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安森，在中国上岸

1743年，“百夫长”号接近广州。当时，安森手下的船员三分之二因败血症死亡，船队残破不堪。他要求进入广州进行修理和补给，但遭到了地方官员的拒绝。这时，安森决定“揭穿地方官员的虚张声势”，他重申了自己的要求，并威胁要击毁驻扎在该港的中国舰队。

故事要从1743年的一次中英交涉开始。这次事件足以让西方世界在此后的两百多年里，一直把中国人视为和他们不一样的人种。这，直接导致了清末的外交弱势和战争危局。

1736年，大清帝国已从雍正手中传至乾隆。在此后的几年内，依然以中华帝国身份睥睨整个世界的大清朝，实际上苦心经营的不过是“china”印象而已。谈到被外人冠名为国名的瓷器，明、清官窑瓷在康乾时期（1662—1796）进入最为鼎盛的时代。清代御窑规模较明代更大，档案明确记载有官员参与督窑。特别是督窑官唐英，以“陶人”自勉，从雍正六年起参与烧制官瓷，乾隆二十一年去世时，已是最高一级的督窑官。这位“陶人”呕心沥血，兢兢业业。这一时期的窑瓷无论大件小器皆制作精湛，颜色釉瓷匀净怡人，不愧为盛世之作。此后中国瓷器大批量行销海外，这一时期的烧瓷水平为之奠定了基础。

1743年，当乔治·安森驾驶他的“百夫长”号首次出现并驶入广州虎门附近的海域时，他的船员疲惫不堪，船队几近不堪一击。

1740年，他主张进行英国舰队的第二次环球航行。行前，英皇乔治二世明确指示，如果有机会，可以取道中国归来，为开拓东方市场作好准备。那时候，航海堪称世界上最危险的活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没用测量地球经度的仪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著名的“经度之战”在科学界展开。不过，安森的船队在当时还无福消受任何高科技。

这次航行没有带刚刚研制成功的新经度仪器H1，而是依然靠海员的经验。安森舰队驶过南美洲最南端合恩角时，与风暴不期而遇。连续五十八天，狂风暴雨如影随形，把他们彻底吹离了航道，舰队的其他五艘战舰和“百夫长”号失散了。天气转好之后，安森完全判断不出自己的位置。此时给养消耗殆尽，连洋葱等舰载蔬菜都没有了，不少船员得了坏血病，完全失去了行动能力，如果不立刻上岸补充淡水和食品，只有死路一条。

经度之战

在一个平面内，确定位置需要两个坐标。对于航海者来说，这就是纬度和经度。

古代航海只能沿着海岸线航行，否则不能判断位置，等待船员的就是迷失、死亡。当初郑和下西洋就只能沿大陆边缘移动，所以他最远只到达了非洲，不可能发现隔海相望的美洲大陆。

纬度非常容易测量。这是由自然法则确定的——赤道就是零度，两极则是九十度，没有常平架等仪器时，有经验的船员依靠太阳、星辰的位置，可以基本确定纬度。但经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地球一直在转，使得经度的确定难以进行。于是，科学界首先要人为规定零度经线，然后才能谈及经度测量。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emy）是最早利用经纬度绘制地图的人。托勒密的方法沿用了一千多年，但画出来的地图都不够准确，夸大了陆地面积，低估了海洋的广阔，这使得远程航海更像是碰运气。

为此，科学家们展开了“经度之战”。主要的流派有二：钟表法和月距法。

前者依据的逻辑很简单：地球每二十四小时自转一周，这一周也就是三百六十度。于是，每个小时就相当于经度的十五度。只要知道两地的时间差异，就可以知道两者之间的经度差了。举例来说，如果知道某地的上午十点正好是加尔各答的上午八点，那么就说明此地在加尔各答东边三十度的地方。于是，经度的求解就转换成另外一个问题：如何测定两地的时间差。

1530年，荷兰数学家伽玛·弗里西斯（Gemma Frisius）首次提出用钟表来测定时间差。按照他的设想，先制作一台钟表，始终保持某地（比如阿姆斯特丹）的时间，然后带着它旅行到新的地点，利用太阳高度测定“当地时间”，再和“阿姆斯特丹钟表”作对比，就能知道此地和阿姆斯特丹的经度差。这个设想严丝合缝，但在那个时代无法测定经度，因为当时的钟表精确度太差了。

1514年，德国天文学家约翰·沃纳（Johann Werner）提出利用月球的移动来测量经度。在他之前，众所周知，月亮在天空的相对位置一直都在改变。沃纳精确测量，月球每小时移动一个本身直径的距离。他因此假定，假如地球上观察到的月球移动都是一样的，只要在两地分别观测月球，准确记下它在某个位置上的时间，就能算出两地之间的经度差。但月距法也有令人头痛的问题：当时的星空图标既不完备也不准确。此外，在各地观察到的月球移动并不规律。

1714年，远程航海使得经度问题显得越发重要，英国国会因此成立了一个“经度委员会”（Longitude Board）。同年7月8日，英政府正式颁布《经度法案》。该法案规定，若有人能在地球赤道上将经度测量确定到半度范围内，奖励两万英镑；将经度确定到三分之二度范围内，奖励一万五千英镑；将经度确定到一度范围内，奖励一万英镑。

1735年，著名钟表匠哈里森兄弟生产出一台被称为H1的航海钟，全部零件总共重达四十二公斤。第二年，英国海军大臣亲自写了一封介绍信，把哈里森送上了“百夫长”号军舰。船长普罗克特将H1安装到自己的休息室，为了尽量减小震动，他用铁钩把H1吊在天花板上。这次航行回程时，“百夫长”号遭遇风暴，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才返回不列颠。就在船临近终点时，船长按照航行经验，判断前面是达特茅斯附近的斯塔特。而哈里森根据H1给出了一个经度数据，和纬度一起确认后，认为即将抵达彭赞斯半岛上的利泽德。最后证明H1更接近利泽德，其实当时还距离这地方差不多一百公里。

1741年，哈里森曾经乘坐过的军舰“百夫长”号再度航海远洋，新船长乔治·安森没有带H1，依然靠水手经验来判断经度。这也成为安森“错误地”到达广州的原因之一。

1884年，全世界的天文学家在华盛顿召开了“国际子午线大会”，正式宣布格林尼治子午线为全球的本初子午线，即经度零度线。

需要介绍的是，月距法未被钟表法彻底击败。在远航的船上，海员们坚持使用这个方法对航海钟进行校正。这两种方法互相补充，更好地保障了远洋船的安全。

1995年，卫星定位法进入商业化时代，远在太空中的二十四颗定位卫星，信号覆盖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航海钟和《航海年鉴》在航海时代从此谢幕。

根据航海日志，缺少给养的安森打算前往南纬三十五度、南美洲太平洋一侧的费尔南德斯岛。可在完全不知道经度的情况下，舰队只能先向北驶到南纬三十五度，然后沿着纬度线横向航行。具体向东走还是向西走呢？安森凭经验决定向西，可航行了四天都没有见到大陆，一帮人心里发毛。这时，船上每天都要死掉六至十人，如果再不登陆获得给养，连操作航船的人手都不够了。测不出经度使“百夫长”号白白耽误了两个星期，赔进去八十多条人命。

此时西风正烈，安森决定调头往东走。借着风势强劲，两天之后陆地就出现了。但这是地理上的拯救，他们出现的地方属于西班牙人占领下的智利，海岸线全都是悬崖峭壁，对方严阵以待，不许英国人上岸。没办法，安森只好掉转船头。他事后回忆，如果不掉转方向，“百夫长”号距离费尔南德斯岛只有几个小时的航程了，只要再坚持一下，就能发现这个岛并成功登陆。

事已至此，这些人只好沿海岸继续北上。终于，西班牙人没能防守好秘鲁西北部的港口城市派塔，英国人成功洗劫了对方的居留地。在那个时代，船队的航海内容几乎和海盗无异，安森的舰队无恶不作——袭击商船劫掠港口，在定居点绑架贵族，勒赎妇女儿童，然后将目之所及的建筑物付之一炬。

1743年，“百夫长”号接近广州。当时，安森手下的船员三分之二因败血症死亡，船队残破不堪。他要求进入广州进行修理和补给，但遭到了地方官员的拒绝。这时，安森决定“揭穿地方官员的虚张声势”，他重申了自己的要求，并威胁要击毁驻扎在该港的中国舰队。前不久，这些人在派塔就是这样发出了同样的威胁，并在对方拒绝后立即开战，将其夷为平地。

那次战斗英国人虽然赢了，但他们对西班牙人的尊敬毋庸置疑。因为对方勇于作战，只是输掉了战争而已。

但是，广州的官员屈服了。一开始，他们拒绝英国人上岸，此时却不得不接受对方的要求。这场单靠恐吓就决定了胜负的比赛，最终使清朝在外国人心目中丧失了地位。地方官员的行动暂时拯救了这座城市，但这种屈从玷污了中国人的声誉。他们并不知道，这使得中国陷入了一种屈服于威吓的模式。16世纪的西班牙人对墨西哥的征服大体如此。安森急于效仿这种模式，在面对西班牙人和中国人时分别作了尝试，结局迥异。

西班牙征服者赫南·科尔特斯（Herando Gortes）遭遇玛雅国王门特祖玛（Montezuma），提供了欧洲与一个有组织的当地国家交锋的首个重要模式，一个很快具有神话般潜能和影响范围的方法。这种神话般的套路，直到19世纪仍在《墨西哥征服史》中出现。殖民者认为，欧洲人之所以能够战胜敌人，不仅表现在物质装备上，更体现为心灵和道德上的威力。

1838年，《安森传记》的作者约翰·巴罗（John Barrow）写道：“由于英国战船的新奇，由于其船长的坚定，由于明智地展示了自己的力量，偶然夹杂着一些可能更有必要使用的威胁，此外还由于早就洞察了这个民族的真正特性，安森成功了。”在继续描述先驱安森的成功中，巴罗揭露了“中国人的虚伪、愚蠢和无赖行径，不仅遍及政府部门，而且相当自然地影响了这个民族”。一言以蔽之，掩盖在文明和礼仪背后的是胆小和虚伪。

在没有精确经度测量仪的情况下进行环球航行，体现了英国人的勇敢。而在那个时期，清政府还在为自己船队糟糕的能力进行抚恤，并且从不支持远航，这几乎等同于一种“溺爱”。

乾隆八年六月十三日，福建海防的哨船（巡逻警戒的船只）遭遇风暴沉没，闽浙总督那苏图、福建巡抚周学健向皇帝上书汇报此事。次年六月二十二日，福建地方政府发布了按照朝廷回复而制定的抚恤计划：“臣查海汛战舡因公遭风击碎，历蒙恩旨准销动支钱粮造补。又定例内沿海弁兵因公差委，遭风溺水，幸获生全者，官照军功加一级，兵照军功头等伤例赐给；其飘没身故兵丁，照阵亡例给予祭葬银两。又定例兵丁阵亡给银五十两，如无妻子亲属，给奠银二两，遣官致祭。军功头等伤给银三十两。各等因遵行在案。”诸如在海难等自然灾难中丧生或受伤者，清政府仍参照军功给予抚恤与奖励。

直到现在，人类仍然无法完全抵抗海上的极端天气，但明清两代长期不许舢板下海的举措，几乎让中国人丧失了挑战外部世界的能力和勇气。

安森事件，并不是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面前露怯。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七月初八至二十四日，中俄使团在尼布楚正式举行边界谈判。虽然条约是清朝在自愿情况下签订的，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平等条约”，但对后世的影响深远，中国永远丧失了对西伯利亚地区的控制权，等于是输家。

和英国人不一样的是，俄国人不喜欢写书，而且和以英国为主体的西方世界深有隔阂，没有将这一信息传达给外部世界。

1748年，安森（那时他已经是海军上将，爵士）在《环球旅行记》中描述了亲身经历：从中国商人手里购买的舰队供给品，大多数是假货；猪羊的肚子里灌满了水，而且缺斤少两；中国人抢着吃外国船上扔下来的臭肉、腐烂的猫与狗的尸体……

《鲁宾孙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写下了他单人驾船经过中国广州时对这个国家的印象，这是任何一个步安森后尘的精明观察者都会获得的感受：

他们的港口只有一些舢板和树皮，和我们的航行，商船队和强大的海军相比，算得了什么。……只要一艘装备着八十支枪的英国、荷兰或法国军舰，就可以打败和摧毁中国所有的舰船。

有人认为，在著名的马嘎尔尼使团之前，欧洲人一直对中国充满好感，是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无情地打破了欧洲人的幻想。实际上，在此之前，这些人早就理解了中国。和清政府要求他们下跪相比，这些英国人想起了故去的伊丽莎白一世。对出入伊丽莎白一世宫廷的外国使节来说，女王的一项特别爱好太可怕了：站着讲话。伊丽莎白一世虽然长期患病，但特别喜欢站立着参加国事。不止一个倒霉的外国使节在她面前站了几个小时后踉跄离去，而女王依然从容地站立着，司仪官员则继续传诏：“下一位！”

作为使团成员的约翰·巴罗在多次目睹中国官员随意鞭打民众和下级之后，在《我看乾隆盛世》中写道：“中国人的天性在法律和规矩的影响下所受的扭曲几乎是彻头彻尾的……虽然他们生性和平、顺从和胆小，但社会状况以及法律的滥用让他们变得冷漠、麻木甚至残酷。”

五十年后的1793年，巴罗回忆当时打开送给乾隆皇帝礼物时的情景：“有件怪事，发生在打开一桶伯明翰制作的金属物品时。当时，要把这些抛光良好的金属物品完美保存，就应该放在桶中隔绝空气。我们竭尽所能包装得密不透气，还要用粗帆布盖好。但是，当我们揭开桶盖拿出东西时，桶里有一只处于蛰伏状态的大蝎子，一接触到温暖的空气，这家伙立刻就醒了过来。”

这也成了一个出色的隐喻。马嘎尔尼不但和巴罗一样，对外部世界之于中国的优势心知肚明，而且他还预计了清朝内部的忧患。目睹了紧张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对立，英国使者们敏锐地察觉出中国正处于发生剧烈政治动乱的前夜。马嘎尔尼预言：“这种叛乱或瓦解，即使于我死前出现，亦不足为奇。”但马嘎尔尼忧虑发动暴乱的人们将遭到清朝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从而使下层人民的处境更恶劣。这位英国勋爵断言：“如不引导中国民众以渐进方式，而是使之狂热地追求解放，则是愚蠢的。这只能使他们陷于周期性的发作，从而与法国人、黑人一样都不能享有自由。”

奉旨海盗

海盗的名声，因为《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的上映，得到了最为有力的拯救。当索马里作为一个国家为海盗提供“大后方”的国际报道为世人所知后，整个世界的好奇心再度被激起。

甲午战争后，沈葆桢之孙沈翊清赴日阅兵，西乡从道（注：日本明治时期的陆海军大将、元帅）告诉沈翊清：“日本海军能有今天，实在不敢忘记令祖的赠言，惜其人已不在。且贵国任事者不能竟其遗志，实在可惜。”

海军还是海盗，从乔治·安森开始，界限并不是很清楚。

1856年《巴黎宣言》之前，西方国家雇用海盗或纵容海盗行为已呈常态。当时提到打击海盗，恐怕说的只是打击那些“个体户”。

1667年，亨利·摩根（Henry Morgan）受英国驻牙买加总督委托去“抗击西班牙人”。这位威尔士浪**子把海洋当成了渔场，他“自由”地攻击多国船只，洗劫沿岸村镇，其中包括巴拿马城。所到之处，他指使手下把无辜市民吊起来拷打，直到他们供出藏匿财宝之所。西班牙人曾要求在北美和加勒比水域出现的船只，必须事先征得他们同意。这一要求让其他国家不知所措，于是，众多船队就以反抗西班牙人的名义，像海盗一样运作起来了。

麦克雷（Edgar Mccrea）在《美洲海盗史》中写道：“在新世界的殖民地确立以后的头一百年时间里，海盗、奴隶主、私营武装船队甚至政府海上巡逻队之间的差别非常微妙。有时候，彼此完全混淆不清。这段时间里，武力就是海上的公理。当他们国内的政府彼此交战时，或者当政府相安无事，殖民地的水手都可以大捞一把。”1671年，传奇式海盗亨利·摩根抢劫巴拿马城，当时英国和西班牙刚刚签署完《马德里条约》。西班牙第一次承认了英国在加勒比的殖民地，后来，两国都同意对海盗进行打击。

摩根后来怎样了呢？1674年，他获得了英王查理二世的表彰，获骑士勋章，并被指派为牙买加副总督，名下地产超过六千公顷。

尤其是战争时期，有钱人经常投资海盗船，让其袭击敌方的船只，然后瓜分赃物。这个英国海上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弗兰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的时代。1696年，苏格兰人威廉·基德（William Kidd）和英王的侄子贝拉蒙公爵成立了一个集团，这个集团的核心内容就是：操纵海盗船只，袭击任何国家的商船，获取战利品。据此，英国至少有六名最有权势的人投资了这个集团，其中包括英国海军大臣，甚至国王本人也可以分10%的利润。利益几乎让人血脉贲张：只要基德船长一年内捕获两条大船，前期总共投入的六千英镑就将滚成一百多倍的大雪球。更加激励基德的是，如果他夺取的战利品超过了十万英镑，大家集资购买的“冒险”号就将全部属于他了。

基德捕获的第一条商船是“圭达格”号，上面装有上等衣物、丝织品和宝石，价值四十多万英镑。这艘船是美国船只，船员都是莫尔人和一些基督教徒。狡猾的基德事先挂起了法国旗帜，待“圭达格”号上的军官出示法国文件时，基德旋即升起英国国旗，宣布对方为合法战利品——1695年，英法两国处于交战状态。在抵达马达加斯加之前，基德又捕获了另外一艘船，手风甚劲。漫长的航海生活，最终使其部属发生了哗变，基德的回程时间差不多晚了两年。这其间，东印度公司投诉说，“圭达格”号实际上是莫尔人的船只，也就是说，基德犯下了海盗罪。

被等待折磨得有点儿焦急的幕后投资者们动怒了，可能也以为他带着大家的投资逃跑了，于是宣布基德为海盗。但基德本人以为，仍然可以在英法两方之间都游刃有余。1699年7月1日，他在波士顿港被自己的投资人之一贝拉蒙公爵逮捕，并押送回国审判。1701年5月24日，他被执行绞刑。

在基德被绞死的第二天，国务大臣索默承认自己在其船上有投资。但他又声明：“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违法之处。该船所有的投资人都损失了他们的投资，没有分得任何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