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顿：奥地利作曲家，其作品有歌剧、弥撒曲、康塔塔、清唱剧、交响曲、弦乐四重奏、奏鸣曲，数量之多几乎难以胜数，仅交响曲就有104部之多，奥地利国歌《上帝保佑弗朗茨皇帝》即是海顿所作。

1805年1月的一个清晨，心情愉快的海顿正在享用早餐，这时他的目光突然落在餐桌旁一份报纸的大字标题上：约瑟夫·海顿逝世。

他捏了捏自己的胳膊，确认他自己不是在做梦。但报纸上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我们极为悲哀地获悉，著名作曲家约瑟夫·海顿大师昨日溘然长逝，享年七十三岁。”

海顿有如遭受当头痛击。“该死的！”他在想。“我倒是没有想到，会突然间溘然长逝—现在还不到时候！”他迅速跑到朋友那里，之后与朋友一道去《维也纳日报》编辑部。那位好心的编辑惊愕于看到海顿，他不断地请求原谅。他说，他昨天夜里才得了海顿前不久重病的消息，还有说他仅活了七十三岁—长话短说，这完全是一个无法理解的错误，将在第二天的报纸立即加以更正。

但这则消息却不胫而走，很快传播开来。吊唁信、鲜花和花圈不断送来，凭吊人纷至沓来，一些人来到后听说这是一次虚假的噩耗，既感到高兴也感到有些失望。

伦敦、巴黎和彼得堡得到这个消息都极为震惊，小提琴家罗道夫·克洛采为纪念海顿谱写了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凯鲁比尼写了一首康塔塔：为约瑟夫·海顿之死而作，《辩论报》向他的读者宣布，将举行一次隆重的追悼会，届时演出莫扎特的《安魂曲》。

“噢耶，噢耶！这些好人！”海顿在读到这些消息时叹了一口气。“若是他们事先通知我就好了，那我就会亲自前往，也要亲自指挥《安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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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4年1月19日，海顿第二次踏上英国的土地；这次他携带了他的忠仆、著名舞蹈演员芳尼·埃斯勒的父亲一道前行。到达边境城市舍尔丁时，海关人员询问这位旅游者的职业。海顿笑着回答：“您就填上Tonkünstler[1]吧！”“Tonkünstler?”一个海关人员问另一个人。这个人回答说：“别犯傻—就是陶土工。”“完全正确！”海顿笑了，同时指了指埃斯勒，“他是我的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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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顿有一次应邀去参加一个晚会。他穿上礼服，面对镜子发现需要刮胡须，可令他恼火的是剃刀钝得很，这使他不知所措。他喊叫起来：“这把该死的剃刀。我现在要赶时间。谁要是给我弄到一把锋利的剃刀，我就给他写一首美妙的四重奏。”在场的出版家勃兰德脱口而出：“忍耐一下，大师！”几分钟之后他跑了回来，带来一把剃刀供海顿使用。作曲家履行了他的承诺，为布兰德写了著名的《剃刀四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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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4年，当海顿在伦敦逗留时，他与饮誉全欧洲的女歌唱家伊丽莎白·比林顿交往频繁。她的声音和容貌令他着迷。有一天，她把一幅她的画像—这是著名画家雷诺德画就的—拿给海顿看。画家把这位女歌唱家画成主管音乐的圣·赛茜利，双目仰望上天，谛听环飞在她上方天使的歌唱。

“大师，您看这幅画像好吗？”伊丽莎白问道。

“画得很像，”海顿回答说，“但是有一个大的错误。”

“什么错误？”女歌唱家感到好奇，发问说。

“这位画家犯了错误，尊敬的夫人。因为不该是您在谛听，应当是天使谛听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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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有人问海顿，为什么他的弥撒曲经常是那么欢快，那么愉悦。大师回答说：“因为每当我想到亲爱的上帝时，我就变得难以名状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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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0年当海顿在伦敦逗留期间，威尔士亲王委托著名的画家约翰·霍普纳为大师画一幅肖像画。海顿来到了画室，两人很客气地聊了片刻。随后画家拿起了画笔，开始素描。可就在这一瞬间海顿的面部表情倏地发生了变化，亲切和善的神态变得不自然、烦恼和扭曲。

霍普纳可是一个知人的人，他知道，这位老先生喜爱年轻漂亮的，特别是能与他讲母语的女人。在亲王的帮助下，他找来了一个德国女仆，年轻貌美，衣着入时，事先对她做了叮嘱。

当海顿再次来到画室时，他看到一个迷人的女同胞，高兴极了，而且她还是他的一个出色的知音。一场格外轻松和愉快的交谈开始了，在海顿的脸上很快就流露出和蔼温柔的表情。画家捉住这样的瞬间。它成了霍普纳一幅杰作，也成为海顿的一段有趣的经历，至于这个年轻的女人呢？这段往事成了她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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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顿的朋友们多次逼迫他去写他自己的传记或至少留下点什么，可海顿却经常表示拒绝。他更愿在朋友圈子里无拘无束地聊起他生活中的那些鲜为人知的经历，特别喜欢谈论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当时在一本内容庞大涉及乐坛的书中，对这位音乐家只字未提，这令他的朋友们愤愤不平。风景画家笛斯试图做最后的尝试来说服大师。但海顿毫不妥协，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他的生平对任何人都毫无意义可言。直到他得知，他的这位伙伴是一位艺术家，还是一个音乐爱好者。海顿同意了“这个人”为他作画，说道：“一定会让他感到我对他的访问是愉快的。”我们应当感谢这个决定，海顿在传记中使我们看到了其作为人和音乐家的可亲形象，他得以栩栩如生地活在后世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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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顿五十七岁时—这在当时算是高龄了—受到邀请，第三次前往英国，他受到热烈的欢迎，在英国作曲家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有如他之前的亨德尔一样。他的朋友们曾试图劝说他放弃这次邀请，向他描述了这次长途之旅的艰辛和困难。但海顿不为所动，他要再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在生活中去享受他在他的祖国没有享受到的荣誉。有人做出了最后的尝试：“亲爱的大师，但是您根本就不懂英语呀！”

“这说明不了什么，”海顿的回答坚定而富有深意，“我的语言是音乐，整个世界都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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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顿的婚姻可不是特别幸福，他的妻子喜欢吵架，有着强烈的控制欲，而且喜好与海顿酷爱的音乐毫不搭界，到最后两人自愿分居。他的一个朋友有一天发现在海顿的书桌上放着一大捆没有开启的书信，在问及这些信的内容时，作曲家解释说：“这都是我妻子的书信，我从来没有读过。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她也从来不读我写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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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海顿被聘为维也纳莫尔岑公爵的音乐指挥，后来他很乐于讲述这样一件往事：

有一天，当我在演奏羽管键琴时，漂亮的莫尔岑公爵夫人俯下身来，以便能清楚地看清乐谱。这当儿她戴的围巾松散开来，我随即朝她**的乳沟深深地望了一眼。我的手指在键盘上一下子便完全胡乱地弹了起来，发出了少有的不协和音。

“海顿，怎么回事？您怎么啦？”

我非常庄重地回答：“尊敬的夫人，有谁看到这一景象时会不失去镇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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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顿在伦敦指挥他的一部交响曲的演出。听众都涌到乐池的栏杆四周，以便一睹这位作曲家的风采。这样一来大厅几乎空无一人，恰巧就在这当儿，厅顶的大型照明灯却由于固定处松动而坠落下来，正好落在此前坐满听众的地方。

海顿事后回忆这个突发事件时说道：“看来我的音乐确实有价值的，无论怎么说它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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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顿的一个朋友向他抱怨自己变得老态龙钟，行将就木。作曲家回答他说：“我亲爱的朋友，我理解您的心情，因为我也不比您好多少。但您相信我，尽管日渐衰老，可一直还有机会活得更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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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顿1761年在埃斯特哈齐家族任职，1766年埃斯特哈齐宫堡建成时，他被聘为宫廷乐队长。当亲王把他的官邸从埃斯特哈齐迁往艾森斯塔特时，他依然对这座宫殿恋恋不舍，每年都有六个月的时间来此逗留，当然也要携同他的乐队全体成员。年轻的乐师只能把他们的家眷留在艾森斯塔特。

有一年，亲王把他留在埃斯特哈齐的时间延长了两个月，乐师们对此抱怨，要求海顿向亲王提出请求，给他们一个特殊假期。为了成全乐师们，天才的海顿提出要谱写一首交响曲，在他谱曲的过程中，乐师们不需要演奏，因此可以一个接一个收拾好他们的乐器，离开场地。

埃斯特哈齐公爵理解了作曲家的用意，于是允许他的乐师们回到艾森斯塔特家中。

那时演出海顿的这首交响曲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个别名：《告别交响曲》（即作品45，升F小调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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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顿希望他的学生贝多芬在其作品Op.1钢琴三重奏的标题上写上海顿学生的字样。但贝多芬却对此不以为然，因为他一再说过，他从海顿那里什么也没有学到。

贝多芬陷入一种尴尬境地。他认为把第一部作品献给海顿是不可能的，他无法满足海顿这个愿望。于是他找到一个得体的办法：三重奏献给海顿，但却是他的作品第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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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海顿因事受到官方的传讯。那位传讯员根本不把海顿当回事，连座位都没有给他。

海顿本人从办公室拖来一把椅子，坐了下来，对这位官员说：“请您原谅了，当我站着时，那只是在辞典里。（动词Stehen有站立、载入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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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以后，当拿破仑的大炮响彻维也纳的上空，海顿正重病在身。海顿的家人和仆役都挤在小房间里，惊魂不定，大炮就在不远处轰鸣，战斗正在近处打响。他请求人们把他抬到钢琴前，开始弹奏他写的奥地利国歌。随后他环顾四周，面露出最后的、也是无比慈祥的微笑，说道：“我的孩子们，你们放心好了，有我海顿在，你们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

当拿破仑得到海顿去世的消息时，他立即下令，在海顿家的门前安排卫兵站岗，表达对作曲家的敬重。几天之后在维也纳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海顿被葬入胡恩特斯托姆公墓。

[1] Tonk ü nstler中的“Ton”是声音、音调，“K ü nstler”是艺术家，Tonk ü nstler即是音乐家；但“Ton”这个字在德语也有陶土之意，于是两位海关人员就把Tonkü nstler理解为陶土工。