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一百分的接班人

大清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日，清宫举行了隆重的“禅位大典”。上午九时，八十六岁的老皇帝乾隆坐上了太和殿宝座。殿前广场上，上千名王公大臣在庄重的“中和韶乐”中如潮水一般拜兴起跪。随着乾隆把手中那枚方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宝”微笑着递到跪在他面前的嘉庆皇帝手中，中国历史上最平稳的权力交接顺利完成。

早在乾隆中期开始，接班人问题就成了全大清帝国关心的焦点，因为乾隆皇帝多年一直没有立储。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皇帝巡视东北，回来途中，走到锦县（今辽宁省凌海市）的时候，有一个叫金从善的秀才跑到御路边上给皇帝上书。上书说什么呢？请求乾隆皇帝立太子。

原来，这一年乾隆皇帝已经六十八岁，年近七旬，在古代，这已经是高寿了。可是这时候，大家还不知道他的接班人是谁。所以金从善替天下人着急，说自古以来，储位问题都是关乎天下安危的重大问题，可是从来没听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安排。万一您有个三长两短，天下可怎么办呢？于是上了这样一道上书。

收到上书，乾隆非常生气，因为接班人问题岂是普通老百姓可以讨论的？于是他将金从善以“狂诞悖逆”的罪名斩决了。

杀掉了金从善，乾隆感觉有必要和天下万民解释一下他在接班人问题上的想法，于是他下达了一道上谕，说这个问题我早已经有所安排。早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冬，我就已经秘密立储。不过此事我只告诉了几个军机大臣，没有向天下公布，所以天下人才会产生这样的误会。

这道谕旨一下，关于谁是继承人的猜想在民间进行得更热烈了。乾隆此举相当于给大家出了一个谜语，让大家猜，他的这些儿子当中，谁是下一个皇帝。

那么，这个谜怎么猜呢？说难则难，说简单也很简单。

乾隆一生，许多方面都创了历史第一，不过在皇子数量上，他可不是第一。他的祖父康熙共有过三十五子二十女，而乾隆一生共育有二十七个子女。其中十七男十女，另有五子五女早殇，因此长大成人的是十七人。这个数量在清代排名第二。

不过到了乾隆三十八年，十七个儿子中，已经死去了十个，只剩下七个。七个人里头，十二阿哥因为生母是那拉皇后，也就是被乾隆废掉的皇后，因此根本没资格列为皇储人选。四阿哥和六阿哥被乾隆过继给别的亲王为后代了，因此也没机会立为皇储。皇帝真的要决定立储大事，就只能在八、十一、十五和十七阿哥这四个人中做一抉择。

八阿哥永璇年龄最长，他文才不错，但是为人轻躁，做事颠倒，所以希望不大。

十一子永瑆更具文艺天分，他的诗文精洁，尤工书法，在清代与铁保、翁方纲、刘墉并称“四大家”，但是这个人武功不行。乾隆皇帝对接班人要求文武双全，他很讨厌满洲贵族当中那些沾染汉族文化人习气的人。所以永瑆希望也不大。

至于十七阿哥永璘，恐怕是兄弟几个中最不成器的。这个老儿子从小就不喜欢读书，年纪稍长，就常常溜出宫禁，一身便服去外城狭路曲巷寻花问柳，所以他根本没戏。

因此希望最大的，只有十五阿哥永琰。

永琰出生于乾隆二十五年，也就是1760年，乾隆五十岁那一年。他的生母魏氏，是汉军出身，系内务府包衣，身份并不高贵。但这个孩子有其他几个皇子不及的优点，以“勤学”闻名。学习起来异常用功，数九寒冬，深更半夜，还经常手不释卷。而且他品格端方，为人勤勉，生活俭朴，待人宽厚。朝野之间，绝少关于他的负面传闻。当时出使天朝的朝鲜使臣回国后，向他们的国王汇报见闻时多次说，“第十五子嘉亲王永琰，聪明力学，颇有人望”，“皇子见存者四人，八王、十一王、十七王俱无令名，唯十五王饬躬读书，刚明有戒，长在禁中，声誉颇多”。[1]和其他三个皇子比起来，皇十五子永琰不是最聪明的一个，却是缺点最少的一个。

所以年过花甲的乾隆最终选择了他。乾隆三十八年冬至，六十三岁的老皇帝亲书密旨，秘立十四岁的永琰为储。

秘立之后，乾隆当然一直在观察这个孩子，看他能不能担当大任。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孩子的表现也越来越得到乾隆的肯定。在乾隆心中，他为这个接班人打了八十分。

让乾隆皇帝满意的有四点：

首先，从性格上看，皇十五子少年老成，自制力强，富有恒心和毅力。他起居有常，举止有度，学习勤奋，办事认真，从不逾规矩一步。这是最让乾隆欣赏的。

其次，此人品质“端淳”，待人真挚，富有同情心，善于为他人着想。

第三，从学业上看，永琰的成绩非常突出。经历了二十多年严格、系统、高质量的帝王教育，永琰对儒家心性之学颇有心得。他的修养是建立在学养的基础之上，因此根基牢固。武功骑射成绩虽然比不上他的父亲和曾祖父，但在兄弟当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第四，从外表看，他也是清朝历代皇帝中长得最端正、最上相的一位。我们看画像，永琰中等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他皮肤白晳，五官端正，骨肉均停，一副雍容华贵的相貌。脸型介于方脸和圆脸之间，显示出他性格的平衡和理智。经过从小就开始的仪表训练，他在出席隆重的场合时，总是举止高贵，镇定自如。

在传位的这一年，嘉庆三十七岁。这个年龄，既精力充沛，又富于经验。生命由青春期的青涩、青年期的热烈，转为中年前期的稳健有力，正是主掌一个庞大帝国的最佳年龄。

让乾隆担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这个孩子性格过于老实端方，似乎就缺了那么一点机智圆滑，或者说缺了一点就通的那么一点“灵犀”。比如，在当上了“皇帝”之后，是否知道如何处理与他这个“太上皇”的关系，乾隆就不是十分有把握。不过，凡事不能求全，在成功统治了六十年之后，能够找到这样一个能让他基本满意的接班人，乾隆认为自己这一生已经称得上完美了。

直到真正禅让了皇位之后，乾隆才发现，他选的这个接班人其实是应该给打一百分的。

对于退休之后的生活，乾隆本来十分担心。因为自古及今，还没有一个太上皇是幸福的。唐高祖李渊还没当够皇帝，就被儿子李世民用刀逼下了皇位，当了九年寂寞的太上皇之后，悄无声息地死去。唐玄宗成了太上皇后，日日在儿子的猜忌中胆战心惊地生活，身边的大臣和朋友一个个被流放，最终自己被儿子软禁，郁郁而终。中国历史上的另外几个太上皇，比如宋徽宗、宋高宗、明英宗，也无一不是悲剧人物，下场都十分悲惨。因此，在举行禅让大典的同时，乾隆皇帝已经为保证自己不落入囚徒境地做了无数准备。

在退位之前，他就明确宣布，自己只将那些接待、开会、祭祀、礼仪之类的日常工作交给皇帝，至于“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他“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秉承，不至错失，岂非国家之大庆”[2]。

在退位之后接待朝鲜使臣的时候，他又明确向各国宣称，虽然归政，但大事还是他来办。

他规定，退位之后，他仍称“朕”，他的旨意称“敕旨”，文武大臣进京陛见及高级官员赴任前都要请示他的恩训……

虽然在退位前花费巨资修建了宁寿宫，可是真正退位之后，他并没有从象征着皇权的养心殿搬出来，用他的话说：“予即位以来，居养心殿六十余载，最为安吉。今既训政如常，自当仍居养心殿，诸事咸宜也。”[3]

一句话，虽然退了位，他还是处处昭示自己仍然是一国之主。

握了一辈子权柄的老皇帝对权力爱如自己的眼睛，防卫过度，眷恋到了近乎失态的程度。

事实证明，老皇帝过虑了。正当盛年、血气方刚的嗣皇帝比他想象的要聪明乖巧，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他十分恭谨地做着大清国的皇帝，每天早睡早起，认真出席每一个他应该出席的活动，却从来不做任何决定，不发任何命令，不判断任何事情。他十分得体地把自己定位为老皇帝的贴身秘书，对于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一个原则：“听皇爷处分。”

朝鲜使臣的记述，把嘉庆韬光养晦的状态描绘得跃然纸上：“（嘉庆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赐宴之时，嘉庆“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嘱”。[4]《清史稿·仁宗本纪》也记道：“仁宗初逢训政，恭谨无违。”

儿子如此“懂事”，乾隆的心很快放了下来。他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他六十年的柄政生涯，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整个大清朝也很快明白，所谓“嘉庆元年”，不过就是“乾隆六十一年”。

[1]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80，第4840、4881页。

[2]于敏中等：《国朝宫史·续编》卷七《典礼一·盛典一》。

[3]《新正乐寿堂》，见《清高宗御制诗》。

[4]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80，第4918、49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