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知县，县里的其他官吏也都有自己的“常例”。比如县丞主簿是“夏绢银八十两。夏样绢四匹。农桑样绢二匹。农桑绢银五两。秋粮长银一十两。……”[1]收入大体是县令的五分之二左右。典史也有“出外里长供给并店钱人情纱绢书帕”[2]等项。

除了官员，县政府里还有一种角色，叫“书吏”。传统时代，中央政府设有六部，地方各级政府也对应设有“六房”。大体而言，县里的六房相当于今天各地县政府下属的“局”或者“科”。“书吏”也就是县政府的普通办公人员。除此之外，还有一类人就是大家熟悉的“衙役”。就连他们也都各有各的“常例”收入，而且收入还不低。这是因为科举时代，进士和举人们并无任何专业知识，很多公事都交给书吏和衙役去处理。这些人是县级政府的具体办事人员，也是专制权力的终端，他们每天都与百姓打交道。知县没干几年就要调走，但是他们却长期在本地工作，更加了解地方民情。刚到任的官员不得不高度依靠这些人，于是他们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就可以“轻重高下，悉出其手”[3]，得以营私的手段很多。

大明王朝后期的腐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腐败侵蚀到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细胞之上。上至皇帝为了自己的私库加收矿捐，下到小小的衙役通过把持官府家资上万。居官如同贸易，读书只为敲门。办一件事需要多少贿赂，有公开的明码标价，“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钝口夺于佞词，人命轻于酷吏”（《明世宗实录》卷一五三）。

社会的精神支柱已经垮塌，礼崩乐坏，物欲横流，人们在末世气息中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的欲望。

在早年读书的时候，海瑞就多次在作文中叹息：“纷纷世态，其不当予心有日矣！”[4]他感叹这个世界，实在是太不称他的心意了！

更让海瑞气愤的是，在沧海横流之时，饱读圣贤之书的士大夫们没有几个人以圣贤自任，挽此颓风，反而和光同尘，竞相逐利。即使那些口碑尚好的公卿大臣，也不过是手伸得不太远，钱捞得有节制而已。在他看来，举国上下，已经没有一个人称得上“正人君子”。“世俗群然称僻性、称所行大过者，多是中行之士。谓如此然后得中道、善处世，则必乡原之为而已。所称贤士大夫，不免正道、乡原调停行之。乡原去大奸恶不甚远，今人不为大恶，必为乡原。”[5]那些特立独行的孤介之士，在他看来做得还远远不够，而贤士大夫则都是些污秽之人。他恨这些模棱两可的“乡愿”甚于大奸大恶，因为他们盗用了圣人的名义，对圣人之道危害更大。

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就是，你不能要求这个世界适应你，而是你应该去适应这个世界。海瑞恰恰反其道而行之。整个世界昏天暗日，几乎不见一丝光亮，海瑞却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激动，他要成为这滔滔世界的中流砥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即使是与整个世界为敌，他也毫不退缩，这情景恰好是为英雄搭建好的舞台，他喜欢这种悲壮慷慨的感觉。

其实，海瑞所向往的世界，也并非遥不可及。明朝开国之时，太祖朱元璋已经为这个世界制定了蓝图，他制定了一系列祖训家规，对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做了详尽到无以复加的规定，定下了万年之基。在海瑞看来，这些规定尽善尽美。他认为，所有的错误、所有的丑恶，都是因为人们不能严格遵守圣人和祖宗的教训，一任私欲发展造成的。

上任十天后，海瑞公布了一个决定：革除所有“常例”。

在别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而在海瑞看来，却是天经地义。如果全世界都默认“常例”的存在，那只能说明全世界都错了。错了就要改过来，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虽然没上任之前，那些消息灵通人士已经把“笔架先生”的名声传播到了全县，大家已经对这位新县令的怪脾气有了心理准备，可是没有人想到，海瑞上任后的第一把火是革除“常例”。这简直是疯狂，是政治自杀，是天方夜谭！人们估计，不出三天，海瑞就得改口。

然而海瑞说到做到。他把所有的“不合理收费”一刀切，不光是自己的“常例”，还包括县丞主簿、典史、教谕训导、阴阳官、医官、六房吏等大小官吏的各类“常例钱”。“他如户房钱粮册，工清军匠册，刑审录，礼寺观兵、乡兵、民壮等册，皆有上房旧例。今尽革去。”[6]

这一举动不亚于一场“政治地震”。不但全县官吏如遭晴天霹雳，通省官员都目瞪口呆！震惊过后，大家都屏息静气，准备看这个初入官场的愣头青的笑话：看他吃什么，穿什么，拿什么养活家口，拿什么招待过往官吏，拿什么孝敬上司……看他能坚持几天，坚持不住了又该如何收场。

“海笔架”还真坚持下来了。靠一个月五两银子，他真就养活了一大家子。当然，生活水平和别人无法同日而语，而且还要想一点别的办法来维持生计。海瑞在官署后院的空地上开了一片荒，约有二分（133.3平方米）大小，种上了黄瓜、豆角，每天下班，就换上粗布衣服，扛上锄头干上一阵。全家人每天都吃粗粮，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肉。入仕之后，海家的生活水平反倒不如以前了。海瑞本人一身官服穿了六年，穿得四处补丁，看不出颜色，用手一扯就是一根线头。每天烧饭用柴，都是老仆到山上打来的。有一天，海瑞发现老仆打来的山柴枝叶枯干，不像是新砍的，遂把老仆叫来讯问。老仆不敢隐瞒，只好交代说是街上有人巴结他，替他打好了背回来的。海瑞立刻叫他把送柴人找来，当场给了送柴人五十枚铜钱作为柴价，之后关上院门就把老仆打了一顿。

淳安县的县丞主簿要求调离，衙役门子也都回家不干了。海瑞不为所动。你走你的，你不干自有别人干。县丞主簿走了，他把业务接过来自己做；衙役不干了，他从贫困地区再招。别人做得很清闲的县令，他做得东奔西跑，灰头土脸，一年都没有几天休息的时候。

上司生日、红白喜事，正是下级们“表示”的最佳时机，别人都是成百上千两银子拿去送，他只写一封贺信；上级来检查工作或者路过，他招待住宿都按国初太祖时定下的标准。渐渐地，淳安成了官员们的危途，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愿出差到那里。

“海笔架”的桩桩件件，逐渐成了浙江省官场上日不可少的新闻，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连浙江总督胡宗宪都成了热衷的传播者。一天，在全省的高级官员会议开会之前，胡宗宪神神秘秘地告诉大家：“听说‘海笔架’给他母亲做寿，居然上街买了二斤肉！连淳安县的肉贩子都这么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做上海县令的生意！”[7]

全会场哄堂大笑。

海瑞就这样成了全省官场上的“海怪物”。

一方面是官俸不足以维持正常开支，另一方面却是官本位，官万能，各级官员权力不受约束，制定各种土政策，进行各种乱收费几乎没有任何障碍。通过加收摊派来获取行政费用，以支撑政府运转，是古代政治中的一个正常现象。问题是加收多少、摊派多宽，并没有明文规定，完全是暗箱操作。并且，对于政府机构的财政收支，从来没有建立过有效的会计审计制度。官员们往自己口袋里放钱，就像吃饭夹菜一样容易。

在这种制度下，官员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做清官，一丝不取，结果就是甘于正常人无法忍受的贫穷。明代的著名清官轩輗“寒暑一青布袍，补缀殆遍，居常蔬食，妻子亲操井臼”[8]；秦纮“廉介绝俗，妻孥菜羹麦饭常不饱”。这种窘状，清官传上比比皆是。另一种就是遵照官场惯例，通过土政策来维持开支，支撑关系网的建立。而一旦越限，人们的欲望往往就一发不可收拾。

对于制度性腐败，历代以来，应对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杀”，从肉体上消灭贪官；另一个就是教化，通过树立典型，大力表彰，提倡正确的导向，来感化人、转化人。

可这两种办法都运用不当，效果不佳。历代以来，以明太祖朱元璋惩贪最为坚定，对官员要求最为严苛，然而，偏偏是他定下一系列惩贪祖制的明王朝，腐败得无以复加，最终因腐败而亡国。

几千年来，历代王朝总是被腐败击倒。虽然有无数的明君贤相、大儒哲人，可从来没有人尝试过用其他办法来治理腐败。纵使付出了惨重代价，人们依然执迷不悟。

在这样一个封闭完足的文化体系包围下，一切答案都有现成的正统解释，人们已经丧失了建设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丧失了用自然的方式去思考的能力，只能在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

[1]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二《条例·兴革条例》，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279—280页。

[2]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二《条例·兴革条例》，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280页。

[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五，绍兴二十三年八月丙子。

[4]海瑞：《海瑞集》（下册），卷五《议论·客位告辞》，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705页。

[5]海瑞：《海瑞集》（下册），卷六《论·乡原乱德》，第732页。

[6]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二《条例·兴革条例》，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277—278页。

[7]贾葆蘅：《嘉靖王朝》（下册），华夏出版社，2009，第502页。

[8]张廷玉等：《明史（四）》卷一五八，列传第四六，《轩輗传》，中华书局，2000，第28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