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一直诧异，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国家连名字都没有。中国，“是他族之人所以称我者，而非吾国民自命之名也”。他认为，中国人习惯用朝代而非国家来指代历史共同体，这暗示着“中华民族”实际“不存在”。梁启超警告，这种称谓有“惊人的错误”。

梁启超一直诧异，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国家连名字都没有。中国，“是他族之人所以称我者，而非吾国民自命之名也”。他认为，中国人习惯用朝代而非国家来指代历史共同体，这暗示着“中华民族”实际“不存在”。梁启超警告，这种称谓有“惊人的错误”。

鸦片战争后，英国人最先提到割让香港。北京的一帮官员晕头转向，竟不知香港在哪里。因此，历史学家蒋廷黻后来说：“时人反对割地，但不反对割香港。”一个连当权者自己都不了解的国家，如何不翻天覆地？

从两广总督叶名琛的遭遇便可知道，当时的中国人几无国家意识。1857年冬，英法联军攻进广州，把叶名琛俘虏了。民众不但不同仇敌忾抵抗外侮，还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船。

用诸如“麻木”等字眼，不足以说清当时的广州发生了什么。

1856年10月，两广总督叶名琛从英国商船“亚罗”号上捕获一名中国籍海盗并处以死刑的事件，触犯了《虎门条约》中的相关条款，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也就是《虎门条约》，除了具体规定《南京条约》附约的一些细则外，还增加了一些新条款，如凡是中国人与英国人“交涉词讼”，英方如何定罪不关中国政府的事，“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即领事）照办”，这等于承认了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在“亚罗”号事件中，中国方面认为这艘船不是英国船，人也不是英国人，并不适用这些条例。而英国领事巴夏礼态度极为强横，双方争执不休。一名中国水手气愤难平，上前打了他一巴掌。

在晚清历史中，这种场面屡次出现。1900年6月19日，德国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同翻译前往总理衙门抗议，途中端王部属恩海率士兵巡逻。双方发生口角，克林德在轿中首先拔枪，恩海躲过子弹开枪还击，打死了克林德，成为八国联军入京的导火线之一。

巴夏礼反应强烈，立即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施压要求放人。他要求在其本人在场的情况下，由梁国定出面送还被扣押的水手，并公开道歉。面对英国人的最后通牒，叶名琛决定作一些让步，当天他答复可以交还除了海盗的另外十人，但坚决不道歉。此时英国人无心再谈，拒绝接收人员，炮轰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

战争伊始，叶名琛的第一步骤是发布告示，将英国人贴上“猎物”的标签。布告称：“英夷攻扰省城，伤害兵民，罪大恶极，但凡见上岸与在船滋事英匪，痛加剿捕，准其格杀勿论，仍准按名赏三十大元，解首级赴本署呈验，毋稍观望。”

按照他这一时期给咸丰帝的上书，叶名琛的战争策略大体如下：和洋人直接角力，必败无疑。但是，“洋人重通商，恋粤繁富，而未尝不惮粤民之悍。彼欲与粤民相安，或不敢纵其力之所至以自绝也，其始终意计殆如此”。

一句话，叶名琛认为，既然外国人贪恋和当地人做生意，必不至于把广州搞成兵火之地。这种逻辑，不是发动群众或者厉兵秣马，而是站在侵略者视中国为“自留地”的立场，不能不说是一种奇怪的思维方式。

此时的广东人，并没有像总督期望的那样，联合起来阻止外人入侵。二十年来，粤地的内战，早就让民众不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政府，或者压根儿没有可靠的政府可言。咸丰元年开始，广东治安陷入混乱，四方义军蜂起。咸丰四年，在广东著名的洪兵起义中，广州仅有一万五千兵勇，居然抵抗了二十万人的进攻，守住了广州城，并最终将洪兵逐出境外，叶名琛就是这场保卫战的领导者。因此他稳坐广东巡抚、两广总督位置八九年，是同一时期中唯一长期担任督抚而又不断被加封的地方大吏。

在广东洪兵起义的高峰期，叶名琛忙得不可开交，还要亲自勾决犯人，一天中有时竟然屠杀义军俘虏近千人，而平常每天有八百名被捕的叛乱者在刑场被斩首，如果一天只有三百到四百人被处决，已经就是“很少”了。1855年6月至8月的三个月中，七万五千人因反抗政府被杀。刚从美国回来的容闳说：“天啊！这是一种什么景象！血流遍地，街道两旁，无首的尸身堆积如山，等待掩埋，但却并没有任何准备清除的迹象……土地已完全被血水渗透，散发出污秽恶臭的气味，以致周围两千码左右，都被笼罩在这种传播瘟疫的浊气之下。”

经过了长久动乱的广东，人心涣散。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时，仍有众多小贩摇船前往联军军舰，出售粮食、饮水、水果给舰上士兵。1860年，第三次大沽口战役中，“英人既败于天津，复自粤东募潮勇数千人”。意思是，当时除了外国正规军外，还包括从香港和广东征召的苦力运输队伍两千五百人。从1858年至1861年，五千英军统治的广东，治下虽有零星反抗，但广东人基本上服服帖帖地做了三年英国臣民。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叶名琛发动人民战争的想法，显然只是一相情愿。当时，只有在一方短暂退去的情况下，当地民众才显示出有限的倾向性。1856年10月1日，英军攻陷广州，因本方人数少，为安全旋即主动退出广州。叶名琛向朝廷奏称“大捷”，认为是自己打退了英军，又放任广东民众火焚城外各国商馆及洋行。不过，以当时的治安，即便是中国人的店铺，在这种情况下也难保不被洗劫。

综合这些因素，在战争发生之前，英国人屡次要求进入广州城，当地政府以“粤民鸷悍”拒绝，实在不算是一个好借口。

洋人最早想要进驻广州城，地方势力强烈抵制。史载当时因广州绅民“平英团”与英人在三元里决战后（战斗的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个谜），双方矛盾已很深刻，乃“合词请于大府，毋许英人入城”。

面对英国人屡次要求履行条约，允其入城，两广总督耆英既不敢接受又不敢拒绝，只好“推心置腹”地告诉英人：“粤民鸷悍，请徐图之，期以二年后践约。”1849年，耆英被召入京，徐广缙代为总督。英国人派兵船闯入珠江口内，要求履行前总督耆英的答复。徐广缙秘密召集诸乡团练，人数达到十多万。他们驾着小船在英国舰船四周游弋，明确宣告众怒不可犯，这次成功的“彩排”之后，英国人暂时不再提入城的事情了。

叶名琛于咸丰二年（1852年）实授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时任港督的包令（John Bowring）爵士此时又重提入广州城，被叶名琛断然拒绝。实际上，在和中国人的交往中，英国人逐渐知道清廷底牌很烂，正如薛福成说的，“益知中国易与”，一切只是时间问题。

看过叶名琛给咸丰上书的内容，就能了解他的要诀只是“拖延”，“高谈尊攘，矫托镇静”。三艘英国海军军舰越过虎门、攻占广州东郊的猎德等炮台时，叶名琛还在阅看武乡试，闻讯后强作欢颜，认为“必无事，日暮自走耳。但省河所有之红单船及巡船，可传谕收旗帜，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

次日，英军攻占广州对岸凤凰冈等处炮台。叶名琛闻报后，仍不动声色地继续阅看武乡试的马箭比武。他的部下有点儿忐忑，劝他说“风大，难马射，请早收围”。叶名琛这才借机退堂，招集各官到督署商议对策，断言“十五日无事”。

“十五日无事”这个期限，与总督衙门设立的“长春仙馆”有关。在这个“仙馆”里祭祀着吕洞宾、李太白二仙，一切军机进退都取决于卜筮。过“十五日”就太平了，就是两个大仙测算的结果。而广州城恰恰在第十四日沦陷了，因此后来有广州民谣：“叶中堂，告官吏，十五日，必无事。十三洋炮打城惊，十四城破炮无声，十五无事卦不灵。洋炮打城破，中堂仙馆坐；忽然双泪垂，两大仙误我。”

作为一个曾经有效镇压民间起义的官员，叶名琛当然不是束手待毙、只求助于神灵的昏官。广州整备团练两万余人，各地民团也在响应，“城厢内外，各榜长红，约剿杀外人，同仇敌忾”。只是，这些民团对英军只能起到骚扰作用，从未与之正面交锋，自然也谈不上真正的“同仇敌忾”。

与英国人的军事素质相比，广东水师完全是个笑话。据说，他们安放的水雷，居然在对方舰艇来临之前就爆炸了。当英法联军强行从大沽口登陆，并使天津被迫开埠时，清政府才开始意识到水雷作为战略性防御武器的特殊功能，于是从建设近代海防开始，在购买西式军舰的同时，开始采购和仿造大量的水雷用于天津港的防御。

不过，这对叶名琛来说，是后来的事了。

11月14日，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叶名琛在副督统双喜的衙署内被擒获，押送至停泊在香港的英军军舰“无畏”号。当时人们评价叶名琛是“六不总督”：“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238年8月，公孙渊被司马懿围城，他让自己的相国和御史大夫出城请求退兵三十里，承诺他一定会率群臣自缚投降。司马懿对此小把戏不屑一顾，将两位使者全部斩首。公孙渊又派侍中请求指定日期，派送人质。司马懿说：“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馀二事，但有降与死耳。汝不肯面缚，此为决就死也。”

叶名琛当时的举动，实在是被时局逼进了“六不”的死胡同。1849年，英国人要求进入广州城时，广东人尚有余勇可贾。在叶名琛的指挥下，广州各地组织乡勇，全力以赴作好守城准备。英国海军司令柯利尔（Collier）报告说，有成千上万的农村武装进入广州城，形成了“人自守卫，戈矛耀路，锣鼓震天”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英国侵略者改变了过去的炮舰政策，改为与中国政府谈判。叶名琛和当时的总督徐广缙一起伪造了皇帝诏书，使英国人入城的企图没有实现，广州人兴高采烈地搭起了六座宏伟的彩牌楼来为叶名琛和徐广缙庆功。道光皇帝也喜出望外，破例将叶名琛加封为男爵，他成为清朝历史上极少数成为男爵的汉人之一。

当民心涣散，这样的把戏又怎么能再次成功奏效呢？

其实，叶名琛的准备工作做得极为细致。1856年英军发动进攻时，叶名琛利用原有的保甲系统，侦察为英国侵略者刺探情报或提供粮食的汉奸，成功捕获七八十人。他还独树一帜，给广州市民发放身份证，无证者一律不得进出城门。英国人后来承认，几乎得不到广州的军事信息。和平时期，叶名琛事先通过广东夷务总局向英国人占领的香港派出了大量探子。这些探子的公开身份是在香港做贸易的商人，实际上他们都是叶名琛手下的军人。当战争来袭时，叶名琛启用了这些多年来经营的谍报系统。

英军占领下的香港严重依赖内地输送生活必需品。广东新安县给香港提供大量的物品及服务。叶名琛派新安县士绅陈桂籍负责封锁行动。陈桂籍召开了全县士绅大会，停止对香港的一切供给，从香港撤回全部新安人，直接导致了香港生活必需品的缺乏和人力资源不足，香港已不能为在广州作战的英军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这次禁运，使香港几乎陷入瘫痪。这些都给英国人以及后来在“马神甫事件”中加入的法军沉重打击。

但一些不必要的对抗方式，最终激怒了英国人。那个时期中英双方摩擦不断，即便没有正式宣战，双方也处于“沉默”敌对的状态。1851年1月19日，一队乔装的乡勇突袭了香港英军的巡逻队，杀死一名军官。总督包令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我们不得不时刻提防绑架、暗杀和纵火。”后来更是出现了面包投毒事件，一些乡勇潜入英国人的面包房，悄悄投放了砒霜，导致许多英国人中毒，其中包括包令的夫人。这些事件使在香港的英国人大为恐慌，大批英国人逃到澳门避祸。1859年7月，包令因为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失败，被英国政府解职。

由于整个国家状态的落后和迷乱，即便有良好的谍报系统、封锁方式，以及使用和现代战争法则抵触的手段，叶名琛也无法逃避最终的败局。他被俘后，被军舰送往印度加尔各答，在那里绝食而死。英军将其棺木送回广东，体现了英国人对他的尊重。

实际上，叶名琛在关键时刻未能顶住，主要是因为大量广东士绅因对外贸易断绝，失去了收入来源，再难负担训练和雇用乡勇的开支。因此，对抗洪兵时广州保卫战中的主力——乡勇难以为继，这使叶名琛陷入了无兵可用、无钱可花的窘境。1857年10月，额尔金（James Bruce Elgin）爵士“啃”不下广州，有意避开这座城市直接北上。结果清廷途经广州的官船被英军截获，船里大量的官方文件被英军获得。包令从文件中得出结论：叶名琛已经无兵可派、没钱可花了，广州连一天都守不住。这个消息使他大喜过望，他不顾自己已经被解职，冲上额尔金的旗舰，力劝其改变北上的决定。这时，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见势不妙，便暗中通敌，于是英军轻易占领了广州。叶名琛忠于职守，不离督府，最终被俘。

广州陷落四十八天后，“无畏”号离开香港，驶往印度加尔各答。叶名琛曾声言“欲面见其王以理论”，并且自备粮食，耻食敌粟。但是，英国人并未给他面见英皇的机会。《香港纪事报》载：“偶然有人上舰，都向叶脱帽致意，他也欠身脱帽还礼。”抵达印度加尔各答后，叶名琛被囚禁在威廉炮台，后移往托里贡一处住宅，他日诵《吕祖经》不辍，自认是“海上苏武”，表达了对祖国的忠心。次年4月9日戌时，郁郁寡欢的叶名琛绝食死于囚所，英国人将他的尸体运回中国。他的一些文件现在还封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

叶名琛并不愚蠢，其作为尚能称为爱国。而当时的清朝，由于伦理纲常丧失，几无国家概念可言。发展到最后，民国已经成立四年，有一天辜鸿铭在北京讲课时说，现在大乱是因为没有君主。比如说，你说法律吧（小声），没有人害怕，而你要说王法（大声），大家就害怕了，少了个王字就不行。陈独秀回忆辜鸿铭在北大教员的一次会议上曾说：“如今没有皇帝，伦理学这门课可以不开了。”

皇帝有没有，倒无关紧要，而民众集体意识趋向于国家管理者可有可无，是谁也无所谓，那就是亡国之兆了。

后殖民主义思想家弗朗茨·法侬（Frantz Fanon）说，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都有一种谵妄的情结，白人被优越感束缚，黑人（或黄种人）却依据一种有病的顺从而自我忽视。他一度描摹了后殖民知识分子民族主义意识形成的三个阶段：殖民地知识分子对宗主国殖民权力的认同，对本土传统、历史和文化的重新认识，以及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

白人的优越感，有些来自莫须有的传说。17世纪末、18世纪初，苏格兰籍船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东印度公司服役，不知是何原因，他叙述起中国人养鸭子的方式。他说：“在中国，进行家禽、家畜的兽奸几乎是家常便饭，以至于在华的欧洲人只敢吃自己养的动物。”

没有人知道汉密尔顿从何处得来这些传闻，但外部世界认为，中国人就是低于白人的种族。那些去了欧洲和北美的中国人，做的也是低级营生。1852年到1870年，旧金山有一百七十六家华人开的洗衣店，洗衣价格一度低到极点。华人对洗衣行业的控制，最终体现到后来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以书中神探波洛（Hercule Poirot）之口埋怨：“中国人把衬衣领子浆洗得一点儿也不舒服。”

只有少数欧洲人对中国人有好感。17世纪的英格兰学者约翰·韦伯（John Webb），写了一篇《论中华帝国之语言可能即为原初语言》的论文。韦伯本人并不懂汉语，两个多世纪之后，他的同胞、汉学家阿瑟·威利（Arthur Waley）毕生研究中国文化，说汉语和母语一般流利。威利病重时，他妻子说：“我去泡茶，你也来一杯（You too）？”结果威利回答：“别说，别说这话。”另一位汉学家霍克斯（David Hawks）听说后愕然，知他听成了“幽途”，“幽途渺渺，谁与招魂”。

殖民地知识分子对宗主国殖民权力的认同，是法侬所说的“第一阶段”，不管是否正确，国家沦落，知识分子因此对本国文化的信心衰落，太正常不过了。在巴黎办《新世纪》的吴稚晖主张取消母语。1946年，日本小说家志贺直哉直言不讳，复杂的日语使日本受到了世界的孤立，因此，应以法语作为日本的国语。

吴稚晖认为，汉字的一大缺点是“无音可读”，如若能为其“娶一注音老婆”，并把所注国音并入汉文，加以推广，不仅可弥补汉字的缺陷，且可便利普通民众，成为他们真正的“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早在1895年，吴稚晖便草创了“豆芽字母”，这和卢戆章的“第一切音新字”一同开启了中国拼音字母之先河。客居巴黎期间，吴稚晖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改革进行研究。

吴稚晖针对国人的麻木多次作文鞭挞，甚至于将昏睡的同胞讥讽为“猪生狗养”。语言虽粗陋，但他希望能惊醒国人的灵魂，促其毅然奋起。这一点，他和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对爱尔兰的态度相仿。当时在东京主持《民报》的章太炎则坚持国粹派语言立场。不过，论及对中国前途的向往，两人都属于乐天派。

国家形势之危急，使颇具远见的知识分子也难以承受。1907年，杨笃生、于右任等人在上海办《神州日报》。杨笃生妙笔生花，总能引起读者共鸣，被人称为“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四年后，因受各种不利消息的刺激，杨觉得看不到国家的前途，失去了生活的乐趣，留下一纸书信给吴稚晖，说“有生无乐，得死为佳”。1911年8月6日，杨笃生在英国利物浦海口投大西洋而死。遗嘱中，他将历年积蓄的几百英镑捐助革命。

吴稚晖在巴黎主持发行的《新世纪》，创刊于1907年6月26日，1910年5月21日停刊。每周一期，共出了一百二十一期。吴稚晖始终作为主笔，为《新世纪》称为革命党喉舌立下头功。该报与在东京出版的《民报》东西呼应，以雄健犀利的笔锋论述了许多重大问题。吴稚晖屡屡重炮抨击清室，认为“清贼不除，四百兆人进步无望”。如果要让中华民族迎头赶上，与优等民族并驾齐驱，非破除一切障碍不可。他认为，破除一切障碍首先要取消帝制，尤其是满洲皇统，更是必须除去的“鞑虏”。“排满革命，非种族上之问题，乃革命条件上之事类也。”他压根儿不相信清廷立宪，因为真立宪就意味着清政府自割其头，放弃统治权。而一个王朝只会搞假立宪，革命也就必不能免了。

梁启超对中国人自我定位的担心一直没有停止，中国人的表现更是引起外国人的疑惑。1960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访华，他在宴席上吃到了茉莉鸡汤、三色鱼翅和樟茶鸭。回国后，蒙哥马利说，中国人活得很愉快。曾任蒋介石参谋长的阿尔伯特·魏德迈（Albert Coady Weydemeyer）在《华盛顿星报》发文批评蒙哥马利，认为他忽视了中国民众的现实。

1972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来华，他回忆说：“宴席上那花样繁多的珍馐美味，让我忍不住推测，可能中国人在数千年前曾被指责怠慢了重要客人，所以现在他们绝不能重蹈覆辙。”显然，中国再次做了一件费力不讨好、让人误解的事。

梁启超洞悉民族的弊端，但精明如他仍然不能彻底了解以及控制自己。蒋百里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是国人所撰有关文艺复兴的第一本著作。他在文中提出的“人之发见，世界之发见”两点，正是“民主、科学”的生动注脚，符合时代精神。全书约五万字，蒋百里请梁启超作序，想不到梁启超“下笔不能自休”，也写了五万字。“天下固无此序体，不得已宣告独立，名曰《清学概论》。”别人评价说，梁启超成就一段空前未有的文坛佳话。其实，说成是“大腕”的一次走神，也不为过。

一巴掌

韩非子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所有的一切，都归结在“气力”上。看一部中国历史，当权者在外交上的创新层出不穷，令人咋舌。当初，王莽通过潜心钻研，证明少数民族称王是不合规范的。于是派人去匈奴，要求“匈奴”改名“恭奴”、“单于”改名为“服于”，结果引起对方的愤怒，导致匈奴出兵攻打雁门关。

按照正常的逻辑，应该是王莽占据了绝对军事优势，甚至已经准备好了针对匈奴的军事行动，才会以如此轻佻的方式激怒对方，顺理成章地宣战。遗憾的是，他就是这样没头脑。

“亚罗”号事件中，一个中国水手打了英国领事巴夏礼一巴掌。此事也并非杜撰。

上世纪80年代由李翰祥执导，刘晓庆、梁家辉主演的电影《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一度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已经故去的故宫专家朱家溍先生是电影的顾问，他曾说过：“历史故事片不能只照搬历史过程，在不超越历史条件的原则下有所创作是允许的。”

而在这些电影里，僧格林沁和巴夏礼摔跤属于杜撰情节。“譬如我们从史料知道，在和局破裂时，僧王逮巴夏礼回京，没有任何记载说僧王和巴夏礼摔跤，而且僧王也没有参加议和。但这一段摔跤情节，我觉得是可以允许的。这一段创作在写分镜头剧本时，李翰祥先生把这段读给我听，问我可以不可以，我表示可以。他当时是连说带演，旁边还有副导演王淑琰同志，也表示赞成。不过，传统的摔跤，没有‘啊’、‘啊’的嚷，拍手的动作也是没有的。还有一个近年来相沿袭的错误，就是僧王准备摔跤时把辫子绕在脖子上。近年来，一些电影、电视剧、话剧，还有京剧《火烧望海楼》等，都有准备打架先把辫子绕在脖子上的动作。在生活中，这是绝对没有的。请设想，先绕上自己脖子，如果给对方揪住了，一把勒紧，岂不是给自己制造一个弱点吗？实际上，在有辫子的年代里，打架都是把辫子盘在头顶上，劳动时也是这样。”朱家溍先生的逻辑很简单，晚清多种外交事件宣告了其思维的落伍，因此显得和世界格格不入。

1757年，英国和孟加拉军队交战的普拉西战役，能够让人看到这种破坏外交公约的行径。

普拉西战役（the Battle of Plassey），英国军队大获全胜，仅仅损失了二十三人，孟加拉军队损失了五百人左右。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将军的这次胜利，让英国获得了巨大财富。当时，英国的工农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笔财富正好可以满足发展的需要。技术发展所需的资金，就在征服孟加拉的战斗中得来了。

当然，如果西拉杰（Nabob Suraj-ud-Daulah）不在这件事情上和英国人发生矛盾，由于对方在其国土上殖民统治的存在，也势必发生冲突。只是，以这样的方式发生冲突，让殖民者迅速获得了冠冕堂皇的开战理由。

对僧格林沁和巴夏礼摔跤的杜撰情节，朱家溍先生说：“在放映时还得到热烈的掌声，说明这个创作是观众批准的，欢迎的。”这个理解大错特错了。观众欢迎的不是因为影片反映了一个没落王朝不正确的外交方式，而是因为痛打了侵略者。直到今天，在电影院里为叶问起立欢呼的观众，他们受到的驱动也不是朱家溍预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