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在他统治的中后期虽然逐渐“宽厚”，对腐败的容忍度越来越高，但是也并非无所作为。

除了“甘肃冒赈案”，乾隆中后期还处理了很多其他大案，有人总结为“乾隆后期六大案”。比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发生的“新疆捏报粮价案”，新疆乌鲁木齐各州县很多官员在收购粮食时大规模捏报粮价，侵吞国帑。小麦一石不过八九钱至一两零九分，州县却上报每石一两八九钱，多出的钱就进了官员的腰包。乾隆皇帝因为此案，将地方官员湖图里、索诺木策凌、窝什浑、德平、伍彩雯、王喆等处死。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春，御史钱沣上疏弹劾山东巡抚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贪纵营私，勒索属员，亏空近二百万两。乾隆查明后，将二人判决“斩监候”，前后两任山东按察使也因失察，都被降职。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因两广总督富勒浑贪污，并纵容家人滋事，乾隆命人查办，判决“斩监候”，其家人处绞。

…………

虽然办了数次大案，然而这些案件的震慑效果却远不如前期。一边不断查处大案，一边官场上的腐败却是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乾隆虽诛杀不少高官，但收效甚微，“然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焉，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地。”[1]

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财政制度。在通货膨胀越来越厉害的情况下，原有的财政收支平衡已经被打破，地方政府普遍入不敷出，所以不改革财政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除了这方面的原因，乾隆晚年惩贪失败还有许多个人因素。第一个就是他的情绪型执法。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反复宣称“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2]，这传达出的信息是，他对贪腐零容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乾隆这个人为政崇尚乾纲独断，往往根据自己的亲疏好恶来进行判决，有时就难免因人立法，庇护亲信。比如他处理云贵总督李侍尧的案件就非常典型。

李侍尧是乾隆年间的名臣，他聪明能干，深受乾隆欣赏。因为“见知高宗（乾隆）”，乾隆二十年（1755年），三十多岁即升为代理广州将军，从一品。这个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能力强。《清史稿》载：“侍尧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属僚，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坐，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人皆悚惧。”也就是说李侍尧身材瘦小，貌不出众，但精敏过人，过目不忘。接见僚属，谈不上几句，便可以洞悉这个人的才干优劣。平日拥几高坐，历数治下各州县肥瘠利害，间或抖搂出那里的地方官一两件阴私事，仿佛他亲眼所见，属员莫不屏息聆听，大气也不敢出。

乾隆甚至在李侍尧得罪后仍然称赞说，“李侍尧历任封疆，办事明干，在督抚中最为出色”，并把他与阿桂并称为当朝“最能办事之人”，可见对他是多么欣赏。[3]

李侍尧另一个特点，则是善于讨乾隆欢心，具体说，是精于办贡。乾隆曾说过，臣下中，李侍尧和山东巡抚国泰所办贡品最优。李侍尧善纳贡献，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从风而靡。李侍尧从乾隆十七年（1752年）任热河副都统起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进贡次数有档可查的一百二十多次，一年之中进贡次数最多时达九次，由此可见乾隆和他的“私交”非同寻常。

乾隆四十五年，有人举报任云贵总督、大学士的李侍尧贪赃受贿，借办贡品之名勒索下属。乾隆对于贪污之案一直非常重视，立命和珅赴云南查办。和珅查办此案并没费很大气力，因为案情很简单。李侍尧到任之后，大肆索贿，下属官员知道他素性傲戾，不讲情理，若不从便有祸患，便纷纷送银，约计三万一千两。

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公”，乾隆按惯例把这个案子交给“九卿会议”，让他们讨论一个处理方案。大家讨论后认为：“李侍尧身为总督，不思洁己奉公，于所属内营私网利，任意贪婪，……查从前鄂善、恒文、良卿等俱因贪墨败露，比照监候，从重正法。李侍尧历任封疆，用为大学士，数十年来沐恩最重，乃败检丧心，婪赃至盈千累万，较鄂善等受恩更优，婪赃更甚，自应速正典章，以彰国宪。相应请旨，将李侍尧即行正法，以为大臣负恩贪婪者戒。”[4]

是啊，乾隆六年（1741年），九门提督鄂善受贿一千两，乾隆挥泪从宽赐令鄂善自尽；乾隆中期的云贵总督恒文为了向乾隆进贡金手炉克扣下属，也被“赐令自尽”；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贵州巡抚良卿被告发勒索下属朝珠、玉瓶、马匹等物，乾隆命不必押赴京师，即在省城贵阳当众正法。鄂善受贿不过一千两，恒文、良卿和李侍尧同是在云贵督抚任上犯的事，但情节较之李侍尧都轻得多，这样看李侍尧一案几乎没有回旋余地了。

但是乾隆却不想杀了李侍尧。乾隆心知肚明，李侍尧受贿索贿，有一个主要的动机是给他办贡品。而且他又是这么喜欢、这么欣赏这个少见的“能臣”，他内心有一万个饶他一命的理由。可惜，这些理由都说不出口。而且，九卿大学士已经把道理说得那么充分了，这可怎么办呢？

乾隆想来想去，脑筋急转弯，他另辟蹊径，决定以“广听众议”为由，将李侍尧一案发交封疆大吏，也就是天下各省督抚，让他们各抒己见。乾隆知道，这些地方大吏和李侍尧地位背景相同，对李更抱着一分“同情之理解”。

乾隆的这道谕旨写得婉转周折，开头是“李侍尧历任封疆，在总督中最为出色，是以简用为大学士，数十年来受朕倚任深恩”，先表明了皇帝对李的欣赏。接下来，乾隆批评李侍尧贪黩营私，婪索下属，盈千累万的罪款，语气严厉，让人感觉到皇上并无偏袒之心。最后让各地督抚对李侍尧一案表态，“所有此案核拟原折，即著发交各督抚阅看，……各抒己见，定拟具题”。（《清高宗实录》卷一一〇六）

安徽巡抚闵鹗元反复推敲谕旨语气，明白了乾隆的意思。他回复说：“李侍尧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久为中外推服。可否援照‘八议’条内‘议勤’‘议能’之文，稍宽一线，不予立决，出自圣恩。”（《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一六）

看了闵鹗元的折子，乾隆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以这道折子为借口，“诸臣中既有仍请从宽者，则罪疑惟轻，朕亦不肯为己甚之事”（《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一六），宣布暂缓处决李侍尧。半年之后，乾隆四十六年撒拉尔回人起事，乾隆即把李侍尧从刑部大牢里放出来，“赏给三品顶戴，并赏戴花翎”（《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八），令其赴甘肃总办军务。不久，又命李侍尧领“陕甘总督事”。李侍尧获罪不过一年时间，又重获总督一职。乾隆四十七年，李又因办理甘肃贪污大案得力，乾隆加其“太子太保”衔。后来他出征台湾有功，得以入列“紫光阁平台湾二十功臣”。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十月，以疾卒，谥“恭毅”，死后备极哀荣。

李侍尧一案，高宗怜才宥罪，执法不平，人所共见。这相当于明确告诉天下臣工，是否贪腐是第二位的，能否得到皇帝的宠信才是最重要的。

事实上，乾隆对和珅的任用又何尝不是如此？乾隆皇帝晚年，难道对和珅那样明目张胆的贪污一无所知吗？当然不可能。但是他用得舒服、用得顺手，而且和珅还是他的儿女亲家，多捞些钱，也是给了自己的女婿，所以有意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朝中不乏对和珅的举报，他就是不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都认识到，在乾隆朝贪污罪是一个极具弹性的罪名，如果你处理好了和皇帝的关系，并没那么可怕。

从乾隆的一生来看，他执法更是存在时宽时严的特点。

刚刚上任的时候，乾隆是一个非常宽仁的皇帝。

在雍正的严刑峻法之下，一大批官员待罪狱中，有更多的官员因为要追赔贪污款项而倾家**产，四处流离。从“宽则得众”的原则出发，乾隆对那些受罚过重的官员都予开释，比如著名将领傅尔丹、岳钟琪都因贻误军机被判死刑，乾隆予以释放。查嗣庭、汪景祺这样令人同情的文字狱要犯，已经被雍正处决，乾隆放回了他们被流放的家属。雍正去世时正因追赔赃款而倾家**产甚至家破人亡的官员一律获得宽贷，赔款到此为止，不许株连亲友。他即位三个月，一次就免除了69名官员的欠款。他下令清查历年的亏空案，“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予豁免，即已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查奏给还”（《清高宗实录》卷八六）。乾隆初年，从轻处理的官员，多达两千一百多名。

这个举动，一下子赢得了官僚阶层的欢心。乾隆之所以如此宽大，是因为他认为经过父亲十三年风霜之治，大清社会政治纪律严明，贪污腐败得到有效控制，百姓在王纲之下战战兢兢，已无犯上作乱之念，已经没有进一步高压统治的必要。此时化严为宽，既可享受父亲严治的成果，又可享受百姓对自己的感恩戴德，何乐而不为？

然而到了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突然变脸，对官僚集团大开杀戒。乾隆十三年，孝贤皇后去世，乾隆皇帝心情极差，以丧期剃头为由杀掉了好几个他不喜欢的高级大臣，其他因小故被惩处的大臣更是不计其数。“乾隆十三、十四年间，为高宗生平的第一变，由寅畏小心，一切务从宽大而一变为生杀予夺，逞情而为。”[5]从乾隆十三年的这场官场风暴开始，乾隆“彬彬有礼”的面纱撕去了。这是因为乾隆发现他的“宽大之政”让雍正年间基本刹住了的贪污之风又开始抬头，出现了好几起触目惊心的贪污案件。于是他抛开了宽大仁慈的面具，拿起了父亲留下的屠刀和鞭子。乾隆十八年（1753年），南河亏空案发，乾隆令官员们一年之内要把全部亏空补上。一年之后，没有补上亏空的陈克睿等多人一律处死。这还不算完事，其未完银在各犯家属名下严追，并将所有家产尽数查出，变价还项。数年之后，又废除了“完赃减等”条例，惩贪手段之严酷，比雍正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如前所述，到了乾隆晚年，因为心态和性格的变化，他又一次恢复到“宽大”。大臣当中违法违纪现象越来越多，乾隆也懒得整顿，“今大员中，革职革任屡犯而从宽留任者，不可屈指数”（《清高宗实录》卷八七〇），无数贪官逃过了法网。

这样忽宽忽严，在乾隆自己看来，是“宽严相济”，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但是这样做客观上却大大削弱了制度和法律的严肃性，使大臣们难免因此产生侥幸心理。

[1]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轶闻·入相奇缘》，丁凤麟、张道贵校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第60页。

[2]《清朝通志》卷七八《刑法略》。

[3]见崔旭编著：《清宫秘史》，当代世界出版社，2011，第210页。

[4]华尔嘉：《清代贪污受贿大案》，群众出版社，2007，第209页。

[5]高阳：《清朝的皇帝（3）：盛衰之际》，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