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那颗橘子味儿的硬糖，我再也没有见过吴越，她的微信头像三年没换，朋友圈总是关闭。

后来的所有故事都是我独自一人杜撰，我们相处的日子并不长，可她的影子总在我的脑海中徘徊，来来回回，弹起又降落，那个穿红色羽绒服的身影，像一团火，在2019年的冬天熊熊燃烧。

考研那年，我在六楼自习室复习，自习室挨着饮水机，我站在自习室走廊背专业课的知识点，却总是三心二意，观察来饮水机接水的人。

有打扮时髦妆容精致的女生，有睡眼惺忪冲咖啡的男生，有难舍难分依偎在一起的情侣，都不足以吸引我。深夜的教学楼六楼，安静地很，每个人都在热火朝天地耕自己的地，等待结果。

走廊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一阵匆匆地脚步声传来，来者是一个穿件红色短款羽绒服的女生，可能也不是羽绒服，只是棉花之类的填充物，看起来并不暖和的样子，她扎着马尾，眉头紧锁，双手捧着个掉了漆皮的保温杯，水龙头打开，哗啦啦接了满满一杯，再转身，迈着匆忙又弹跳力十足的步伐，去向走廊转角处的自习室。

“我也注意她很久了。”室友悄悄跟我说。

“那个女生？”

“对啊，运动员同学。”

运动员同学，这个形容十分贴切，每每遇见她，走起路来俨然一副跳高运动员的模样，应该是个自律过分的学霸吧。我擅自给她安排了一个头衔。

还没来得及有什么交集，教学楼教室大整改，原本安静的自习室被大二学生当作上课教室占用一段时间，我去了一间角落里阴冷的教室。

吴越就坐在我的正前方第三排靠墙的位置，她的桌上乱糟糟的，堆满了辅导资料，桌洞里总是塞着一个塑料袋，有时候装着垃圾，有时侯装着老北京干脆面，也有时候装半个被氧化了的苹果，塑料袋的颜色换来换去，只在白色和红色之间跳跃。

她总是独来独往，来得很早，走得很晚。看起来很孤独又忙碌，旁人很难走入她的世界。压力特别大那几天，我总是很晚才回宿舍，有一次教室里只剩我们两个人，快要熄灯的时候，我们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回去宿舍的路很长，冬天的呼和浩特，像是块儿在雪地里放了很久的冰，里外都冷。

从没有交集的两个人，并肩走在回去的路上，吴越走在我的左边，依然是精神饱满的脚步，她声音细细地问我：“你是学什么专业呀？

她是理科生，学生物类专业。得知我文科出生，语气中多了几分羡慕：我也喜欢文科的，可是那会儿文科成绩不太好。那天晚上的攀谈很简单，我们互加了微信，像是达成了某种战略的盟友一样。

第二天早晨，我还没有到教室，她发微信提醒我，饮水机坏了，喝水需要去楼下接水。考研的时间越接近，她学习的势头越足，我却去面试了工作，后来很少去那间教室。

再见面，是考研成绩公布后的第一周。我去自习室收拾课本，她依然穿着那件红色的羽绒服，迎面向我走来的时候，表情很纠结，像是在哭，又像是在笑。

我才发现，她的眉毛很特别，稀疏又杂乱，像一个八字挂在额头，颇有种特立独行的架势，这应该就是她的表情无法表达心情的原因。

我们总是囿于自己的苦难，觉得绝望的只有自己，偶有一天与风尘攀谈，才得知世人皆苦的讯息。

我签了工作，考研落榜。吴越也落榜了。那天相遇时的聊天，她的表情应该是快要哭的，我安慰她：努力的人一定会有所回报的，哪怕不是考研，也会以另一种方式收获。

安慰失败，她的失落依然难以掩饰。她和我讲述她去厂房实习的经历，生物发酵的机器巨大而滚烫，无菌环境需要把自己裹起来，每个人轮岗昼夜不停地观察着变化，她说起每一段经历时，眉毛拧在一起，像哭又像笑。而那时的我，把失落藏的很深，在内心与她共鸣。

我们谈起文科，谈起文学，谈起考研之外关于梦想的东西，她的眼睛闪闪的，告诉我，她想试试去做语文老师。

或许，人在有些时候的“不自量力”，会是脱离当下痛苦的最佳选择。当我们独自走过一段很长的路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事情都是“大不了”的事情。那些看起来艰难又破碎的时光，在回忆起来时总是带着些许笑意的。

我并没有为梦想买单，颇为不情愿的准备着自己接下来自己的工作，吴越独自奔赴了一场又一场的教育机构面试。

离校前几天，我最后一次回教室。座位上堆了厚厚一叠宣传折页，正打算扔掉的时候，看到折页下压着一根笔，还有一颗水果硬糖。细看才发现，宣传折页都是与文学、教育类招聘相关的，上面有笔迹勾划出适合我的岗位。

或许她正为了倒班观察生物实验而头疼，或许研究生快要毕业了，我们奔走在不同的人生，偶尔发出同频共振，我们渺小，而又炽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