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复辟，是民国初年的一场大戏。最后张勋虽然兵败，但并未受罚。据说，这是因为众多民国要人暗中参与支持，一位驻中国的外国领事言之凿凿：“八十二位有影响的中国人参加了这场复辟。”

1917年，一位有胆识的作家写了《复辟潮》这出戏，对皇帝和张勋都比较宽容，但对盟友则大加鞭挞。

民国书籍中曾说到张勋见溥仪。溥仪说，师傅要求我学习，已经没有时间忙（复辟）这些了。张勋说，若成功不必再念书。溥仪高兴地问，如复辟能成功，定能取消所有功课？张勋再答，自古有马上天子，焉有读书天子？

我们仿佛看到了一部周星驰电影。每一个末代皇帝都有同样版本的故事。回头去看看夏桀、商纣的记载，觉得只是换了个主角，情节大同小异。1644年春节，南京的南明政权举行了首都沦陷后的第一次茶话会，南明弘光帝朱由崧表情悲戚。大家都以为他是忧国，结果他说，我认为现在宫中梨园子弟的水平太低了。

有什么比疯子更可怕呢？一个疯了的皇帝。由于皇权的天威，一旦皇室出了问题，大家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再往前，辽穆宗更令人发指，“荒耽于酒，畋猎无厌”，“赏罚无章，朝政不视”。他不近女色，还要求别人也不近。他杀人无数，以杀人为乐，还要求臣下多提意见，让人哭笑不得。

这样的帝王，下场当然不会好。在他统治期间，契丹贵族夺权活动频繁，社会秩序极不稳定。应历十九年（969年），近侍小哥在行宫杀掉了这名狂暴的皇帝。

清帝逊位，获得的待遇超过了历史上更换朝代时前朝君主待遇的平均水平。这究竟是和爱新觉罗家族自身的威望有关，还是因为世界已经进入了较为文明的阶段？

民国政府元年2月5日，对清帝逊位后的优待条件进行了详细条文解释。因清帝赞成共和国体，提出以下优待条件，共有三项内容：第一项《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共八款：（1）清帝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2）清帝岁用四百万两，由民国政府拨发；（3）清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4）清帝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酌设立卫兵保护；（5）光绪陵寝如制妥修，民国政府支付实用经费；（6）宫内各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唯不得再招阉人；（7）清帝私产由民国政府特别保护；（8）原禁卫军归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第二项《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共四条：（1）王公世爵、概仍其旧；（2）皇族具有与国民同等的权利；（3）皇族私产一体保护；（4）皇族免服兵役之义务。第三项《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共七条：（1）与汉人平等；（2）保护其私有财产；（3）王公世爵，概仍其旧；（4）民国政府为生计过艰的王公代筹生计；（5）先筹八旗生计，在未筹定前，其俸饷仍旧支放；（6）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7）听其自由信仰原有宗教。

1644年，满族人定都北京，建立全国性政权，直至最后崩塌，总共二百六十七年。这个帝国消失的前夕，不止一人说过，这次革命的发生，是因为满人对汉人不公平而导致的。

第一个不公平，即入关之后的强制服饰。中国人，尤其是汉族，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衣冠服饰。《孝经》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汉人成年之后不可剃发，男女都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顶。而满族的发型与汉人迥异，满族男子把前额头发剃光，后脑头发编成一条长辫垂下。汉人服装以交领、右衽、无扣等为主要特色，满装的主要特点是立领、对襟、盘扣。

入关之前，满族统治者已在其辖地推行“剃发易服”政策，对东北的汉人一律强制改变发式，更换服装，投降的明朝将士为表明臣服，也必须剃发易服。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满洲统治者因担心引起汉人的不满和反抗，对统一全国不利，一度公开废除“剃发令”。但好景不长，1645年清兵进军江南后，汉臣孙之獬受到其他汉臣的排挤，无处发泄，恼羞成怒之下，向摄政王多尔衮提出恢复“剃发令”，规定清军所到之处，无论官民限十日内尽行剃头，削发垂辫，不从者斩。其执行口号便是著名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1645年发生的“嘉定三屠”即与“剃发易服”有关。此起彼伏的斗争历经几十年，最终结果是满族统治者取得胜利，汉族人剃发结辫，改穿满族衣冠。那些坚持不愿改换衣冠者，要么坐以待毙，要么逃到海外，要么遁入空门带发修行。

“剃发易服”堪称清初主要的社会矛盾之一，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家陈名夏曾说过：“免剃头复衣冠，天下即可太平。”然而不久，他就因此被满门抄斩。在如此强硬的推行措施下，汉人逐渐淡忘了本民族服饰，习惯了满族发式和服装。到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国，号召民众剪去辫子时，仍然有许多人出于“习惯”，不愿意剪发。

世界历史上因为剃发引起大战，非清朝特例。法国国王路易七世遵照教会的要求将全身剃光，他的妻子阿基坦的埃莉诺（Eleanor）很快离开了他，并带走了她的嫁妆中成片的土地权，还把这些东西给了后来的丈夫、英国后来的国王亨利二世。这样就给了英国当局在法国很好的落脚点，引发了长达数百年的流血战争。作家查尔斯·马凯（C. Mackay）在他的《惊人的幻觉和大众的疯狂》中说：“由此而论，剃头引发了百年战争。”

在满族人看来，满头长发是令人愤怒的，代表了汉人的挑衅。依照美国国会议员1970年作的详尽调查，“自从基督时代以来，男性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里都是长发”。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短发代表说，西方世界转向短发和剃胡须的习惯，是在普鲁士大胜法国之后开始的。美洲所有的英雄都留长发。在整个18世纪，所有的英国士兵每周都发一磅面粉，以便给假发扑粉。而清朝的士兵，只有“半头”的长发。

头发

人类有很多显而易见又极容易改变的部位，头发便是其中之一。毛发从身体里长出，其生长表现出人类的生命力。头发可以从身体脱离，但这种生长状态是很难被遏制的。

在最原始的神秘主义思想中，人类融入了这些身体部位的象征意义，还将这些部位列入阶级社会等级划分的标准之一。这些部位的特点，甚至成为人类衡量忠贞程度的标尺。作为万物之灵，人类将这些身体特征升华为各种隐喻。清代的剃头令是非常细致的，直到乾隆年间，还对蓄发演戏的优伶发出上谕，郑重声明剃头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不允许丝毫通融，否则“枷责示惩”（《清高宗实录》卷），至于由此造成戏台上的古今人物一律拖着大辫子上场的奇观，皇帝就不予考虑了。

毛发从哪里来，有何历史？按照自然筛选论，如果人类转移到更恶劣、更寒冷的气候条件下居住，身上应该重新进化出毛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是自然筛选论无法解释的。鉴于这些原因，英国博物学家拉塞尔·华莱士（Russel Wallace）得出结论：人类的皮肤不长毛，不是由于自然选择造成的。最终，他将原因归结于人脑的复杂性。

达尔文（Robert Darwin）指出，人类作为古老的哺乳动物，在四肢与躯干的连接处，长有浓密的毛发。以男性为例，他们至少有胸毛和胡须。而我们的祖先进化为直立行走的两足类生物之前，他们身体所有地方都还长着用来遮挡阳光的毛发。不过，达尔文马上想到了，人体中有一个部位和这种毛发进化论背道而驰，那就是头顶。头顶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例外，他本应是暴露最多的身体部位之一，却被浓密的头发覆盖了。满洲人为了狩猎方便，剃去前额的头发，则是一个人文选择。

头发经常出现在宗教事务、艺术作品和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重要的宗教象征符号。披散的长发在一些基督教圣像画中被当成忏悔的表现。在洗礼仪式上，希腊东正教牧师会剪下婴儿头上不同位置的三缕头发，象征将十字架赠与这个婴儿。20世纪50年代，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反抗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的独裁统治，他和游击队员发誓，不推翻独裁统治，就绝不剪发，也不刮胡子。

历史学家认为，东方人至今残存的有关头发魔力的观点，很多是从公元前5世纪一本叫做《祛邪典》的书里得来的。书中记载了拜火教的礼拜仪式。该教至高无上的神奥马兹德（Ormuzd，光明之神），讲述如何正确施法：剪下的指甲和头发至少离信徒十步远，离火二十步远，离水三十步远，离圣枝（祷告时教士手中的捆绑枝杈）五十步远。

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爵士曾说：“我承认圣经故事的寓意超过了预言诗，很难找到一个故事能与参孙（Samson，古代以色列的大力士）的故事相媲美。”

参孙，和苏美尔英雄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和赫拉克勒斯（Herakles）一样，具有“蕴涵太阳能量”的头发。英皇钦定版本的《圣经》第六章第五节这样描述参孙的头发：“在他许愿远离俗世的日子里，不能用剃刀剃头，要任由头发生长。我要圣洁，直到他离开俗世重归耶稣的期限满了。”

但参孙除了没有剪发之外，违背了其他所有的誓约。大利拉（Delilah）在电影中询问：“你真的相信伟大的神是通过你的头发赋予你力量的吗？”她很快将参孙灌醉，并把他剃成了平头。酒醒后的参孙无力反抗等待他的非利士士兵，于是说：“把你的标枪扔过来吧，神的庇佑已经离我而去了。”但他没有被杀，而是被烙瞎了双眼。根据《圣经》的种族逻辑，罪孽深重的参孙用自杀向上帝赎回了双眼。这真是一个影响极为深远的头发的故事。

历史上有几种发型是戏剧性的。尽管这几种发型再度出现时，已经不再被视为圣贤的标志，但现在还是有不少人认为，狂野的长发是政治统一的标志和种族的骄傲。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说：“发型，是一种形而上主义的行为表现。”

某些细节足以说明，满族人对中原的统治有时也体现出温婉，绝非动辄“三屠”。夏完淳是清初反抗满族统治的义士，但其作品在历次文字狱中都得以流传下来。这些诗文，曾编为《玉樊堂集》、《内史集》、《南冠草》、《续幸存录》等。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吴省兰将其合编为《夏内史集》，其中已经遗落了一些资料。嘉庆十二年（1807年），王昶、庄师洛编刻为较完整的《夏节愍全集》，一共十四卷。这也是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重加校订的那个版本，当时被编印为《夏完淳集》，是大家今日看到的较完备的通行版本。

满族统治者给普通中国人带来的其他“不公平”，和当时中国逐渐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息息相关。对此，普通民众心怀怨恨，动辄怒骂。1908年，光绪和慈禧死去时，吴稚晖写道：“满族走狗，一只雄的，一只雌的，只不过是一群拼凑谎言的奴才。”在同一篇文章里，他把同治皇帝称为“一头小猪”。

清末时曾任上海道台、两广总督的袁海观，曾遇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一乞丐来到袁海观门前乞食，拿着一个精瓷的小碗。袁一看便是古物，便问他卖不卖。乞丐说“以此乞食，不愿售”。袁海观不甘心，又再问：“多给钱卖不卖？”乞丐回答：“除乞食外不知更有其他事业，要那么多钱有何用处？”袁氏听到这番话，有点儿惊异，继续问其姓氏籍贯。乞丐泰然自若：“大地，逆旅也；万物，刍狗也，哪有什么姓氏籍贯？”说完，扬长而去。

从万物如刍狗，到满族统治者被吴稚晖视为刍狗、小猪，清廷的地位在20世纪初走到了末路。清朝历史中，顺治、康熙时期的“文字狱”还只是个别现象，到雍正时期则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在文字狱浪潮中表现得最为疯狂的人物则是乾隆皇帝，他统治时期共发生一百三十多起案件。及至清代中晚期，不再发生“文字狱”。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人投身报界，“开发民智”。

《革命逸史》中提到，清朝同治初年，太平天国气势颇盛时，香港已有报纸出版。《中外新报》是英文《孖剌报》的一种副刊，后来的《循环日报》创刊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大肆报道法国入侵越南的新闻，当时成为热点。《华字日报》也是英文《德臣报》的副刊，算是第三家出炉的新报纸。而这三家中，只有《循环日报》一家纯属中国资本。

1884年中法战争后，广州《广报》诞生。版式和港报很像，均为正体直排。至于刊登的内容，主要是“上谕”、“宫门抄”，等等，新闻记事喜欢用四字题目放在其上，记载很简单，排版也很粗陋。

这份《广报》出版数年，本来给大众带来了一些必要了解的新闻，但因其刊登了某大员被弹劾一事，突然被广州官府查禁。还好报馆职员及时逃走，不然将面临牢狱之灾。《广报》被封后，官绅士子中流行一种“京抄”，借以传递消息。后来《中西报》在广州沙面发行，该报不想蹈《广报》之覆辙，开业不久就搬迁到沙面租界，在外国人的势力下，后乔迁至朝天街。劳亦渔、武子韬、陶檀庵等名家都在这份报纸上写文章，报纸很畅销。1895年，孙中山、杨衢云等计划在广州起义，其时为《中西报》最风行的时代。

1903年正月，洪全福、梁慕光等在广州发难，行事不密，计划完全失败。《岭海报》在政府立场上发表文章，指出革命排满实为大逆不道，结果香港《中国日报》发文批驳，双方笔战逾月。《岭海报》执笔者为胡汉民长兄胡衍鹗，《中国日报》执笔为陈诗仲、黄世仲，两报交锋，也算是革命、扶满两派势力的第一次笔战。之后，香港《世界公益报》、《广东报》、《商报》、《有所谓报》等先后出版。除《商报》属保皇党机关外，其他三报均为革命人士郑贯公组织，阐扬民族主义，对革命的热情不亚于《中国日报》。一时间，革命派报纸发展迅速，声势大涨。

广州和香港一箭之地，办报纸的境遇却有很大不同。1906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强收粤汉铁路，广东的地方士绅在黎国廉带领下奋起抗争，岑派兵把黎国廉抓了起来，关在监狱里。广州各报噤若寒蝉，只剩下香港各报摇旗呐喊，批评岑春煊攘夺路权。新出版的《维新报》、《东方报》、《少年报》、《日新报》同一论调，大肆攻击岑春煊违背民意。岑后来干脆下令禁止港报入口，耳根清净。

1907至1908年间，湘、皖、滇、赣、粤、桂各省革命军陆续举事，全国震动。1910年前后，广州又增加了多家新报纸，其论调仍是鼓吹革命，仇视清廷。邓悲观主持《国民报》，潘达微、邓慕韩创办《平民报》，陈耿夫、李孟哲出版了《人权报》，卢谔生刊行《军国民报》，陈炯明扶持《可报》……香港、汕头等地出炉的新报纸，也多与革命党人有关。这些报纸对于辛亥三月二十九黄花岗之役及孚琦、李准、凤山之被刺记载周详，非但不同情死于暴力的满洲官员，反而对革命党人赞扬备至。武昌首义后，清军将领张鸣岐、龙济光、李准本来还准备负隅顽抗，此时各地报纸纷纷谣传“京陷帝崩”，广州全境欢声雷动。张鸣岐知人心已失，无可挽救，便仓皇出走，龙、李只好投降。时人评论，广州得以不流血而获光复，报纸的力量不可小视。

但要说广州“不流血”而获光复，其实与事实不符。辛亥年三月二十九黄花岗之役，孙中山感叹“吾党菁华，付之一炬”。推翻一个全国性政权，发起由下至上的革命，革命者怎可能“不流血”？说白了，这就是一场不对等的比赛，最终的结果是革命者经年累月的流血，换来了王室最终希望自己不流血，和平走下宝座。

爱新觉罗家族因和平方式交出权杖的行为获得了优待，促成这一切的原因，除了时代的进步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很多民国要人，对未来的时局都有自己的判断，清王室的存在也许可以用来作为某种工具。后来历史的发展，刚好印证了这一点。

1912年9月11日，贵族绍彝写信给绍英，说：“皇族昨晚请孙中山电询甚为平安，慰甚。孙中山往抵醇邸（醇亲王载沣府邸），世相彼此当有周旋之意，前嫌亦可化解矣。”潘怡所著《记溥任先生》一文中，记述了孙中山同载沣的部分聊天内容，现抄录如下：

孙中山说：“1901年载沣出使德国时，曾以御弟的身份向人家赔礼道歉，处在十分尴尬和被动的地位，却能做到不卑不亢，国外评论不错，是十分难得的。”之后，孙中山先生高度赞扬载沣在辛亥革命时自动退位，承认共和，避免了国内一场大血战，历史罕见，是明智之举。这是有益于革命、有政治远见的爱国行动。孙中山先生与载沣的会晤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了一个小时。孙中山在告别载沣时，还特意将自己的一幅照片赠送给载沣，照片上写有孙先生的亲笔题字：“醇亲王惠存，孙文赠。”

当时政界，其他人对清王室“余部”的态度始终不可捉摸。但是，都和当时的政治需要有关。

徐世昌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便官居东三省总督，他在逼迫清帝退位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徐世昌一方面坚持反清，一方面又觉得普天之下，王权的余威至少在自己的时代是挥之不去的。于是，后来身处大总统位置的他，处处以太保（宣统三年十月，清廷特授世续、徐世昌为太保，叮嘱这两位老臣“尽心卫护圣躬”）自居。

徐世昌保护了爱新觉罗·溥仪的生命，在政界一直以调停者身份闻名。1918年10月，徐世昌经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下令对南方停战。次年2月召开南北议和会议，谈来谈去，也没有一个结果。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舆论的压力下，徐世昌被迫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以缓和民众的情绪。为了阻止新文化运动高涨，徐世昌极力鼓吹尊孔读经。在北洋军阀各派系的斗争中，徐世昌惯以元老身份和居间调和者的角色因势操纵。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吴佩孚逼迫徐世昌下台。此时，他还在继续高唱“在孔子生日给全国放假”。

张勋复辟，是民国初年的一场大戏。最后张勋虽然兵败，但并未受罚。据说，这是因为众多民国要人暗中参与支持，一位驻中国的外国领事言之凿凿：“八十二位有影响的中国人参加了这场复辟。”

复辟主角张勋，字绍轩，江西奉新人，生于1854年（咸丰四年）。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张勋投靠袁世凯，任管带，后历任副将、总兵。1911年，张勋终于升为江南提督，率巡防营驻南京。据说，他入京进见袁世凯时，袁将其召入居仁堂共论大政。张于国计民生侃侃而谈，袁击节叹曰：“血性男儿，血性男儿！”

武昌首义时，革命军和清军在长江沿岸对峙。张勋在南京，为了确保后方无虞，杀死同情革命的民众数千人，继续抵抗革命军。他战败后退至徐州一带，不过其部队并未遭到毁灭性打击。清帝退位以后，张勋将手下部队改称武卫前军，禁止士兵剪辫子，以示效忠清王朝，时称“辫子兵”。1913年，袁世凯和孙中山再度决裂，张勋在进攻革命军的战斗中勇打前锋，重新杀回了南京，这也是他后来被袁世凯调任长江巡阅使的主要功绩。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在徐州成立北洋七省同盟，不久张勋任安徽督军，一直图谋为清室复辟。

“圣人”康有为也参与了复辟。别人问他为何要加入，他解释：“我本来就是保皇党首领，保皇即保清，主张复辟，再正常不过了。”

康有为和张勋这两位“文武圣人”双双“眼瞎”，此时的复辟不但不是人心所向，最多只是众多军阀借机分配政治利益而急需的“噱头”而已。可以这样说，张勋复辟失败，但背后最有权势的八十二人并没有随着张勋的身败名裂而消亡，而是在反对复辟的闹剧中获得了更大利益。最终，这些人为利益再分配而大打出手，便是后来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

但没有任何因素能够阻止张勋的复辟如期进行。1917年6月30日夜到7月1日凌晨，张勋进宫要求复辟，这种忠勇连溥仪也不敢贸然接纳。7月1日凌晨3时，十二岁的溥仪在瑾、瑜两太妃和太保世续、师傅陈宝琛等人护导下，来到养心殿召见张勋等人。张勋直截了当，奏请复位。溥仪按照陈宝琛的指点谦让说：“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张勋立即赞颂：“皇上睿圣，天下皆知，过去圣祖（康熙）也是冲龄践祚嘛。”溥仪回答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

淮军将领阮忠枢曾说，张勋虽近于粗率，却不失好汉。如此评论，是复辟集团的真实写照。张勋压根儿没有想到，这出由他挑起来的戏，根本没有一呼百应，但他在那几天里乐于享受难得的荣光。张勋给自己印了个名刺，长约九寸，宽约四寸，上面印有“前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前江苏都督、前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现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钦命御前议政大臣、晋封忠勇亲王张勋”等字样，官衔五行并列，字数繁杂，见到的人无不捧腹。

在复辟中被“提携”的“陆军部尚书”雷震春，原先是第七镇统制。复辟“成功”之日，雷震春身穿崭新朝服，乘坐现代交通工具摩托车去宫中谢恩。到宫门后，车尚未停稳，雷震春不考虑惯性，便迫不及待地从车斗中站起，结果摔出四五尺远，额头碰出了血。护兵急忙上前扶他，问其痛否？雷震春回答：“心乐则不觉痛。”这次见面，溥仪赏其“紫禁城骑马”（仿佛是对其乘坐摩托车的劝诫）。雷震春人生所有的精彩镜头都和交通工具有关，后来讨逆军攻进北京，他化装成“骆驼祥子”，拉人力车从正阳门出逃，被人认出抓住。民国报纸画漫画讽之曰：“不在紫禁城骑马，却来正阳门拉车。”

段祺瑞派段芝贵、曹锟为东、西路司令前去讨伐张勋，后者对雷震春等人说：“各位不要惊慌，在我看来，这两路兵指日便可**平。”几天后，战事就证明他的军队应该撤退了。离开北京之前，张勋请清朝皇室给予黄金万两以酬其劳。按照当时的价格，黄金万两约合银元四十余万元，而溥仪即位不过十二天，意思是每当皇帝一天，要给护驾的张勋三万多银元。对这个数字，张勋解释说，自从辛亥革命后，他在五年多内先后孝敬清廷不下五十万元，这种危急时刻，请求回报黄金万两以帮助他逃命，也不算过分。结果瑾太妃说：“如今复辟势将消灭，民国每年优待的四百万岁费，都要断送于你之手，我们又向谁去讨呢？”张勋听后，默然而退。

综合考虑张勋的表现，清朝皇室对他还是心存感激的。1923年，张勋病死，废帝溥仪哭灵，谥号“忠武”。在中国历史上，得到过这个谥号的人不少。毫无疑问，张勋的“忠武”最为贬值。

在复辟中，黎元洪躲进了东交民巷日本武官家中。十二天后，张勋躲进了东交民巷的荷兰使馆。那时的东交民巷，可谓是政治戏剧的更衣室。

1924年，冯玉祥有意驱逐溥仪出宫，但并不想亲自执行这一任务。那个时代，一般人对皇帝尚有敬畏之心。最通俗的“厚黑学”读本《三国演义》中提到：曹髦不满司马昭横行跋扈，于是调动宫中可用之人，要杀司马昭。司马昭手下贾充带着成济和数千铁甲禁兵前来，禁兵看到曹髦，皆不敢动。成济乃绰戟在手，问贾充：“当杀还是当绑？”贾充道：“司马公有令，只要死的。”于是成济上前一戟杀死了曹髦。

后来，司马昭要对弑君作一个交待，便问当时的尚书仆射陈泰如何处置。陈泰说：“独斩贾充，少可以谢天下耳。”司马昭沉吟良久问道：“可不可以杀个不要紧的人物？”于是将“凶手”成济判了剐刑，灭其三族。

1954年，驱逐溥仪出宫的鹿钟麟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某次座谈会上，与特赦后的溥仪、辛亥革命在武昌打响第一枪的老同盟会会员熊秉坤三人合影。当时，中国新闻社刊发了这张照片，很多老北京人方知他仍在世。1966年1月，鹿氏逝世，享年八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