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用风水先生向慈禧表示，为了保证吉祥，回銮的时间必须确定在1月7日未时。这样，从保定出发的时间就必须确定为早上卯时。这天早上，慈禧和大臣们“不顾天寒地冻和沙尘暴铺天盖地”（莫理循原话），出现在车站。

与历史上诸多统治者一样，清廷对科学的态度谨小慎微。进入19世纪后期，西方世界由于工业革命和科学理论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崭新的时代。但对中国的统治者来说，从秦汉到清朝，最大的科学是“五德终始论”，听起来像“伍德斯托克”。此理论认为，王朝依据五行轮回，各自对应不同的颜色：从女真的黑，到民国的青……每个王朝的最后阶段，统治者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制止这一法则生效的工作上。

当时的中国，忽视基本科学的精神随处可见。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日常生活时间概念很模糊，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至于对年代的记录则有独立的一套“模糊数学”。比如用甲子纪年，六十年一个轮回。这个时间段基本就是一个人生命的有效长度，客观上暗示一个人只需关心此生此世。当然，加上皇帝的年号，即便是相同的天干地支年号，后世也能明白具体的年份，只不过需要简单的计算。

且来看看当时的中国人给西方来客的印象吧。一位外国传教士和一个中国人谈话，后者宣称自己住在九十里外，最终传教士发现，实际上这个中国人说的是来回九十里。有一次，一个驿站的邮差在规定时间内没有跑完规定的六十里，他抗议说，自己跑过的路段绝对不止这个数目。长官重新测量，发现是八十三里。

让外国人疑惑的距离丈量方式还有很多。英国商人阿奇博尔德·立德（Archibald Little）通过长江三峡时，有一段里程顺水标注九十里，逆水就是一百零二里了。在平地，一里说成两里是寻常的事。比较陡的地方，一里说成五里；很陡峭的地方，一里等于十五里。

不管是如何丈量距离，通过一定空间需要一定时间，这是常识。1880年底，清政府因收回伊犁的问题准备与俄国开战，运输兵员和粮草辎重成了大问题。李鸿章的老部下刘铭传经天津进京觐见，向朝廷递呈《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提出“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栝则在于急造铁路”。建议借用外资，先建清江浦（位于江苏淮安府，为漕运总督驻地）经山东至北京一段，以利漕运。这是清廷官员第一次正式提出的建筑铁路构想。

1866年，英国公使请求建筑一条短途铁路，以便把海运至吴淞的货物经铁路运至上海，遭到清政府的拒绝。1875年，英商怡和洋行控制的“吴淞道路公司”将铁路器材从英国运至中国，开始自行筑路。1876年6月，英国人先修成上海至江湾段，7月初该路段正式通车，轨距七百六十二毫米，钢轨每米重十三千克，由一台“先导”号机车牵引客货车辆。建筑期间，沿线居民强烈反对外国人在本国土地上修筑铁路，并捣毁“公司”的江湾办事处（这实际上得到了官方的默许）。开行不过一月，列车不慎轧死一位在铁轨上的行人，更是引发群众事件，“公司”被迫停驶列车。在此背景下，1876年10月，清政府积极运作，与英公使签订了《收买吴淞铁路条款》。但“公司”方面仍继续筑路，直至12月1日，上海至吴淞全线完工通车。

1877年9月，清政府终于赎回这条铁路，他们的做法仿佛让英国人看见了活鬼——清廷下旨立即将全路拆毁。负责办理此事的是沈葆桢。他的举动让郭嵩焘大失所望。一年前的2月7日，即将出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拜访翁同龢，郭大谈经世抱负，欲天下皆开煤矿，全中国遍修铁路。他提到，朝廷重臣之中，洞悉洋务者只有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三人。精明如郭嵩焘也未能料到，自己看好的沈葆桢，“洞悉洋务”不过也是叶公好龙。

当然，沈葆桢拆除铁路，也有不得已的缘由。保守派对新科技的抵制背后有位高权重的支持者。当时刘铭传上书建议筑铁路后，很快遭到内阁学士张家骧的反对。他列举出筑铁路的三大弊端：一是清江浦非开放口岸，如果铁路修好了，商业发达，会比上海、天津更为热闹。倘若洋人觊觎，何以应之？二是铁路沿线遇到田亩、屋庐、坟墓、桥梁，是平毁还是让民众迁徙？火车电掣风驰，必然贻害民间。三是建设铁路会影响招商局海运收入，恐怕从前的投资无法取偿。这些理由现在看起来都很疯狂，但在当时显得“思维缜密”。张家骧请朝廷“宸衷立断，将刘铭传请造铁路一节，置之不议，以防流弊而杜莠言”。张是光绪帝的师傅，帝师们多与皇帝生父关系密切，势力盘根错节，影响力远远大于刘铭传之辈。拆路一事，确实非沈葆桢本心。沈氏大兴福州船政学堂，居然又同时拆除铁路，看起来几乎“人格分裂”，但这正是当时朝廷大臣内部争斗的必然结果。

福州船政学堂作为晚清海军人才成长的摇篮，分为前学堂与后学堂。前学堂专管轮船修理制造，培养船只制作人才；后学堂学习航海河运驾驶技术，英文、算术、几何、代数、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都是常设课程。船政学堂雇有洋教习，管理、考试、奖惩相当严格，和传统私塾教育不仅形式有别，而且课程内容几乎都是当时国人所不了解的自然科学。正是在拆除吴淞铁路这一年的3月31日，清政府派遣的第一批欧洲留学生从福州马尾港出发，前往英国学习。

很快，清廷意识到，不接受火车已经不可能了。1901年，慈禧如果不选择乘坐火车，那就要像当初逃离北京那样一路靠人力轿子，沿路慢慢颠簸回京。回銮的火车开到了保定，王公和大臣的车厢挂在慈禧的车厢之后，大家都得以“特快”回京城。大臣们抱怨说太挤了，机车尚有余力，于是大家准备在车后再挂一节车厢。此事居然被慈禧发现了，立刻制止。这样，袁世凯和其他大臣只得继续挤车。

在使用现代交通工具上，清廷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御用风水先生向慈禧表示，为了保证吉祥，回銮的时间必须确定在1月7日未时。这样，从保定出发的时间就必须确定为早上卯时。这天早上，慈禧和大臣们“不顾天寒地冻和沙尘暴铺天盖地”（莫理循原话），出现在车站。大臣们挤在罐头车里，而在慈禧的车厢里，除了一张欧式大床，还有精致豪华的鸦片烟具。

相较而言，电报在晚清的推行就成功得多。毕竟电报的存在形式，使清政府少了很多顾虑。

为满足人们传递信息的需要，驿站有着悠久的历史。吴思和黄仁宇的著述中提及，有关明末驿站弊端引发的社会矛盾，直接导致了明王朝掘墓人李自成的出现。由此可见，为了信息的传递，一些人付出了何等沉重的代价。

1844年5月24日，华盛顿美国国会联邦法院会议大厅，发明家莫尔斯（Samuel Finley Breese Morse）用颤抖的手指向六十四公里外的巴尔的摩发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份电报，接收人是他的实验伙伴艾尔弗雷德·威尔（Alfred Vail）。电文为：“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

从1634年到19世纪中期，至少有六十二人宣称发明了电报。其中，德国人柯尔最早提出了用文字符号进行远程通信的设想，德国人冯·萨墨林（Von.Sammerring）、俄国外交官许林格（Baron Schilling）都搞过试验，他们使用最少的导线是八根，一般则是二十四根或三十六根。实验的理论基础是丹麦人奥斯特（Oersted）的电磁理论和法国人安培（André-Marie Ampére）提出的应用电磁理论传递信息的设想。

真正的成功者是美国国家美术学会会长莫尔斯。1837年的某天，灵感在这位画家的头脑中不期而至。莫尔斯用一根导线就完成了传送字母书面材料的任务。电报电流有一个回路，靠接通或断开电路的方法，借助于点（接通电路时间短）、划（接通电路时间长）和空格（断开电路）的不同组合，来完成各种字母数字和标点。例如，用一点一划表示A，用五个点表示五，这就是沿用至今的莫尔斯码。当然，发报时需要将电文先翻译为莫尔斯码发送，收到的也是莫尔斯码，再用译本将数字转换为文字。

从1842年美国国会正式决定为莫尔斯的发明拨款，到电报在美国和欧洲流行，不过短短十年。此间，爱尔兰工人负责在美国越州铁路建设期间架设电线杆，和铁路并行的他们居然赶不上手工铺设钢轨、枕木的华工。这也让世界见识了中国人的吃苦耐劳。

在美国人莫尔斯发明电报二十五年后（1870年），电报传入了中国。光绪五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市区和大沽海口炮台之间架设电线，试通电报，这是中国修建的第一条电报线路。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正式下令，“嗣后明降谕旨，均著由电报局电知各省”。也就是说，政府开始使用电报来传达皇帝的圣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创举。

实际上，清政府最初也竭力反对使用电报，这和当时的政治局势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俄、英、美等国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侵略、控制，不约而同地提出在华铺设电线的要求，一时成为中外交涉的焦点。清政府对电报电线一无所知，本能地使出了惯用的斡旋伎俩——“严正拒绝”。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认为铺设电线“于中国毫无所益，而徒贻害于无穷”；福建巡抚李福泰更视电报为洪水猛兽，称之“惊民扰众，变乱风俗”；只有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提出，“与其任由外人控制，不如自行举办”。

在地方大员的位置上，李鸿章曾亲手破坏外国人铺设的电线。1865年，上海驻华领事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欲铺设淞沪电线，被清政府婉拒。英商故态复萌，决定先斩后奏，暗地在浦东自行铺设电线数十里。李鸿章密令上海县令，动员乡民连夜拔毁所有英商铺设的电线。这些电线本来就是英商私下设置，无从告官，英商一时难以发作。

当电报最终被广泛使用时，中国人发明了一种新的记日办法：用韵目代替日期。从《韵目表》中挑选代替日期的韵目，总共有三十一个，分别代表三十一天。前面十五天用的是韵目上平声的全部，接后是韵目上声的十个，再来是韵目去声的五个，最后一个在《韵目表》查不到的是“世”，代表三十一日。这种方法前后共使用了七十余年，今天历史书中经常出现的“艳电”、“皓电”、“佳电”等词，正是所谓的“韵目代日”。

用《韵目表》里的字来代替日期，懂得做诗的人一看就知道哪个字代表哪一天。比如“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所以1927年5月21日长沙反革命事变称为“马日事变”。这套系统对于当年读过一点儿书的人来说，都是基本常识。白话文兴起以后，过去文人擅长的填词作诗的本领逐渐失传，过去一般人都知道的事情，现在却成了专业知识。不过，要像港台电影那样，通过观看别人手指敲打莫尔斯码便知晓内容，不但需要发信号人是电报超级天才，也需要收信息人同样如此。谍报电视剧《暗算》中的听风者盲人阿炳，不但能听出莫尔斯码的内容，还能区分不同发报人的手法，这种能力几乎等同于一个人可以用鼻子闻出墙壁里的虫子。

无线电让沟通更为通畅。1905年7月，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天津开办了无线电训练班，聘请意大利人葛拉斯为教师。他还委托葛拉斯代购马可尼猝灭火花式无线电机，在行营及部分军舰上装用。1906年，因广东琼州海缆中断，在琼州和徐闻两地设立了无线电机，在两地间开通了民用无线电通信。这是中国民用无线电通信之始。不管是有线还是无线，中国民用电报开始后，为商家和普通民众的互相交流提供了极大帮助。

为了节省人力，公用电报被要求不得冗长，民用电报更要短出许多。有的电报为了省字，几乎词不达意，这里面其实另有隐情。当时的电报都是有线电报，分为水线、陆线，如果在国外使用外国人的水线，费用自然比国内更高，按字论价，每字需银数两，所以更要节约用字。

电报之贵，可以从一个细节说明。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列强悍然把山东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北大的学生们群情激愤，最后决定发电报给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同时通电全国。可是通电实在太贵，学生们只好你一块、我一块地凑份子，最后凑出近一千块大洋，刚够给全国报馆发一次小规模的全国通电。执政府认定北大学生运动幕后肯定有人指使，理由很简单：“穷学生怎么可能负担得起通电费用！”

在电话稀少，手机和互联网压根儿不存在的时代，电报本应是最快的联络方式。但对普通民众而言，一封电报的速度并不等同于电流的速度。首先要在柜台完成电报的书写，然后电报部门发送电码，接收方译电，最后关键的一环还在于接收方到收件人的距离，这几乎决定了电报是否能够体现其速度。如果接收电报的部门距离收件人太远，那就等同于发送一次纸质信件了。

清廷的洋务运动和立宪，采取的是混合方式：军事上效仿德国，立法和行政效仿英国。在对科学毫无崇尚精神的国度，这种混合最后把清政府搞成了不伦不类的怪物。

19世纪下半叶，中国和土耳其成为亚洲最大的两个军火进口国。1868年，英国维克斯公司推销员沃尔夫·列曼靠一口流利的汉语，获得了清朝官员的信赖，成功说服中国军队买进一批“防卫”式转轮机枪。这种机枪形同手摇纺车，看起来并不奇特。人力摇动暗含十二颗大口径弹丸的大转盘，弹丸对准枪管依次击发。其实该枪的开火速度并不比普通步枪快多少，也显得非常笨重。尤其是摇动庞大转盘的士兵，必须有赫丘利之神力才行。在英国本土，这种机枪根本吸引不了皇家军官们的目光，维克斯公司只好拿它到国外创造“剩余价值”。有趣的是，维克斯公司制造的防卫式机枪有两种规格，分别使用方形子弹和圆形子弹。按照该公司的讲解，圆形子弹用来对付基督徒，方形子弹对付异教徒，出售给中国的恰恰是后一种型号。

此时，欧洲人在用什么武器呢？1866年克尼格累茨战役，普鲁士人击败了屡战屡胜的奥地利军队，替代他们成为日耳曼战士的主流成分。奥地利白衣军队的主要装备为洛伦兹膛枪，射程精确到三百六十五米。1859年的对法战争证明，这种枪比来复枪好用。但是，这种膛枪的射击速度仅为普鲁士士兵使用的针枪的五分之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奥地利人认为，对方的枪开火率太高，会浪费子弹。普鲁士人训练士兵，要求他们等到敌人靠近时再开枪。

学者张鸣一度认为，甲午兵败是因为开枪不准。他考据到，1920年，直皖大战动用二十多万兵力，打下来，真正伤亡的也就几十人。在历史上如此人数浩大的对战中，也不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低伤亡率。1212年托罗撒战役，对阵双方是西班牙和阿尔莫哈德王朝，后者军队中纳西尔的柏柏尔人和安达卢西亚军队发生了严重冲突，安达卢西亚人突然全体叛逃，西班牙获得大胜。为了纪念这场西班牙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战争，纳西尔大帐入口处的巨型挂毯被送到了布尔格斯的拉斯·胡埃勒加斯修道院，悬挂至今。历史学家宣称，西班牙方面仅仅伤亡了二十五至三十人。不论张鸣的考据是否精确，中国人对新科技的理解能力确实惊人的差。讨伐张勋时，军队向张勋公馆发射了百万发子弹，但都是朝着天空开的，着弹点远在两英里外，路人遭殃。因此莫理循曾向中国政府建议，军队干脆恢复使用弓箭。

1911年5月，留学西方七年之久的丁文江由香港经越南沿滇越线到了昆明，开始其第一次内地之旅。他发现，当时出版的几份中国地图都还是根据康熙年间天主教士所测的地图做蓝本印成的，“一条贯通云贵两省的驿道，在地图上错误了两百多年，竟无人发现”。

回头看看近代战争，对兵力统计记录精确的一方，通常也是胜利一方。1520年，西班牙人本来被阿兹特克人一路追到奥图巴，最终不得不回头反击，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居然大获全胜。1521年特诺奇蒂特兰之围，西班牙方面赫南·科尔特斯（Hernan Gortes）有八十六名骑兵、一百余名弩兵和火绳枪手、七百名剑手和长矛兵、十八门火炮，还有特莱克斯卡拉族人和其他同盟者近八万人。而阿兹特克方面除了首领、大预言家夸特莫克，就只有一个模糊的“二十万人”的数据了。

这不是因为失败者的数字通常被抹掉。1588年无敌舰队覆没。西班牙是输掉战争的一方，但参战数据都很清晰，人数、每条舰船名字、水手分工、火枪数目及射程，一一在列。真实的情况是阿兹特克人过于粗放。在那场对抗的开始，他们只相信一个预言：曾经的一个神灵昆兹奥考特克反对人祭，结果被其他神祇赶走。有一天他会重返故乡，那一天将发生在阿兹特克历法中的“一根芦苇”之年。“一根芦苇”之年每五十二年循环一次，每逢这一年，阿兹特克人都忧心忡忡，他们担心羽蛇神惩罚自己。在这个预言里，昆兹奥考特克总是被描述为肤色白皙，身着黑衣，帽子上插一根羽毛的人，而科尔特斯就是这样一个人。

阿兹特克人怀疑对方领袖是神，而清廷一直怀疑洋人是另外一种生物。清廷上下总结出一种对洋人的生理缺陷的认识：他们的膝盖不灵，他们的腿难以弯曲。然后，洋人扛着枪炮冲进来，不少人便想起这种缺陷大有利用价值。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使者马嘎尔尼以为乾隆祝寿的名义来华，试图建立中英间的平等通商关系，结果双方因觐见礼仪发生争执。清廷要求英使三跪九叩，英使则表示觐见中国皇帝至多像见英王一样，单屈一膝而已。双方争执不下，未达成共识，不欢而散。

从那时起，有关洋人不能屈膝之说便流传开来。就连接触事物远多于普通百姓的贵族们也深信不疑。道光年间，两江总督裕谦在一份奏折中说：“夷人腰硬腿直，一击即倒。”

既然敌人是非常之物，那对待的方式也要超越常规。和八国联军开战后，主战派首领端王载漪逐一询问刚毅、徐桐、赵舒翘和启秀，这些人全部束手无策。慈禧知悉战事不利，责问载漪所力陈“义和团有神术”之事是否是瞎说。载漪声称：“神术确有，只因团民良莠不齐，其中难免有练武不精的，故法术不灵。另外，洋人用妇女秽物，把法术破坏，降下来的天兵天将一见秽物，亦即避去，所以洋人所用枪炮仍然伤人。”

载漪此说令人忍俊不禁。义和团的联袂团体中，未婚女青年参加的红灯照很出名；已婚妇女参加的叫黑灯照；最为厉害的是砂锅照，属于丧偶妇女团体，据当时传说，她们施起法术来，洋人就化为一摊脓水。至于如何施法，倒和载漪所说的洋人用妇女秽物有几分接近。

当时中国民间对于月经带、大粪、狗血的看法，都是带有哲学观点的。倘若中国人真的研究这些东西，也能有所发现。不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自然科学敬而远之，宁愿从古书上找到心灵慰藉。某省的传教士用放映机显示一只高倍放大的普通寄生虫。当这个东西像鳄鱼般斜着映射在墙上时，座下的某个学生以敬畏的口气说：看，外国大虱子。

徐光启，后世的停顿

竺可桢曾经将明代学者徐光启和科学先驱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作了一个比较，他认为前者毫不逊色，甚至在有些地方还超过了培根。《科学译著先师——徐光启》的作者王青建对此作了分析，现摘录如下：

“两人生活于同时代，徐光启小培根一岁，又比培根多活了七年；两人同为科学思想史上的一代开创者，又都向往着新的科学时代的到来；巧合的是两人都做过高官。……培根是首创近代归纳法的大师，把经验从一向受人鄙视，受贬抑的卑贱地位上升到一种科学原则……但他不能很好理解数学语言的重要性；而徐光启却演绎推理鼓吹推广到一向只重视经验归纳传统的中国，并且特别把重点放在数学语言上，认为这才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两人都强调科学实验，但徐光启本人就是大科学家，亲自进行观察和实验……徐光启在实验科学的具体贡献是培根所不能比拟的，尤其是他对数学的重视和运用更远远超过了培根。……事实上，徐光启的科学思想和方法论远远超过了西方传教士之上。当时西方‘传教士的科学正是似法非法、似理非理的东西’，但徐光启却深刻地提出了科学必须其中有理、有义、有法、有数，‘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辨不能著数’，这样的思想正和近现代科学的思想吻合。”

也许这样的评价有点儿言过其实，但看看下面的历史事实，就很清楚了。

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徐光启给崇祯上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的作用”，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这比马克思、恩格斯相类似的观点早了几百年。徐光启列出了十条：

第一，数学是气象学，天气预报的基础。“利用数学可以计算日月星辰的运行，从而推测晴雨水旱”。

第二，数学是机械工程学的基础。“精于度数者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可制作各种机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数学对测绘学大有裨益。“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山海原野，高深广远”，有了数学测绘的地图，“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第四，国防。数学可以用于“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池隍等”。

第五，建筑设计。“营建屋宇桥梁等，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第六，会计理财。数学对“官司计会”颇有用处。

第七，兴修水利。用数学“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有比率地配制药物。使用数学，“因而药石针砭，不至误差，大为生民利益”。

第九，乐器制造。“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乐器）”。

第十，制作计时工具。掌握了数学力学原理，可以“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介绍，“此‘十事’涉及自然现象的研究、社会现象的研究和工程技术，就当时，无论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学科的分化”。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现实、更宏大的知识体系的划分。

徐光启的这一奏折，得到了崇祯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崇祯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但在明朝即将亡于清的最后十几年中，徐光启的设想根本无法在全国上下全面实施。也许有人认为，既然明朝对于自然科学的热爱远甚清朝，为何崇祯会身死国灭呢？实际上，战斗能力和文明更替并无绝对的直接关系，古罗马帝国被蛮族灭掉，阿拉伯文明被蒙古人毁灭时，战争胜利的一方并不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

不仅是数学，《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的第三节《西方化学知识的传入》中说：

“中国最早记述无机酸的是徐光启的一篇手稿《造强水法》。据研究，《造强水法》即制硝酸的方法，其原文如下：“绿矾五斤（多少任意），硝五斤。将矾炒去，约折五分之一。将二味同研细，听用。次用铁作锅，约乘（盛）药外，尚有空。锅口稍敛，以承过筒。另用内外有油（釉）大坛一具，约乘（盛）四五十斤者则不裂。以玻璃或瓷器为过筒，一端合于锅口，一端合于坛口。铁锅置炭炉上。坛中加水如损绿矾之数，如矾折一斤则加水一斤也。次以过筒接锅坛二口，各用盐泥固济。锅下起火，初四刻用文火，渐加武火，满二十四刻灭火，取起冷定，开坛则药化为水，而锅亦坏矣。用水入五金皆成水，惟黄金不化水中，加盐则化。化过它金之水，加盐则复为砂，沉于底，惟黄金不能成砂必以酒靛（点）之。……强水用过无力，或有它物杂之，仍用前之器制，则复为水，滓留于锅矣。盛水坛下宜置一缸，恐一时迸破，水犹在缸也。”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中，列出了从1580年到1690年，每十年内出版的格物穷理之学的著作。从这张表格中可以看到，16世纪30年代，明代介绍的西方科技著作和翻译作品一共有一百三十四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明朝政府组织翻译编写的，而到了清朝时期，只有八十三种，其中大部分是民间学者继承明朝遗风而进行的译著，此后总体趋势不断衰减。学者认为，明朝朝廷、士大夫在17世纪对自然科学的钟爱，迫使传教士们在中国的活动不得不以学术交流为主，传教为辅；而在清代，虽然传教士人数众多，由于统治者趋近于排斥自然科学，这些外来者做好“本职工作”就行了。

因缺乏自然地理知识，清朝晚期徐桐以大学士之尊，居然绝不肯相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认为这只是法国和英国常常来讨利益的“借口”。

《徐光启研究论文集》沉痛地写道：

“培根死后不过三四十年，他的理想研究院在英国就以1660年（顺治十七年）成立皇家学会而实现。随之而来的，是工业革命和生产大发展。而徐光启的“度数旁通十事”的拟议，在当时，虽然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但随着明朝政府的灭亡，清朝空前残暴黑暗统治的建立，这样的规划，一搁置就是三百年，不能在促进生产上发挥作用。在明朝时期同步于世界发展的中国，经过清朝的反动统治，远远落后于世界生产的先进国家，终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徐光启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