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3日，伦敦的一份电报文稿报道了中国的武昌首义。据《纽约时报》记者了解，清朝的叛乱并非偶然降临，过去三四年中，在孙（中山）博士领导下，一批最精明的清朝进步人士组成革命团体，并最终发动了这场革命。在他们的精心策划和秘密组织下，才取得今天的结果。文章充满中国通的满足感，说这项证据具有权威性，并且非常肯定。

在武昌首义后的第三天，作为世界中心的英美媒体就作出了这个判断，并且公之于众，客观上有利于奠定孙中山在历史上的地位。此时，不管是《纽约时报》还是《泰晤士报》，对黎元洪、刘公一无所知。

几乎在首义爆发的同时，芝加哥同盟会秘书德斯奥（Desio）称，孙中山本人还在大清朝国内活动。实际上，孙中山此时身在美国。革命爆发后，德斯奥终于承认他提供的消息有误。他暗示说，孙博士此时不在圣路易斯就在堪萨斯城，散发有关武装起义推翻满清的消息，并积极筹措革命资金。之所以努力隐瞒这位东方伟人在美国的情况，是为了转移清政府对其行踪的注意力。

一个多月后，集传教士、旅行家和记者于一身的英国人丁格尔（Edwin J.Dingle）风尘仆仆地赶到武昌，采访新任总督黎元洪。作为第一个和新政权领导人接触的外国人，他注意到了对方犀利的眼神和宽大的下巴。黎元洪稍胖的身姿使其军人神采稍有减损，“如果不了解他的军队背景，很容易误认为他是一个富裕的商人”。

显然，黎元洪意识到了对外部世界介绍自己事业的必要。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努力用英语和丁格尔谈话。这位中国将军词不达意，说话磕磕巴巴，但他仍然很努力。

丁格尔的这篇报道很快发表在《大陆报》上，这份报纸致力于向外国人宣传中国社会改革。而他们面对的这一年，改良社会终于演变成为武装革命。采访结束后，黎元洪送别丁格尔。在门口，他停下来，把左手放在丁格尔的肩膀上，说：“请不要忘记说，这次革命发生完全是因为满人对汉人太不公平，没有其他的原因。”

黎元洪有超越时代的抱负。他有五个孩子，两男三女。这位刚刚卷入一场革命的军人对丁格尔说，等孩子们长大后会送他们留洋。“去哪里？”丁格尔问。“美国。”将军的脸上写满了幸福的期待。

迄今为止，没有史料可以证明，《纽约时报》的报道是否受到了中国人的影响。换言之，是否有孙派人士主动爆料，在世界范围内给这次革命“攀亲”。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英美方面对孙中山的态度一直很好。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蒙难，清廷官员设计诱捕并将他幽禁于公使馆内。外交官煞费苦心，企图把他遣送回国。一旦回到中国，孙中山必然要为其反抗皇权的行为付出生命代价。危急关头，他设法从清公使馆发出了一封信。清驻英公使馆二等参赞马格里（Macartney Haliday）参与了消息传递。孙博士在信中声称自己是英国公民，因此索尔兹伯里侯爵（Lord Salisbury）坚持清朝公使馆必须释放孙中山。最终，孙中山避免了被押送回大清朝的命运。

革命已经爆发，孙中山在回国的路上。有资料显示，他长期在美国出入，侨领协助其取得了在夏威夷的出生证明，让他成为美国公民。武昌首义后，英美两国媒体很乐于争先提及，这次可能促使一个新民主共和国诞生的革命，来自一个“本国”公民的作用。

而在丁格尔看来，中国革命非但没有这样简单，也远远未到邀功时刻。黎元洪矢志要把儿女送出国的段落，并非记录者的无心之举。隐含的意思非常简单：即便是这次革命的领导者，也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并不放心。

1910年3月，广州新军起义刚刚败北，孙中山在洛杉矶附近的长堤与美国军人荷马·李（Homer Lea）等人碰头，请求美国财团提供三百五十万美元经济资助。在这次会面中，中方决定革命党人暂行终止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准备未周”的起义，改为“厚蓄实力，充分准备，集中人力财力，发动大规模起义”。1911年7月底，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为起义定下的新计划设定于1913年。时乖运蹇之中，革命志士打算不再动辄发动起义，而力主精心筹划后确保“成功率”。

不料，该会成立不到三个月，武昌起义就突然爆发了。多年之后，孙中山回想起辛亥年的情景，也直言不讳：“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

然而，这真的是一场意外吗？历史的真相，我们如何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