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建树

刘师培是江苏仪征人，其家世传经学，亦属“扬州学派”成员。刘师培曾祖刘文淇是刘氏经学世家地位的奠定人。

刘文淇（1789—1854），字孟瞻，出身贫寒，年轻时便以授徒糊口，做乡村塾师。其舅凌曙予其生活和学习以关照，亲自指导其学业，这为其后来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舅甥二人在经学研究方面趣向不同，凌曙治《公羊》，刘文淇治《左传》，但凌曙在学问上的雄厚功力和刻苦精神都为刘文淇所继承和光大。终其一生，刘文淇科名不高，仅为优贡生，而且一直以课徒游幕为业。生活道路虽坎坷且不显达，但他始终对学问孜孜以求，最终以精研《春秋左氏传》而有名于当世和后世，成为公认的经学家。

《春秋左氏传》属十三经之一。诸经早在唐、宋之时便已有人为之作疏，但这些旧疏很为清代经学家所不满，《左氏传》之疏亦如此，正如刘师培伯父刘寿曾所言：

十三经者，宋人增补唐人《九经正义》之名也。六朝义疏之学最盛，其师法犹渊源于汉儒。唐人之作正义，多取六朝义疏而没其名。然掩复之过与存古之功，各不相蔽，其优劣当以所取注为断焉。唐人于《易》，弃马、郑、荀、虞诸家，而用王弼、韩康伯注。王、韩注《易》，多参清言，故《易》疏亦多空语。非其考订之疏，乃本原之舛也。于《书》则兼用伪古文，弃马、郑古谊，而用梅赜《传》，亦失裁断。惟疏中于名物训诂尚详备耳。于《左氏传》则弃贾、服、郑、颖诸家，而用杜预《集解》。疏中凡杜氏不用旧注者，每驳旧注而曲傅杜氏，亦其一蔽。此三疏皆出孔氏颖达手，《书》疏为上，《左氏》疏次之，《易》疏则最下也。……[1]

以是之故，清代经学家发愿对十三经重作新疏。

道光八年（1828年），刘文淇与刘宝楠、梅植之、包慎言、柳兴恩、陈立共应乡试，“病十三经旧疏多踳驳，欲仿江氏、孙氏《尚书》，邵氏、郝氏《尔雅》，焦氏《孟子》，别作疏义”。[2]“始为约各治一经，加以疏证。”[3]刘文淇分任治《春秋左氏传》。此后直至去世，他断续在这部繁难的“大经”上下了许多功夫，做了大量工作，使《左传》的旧注、旧疏都得以被清理。具体情形，如其子刘毓崧所言：

生平湛深经术，于《春秋左氏传》致力尤勤。尝谓左氏之义，为杜注剥蚀已久，其稍可观览者，皆系袭取旧说。爰辑《左传旧注疏证》一书。先取贾、服、郑三君之注，疏通证明。凡杜氏所排击者纠正之，所剿袭者表明之，其沿用韦氏《国语注》者，亦一一疏记。……上稽先秦诸子，下考唐以前史书，旁及杂家笔记、文集，皆取为证佐，期于实事求是，俾左氏之大义，炳然著明。草创四十年，长编已具，然后依次排比，成书八十卷。又以余力辑《左传旧疏考正》一书，……凡得二百余条，厘为八卷。[4]

《左传旧疏考正》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即已刊行，《左传旧注疏证》却因博采众说、涉猎较广而不易卒业，刘文淇仅纂成《长编》八十卷，《疏证》则只成一卷，编至隐公四年，便撒手人寰。终其一生，刘文淇未完成《疏证》，除因工程浩大外，也与他用较多精力替人校勘书籍而未能全力投入有关，也就是说，他不仅以经学名世，也以校勘学为人推重。他曾替阮元校勘宋元本《镇江府志》，并成《校勘记》四卷，又替岑建功校勘《旧唐书》和《舆地纪胜》，与同事（含其子毓崧）共成《旧唐书校勘记》六十六卷、《舆地纪胜校勘记》五十二卷，还校订过《礼记训纂》。他之精于校雠，“不啻如己之撰述”。[5]校勘之外，他也从事过编述之事，担任过重修《仪征县志》的总纂，并曾与人共注《南北史》。

刘文淇之子、刘师培祖父刘毓崧（1818—1867），字伯山，自幼便随父客游四方，从父受经，“长益通博……以淹通经史有声江淮间”。[6]一生科场不顺，仅以荐授八旗官学教习，故亦以课徒游幕为生。长于校书，居曾国藩、曾国荃幕中最久，任事金陵书局。左氏之学方面，著有《春秋左氏传大义》，但并未继承父业，续作《左传旧注疏证》。[7]经学方面，还著有《周易》、《尚书》、《毛诗》、《礼记》之《旧疏考正》各一卷。并有《经传》、《史乘》、《诸子》诸《通义》若干卷及《王船山年谱》二卷等著作。因精于校雠之事，故“自出游及家居，所主多专司校书。刊讹订谬，搜逸撮残。视己所撰述，尤加矜慎”。[8]最大的成就在于校勘《王船山遗书》。

刘毓崧长子、刘师培伯父刘寿曾（1838—1882），字恭甫，也以游幕校书为生，助父校书数种。科名仅为副榜贡生，曾被保举知县，加同知衔。其志向仍在左氏之学，立意完成祖父刘文淇所未竟之《左传旧注疏证》，但虽殚精竭虑为之，还是“至襄公四年后成绝笔”，[9]卒未成完璧。之所以如此，亦与校书相关，“顾既悴精《左疏》，仍兼书局雠校文字之役，精力耗损，犹不自已”。[10]其校书之作有《南史校义集评》等。

刘毓崧次子、刘师培之父刘贵曾（1845—1898），字良甫，早年佐父兄为文事，并游幕于南昌等地，后返扬州理家，与当地士绅一同助守令治事。曾中副榜举人，敕授文林郎。助兄寿曾作《左传旧注疏证》，遂通两汉古文家法。而且“平生于学靡不通，尤邃于历”。[11]以所长治经，著有《左传历谱》、《尚书历草补演》、《礼记旧疏考正》。

由上可见，从刘文淇开始，刘师培的三代先人都以经学自任，左氏之学已成为其家学，《左传旧注疏证》赓续不绝（有证据表明刘师培之叔刘富曾也曾与其事），可谓学界一大奇观，以经学世家称其家族似不为过。

二、学术风格与特色

作为“扬州学派”的一员，仪征刘氏在学术渊源、学术风格、治学特色诸方面同样有该派成员的特质，即不拘门户，同时承受吴、皖两派的影响，尤其是皖派，从而兼有两派之长。

刘寿曾曾为文谈过扬州之学包括自家学术是如何源于徽州学者江永、戴震的。他说：

国初东南经学，昆山顾氏开之。吴门惠氏、武进臧氏继之。迨乾隆之初，老师略尽，儒术少衰。婺源江氏崛起穷乡，修述大业，其学传于休宁戴氏。戴氏弟子，以扬州为盛。高邮王氏，传其形声训故之学；兴化任氏，传其典章制度之学。仪征阮文达公，友于王氏、任氏，得其师说。风声所树，专门并兴。扬州以经学鸣者，凡七八家，是为江氏之再传。先大父早受经于江都凌氏，又从文达问故，与宝应刘先生宝楠切磨至深，淮东有二刘之目。并世治经者，又五六家，是为江氏之三传。先徵君承先大父之学，师于刘先生，博综四部，宏通淹雅，宗旨视文达为尤近。其游先大父之门，而与先徵君为执友者，又多辍学方闻之彦，是为江氏之四传。[12]

从这段文字来看，江永、戴震之学在扬州广为传播，王念孙、引之父子（高邮王氏）、任大椿（兴化任氏）、阮元（仪征阮文达公）等皆承其学并光大之，刘文淇自凌曙受经之余，与阮元多有交往，受其影响较大，再经与刘宝楠切磋，学问遂成，其子则承其学，父子之学可视为江氏学术之三传四传。这里所强调的刘氏家学自江永、戴震传承而来，即衍皖派之余绪确属事实。但另一方面，吴派治学特色亦为刘家所汲取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尤其体现在刘文淇对《左传》旧注的疏证上。

刘文淇《左传旧注疏证》的一个基本做法是崇汉排杜，在他眼里，凡汉皆好，凡杜皆坏。这虽有矫枉之意，但显然源于吴派门径。《疏证》对贾逵、服虔等汉人之《左传》旧注进行纤细靡遗的罗列，而对晋杜预之注不遗余力地加以摒斥，有时甚至盲从贾、服之注而不顾杜注是否合理。《疏证》还“上稽先秦诸子，下考唐以前史书，旁及杂家笔记、文集皆取为证佐”，与吴派“好博”、“尊闻”的特点相契，而且尽量少用《史记》，也是受惠栋《史记》荒疏不可据之说的影响。吴派学术特色为刘氏汲取，所带来的一个长处便是使《疏证》汇集了极为丰富的材料，对《左传》汉人旧注进行了集大成的总结，贾、服旧说收罗之完备、归纳之清晰都罕有其匹。但同时也有短处，即凡汉皆好、凡杜尽坏的做法，似非公允。当然，刘氏毕竟主要承袭江、戴皖派之学，故在采吴派之长的同时并不固守吴派清规，“好博”而不“笃守”，“尊闻”而不迷古，“期于实事求是”。所以《疏证》能收罗运用其他古文家研究《左传》的成果，突破贾、服的局限，而且尊崇汉人也不薄后人，对清代学者的成果择善而从。值得一提的是，《疏证》充分吸取了皖派注重名物典章制度专题研究之长。刘氏在注例中说“释春秋必以礼明之”，故书中运用三礼，尤其是《周礼》解释古代典章制度的地方颇多，对服饰器物、姓氏地理、古历天算、日食晦朔、鸟兽虫鱼也皆细加训诂，精密考证，皖派学术特色体现得非常鲜明。可以说，刘氏家学结合了吴、皖两派之长。以是之故，章太炎在答支伟成所询刘氏应属何门派时认为，刘文淇“学在吴皖之间，入皖可也”。[13]

刘氏家学还有不局限于吴、皖之处，即对今文经学不一味排斥并有学术经世的意愿。刘文淇的学问由其舅凌曙发蒙，而凌曙却治《公羊》，服膺刘逢禄之今文经学，这一学术取向对刘氏治学颇有影响，刘氏治《左传》，不像一些所谓严守家法之学者那样抱残守缺，而是兼容异说，不废今文。另外，刘文淇为学颇重经世致用，他曾致书陈立，勉其“通经致用”，并且自身也在“治经之余，颇留心乡邦利害”。[14]他还与汉宋学兼治的汪中之子汪喜孙多有交往，讨论过性道问题，汪希望他教导后生“通经致用，处为纯儒，出为良吏”。[15]能被人如此寄望，可见其平日行止与此相近。他在学术上的这种追求，也为其后辈所继承和光大。除经学外，自刘文淇始，刘家几代人都精于校雠之事，这虽非其家学特色，但亦可表明其学术功力，因校勘学是从事经、史、子等古典学问研究的基础所在。

总体来说，刘氏家族的学术特色主要体现在经学上，尤其是左氏之学上。其学术风格与“扬州学派”总的学术倾向是一致的，既兼采吴、皖之长，又不局限于吴、皖，而是做到了兼容并包。

[1] 刘寿曾：《十三经注疏优劣考》，见《传雅堂文集》卷1，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2] 陈立：《论语正义序》，转引自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173页。

[3] 刘恭冕：《论语正义后序》，见刘宝楠：《论语正义》，4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7。

[4] 刘毓崧：《先考行略》，见《通义堂文集》卷6，南林刘氏求恕斋刊本。

[5] 刘毓崧：《先考行略》，见《通义堂文集》卷6。

[6]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210页。

[7] 科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之《整理后记》中言：“刘稿相传为文淇、毓崧、寿曾三代所著，管见以为第一卷外实寿曾一人之笔。……据清史儒林传云：‘文淇治左氏春秋长编数十巨册，晚年编辑成疏，甫得一卷而殁。毓崧思卒其业未果；寿曾乃发愤以继志述事为任。’检毓崧遗著及传记，亦未有言及续纂左传疏事。”

[8] 刘寿曾：《先考行状》，见《传雅堂文集》卷3。

[9] 刘师培：《读左札记·序》，见《遗书》，第292页。另，一般都说刘寿曾作至襄公四年而卒，只有彭作桢《周礼古注集疏序》说“止于襄公五年”（见《遗书》，184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整理者所依据的原稿确是止于襄公五年。

[10]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211页。

[11] 刘师培：《先府君行略》，见《遗书》，1260页。

[12] 刘寿曾：《沤宦夜集记》，见《传雅堂文集》卷1。

[13]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11页。

[14] 刘师培：《跋陈卓人上刘孟瞻先生书》，见《遗书》，1981。

[15] 刘师培：《跋汪孟慈与刘孟瞻书》，见《遗书》，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