽等聚守苏州。苏州主将慕王谭绍光坚决抵抗清军，但郜永宽八人早存降敌之心，他们的部队占苏州全部守军的四分之三，各人都有独立的指挥权，不受谭绍光指挥。苏州有六个城门，他们驻守阊、胥、盘、齐四门。

程学启部将郑国魁与郜永宽素来交好，知他有二心，于是双方约定见面。1863年12月2日夜，程学启将自己的船开到苏州城北阳澄湖，迎接郜永宽前来密谈。

戈登事后谈到事情经过，说这次密谈分两次进行。12月1日夜，他与程学启、郑国魁先和三个天将见面，表达了彼此的诚意。第二天晚上，郜永宽才来。他在谈判的间歇对戈登表示：“我希望你帮助我。”戈登回话说：“只要告诉我怎么帮助，我是极乐于效力的。”

郜永宽担心投降之后遭到杀戮，而戈登表示：“自从太平天国起事以来，清朝态度已大加改变，他们害怕外国，绝不敢不听我们的话而残酷地对待太平军。”听到戈登的个人担保，郜永宽决定投降。

郜永宽回到苏州，立刻和汪安钧等七人密商如何行事。12月4日上午，郜永宽等八人在慕王殿会议席上刺杀谭绍光，夜开齐门向清军迎降。苏州陷落。

但故事的发展是郜永宽和戈登都没有想到的。苏州陷落的第三天，也就是12月6日正午，郜永宽等八人骑马出城去清军营谒见李鸿章。李鸿章叫左右部下拿八顶红顶花翎进来给他们，说：“现在做我大清官了，好共立功。”八人叩谢后把红顶花翎戴上。李鸿章又叫人从速摆酒，在帐内宴请八人。待众人坐定，李鸿章假托自己去巡军，下令关闭营门。一声炮响后，伏兵冲出，将八人悉数杀死。

苏州杀降事件，过程相当复杂。对于李鸿章来说，投降者不是不能用，但是要有足够的表忠心举动。以程学启当年投降时遭到曾国荃歧视为例，他奋勇死战终获信任。等到曾国藩命他的门生李鸿章招募淮军，奔赴上海之前，还特派程学启开字两营为淮军开道。当时，曾国藩亲自送程学启上船，拍着他的肩膀说：“江南人满嘴都在赞美张国梁，其实，你去那里，也是一个国之栋梁啊。我在等待你克复苏州的捷报呢，努力吧。”这年9月，程学启得到清廷的奖赏，以总兵加提督衔，授江西南赣镇总兵。

而这一次呢？淮军入苏州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一句话，郜永宽等人想持兵马筹码，待价而沽，没有把自己彻底地“交出去”。当李鸿章命他们前来大营“领赏”之时，这些人已经无法避免被杀的命运。

戈登被这个结果深深激怒了，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这些人几天前还将自己视为保护神，如今已经成为刀下鬼。按照现代战争的规则，这也是一个英格兰人绝对不敢相信的结局。李鸿章对愤怒的戈登避而不见。戈登只得愤然留下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将所攻占的城池再交还太平军。

他随即率常胜军返回昆山，同时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Brown）也从上海赶到昆山，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及中国政府的调遣，借此从中方夺回“常胜军”的控制权。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并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不会再帮助清政府，并可能撤回帮清军打仗的洋兵洋将。

李鸿章做梦也没有想到，杀降事件会有如此深远的影响。他一方面向清廷解释，一方面通过外交挽回局势。

对清廷方面极好解释，因为这是符合中国式逻辑的。当时，就连程学启也意识到，郜永宽等人的投降有点儿不彻底，建议诱杀八降将，并遣散余众。对李鸿章来说，这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他在给母亲的书信中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接报后，也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1863年12月13日，也就是郜永宽等被杀一周之后，李鸿章随即给朝廷上书《骈诛八降酋片》，解释杀降经过以及和戈登的矛盾始终：

苏州逆首伪纳王郜云官、伪比王伍贵文、伪康王汪安钧、伪宁王周文佳、伪天将范启发、张大洲、汪怀武、汪有为等，因官军围攻紧急，乞降内应。该酋等愿望太奢，恐有后患，分别驱散解除，各缘由业经臣于二十六日奏报大略在案。

官军入城查探，降众实有二十余万，其精壮者不下十万。郜云官等歃血立盟，誓同生死。献城后，遂占住阊、胥、盘、齐四门，于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隐然树敌。又添招苏城附近贼党陆续进城。坚求准立二十营，并乞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其挟众要求之状，种种堪虞。臣思受降如受敌，必审其强弱轻重，能否驾驭在我。若养虎遗患，苗沛霖、宋景诗皆其前鉴。即幸而如李世忠，至今滁州等城仍未退出，苏省财赋名区，岂容该酋等拥众盘踞，致贻无穷之忧。况郜云官等积岁巨酋，在贼中封至伪王、伪天将，其罪恶已不可赦。今围困始降，毫无悔罪之意，仍多非分之求，将来断不能遂其所欲，极断不能无反侧之心。传令该酋等八人来营谒见，讵郜云官并未剃发。维时忠逆李秀成尚在望亭，距苏甚近。郜云官等皆系忠逆党羽，诚恐复生他变，不如当机立断，登时将该伪王、天将等骈诛，派程学启督队入城搜捕逆党。于是降众二十万咸缴军器，乞就遣散。臣复派妥弁挑留精锐二千人，分置各营，其余陆续资遣安置。臣即于二十九日入城驻守，督率官绅分头抚恤，人心大定。

不谓戈登因臣先调常胜军回驻昆山，未与入城之功，忽生异议。先曾谓纳逆不应杀慕逆，兹又谓不应杀纳逆，声称即带常胜军与官军开仗。经道员潘曾玮、总兵李恒嵩劝止，乃又招去纳逆义子郜胜镳暨久从苏贼之广东人千余名，意殊叵测。又怂恿英国提督伯郎、翻译官梅辉立来苏辩诘。臣告以自督军来沪，先收南汇降酋吴建瀛，准带千人。次收常熟降酋骆国忠，准带二千人。均肯退出城池，谨受约束，故以战功保至副将，信用不疑。

臣非好杀者。兹郜云官等所求太奢，欲距省城，关系太大，未便姑容，养痈成患。且诛八酋而后能解散二十万众，办法似无不是。戈登先期调回昆山，事在仓猝，未及商量。盖一商询，则彼必极力沮格，此事遂无了局矣。该提督则以英国不喜杀人，是使戈登无词以对外国，强派臣办理错误。臣姑勿深辩，惟其悻悻见于词色。据称申请公使与总理衙门议定，再将常胜军作何区处，其意殆挟该军与我为难耳。臣维戈登助剿苏城，近来颇为出力，是以督同程学启曲意笼络，俾为我用。叠经据实奏报，仰恳恩奖。不料成功之后，既索重赏，仍生衅端。值此时事多艰、中外和好，臣断不敢稍涉鲁莽，致坏大局。惟洋人性情反复，罔知事体，如臣构昧，恐难驾驭合宜。设英公使与总理衙门过于争执，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臣不胜感激，惊惶之至。

理合附片缕晰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李鸿章的这个奏折，万般老练。先是讲述了攻下苏州的不易，然后为朝廷考虑，降将们的步步紧逼，使他不得已杀掉对方。此后，又暗示戈登因为没能先入城得军功，一再闹事。最后表明如果为了让英国人息事宁人，不如“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这几乎使他立于不败之地。哪里是要处分，简直连奖赏都求到了。

郜永宽等被杀，程学启是个关键人物。据徐珂《清稗类钞》第二册“武略类”之“程忠烈（程学启）用兵能相地势得士心”一条记载：“（郜等）约降。往来其间者，提督郑国魁也。寇必欲邀忠烈面议，忠烈慨然往。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计始定。”

这约定的“三事”是何事？“然苏城降寇所约三事，曰留半城屯其余众、曰编定百营照给饷、曰受翎不剃发，此何可从？盖寇自有取死之道也。”

郜永宽与程学启谈判时，双方商定投降的条件，包括李鸿章后来的奏章中所说的罪状，“占住阊、胥、盘、齐四门（即‘留半城屯其余众’）”；“添招苏城附近贼党陆续进城，坚求准立二十营（即‘编定百营照给饷’）”；“并未剃发（即‘受翎不剃发’）”的内容。至于“乞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则可能是李鸿章对郜等人的抹黑。反正人都死了，谁又知道他们当初要了什么。

事实是，程学启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些条件不可能得到履行，“亦允之”，就是为了早日拿下苏州以立大功。当苏州拿下后，无法履行这些条件，干脆杀人。换言之，杀降事件主要责任很可能在程学启，他自己作为一个投降的过来人，肯定知道李鸿章的底线是“无条件”，而其个人却和对方大谈条件。至于李鸿章，据说因杀降而“踌躇三昼夜，不能决”，因程学启“以去要之，始定”。有实情，也有笑话。郜永宽从投降到被杀，才过两夜，而李鸿章踌躇了“三昼夜”，难道在此事之前便议定了杀人？

英国驻上海代理领事向布鲁斯报告苏州杀降事件，报告附件便是戈登发表的苏州杀降的经过。这些资料目前为英国档案馆收藏。当时，李鸿章的言辞举动令英方很是震惊。1862年4月初，李鸿章到上海参与“协防”，而后任江苏巡抚。正是在上海，他开始与洋人打交道，渐渐以当时少有的“知洋务者”形象而闻名中外。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格局中，能与洋人打交道、受到洋人重视的人，自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为了处理好和戈登的关系，李鸿章还向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英国人，清廷雇用的海关总税务司）和马格里（Macartney Halliday，之前任洋枪队队长白齐文秘书）求援，请他们代为调解。

就在苏州杀降事件期间，英国人赫德负责的总税务司署迁至北京。赫德成了清政府国际事务方面的得力顾问。他曾说：“我自从1861年首次到北京以来，就敦促总理衙门向着西方所理解的‘进步’一词的方向前进。”赫德的影响不仅在于推动清政府各种制度的现代化，还在于由此引起思想观念、社会风尚的改变。

经赫德举荐，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出任同文馆总教习。在其治下，同文馆的译书活动成为朝廷的“规定动作”，所译书籍自行印刷，免费发送各级官员。这些书籍包括自然科学、各国法律、政治经济、世界历史等。之后，西方书籍对中国人思想观念的改变显而易见。

马格里是出生于苏格兰的英国人，后加入中国籍。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清臣，以示对清廷之忠贞。1858年，马格里随英国侵略军来华，任第九十九联队军医。在英军服役期间，他与同龄的戈登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友谊。他曾任“常胜军”头领白齐文的秘书，1863年加入淮军，任张遇春统领的春字营炮队教习，并率队随李鸿章在上海、昆山、苏州等地同太平军作战，深得李鸿章信任。

苏州杀降事件后，马格里一度与李鸿章势同水火，因为当时他已经娶了郜永宽的侄女为妻。当时，戈登死死纠缠李鸿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为马格里打抱不平。后来，李鸿章找潘曾玮请马格里出面调解，劝说戈登，杀降事件才得以了结。

戈登最终在杀降事件上对李鸿章束手无策和他的处理方式有关。他声称要率“常胜军”与官军开仗，又招去郜永宽义子郜胜镳以及广东人千余名，“意殊叵测”。这让清廷绝对站在了李鸿章的立场上，不仅下旨明确支持李所作所为，且指责戈登“意殊叵测”，“惟有据正理驳斥，以折其心”。同时，“常胜军”仅有三千多人，而淮军已超过五万人，也装备了洋枪等新式武器。所以，戈登最后仅要求李鸿章公告，叙述杀降事件和自己无关。对这个简单的要求，李鸿章当然是慨然应允。

此事的直接后果，还造成了“常胜军”被撤销番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戈登的“赠言二十条”为清廷乃至后来的中国提出了最为真切的建议。虽经过英国人对杀降事件的渲染，但李鸿章仍然没有丝毫“悔改”。曾国藩对“天津教案”颇感棘手时，李鸿章几次建议自己的老师“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这种油滑的手段，并不能在事实上改变国家弱小的处境，只能是苟延残喘。

杀降

苏州杀降事件，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李鸿章给自己的母亲写信，解释“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

李家至李鸿章高祖有田二顷，才进入小康家庭。父亲李文安经多年苦读，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与曾国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使李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李鸿章母亲亲手抚育了六子，六子非富即贵，这位母亲一直被视为李氏兄弟成长的重要人物。

1946年2月23日清晨，马尼拉以南三十公里的洛斯巴尼奥斯监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东南亚战区司令山下奉文被执行死刑。他没有被允许身穿军服，只能身穿囚服受刑。处刑台由日本战俘制造。在押送至刑场途中，曾经是同袍的僧人森田觉中尉问他有何遗言，他回答：“一个人的本性在上学校以前，是由他的母亲培养出来的。我的遗言是，提高妇女的教养，培养好的母亲！请告诉祖国，我对祖国只有这个愿望。”

而这位对母亲有一片赤诚之心的日军高级军官，曾经也造就了战争史上著名的杀降事件。

占领新加坡后，山下奉文为了有效地控制当地局势，命令专门人员制订了《肃清华侨计划》，对当地华人进行残酷的大屠杀，超过十万华裔在这次屠杀中惨遭重机枪扫射丧命。到后来，日军为了节约子弹，干脆把人绑成一串装上船，到离海岸十公里左右处推到海里。这便是著名的新加坡大屠杀。在屠杀的同时，日军还聚敛财产，犯下滔天罪行。

山下奉文的战友本间雅晴被称为诗人将军，也是最了解英国人的日本军人。他下令美菲所有被俘人员做长距离徒步行军，从巴丹半岛的马利维尔斯奔向位于圣费南多的俘虏营，行程长达一千多公里。正值炎夏，疫病流行，日军对缺衣少食的战俘恣意虐杀，等到达目的地时，死伤人数竟达二万五千余人。几个月后，有三名美国士兵从日军战俘营中侥幸逃出，越海到达澳洲布利斯坦，才让这次“死亡行军”大白于天下。

无论如何，杀害平民和俘虏是战争中最为丑陋的行为。即便是执行无限制潜艇战的德国海军，也尽量会在袭击成功后，给落水者以必要的援助。希特勒在听说德国船员给被运走的挪威教师发放救生衣时，忍不住叹息这是“德国优秀品质”。他嘲讽说，这些教师应该“高兴被可爱的英国人用鱼雷击沉，葬身海底”。因为这种处理，邓尼茨曾专门致电潜艇或伪装成商船的德国战舰，不得因为救援对方而使本方有遭空袭之虞。

从日军1942年进入新加坡开始，欧洲人的高大形象就被粗暴地踢开了。阿瑟·派尔塞沃向脖颈粗壮的山下奉文投降，这一情景被制成了蜡像，永久性地保存在新加坡的三头沙岛，成了一个特别能吸引日本游客的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