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一朝在反腐惩贪方面的第一个错误是力度不够。

和所有明君一样，康熙皇帝当然痛恨贪污腐败，也进行过多次吏治整顿。但是康熙整顿吏治有两个局限，一是只搞集中的运动式反腐，未能持之以恒；二是惩治贪腐的力度太弱。

康熙统治的六十一年期间，曾经进行过两次规模较大的反腐运动。第一次是从康熙十八年到康熙二十六年（1679—1687年）。

清代的腐败，并非起自中期以后。事实上，腐败是传统王朝终生携带的、无法治愈的病毒，往往在王朝初生之时，就已经有非常明显的症状。早在顺治年间，很多地方官员就已经“贪污成习”，以至“百姓失所”。所以当时有大臣上疏说：“方今百姓大害，莫甚于贪官蠹吏。”康熙登基后，地方腐败较顺治时又有所加重，有的地方官员盘剥百姓过甚，导致民众大批逃亡，“朘削卑官，卑官虐害军民，滥行科派，脂膏竭尽，甚至逃亡”[1]。亲政之后不久，康熙曾经批评当时的吏治情形说：“贪官污吏刻剥小民，百端科派，多加火耗，贿赂公行，道府庇而不举，督抚知而不奏，吏治益坏，盗贼益多，民生益促，皆由督抚纳贿徇情所致。”[2]

但是亲政之后的十多年里，康熙一直忙于熟悉政务，以及处理平定三藩等紧急事务，没能腾出手来整顿吏治。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北京发生了一场破坏力极强的大地震，“城垣坍毁无数，自宫殿以及官廨、民居，十倒七八”[3]。紫禁城中的养心殿、乾清宫等核心建筑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传统时代，地震一般都被视为上天震怒的表示，康熙皇帝也非常惶恐，他认真反省自己即位以来的为政得失，认为现在最大的缺失是吏治不清。他立刻下了一道罪己诏：“乃于本月二十八日巳时，地忽大震，变出非常。皆因朕躬不德，政治未协，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职业，以致阴阳不和，灾异示警……”[4]

到了这一年，康熙已经亲政十二年了，虽然一直没能腾出手来惩贪，但是对吏治他已经关注很久，各地林林总总的腐败现象早已令他触目惊心。到了这一年，平定三藩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战争不再是头号政治任务，所以他借着这次“上天示警”，搞了任内第一次大规模的“惩贪倡廉”运动。

他首先出重手惩处贪官。山西官场官风不正，巡抚穆尔赛“名声不佳”，康熙早有耳闻。派人前往调查，访得此人贪污入己的实据，处以“斩监候”。湖广巡抚张汧“莅任未久，黩货多端”[5]，想尽办法捞钱，“甚至汉口市肆招牌亦按数派钱”[6]，被康熙处以“绞监候”。广东巡抚金俊侵吞尚之信罚没入官的家产，此外还侵吞兵饷，被康熙直接处以极刑。

在厉行惩贪的同时，康熙皇帝还大力“奖廉”。康熙认为，在整顿吏治这件事上，奖励和惩罚一样重要，“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廉者奖一以劝众，贪婪者惩一以儆百”[7]。所以他提拔于成龙为直隶巡抚、两江总督，表扬其为“清官第一”，其后又擢用“居官清廉”的小于成龙为直隶巡抚，重用汤斌为江苏巡抚，希望通过“树立典型”的方式来带动官场风气的好转。

这个阶段是康熙一生整顿吏治力度最大的时期。不过和后来的雍正、乾隆时期比起来，康熙一生所杀的贪官寥寥无几，震慑力度远远不够。而且他还没有把这种反腐的高压态势一直保持下去，到了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感觉官场贪风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制，就不动声色地停止了这项运动。

为什么康熙皇帝没有将反腐进行到底呢？这与他的政治哲学有关。

康熙皇帝一生的政治哲学，可以概括为“中正和平”四个字。对这四个字，康熙曾经做过这样的阐释：“于人于事贵能中正和平，能合乎中，即是合理。得中，则诸德悉备矣。”[8]

所谓“中正和平”，换句话说，就是凡事都讲个度。体现在对官员上，就是惩罚整顿适可而止，“不为已甚”。

康熙讲求“中正和平”之道，既是他研习理学的心得，也是他研究中国历史得出的结论。战乱初息，他效仿汉初，奉行“中正和平”“与民休息以爱养百姓”，以此培养国家元气自然是正确的，大清王朝因此也出现了“天下粗安，四海承平”的局面。但是他在吏治问题上也采取“和平”之道，显然是错误的。康熙熟读中国历史，他相信腐败是这片土地上一种不可能彻底治愈的病症，任何朝代都只能“带病生存”，所以他对腐败没有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换句话说，“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的理念[9]，导致了他反腐的不彻底。

同时，康熙反腐提前收手，也与他的性格特点有关。康熙是一个非常“好名”的皇帝，他一心要做一个唐太宗那样的千古明君，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完美的形象，所以他讲究“君使臣当以礼”，非常注意维护官员体面。他曾经说：“朕于大臣官员务留颜面，若不然，则诸臣其何能堪耶？”[10]康熙三十年（1691年），他曾经专门下诏，阐述自己以“宽仁”治国的理念，表示要“期与中外臣民共适于宽大和平之治”[11]，说他对大小诸臣“咸思恩礼下逮，曲全始终，即或因事放归，或罹咎罢斥，仍令各安田里，乐业遂生”[12]。有这个原则做基调，他的反腐只能是“适可而止”。

不彻底的吏治整顿，注定收效短暂。康熙皇帝不知道，清代文臣的群体性格已经与唐太宗的时代大大不同。在这次惩贪运动结束仅仅十年之后，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一路经过山西、陕西、宁夏等地，发现这些地方的百姓生活非常艰难，也听到了地方上关于官府横征暴敛、贪污受贿的大量传闻，这让他深为触动。他完全没想到，腐败现象在基层政府已经发展得如此普遍。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五月十六日，即征讨噶尔丹凯旋的第二天，他就发下谕旨说：“顷由大同历山西、陕西边境以至宁夏，观山陕民生甚是艰难，交纳钱粮，其火耗有每两加至二三钱不等者。……至于山西，特一小省，闻科派竟至百万，民何以堪！”[13]他说，究其原因，一是“大小官吏不能子爱小民，更恣横索遂”[14]；二是各地官员以办理军需为名，“借端私征，重收火耗”[15]；三是督抚、布政使等官“不仰体朝廷恤民至意，纠察贪污、禁革加派，反多瞻徇曲庇。……因而笔帖式及衙门人役无所忌惮，擅作奸弊”[16]。

看来贪腐确实已经到了不治不行的程度了。康熙下定决心，要以打噶尔丹战役的勇气来彻底整顿一次吏治。他说：“今噶尔丹已平，天下无事，惟以察吏安民为要务。……朕恨贪污之吏更过于噶尔丹。此后澄清吏治，如图平噶尔丹，则善矣。”[17]

说到做到，康熙确实立刻开始了一场治吏“战争”。当月他就下令逮捕“服官污浊朘削小民”[18]以致激起蒲州民变的山西巡抚温保及布政使甘度，并下谕宣称“此等贪官不加诛戮，众不知警”[19]。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又派刑部尚书傅腊塔、左都御史张鹏翮亲往陕西，审理因当地官员“侵蚀贫民”导致的财政亏空案。

但是，康熙掀起的第二次反腐风暴，雷声大雨点小，这两个大案的最终处理结果，都远较民众的期望为轻。虽然当初宣称要对贪官加以诛戮，但是最后康熙还是宣布山西官员温保、甘度已经革职，从宽免死；陕西的“侵蚀亏空案”，最后涉案总督吴赫、巡抚党爱等大员也仅被处以革职、降级处分。

运动之所以进行得虎头蛇尾，是因为掀起这次反腐运动的时候，康熙皇帝已经年过四十，已经过了创业期，进入守成期。人到中年，性格和观念往往更趋保守和宽容。康熙的统治思路由早年的积极进取，变成了“不生事”“不更革”，所以这次运动到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时就基本停止了。在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大张旗鼓地整顿过吏治。

在康、雍、乾三帝当中，康熙皇帝的惩贪力度是最弱的。康熙晚年官场风气大坏与此直接相关。

康熙皇帝在反腐方面的第二个错误是默许“陋规”的存在。

清代的“陋规”体系，是在康熙一朝发展成熟的。

因为清代沿袭明代，采取低薪制，所以官员们的正式收入根本不足生活之用。当时的御使赵璟曾经上疏指出，朝廷发放的工资，仅够基本生活费用的六分之一：

查顺治四年所定官员经费银内，各官俸薪心红等项，比今俸银数倍之多，犹为不足，一旦裁减，至总督每年支俸一百五十五两，巡抚一百三十两，知州八十两，知县四十五两。若以知县论之，计每月支俸三两，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亦得费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忍饥不食乎？[20]

所以地方官就拼命搜括百姓，方式主要是私下多收“火耗”。

什么叫“火耗”呢？“耗”的本义是损耗。地方政府向朝廷运送税粮的路上，会有一些损耗，比如可能会被老鼠或者鸟类吃掉一部分，因此要和老百姓多收点粮作为弥补，叫作“鼠鸟耗”。从老百姓手中收来的散碎银子，要熔铸成整锭大银送交国库，熔铸过程中也会有损耗，就叫“火耗”。听起来地方官向老百姓征收“鼠鸟耗”和“火耗”，有其客观合理性，但是其合理比例大约应该是百分之一二。也就是说，收一百斤粮食，多收一两斤，以备补充自然损耗。然而，康熙年间，官员收的“火耗”，可不是区区这个数字。清代开国之后，“火耗”等就有不断加重的趋势，“其火耗有每两加至二三钱不等者”。也就是说，有的地方火耗率竟然达到百分之二三十。征了一百斤粮食，竟然有二三十斤被鸟和老鼠吃掉了，或者说，收了一百两银子，有二三十两银子在熔铸时消失了，这未免也太不合理。实际原因却是官员们的大量开支无处寻找来源，就只好以“火耗”“鼠鸟耗”等为借口，不断加收。

所以“火耗”实际上就是附加税。

清代规定，只有州县基层政府才有直接征收“钱粮”，也就是“农业税”的权力。不过清代同样规定“永不加赋”，就是永远不可以提高国家公布的正式税率。朝廷之所以出台这个规定，就是为了防止地方官盘剥百姓。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再严格的规定，对实际执行者来说都不是难题。国家不让多收税，他们可多收“费”，就是附加税。

收了“火耗”，不但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支出，甚至可以让自己过上相当奢侈的生活。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这么来的。当然，对于这笔巨大的好处，他们不能独吞，有一部分还要分润上级，需要层层送礼，这就形成了“陋规”。

康熙皇帝深知大清财政体制的弊端，也知道“陋规”因何而起。他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陋规”，官员根本无法生活。“为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诸其家，其何以济？”[21]“身为大臣，寻常日用岂能一无所费？若必分毫取给于家中，势亦有所不能。但要操守廉洁，念念从爱百姓起见，便为良吏。”[22]

但是康熙没有勇气彻底改革财政制度，提高官员工资，所以他做了一个在历代皇帝中都常见的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官员们偷偷去搞灰色收入。所以康熙皇帝私下里对大臣们“交底”，认为“规礼”是官员们的“应得之物”，他对官员“一意从宽不察察于细故也”[23]。比如他在直隶总督赵弘燮关于“陋规”的密折里曾这样批到：“外边汉官有一定规礼，朕管不得。”[24]

康熙晚年，浙江巡抚朱轼在密折中说工资根本满足不了生活需要，因此要求“浙税二道正项之外，余银八千余两。皇上如将此项赐臣以养家口，臣必尽职料理地方”[25]，这实际上是自辟“养廉”。康熙皇帝不但一口同意，而且还加以鼓励。他批道：“似此等事，奏得最是。”[26]

[1]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4）》卷二五，康熙七年五月十六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1422页。

[2]彭孙贻、杨士聪：《客舍偶闻·玉堂荟记》，于德源校注，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第41页。

[3]叶梦珠：《阅世编》卷一《灾祥》，来新夏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19页。

[4]转引自于善浦著，张玉洁编：《清东陵拾遗》，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第252页。

[5]章开沅主编：《清通鉴：顺治朝·康熙朝》（1），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岳麓书社，2000，第903页。

[6]章开沅主编：《清通鉴：顺治朝·康熙朝》（1），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岳麓书社，2000，第903页。

[7]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5）》卷四二，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1828页。

[8]章开沅主编：《清通鉴：顺治朝·康熙朝》（1），康熙五十年六月初五日，岳麓书社，2000，第1179页。

[9]《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

[10]《康熙起居注》（第八册），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徐尚定标点，东方出版社，2014，第162页。

[11]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5）》卷四八，康熙三十年十一月初九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1971页。

[12]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5）》卷四八，康熙三十年十一月初九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1971页。

[13]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5）》卷四八，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十六日，第2054—2055页。

[14]《康熙起居注》（第五册），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徐尚定标点，东方出版社，2014，第485页。

[15]《康熙起居注》（第五册），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徐尚定标点，东方出版社，2014，第485页。

[16]《康熙起居注》（第五册），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徐尚定标点，东方出版社，2014，第485页。

[17]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5）》卷四八，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十六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2056页。

[18]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5）》卷四八，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初三日，第2054页。

[19]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5）》卷四八，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初三日，第2054页。

[20]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4）》卷二六，康熙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1444页。

[21]《康熙起居注》（第八册），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徐尚定标点，东方出版社，2014，第161页。

[22]《康熙起居注》（第四册），康熙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徐尚定标点，东方出版社，2014，第13页。

[23]《康熙起居注》（第八册），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徐尚定标点，东方出版社，2014，第161—162页。

[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七册），《直隶总督赵弘燮奏为病已稍愈拟送章文鐄回京供职折》（康熙五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档案出版社，1985，第739页。

[25]《康熙起居注》（第八册），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446页。

[26]《康熙起居注》（第八册），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4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